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方便分析，根据最终状态与理想状态之间假定的关系的本质，倾向的解释可以分为五大类。第一类，人格活动可以从目标（终端）的接近或者实现上说明，这由主体传达出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马路上朝着火车站狂奔时，我们会相信他告诉我们的话——他在赶火车。
第二类，人格活动可以当作最初事件向随后的事件的过渡程度来解释，而后一个事件可以精确地观察出来。譬如，鉴于随后要举行的国会议员竞选，C先生热心关注选区内贫困人群健康和福利问题。
第三，人格活动可以看作是一种终止状态重新开始的程度，这已经被观察了出来。早晨醒来之后依旧躺在床上，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个难解决的问题。这种情况可以看做是前期神经冲动的再生，导致躺着不动和等候。
第四，人格活动可以被当做是向正常终末事件的接近，通过观察分为生理上的和文化上的。因此，异性恋可以假定为某个人的倾向，虽然他并没有过性行为。
第五，人格活动可以就结束状态而言，这是一个物种或者一种文化的极端状态。因此，男人的行为被认为倾向于谋杀、自杀和乱伦。
在任何一层意义上，倾向概念的运用对一定的目的都是正当的和有用的，同时也暴露出性格判断所特有的错误。因此，如果我们接受那个说他在赶火车的男人的说辞，我们也许就错了。他可能是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而跑向远处的树林。
我们所说的对于倾向所概括的反应类型都是可选择的（我会再做补充）。当我们进行陈述时，我们会准确地详述引文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的刺激—反应描述中会引出膝跳反射或者是回避黄色布帛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刺激—反应的思考方式并不十分透彻，同样，在实际运用中，倾向的思考方式也会引起歧义，就像乍一看所显示的那样。对经常所说的膝跳反射这个刺激—反应模式中，可以预测十个例子有八个是有效的；但是也有“例外”，这体现在要素的语境有多广，哪些要素有必要包含在场景里，这样才能更加彻底。当思维的刺激—反应模式由这种相当稳定并且可以身临其境的环境向外扩展，扩展到那些有着复杂中心的（主观的）事件时，实际上它就变成了一种伪装的倾向解释形式。
倾向概念最主要的长处体现在介绍一些复杂现象中的秩序上。如果观察者试着列举出能想到的一系列人格活动中的所有的身体活动、所有的电子移动、所有的社会适应之间的细微差别，那么他也许会在无目的的分类中迷失，同样也会阻碍一种发明程序，这种发明一定对可能有很高潜在价值的整体产生特定的影响。人类的头脑只能运用少量的种类，这些种类赋予活动以秩序，尤其是大多数情况下还要定性地界定。思路清晰要求思想模式的尽快适应。
简单化倾向怎么会导致那么多研究都在关注有潜在价值的细节呢，这在弗洛伊德这个个案中有所显示，这一点与珍妮特的不同。珍妮特对他所见过的精神病实例进行了引人注目的清晰分类，虽然他的术语和分类很丰富，但是他的作品相当于人类人格的生动发展过程而言显得枯燥乏味。甚至他那经不起批判的推论也制约了他的分类工作。梦会制造困扰，这些困扰可以追踪到睡梦中减弱了的心理紧张，他的这种观点使得梦境材料作为一种可分类的数据丧失了所有意义。而且，他几乎完全忽略了它。弗洛伊德，尝试过大胆的分析一些简单化倾向，他给观察法领域带来了有巨大潜在价值的数据分类。
直到大量的实例都在不断证实我们的分类，我们才运用了简单化倾向这个概念。“亚倾向”（subtendencies，例如一系列不同的俄狄浦斯表象之间的差别）急速地增加，直到一种倾向的表现始终带着另一种倾向这一问题的出现，它给律法主义思维模式以及教条主义学说带来了科学的思考。如果亚倾向没有修正，而且又加入了一大串特殊倾向，那么这一庞大领域运用专业术语的难度将大大提高。关于本能，目前的研究本身没有多大瑕疵，因为他们暗示了一定有一个人类固有的倾向，这是没有根据的，而不是因为他们“太多无法一一列举”，而且还给这个领域的研究带来了混乱而不是适合的原则。
虽然，通过另一种有形的反应来预测是科学构想的目的，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思维方式最可能将思想家的注意力引向那些硕果累累的假说（“如果”型预测）上去。事实上，特别有价值的结果都已经在人格领域获得，他们是通过将事实的剖析看成几个倾向的思维方式获得的。
