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从一开始就可以这样断言，我们的想法是错的，除非我们除去假想的鸿沟——有时故意将“个体”的研究从“社会”的研究中分离出来。即便不存在这种骤然的断裂，也会存在参照点的逐渐升级。有些事件存在焦点，但焦点只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比较研究法。有些事件广泛分布到许多个体，像呼吸那样，但是对于人际关系并不十分重要。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的出发点在于陈述一个与众不同的事件，这种事件在人类中广泛蔓延。正是这些人占据着时空多样性中独特的一部分。
主观事件在各种事件中占据着明确的地位，想要对这种问题做出解释，就意味着要理顺它内在的各种关系。主观事件无法直接观察到，但却是由客观活动中推测出来的。作为一个观察者，O必须想象：当他处在这种类似的条件（这些条件都是他通过调查和跟自己的经历相比较而得出来的）下，他会经历些什么。而后通过诸如此类的想象来推测别人主观条件的存在及各种条件的排序。归纳成最简单的几条，观察者的步骤就是：与他希望调查的主观事件建立联系；寻找某种“表象”，将事件发生的条件更加清楚明白地传达给别人。这些表象往往相当清晰，而且能够轻而易举地加以说明，转化成精确的、“可以感知的”形式。当特定的物体碰到皮肤特定的部分，“粗糙”的感觉可以被预测。从粗糙的物体移到光滑的物体可能会产生“畏惧”感，这种感觉能够稍微明确地描述出来，通常伴随着（也许是引起了）一些主观的事件。
当某一个观察者着手讨论国家，他可能选择明确的主观经验，譬如对一个共同体的忠诚。他也会表示所有存在这种经验的人（或者其他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条件下组成这个政治团体。这种特定的条件也许包括了当亲密的朋友质问，或被警告说这个团体正处在危险之中时，尝试证明它的举动。通过寻找外在的条件，政治团体的观念也许被放大了。这些外在的条件促成了国家性的主观事件出现。
这种定义政治集团的方法把我们从“超个人的”观念中解救出来。主观事件的实质仍然是个人的，而整个事件群却不是一个“超个人”的现象，而是一个很多个体现象的集合。这样，特定时空的抽象概念——“群体”，跟特定时空中称作“个体”的这个概念情况类似，可以看成是“真实”的，或者“虚幻”的。真实与虚幻的矛盾是平等的，他们相辅相成。
国家有特定的持续时间。它是一个个体事件的时空参照系。具体个别人也许被排除在外，但是如果绝大多数占有某个地理区域的人继续经历各种主观事件，这类挑选出来的事件都是批判国家的，国家就得忍受。因而，国家是独立于任何一个个体的，但是当有足够的个体改了主意，它就不复存在或者形同虚设。
然而，我还没有定义特定事件，特定事件常被当作国家的标志。在浩如烟海的主观事件中，我们必须挑选出某些典型的事件来。现在，当我们不是用严格排除的方法，而是用相对强调的方法予以推进，那么对这种类型的定义工作就可以得到长足发展。我们初步认为，当运用高压政治制止了对公共秩序的内外干扰，这种独特经验就是公共联合体的经验。假设一个观察者正在俯瞰一个原始村落。他看到一帮年轻男子，他们的特点如下描述：他们穿着花色带条文的衣服，挥舞着标枪，离开了村庄，他们忙于跟另一个村庄的年轻人打架。难道这就是国家存在的证明吗？这些事实没法充分证明这个观点。通过更加细致的观察，我们可能发现这些年轻人只是居住在占村庄四分之一的地方，而其他的年轻人就都无所事事了。当这些“战士”归来，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中只有一部分为他们欢呼雀跃。所有住在那里的人都是他们个人家庭的一部分，有些年轻人为他们的私人仇怨去报仇雪恨，而这些往往和作为一个整体的村庄毫无干系。作为公共秩序的本质，系统整体的利益和期望对他们来说并非利害攸关。如果涉及国家的话，必须要涉及公共秩序。
罗伯特·H·洛维[75]（Robert H.Lowie）曾经表示，术语“国家”很可能适用于称呼哪怕是最原始的共同体。常见的对“前国家（prestate）”与有文化发展史的国家的区分歪曲了事实。至今所知的最原始的人种，例如北加利福尼亚州的犹罗克人（Yurok），阿萨姆（Assam）的安加米（Angami）人，北吕宋岛（Luzon）的伊富高（Ifugao）人，都有一种比家族归属感范围更广泛的社会归属感，并愿意公然为维护社会秩序而行动。家族里面发生财产失窃，如果是村里的同胞干的，那就要根据传统的方法处以罚金；然而如果是外来的掠夺者干的，那么他很可能被处以死刑。在通奸案中，村里发生这种纠纷的家族仅仅是适度量刑，他们普遍认为某些刑罚是理所应当的。
