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在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天堂里多了一位博士。

    早在高中时代我就萌发了自杀的念头。只是觉得在一个讲求学历的社会里，没有拿到一张大学文凭就自杀显得太没面子啦！于是我咬紧牙关，终于考上了大学。我计划着在大学毕业典礼后便义无反顾地告别人生。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四年以后，我突然发现，大学学历多如牛毛，一个小本科生简直没有资格去死。我只好继续苦读，放弃就业的机会又复习了两年，顺利地考上了硕士研究生。读本科期间，我的父母卖菜、卖粮、卖血为我提供了高昂的学费，而攻读硕士学位时，他们又卖掉了唯一的栖身之地，三间破瓦房。

    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没有跳楼，因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突飞猛进，研究生学历也大打折扣了。我不得不再一次推迟自杀的时间。发誓一定要拿到博士学位，为自杀者争得一份尊重和尊严。现在我如愿以偿了，我可以无愧于两年前为了给我筹措生活费而捐出肾脏的父亲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一个有知识、高学历的自杀者……

    难啊，这年头连自杀都得有个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成绩优秀，我的博士帽已于昨天的学位授予仪式上戴上。我终于可以走了，走得体面而踏实。

    别忘了在我的骨灰盒或墓碑的名字后写上“博士”二字。

    永别了。

    某某某。

    年，月，日。

    话多

    我嫌老崔的话多，轻易不与他套近乎，甚至有时路上迎面碰上了，也尽量躲过去。

    一个大老爷们儿，嘴一张开就不知道关上，说起话来跟马桶跑水似的，哗哗啦啦没完没了，我实在受不了。所以，只要没有什么极特殊的事情找他帮忙，我绝对不去招惹他。若是不幸被他拦住了，我也会急中生智地撒个谎，匆匆跑掉。其实，谎撒多了老崔也能看出来。比方说，我说的最多的是坏肚子，得赶快蹲厕所。这一招有时好使，有时并不管用，他有好几回陪同我蹲在那里，继续滔滔不绝——当然不是下面，而是嘴巴。

    前些天听说老崔得了抑郁症，变得沉默寡语了。这可是件天大的新闻，我一听到这消息，差一点儿笑破了肚皮。只要公鸡不能下蛋，那老崔就不会闭嘴，他要是抑郁了，长江水都能倒着流。我不信，我得揭穿谎言。

    没等下班的铃声响过，我就兴冲冲地跑到老崔家里。这家伙还真能装，竟然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我敲了十多次门，他才无精打采地起来开门。

    “听说你抑郁啦！恭喜恭喜啊！那可是大伙儿的福气呀，也算是你退休前为公司作出的最大贡献了！还真有点儿像抑郁症，怎么老婆跟人跑了？还是赃款被盗、小蜜被撬？”我打着哈哈拍拍他的肩膀。

    那天老崔还真沉得住气，不管我怎么逗他，他都一言不发。后来，我才知道，他的郁闷是源于一次电话。

    过去我就听老崔说过这样一句话：“别嫌我话多，你要是认识我妈，你会说我是个哑巴了。”“如果说女人话多，那我妈就是女人中的女人。”据老崔介绍，自他记事开始，他妈妈的嘴巴就没歇息过。在她看来，说话跟呼吸一样绝对不能停止，饭可以少吃一顿，话不可少讲一句。眼睛一睁，说到熄灯。老崔的爸爸崔老爷子时常抱怨：连夜里都睡不踏实，动不动就让老婆的梦话吵醒。

    俗话说，树老了根多，人老了话多。老崔说，我妈没有遵循这个规律，她是年轻时话就多，年老了话更多。过去她跟孩子说、跟婆婆说、跟街坊邻居说，等孩子长大走了，婆婆死了，街坊邻居不来往了，她就跟桌椅板凳、鸡鸭鹅狗、花草鱼虫说。有听众更好，没听众也行，面对墙壁她照样能说个三五个钟头。退休前，她在一家医院打杂，凡是遇到难缠的患者或家属，院长对付不了了，就请她出山做说服劝导工作。这是她的强项，她能把本打算赖在医院里的病人或找茬滋事的患者家属说得逃之夭夭，甚至连该退还的医药费都不要了。她能一连几天几夜地追着那些试图跟院长讨个说法的人摆事实、讲道理、谈人生，说到动情处自己还会嚎啕大哭，令对方无地自容。她说话虽然语无伦次，但保证滔滔不绝。院长对她既感激又恐惧，每次处理完医患纠纷之后，她都要向领导从头到尾地汇报一遍整个过程，这一点让院长十分头疼。