但是在目前，也许操作起来稍微简化一点的思维反应方式对于人类人格的研究是有用的，因为精神分析和“罗列式”心理学都有过多的细节，这些细节他们都很熟悉，但是他们的早期出发点搅乱了他们的固有观念。心理学家对一些适应措施都很熟悉，但是因为这些都是用在“倾向”这一领域，所以严重缺乏对表现出的客观标识进行准确渲染的重视。现有的心理学思维习惯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人格能被看作是一个系统吗？我们能用几个逐渐客观化的术语来评价它吗？这些术语能显示人格表现的基本变量吗？如果人格的确是一个系统，那么，经常使用于不同场合的干预应该经常会对这种人格的许多抽象部分发生替代反应。通过给予他们相似的干预，通过测试涌现出的一系列替代反应的顺序，人格可以从一个横截面到另一个横截面作比较，从一种人格到另一种人格作比较。
为了概括任何一个既定阶段内的人格，我们可以将它认为是下列行为模式的集合：目标定位，调节思维，自闭症幻想，躯体反应。
个人的目标定位是可以描述的，根据环境中对性对象或者非具体的性对象的态度，可以描述成自信、兴奋、顺从等不同的程度。极端情况下，个人可能会在职场中辱骂、无视、专横地对待上级、同事、顾客和下级，在私生活里这样对待他的妻子或者是情人；或者他可能在工作中自惭形秽，在性行为上胆怯；或者他可能会在工作中和私生活中表现出极大地差异。这些不同的反应都有待于根据人格系统的主要表现进行探究。
调节思维必须处理个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调节思维在相关的社会行为中时有发生，以创造性而言，它意味着对科学、艺术、管理和哲学的贡献。自闭思维（autistic thinking）高度地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当调节思维论述个人同社会之间的关系时，可以把个人当做众多对象中的一个对象。
自闭性幻想和现实之间无法调节。他们可以分成几种类型，其中有自杀倾向的、悲观主义的、狂妄的、攻击性的和迫害性的幻想是常见形式。他们以夸张的形式成为人格最明显的特征，不同的临床称呼用来区分他们。普遍的和典型的主题在下列语录中都有体现：“我是个绝望的罪人”；“这个世界每况愈下”；“我是世界上最圆滑的人”；“总统是人类的犹大”；“总统要逼死我”。自闭思维在每个人的任意一段人格经历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丰富表现。
任何指定的人格剖面上的躯体反应包括肌肉纹理，运动和压力；心脏和血液循环；肠胃反应；皮肤适应；官能性行为；呼吸系统、瞳孔和泌尿系统的适应；维持血液生理平衡的内分泌系统；发烧（前面所不包括的发烧以及日夜交替的新陈代谢）；导电；以及免疫系统的反应。在相同的外界环境下，个人行为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当这些行为表现出与正常行为极大背离时，可能是因为心理过程转换成了躯体反应，虽然这并不会表现出明显的损伤。弗洛伊德经典地划分了歇斯底里症的概念（或许可以称为歇斯底里的反应）。每个被近距离仔细审问的人不时有频繁的排尿倾向（虽然没有明显适合的生理解释），有憋粪便的倾向，或者是忍受背疼或是脖子疼。
根据遭遇相似情况后产生的替代反应的本质，在总水平上，人格之间可以通过采用社会上一些尝试过的“实验”来作比较。A先生是一座大城市的市议员，当他在重选中落败后，两种不同的情况下使他表现出了自闭幻想的症状，以至于到了要在精神病医生的看护下监禁在疗养院里。因此由于幻想症（无法全神贯注）A先生参与社会事务（政治行为）的权利被剥夺了。A的事例和B先生的不同。当B先生在州议会再次参选失败后，他开始担忧自己的身体健康，虽然医生无法找到足够的生理根据来解释他的问题，他的肠胃经常紊乱导致他无法正常的工作。他的替代反应是生理上的。另一个人，C先生，失败后花了大量的时间写出了一本认可度很高的政治理论书。他的替代反应表现在连贯性、理论性和调节性思考上。J是我们精力旺盛的管理者之一，他作为管理者的责任减轻以后，很快地将别人的妻子变成了自己的情人，这些都表明，他在公共事务领域中的目标定位是对他性生活领域目标定位的一种取代。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测验出政治行为和成见在个体人格整合上的相关作用。对一个人来说是对精神紊乱的取代，对另一人来说是对身体疾病的取代，还有一个人则是对强烈性欲的取代。
目前，对这些人生活史的研究表明，他们面向世界的方式很早就已经确定了，观察这些东西会很有趣而且很重要。那个引起身体不适的人在大学比赛失败后有过生理紊乱的经历，同样在青春期和青少年时期也有。亚历山大将J人格分裂的根据追踪到了童年期。