一些臭名昭著的无关紧要的个案对定义有着很大的破坏。在公共联合体的经验成为国家的突出标志之前，就有事实证明：即便一个国家使用高压政治制止对公共秩序的内外干扰，也根本无法涵盖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但是极其有趣的事实。抵御外患也许根本毫无用途，因为共同体很少有这种战争模式，尽管对威胁到共同系统诉求和期望的内部反对者实行专政似乎是普遍的。
到目前为止，在我们了解到的其他各种观点中，很多人坦白接受了社会“平行论”[76]。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将心理上的国家感（公共情感及与其类似的其他情感）的平行论推到风口浪尖，招致了各种方式的激烈批评。他声称：“共同情感，共同意志和共同观点，并不意味着什么，仅仅是对大量个体意识中巧合的那一部分所进行的描述。”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的希望把国家看成是像这样的社会意识构成的共同体，而事实上，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心理学定义常常归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的集体意识或是集体利益。为了避免人们无法接受的虚构之感，一个人只需要首尾一贯地认为国家是已经形成了的，由人们在清醒状态下表露出来的必要的同意所产生。一个人必定会意识到：作为一个心理上的群体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情感或者思想，都会在不同的时空内产生巨大的波动。在精神事件的汪洋大海中，这种共同体只是像大海中的波涛，在短暂、狭小的间隙中随着潮起潮落而逐渐消失。
在这种鞭辟入里的辩证分析中，凯尔森（Kelsen）已经误入歧途，这种错误在于没有意识到事件发生的时间维度，以及这些事件都是在国家这一范畴内提及的。无论从哪个观察者的立场来看，主观的事实都要及时立足于与另一个事实之间的关系。国家的概念涉及到在一定的时间内存在联系的同类事件。国家的概念包含时域帧（temporal frame）的思想，当它作为一个关系网（一个流形空间）最容易被理解，在这个关系网中各种主观事件保持以特定的频率出现。因此，即便其中个别人陷入沉睡了或者糊里糊涂地混日子，国家也不会被废止。除非，国家以几天、几小时、甚至几秒钟的时段作参照来界定。但是，无论什么情况下，选择这样短暂的参照系是毫无道理的。就像我们不能把一年当成一分钟使用，把一个世纪当成一年使用，这样的时间尺度也是荒谬的。因此，国家就可以这样分析，就像凯尔森说的那样，国家是作为一个“实证心理学的（empirical psychological）”感觉而存在的。只要主观事件以特定的频率发生，国家就是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发生的经验事实。如果凯尔森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意识的实质是“经验的”，那么，他必定会在人生阅历（in a world of duration）中理解它们，并且他也无权规定：国家必须涉及身处“刀口的那一瞬间（knife-edge instant）”的主观事件。[77]
国家是类似的主观事件集合而成的流形时空。凯尔森错误地宣称：如果接受了心理现象平行论这一基本事实，就破坏了国家作为一个机构的长久存在。
如果我们要描绘一个国家、家庭或者其他社会团体，必须把那些能区分类型的特点挑选出来，仅仅靠心理事件平行论并不能给我们一个国家的特征。凯尔森批评说，某些理论坚持平行论，却忽视“意识的本质”，“不是每一个或任一个团体都能够通过示威活动构成社会，即便这些活动利用了精神过程的平行论”。他的这一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那些主观事件，既成为国家独一无二的标志，也是个人成为具有系统化的诉求和预期的共同体成员的证明。这种归属感的认知并不必然暗示着对国家所有事务的担保。国家的精髓在于这种认知，因而个体尽可能会在不破坏它的前提下，去拥护或者反对这个事实。一个人不需要在情感上认同秩序；只要人们注意到它，那也就足够了。
这种独一无二的经验从来都是与主观事件相关联的。这种认知通常都会被放大，一来出于对国家强烈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二来出于加强对自我和他人进行约束的决心。一个人对秩序的认同通常伴随着一个人理想化的参与，即对秩序本身理想化以及发生偏差后对它的谴责。所有的这些都作为“正义感”被人们不断表达，这种“正义感”恰恰就是法律和国家成立的基础。
