精神病理学与政治-政治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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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领袖有着各种各样古灵精怪的想法,而另外一些却几乎不被新事物所吸引。某些领袖即便在很宽松的上司手下做事,依然可以做到最好;而另外某些领袖在这种情况下,却总会把事情弄得七零八碎,除非上头有强大的压力逼迫他。有些领袖从下属那里得到的影响力,是来自他们所处地位产生的威信,而不是来自他们人格魅力所产生的威信。有些领袖被人们信任,是因为他们认真、负责任地对待每个细节;然而,另外一些领导者却忽略细节,只是考虑大体的政策。

    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会发现一部分领袖明显地与煽动者类似,不同之处只在于他们更接近于特定的个体,因此,他们会把感情转移到非同一般的对象上。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某种独立空间,而不像大多数人那样被迫去“出人头地”。这种人格会牢牢地束缚他自己,然而同样也会束缚他去协调的自己圈内成员的关系。这种领袖通过不断的活动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统筹者。

    与煽动者有联系的团体包括那些有想象力和有上进心的人。H的人生经历属于这个层面,还偶尔展现出H在战争中的表现。

    一方面我们可以精确地说,在处理与上级的关系方面,H是老练的,似乎很开放、很真诚。另外应该补充的是,在与他自己的前程命运息息相关的情况下,他明显地过于紧张,并且有可能会高估自己。如果他的要求被拒绝,他会略有指责。老主管有时会抱怨与H开会跟干一天活一样,尽管在他的手下H总能做到最好。这个老人感觉到,如果草率地拒绝了H的方案,那么H也许会完全崩溃,并且他相信这个年轻人实在是太自负了,以至于不能受一点伤害。当H意识到他的上级让他一个人独立工作时,他常常发怵,而他也常常疑惑为什么这种和他自己的兴趣相反的观念会左右着他。H表现出一种趋向,就是对下级表现得很自大、很傲慢,当他在军队里面时,很明显他只会通过上级授予他的正式权威来维持纪律。

    H是独生子。他的父亲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具有压倒性权威、严格厉行纪律的人。他的父母在有关性的方面过分保守,令他感到最尴尬的记忆之一就是当他问妈妈孩子是怎么来的时候,他妈妈表现出混乱、不知所措和恼怒的情绪。他只好靠自己,加上一系列小事的鼓舞,他自己主动去探索关于性的问题。男孩开始沉浸在关于性的小插曲和遐想中,并且总是设法避免让家里人发现,因此在有家人在场的时候总会非常紧张,心里有罪恶感,生怕被发现。后来,H长大成为一个朝气蓬勃并且看起来很无忧无虑的少年,他含蓄委婉地听从父母的话,与陌生人见面总散发出迷人的魅力。H总不断地让自己被动接受各种各样的任务,养成了服从和接受权威的习惯,这些又使得他的内心深处的偏见被掩盖起来。

    大约四岁的时候,H惊奇地发现他的父母作为异性竟然拥抱,这一幕生动地唤起了他内心朦胧混沌的好奇心和尴尬。他早年梦中的记忆碎片暗示出:他对自己的父亲有着强大的敌意,原因是他认为自己的父亲伤害了母亲,而对于母亲他同样抱有仇恨,因为他认为母亲背叛了他。

    他的体验持续来自一连串的事件,他和同龄伙伴曾经有相互暴露性器官的经历。一边是深感压抑与诱惑的故事,他要在里面扮演主要的角色。与此同时,他又成功地扮演了那种模范男生的角色。

    然而,当H十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在一段时间内使他的邻居们对他产生很坏的印象,即给他贴上了肮脏下流坏小孩的标签,这件事随后带来很多负面反响。他触摸了一个邻居小女孩的性器官,而且那个小女孩年纪比他小。小女孩的哥哥和姐姐们都饶有兴趣地围观。孩子们添油加醋,消息迅速传到小女孩的妈妈耳朵里。她非常冷静地处理了这件事,但是她觉得自己有必要告诉男孩的妈妈。H的妈妈把事情告诉了他爸爸,这在H的眼中是至今为止最糟糕的事情。他的父亲非常严厉地责骂他,整整两周不准他到院子里去玩。他的父亲很生气,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拿这件事情来教训他。不久后,H的父亲又跑到邻居的家里,表示那个小女孩也应该像他的儿子一样受到惩罚。这种不得体的举动使得他们邻里之间的关系彻底决裂了。

    现在,碰巧那个邻居经营着当地一份重要的报纸,并且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机会去攻击H的爸爸所领导的政府部门,说他们工作效率等方面有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攻击已经持续好多年了,然而H的爸爸还是偶尔说H应该对那件事主动承担责任之类的话。

    就这样,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男孩被他的邻居排斥,他从来没有被邀请去参加派对,虽然他跟其他孩子们玩得来。男孩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便从离家远的地方找伙伴。女孩的哥哥认为自己应该转过来反对H,所以他们之间还打过几次架。