    老崔曾经向我诉苦，说他从小到大，没跟妈妈说过一句完整的话，每次只要一张嘴，话头儿就让妈妈抢过去了，这使他感到很压抑，很憋屈。不久前，母亲过七十三岁生日，老崔想给她老人家打个电话，向她祝寿，亲口跟妈说一句“生日快乐”。这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了，但伶俐健谈的老崔还是没底，拨电话之前心里就打鼓，生怕这句短语说不完整。果然不出所料，那天老崔憋足了劲儿拿起话筒，刚说出“妈，生……”两个字，就被对方抢去了话头，“妈生你容易吗？十月怀胎，遭了多少罪，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了，还好意思说。昨天我遇到前街的张大嘴，你看人家多有福气，哪像你，连妈过生日都不打个电话，说一声生日快乐……还不如十三年前死的闫轱辘棒子和明年就得死的蔡二包子……”据说，老崔在电话的这头一直听了两个多小时，终于一声不吭地瘫倒了。

    老崔后来提起这件事儿，如狼嚎般长叹了一口气：“嗨，说我话多，真是冤枉啊！”

    国家规定

    我有个八杆子够不着的堂叔，年龄只比我大一岁，跟我是小学同学。虽然辈份高，但我从没把他当回事儿，人前人后都喊他的外号“三癞子”。

    三癞子读到四年级时便对上学彻底失去了兴趣。他认为数学老师讲课越来越不靠谱，因为一年级时老师告诉我们二加二等于四，后来到了四年级学习乘法时，老师又说二乘二也等于四。这让他恍然大悟，原来加法和乘法是完全一回事儿。可是老师还说一加一等于二，一乘一还是一；三加三等于六，三乘三等于九。这下子可把三癞子的脑袋搞乱了，他无论如何也转不过弯子，一口咬定是老师戏弄人，说话不算数。为这事儿，他跟老师大吵大闹了好几回，有一次还动了手，把老师的鼻子打出了血。老师气得直犯晕，手扶着水泥黑板，咬牙切齿地警告他：“三癞子，一加一等于二，一乘一等于一。这你不能怪我，这是国家规定。要打官司你肯定输，说不定得判你个三年五年的。”三癞子又气又怕，把书包一摔，从此回家放牛去了。

    那位数学老师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只知道同学们背后都叫他“国家规定”。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省城，三癞子一直在老家务农。一年前，三癞子来省城看病找到了我。他的眼睛瞎了一只，肾里长了石头，尿尿时疼得龇牙咧嘴。“眼睛不用治了，不耽误吃喝。肾结石得让大医院的大夫看看，这病挺闹心。”他怕我搞错了治疗项目。

    “没问题，我帮你联系医院，给你好好看看，肾结石不是什么绝症，你放宽心。”我安慰他。

    二十多年没见面了，三癞子老了许多。虽说我们年纪相当，我却觉得有了两辈人的相貌差距。住院期间，我隔三岔五地去看他，听他说说老家村里的事儿，蛮有意思。

    很快半个月过去了，三癞子的肾结石被震碎了经尿道排了出来。他说他听到了“当”的一声，那石子砸到了搪瓷尿盆里，溅起了尿花。我说你小子也太夸张了，多粗的管子才能尿出那么大块的石头。他嘿嘿地笑着，一只眼睛感激地瞄着我。

    三癞子出院当天就急着要走，嘴上都起了泡。我说：“不急，明天一早送你上火车。今晚我要和几位朋友一起聚聚，吃个饭，你也一块儿去。”他犹豫再三，说怕添麻烦。“麻烦啥，不就是多添双筷子？”我连扯带拽地把他拉到了饭店。

