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权威的象征，在个体的生命中，其态度就像是遗产继承人在与自己关系亲密的家人和相处的过程中形成。在某一个童年期发展阶段，这种实际的权威象征（通常是父亲）所具有的智慧和能力，被这个孩子极度夸大。埃德尔（Eder）用以下的话说明了国家的重要意义：
“事实是，当我们更多地接触到外部世界，当现实的原则发展时，我们就会寻找这个理想父亲的代理人。我们发现，父母不是完全明智、完全有力、完全好的，但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人或是一个抽象物，以便能把这些或者类似的特点进行分类。在这个裂变的过程中，这些情感转移到或者派发到许多代理的身上。这些代理可能是人、动物、事情或是抽象的概念；可能是校长、狗、兔子、国王、雅利安族，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主义’。”
他评论说，这个自我理想形成了一个人做领袖、领导和最高领导的可能性，这个理想人物可以做这个孩子曾经以为他的亲生父亲可以做的一切事情。这种潜意识的动机体现在布莱克斯顿（Blackstone）的清醒法则中：“这个最高统治者不仅不能做错事，甚至连想都不能想错，他永远不能试着做不当的事情，在他身上不能有愚蠢和虚弱。”[44]
佩利（Paley）有一句非常有深意的话：“一个家庭包含了一个帝国的雏形。”家庭经历形成了连续整合的非常强大的动力，这些原始的态度通常被看作理性反应无形的伙伴。我们选取另一段来自埃德尔的摘录：
许多当选的或有代表性的政治家的背叛行为，其很多行为特征源自家庭。比如，在我在巴勒斯坦（Palestine）做政治工作期间，我发现拥有秘密的信息，知道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传授给他人的知识，使我（和我的同事们）感到满足。当然我们总是可以找到好的理由：民众将会滥用信息，或者他们会过度压抑这些信息等等——这正是是父母对孩子传授信息的态度，尤其是关于性的本质……
在秘密外交的背后，事实上，整个官方与非官方的关系，都有父亲与子女之间关系的影子。这也解释了我们过去被建议延长家长监护权所引起的情绪。
在政治教条主义中，像狄奥多·芮克（Theodor Reik）讨论的那样，无意识的冲突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他认为宗教教条和强迫的观念之间是平行的。[45]教条是针对理论家的怀疑而产生的一种防御反应，但这种怀疑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怀疑。在让理论家无法想象出新理由去怀疑的无穷能力中，在花费在琐事的能力中，在减少逻辑荒谬的整个明智计划中，这种对于权力无意识的憎恨揭示了自我。有时由于某种神秘的效力会产生一个神秘的方案，但矛盾只要有任何明确的意义它就不叫矛盾了。著名的三位一体学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实例。话语失去理智参考，挤满了各种各样的无意识的矛盾象征意义。布莱克斯顿（Blackstone）对于主权没有任何明显的描述，主权的职能像一个咒语一样。许多庄严的司法上的的思考和沉迷于拟定法律的思想家，都在此止步。对于自我的怀疑取代了对外部世界的怀疑，这种焦虑又被炫耀的对真理的关注所减轻。
对权威的蔑视是挑战内投良知的一种体现，这时就会有一种自我惩罚措施。我们已经看到，自我处罚需要的是殉教者和重大失败所产生的那种挫折感，更重要的是一种负罪感支撑着这种身份现状（status quo）。偏离了可接受的模式就等同于罪恶，良心使那些敢于创新的人感到不舒服。在传统卫道士的眼中，激进的想法成为“亵渎”和“不忠”，因为它们往往代表着比有限的权力更强大的势力。他们把整个人格结构置于压力之下。幼稚的良知容易被轻微的挑衅激怒，要去维持社会秩序；他们对于支离破碎的价值观的重建知之甚少。整个社会秩序约束了这种人格的非法冲动，激进主义与其说是对于这种约束系统的挑战，不如说是一个对于自我与自我之外的现实之间关系冷静思考的机会。没有人来反抗和过度挑战的政治思想是缺乏勇气的，因为甚至那些成功突破孩提时良心谴责的人，都会在某些措施下屈服并有所“付出”。还有这个解放思想家在可怕的“狂飙运动”中的许多斗争，是他对早年就同流合污的法庭勒索无意识的敬意，并继续把创新当成确实存在的（ipso facto）危险。那些非强迫型的思想家能够冷静而泰然自若地修正人与现实的关系。通常，一些对于人事改组的建议都很荒谬，因为原来的想法被迫从偏离传统到反抗传统转变。当一个人感觉到了这种强大的自我惩罚机制和解放自我因反对权威而产生的负罪感时，可以理解，他就会对于创新性思维的怪癖有所忍让。为了让这个观点有点尖锐，可以说，成人的头脑只是部分成年了，他的良心可能只有4岁，良心像是婴儿对女仆的情感内投，他对于她的变化给予同样的回应，可以解释为反叛。
一个研究人动机的组织发现，人的青春期经历对于解释其政治兴趣具有直接意义。
