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传统对“革命”的理解
“革命”一词在中国最古老的两部典籍《尚书》与《周易》中即已出现，所谓“殷革夏命”（《尚书·多士》），是指王朝的鼎革。众多学者在追溯儒家革命源流时所指《易传》中的“汤武革命”，大约也取此义。当然，无论是“殷革夏命”还是“汤武革命”，其外在表现确是王朝的更替[40]，就此而言，说中国传统“‘革命’的基本含义是改朝换代，以武力推翻前朝，包括了对旧皇族的杀戮”[41]，这样的判断大概不错，但这样的理解却远远不能反映中国传统“革命”的真正意蕴。
《易传·革卦》中的《彖辞》对“革”是这样解释的：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易传·革卦》）
在这段经文中，对“革”的原因、方式、时机、结果等都进行了明确的阐释。什么是“革”呢？“革”如同水火相灭、二女共居，因事物不相融的特性从而两两冲突发生变化，这指的是“革”的原因和条件；变革要遵循天道自然的规律，只有届时而革，才能得到众人的信从，这指的是“革”的时机；作为变革之人要凭借美德以诚服众人，使变革之途大为亨通而入正道，这是指“革”的方式。总而言之，如果变革的种种时机恰当而合理，就能消除一切瑕疵。
“革”的对象是“命”，指“天命”。依中国古人，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在于“受命于天”，那么，政权的转移就是天命承受的转移。所以革命的对象应为变革以前承天命的统治者。但既然统治者是秉承天命的，何以能被“革”呢？我们看汤王讨伐夏桀时曾对民众这样起誓：
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汤誓》）
这里商汤强调夏桀因罪过太多，上天才授权对其进行讨伐，但并未说清何以他会得到上天的授权，对此周人开始有了明确的说法。周人在解释“周代商”的历史事件时引入了“德”的概念，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也就是说，天命、人心并不是永恒的，要获得天命人心，唯一的办法就在于“修德”。于是，天命与民心具有了内在一致性。《易传》中所提供的“汤武革命”的例解即说明了这一道理：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传·革卦》）
成汤讨伐暴君夏桀而建立商王朝，武王伐纣而建立周朝，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汤武之行为就如同天地变革、四时变化这种自然规律一样，是既顺乎天意又合于民心的，如孔颖达疏：“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主。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42]可见，革命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强调天道人心都到了非革命不可的时候，革命才会得到人民拥护，才会取得成功。所以，“汤武革命”的主旨在于“大道废而有圣人出”的顺天承命，本质上是一种替天行道的正义行为，改朝换代不过是革命衍生出来的一个重要结果，而不是其主旨。当然，以后历代统治者都以此为自己的皇权作论证，甚至将基于权力欲或集团利益的权力争斗都诳称为“汤武革命”，那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
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中，“革命”一词大概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1）革命的主体是“圣人”；（2）革命的起因是自然界或社会的不和谐，或者是政治的不善；（3）革命须以“民”为本，承天命实际上是顺民意；（4）革命须于恰当的时机发动才具有合理性；（5）革命常以暴力的方式实现权力的更替；（6）革命的结果是改朝换代。这样的“革命”特别强调道德上的合法性，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
二 西方世界的“革命”话语
英文“革命”（revolu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revolvere”，指天体周而复始的时空运动。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革命（Rivoluzioni）这一术语在15世纪末的意大利开始为人所用，专指用暴力突然推翻统治者一事，即现在已普遍称之为政变的事件。[43]它在英语世界中第一次被使用是1662年，指由国王的复位和退位等革命性的变化而获得理想的秩序。显然，这里的革命主要指政治领域的变革。其实，西方传统“革命”在政治意义上的渊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写道，所有的政府都不可避免地经历了相同的变化过程：由贵族制让位给民主制，然后再变为僭主制。[44]强调的是政体的循环和演变。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也将“革命”用于政体的变革，指当时古罗马由平民政体向寡头政体的过渡以及两种体制通过革命或暴力而反复变更政权性质的现象：“有时骚乱就指向现行政体，图谋变更政权的性质——或把平民政体转为寡头政体；又或把平民和寡头政体转为共和与贵族政体，或相反地把后者转为前者。”[45]革命的原因也有多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中已经形成贫富对立，“较低的人们为了求得平等而成为革命家，同等的人们为了取得优越（不平等）也成为革命家”[46]。古代西方对于革命的观念，恰如阿伦特所总结的：“变动没有打断被现代称之为历史的那个进程，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新开端的起点，倒像是退回到历史循环的另一个阶段，描述了一个取决于人类事务本性，因而本身一成不变的进程。”但她认为亚氏“已经发现了我们今天所谓经济动机的重要性”，这说明“社会问题在一切革命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47]。亚氏的这一认识多多少少可以被看成现代革命的源头。
如果说古代西方的革命以“周而复始”为特征的话，那么现代意义的革命则“意味着社会的根本性变化”[48]。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也许还因“君权的复辟”的正当性而残留着古代“革命”观念的尾巴，但它所确立的“君主的统治权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和认可”这一原则无疑是现代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则大大扩展了“革命”的内涵，在政治行为的背后涵盖了意义深远的社会变化，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正像潘恩所总结的，“以往号称的革命，只不过是更换几个人，或稍稍改变一下局部状况。这些革命的起落是理所当然，其胜败存亡对革命产生地以外的地区并不能发生什么影响。可是，由于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事物的自然秩序焕然一新，一系列原则就象真理和人类的存在一样普遍，并将道德同政治上的完美以及国家的繁荣结合在一起。”[49]在这里，潘恩准确地概括了现代革命所具有的新颖性、开端性、全面性以及由它所形成的新的普适化伦理的特征。由此，“革命”一词开始逐渐反映一种求变求新的景象，它隐藏着“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50]。