    同事们听说他是我的小学同学，都很热情地招呼他，你敬一杯，我敬一杯，没等吃上几口菜，三癞子的小脸就变成了猪肝色，话也多了起来。

    “别看你们局长现在当官了，他小时候那个熊样你们是没见过。他是尿炕精、鼻涕鬼！尿炕精懂不？就是夜里往被窝里撒尿，把炕都泡塌了。鼻涕鬼知道不……”他比比画画晃晃悠悠地想站起来。

    “三癞子，快坐下，小酒量还想喝大酒，老老实实地坐那儿别动。”我大声劝阻他。

    “你叫我啥，三癞子？三癞子是你叫的？你是我侄儿，你得管我叫叔，你知道不？”他又比比画画地想站起来。

    “还叔呢，比我大不了一岁，念书大泥包一个，连加减乘除都搞不清，还充大的呢？”我笑着把他按在座位上，然后跟同桌的朋友说了一遍三癞子读小学闹出了“国家规定”的笑话来。大伙儿乐得一塌糊涂。

    三癞子闷着头又喝了一口酒，用一只眼睛严肃地瞅着我，“你得管我叫叔！”

    “凭啥呀，咱俩是同学，凭啥管你叫叔。”我说。

    “凭啥？啥也不凭，反正你是我侄儿，你就得管我叫叔，叫三癞子就不行。别以为你当了官就咋地了，还得叫我叔。”三癞子认了真。

    “瞎扯啥，快吃肉，猪蹄子堵不住你的嘴呀？”我也挺不高兴的。

    “你们知道不，他，你们的领导，论辈份是我侄儿。你们说，他，他，他该不该喊我叔。”三癞子醉态明显加重了。

    “八杆子够不着的亲戚，凭啥叫你叔？”

    “你是不是管我妈叫二奶奶，那我就是你叔，这是国家规定。”三癞子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把全桌的人逗得前仰后合。

    “咱还得按国家规定办，你既然是我们领导的叔叔，那也是我们大伙儿的叔叔。”我的一位同事端起酒杯替我解了围。

    “这还差不多，国家规定就是国家规定，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不能随便改。”三癞子得意地瞅着我，一仰脖干了一杯酒。

    素材

    我的小说集出版的消息在小范围内迅速传开，这个小范围是指我所在的单位。认识我的朋友、同事、同学纷纷前来索要，在他们看来，熟人写的书是无需到书店里买的。相当于自家种的土豆，吃不了送人合情合理。我有时想，自己幸亏是写小说的，若是开金矿的，朋友来了你搬一块，我拎一桶，那损失就更大了。再说了，我也很乐意奉送，因为这年头什么都不好卖，尤其是小说之类的闲书。于是我一下子买了一千册，留着慢慢送人。只要有人肯要，那就是给我面子，我心里由衷地感激。所以，有时人家要一本，我就送他三本，显得很大方。

    我相信拿到书的熟人们绝大多数都读过了，直接把书扔到废纸篓里或送到废品站的人毕竟是极个别的现象，因为他们再遇见我时总要跟我谈谈读后感之类的事情。差不多所有读过我送的书的人都显得挺兴奋，热情洋溢地夸我的书“太逗了”、“真有意思”、“简直神了”、“就跟真的一样”等等。

    还有一些朋友会好奇地来跟我探讨一些创作上的细节问题。比如，小说中的“我”真的就是“你”吗？你原来是学哲学的，怎么在小说里你又变成兽医专业了呢？你写的那个白寡妇特像我们村的小寡妇，连姓都一样，也姓白，你怎么会认识她呢？有一篇有关初恋的特让我感动，跟我中学时的经历一模一样，你是从哪儿听来的？如此等等，让我一一作答。

    也有不少同事争先恐后接连不断地为我提供新的小说素材，要求我一定要把他们的精彩故事写下来，以此提高小说的创作水平和感染力。

    比如，阿金在路上拦住我说：“我昨天遇见了个人，长得特逗，哎呀，眼斜嘴歪的，走路那姿势，哈哈哈，太可笑了。您一定得记下来，将来写小说时肯定能用上。那长相、那走路的姿势，简直能乐死人……”

