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想要通过观察研究言语上的失误、随意的动作姿势以及那些以前认为是偶然发生而不予考虑的动作行为来预测回忆过程的未来方向。他还发现，通过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他可以让病人在回想起痛苦难忘（原来的）的经历时省很大劲儿。正是在这一点上，谨慎的内科医生和心理学家尖锐批评了精神分析方面的研究成果。他们指出，病人生产出了分析家暗示要产生的材料，还指出，这整个泰山压顶的过程（putting a rabbit in the hat）是你之后会成功摆脱的。他们关注精神分析阵营的分立，并声称，如果你被荣格（Jung）分析，你最终会梦到阿尼玛形象。如果你被兰克分析，你会再次体验出生的痛苦经历，如果你被弗洛伊德深入的分析，你将在口腔的、直肠的和尿道的符号系统中翻滚，如果你和阿德勒（Adler）一起工作，你会谈论自卑感，如果你和弗洛伊德一起工作，你将会谈论阉割焦虑。
有人可能认为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应该存在很多文件可以供一群有能力的专家参考咨询，专家们正在尝试调和在分析性访谈中实际存在的不同观点和疑问的。[59]目前，访谈情境在分析家关于各个时段界限内的笔记中反映得很不足（如果他们记了）。没有人知道是哪一个过程曲解了不同听众对新闻报道的理解，没有人知道公布了的零星消息的价值。因为精神分析疗法一个公开承认的意图是，让人们用自己的双腿站立，不再依靠别人或是依靠对自己的放纵或沉溺，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关系总是在访谈后中断。这明显阻碍了追踪其后的人格史以及弄清应有治疗结果的稳定性的可能。在好的制度（institutions）下，可用的个案史（case-history）文件有助于描述（representing）与实验对象有联系的人和应该互相检查的人的混合产物。但是这些文件通常很短，而且有悖于精神病理学分析的那些主要的支撑观点。这些文件通常不能完全反映实验对象性格的各个不同方面，因为临床医生对展现出来的疾病现象更加感兴趣。
当约翰·布朗（John Brown）公开他的一段经历时，他曾经被警告，如果不能管好自己，他的鼻子就会被割掉，我们如何知道界定这回忆的重要性？我们是否把它当做一个历史的陈述？我们是否应该把它理解为一段虚构的故事，但是这段故事可以表明，如果他违反了规则，他曾希望发生的事情或是曾觉得将会发生的事？因为这种想象的方式已经训练内化为他的方式，通过过去的经历表达出来，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理解为他恐惧访谈的信号？我们可不可以将这个理解为他对采访者的厌恶，一种自我惩罚的幻想是抵御自我中不适应部分的凶残冲动的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理解为为了赢得采访者赞许所做的努力，通过说一些他认为采访者可能会想听到的东西，这是一种根据未公开的对精神分析著作的研究成果所做的推测？我们可不可以将这理解为一段“原来的痛苦经历”，它可以立即或最终减少个体表现出的神经症引起的焦虑？我们可不可以将它看作一段被掩藏的记忆，在这痛苦的经历中被威胁的不是他的鼻子而是他的阴茎？或是把它看作一个曾经激活了的被禁冲动的掩饰物，它抓住了过去的一个细节，赋予了这个细节以威胁的意义？
这是一些在提供的材料中可以提出的具体问题，这些科学的问题可以为可用的理论提供更多可信的证据，或更多不容置疑的驳斥。“痛苦的经历”有些什么标准？如果回忆伴随着很大影响（兴奋感），这里有一个关于它的真实性的假设。这个影响如何衡量？目前我们依靠观察者对声音的变化、姿势的变化、或是身体的痉挛或突然移动的判断。这还可以在实验环境下得到增强和扩大，通过对血压、呼吸、突然的反射动作等等的记录，所有的这些都可以提供兴奋感的种种迹象[60]。我们还可以增加对报告所可能具有的重大意义的评估，对实验对象进行推测和适当的想象。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科学的基础上区别对待“抑制（suppressions）”和“压抑（repressions）”，还可以跟踪整个访谈过程中的变化。