无论近代西方的“革命”具有怎样的冲击性，对于马克思来说都是不彻底的，因为它只是将人从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的特权、等级、身份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人的政治解放，但同时却又将人抛向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分的冷冰冰的社会中；人们在摆脱了政治暴政的束缚之后，却又被套上了更具迷惑性的经济暴政的枷锁。在马克思看来，“革命”必须被提高到人类解放的高度，从而实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要实现这一理想，以“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为目的的政治革命当然必不可少，因为在社会中，只要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抗，社会进化就将以政治革命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51]。不过马克思更为关注的是社会革命，并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认为政治革命或革命的政治精神“就在于没有政治地位的阶级渴望着消除自己被排斥于国家和统治之外的这种孤立状态”，而“社会革命——即使只在一个工厂里发生的时候也是一样——乃是人对非人生活的抗议”[52]。显然，马克思是在与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相对的意义上来使用社会革命的概念，指的是以实现人类解放为目的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更对社会革命作了经典的表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53]对社会革命的这一说明，使得“革命”超越了政治的层面，成为一个层次更高的概念，用来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形象地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54]。
三 现代性与革命：中西革命话语的合流
启蒙运动以降，整个世界步入了以西方为核心的“现代性”之中。尽管“现代性”是一个具有歧义的、多元的概念，但毫无疑问，它是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出现而出现的，因而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55]。如果我们从发生学的意义来看，所谓“现代性”至少指向了三个层面：（1）由英国的工业革命所开启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早期资本主义工业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加工场，它所产生的结果——冰冷的理性、竞争的市场、至上的技术、严密的组织等成为现代社会在经济领域的特征。（2）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对旧制度的彻底冲击。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巨大胜利，带来了现代社会在政治领域内的特征——以财产自由与身份平等为核心的民主政治。（3）与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一“双元革命”[56]过程同时产生的，是被黑格尔确定为现代之原则的“主体性的自由”，它表现为人类摆脱专制君主的政治控制、上帝的精神“奴役”后高扬起的主体意识。当现代性的这三个层面在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时，几乎从一开始就落入了韦伯所指出的工具理性（技术现代性）与价值理性（人的解放的现代性）的悖论之中：效率和功能至上的现代制度，不得不遵循工具理性原则，在这里，理性是增加效率的形式和手段；而反过来，这个手段又成为目的，强制性地成为宰割人的工具。[57]这种悖论，实际上揭示的是作为社会功能的现代性与作为人类文化精神的现代性的紧张关系。马克思深刻剖析了这一紧张关系，找出了其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并对它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由此可以说，启蒙运动既是现代性的开端，又是批判现代性的起点，就如美国社会史学家艾恺所言，“现代化及与其同时存在的反现代化批判，将以这个二重性的模式永远地持续到将来”[58]。
双元革命及其现代性后果所影响的不仅仅是欧洲，它改变的是整个世界，这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59]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世界革命从英法这对孪生的火山口向外喷发，采取了由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进而征服的形式，从而建立了对全球的统治。[60]在现代性向全球扩张的背景之下，“革命”话语也获得了其新的特征。
其一，现代性语境下的革命体现出强烈的建构理性倾向。在古代中国，“革命”是通过改朝易姓恢复起“正当”的统治秩序，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西方所发生的“革命”也是为了改正被僭主破坏了的政治秩序，从而恢复一个正义的和有正当秩序的社会。这样的革命观，由于它不涉及政治、社会的全新制度的建构问题，因而属于“回复”的革命观。但在法国大革命中，领导者不是把自己的行动表现为除去一个过时的政体，恢复一个传统的秩序，而是力图使整个旧政权名誉扫地并建立一种肇始一个新时代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因此，从1789年起，“革命”的含义就不仅仅只代表对僭主制的反抗，它还意味着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革命不再是对传统秩序的“回复”，而是打翻一个旧的秩序，创建一个全新的秩序。[61]这样，法国大革命就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革命观——“预设”模式的革命观[62]，它体现出强烈的建构理性倾向。同时，在这样的革命浪潮之下，政治革命不再唱独角戏，伴随着政治革命而发生的，往往是更为深远的全方位的社会革命。所以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任何政治革命都不只是政治制度本身的改变，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等也常会随之而起革命性的变化。”[63]