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通常在把爱转移到全人类或是部分选出的人时达到高潮，并且会付诸行动。正是在这里，忠诚的基本过程是最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们涉及公共生活。S·贝恩菲尔德（S.Bernfeld）撰写了大量有关德国青年运动心理的文章。他以长短不同来评论青春期，还区分了青春期人们的身体与心理发展过程。当心理过程比身体过程持续的时间长时，某些类型的反应特征就会出现。贝恩菲尔德博士认为，最典型的特征在青年运动中，他列举了青年运动的特点。这个群体的兴趣点都开始关注“理想的”事物，像政治、人文、艺术这类对象。他们对这些对象的关注是有成效的，因为青年试图创造一种新形式的政治和艺术。对于这样的事物青年总会有很多的自信，或者是对无法压抑的东西的多种象征。这表现了一个人重视自我而轻视他的同伴。一个杰出的人，无论作为朋友还是作为领导者，他都是受爱戴和尊敬的。往往这样对于一个朋友的爱会扩展到整个集团。人格的性元素并不集中在寻找对象上，而是在创建一个新的自恋的环境。贝恩菲尔德从基本的婴儿自恋中区分出第二种自恋，这种自恋伴随着对忧郁症深深压抑的回忆，原因在于理想的自我吸引了很大一部分的力比多并进入与真实的本我相反的状态，这种过程特别复杂，与他在青年运动中发现的特征明显不是一种类型。[46]
政治生活中似乎会升华很多同性恋的趋势。政治家特有的一种特点就是共同努力经营小派系，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适应与异性交往中出现明显的困难。在军旅生活中，当男人在熟悉的环境中相处时，这种感情的升华往往会失灵，而同性恋使他们找到直接的表达。一位德国将军竟然宣布，德国战败的一个原因是指挥官因为同性恋之间竞争产生的嫉妒被人射死。K·G·海姆索斯（K.G Heimsoth）博士编写了一份手稿，描述了同性恋在战后志愿军对波兰人、共产党人不满中的作用。某些领导人，至少公开自己是同性恋时，对自己的声誉没有造成不利影响，而事实上，名誉扫地似乎也是真的。弗兰茨·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认为，同性恋在在现代生活中被蔑视的原因是，人们有种模糊意识，认为复杂的文化成果依赖于禁欲，直接的满足感导致将社会融入夫妇和小集团的自我满足中。海姆索斯的观察表明他对这种有关“模糊意识”的智慧持怀疑态度。[47]我们经常看到的酗酒和诸如性群体之间的滥交，这些放纵的行为都与同性恋的冲动密切相关。[48]
政治危机因为同时伴有被激活的具体的原始冲动而变得复杂。战争就是这种经典情形，在这里，人们基本的心理结构不再从属于复杂反应。与战争密不可分的残忍和贪婪行为已生动地向所有关心这个的人揭示出，这个狭窄的边界区分了人类的社会和非社会状态。过度英雄主义和过分克制的行为，都是原始的表现形式，所有的原始心理结构不是反社会，而是非社会的，这样的心理结构往往可能对人类团结起到很大的作用。[49]
为什么在革命过程中社会变得腐化堕落？为什么这个共同体政治程序中的一个改变会引发这种过度行为？反思这些会让人猜想：既然重要的决定正在形成过程中，冷静考虑才能使社会特征更加明显。显然，在这里社会有一个重新启动的过程，这样的非常时期，往往有一种倒退的趋势，唤醒人们原始的虐待狂倾向和欲望。在问题和行为之间突出的不协调需要用这种术语予以解释。弗登（Paul Federn）在他1919年出版的小册子《没有父亲的社会》（Die vaterlose Gesellschaft）中描述了革命心理。当外在约束下降时，人们的潜意识冲破所有约束，这个说法成功解释了革命心理，人格品质不足以抵制人们的盗窃和暴力等行为。费德恩在1927年接受埃德加·安塞尔·莫伟尔（Edgar Ansel Mowrer）采访，用有点流行的形式评论维也纳暴动时，说出了他的这一观点。
奥地利，维也纳，8月20日电——“对于父亲的不信任是这次骚乱的主要原因，”一度作为精神分析协会主席的鲍尔·弗登这样说。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所有权威就是父亲，以前的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就是这种形象的体现，但在战争中“当父亲欺骗和虐待儿童，在战争逼近旧权威四分五裂时，只有人们全神贯注于物质生活，纵情狂欢，才有可能阻止当时的奥地利革命。”
国家又建立了旧的统治阶级，并希望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因此，在维也纳有一个难题：想在社会主义的领导下，用兄弟友谊取代旧的父权制；但在奥地利的联邦国家，却拒绝了修改父权制的想法。信任父亲是孩子最根深蒂固的本能。维也纳尊重奥地利第一共和国，但是，这种信仰逐渐被不断的苦难所破坏，报纸狂热的鼓吹和法律的决策几乎摧毁了人们对新的父亲公正的信仰。
相应地有一个自发的表现形式，这种形式在潜意识里使失望和愤怒的孩子们破坏那些父权看起来不关注的地方，即，记录和法律文件。