我们对“痛苦的经历”的判断还会受到实验对象的确定性的影响。如果实验对象表示，他相信他所记得的，那么这对提出假设有一定的意义。如果实验对象曾对这种想法表示怀疑，但是这种想法仍自发的出现并折磨着他的联想，这更是有价值。但是上述的感觉的确定性是不可靠的东西，除非这确定性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我们知道，个体总是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解释逃避焦虑感，他们总是自愿接受对于他们的行为的各种各样的解释，而不是继续忍受焦虑感。这是对我们轻信神经症的基础，而且可以解释从“腺体失衡”到“星状焦虑（astral perturbations）”的神秘的东西，他们都可以作为解释个人麻烦（personal troubles）的充足理由。所以，如果要真正的利用实验对象的确定性，那么这种已知的确定性必须经受甚至是毁谤的建议乃至长期的自我审视，而且从情感因素中解脱出来。
另外一个标准就是提到的经历和与所有其他相关因素的一致性。一个报告说，K在他的父母去世多年后的某个时间遭到他父亲的残酷惩罚，这一定有点冤枉。[61]
一个研究课题需要尽可能多的关于访谈情境中发生事情的客观记载，这就面临诸多障碍，这种障碍是不能被轻视的。连续数月每天进行一个小时的谈话，对该谈话一字不差的逐字记录至关重要。但是历史学家总是习惯于在整个图书馆有关拿破仑或俾斯麦（Bismarck）的书堆里埋头苦干，或是从一个综合的人格发展理论观点出发，认为人格几乎没有好坏之分，即便优秀的人格有高度加工的能力和显著的成就。
有些观点支持把这种人格研究技术运用于正常人身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自己或其他人都怀疑是否有常态存在。弗洛伊德曾认为一些特定的童年经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在后来的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些经历很普通，从他早期的这些错误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教训。临床的人物漫画（caricature）对正常人所显示出来的一些倾向没有什么价值。实际上，从某个角度讲，“常态”比疾病更难以理解，因为它是一个包括了很多倾向的复杂混合体，它是一种能根据现实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的灵活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从一种心事重重的心境中摆脱出来，并以一种明显的积极性投入新环境。常态是复杂性的、混合性的，它应该尽可能直接地成为一种控制病态的能力。
正常的实验对象希望从分析访谈中获得的主要益处是，与其他心理学的方法相比，这种方法的重要性如何。就如今天所记录的，只有曾经陷入困境的人才能以足够的自信谈论曾发生的事，如果他有批判性的思维，他也无法确信至此。分析访谈是一种训练自我审视的方法。主体学着运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试着培养这种思维方法，并使它与已习惯的普通成人生活中的逻辑方法相协调。这种思维方式的新技巧是一种自由联想的技巧，其主要功能是为逻辑思考产生新的材料。
这种访谈使得个体与其反社会的冲动作斗争成为必需。这主要取决于实验对象意志薄弱还是意志坚定，因为每个个体多多少少都有积极有力的反社会动机。每一种人格都以一种俄狄浦斯成长的残余形式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反常。人格中适应社会化的部分又担任了与龌龊动机作斗争的角色，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大量的神经性焦虑。问题在于鼓励主体坦率面对这些不适应的残余部分，让他们成为意识清醒状态下的焦点，然后释放被约束的能量。这就要用回忆重温原来经历的迂回方法，我们已经发明了这种神经性解决方法。回忆是迈向解放和理解的初步工作。
这种访谈用海聊神侃取代了人格动机的发泄。通过观察现在寻找当前形势的充分意义的线索，有人想恢复过往个人历史中的关键点，这包括对回忆（Reminiscences）的审视。回忆总是与当前形势紧密相关的，而且同时扮演了解释现在和记录过去的两个角色。访谈的经历漫长而艰巨，而且，实验对象要学会将自己看作客观世界中的客观存在，并且一步步的将自己的判断从原始的心理结构失真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这个过程十分缓慢。