其二，现代性语境下的革命体现出强烈的民主诉求。与古代社会的革命源自“受天承命”、力图“恢复传统”不同，近代革命的目标是摧毁旧制度而构建一个崭新的制度。那么，作为旧制度的反叛者就必须证明他们何以有权来进行这样一场革命：他们“或者要论证国家起源于契约而政府破坏了这种契约，或者要坚持在当权者所制定的法律之上还有人们可以诉诸的更高的法。……为论证革命取代旧制度，人们需要辨明统治权不专属于君主与贵族，而是被君主与贵族所窃取了的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64]。如洛克的“天赋人权说”直接证明了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人人生而自由”这一自然权利意味着一切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只有在得到被统治者认同的情况下才得以存在。尽管洛克本人非常谨慎地尽量避免使用“革命”字眼，但英国革命、美国革命甚至法国大革命中所体现出的那种对自由和平等的诉求却不能说没有洛克的功劳。而卢梭所勾勒出来的现代性的主要原则——自由和平等则在法国大革命中备受推崇，被当作法国大革命的直接理论依据，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也成为现代政治的核心。
其三，现代性语境下的革命表现为民众参与程度的提高。如果说古代的革命往往表现为少数精英的拯救行为，而民众只是消极看客的话，那么，现代的革命本身就体现为人民所拥有的一种权利。依据天赋人权论，美国《独立宣言》宣称：“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那末，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65]这就昭示出，在现代意义下，革命就是人权，“政治革命是一切人权的最后保障，也是任何残暴的统治者所无法剥夺的最后权利”[66]。当然，作为一项民权的革命是否体现出人民直接成为革命的主体，这是本书下面要讨论的问题。不过至少，革命在自由、平等的原则之下普遍唤起了大众的参与意识，不管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和平时代，“民众不再像从前那样仅仅只是一个被动的观众。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他们开始具备自我意识并有了自信，大量的民众积极地关心并实际地参与政治进程，越来越多的人对政府寄予厚望，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希望得到政府的帮助”[67]。
其四，现代性视野下的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有对现代性反拨的价值维度。正像韦伯所指出的，现代性甫一出现就陷入其自身的悖论当中，因而现代革命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出了另一个价值维度——对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进行反拨的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所确立的个人主义原则以及财产私有化原则导致了新的社会不平等，产生了新的剥削。人们从旧的封建制度的剥削中解放出来，又落入了新的资本主义的剥削体系中。对此，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68]。也就是说，政治解放虽然使人获得了公民权，在政治上获得了平等的地位，但把人抛到了一个孤立的、人与人之间分离的、自私自利的社会中，并任由生存竞争这样一种动物学的规则在市民社会发生作用。人虽然不再是政治的奴隶，但重新变成金钱的奴隶、利益的奴隶，甚至心甘情愿地过着这种奴隶般的生活。人们刚刚推翻了封建主义的“政治暴政”，却又身处资本主义的“经济暴政”当中。由此，马克思恩格斯以《共产党宣言》吹响了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号角，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蜂拥而起，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悖论起到了强烈的反拨作用。
在席卷全球的现代性大潮中，近代的中国再也无法迈着传统的步伐继续涂抹天朝大国的图景了；中国传统的“革命”观念也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逐渐被赋予新的内涵。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接受了日本人在改革意义上的革命概念并极力鼓吹之。在《释革》一文中，梁启超反复论证中国传统革命概念与近代西方革命概念具有根本性的差异，说明将西文“Revolution”译为“革命”是不准确的，易令人产生误解，使得“近今泰西文明思想上所谓以仁易暴之Revolution，与中国前古野蛮争阎界所谓以暴易暴之革命，遂变为同一之名词，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结果是人人皆谈革命而色变。那么，现代文明历史上的“革命”（Revolution）究竟是什么含义呢？他说：
革之云者，必一变其群治之情状，而使幡然有以异于昔日。今如彼而可谓之革也，则中国数千年来，革者不啻百数十姓。而问两汉群治有以异于秦，六朝群治有以异于汉，三唐群治有以异于六朝，宋明群治有以异于唐，本朝群治有以异于宋、明否也？若此者，只能谓之数十盗贼之争夺，不能谓之一国国民之变革，昭昭然矣。故泰西数千年来，各国王统变易者以百数，而史家未尝一予之以Revolution之名。其得此名者，实自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役始，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役次之，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国之役又次之。而十九世纪，则史家乃称之为Revolution时代。盖今日立于世界上之各国，其经过此时代者，皆仅各一次而已，而岂如吾中国前此所谓革命者，一二竖子授受于上，百十狐兔冲突于下，而遂足以冒此文明崇贵高尚之美名也。[69]