对于精神分析学家来说，和平的维也纳人暂时变成了疯狂的野兽，其原因也是清晰的。假如警方没有对人群有所抵抗，人们很快就会分散，不会造成任何伤亡和损失。但是，一旦警方使用暴力对待人群，人们就会变成暴徒作出野蛮地反应。这种反应是人们在潜意识中面对权威惩罚时，自古而有的对自己被阉割的恐惧。因此，在暴力中，恐慌不断上升，任何一点恐慌都会导致新的暴力和更大的恐慌。安抚只能在一个完整的民众暴动之后实行，当居民被广泛遣散回家后，人们完全摆脱仇恨需要三天的时间。
更深入的一点只能由精神分析来解释。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心里是革命的，但他们不愿意去游行。他们意识到当今小奥地利的革命是自杀式的，因此，他们在当时命令共和国士兵来干预、阻止暴力。但士兵来得太晚了。
为什么领导人在早上6点知道游行要开始时还没有发动士兵？他们说他们“忘记了”。这是一个明显的潜意识遗忘的例子。社会主义者忘了做唯一的一步，这一步能阻止他们有意识抗拒、但在潜意识中需要的东西。
在最深层意义上，维也纳骚乱是家庭纠纷。[50]
埃德尔（Eder）用大致的、摇摆不定的形式推测，某些无意识的因素在这种著名的政治选择中使得一方战胜另一方。
我认为，正是由于赞格威尔（Zangwill）先生曾经说，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是，国王没有做错的，臣下没有做对的。这就是说，以往的对于父亲模棱两可的原初体验已经一分为二了；不忠的情感等，转移到了臣下，或一些臣下，或反对派这边。现代社会发明了选举中的原则，他们用投票来表达他们对统治者的不满。从精神分析的方法来看，选举可以看作是弑君（起码是弑亲）篡位，投票像是一个重复的十进制；父亲被杀但从来没有被杀死过。臣下是我们自身的替代品。因此，政治准则如钟摆般摆动。
社会中的罪犯被无罪释放或是从轻处罚，亚历山大和斯托布（Staub）已经着手解释产生这种危机的潜意识基础。人格基因研究表明，原始冲动的升华在一种原始的“社会契约”的基础上是有可能实现的。个人放弃直接的特权（在与权威的冲突中他处于不利的地位），用更复杂的，能够确保爱和安全的行为模式来代替它。当另一个个体不这样干，任由他的性子胡来，那么每个人的人格平衡就受到威胁。清醒的自我感知到它是可以“通过的”，这威胁到整个结构的升华。超我试图通过控制本我的能量来维持秩序，或许它会有“意识的刺痛”，为了保持不当的满足感，他们可能力求通过各种减少诱惑的活动找到本我。这可能包括通过忽视“不理想”的元素来实现环境的重建，通过束缚内部人（罪犯）和灭绝外部人（罪犯）的心理需要得以印证。每一个罪犯都是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威胁，因为他或多或少地成功复原了社会所有成员生活中的尖锐冲突。超我的成功取决于诉诸一些特定的在自我上解释现实的方法。当现实严重不符合“理想”，自我的能量就被分解，接着就会产生严重的危机。超我通过惩罚自我，通过对外部世界这种情况的强行投射来重新强化自我的反面。一些外部世界的影响成为“坏的”，因为它们与由内心良知所造成的个人惨痛经历相连。强大的良知可以对现实加于自我造成的扭曲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自我变成了对现实的一个很美妙的假设。在这种现象中，这些心理感受最明显地表现混乱状态、幻觉和妄想。当现实变得“不妙”，通过暴力来改变现实是无效的，人们在出走中寻找安全，或在心理上产生自闭或消极。因为我们对于现实的认识基于很少我们周围世界的“第一手”经历，超我通常会在我们的认识中大量存在。
那么，政治运动从他们将目光转移到个人对公共对象的影响中获得生机和活力。政治危机都因伴随着具体的原始动机而复杂。只是，私人的、原始的动机是如何找到自己的政治符号的？什么样的情况有利于迷失的人选择政治目标？
政治生活是整体生活的象征。政治是关于集体程序和公众的行为，所以这些错综复杂的，完全出于最好的意图的过程，极难在整体的象征与假定他们被指定的进程之间建立一个明确的联系。对普通的人类运行来说，这个政治象征的参照点离日常经验太远了，虽然经过不断的重申他们之间已经呈现出相似性。这种参照的不确定性与广泛的应用，使政党、阶级、民族、制度、政策以及政治参与方式等很容易就取代了私人影响。很明显，私人动机的出现让观念理性的差异变得更加复杂，直到象征只剩下关注不相关事物的积累。自从政治学的逻辑论证有了整体提高，私人动机才由于集体优势逐渐合理化。
此外，政治学是一个有冲突的领域，产生虚荣和恶意、自我陶醉和侵犯、政党竞争。它成为一种老生常谈的东西，成为非理性的竞技场。但是更精确的描述是，政治学是社会的非理性逐渐公开化的过程。只要道德秩序结构与自发相结合，一般意义上的正当理由就不存在怀疑。但是当道德秩序被贬值和怀疑，一种真挚的和普遍的努力可能被用作发现一种针对造成的冲突的反射的可防御的解决办法。政治学看上去是不合理性的，因为目前的集体生活阶段努力地合于理性。正因如此才说明，道德秩序，无论是它非理性还是无理性的约束力，都不再被认为是公认的无可置疑的。政治上的分歧是道德危机的结果，其终结于新的道德共识。政治学是不容置疑的共识和下一个共识间的过渡。它开始于冲突而结束于问题的解决，但这种解决不是“最理性的”，而是感情上令人满意的结果。政治学的理性和辩证阶段属于重新定义感情共识的过程。