    老王郑重其事地跑到我办公室里来，一个劲儿地拽我的胳膊：“你快出去看看，东门口有两个人打架，凶得很。有个家伙会点儿武功，拳脚利索得很，一脚就踹到那个胖子的大肚子上了，太有看头了。你快去，赶明儿个写小说时那场面能用得上……”

    小张神秘兮兮地把我堵到了墙角上，嘴唇贴到了我耳朵上：“我家邻居住着小俩口，刚结婚没过半年，你猜怎么着，那个男人有了外遇，经常趁着媳妇出差时往家里领女人，你说怪不怪，他领的那个女的，长得还不如他的媳妇，你说怪吧。我把这个素材提供给你，你会写，一编排就是篇好小说，等发表了拿到稿酬可别忘了请我吃烤鸭……”

    大钊干脆把一只死耗子拎到我的桌子上：“大作家，让你开开眼，你见过长三条腿的老鼠吗？肯定是头一回看到吧？我要不证明给你看，你还以为我发烧说胡话呢！怎么样，下次就写写三条腿的耗子吧，保管吸引眼球……”

    最让我感动的要数微机室的“五大美女之一”苏小眉，她隔三差五地约我喝咖啡并无偿地向我倾吐她的情感苦旅和浪漫人生。两个月下来，我的眼窝都喝黑了，她奇特的爱情大戏才刚刚拉开序幕——从三岁讲到十岁。她一直暗示，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呢！

    坚持要向我提供长篇题材的同事还有三十多位，他们的好故事不是站在马路边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而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啊”。我准备请个一年半载的假，然后再听他们慢慢道来。

    我再也不用为找不着创作素材发愁了，我身边的朋友、熟人会源源不断地为我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人故事。如果哪位作家感到创作灵感枯竭的话，千万不要客气，我一定会把富余的素材转赠给你，与你共同分享。当然，如果你也拥有同样多的热心文学事业的朋友，请你务必要像我一样地珍惜他们。

    大不了

    咬牙切齿地说狠话，是一些弱者虚张声势的惯用伎俩。

    赵二算不上弱者，说狠话却是他的强项。他的口头禅是“大不了”。比如，“大不了让我下岗，老子还怕你个球！”“大不了进去几年，那有什么呀！”“大不了同归于尽，不赔不赚……”大不了如何如何，是赵二的极端假设。他凡事都往最坏处着想，等事情坏到了极处也就无所谓了。

    嗨，有什么大不了的，邻居家死了个小苍蝇，多大的事儿啊！他常这样反过来安慰我，一副不以为然的派头。要知道，那往往是我试图劝阻他中止一件傻事的时候。

    赵二可不是一般的地痞无赖，他受过高等教育，且在国外喝过两年洋墨水，虽算不上标准的“海龟”，那也是享受某些特殊待遇的人才呢！他就职于政府部门，常能看到盖着国徽大章的红头文件。

    不久前，赵二的宝贝儿子读小学了。一天放学回来告诉爸爸，今天老师上课时放了个屁。“响吗？”赵二皱着眉头问。“挺响的，我坐在第二排都听见了。”“是吗？”赵二的脸色阴了下来。“挺臭的，有位女生还捏鼻子呢！”他妈的，这叫什么玩意儿！赵二的脾气上来了。第二天一早，他就冲进了校长办公室，先出示自己的工作证，亮明自己的身份，然后又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堆大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奖励证书和邀请函、名人录之类的东西，逐一向校长和围观的老师们展示，以致于校长误认为他是招揽生意的证件制作小商贩。他恼羞成怒，口若悬河地再一次介绍了自己所接受的良好教育以及现在的尊贵身份，毫不客气地表达了今天到校的目的，即对于某位教师擅自在课堂上面对学生放屁的严重事件提出了严正抗议，并强烈要求校方对此做出严肃处理，责成放屁教师向全体学生道歉，然后调离教学岗位。当校长试图耐心向他解释时，赵二已被暴窜的怒气憋得全身发紫，听不进任何好话。他认为这绝不是什么小题大做，这关乎到中国的教育和祖国的未来，是一件应该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大事。他说，大不了我让儿子退学，我就不信这个邪。