在这里，梁启超对“革命”一词做了现代意义的解读，并将之与传统革命区别开来：传统革命是“以暴易暴”，现代革命则是“以仁易暴”；传统革命是循环反复的王朝更替，现代革命则是顺应世界文明之大势的根本性变革；传统革命是王权的争夺，现代革命则是群治情状的改变。为避免传统革命与现代革命之混淆，他将革命分为广狭二义：“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70]梁启超进而依据进化论的思想，认为现代革命是大势所趋，因为当“进步能随时与外境界相应”时，可以进行渐进的改革，但若时势“奔轶绝尘”，我们却仍然“瞠乎其后”，那就是自甘灭亡了。而当时之中国，“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而翻之，廓清而辞辟之”。因此他认为，“Revolution”之事业，为“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71]。在进化论的视野下，梁启超将革命理解为一切具有根本性的变革，认为这种变革不仅存在于政治当中，也存在于“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之中，固“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72]，其本义都是变革罢了。梁启超对“革命”的这一番释义，扩大了“革命”的内涵，消除了近代早期改良派所畏惧的“革命”中的暴力色彩[73]，模糊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74]在一段时间内，将革命与变革等同，几乎成为知识界的通识。这也反映了西学东渐以来，中西“革命”话语开始了一个从对话到逐渐合流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中国“革命”的意义正是由中国古代传统意义的“革命”与近代西方思想及西方意义上的“革命”概念相结合而产生的。[75]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知识界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文明进行反省，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革命”又获得了新的释义背景。其时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普遍接受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76]的区分，他们将法国大革命当作政治革命的原型，而将俄国十月革命看成社会革命的原型[77]，认为以人类平等为目标的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最彻底的革命，不少人将这种革命看成达至世界大同的理想途径，用恽代英一句有代表性的话来讲，就是“从根本上用功，则黄金世界，弹指可现矣”[78]。显然，这种观念中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而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问题，人们的认识是十分模糊的，他们追求的是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之解决”，但又希望这种“解决”立足于“和平”，于是出现了既要“革命”又要“改良”的极微妙而又极特别的历史现象。[79]不过当工读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等改良社会主义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碰壁之后，一批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干社会主义，除了“把现存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藉着政治的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再没有第二个方法”[80]。于是，俄式的暴力革命成为他们的首选。与此同时，他们与那些认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的改良主义者彻底分道扬镳，宣称“我们老实不承认这些人是我们底朋友”，革命与改良绝不能调和。[81]如此一来，“革命”似乎又回到了权力争夺的政治语境中，但在经过了现代思潮的洗礼以及知识分子不断的比较和反思后，这种“回复”显然不能看成向“专以武力向于中央政府”的“狭义革命”的回复。
通过对“革命”这一语词的简要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革命”的含义从历史沿革上来说是错综复杂的，它“是一个本质上充满争议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在定义上就是不可能有共识的概念”[82]。归纳起来，在现代性视野下，我们大概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中国近代的“革命”观念。
从理念与目标层面上来看，革命与进步、进化的历史观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革命在近代以来得以获得正当性的基础。如李石曾说：“社会由革命之作用而得进化，革命由社会之进化而得为正当。故社会愈益进化，革命愈益正当。”[83]朱谦之更直接将革命等同于进化：“革命和进化，根本只是一个，革命的时候，就是进化的时候，进化的时候，便是革命的时候，即因进化就是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动’，而在‘动’的时候，同时必伴有不可思议的破坏力，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去冲破一切网罗，这便是‘革命’。可见革命自身就是生活进行，就是进化。”[84]卡尔佛特指出：“正是进步这一概念使得革命近两百年在世界上广为流传。”[85]也正是在“进步”这一历史观下，革命在实现了夺取政权的现实目的之后，也常伴随着某种乌托邦的理想，如人人平等、社会大同等。这种终极的目标恰恰是革命具有永恒魅力的原因之所在。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的动力（而且的确是一种历史必然的动力），不是乌托邦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奋力追求”[86]，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些幻想聚合了人们的理想，所以它们常常会成为行为的有力动机”[87]。