这样安排分析情景是为了促进自我审视的进程。简化了的感官现状减少了表现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刺激。实验对象处在一种放松的状态，这样更有利于观察身体的僵硬部分，那些呼吸里的变化、发自内心的烦躁下的摇动、挠抓的冲动，这些我们平常都注意不到，但是恰在当下的情境中显示出它们的意义。感官环境基本是保持连续的，采访者以一种确定了的顺序掌控情境。实验对象暂时需要有专业要求和常规任务，采访者现在要阻止个体在转瞬即逝的灵感上消耗能量。采访者鼓励随意地联系、刺激在随意想象所提供的材料下产生重要的想法。语言表达的必要性使想象行为处在一个比平常更清楚的焦点位置，这是测验连续的逻辑反映时刻的初步工作。采访者允许实验对象漠视平常的社会建制，并让他的想象翱翔直到找到它可以落脚的地方，退化反应（regressive responses）也是允许的。也就是说，实验对象并不需要适应传统的真实的成人世界，而允许其恢复以前的形式来看待世界。在真实的成人世界里，多种多样的倾向都被引向传统的可以接受的形式里，大部分不适应的动机在这种模式里都以不显眼的变化呈现。当传统现实不复存在，个体都被鼓励正视正在形成的反应，而不是合并、压缩、忽视、压制它们，这些倾向以扩散的状态在想象和回忆里传播。当这个过程持续得够久，个体就会获得对自己现阶段思想特征的基因发展的一个很深入的了解。
分析的过程对对象来说是一段时间的压力，这就会有人好奇为什么它是可以忍受的。对调查者来说，幸运的是，参与者能坚持到理解基本被深化的时刻，他要增强并持续自己的清醒意图有的是机会。分析师对于人格的每个表现，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都给予足够尊重的关注。这被实验对象无意识的夸大，他过高的估计了采访者的个人行为给他带来的影响。人格中的一些能量总是能自由地建立客观联系，而这种能量聚集在了采访者的身上。我们允许实验对象长时间谈论自己，但当采访者专注并耐心地聆听自己的时候，实验对象认为自己和聆听者是紧密联系的，这建立在一种对钟爱物品表现出兴趣的常见态度基础上。采访者在技术知识上的优势地位（他的权威）似乎像应该拥有无限知识的成人的权威一样。这种日复一日的牵挂趋向于使早期的家庭情感状况恢复原状，在这种状况下，孩子们可以在成人警惕的、充满责任的关注下不负责任的玩耍。实验对象放松了使不忠、吝啬和仇恨思想远离自己心灵的警惕。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对这些思想的坦率表达可以减轻对自己心理的惩罚，并且显示出他是思想混乱的受害者。实验对象可以在非社会和反社会的胡言乱语和想象中上下翻滚，而且这种症状在别人面前的发展过程成为他每天、每星期、每个月状况的精彩部分。实验对象增强了他带有温暖情感的兴趣，使他解除了社会上保留的法则的束缚。这就是分析师具有强大力量的标志，这也是分析师对对象具有特别兴趣的标志。自由联想过程甚至让个体避免遵循日常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他还可以享受用他充满智慧的语言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乐趣。有时，对旧习惯和旧烦恼开始有新的理解，对充满才智的理解能力的狂热也加入到了别的乐趣中。
乍一看，教授或研究访谈好像是失去了访谈过程所依赖的最有力动因（即设法缓解症状困扰）。一些遭受大致是病理困扰的个体，像肠炎功能紊乱、心理的无力感、痴迷的想法和强迫症，对采访者来说就像一个弱者向强者求助。如果他频繁来往于一个内科医生和接受嘲笑的目光与鄙视的说教之间，那么心理治疗师对治疗他的症状所产生的客观兴趣能够产生一种强烈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快感。甚至这种症状也是自我所钟爱的部分，就像丑小鸭，它们有时也会被一种特殊的喜爱之情来对待（费伦齐语）。减轻令人恼怒的症状，其希望存在于很多的病理学案例中，这种希望被以一种期待采访者创造奇迹的旧的幼稚态度保持在无意识层面。人格中一些反社会冲动也喜欢使人精神放松的环境。这些倾向本身也并不使人满意，因为这些症状的性质是反社会倾向和自我的社会化冲动之间的妥协。南伯格（Nunberg）指出，人格中的非社会化部分给人以误导的希望，在这种希望里，治疗的效果是他们需要的无限满足。这里还有证据说明，要承认反社会倾向的强迫症的存在，这种想法是被社会化的自我否定了的，而且还有满足一种对惩罚的无意识需要的冲动。
现在生病的感觉和恢复健康的冲动依然存在于任何的正常人身上。没有人可以完全从他残余的适应问题中解放出来，也没有人对自己完全满意。在访谈的开始，这种动因也许会出现在一种认为没什么比这单纯的想法更有价值的意识中，这看法是，自我知识的任何增长都能够让人们在个人问题产生的时候以更加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
我们也许会提到几个原始的动因，它在其他分析的情形中起作用并且能够让实验对象顺利通过。生活就是很多冲动的集合，这种冲动被其力量不可以违抗的权威所压制。只有通过模仿，才能够让强者的力量进入自己的人格从而反抗强者，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表现出来厌恶。这也就是说，个体在分析的情境中必须让自己和拥有更多知识的强者紧密联系，通过变得和他一样来取得独立，然后彻底击败这个让人恐惧并阻碍他的外部客体。也许个体会希望因为别人被剖肠挖肚或剥夺权利来武装自己，从而超越别的个体。在有意识的层面上，这些动因可以部分的在过度的自我驾驭和控制欲中看到。分析师的权力是被接受（taking-in）还是被拒绝（biting-off），这也根植于最早期的反应机制，幼儿就是以这种机制对客体作出反应。同时，演说、给予和拒绝提供消息的巨大乐趣也是存在的。