虽然政治学的动力在于探寻于社会上个体的紧张程度，但它总被想当然地认为是所有的个体紧张都离不开政治符号化及政治运用。当Y伤害了一个他认为侮辱他的工头的颚部，Y是要纾解他的紧张。但是如果他把这一事实解释为与工头之间的私人事件，这个行为就不是政治性的。政治行为是联合行为，行为之间依赖感情纽带连接。
目前，人们的共同行动取得共同的感情联系。取得感情联系的过程依赖于无意识的过程。弗洛伊德说，他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关系中的的感情因素，通过观察发现，那些一起工作的人通过一起吃饭和休息深化了他们的联系。以过去与人接触的经验为基础，那些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被赋予了丰富的意义。既然我们所有的动机都与人格有关，我们的力比多或多或少的集中于我们接触的人。这强化了类似的观念，为这个认同过程提供了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即使是消极的认同也是一种贡献，因为它调动了人们接触中的情感资源。
有感情联系的人还不会参与政治运动。当他们运用象征性的定义界定他们对该领域的诉求时，政治就开始了。尼克（Nexo）在他的《征服者佩尔》（Pelle the Conqueror）里将前政治阶段的劳工运动描述为一种事实可能如此的特征。针对他们的雇主，工人有大量的不满，但是个人在偶发的暴力行为和惯常的堕落中发泄出来。直到社会主义象征的出现，成功形成了他“一套”新的思维，这种紧张才以政治形式找到了出口。Y殴打工头仅仅是因为这个工头侮辱了他，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工人阶级；但当他成了一名社会主义者，他的行为在扩展他人格方面就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行为不再仅仅是私人行为；它们已经与遥不可及的社会目标有关。自我的观念有了新的参照点，而且这些参照点与其他参照点内在相联。
仔细考查政治科学的细节极端重要，这不仅涉及增加和降低这种紧张的程度，而且还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关于这一问题之前的方面，必须与许多领域的专家达成共识，但是关于之后的问题，研究者需要接触原始资料。现实中现货交易的政治学主要是对“压力集团”历史的分析，从把这一组织视为凭借政党的费边学社到阴谋的组织。它自己创造的概念下面的情况和它传播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换句话说：政治活动象征化的规则是什么？
我希望唤起对某些可能性的注意。我们发现，一些社会运动表现出以社会为代价来保持他们亲密圈子里一部分个人关系的欲望。值得记住的是，在他们突然提出他们的著名方案之前，我们发现罗耀拉（Loyola）和其他的年轻人在耶稣会就有长期的友善关系。不仅这样：他们渴望生活中增加一些个人关系，在他们突然发现最终的方法之前，他们发明了许多权宜之计。现在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友好的团体，它渴望在他们知道怎么做之前，维持他们的私人联系。与其说，制度是伟人影子的延伸，不如说它们是关系好的少数分子的残余。
我们发现，其他的社会运动会通过一个孤零零的思想家采纳了他们的方案，他们与这个思想家没有直接联系。这一过程这个团体的成员，因这个方案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通过该方案其他成员的身份被确定，并向其他成员维护和解释这个方案。他得到一个发言的机会，通过他的令人动情的主张，通过诱惑或者恐吓不再喜欢他们，他可能会彻底击败怀疑者和犹豫不决的人。
一种思想形成辐射的核心区域在青少年中尤其普遍，在单一性别的群体中功能发挥最佳。斯莱舍（Thrasher）在他的书《暴徒》（The Gang）里介绍了一伙有使命的青年人，这部青少年研究的文献中满是这样的例子，两个、三个或四个人的集体发誓彼此忠诚，并忠诚于社会改革的方案。当后来人们在生活中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在这些人中明显表现出情绪失调就不再罕见。很多社会和政治生活就是传播者的青春期延迟的象征，当然，我们没必要对它的内容评判。
个人的、口头的或书面的通过支持特定符号来说服人的心理学还有人书写。威廉姆·I·托马斯（Thomas.I.William）在很久以前就向观众提出了信仰者性别类似的方法。一些演说家是亲切的、同情的、恳求的类型，类似于一些男性试图克服女性的害羞。其他一些演说家则是令人恐惧而尊敬的父亲形象；一些演说家是像小丑一样，释放一些非常压抑的情绪使人开心；另一些谈论社会适应和人格的道德水平。因此，发言者与观众之间有强大的情绪影响，这都是尚未被充分发现的。有一些人在面对面的接触中脱颖而出，但是，也有人在台上表现平平。