    14岁的时候H开始读高中。在头两年,他总是远离游泳池,因为他对自己生殖器周围长出的阴毛感到非常害羞和尴尬。他觉得这个很妨碍他的生活,并为此感到忧虑。然而这种忧虑持续没多久,又有一些问题困惑他。他现在相信自己的阴茎超乎寻常的大,并且他的睾丸垂掉得太低了,看起来非常丑陋。在大学里,他被人取外号叫“公鸡”,除了别人都说他自大的原因之外,他私底下怀疑这是人们嘲笑他的阴茎大的缘故。

    一个室友教会了他如何手淫,于是他在连续六个月里都这么做。他的射精变得如此频繁,以至于他的母亲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的父亲。曾经一段时间,H的父亲非常理性地对待这件事,父亲和H进行了一次友好的谈话,并告诉他过分纵容自己的这种行为是不好的,于是H停止自己这样做。然而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每天恍恍惚惚的白日春梦不断地困扰他,也许这种过分手淫真的已经永久地影响了他的成年生活。

    H对自己母亲的身体有着强烈的好奇心,然而这又令他感到极度害羞。他回忆起过去在妈妈的房间里闲逛,直到妈妈准备换衣服的时候,他内心多么希望妈妈已经忘记把他赶出去。他发现自己在脑子里想象妈妈身体的形态,并且有几次还尝试从钥匙孔里窥视。然而,他突然记起了父亲曾经讲过一个故事,里面的“窥视者”受到人们极大的轻蔑和鄙视,于是他便抑制住自己的冲动。他好几次梦到自己和母亲性交,几乎总是发生在异常紧张的时期里。这些梦被埋藏得很深,现在想要清楚的记起都很困难。

    他对性的好奇甚至延伸到动物身上,他对狗在性方面的种种行为感到很兴奋。这些原始的兽性和猥亵的性结合,使他惊讶地相信自己的罪恶远远超乎了想象。

    H的第一次性交使他承受了巨大的担忧。事情发生在高二,他被派去用自己家的车送走一位客人,认识了一个差不多年龄的放荡而且爱调情的女孩儿。在回家的路上,他顺路载了那个女孩和另外两个不怎么认识的男孩。他们都和女孩发生了性交。H非常担心自己会回家太晚,因为他的严厉的父亲早已定下了规则:如果他在深夜任何时间回到家,都要叫醒家人并解释清楚为何晚归。在匆忙中他忘记检查汽车。后来,他的父亲却在车子的后座上发现了一些发夹。H矢口否认,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平息。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说有几个男人因为犯了强奸罪被拘留。于是H开始怀疑自己已经和同伴们犯了大罪。不久之后那个女孩就会怀孕,他就会被带到少年法庭上去。女孩列举了一帮男孩的名字,这一帮男孩就会指控H和两个同伴应该受到惩罚。他对这种因犯罪而被带进法庭和使家庭丢脸的种种可能性,感到极其惊骇。他害怕和他一起干坏事的伙伴们会坦白认罪,但是他会跟父亲否认一切的。现在唯一的安慰是他认为自己的父亲会出于怕对政治有不良影响,暗地阻止他被强行拉进法庭。尽管如此,在至少一年的时光里,那种害怕被曝光的乌云一直笼罩在他的心头。

    在整个高中期间他偶尔有过几次的性交,但是每次这种事情都伴随着令人不悦的事件。当他和一些社会地位比较低的女孩发生性关系的同时,他也和许多有着很好的社会地位的女生交往。在他眼中,这些交往的正派女生都是理想化的,超越了性的范畴。他进了一家私立学校,学校几乎是专门为那些来自富有家庭的孩子们而设立。而H,这个长相英俊、衣着讲究、头脑机灵、行为活泼的男生,吸引了一大帮朋友围着他转。他经常被邀请到朋友家里,欣赏那些象征着富裕和文化的器物。他变得对自己父母在文化上的缺陷感到敏感,很害怕把朋友邀请到自己家里。然而幸运的是,在他的眼里,他的父亲能提供足够的金钱出来,有把握在一流俱乐部和餐馆完成社会交易。

    进了大学以后,H继续把各类女生分门别类、划清界限。他会宠爱这样的女孩——他们非常富有、优雅,因而值得去靠近以至于深入交往;他还爱那些很贫穷,但是很容易追到手的女孩。他继续结交聪明和富有的团体,而且最终把精力集中在一个大富豪的女儿身上,想和她结婚。他不时在空闲时间继续拈花惹草。当种种牵强附会的表演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也时常会感到懊悔不已。