作为国家标志的主观事件常常通过各种各样“外在形式”表露出来。因此，高压统治是很普遍很常见的。外在形式的领域可能会被扩展，甚至包括某些变相高压统治的举动。在危机中被迫使用的命令和服从关系，到了和平时期仍旧可能继续使用。在处理国内或者国外事务过程中运用高压统治，可能会经历一种明显的“杞人忧天（elaboration backward）”的过程，而这样则可能避免亮出“最后的底牌（ultima ratio）”。运用高压政治的规制，在无危机时期内维持某种程度的动员都是由领导者决定的，“领导者”主持开幕、利益分配以及常规的仪式活动。选“领导”的过程涉及选举团队、正式选举和拉票炒作等环节。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描述政治过程时，往往使用表面上不带有任何主观内涵的术语。然而实际上，每一个术语都不可避免地携带某些主观的暗示。如果忽略掉这些，那么社会理论就会被具体化为“模式”或者“传统”之类主观外的实体，就会被赋予独特的力量，服从于特别的法律等等。
社会模式中主观的呼声往往非常微弱，而且这种主观的需求几乎从来没有被明确地表达出来。人们做出的许多概括往往忽略了主观的元素，而把注意力放到社会模式的转型上。语言学通过这种方法已经收获了显著的成果。语音上的安排以调查对象命名，这一事实证明声音在特定的关系中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化。
从理论上说，对这种模式内相关的丰富或单薄的主观元素，对概念进行粗略的描述是可能的。为了将其象征性地表达出来，从S到E（即从主观到外延）的过程复杂多种多样，类似于从0到100变化莫测。当代异军突起的“社会心理学”正是源于对体制方面的S因素更大的关注。
无法成功强调“过程”、“体制”或“习俗”等主观维度，不仅仅是因为S常常忽略的外在环境，还因为客观因素可能经常跟其他主观因素相伴随而出现。当国歌奏起的时候，约翰B会起立，即便他正全神贯注在脚踵的疼痛上，他也很可能“自然而然”地这么做。当讨论爱国的形式主义时，意味着特别的S也许已经被包含相同E的另一个S所取代。因此，这种行为变成完全不同的现象，却被完全错误地归类到爱国主义之中。
这一观点对政治学有着深远的影响。行为模式之间精确的对照基于整个体制的对照。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推断有S存在的地方就能找到E。主观因素的性质可以通过扩展多角度的观察推测出来。它有可能在更长的时段内才能观察到（约翰B也许在唱完国歌之后抱怨疼痛的脚跟）。我们也许会在同一时期内更深入地审视这种行为（约翰B也许被人看到把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当脚跟碰到地面时他也会皱眉）。
描述性政治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经历着不断被重新定义的过程。除非研究政治进程的学者本着改变事实的想法，对测试他们的描述性概念充满警觉，否则他们使用时就会弄虚作假而不单单是简单化的问题。举例说，“选举”是一个大而复杂的概念。它不仅仅包括向盒子、箱子或帽子里投选票，以及按下投票器的按钮。这种属于E的外在元素，不属于投票的核心问题。最重要的是主观术语在众多的外在因素中只是占一部分，而且是高度多变的那一部分。人们有多么认真地承担去收集人格信息、面对问题并基于公共利益作出判断的责任呢？当个体被胁迫以特定的方式投出选票，和他们在自在、放松、兴致勃勃的条件下投票，选举完全是两码事。要想把所有条件下的投票都容纳进去，相当于剥夺“选举”这个术语的大部分意义。
我们今天在芝加哥进行的选举与五十年前那里的选举极有可能出现不同的现象；而同一时期伦敦的选举和库克县（Cook County）的选举完全不一样。[78]当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观察他们时，我们如何赋予这些政治进程中的特殊方面以意义？大量与外部运动相关联的主观事件都处在不断变化中，以至于无法用已有的方法去描述。如果一个术语靠的是经验的确定性，那么现有的方法没有抽样法更有必要。
通常说来，可能有两种方法模式。第一种是从调查者熟悉的具有固定特征的社会行为入手，找出这种模式的主观特征如何变化。另一种是从研究“投票”或“惩罚模式”或诸如此类的视角入手。在整个西欧文化中盛行这种相对同质化的调查模式，常常直接从这样的观点出发。