当许多社会成员的生活出现普遍而令人不安的变化时，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研究出符号化的过程。饥荒、瘟疫、失业、很高的生活成本以及其他令人不安的一系列事物，都会让许多人产生对社会不适应的问题。第一种结果之一，是从对原来的对象施加影响，到对敏感状态提供建议。所有的标志都已成型或者是已经发明出来，从而重新产生影响。“向主祈祷”、“投社会主义者一票”、“打倒犹太人”、“用胃蛋白酶恢复活力”、“用马试试你的运气”——所有的选择都变得可行。处方是由诊断决定的，诊断反过来也暗示了处方。“一个罪恶的世界”，“华尔街”，“崩溃”——各种诊断浮出水面，很容易界定和重新界定个体对当时形势的影响。政治符号必须和生活中各种领域的符号竞争，一项有趣的调查表明，政治符号和除政治以外的符号相对两极分化。当然，当瘟疫暴发，现代人肯定预测，人们会烧死政府长官而不是烧死一个巫婆。
作为集中的焦点，符号之间的竞争引起共同体的情绪，导致了一少部分主符号的留存。这种共同体动员的行动要求是把条款付诸表决。美国为了通过酒后驾车的议案，经历了许多阶段，直到最终法律禁止酒驾成为主要的分界线。禁止还是不禁止成为公众思想的二分法。
符号化因此势必需要二分法。如果有可能要做决定，那么一个社会行动计划必须有“是”或“否”的形式来表决。谁会操控一个特定符号的影响力度，他就可以通过引导尽可能多的社会元素加强它的竞争力。这种符号的强化和简易化包括鼓吹中运用人的威望，特殊的经济和其他集团目标的同化，以及发明一个口号驱动人的潜意识。对一个代表符号的宣传可以变成一种社会发展的强有力因素，因为人们把情感从一个标志转移到另一个标志上是留有余地的。社会上总有大量骚乱和不满的累积，有吸引力的特定标志并不是绝对固定和注定如此的。
动机的分析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无意识的，虽然普遍，这给宣传家提供了某种差不多是普遍诉求形式的线索。俄国的共产主义政府创造出了活动的画面，这其中不仅有他们有意识的情感导向，而且煽动起深深的无意识冲动，这常常被视为符号运用的典范。举例来说，在一部电影中，母亲忍受着沙皇制和狂热的反叛者。分析表明，这个普通的而且可能是普遍的母亲形象，意味着对祖国的依恋。圣婴希望与母亲合为一体，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保护，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升华。埃德尔评论说这反映出对地球、陆地、祖国和家的依恋。这个瑞士人有思乡病，这个虔诚的犹太教徒渴望死后被埋葬在巴勒斯坦，一大群有类似表现的人，是拥有对国家有巨大忠诚的情感纽带的例证。
政治科学曾得益于动机的公开，而我们猜想这些动机是在每一个人的无意识中运作的，乍看之下，这可能是有问题的。如果这些动机起同样的作用，那它们如何阐明政治行为的不同？而且我们不能说明更局部化的情况，不能明确地解释为什么当农场主收成不好时共和党就选举失利。或者为什么革命发生在1918年而不是1925年。
事实仅仅是，动机或多或少是普遍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总以同样的强度起作用。它们可能互相阻碍，直到一些令人兴奋的情况干扰了这种调适，释放出储存的能量。事实上，无意识动机的考察以众所周知的反应与当前刺激之间的不对称性为基础，这种不对称性一直是一个有很多困惑和尖刻评论的话题。当农作物因不利的天气因素减产时，农场主投票反对革命，虽然这种反应导致当权政党运用权威干涉天气因素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个人关系中的忽视看上去非常微小，事实上会导致巨大的感情反应。我们发现，这种声名狼藉的不对称性，其大小具有更深的（更早的）个人心理结构。经过这种对有代表性的人群的彻底分析，我们可能获得有关“看不见的力量”的实质的线索，此外还可能设计出实现社会目标的途径和方法。
现代民主社会习惯于用讨论和选举解决争议。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治学，争议的解决也可能依赖于最低限度的讨论和最大限度的胁迫。在现代政治形式中，民主和代议制政府拥有“讨论而成的统治”，换句话说，“公众意志的统治”。洛厄尔（Lowell）总统曾指出，公众意志只存在于对组织原则有共识的地方。分歧必须在达成共识的领域内界定。民主和民意机构是以公众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这些公众由那些关注公共事务、期望讨论公共决策、措施上很少胁迫的人员促成。公众有一个普遍关注的焦点，那就是对宪政原则的的共识，以及在事关社会政策领域内对相互冲突的要求的包容。
当可以允许争论的时候，一些权利的标准就不一定被默许接受。有争议的区域不是固定而不可改变的，而是灵活而可移动的。问题在升级，争论在继续，而当前结论性的解决方案已经不是可讨论的了。由于所有支持道德秩序的同情，它变得神圣了，由于共同体在辩护中的没有异议的、自发的行为，它可以接受任何挑战。在挑战出现时，公众可能被分解成一群人，也就意味着一个团队，当中的成员情感被唤醒，无法宽容不同意见。
人格基因的研究阐明了决定哪种符号饱受争议的因素是什么？通过什么样的进程机制，道德模式被分解，讨论，而最后被重新整合，或多或少改变了共同体的道德共识？