    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信息来对H的内心状况有个初步印象。他无法满足的性焦虑已经被拘谨的父母刺激得更加强烈。他的父亲为了保护自己在家里的支配地位,命令和约束男孩的许多行为,而H对这种权威有一套成系列的反应机制,这种反应已经成为他的特点。他很圆滑乖巧、毕恭毕敬,他默许谦和、对内心的愤懑之情有所保留,并且很少做出挑衅的手势和动作。他的父亲不是他的朋友,而是包围在身边的一个阻碍。父亲的霸权在无形中被儿子内心的愧疚感和自卑情绪所保护,儿子的这种情绪却恰恰是父亲造成的。家庭分歧,譬如父亲反对操持家务方面的一些细节,或者儿子想要更多的自由去用汽车等等,每每只是同样两种力量的均衡,即母亲和儿子一道反对父亲。母亲从来不会通过坚定的反驳来维护自己的观点,而只是软弱地抱怨几下。只有两件事中男孩曾经跳起来和公开反对父亲。

    如果H在外面成功已经获得了更多的喝彩,那么他在家里的地位也很可能得到改善。他的社会魅力让他进入更有影响的圈子,使得他的父母得到满足。然而他的父亲是个实践者,他认为即便富有的朋友是一笔极有价值之物,他的儿子应该展现出更多积极的成就。虽然他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催促过H,但父亲的严厉、易怀疑和不予赞扬给儿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使儿子产生不安全和自认为无法胜任的感觉。虽然H没有取得过什么大的成就,直到上大学他也没有在学术方面有所建树。他在入学一年后因为成绩太差被学校勒令退学,但是过了六个月之后才回到家里,在此期间他骗父亲,说自己还在学校里。这次退学的部分原因是,他所在的学生社团组织的某些兄弟向学监提出了“意见”:他们发现H很难管理,于是想“使他清醒一下”。既然H有生以来第一次远离家乡、远离令人惧怕的父亲,他获得了一时的放纵。目前他已经稳定下来,恢复正常生活。

    他的记忆已经深深地为负罪感所控制,对那些罪恶的性经历的回忆持续不断地突然出现,成为他进步的阻碍。曾经有一次,他被指派在公共演讲课上参加辩论。然而,事实上他的对手却是几年前曾经和自己发生臭名昭著事件的那个女孩的哥哥。这个男生是非常出名的学生领袖,当然毫无疑问,该男生早就忘记了这回事,但是这却给H带来了持续不断的压力。在其他男生在场的时候,他总会感到不舒服,在这样的场合,他准备得很不好,场面变得让他难以承受,以至于最后他昏倒了。

    他开始在大学里学习农业科学,但是不久后他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他的家庭拥有一个大农场,他在假期的时候经常去那儿度假,并且玩得很开心。从事农耕是他父亲的业余爱好,H认为经营农场是一份上流职业——不用太辛苦、还可以使唤很多人干活。他含糊地把自己看成一个乡村绅士,过着休闲生活。战争把H从农业中拯救了出来。他在不丢失学分的基础上开始学习航空学,一部分原因是他女朋友的妈妈很势利,对制服感到很崇拜;另外部分原因是他认为这会更容易参加战争,如果他参军,他可以当个军官而不只是普通士兵。他父亲的政治影响力保证了他在征兵过程中可以被最终选中。尽管H认为自己很渺小,但是他宣称宁愿为人民而死,也不愿意活得没有意义和建树。

    他在营队做军官的生涯为他先前的品质特点带来了佐证。他在工作过程中对上级绝对服从,赢得了一致好评,但是却和同事发生矛盾。他内心缺乏安全感,导致他做出傲慢、装模作样的举动,并且冒犯了团队里每一个人。他还发现当放松了训练纪律时,他在执行自己的职责时就会变得很粗心。

    同样的性格特点再次出现在他的行政生涯中,在现实中他改变了不少,他学会了对下属摆出一个更少挑衅性的态度。他创造了一个好的记录,提出了大量的改变计划,这些计划都与用于促进服务的目标相适应。

    回头看H的历史,令人吃惊的是他对具体的人做出调整时候,总是感到持久的忧虑。H从来无法越过障碍去控制抽象的利益,即便他的管理观念和当下的服务背景的联系非常紧密。H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由他和明确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所支配,而这意味着对这些个体人们的看法要较之过去做出大幅度调整。和B那样准确地感觉到他的父亲、兄弟婶婶们对他不义不同,H清楚知道他应该比他现在得到的更“理所当然”。他作为一个名不副实之人的成功,在他早期的一些插曲中就已经被粗鲁地打断了。

    另外一个“边缘化”的历史表明,那些有多种梦想搅拌在一起的人身上会发生什么,他们无法从一个地方的某个组织里解开纠结,也无法完全使自己放弃各种搅在一起的麻烦事务。I先生那种为自己和他人制造大麻烦,因而偶尔和内部管理层人员见面的人。他传达计划却忘记执行,他很傲慢,胆敢挑衅上级。他缺乏驾驭能力,却完全靠一个充分而戏剧性的原因自我认同,转向煽动事务中。正如I的例子中那样,有时这归因于他对这项特别项目以及行政工作早就拥有强大的认同感,当这样的一个人被从早期的固着中分开的时候,他会显示出有能力去满足人们的期望,证明他是可以被唤醒的。