人类学家经常面对急剧变化的不同文化，因而他们必须经常使用另辟蹊径的方法。像“投票”这样一套外在活动，可能不允许进行广泛而充分的比较。人类学家要想取得进展，就必须声明他想确认哪些主观事实（例如渴望真诚地参与到公共问题的决策之中），然后充分参与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希望目前能够预言一个主观论点以及有特色的表达方式。诚然有些人的某些行为具有普遍的实用意义，然而作为一个完全的门外汉，省去了长期与人们天天打交道的过程，却能把握一切，这种情况实在是少之又少。我们目前看到的是，观察者开始认识到身体行为背后的主观事实，但是这种原始的判断只是个人模糊的认定，它只是依附在一个混乱而微妙的特定事实上，这些也许远不能与他个人的思想联系起来，也不能直接展现给别人；事实上，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结束，或者说我们必须对人类生活有一个完全透彻的了解。
显然，两种存在偏差的研究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在西欧研究社会模式的美国学者，要确定成千上万种微妙的意义，认定他们与法国人、德国人或者英国人有共同之处。这很划算，节省时间。如果有人同意用人种学家的方法来研究一种类似的文化，都可能会打击这种文化内部的参与者，其结果明显是得不偿失的。[79]
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整体目标就是确定明显而又必然的结果，如果有人希望把事实的内在矛盾放进去，那么他的任务就是把人们带进事件的核心焦点，关注那些具有关键意义的能够决定我们对主观事件进行判断的运动和变化，以及发现主观事件模式形成之前曾经有过的必要经历和运动。对于那些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说了一辈子乏味话的人，有很多机会效法那些乡下人——当科学事实正在说明人类本能的时候，他们“总是什么都知道”。如果想要发明新的方法去认识世界，我们明确了解的和基于分散的、非言语能表达的、不公开的经验之上的东西，就必须清晰地表达出来。
调查研究的工作可以归结为对一系列主观事件的说明，这些说明包括找到对特殊文化形式的表达，或者描述出主观事件之间众所周知的联系方式。社会科学家的参照系是文化，心理学者的参照系是人种。
众所周知，“定量分析法”为文化学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训练方法，因为它能够指引他们关注并发现反反复复发生的事件，而确实存在一个特定的顺序。这些事件必须这样界定，以便使类似的事件可以为其他角色所认同。这就迫切地需要一个可操作的概念定义，也就是说，术语必须用来说明观察者的情况以及打算描述的结构配置。[80]
用进展缓慢的定量研究法的文化学者往往感到不耐烦，部分原因是经验的实质是分散而含蓄的，这些经验都是基于一个人自身经历之外的判断，基于文化学者在夸大这种模式中所有物品的意义的情况下得出的狭隘结论。有声明说“他的生活经历已经布满愁云”，这是一种概括，它预先假定了很多惊人的事实。或者像“德国的公职人员比其他国家的更有威信”这样的声明，可能是基于多次观察的结果。无论是布莱斯（Bryce）的《现代民主国家》（Modern Democracies）里的任何主张或者马萨里克（Masaryk）对俄罗斯文明的分析，都参考了大量而广泛的数据。当然，任何观察者的个人经历相比庞大的事实主张都会显得那么弱小无力，有能力的调查员总会以抽样为基础来推进自己的研究。他们与具有不同收入来源、不同宗教、不同种族以及来自不同州的人联系，他们试图研究绘画、文学、数学、法律、管理和物理科学等方面的文化多样性。
布莱斯的方法中，推论固定下来之前，观察到的已经被积累下来了，从这方面来说这个程序是定量的。但是，在这个词独特的数学意义层面上，它又不是定量的。文化研究者常常对定量分析法感到疏远，因为定量分析法需要数字运算及化约，这种文化研究者采用的印象—技术信息研究—定量化方法，有利于获得不可分割的整体反应，事后也能使其简单化，也许能够在频繁的间隙中进行修改和切实的调整。
文化学者尤其外国文化的研究者，与采用长期访谈法对个体进行研究的学者之间还有更多的共同点，并不像乍一看差异那么大。人种学家面对外国文化的表现，以及精神病理学家面对外国文化时的无意识，都保证了他们独特的调查意义，这些细节都使幼稚、肤浅的看法得以避免。两者都从几个月来紧密相关的众多迹象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关于主观事件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两者都倾向于贬低探访简单的外部事实这一行为，尽管这些事实可用于表现特定的主观内容。