具有多重文化和个性特征的个体中，情感联系的增加，是道德秩序的最有力的溶剂。在“友谊与道德”这个主题上可以构思一篇颇有价值的论文。众所周知，政府通过操纵个人忠诚来阻碍非个人的正式诉求。罗伯特·帕克（Robret E.Park）已经在族际关系领域中强调了好奇心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非常原始的对性结构和模样奇特的先民的好奇心。当个人的关系建立起来后，帮助朋友可以例外；那么，什么才是朋友中的根本原则呢？
该机制明确了，哪些问题一旦解决了，在目前就不值得商榷。通过这个认同和内投过程。越来越多的个体将这个最终结果加入到自己的人格中。年轻一代超我的一部分一旦一致，道德共识就达成了。异议得不到包容和辩证对待的地方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正在处理一个超我现象。某些标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诽谤他们产生的是群体心理而不是公众心理。[51]
这种政治符号化的简单轮廓甚至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样的推论：政治需要可能承担着一点相关的社会需要。政治符号承载着一系列积极和消极认同的残余，承载着转移个人动机的情感诉求。这种不相关东西的积累往往意味着在许多人的生命中存在紧张，并可能对客观的调查者具有诊断价值。一个人格分裂的人可能通过使自己成为一个整体来对抗外人，寻求平静。这就是为人熟知的“战争中的和平”，但是永久根除人格中的紧张可能要依靠个体世界观的重建，而不能依靠要改变世界的决战讨伐。
民主国家依靠讨论的技术来减轻适应变化着的世界的压力。如果说个体分析揭示了可能与满足个人所需（例如，会有一个永久的压力解脱）无关的东西，那么我们会严重质疑，作为一个控制社会问题的手段的讨论技术是否灵验。
民主的前提是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利益有最好的判断，而所有影响利益的因素在做决策时应该予以商讨。因此，民主社会的程序就是扫清利益集团表达各种各样诉求的道路，留下进行讨价还价和妥协，或为创造性发明与综合提供平台的一方净土。
人格研究的发现表明，个体是自己利益的糟糕判断者。一个选择政治政策作为他所需符号的个体，通常试图通过无关的姑息手段来缓解他自己的紊乱。一个对个人总体状态的测试屡次表明，他对自己利益的理论远离了能给他一个幸福的、很好适应生活的步骤路线。针对遥不可及的社会目标的人类行为，熟悉它超越了个人的经验，但很少，尤其可能是一个同情的，而不是一个健康的和反思性的调整。
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学通过创造虚拟价值取得进步，被请求证实自己利益的人为自己所承担的问题所刺激。他根据多种因素变化采用不同的术语表达自己的利益，但是无论可能产生什么样影响，他的利益学说一定带有他的自恋。政治符号大概是临时针对人格的其他价值提升的一个工具；但是它迅速停下来成为一种工具价值，然后变成了终极价值，不再是仆人而是平起平坐的，或者说实际上就是主人。因此，人通过以自己的手段实现目的这种无限的能力与动物相区别。
我们不应该匆忙下结论，因为一个特别系列的争论从公众心理中传递出来，所暗示的问题在基本意义上已经解决。这种解决方案经常是一种神奇的解决方案，在影响共同体的紧张水平方面没有改变什么，而仅仅是将共同体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同等的无关的符号上去。通过立法的雕像数量，执政官所控制的法令数量，但是在社会的长期实践中却没有改变什么，是一个在政治上有神奇作用的大致指标。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在有关社会变化的煽动、讨论和立法的过程中，不满减轻了，社会才最终没有受到实质性影响。政治符号有其宣泄功能，它消耗了由于每个人彼此之间的不适应释放出来的能量。
但是讨论经常导致社会实践上的修正，把社会问题复杂化，所有的可以说是为共同体所采取的各种惩罚措施，他们现在垮塌了，不再继续他们开始对社会造成的损害。
大致概括起来，政治方法涉及符号、货物、暴力的掌控，如在宣传、刺杀和暗杀中。常见的行为假设是，这种行为应用于解决冲突的需求，而不是应用在冲突行为中。迄今他们诉诸于哲学，将政治问题与处理被那些尖锐提出的差异区分开来。
区别政坛与战场，无论戏院应该是前线还是后台，在那些管理公共事务的人心中，或者在那些简单思考公共事务管理的人心中，已经产生了不幸的曲解。我们认为政治学的贡献是它已经详尽阐述了解决争端的方法。这相当大程度上分散了研究政府正式礼节的精力。在政治学的问题是，它用一些模糊的方法提升美好的生活，但这会被立即假定为依靠政府机制的修正。特别是民主理论学家匆忙下结论说，社会和谐依靠讨论，讨论依靠所有那些为社会政策影响的事情的正式商谈。
是时候该放弃这种假设了：政治学的问题是就给定问题中在所有相关的利益中推动讨论的问题。讨论经常使社会难题复杂化，因为由广布的利益群体发起的讨论唤醒了冲突的心理，产生阻塞性、虚拟性和无关性的价值观。政治学的问题是，阻止争端要大于解决争端，比起社会上反复使用社会能量来消除压力的方法，它很少将社会保护作为一种安全的价值观。