    I的父亲是这样一个人:他有超常的才能,这使他赢得常人的区别对待,但是他从来无法像常人那样强烈地期望自己有更高的天赋。I的父亲会说五六种语言,而且能阅读的更多。他曾在英国、法国、意大利留学,在他担任现代语言学的教授之后,他在教育问题方面的兴趣指引着他,使他成为著名的预备学校的学科带头人,后来他转到公立学校。他大多数时间都花在阅读上,即便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他严重酗酒,他的工作质量没有收到任何影响。有些认识他的人评价他是:一个高智商、以自我为中心、直到临死也不会有一个朋友的人。I的母亲是一个英国贵族抱养的女儿,她成长在卓越的上流社会和有智慧、有头脑的圈子里。母亲在各种慈善事业上都超乎寻常地积极,但是浪费了太多时间来宠爱儿子以至于儿子被“极度溺爱”,她对每一个表示他儿子是个初露头角的天才这样的看法极其赞同。

    正如预料,男孩在学校里如闪电般崭露头角,在他的各种课程中名列第一,轻松地荣获每一个有用的奖项。在大学里他就大规模地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并且参加了大约二十个组织,设法让自己参与到每个重要的社团中。

    跟他父亲一样,儿子也在公立学校工作。他对心理学感兴趣,又做了一些研究生工作,之后迅速出了一本书,那些最顶级的有资格的评委都对这本书给予了好评。他的教育改革观点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他广泛地四处演讲,从事于煽动民意促成立法,以使得大量的实验性学校权威化。

    他的人生经历中对学生管理尤其感兴趣的那一部分是这样的:他和她的上司以及同事持续不断地产生口角。他的第一份教学职业开始于争执,持续了但只是一小会儿。他被劝退了第二份工作。又被要求辞去了另一个岗位。这些进进出出单调地出现在他的履历中。

    每个人都会让步于他那杰出和丰富的思想,对他的计划也都非常尊敬。他开始工作了,但是总是无法坚持太久,似乎认为他计划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他的方法总是富有攻击性。当别人批评他的方案,或者反对他的建议的时候,他常常咬牙切齿,并且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掌舵。

    人们不止一次在与他相关的工作中发现财务差错。在没有任何财源存在的时候,他已经拿出了支票,并且毫无节制的花费大量财务账目。无论何时当他已经陷入财务困境的时候,他总是找别人帮助作为理所当然,似乎感觉到他有向全世界寻求帮助的权利。

    他在妻子的夸奖之下已经变得非常幼稚。他憎恨妻子的母爱,但是他已经对两个孩子过分放纵了,他妻子说孩子对他根本一点都不尊重。他喜欢做一个被关注的焦点,一个聪明的作秀者,很大程度上一个虚张声势的人。他通常不是一个情绪高扬的人,而是充满情爱的人。他倾向于控诉自己的妻子——一个“唠叨的女人”——但是他的妻子看来是一个热心的人,她对他早熟的成功印象深刻,和他结婚并且放纵他。但是过了几年之后他提出自己对丈夫性格颇有怨言。

    看来他人生中曾经经历过几个时期是快乐与失望交互并存的。快乐来自于当生活变得有点单调或有点艰辛的时候,他还是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这些变化中至少有一个充分地宣告他将退休住进疗养院里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当他被人问到最喜欢什么样的工作时,他回复道:“改变世界——这是第一选择;第二选择,开拓世界!”

    他自恋的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他性格中的女性特征也很多。他期望被全世界养育和支持,并将之视为一项权利。他需要从妻子那里不断获得“母爱”,并且溺爱自己的孩子。他的弑父情结在家庭里完全被压抑,只是会在和类似“父亲代理人”发生矛盾时显现出来,还会显现与他坚定地改变教育体制中的某一点,即他父亲看作理所当然并过度为之辩护的那一点上。选择教学角色,是父亲认同力量的标示。在他的发展过程中似乎已经发生的是,他在相对狭窄的领域中保持着固着的兴趣点,这个领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但同时矛盾重重,困难是难以避免的。他发现几乎不可能摆脱他的管理激情,即把所有的时间充分投入到传播思想之中。即便他的影响力被抽象的问题所取代,也不会被完全从他父亲身上得到的东西所取代。这种替换使他几乎不可能在教育管理方面,对上级和同事采取客观的态度。太多夸张的赞赏堆积在他这个男孩身上,这跟他日后的自恋、虚荣密切相关。他在贯彻实行方面的无能毫无疑问跟他早期生殖器活动的冲突相关联。和A显著对比的关键点在于,自恋的元素干扰着H的发展,即自从这导致他坚持扮演管理者的角色之后,变得越来越严重。A的环境比之前的他少些沮丧,而且他能够避免臆想的管理义务,在这其中虽然他会感到难辨和服从。