精神病理学家拥有最缜密而又众所周知的方法，来探索也许跟外部运动相关联的多种主观事件。除了有意识的主观经验，还有丰富的无意识生活，他都能非常熟练地将它们暴露出来。因此，我们的行动应该不仅仅是得到简单意识进程的结果，还应该被认为是融合了多种因素的多元决定。
多元决定这一理论并不为时下大众所知道、所察觉。我们知道约翰B非常荣幸做一个美国人，而且他愿意为祖国而奋斗。我们耍小聪明地评论说，约翰B喜欢的女孩儿喜欢军服，这是他参军的原因之一。事实不仅如此，我们知道行动并不总是过去经验的结果，即便那些经验与现在的行动是指向同一方向的。我们也许会了解到，约翰B对于停留在一个职位上超过一个月或更长，以及能否得到提拔等感到非常担心，而在特定的期间参军意味着牺牲。因而，他的想法自动分成了两半。精神病理学方法要做的就是透露出更加广泛的远景，以及揭露行动中那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因素。因此，对于死亡的渴望也许就是促成英雄主义的因素之一。
精神病理学方法在获得具体内容的启示方面相比丰富的意义方面不那么尴尬，虽然那些意义都是从事件背后发掘出来的，刚开始只是作为一个简单的模式呈现。一个特定的主观经验和行动无法完全通过它工作的背景来评价，而且这种方法透露出一个广泛而又超出常人意识范围的背景。
现在，对于那些想要管理或者仅仅想要理解他人的人来说，人类各种各样的动机总成为尴尬的来源。通过限制考虑特定个案中所具有的动机，就有希望把某种程度的共识引入判决，笨拙的司法管理机器就顺着一定的路子启动了。因此，法官应当把本人局限在现存事实特定状态之中，并且，如果可以构建事实的话，法官还应根据规定的手续，依照特定的方式执行。通过法官的自由决定，这种活动就以一种普遍的思考模式表现自己：
国家禁止一种行为。
被指控者犯下的罪行有某种规定的“外在”事实。
应该以某种规定的方式处理行为者。
那些反对公职人员心中主观因素的改革运动，某种程度上就是法官或者公仆们想免责而决定的。[81]
在试图把人类生活的表现归入传统常识类的某些人中，精神病理学的方法促成了某些很有点像恐慌一类的事件。在我们发现只有一个动机此前萌发过的地方，很多动机似乎都要生根开花。
让我们看一看这对政治理论而言会怎么样。正如我们在成人世界需要的，长期的个体研究使我们能搞清楚个体渐渐能取得的政治模式进程的细节。
当X赶往办公室或者急着通过考试时，他的行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会由很多种动机所决定，这件事会由婴儿阶段、儿童阶段和青年阶段的连续模式组成。属于公共秩序的认知，是从不会独立地作用的。生活经历的对比表明，这些东西在意义的基础上植根于孩子身上。该意义阐述了他起初反对环境中的抑制因子和目前当他吸取了环境的要求时，反对自己的反社会冲动，早期的时候，环境强加于儿童的限制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为周围的反应所满足，这部分反应以某种方式使他们预料到以后要遇到的限制。为了愉悦的刺激，这些早期的限制通过惩罚或者向愉悦刺激分散注意力，强加于儿童。由于婴儿只是为环境所击败，或凌驾，就这样，抑制便由这种环境的部分不可抗力（force majeur）在有机体中确立。
因此，就目前他的发展而言，越来越多的个体并没有社会化，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已成为了与环境中对象有关的自我规范。虽然婴儿学习“括约肌道德（sphincter morality）”（费伦齐语），但这并不涉及与对象的感情联系。他的愉悦仍然在自己的身体（自体移植）上，环境是消除身体紧张的最简单的方法。渐渐地，孩子开始寻找一个能唤起性欲的，另一个体的身体来寻求满足。这外向的活动又是有限的，而且又经常被不可抗力（force majeur）封锁。现在，在发现性关系的对象那里，出现了新形势的关系，通过纳入那些关于自己的实践，孩子把自己社会化了。
必须记得，建立感情纽带有两种方式：通过客观选择（为了性生活）或者认同。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与对象有情感维系的原初形式。它可以代替与对象只有力比多来维系，而且，每一个与别人有共同素养的人都会出现一种新感觉，即他们不是性本能的对象。后者就是部分认同了。对象的素养是被复制（内向投射）的。我们认为，认同的能量是由性本能的目标受到抑制而提供的。国家的名称——仪式符号不再尊重仪式行为——这一切更是典型的儿童特征的成长。
特点，也就是说，很频繁，但不是一成不变的。孩子们总是和干预、放纵（抚养子女的方式）系统联系在一起，他们总是能理解某种秩序。但在某些情况下，当一个民族的生活受到了国家的限制，国家关系的认可总伴随着怨恨。