当实验对象不再注意原来的症状和动因，集中关注在过去中扩张的游戏，而且实验对象在被禁止的快乐中沉溺的时候，分析情境就成为了对不正当乐趣的放纵。感情在旧的渠道中释放并找到有新的物化对象，特别是分析师所分析的人身上。允许“移情”（transference）的采访者帮助实验对象抓住他们人格中产生非社会化冲动的原因。到这个时候，实验对象的行为表现已经透露出大量他的情感成长史的线索。分析师不断激励个体认真审查自身的人际关系，诚实地说出掠过脑海中的或隐藏在注意力角落里若隐若现的影像。进进退退、一点一点的，就重建主观上的生命史。打个比方，旧的伤口重新被揭开，嫉妒就像余火未烬的木块一样闷燃，冲动也重新燃起，旧伤口又一次裂开。回忆让过去褪色的织锦重新上色，重新高度关注心理蛛网上恶意、淫荡这些毒蛛。曾经适用于一种情境的原始意义后来就被无意间投射到成人世界，原始意义以他们适应社会的方式遭到恢复和评论。我们可以观察和克服由自恋和重复性强迫症有力支撑的回归体验（regressive reliving）。
我们不应该认为心灵的秘密因发问就会显露。压制是一种最原始的方式，无力的不成熟的自我通过这种方式寻求保护从而让自己免受冲动的折磨，这种冲动如果不忍受，不用没思想的力量抵挡，他就会横行肆虐（亚历山大语）。当自我成长得强大而稳定，原始冲动可以被有意识地深化，这样就没有了通过控制中枢神经转变成行为的紧急危险。这时，批判性的、有思考能力的、有决策能力的自我不会被过分强大的意识所削弱。我们所知道的意识的结构在童年时期就起作用了，它是通过将权威所发布的指示和命令吸收进自我而形成的。在这个形成期内，当自我很弱小时，意识依赖于一种粗糙的途径，它通过这种途径保护从反社会冲动中艰难地获得的优势。当有信号显示对这些冲动略有松动时，自我就会受到（visits）焦虑的惩罚。意识长久地保持它以偏概全、虐待成性的品质。确切地说，神经病人也遭受着意识过量。我们必须抛弃对人格中存在一些基本趋向的盲目否定，意识的附加原则（obiter dicta）要经过更加成熟更有经验的自我的批判。人格中的一些能量形成了这一过程中的障碍，这些能量专门用来抵制反社会冲动，直接压制、拒绝这些反社会冲动公然进入我们的意识。当社会化和非社会化动机又陷入冲突之中时，任何减弱的抵制都会让个体陷入严重的焦虑。各种各样偶然想到的托词会排除容忍这种焦虑的必要，将秘而不见的东西进入意识层面，从而变得肆无忌惮。这种抵制如何被克服从而重新进入冲突是持久分析的一个主要过程。
对个体一生中曾经历过的动机进行资产重组的过程，就是将特殊价值观引入精神分析访谈记录的过程。精神分析文献充斥着十足的幻想，尤其在推断人格成长的假定顺序方面。20多年前，弗洛伊德写了很多关于性格类型的评论，特别关注在心理结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特定乐趣的作用。对幼儿和儿童吮吸、咀嚼和肛门期滞留的兴趣已经成为很多分析家理论治疗的主题，亚伯拉罕（Abraham）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费伦齐简述了一个广泛的理论：对小孩生殖方面的关注正在提升，并且赖希（Reich）使其在各个方面都在扩大。萨奇斯（Sachs）、多伊奇（Deutsch）、霍尼（Horney）也简要论述了男人和女人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
一些调查者提出，要对这种假设的性质作进一步研究，这并不在讨论的必要限度之内。当我们能够成功地使发生在访谈过程中的事情客观化，我们就能够更精确地表达他们，而且这是沿着精确描述的线索获得的。有一天，我们可以更确定地说出能够被非精神分析法利用和测验的假设。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儿童进行直接观察可以确定或排除这些概念中的一部分。即使听起来有些荒谬，研究幼年和童年的一些阶段，最好的方法也许是研究成人。这里有一些理由让我们相信，成人权力的更好表达，无论是通过言语或图像，都超出了仅仅注意活动（movement）的范围，使很多状态更加清晰。如果我们发现，成人分析过程中的主观建构确实与修正了的分析方法以及行为方法中获得的结果紧密相联，我们直接把这种建构应用到年龄较大的儿童身上，那些标榜与非常早期的经验相关的材料，我们就能够对它们拥有更大的信心。产生于分析的各个阶段的回忆，我们也许能尽可能地检测出它的“史实性”。就如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所证明的，应该说，在分析儿童的外部技巧方面还有待更重要的改进。