    J的故事曾经被亚历山大报道过,故事显示出了隐藏在管理者对职责的强大渴望背后都是些什么东西,还显示出了团体中的关系变化如何破坏个体。

    J是一个精力旺盛的机关工作人员,他的上级听从他的判断并且接受他的计划。他那充沛的精力要求有出口来释放,于是便通过臆想自己在组织里有越来越重的责任来达到这个目的。结果主要领导层发生了人员变动,让他在一个新的长官手下听命。这个人用冷静而保险的方法控制J,把他紧紧地抓在手里,但对他本身的正式行政范围考虑得慎之又慎。面对人生中第一次有这样一个如此强大人格、懂得怎么规整他的人,J把另外一个男人的老婆抢来当做情妇,而且还不听身边认识他的人给的劝告,他顽固地穿梭在情妇和妻子之间。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J的个性源于他童年时代的一次明显的人格分裂。伴随着他侵略性的男性驱力的,存在着一个被强烈抑制的女性驱力,但这女性驱力又十分有力。只有作为这两个不可调和的驱力的妥协形式存在时,J的个性才被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对女性驱力的消极压抑造成了他对妻子的一种不健康的依恋,而他的妻子则被强制地扮演了一个典型的母亲的角色,并迎合他每一个突然产生的愿望。在他遭遇到必须要说出他的愿望的麻烦之前,他所想的还没有被明确和满足的时候,他便感到恼怒了。J有敏感精微的美学鉴赏力,他也是一个有修养的业余艺术爱好者。

    和他在家庭生活中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工作中对权力和责任的难以满足的渴望。一个梦境至准确地象征了他是一个巨大的、拥有无限马力的汽车,并且还是一辆洛可可时期的法国轻型汽车。

    如亚历山大(Alexander)所说,J的问题在于既要放纵他的消极需求,有不要伤害他完美男性的形象。但是没有压力这是无法达成的。通过工作中夸张的进取心,他可能在美学上获得一段时间的放纵,但是,一旦他的女性倾向被激发和满足,他的男性理想便会受到威胁,并且他还可能被带回到高压力的模式中去。工作在其心理上产生的意义在下面的梦境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他正在用针刺穿厚厚的硬纸板,并不停地索要新的硬纸板来穿透。他成功地穿透了许多硬纸板。在这里,硬纸板象征了他工作中的难题,针则象征了他的阴茎。很大程度上,他工作中的活动是急进的、活跃的性的转化。

    工作中进取和婚姻中的被动产生了一种平衡,新的首席执行官的闯入打破了这种平衡,新首席执行官很快地限制住了他的工作活动。亚历山大认为,一个对陌生的强壮男同性恋有强烈抵触情绪的男子不可能为一个强壮的男人工作。占支配地位的人格唤醒了潜在的意识,占从属地位的人格必定会采取特殊措施来继续维持人格中女性倾向的压抑。在我们之前提到的B的案例中,B采取了逃避的方式来维持某种平衡(放弃工作),但当现实情况变得十分困难时,他就逃进了幻想的世界(变成了一个精神病人),J应对危机的办法是打破异性恋向同性恋的转化,在情妇身上发泄受阻的性驱力。更进一步说,他用一种戏剧化的方式证明了他的男子气概,他不仅为自己找了情妇,同时还勾引别人的妻子。

    从此时起,他依靠女人来维持人格平衡。起先他在妻子和工作中得到了平衡,现在这种平衡必须依赖妻子、情人和工作共同维持,因为这种侵略性的男性成分需要通过情妇来弥补其在工作中受到的压抑。

    亚历山大的报告称,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分析,这种显著的人格分裂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的早期。“四岁时他已经成为和现在同样的人。”四岁时有一天,他从瓶子中不停地吮吸牛奶,一点儿也不想停止他的这种状态,但是——这里要重点强调这个“但是”,J制造了这样的记忆——这个小男孩同时又十分具有冒险和独立精神,他随心所欲地在公路上骑车,一切全看他的心情。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对立面,和后来他在处理妻子和工作是出现的对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个孩子通过在其他方面表现地夸张、怪异,从而获得了在某个特定细节上释放自己幼稚的孩子气倾向的权利。

    瓶子所担任的角色后来由他的妻子所取代,她常被他当做一种无生命的物体,唯一的作用就是满足他的需要,而他的工作和情妇则象征了“成功者”的自行车,通过他们,他向自己和全世界证明了独立性和男子气概。