现在我想指出的是，长期访谈是怎样有助于解释人格发展的，以及怎样参与到这里所概述的观点的思考中。如果分析师在某一天的采访过程中被一名实验对象“侮辱”，第二天这位被试就有可能被报告说，他患有身体疾病，病态幻想或者是对一个讨厌的人过分厚道，或者还有对创造性成果的爆发。采访者将这类事例同其他的排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预测这种人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状态下有可能作出的替代反应，以及回顾性地预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有可能的反应。训练有素的精神分析师像鹰一样看着被试以寻找像这样的细节；将它的“直觉”从艺术的领域转移到可靠的知识上，这种可能性依赖于他所进行的观察的客观化，依赖于特定的实验方法的发展。
在人格记录中要找出某种确定性，一个方法是通过检测在指定位置的观察者所得到的前后一致的观察结果。这种方法非常重要的应用就是一些儿童心理学家把它运用到孩子们的身上，尤其是弗洛伦斯·古迪纳夫（Florence Goodenough）和多萝西·托马斯（Dorothy Thomas）。他们建立起一套生物分类法来描述不同的行为，例如“微笑”、“与其他孩子的身体接触”和“与客观事物的身体接触”。分开的两组观察者在规定时间内要做数量相同间隔相同的实验，这样一来，每一个术语的清晰度就能检测出来。结果会表明在行为研究方面哪些分类是模糊的，哪些分类足够清楚地证明他们的范围。例如，已经发现“微笑”行为表现不如“与其他孩子身体接触”清晰。这种方法能够衡量出检测过程中的误差，在物理学中要判定特定仪器做出的测量的可靠性通常会有一个校准过程，这种方法堪与此相媲美。社会学家被迫依靠他的眼睛，问题是要将这一应用标准化，以便保证结论客观。[64]
这些对各种行为进行观测的方法急需改进，从而能够研究法庭审判室、立法机构、委员会、大团体会议以及其他在直接政治利益环境下的行为类型。这就有可能记录参与者的不同反应，并能够区别其中那个是内在的自身行为（如主席），而那个是个体的外在行为（个人姿态）。
无论支配行为和顺从行为在哪里产生，这种客观真实的类型和实践常规的记录都可以让我们扩大对于这些行为的研究。在儿童研究与复杂的成人政治环境下的人格研究之间还有鸿沟，这可以通过寻找可信的政治反应稳定性的标准来填补，一些早期的研究已经表明，一些主导行为类型在（儿童）很小的时候是可以分离的。夏洛特·布勒（Charlotte Bühler）发现，儿童通过各种活动压力、专制行为和“领导”行为学会了支配。她的专著采用了这些术语，再次提供了鲜活的实例，证明了自己的观点。[65]一个由她的工作衍生出的研究是马乔里·沃克（Marjorie Walker）在明尼阿波利斯儿童福利院（Minneapolis Institue of Child Welfare）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研究。在同一个地方米尔德里德·帕顿（Mildred Parton）也进行了一项观测研究，研究表明，在不受控制的娱乐游戏活动时，儿童个人也许会完全展露出引人瞩目的支配或顺从行为。[66]通过不太客观但要比简单的印象主义好得多的方法，在后来的发展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大量的“政治类型”。卡尔·瑞宁格（Karl Reininger）保存着一份关于性发育前期的学校男生行为的详细记录，并且找出了“领导者”和“专家”之间非常清晰的功能区别。专家可能会在一些特别胜任的活动中暂时地领导小组，但是领导则会将其控制在权限之内，并且在特殊活动一结束就重新确定方向。瑞宁格做了很多精密的观察以便为他看到的整个的社会心理理论提供建议，此外，我们如何能使一个限定范围的经验主义研究有意义，与宏大理论背景下的其他研究区别开来，他的专著也是一个绝妙的例子。[67]希尔德加德·赫特兹（Hildegard Hetzer）观察了在游戏小组中儿童所自发组成的组群，并敏锐地辨别出了组织者，专家和社会领导彼此之间的区别。[68]
在此之后产生的是维克托·温克勒·赫马顿（Viktor Winkler-hermaden）所做的关于青年运动领袖的心理研究。这些从青年时代就应征入伍的领袖在群体中并没有太多的年龄优势，但是他们在“统治者”，“教师”和“传教士”的角色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69]