    此后，赵二又接二连三地在个人博客上发表高论，希望网友给予回应和支持。其中有几篇的题目是：《教师尾气超标，学生苦不堪言》、《从老师课堂放屁，看中国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被熏坏了的祖国花朵——再论教师上课放屁事件》等等，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不少网民趁机起哄，称赵二的脑袋就是小时候让屁给崩了。

    我也觉得赵二有些过分，特意请他吃饭，劝他不要为这点儿屁事纠缠不休，没承想他火冒三丈，指着我的鼻子说：“少跟我装高尚、唱高调，大不了我没你这个朋友！”

    辅导员

    “你抽时间去看看武老师，他挺想大家的。我前几次去看他，他每回都念叨我们。”这是去年夏天老邱出差到成都时跟我聊天时说的话。

    武老师是我读大学时的辅导员，相当于班主任。老邱还告诉我，武老师两年前得了脑血栓，差一点儿过去了。不过，他愈后恢复不错，记忆力很好，全班四十个学生的名字都能一一叫上来。去年校庆时，我们班有二十多位同学返校聚会，武老师见了大家的面很激动，脑血栓又犯了，住了三个多月的医院才缓过来。人老了，挺寂寞的。武老师的老伴死了四年多了，现在就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当年他欣赏的那几个班干部很少露面。有的做了官，忙啊，连我们也难见一面。团支书孙长脖子当了市委书记后腐败了，被判了十四年。嗨，上大学时他可是武老师的心肝宝贝儿，指望不上了。所以，老邱临走时一再叮嘱我，下次到北京开会，一定抽空去看看班主任。“你现在快当上院士了，武老师肯定会为你骄傲，上次校庆聚会你没去，武老师挺遗憾的。”

    听了老邱的建议，我心里还真有些内疚。说实话，从上大学算起，到今年正好三十年了，还从未回去看望过武老师。不知为什么，大学这段时光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挺模糊，不像中小学时代那么清晰。能记住的大学老师也很少，想来想去能想起来的，还真是只有辅导员了。那时的武老师才四十来岁，刚从部队转业到学校工作，担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兼任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不给学生上课，只负责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状况。其实，在学生们的心目中，辅导员是个没学问、没本事的角色。跟那些著名教授比，他们在学校和学生眼里都没啥地位。但话又说回来了，总有些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跟辅导员走得很近，他们一般都是学生干部。还有些同学因为遇到了经济、健康等方面的问题也与班主任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比如老邱，他虽不是干部，但是有名的“病号”，三天两头跑医院。四年大学，他连看病加住院差不多占了小一半时间。武老师因此为他花费了不少精力和工资，他对武老师一直心存感激。我当时是班上最不起眼儿的普通学生，既没当干部，又没得过大病，好像没跟班主任说过几句话。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武老师留给我的印象还是挺温暖的，而那些大腕教授却大多记不住了。

    我答应老邱下次到北京，保证挤些时间到班主任武老师家坐坐，毕业这么多年了，辅导员还念叨着他的学生，让我心里十分感动和惭愧。老邱是位有情有义的人，我俩在一个宿舍里住了四年，感情很深，他说的话我很在意。

    春节快到了，我正巧去北京参加一个项目评审会，晚上没事儿，我去了武老师家。

    武老师见到有客人来，非常高兴。两只脚在瓷砖上急促地蹭着，拽着我的手往沙发上让坐。

    “我是您的学生，还记得吗？”我一进门就自我介绍。

    “记得，记得。你可出息大了，那么有名，谁不认识你啊？”武老师一个劲儿地拍着我的手。

    “哪里，哪里，都是老师您教育的结果。”我的眼圈湿润了，“这么多年，一直想来看您，可总不凑巧。真不好意思，我这个学生太不合格了，太让您失望了。”

    “你忙，你忙，我知道。你不像我，一个大闲人，啥事都没有。身体又不好，净给组织添麻烦。你现在干啥呢，还当市委书记？”他拉着我一同坐下，关切地问。

    “我没当书记……”