    幼年时期,阻碍他手淫的方式引起了他对阉割的恐惧,这种恐惧感支持了口欲滞留的观点,并且和他强大的男性驱力产生了冲突,这就形成了显著的人格分裂的基础。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都是积极主动、有创造力的案例。而在公共服务中我们常会见到一种类型,那就是谨慎的、甚至过分严谨的公务员类型。他们对细节、习惯和精确事物的敏感和偏好使他们在保持服务完整性的同时,又会伤害与那些和政府打交道的人的感情。K就是这样的人。他曾在林业部门工作了几年,在那里他的一个工作是给那些允许被私营木材商砍伐的树木做上记号,木材商们自然会认为直的、健康无损的木材应该被砍伐,而受伤的木材应该被留下来做种子。K考虑了种种因素,花了数天时间测量、估算树木的位置、生长速度和树荫面积,他无休止的、过分的严谨终于激怒了木材商。K热切地感到作为大众公仆的责任,讨厌屈从于个别人压力的行为。最终K放弃这个令他讨厌的工作,因为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一位上司“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的这种“敏感”深深植根于他的本性中,而远不是他产生了某种想法所致。

    K的例子不仅代表了迂腐的公务员,还代表了一类激进的爱国者。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志愿在战争中找到有显见危险的岗位。K为了在前线获得一个工作,运用了能力范围之内的所有努力,仅仅得到了上司对他“请允许我浪费一点我的专业技能”的要求的无情回绝,阻止了他愿望的达成。从最近的一个关于他个人历史的测试中,我们了解了这类疯狂的爱国者是如何形成的。

    K是四个孩子中最年幼的,最小的哥哥比他大八岁,姐姐又比小哥哥大了五岁,而最大的哥哥已经比他大了整整十八岁。

    他从未见过父母和睦相处,在他八岁时父母离婚了。除了吵架,他们很少说话。这样的家庭背景在正在成长的儿童的精神生活里投下了阴影。K有着大家公认的焦虑和胆怯的性格。从很早的某一天起,他开始为为什么他和其他人如此不同而心事重重,他的孤立感和陌生感使他相信也许自己是这个世界中唯一真实存在的人,其他人只不过是幻想和假象。有时他会为触摸到他的母亲而惊讶万分,然后他便开始思索她是否是真实的。他开始思考自己能否从这些包围着他的人的幻影中逃离出去,接着他便确信自己能够飞起来。有几次他吃力地爬上厨房的椅子,像鸟一样张开四肢,向半空中飞跃。每一次当他冲向地面时,他受到惊吓的母亲便赶来救他,但他总是很惊讶,并且为他的落地感到十分委屈,暗暗认为自己终究还是能飞起来的。这种表现典型地反映在家庭的情感冲突上,这种情感冲突给儿童造成了严重而深刻的情感方向问题。

    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时,每当他父亲离开家,他的母亲就让他跟踪父亲,并向她报告父亲去了哪里。K为此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甚至父母离婚后他依然恐惧父亲会突然回来,并用一种未知的、可怕的方式报复他。他的父亲的确偶尔会回来,有时还会邀请这个男孩与他共度一个晚上,但是K总是因为太恐惧而无法接受邀请。

    这个家庭曾经居住在一个村庄里,在陌生的世界,K的自我意识因为频繁地搬迁到新的、常常是被孤立的地方而大大加强了。九岁时,他居住的村子附近的一个集镇处在边境线上,枪战经常上演,K记得他曾经看过一个男人的尸体,他是在街头的斗殴中被子弹射中而死。此类不祥的事件环绕着集镇,而这个男孩总设法避开它们。

    十二岁时,母亲的死彻底打碎了他在这个危险世界的精神支柱。经过两年肢体坏死的煎熬之后,他的母亲死了。她向碎纸片吐痰,然后把它们丢进炉子内焚烧,K像知道为什么她要这么做,之后他构建了一个幻想,这个幻想的重要性很快便显现出来了。

    那些年长一些的家庭成员留下来帮K的忙,他们决定住在一起,直到他能够独立再考虑结婚。这个男孩没有意识到他们为他做的牺牲,但是后来他发现哥哥推迟了和心爱的女孩结婚的时间,直到她毁了婚约嫁给了别人,直到这时他才发现他欠了他们很多。之后他被自己的无能和无力回报哥哥姐姐而深深折磨。然而直到那时,他并没有产生某种感激之情,尽管他的哥哥曾有一两次谈及他的依赖性,他自己的感受却主要是对强加在他身上的束缚的怨愤和不满。

    这种束缚的确不容小看。这个家庭经营着一个温室,整天都是持续不断的乏味工作。他们需要在搬运花草、收拾花圃,还有许多杂物需要搬来搬去。工作已经变成一件长时间而令人乏味的事情。K被期望放学后在第一时间赶回家,给这些无休无止的工作搭把手。