我仅仅想停留评定事实的意义这一点上，应该有一种如精神分析法一样的方法来分析人格起源。这种引人注目地错综复杂的过程是如何出现在19世纪末的西方文明中的？为什么我们认为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来进行不断地反省是有意义的？
从宏观上看，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文明中存在价值观危机最显著的信号。我们在这里做出尝试，刺激个体进行价值观重建，不是在权威强加的基础上，而是通过一个长期的自我审视的过程。人类人格发展过程遭受了同样耐心的、艰难的和详细的审查，而当其被博物学家、天文学家和软件专家运用到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中时，这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漫长而成功的分析，其最终结果让个体在几个主符号（master-symbols）上能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这些符号呈现出很大的意义，因为他们是在别人挑剔的眼光注视下，在很漫长的学徒期中获得的。这些符号可以解释个体与展开的真实性之间的关系。他们提供帮助使适应的过程更顺利，而且为诸如徒劳感、沮丧感、压迫感和全知全能感这些不和谐的感觉提供了缓解的途径。
一个有感染力的主符号系统将人与宇宙的关系定义为除了人类文化史上生动现象之外的任何东西。一度有一个主要的问题，那就是“对我而言，上帝的意志是什么”？答案是，在读过《圣经》、做了虔诚的祈祷、顿悟之后就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我们的西方文明就在以这种思维结构为核心的基础上遭到抨击。我们总是热衷于不断地怀疑世界的变化（the world of change），问题总是“他是如何变化的？”视觉、嗅觉、触觉、听觉、味觉世界是以什么样的顺序发生的？思维的主观事件是以怎样独特的顺序互相跟随的？客观事件和主观事件是以怎样的顺序发生的？不论在过程中已经有多少中间联系存在，总是不断有新的中间联系和被完全接受的参照系需要在秩序化的关系中被认可和定位。
我们总是要确立价值观，不是在其他人的权威下，而是在自我审视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对秩序的追求具有巨大的意义，而且我们在扩大和深化对变化（change）的理解的活动中发现新的价值。如果你告诉西方文化的一个先进的载体，读完一页印刷物之后上帝就会显示他的英明，他将会对意料之外的东西印象更深。我们所读到的和所决定的东西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为了检测这些结论的预言很准，你会不会精心安排可控制的、重复的实验？是否会有其他文字，拥有相同经济利益关系的不同读者阅读完它们，就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作出相同的决策？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分析中所提供的符号用的不是“应该（ought）”这些字眼，而是“过程（process）”这些字眼。它没有教你为国家而牺牲，它教你的是，承认你所能在这种情况下发现的所有价值。但是，这并不能消除实际决策中“任意的”因素。决策伴随所有出人意料的、不可避免的又是无法预测的震撼而产生。个体只能通过照搬恰当的价值来控制决策，直到他在经过一系列的判断之后找到了自我。分析学的一个结果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不确定性，审查中间条款（terms）和相关的价值观。
自从中世纪宇宙学坍塌后价值观就变得混乱，这种方法在这种文明中不断完善。马萨里克（Masaryk）校长，一个严肃的思想家和渊博的的作家，他的社会学工作从研究自杀开始，他发现了文化中这种价值观紧张的大致线索。当典型的设计不同的生活模式形成情感纽带时，创造性的创意和破坏性的瓦解都搭好了心理平台。个体必须揣测自己有几斤几两，构建起自己大致的价值观，但在这种尝试中有很多人都乱了手脚。
长期访谈有助于我们获得更多的关于生命的可靠知识，它的有效性有赖于使它的过程客观化；它成功地暗示了，重建个人价值体系是一种不确切而且常常难以控制的经验。[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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