我们应该参照不同年龄段的反应类型分类法对不同情形下的支配和顺从类型作特殊研究，该分类法是由能干的学者搞的。既然青春发育期是如此重要，那么就应该由特殊的调查者来检验文献中提及的这些分类。霍夫曼（H.Hoffman）在他的总集中有一部分论及性格的形成，对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和科勒（Koller）描述过的青春期类型作了一系列修正。[70]在奥古斯特·艾希霍恩（August Aichhorn）论“顽童心理与顽童教育（verwahrloste jugend）”的演讲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暗示，在某种形式的支配和顺从行为背后隐藏着发展的不同程度的扭曲。[71]对于青年学者来说，这本由一位分析师明确推荐给实验对象的书是最有价值的一本书。在艾希霍恩的第八次演讲中，他报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结果，这个实验是他对他监督下（他已经为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充当了几年的一家之主）的一些攻击性最强而且无法控制的男孩所做的。将整个团队放在一起，命令工作人员绝不干预他们。这些“无情的（hard-boiled）”青年破坏家具，伤害其他成员，因此在他们逐渐被驯服之前累坏了很多护理人员。在得知他们不能辱骂环境对他们的惩罚，只能证明他们对环境的质疑是正当的之后，他们进入了一个性格再教育的过程。这个团队的行为通过图解的形式被报道出来，而且发生的代表性案例要在下一次讲座中列举出来。一些具体的基因假说形成，以解释艾希霍恩已经亲密接触到的一部分男孩的某种特定行为。[72]
从对支配他们游戏小组的青春期男孩所作的客观研究出发，我们能够预言这一系列行为足以证明他们长大成人以后会有很高机率支配游戏和工作小组吗？我们因此能分离对于从政学生有直接重要性的多样性格特征丛原本相当稳固的发展顺序吗？通过为期两年的重叠年龄群组的研究，我们能够为既定的文化成就得出一张复合图像吗？当然，政治学与相关的成长中个体的研究学科之间存在有效联系，这条路正越来越明确。
在通往精神病医师和儿童心理学家成功协作之路上的困难之一就是，政治学者自己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成人的差异就在于他们想要弄明白的他们的基因史。对个体的深入研究可能有很多是可信的，政治学家想要将有关特定的个体政治生活的问题纳入现存的研究中，这些问题有哪些？
以下政治态度的分类只求有所启发而不求规范完整。这个分类的第一部分涉及个人调查的政治优先权以及政治预期或者预感。一些人向往一种兄弟般的理想而另一些人向往一种同伴的理想。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讲在一个家庭中的兄弟之间要平等；信奉神格惟一论的基督徒则要保留一个天父。[73]一系列其他意识形态的区分可能通过使用我们用的术语而变得十分清晰。
政治态度的种类
A部分 政治观点
I.优先权
父亲般的理想
兄弟般的理想
高度中央集权
低度中央集权
革命理想
反革命或反政府理想
瞬间巨变
渐进演变
姑息强迫，保密，冷酷无情
坚持劝说，公开，谨慎小心
组群解放的，防守的，开阔的理想
世界统一理想
II.预期和预感
小的政治变动会产生重大结果
小的政治变动会产生一些价值观影响
很少有价值观会通过政治来完成
革命性变化是迫近的，最终会发生的，有条件的
这个很可能与政治实践有别于政治观点有关，个体的深入研究最需要。在附录B中，我罗列了一张问题清单，是想建议考虑与政治学家的利益直接相关的事情要进行分类。当面对各种类型的上级时，个体怎样充当一个下级的角色（在军队，在学校，在教会组织，在生意场上，在宴会俱乐部中，在宣传组织机构，在管理阶层，以及很多与此相似的组织中）？当面对不同种类的下级时，个体应该怎样充当一个上级的角色？除了考虑人们作为下级或上级的行为，对不是其各种各样组织中的成员，我们可能还要探究他对这些个体的态度，但是这些个体可能会成为助手也可能成为障碍。因此他可能为了钱而靠近陌生人，或者寻求从别的组织那里赢得外交支持以抵抗普遍的威胁。他的策略可能会通过采用的方式与获得成功的措施来分类。个体行为同样值得特别关注，不是针对个别人，而是针对公众，这些都必须是匿名的。
B部分 政治实践
I.做为下属
面对的上级是
A.坚强的，冷酷的
B.善于控制他人但相当冷酷无情
C.无力的
反应（神志清醒时）
1.不要假装一副友好的面孔（外在的）即使他将把这看作一个优点（设法逃离，变得顽固、粗暴、攻击性强，加入同事组织的反权威活动，耿耿于怀）
2.没有看见或发挥自己的个体优势是因为依恋或恐吓（不自觉地怀有敌意的顺从，明显的喜爱，同事威胁的牺牲品，拍马屁、非常感恩）