    偶尔他也能成功地逃避掉他的职责。他会在送完东西回家的途中逗留一会儿,他会寻找借口呆在学校参加球队的训练。但他总是因为恐惧感和罪恶感而焦虑不安。他的哥哥是一个严厉的纪律信奉者,他打过他几次。他的姐姐偶尔会给他一点零花钱,但是在钱的问题上他通常是被严厉管束着的。当他的伙伴们组织了一个训练队并挑选队服时,他总是感到羞辱,因为他别想从家里多得到一个子儿。

    K很担心自己缺少精力和耐力。这个想法(没有事实基础)一部分来自于他为了做好兄长们做的事而付出的努力。他们偶尔会跳远或做拉力练习,当然在他们旁边的K总是表现很差。如果不是对他们的这种无意识的敌意,不公平的结果可能还不会影响到他,对体力的病态的忧虑使他更易屈服于集镇上流氓恶棍的横行霸道。

    他的青少年岁月被长久的社交焦虑给摧毁了。他成了一场爆炸的受害者,他的脸上留下了粉末状的污点。这种令人反感的纹身痕消失地非常缓慢,多年来他一直处于难堪之中。

    K的哥哥姐姐有时会带他去参加派对,因为没人愿意留下来陪他,于是他正在增加的社交缺陷感中又增加了一种一直增加的恼人感觉。上高中时他爱上了当地最有影响力的人的女儿,但是随着她的社交标准变得更严格,而他既缺钱,又缺少乐趣和威望,这一切使他不可能和她这样的人同游。在他一生中,最使他蒙羞的是那个彻底毁坏了他们关系的事件。在一次舞蹈课上,K被安排和她见面,另一个女孩出现了,问他能否邀请她,他拒绝了。这时他的长兄通过电话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他惊讶于K的盛装打扮,在电话里他发表了一通长篇抨击性演说,他指责K竟然有脸到处闲逛挥霍金钱并且逃避工作,尽管他还完全过着依赖别人才能得到面包的生活。K迅速回到他自己的房间,怀着剧烈搅动的心绪打电话给那个女孩,并向她做了解释。

    当K还是一个孩子使他便确信自己能够进入大学。当他追溯这种决心的来源时,他将之归结到一个宏丽的星夜他坐车穿过了一个大平原的经历。他坐在卡车车尾,全神贯注地冥想着闪耀的星空,而这时他的母亲正在和周围的人闲聊。忽然他问道,怎样才可以了解这些星星,她回答说那些在大学里的人们可以完全搞懂它们。他立即下定决心要进入大学,而且从未有一刻对此产生过怀疑,尽管他现在的家庭里没有一位能够比小学念得更远。

    虽然K有自卑感,但这并不阻碍K在中学里得到了认同。他的可靠和同情心给平时和他亲近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他便当了中学班级里的一个班干部,他尊敬老师,在学业上也干得不错。

    大学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他的担忧在过渡时期愈加复杂化了。由于缺乏资金,他申请了一项奖学金。从他所在的地区到国立大学,唯一可行的专业是陶瓷工程,在字典上查阅了“陶瓷制品(ceramic)”的意思之后,他提出申请并被录取了。这个专业事后被证明对他来说没有丝毫吸引力,他的社交生活甚至更加不令人满意了。在大学城,他遇到了住在同一个宿舍的教会组织,尽管他从未诚信皈依宗教,但他还是和他们在一起呆了一个学期。这使他被当成了一个没有兄弟情谊的人。他在一家兄弟会工作,一位以前的老师写信强烈推荐他到这个特殊的兄弟会。但是委员会没有认可他,于是他完全糊涂了,并且留下了一个可悲的印象,那就是他不可能被他们接受了。他的一个工作是替一家女生联谊会抖地毯,结果他在那里碰到了那个他曾经爱过(现在依然爱着)的女孩。

    为了放松自己,K被带进了厨房女工的卧室,一个女工迅速和他建立了友谊,他和她发生了性关系。在大学时他已经尝试过一次性交,那是一次不成功的早泄,这次经历此后无数次地使他烦闷,不断地让他感到屈辱。

    转到另一所大学之后,他开始在林业方面的工作,在和一位友善的大学老师的徒步旅行中,他获得了一些乐趣。由于缺钱和不断增长的社交缺陷感,他的生活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成功了。大学期间,他嫉妒一个能说会道的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常滔滔不绝地用拿破仑的趣事使人们开心并佩服他。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时,他认识的一个亲戚给他留下了一个始终无法达到的迷人的社交典范的形象。

    K内心的不确定最终达到了一个关键点,这迫使他下定决心付出所有努力来尝试一下,不管林业部门是否适合自己。他离开了大学,加入了政府服务部门。这是一次重要的对他掌握自己能力的测试。

    由于他对自我控制力投入了如此多的精力以至于他厌恶任何影响他的事情,在对待私营木材商的态度上,他表现出了不必要的苛刻。树林中的工作常常剥夺了他的人际交往,渐渐地他的思想越来越陷入了对自己的病态反映中。