当许多人不仅仅把国家模式作为一种事件状态时，国家模式本身便盛行了。而且，这个想法是由“无关意义”所巩固的。通过这种国家模式，有的个体把动机强加于他人。这些人，无论是暴君还是狂热分子，可以称之为“激进分子”，这种活跃分子也就是保存和放大国家模式的中心辐射源。
弗洛伊德把国家当作一个情绪化的集合体。[82]国家的成员用抽象物（国家观念）来实现自我认同，并且，出现在对客体类似的感知关系的部分认同是国民与国家的情感纽带。凯尔森反对这样的观点，即国家是一个真正的主观实体，他辩称，认同是个体之间的进程，而且不能认为其中每一个成员都进入了与所有其他成员的人际关系网。即便他建构的认同范围较小，能够很好地建立起来，但还是可以把国家看作一个基于互有关联的认同之上的真正的主观实体。A认同B，B认同C，儿童A通常会接受（内化）国家的名称和国家的其他符号，这正是B认同的特征之一。
事实上，正是这种带有互相关联性质的认同，合理地将国家符号吸收进孩子的自我感知中。这里有这样一个作为消极认同的进程，一个与厌恶之人相关的拒绝模式。这个孩子通常会在许许多多成年人和同龄人之中显露。如果他们都和国家产生联系，那么这个孩子几乎一定会拒绝那些专属于厌恶之人的模式。曾为一个团队所接受的模式，就其持久力而言，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精神分析论及社会和政治进程的文献中，我们已习惯于将国家作为一个普遍的父亲替代。我们能够充分地通过一个角度，讨论由这样一种普遍化产生的问题。精神病理学方法的独特贡献是它所揭示的个体意义的多元化。这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发现，多样性的外观，毕竟是具有欺骗性的，而且，那些坚持对人类行为动机高度简化的主张是合理的。我想坚持的一点是，对政治学与社会科学来说，用精神病理学方法所揭示的资料在引导人思考方面，比单轨的概括重要得多。
这种精神病理学方法的特殊价值在于，它代表了一种把个体实例应用到文化模式研究中去的超精密的研究方法。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把它看成是与真实的人的私人史相悖的一种政治模式，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模式承担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意义，但是，那些与意义相关的大分组却有可能查清楚。任何经常与政治模式有关联的主观事件都很重要。有效的普遍化有赖于那些从文化中不同群体挑选出来的事件，而且我们用能够揭示主观语境的方法研究这些事件。为什么对研究文化的学者来说定量方法是有利的，这就是关键，这些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主观因素有重要意义的模式上。
如果主观事件有如此大的可变性以至于可以和其他任何主观事件产生联系，那么这些研究还可能产生任何有价值的结果吗？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停止调查？这种终止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即这种可能性的基本法则可以用来预测任意一系列具体主观事件中的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频率。是不是我们的实证调查，不太可能终止列出主观状态和他们频繁的伴随动作，因此注定了要不遗余力地去发现比偶然性更高频率的同步性、前因和后果？如果你看得太久，是否就发现不了与其他事件相关联的各个主观事件？
许多事实趋向于证实这个观点。确实出现了许多严肃的、注重思考的心理学流派，在一段时间内，他们一度在狭窄的渠道中飞速运行，然后在“事实”或“本能”层面搁浅，仅仅局限于那些从具体事件中抽象出来的现有模式，局限于那些因而能够与几乎无限联合格局中的任何事件联合的现有模式。对特定联合的研究已经停滞，这个研究领域就像一个池塘，当有人把新的因果关系理论当成一个小石子扔进这个池塘时，只不过搅动了一下水面而已，直到人们发现特定事件只是偶尔出现时，该因果关系理论才被认为已经影响了整个研究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唯一对心理学有贡献的是那些很天真、很肆无忌惮地夸大特定类型经验的作用的人们。所以，我们必须有“恐惧”、“爱”和“模仿”的心理基础，或者得有一系列单独的术语——它们随着具体观察范围的变化而变化，无法挑选出解释一切的因素被彰显、或被伪装。