3.将友善的面具与自觉的敌视行为联系起来（夸大领导所欣赏的品质，不管是模仿领导还是形象表现领导的压制）
4.最小程度适应上的非理性元素
II.作为当权者
应把下属看作
A.坚强的，有敌意的竞争对手
B.强壮的，客观的
C.无力的
反应
1.逆来顺受（即使认为不合适也不要抑制对敌对阵线的接受）
2.口蜜腹剑（当追求敌对目的时采取鲜明友好的态度）
3.不要采取过于强劲的措施来确保效率或者尊重（对于自我的榜样，或者那些战胜挫折的人过于放纵）
4.客观的（当优势明显时造成自恋的创伤，当有用时消除恐惧，发展下属的才能，当危险时固执）
III.对待可能的助手或者外部机构的阻碍者（最有效的策略和战术选择范围）
逻辑标准诉求
情感诉求
非暴力和暴力胁迫
诱惑（巨大优势）
IV.对待公众相处
策略选择的类型，成功
表达、思维以及兴趣的方式可能要挑选出来给予特殊考虑。从这些标题可以明显看出要做什么：
C部分 表达、思维和兴趣的方式
I.表达方式
（包括所有的象征形式：政治社论，小说，诗歌，绘画，卡通动漫，可塑媒介，戏剧，表演）
最有效的形式
分析和辩证的
迫害妄想症（讽刺的，谴责的）
热情的
幽默的
指挥
风格的范围幅度与限度
II.思维方式
对政策或策略提建议的快或慢
几乎完全无创造才能
系统地收集优先数据以判断
主观的即兴创作
在决策之前欢迎建议和批评
在决策之前对建议和批评厌烦
渴望对社会或那些相关的人证明决策的正确性
对于结果的证明漠不关心
坚定地支持决定
在决策上摇摆不定
受事实和争议的影响较大（或较小）
受情感诉求的影响较大（或较小）
受个人诱因的影响较大（或较小）
受强迫的影响较大（或较小）（注：影响在方向上可能是负面的）
真诚地追求行使自由裁量权方面的一般利益
因胜利或失败而兴奋
在信用信息分享方面慷慨或吝啬
因失败或确信失败而深受打击
对规划和价值观感兴趣
对进程和方法感兴趣
长远或短期的目标
旨在瞬间的或永恒的政治行为
紧靠一个经得起检测的决定
模糊不清的结果或决定
有责任感的个体参政的理想
观念与实践之间的一致性
个人技巧的自觉意识
对于家庭模式遵守与否（夸张的，采取相反的……）
III.政治兴趣
早年形成，一生坚持
早年形成，处于休眠状态，重新唤醒
早年觉醒，大彻大悟
后来觉醒
到现在为止，每一个事实都要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界定，或许评价是多余的，问题在于尽可能明确地详述观察者的观察角度。除非他们满怀敬意调查了可能相关的不同情形，将真实过程的资料搜集进来，否则，性格特征表是没有意义的。对于精神病理学家而言，那些在工作上“积极进取”的人可能会在性行为方面很“胆小”，这种事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当一定数量的评估者同意时，太过普通的人格被认为是“积极进取”，而不考虑评估者是否有机会了解多种情形下的个体行为。通过增加社会地位较低的各阶层人群对实验对象（甚至通过“亲密的”但不是性伴侣的朋友）作判断。除了让资料更加具体之外什么也没有增加。采访者经过几周几个月聆听个体的亲密生活，详细了解了即使亲密的性伴侣也没有看见的个体反应，他就有了战略高度。只有特别参考了评估者及被评估者相关的历史，才能评定一个“等级”。或许不久我们会发现，与很容易区别的特定类型人们相处时，分析师的等级在本质上并未偏离那些“亲密的”甚至某类相当随便的熟人。可以更加肯定，此类知识将会使研究更进一步，到时我们将会知道以最实惠的方法去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在仿佛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关系进程中，那位采访了他人一个小时的专家可能找到已被细节研究证明是始终不变，或几乎不变的，与特殊的刺激系统及其发展史有关的迹象。就像比约勒（Bjerre）很好地展示的那样：
一旦我们与某人的交往不再受共同利益支配，但却希望了解他的内心，我们就会马上抛弃他的言论的正式内容，开始不知不觉地寻找他内心生活的各种蛛丝马迹，这些迹象出现在与清醒意志无关或者不管其意志是否清醒的演讲中。[74]
最终所获得的是“偶然”接触与“深入”研究的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理解人类人格的众矢之的。
有一天我们将会知道怎样证实在这本书的扉页上那位老内科医师的话：“一个有眼睛去看，有耳朵去听的凡人，无法隐藏他的秘密；他嘴上不说，指尖却动个不停，七窍都会背叛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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