    他的思想拒绝关注那些他曾用来排遣孤独的专业书籍,曾在他注意力的边缘缓慢发芽的空想渐渐地生长起来。K过去总是在思考为什么他的妈妈要烧毁那些小纸片,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他的妈妈可能是死于肺结核病,因此自己一定也正在慢慢地患上这种病。早在高中时期,他就开始练习深呼吸,尽管他从来没给自己或别的什么人承认这背后隐藏着什么。他通常将妈妈的死因说给保险金检查员是普通死亡,而在证词中隐藏了他的疑惑。

    当美国加入战争时他的心态就是这样的。他发现自己说“既然不论如何都要死于一种可怕的疾病,不妨立刻就死去”。毫无一点拖延地,他入伍了,他还尽可能地希望寻找一个更暴露的位置。但是政府有不同的意见,他们把他安排到了前线服务的一个分支上,在那里他的专业技术将被证明是有用的。失望中,过去的社交缺陷和无能的感觉统统都回来了。被一个军官接见时,他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忽略了报告最重要的训练和经验。一个熟人的意外干涉使事情清楚明了,并由此获得了他历史上获得过的最权威称号。本来他和木材商们在一起的时候只是感到尴尬,而从未显示出疑惑不解。他的实际的记录十分优秀,他的尽心尽责和高效率赢得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支持。

    K和认识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十分专横的老师结婚了。当事情变坏的时候(正如他们经常的那样),他常常会变得很无能,并且把这种现象叫做“星期日焦虑症”。每个星期日的下午,当他呆在家,他总会被深深的失望侵袭,然后自己静静地哭泣。尽管有这些神经质的毛病,从部队退伍之后,他仍然可以在民主制国家中为自己谋得一个较重要的地位。

    一种观点认为,K的性格可以这样总结:他对工作的过分严谨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尝试,用来表演他的衷心和努力,而他对危险的渴望产生于他将要放弃奋斗的某个时刻。K对社交缺陷的病态般的持续感受是一种强加给自我的惩罚,这种惩罚来自他对环境的敌意。他有非常强大的侵略倾向,它部分体现在对自我理想的采纳上,这种自我理想比这个家庭所认为可行的一切事情都更有野心。他的自恋使他无法正确认识自己,也不能改变他要求被世界认可和要求自己更能干的需求,直到这种需求和他自身的实力与机遇产生了关系。在他儿童时代的早期,就已经形成了他着迷于过分严谨的性格的基础,当他在父亲和母亲的忠诚观念之间挣扎,并且任其性格把他们之间的冲突表演出来的时候。他相信他正经历他母亲患过的疾病,而且因为母亲的死,他也会死于肺结核,这种信念使他表现出母亲身份的认同感。在他对自己和世界的要求中,他希望死亡可以减少。这种反应来自于儿童时期的愿望,他希望通过一个全能的想象把世界变的任由意愿控制。

    K极度厌恶自己必须去适应这个世界。他处理困难工作的能力是通过高忍耐力获得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苦行的意义。因此当休息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他总是容易生病,有时也会在星期天的下午抽一段时间打扫卫生。工作只是对于他能力的证明,一种宗教仪式性的替代的满足,以及对他自身反社会冲动的抵御。他没有能力很好地把自己从与自己相关的人的反应中解放出来。

    作为一个阶层,统治者和反叛者的区别便在于他们如何转移对更为偏僻和更为抽象目标的感情。在一个重要的集团的个案中,实现抽象目标失败是由于过度关注在家庭伦理中的特殊个人以及界定自身角色的困难。把反叛者A放到刻度的末端,我们也许会把统治者K或H放在一起。反叛者B的能动性比A差,正如吸引他的改革的个性所显示的那样。

    K或H是如此关注特定的人群以及和他们有关的自己的失败之处,以至于他们的解放是不可能达到的。

    从这些“边缘化”的案例中,作为一个假定的设想,我们建议另一组统治者应该从那些顺利通过了他们的发展危机的人中选出来。他们没有过分压抑强烈的敌意,但是他们要么升华这些行为,要么在一个气氛融洽的圈子里随意地表达它们,不论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他们对组织的任务,表现出一种非个人的兴趣,并且坚定地坚持他们地意见,尽管没有过分强调。由于他们从不需要使用抽象思维来解决他们的情感问题,所以他们对抽象思维缺乏兴趣。他们可以喊口号(遵循或违背大众的观点),然而并不真的使用口号来唤起广大民众在情感上的回应。他们并不联系抽象或者特定的人群,但他们能够很好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背景关系,进行客观的设想。他们的情感恣意流淌,他们并不缺乏情感,反倒情感化地调整自我。高明的统治者似乎更乐意使用和反对者相同的基础性的管理模式,特定的发展差异主要是由关键时期用于身份认同的文化模式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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