重新界定政治学的问题或许可以称之为预防的政治学思想。预防的政治学干脆把注意力吸引到降低社会压力的水平和社会适应不良这一中心问题上。在一定程度上，它会通过在所有那些受社会政策影响的人中鼓励讨论获得进展，但是没有所谓的铁律。在某种程度上，它会通过改进解决争端的机制取得进展，但这将服从于一个全面的计划，并且不再被当成是处理这种情况时尤其可取的模式。
认识到人们对自己的利益判断很糟糕，这经常会导致得出这样的结论：独裁者是必需的。但是每个研究个体心理学的学者都不会忘记分享的信念：“社会是不安全的……当社会被迫听从一个人、一个自动装置的命令，无论它可能调节得多么出色和无私。”我们的思想长期以来被民主与独裁、民主与贵族这样的乏味术语所误导。我们的问题应该由和谐的人际关系状态这一真理来裁定，真理的发现是一个专门研究的对象。人民作为人民，或者是统治者作为统治者，这没有谁能垄断。人们发明并展开了对我们内部装置的精确探知，社会秩序内的很多个体解释并应用了这些成果。这种知识的积累既慢又费劲。
预防的政治学并非取决于政府组织的一系列调整改变，而取决于那些关注社会的人在心理上对核心问题的重新定位：缓解这个共同体紧张程度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临时和永久改变紧张水平，其具体相关的行为预设是什么？
预防的政治学要求对人类主导政治实践的后果进行严格的审查。政治学是怎样影响政治家的？衡量人类社会行为价值的一个途径就是看那种形式的社会行为对行动者造成了什么影响。当一个法官已经坐了三十年冷板凳，他将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当一名煽动者已经从事煽动事业三十年，他身上会发生什么？该怎样将不同类型的政治管理者同医生、音乐家和科学家进行比较？以上这一系列问题预示出，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弄清不同个体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的特点。假设我们能查明人做出什么样的特定行为是同一个反应类型的，那么我们将为不同行业的社会认可发生深刻改变奠定基础。
对政治学人文意义的任何审查都要跳出职业政治家这个狭窄的圈子。像战争、革命以及选举等方面的危机往往以深远而广泛的方式进入人们的生活。这种种危机对人的心理造成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而又不确定的研究领域。于是出现了这种情况：据报道，在苏格兰1745年到1746年的那场叛乱中，很少有人患上了歇斯底里症（在技术层面的精神病理学意义上）。法国大革命和爱尔兰叛乱也是如此。拉什（Rush）在他的《论美国革命对人身体的影响》（On the Influen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n the Human Body）一书中提到，许多患有歇斯底里症的女人“都想立刻恢复彻底的健康”。列举了这些事例的哈弗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评论说：“在这些案例中，精神紧张有机会通过新的非个人的渠道爆发出来，个人情绪的病态链条被打破了。”[52]
从以下这个观点来说，政治符号对人身体造成的后果可以作为调查的主题：
当我们无法获得需要的结果时，就会感觉到很不舒服的紧张或焦虑（害怕）。而为了缓解焦虑，我们会运用象征物或者是产生恋物行为，这在防止肾上腺、甲状腺、循环系统、肝脏以及肺的过度补偿方面有显著的心理价值。[53]
这套政治规划还将不断要求根据目前的研究揭示出的所承受的紧张水平等因素重新考虑。弗兰茨·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最近开始关注现代文明中随着不断扩大的目的性行为范围而产生的压力。他以如下的方式对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事实进行了总结：“人们本能的表现有不断要求合理化的趋向，也就是说，他们将越来越多的好玩的、不协调的、纯粹的娱乐行为发展成目的性行为。”弗洛伊德最近在《文明及其缺憾》（Unbehagen der Kultur）中提到的“文明的不适”正是我们所熟悉的合理化的文化的特征。农夫与原生态的东西最贴近，在那种原始欲望的满足方面，农夫反而能够享受得到，就此来说，我们的生命反倒显得很贫困很可怜。[54]现代生活使人们能够通过电影和轰动的犯罪新闻中寻得不合理的发泄途径。但是或许我们可以发明一些释放现代生活的压力和紧张感的更合理更好的方法。