从形式与结构层面上来看，最典型的“革命”集中体现为以暴力的手段使国家政权得以更替，因此，它首先是一种“激烈的”“迅猛的”政治变革；但现代的“革命”更多体现为政治更迭之后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它波及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等各个领域。今人常以“小革命”与“大革命”来指称近代社会以后所发生的革命现象，如学者张灏认为：“大约说来，近代世界的革命有两种：一种可称之为‘小革命’或‘政治革命’，它是指以暴力推翻或夺取现有政权，而达到转变现存的政治秩序为目的的革命，最显著的例子是1776年的美国革命和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另一种是所谓的‘大革命’或‘社会革命’，它不但要以暴力改变现存政治秩序，而且要以政治的力量很迅速地改变现存的社会与文化秩序，最显著的例子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与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也属此类。”[88]应该说，这一概括较为准确地反映了近代“革命”的基本特点。
四 毛泽东的“革命”意蕴
毛泽东一生都在进行着某种意义的“革命”，也在不同的场合使用着“革命”这一字眼，他甚至说自己“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89]。在一定程度上，“革命”已经内化为毛泽东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指出这一点，在于说明毛泽东对于“革命”概念的使用有很随意化的时候，他甚至将一种向上的精神、奋斗的激情乃至于一般性的褒扬也称为革命。对此本书不再详析。这里试图厘清的是，毛泽东主要在哪些方面赋予“革命”深层的、体现出他对“革命”之独特理解的内涵。
（一）前革命时期的“革命”话语
毛泽东求学期间，“革命”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话语。青年毛泽东受时代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受他所崇拜的梁启超的影响，主要是在变革或除旧布新的含义上理解“革命”，并将“革命”用于思想、政治、社会等各领域。
据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同学张昆弟回忆：1917年9月22日，他与毛泽东在蔡和森家中夜谈。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还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谈话中毛泽东认为“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90]。在读《伦理学原理》时，毛泽东从进化论的角度指出“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社会进化的需要，而革命则是顺应了这种需要的“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的“生死成毁之大变化”[91]。这种理解与梁启超在《释革》中的思想如出一辙。
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称为毛泽东的“前革命”时期。和当时所有关心国家、关心社会的热血青年一样，他紧紧跟随着时代的潮流，密切关注着社会的变化，并开始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但此时的毛泽东毕竟还在汲取营养期，他对于“革命”的理解主要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革命”话语。
（二）作为“阶级斗争”的革命
“革命”成为毛泽东的独特话语，是在他明确选择了“革命”道路之后。1920年底，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表明他接受了走俄式暴力革命的主张：“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92]毛泽东在这里对于暴力革命途径的认知表现出与列宁惊人的一致。[93]从这时起，毛泽东的注意力就从一般变革意义上的泛化的“革命”转向了以夺取政权为主要目标的政治意义上的“革命”，他意识到，要彻底改造社会，政治革命必须先行，这是因为“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94]。
接受了俄式革命道路的毛泽东开始自觉地将“阶级斗争”作为政治革命的理论武器，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他对“革命”的经典表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95]这大概是毛泽东一生中对“革命”所作的一个最类似于定义的表述，也是一个具有典型的毛泽东风格的表述：简洁、明了、通俗甚至狂放。根据这一表述，“革命”就是以阶级斗争为内容、以武装暴力为形式、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治暴动。
如果考虑到当时的背景，我们似不应简单地将毛泽东的这种表述看成他为“革命”所下的一个确切的定义，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它不能被“视作一种理性的陈述，而是一种典型的含有强烈‘表演’性质的‘言说行为’”[96]。但从毛泽东一生的革命思想与实践来看，这种在阶级斗争话语下的“言说”大体上可看成他对“革命”的最基本的理解和陈述。以至于到了晚年，当毛泽东将当时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原因最终归结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后，“阶级斗争”下的“革命”概念又重新登场，并形成了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97]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盟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98]这里的“革命”，正如龚育之先生所指出的，它是在政治革命的原意上使用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99]
（三）作为“社会变革”的革命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毛泽东所说的“进京赶考”期。对这一时期的任务，毛泽东明确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而“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100]。
基于这一任务，毛泽东侧重于从两个方面来谈论“革命”：一是社会革命，强调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尽快实现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一是技术革命，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尽快实现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他说：“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101]对于两种革命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102]