因此，通过“完整”的系统，分析使用范畴里与之功能对等的事物，把每一个新系统缩减为原系统术语中同义词的集合，就可以写心理学史了。这个心理学理论的假想史能够显示出，一个深受特定经验影响的调查者，会如何利用特定术语描述这些经验，以及面对越来越多的经验事实时，他会如何出于生存而修正他解释性概念的独特意义。一部精神分析术语的历史，正如兰克（Rank）在他的遗传与心理学治疗中所勾勒的那样，也许是这种比较的原材料。
是不是除了几本同义词词典，就没有什么能保存下来了？或者除了一点可疑的所谓有利于语言研究的贡献？也许，我们计划中的历史表明，每一个心理学研究系统都会以重要的、以前没有强调过的“机制”的方式，在之后留下永久性遗产。现在整个世界的“因果关系”在任何一个事件中都很复杂，“某一时刻的心灵”能够觉察的所有重要机制的数量都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假想的规模，也许需要通过承认这样的结论来确定——即一些事件发生的频率要高于偶然事件，一些事件的未来摆脱不了“实验证明是不可靠的”命运。关键的构造可能永远不会“再现”。通常我们说，如果一个事件过去再三重复，那么它未来重复的可能性会更大。但是，没有任何手段可以证明，对过去而言，未来会包含类似的结构。一个事件在未来重复发生的可能性是“没有可能性”。如果事件是可预见的，这是因为，我们接触到的知识是有限的，按次序排列的相似结构可能仍然被当成是“无序的”特例。为了解释这个终极悖论，稳态是非稳态的一个特殊个案。总体机制的发现——在短时间内，这种机制的重组能够丰富社会管理装置——是心理学的一个梦想（或者海市蜃楼）吗？
这些反对意见能否较好的成立取决于测试结果，而且不能辩证地加以解决。可能有人指出，寻找广义机制和寻找主观序列一样都没有什么坚实的逻辑基础，因为机制也同样属于事件领域，这样一来，机制同样也要受制于“没有可能”重现的法则。
需要反复提及的是，生活史调查的目的不能得出如此薄弱的概括，即认为国家是一种普遍的父亲意象（符号）。对文化学者来说，重要的不是物种的主观相似性，而是相同或相近文化中，成员之间的主观相异性。生活史的构造恰好对文化研究有特殊意义，在事件领域里，它作为一个调查对象有正当位置。
到此，我们或许要简要地回顾一下在这本专著里所采取的步骤。精神病理学方法在这个历史背景里已经接受了检验，运用头脑的自由联想法的独特价值也已经被阐明。同样，精神病理学对于理解政治类型的重要性，已经在特别提及的煽动者和管理者身上显示出来了。
政治人的发展史的一般程式采用了3个术语：
p } d } r =P
p等于私人动机，d等于转移到公共对象上，r就公共利益而言，等于合理化。P表示政治人，“}”意味着“转变成”。
政治家和每个人都共享p，就是在个体早期生活中形成的私人动机，和一部分人共享d，即转移到公共对象上。政治人（homo politicus）的独特标识在于，就公共利益而言的转移合理化。通过专业化或者综合他们所表现的或渴望表现的功能特征，政治类型就可能被区分开来。政治人的类型有政治煽动者、管理者、理论家以及各种各样的混合体。在每一个政治类型的发展史中，都有显著的区别。
煽动者的特点就是他赋予公众的反应以很高的价值。作为一个阶层，煽动者是极端自恋的类型。自恋被早期的爱情关系中遇到的障碍所鼓舞，家庭圈子放纵或者欣赏他的自恋。力比多通过对象向外移动时受到了阻碍之后回到自我。和自己相像的性对象是首选，因此强烈的同性恋成分就很明显。那些渴望得到同性恋感情回应的煽动者将感情转移到普遍对象上，唤起更大共同体的情感回应就具有了很高的价值。与宣传家相比，口若悬河的煽动者似乎在应对环境上显得更加老谋深算。在向社会对象成功转移自己的情绪反应的特性或一般性方面，煽动者有明显不同。那些有意识地依赖父母的孩子以及已经是成功的“冒牌货”（“模范孩子”）的孩子，倾向于选择远大的和普遍的对象。那些有意识地压抑对亲密圈子的严重不满，以及那些没有能力成功地去除冒牌货角色的人，容易选择更即时的、个人的代替品。在之前的个案中，理性的结构倾向于理论的完整性。客观选择转移情绪反应取决于早期认同形成时提供的范本；当性无能恐惧活跃时，夸大的反应表现得更突出。
作为一个团队，管理者在持续的活动里协调他们的努力，并由他们协调努力的价值而被区别开来。他们和煽动者不同，因为在他们的情绪反应很少转移到远大和抽象的对象上。在一个重要的群体事件中，无法获取抽象对象，是因为过度关注家庭圈子里的特定个体，以及自我角色定位的多重困难。非常原始和超前的管理者显示了与煽动者一致的基本模式。具体发展的差异原则上是由于成长关键阶段对认同有用的文化模式不同。另一组的管理者是从那些顺利渡过发展危机的人中招募的。他们没有过度抑制强有力的敌意，但是这些驱力要么升华，要么在亲密圈中得到了广泛的表达。他们对组织本身的任务表现出一种非个体的兴趣，尽管没有过度强调，但他们在职场和亲密生活中坚定地维护自我。他们对抽象事物缺乏兴趣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在处理情感问题时，他们从来不需要使用抽象事物。他们采用或放弃普遍观念，然而并不真的使用它们来唤起广大民众在情感上的回应。他们既不系于抽象物也不系于特定的人群，但他们能够在人际关系的语境中很好地处理二者，进行客观的设想。他们的情感恣意流淌；他们并不缺乏情感，反倒情感化地调整自我。