    “又高升啦！好哇，我就知道你能干，有这个本事。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这块料，能当官儿。当官好啊！咱班出了好几个司局级的干部。除了你，还有小柳，叫柳小萌，她现在也当上副市长了。王名成，你们班的组织委员，现在是司长了。还有班长赵大胡，那家伙也行，先当官，后来下海经商，把生意做到外国去了，听说还办了绿卡，成了外商了……你年轻，正是干事的好时候。”武老师兴奋得眼睛放光。

    “不年轻啦，我也五十出头了。”我附和着。

    “五十出头，正是当官的好年龄。我一想起你啊，心里就特别满足自豪。前些日子，有人说你被双规了，真是胡说八道。这年头，谣言多得很呢！为啥这么说，嫉妒呗！这回你又升了，谣言不攻自破。”武老师替自己的学生愤愤不平。

    “武老师，咱班的同学您都有印象吗？”我试探着问。

    “当然了，别看我七十多了，走路两条腿不大听使唤了。可脑袋瓜儿没问题，清楚着呢！你们这届绝大多数人的名字我都能叫得上来。”他自信地做了一个翘大拇指的动作。

    “孟新宁您还记得吗？”我报上了自己的大名。

    “孟新宁？是你们这届的吗？”武老师一时没想起来。

    “是，就我们这个班的，个子不高，四川人。”我提醒他。

    “噢，我记不大清楚了。是不是那个平常不大愿意参加集体活动，有时爱说个怪话，毕业分配到老家一个重点工程的小平头？”武老师的记忆力很棒，“他现在干啥？”

    “他还在那儿工作，当上了全国劳模。”我如实地告诉他。

    “好啊，人这一辈子其实干什么都一样。劳模也不错，凭双手吃饭，累是累点儿，心里踏实。你们同学之间还得相互帮助，你这个当大官的，要多安慰安慰他，别自暴自弃。”武老师深情地嘱托我。

    “放心吧，挺好的，过得很充实。您要多注意身体，别老惦记我们这些学生了，平时多吃点儿有营养的。我给您带了点儿滋补品，再给您留点儿钱，自己喜欢什么就买点儿。”我随手塞给了他一个信封。

    “哎哟，你这是怎么说的。让你太破费了。谢谢，谢谢。这不光是你个人的心意，也是党和政府的关怀。您一个大领导，百忙之中来看我，还给我送这送那，真让我过意不去，我要是告诉别人说孙书记来看我，他们得羡慕死。”武老师客气地坚持要把我送到楼下，我费了好一番口舌才把他拦在门口。

    后来，我特意给老邱打了个电话，告知他我去看过经常念叨我们的辅导员了。但我没细说整个过程，更没有说老师真正记住并想念的是孙长脖们，而我是替他看望了当年栽培过他的辅导员。

    调研

    能陪教授们吃饭，朱二可的心情是既激动又紧张。他头一天除了遵照乡长的指示，精心安排好饭菜之外，还特意做了两方面的准备：一是找了个小本本，想请教授在那上面签名，并打算随手记下他们饭桌上的绝句妙语；二是从儿子那里借了本成语辞典，连夜背了二十来个成语，争取在与教授们的交谈中能派得上用场。

    据乡长说，这回一下子来了五位学者，都是著名的大牌教授，他们能来穷乡僻壤调研“三农”问题，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一定要接待好，不得出任何差错。乡长还说，你朱二可当年差三分没考上大学，但也算半个文化人了。这回给你个机会，让你近距离地陪同教授，算是你的造化，也算是乡领导给你的奖赏，年终发奖金时你就别再斤斤计较了。朱二可点头称是，一连向乡长说了十多遍“谢谢”。

    朱二可在乡里当文书，握笔杆子的时候多，握锄头的时候少。乡政府公务员的编制少，他一直属于编外身份。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写字的农民”。他的儿子正读中学，朱二可最大的梦想是希望孩子能考上大学，他觉得这比自己当上公务员更重要。朱二可本想让儿子也来拜见教授们，能在家门口见到大学教授，这对孩子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激励，但乡长不同意，说弄个小毛孩子跑来跑去不成体统，朱二可只好红着脸放弃了努力。