那么，预防的政治学寻求根据他们的人为结果估测其明确的文化类型。这些结果有一部分被谴责为“病态的”，而其他的被认为是“健康的”而受到欢迎。然而复杂的一点是，对于文化的有价值的贡献往往来自于在其他方面比较病态的人。许多病态的人为他们的个人麻烦所驱使，多多少少成功地实现了向较远问题的转移，实现了对知识和社会政策的有价值的贡献。[55]当然，“病态的”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在某一种文化中，身患癫痫症的人或许并不会被当作弱智者和病人，而会被当作一个超常的人。事实上，社会不鼓励随意对社会生活进行批判，但是却建立了反思自身预设的种种禁忌，就这一意义而言，我们或许可以说一个社会是要依靠一定数量的病理学的。如果一个个体已经病态到无法平静地思考任何现实，并且无法详细阐述其贯穿思想过程中的冲动，那么很明显，社会对其疾病的养成有重要影响。这也导致了一个明显的矛盾，即成功的社会适应在于少得流行疾病。如果“健康”仅仅意味着统计报告上的“平均数”，那么详细考察个体对于修正社会模式也就不再具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了。但是如果“健康”意味的不仅仅是“平均数”，那么对于个体的深入研究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有利的平台，以重新评估文化模式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对这些模式展开批判。[56]
如果预防的政治学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那么，对那些管理社会或者有这方面想法的人来说，就需要接受一种与之前不同类型的教育。这种教育从这么个命题出发：培养一名优秀的社会学家要比培养一名优秀的物理学家花费更长的时间。[57]社会管理者和社会学家必须与他的拥有最丰富表现形式的研究材料进行直观的接触。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是野蛮还是文明，是病弱还是健康，是衰老还是年轻，他都得与之相融合。他的接触必须是最基础最原始的，而不能是间接的。他必须抓住机会运用最先进的人格研究方法延续对自我的监督审查，并且要努力做到客观地对待自己和人类社会中的其他人。
我们的价值标准很少是辩证法的结果，更多的是来自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因此这段复杂的经历尤为重要。价值观往往随着对意义无意识的再界定而改变，而不是通过合理化的分析来改变。每个接触和每种程序揭露了在部分描述经历的方阵中有所反响的新的事实，这是清醒意识的结果。
社会学家的问题，一个特点是，他一定要与他的研究材料进行个人的接触。在实验室里工作的物理学家，他调整实验设备所花费的时间远远多于其进行实验观察的时间，而进行实地考察的社会学家，他建立联系和接触的时间也远远多于其记录和报道观察结果的时间。正如设备操作技术之于物理学家，良好的人类优势的培养对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这意味着研究社会的人，以及社会关系的管理者必须掌握基本的社会交流的技巧，除非他有某种严重的障碍，同时他们必须牢记遵循该原则接受训练。
管理者调查人的经历必须确切熟悉那些对个体的特征和爱好造成重要影响的所有因素。这意味着他拥有来自心理学、精神病理学、生理学、医学以及社会学领域的能够吸引他的最切题的材料。由于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在组织解决这些规划方面还很薄弱，全面的课程重组是绝对必要的。
本章所述内容可以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一个观点。政治运动的活力来源于对公共对象的情绪反应的转移。由于个体所关心的早期经历影响下产生的特定原始动机被再度激活，政治危机复杂化了。政治符号特别适合作为转移影响的目标，因为它们提供了模糊的参照（这与个人经验有关）和普遍的传播。虽然政治的动力是个体的紧张水平，但是所有的紧张都不会产生政治行动。不是所有的情感联系都导致政治行动。政治行动依赖于个体不满的符号化，这包含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自我，这个自我会赢得许多政治行动的需要。
政治需求对于变化的相关性是有限的，这些变化会导致社会紧张程度的永久性减少。胁迫、告诫、讨论等政治方法说明，政治的作用就是在冲突发生时有效地解决它，预防的政治学的理想是，通过有效的方法（讨论其中的方法之一）明显减轻社会的紧张程度，消弭冲突。预防观坚持对人类社会行为特别是政治行为的后果进行不断审。预防的政治学理想的成就很少依赖于社会组织的改变，更多依赖于改进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管理者的方法和教育。
未来的预防政治学将紧密地和药理学、精神病理学、生理心理学一级相关学科联系在一起。它的从业人员会逐渐地赢得那些有责任感、尊重客观发现的迷惑的人们的尊重。政治生活作为一个全面的功能性概念将会陈述调查的问题，并对那些头脑里长时间思考国家的人保持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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