在毛泽东看来，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革命”内涵。在和平建设时期，“革命”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103]有人曾直接问毛泽东到底该如何理解他所说的“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毛泽东明确回答说，我讲的革命“是讲生产关系的革命”[104]。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他对“革命”的这种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105]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是在“社会变革”的意义上来谈论革命的。
（四）作为“发展途径”的革命
在毛泽东看来，“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106]，对立物的斗争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一个“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过程，“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只有把平衡不断打破，事业才能前进”[107]，而“革命”正是用来打破“平衡”的最佳手段。基于对发展的这种理解，毛泽东得出了如下结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108]
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正是在“不断革命”中前行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109]，革命一个接着一个，“趁热打铁，不能隔得太久”[110]，这样人们就不可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因为革命促使他们必须“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111]。这种以“革命”促“发展”的观点成为毛泽东“革命”思想的一道独特景观。
（五）作为“矛盾解决方式”的革命
毛泽东把世界看成一个矛盾的世界，“一个矛盾克服了，又一个矛盾产生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总是有矛盾存在的”[112]。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呢？那就要通过“革命”，通过“斗争”。
对毛泽东来说，不管是在什么时代，“革命”都是解决问题的最根本的途径，“和解、妥协、调和是可以有的，在过程发展的一定状态是必要的。……但不是总战术。不能和解与妥协，最后还须用革命解决矛盾，则是总战术”[113]。他反对“补苴罅漏”，认为那是“破落户救穷的办法”，根本无济于事。[114]毛泽东从不怕出现问题，在他看来，“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脓包破了之后，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总是要前进的”[115]。可以说，毛泽东晚年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定程度上源于他对于作为手段的“革命”的根深蒂固的信任。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央工作会议闭幕的讲话中，他曾谈道：“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116]这种认识最终促使他以最激进的方式来暴露问题，用他的话说就是要大搞，不怕乱，因为“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117]，必须要通过放手发动群众，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118]，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119]。
（六）作为“反抗强权”的革命
早在青年时代，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毛泽东就曾在反抗强权的意义上使用过“革命”。他认为，近世之中国，强权者联合到了极点，因而“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120]，这样就要改革，就要反抗。真正的反抗，就是要打倒所有的强权，“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我们的见解……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121]。
如果说青年毛泽东选择革命道路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让弱者翻身得解放，让人民当家做主的话，晚年毛泽东却发现在他所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内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不公平现象：弱者还是弱者，而以往代表着下层民众利益的一些共产党人在和平年代却变成了新的官僚，开始对人民颐指气使。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之下，毛泽东重新将“革命”的锋芒指向了社会中的一切强权。面对党内的官僚主义，他严厉地警告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122]面对文化界存在的话语霸权现象，他大煞知识分子的威风：“从古以来，发明家都是年轻人，卑贱者，被压迫者，文化缺少者。”“名家是最无学问的，落后的，很少创的”[123]；“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124]。他在晚年反复强调“哪里有压迫，不革命就不行”[125]。“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126]
鼓励底层人民反抗强权，鼓励小人物反抗大人物，鼓励一切造反精神。这是毛泽东对“革命”所抱有的最朴素，也是最持久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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