精神病理学方法也可以用来发现政治信仰的重要性，因为很明显，信念表达了一种理性和逻辑的“显性”内容，他们象征着大量的私人动机。在这个联系中，我们回顾了一个有强迫症的国教徒成长家庭模式的历史。我们揭露了军国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私人意义，老年人悲观主义和吹毛求疵的私人意义。
接下来，就集体政治进程理论而言，我们又将注意力从个案史片段转到了找出深入的人格研究问题上来。
政治活动从将私人情绪反应转移到公共对象上获得活力。家庭中形成的情绪反应重新分配到诸如国家之类的各种社会对象上。政治危机由于具体原始冲动的同时激活而复杂化了。有人也许认为当重要的决定正在出台时，社会将非常平静地审议；但是在战争时期，人们的行为失调，革命、选举以及要求理性思考是最要不得的。显然，激活进程在这里起作用了；重新唤起原始的施虐和贪婪的趋势在倒退。
政治符号尤其适用于作为移情的目标，因为它们与个体经验有关的参照系模糊，因为他们普遍传播。尽管政治的动力就是个体的紧张，但是所有紧张都不会产生政治行为。所有的情感纽带也不会导致政治行为。就一个更加包容的、为社会行为倡导了一系列要求的自我而言，政治行动取决于个体不满的符号化。
在社会紧张程度中，政治需求与导致社会紧张持续缩减的社会变化不大相关。胁迫、告诫和讨论的政治方法假定：政治的作用就是当冲突发生时解决冲突。预防的政治学，其理想是通过明显地减少社会紧张程度、通过有效方法、通过有且只有一种的讨论方法去纾解冲突。预防观主张对人类的社会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的后果持续审查。预防的政治学要取得理想成果，很少依靠社会组织的改变，更多依靠改善社会管理者和社会科学家的方法和教育。
本书所采用的实证材料，已经应用到在异常亲密条件下对个体的长期访谈过程中。关于在当前采访条件下所发生的真实事件，目前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记录，而它对于用来改善这些过程的方法的人格研究的未来来说，又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可以通过安排一字不差地描述发生的事来确保在访谈的客观化。
有效的人格研究基于把人格反应看作一个系统，完善这个系统，这个系统的替代反应可能暴露出来。广义上讲，人格可以看成是一个由客观目标、调节式思维、自闭症幻想和躯体反应组成的系统。问题是把干预引入系统中，揭露用来对比和进一步分析的替代反应。每一个关于人格事件的“事实”都是从具体观察者的立场上界定的，未来的主要问题就是通过和其他情况下观察者得出的“事实”对比，来考察长期访谈的观察者得出的“事实”。当那些引起了政治学家兴趣的成年人的反应可以清晰地观察时，人格研究对政治学可能会更有价值。（见于附录B）
笼统地讲，个体研究和社会研究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没有断层的，只有参考价值上的分级。集体利益事件总以个体利益为焦点，我们也许会以他们和“在个体内”顺次发生的事件的关系或者和“在个体间”事件的关系来研究这些事件。这个作为政治研究方向坐标的突出事件是对共同体归属感的认知，这个共同体是一个有诉求和预期的系统。在占有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个体中，当这个事件以足够的频率出现时，这个事件就界定了国家，因此，国家就成了一个多重事件的组合体。“在个体内”和“在个体间”事件的次序研究同样与对国家的理解相关，不同之处就在于出发点的差异，而不是最终结果。
当国家被视为一个多重事件的组合体，国家出现的条件就可以理解了，理论基础也就落在了建立预防的政治学所需要的深度和广度上。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精神病理学扩大它的调查范围，提高其方法的可靠性，它可能会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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