    教授们的年纪都不大，穿戴也很随便，全都是牛仔裤、T恤衫或花格子衬衣。朱二可自己倒扎了条斜纹领带，头发上还抹了油，显得很正式。

    乡长热情地把教授们让到餐桌旁坐下，并亲自为客人们斟上当地最好的白酒，教授们连连挥手推辞说不会喝。乡长说：“喝不喝，先倒上。”一位有名的教授拒绝道：“不喝就别倒了。这年头，到处都是假酒，中国的假货百分之九十以上销往农村，在这儿喝酒那等于玩儿命。”其他四位客人也附和着，认为乡长的这一举动无异于谋杀。

    乡长尴尬地自己先仰脖干了一大杯，然后说：“不喝就不喝吧，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咱以茶代酒，欢迎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朱二可也赶紧换上了茶杯，接着乡长的话茬表示进一步的欢迎，还用了句“蓬荜生辉”的成语。一位教授打趣说：“你们的棚顶挺干净的，没生什么灰呀！”

    乡长趁着吃饭的机会，见缝插针地为他们介绍乡里的情况，因为他们的事情多，下午要赶回县城，原定的调研时间压缩了，不能专门开会，只好边吃饭边听汇报。乡长顾不上吃东西，一个劲儿说数字。但没说几句，就被调研组的组长，一位姓张的博士生导师给打断了：“你用不着说那么详细，其实农村的情况我们很清楚。这次我们下来，也就是做做样子。这个调研课题才给了不到三十万的经费，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劲儿。我们这几位，都是有名的专家，心里都有数的很。”他拍拍乡长的肩膀，示意他不必讲了。

    乡长跟朱二可大眼瞪小眼地僵在那里，只好听他们之间的高谈阔论。

    专家们谈笑风生。一个说最近的股市真他妈的“熊”，闹得他一天损失了七八万块钱。另一个说他们研究所的副所长欺人太甚，“竟敢勾引我的女研究生”。还有一个骂自己的老婆不是东西，背着他跟一个公司的小老板眉来眼去。吴教授一个劲儿地讨好那个组长张博导，请他帮忙在学科评审委员会谋个委员的职位，好争取拿到百万元以上的科研经费，并表示事成之后亏待不了他。张博导笑嘻嘻的，未作允诺，只是说他最近想换辆越野车，打算明年暑假开车去趟西藏。其中一位教授还提到了他的小姨子，说她在吴教授的单位工作，一直没评上副高级职称，因此请吴教授多关照一下。吴教授拍着胸脯称没问题，又色眯眯地问了句：“你小姨子长得水灵吗？我得跟她私下谈。”他们最后一起讨论，回到县城后究竟到哪家洗浴中心去找小姐好好地按摩一番。

    教授们虽未喝酒，却都很尽兴。临走时他们纷纷夸乡长豪爽，一个人就喝了一瓶酒，还夸菜做得有特色，都是绿色食品，没有任何污染。朱二可代表乡长把事先备好的各类干果、干蘑装进面包车里，他们客气地笑纳了。

    望着汽车远去的背影，乡长对朱二可说你今天可算开眼了，年底就别跟我要奖金了。朱二可沮丧地嘟囔道：“下次你还是让别人开眼吧，他们连句成语都没说！哼，真是亏大了！还好，幸亏没让儿子来！”

    认识自己

    人得念书，得上学，得接受教育。有一句名言说得好——“认识你自己”，这是初中班主任告诉我的。如果你不上学、不读书、不接受教育，就永远不会认识自己，一辈子都搞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如今我已四十多岁了，女儿尚读初中，我一闲下来，眼前经常浮现出儿时上学的情景，耳畔不时回响着老师的厉声教诲。

    “你这个榆木疙瘩脑袋，死也不开窍儿，得找把锤子砸开！”这是上小学时，我的数学老师用他那粗硬的食指关节，使劲敲打我的脑门子时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既增长了我的知识又增添了我的恐惧。此前，我一直错误地认为我的脑袋是肉长的，没读过书的乡下人都把那颗圆圆的东西叫“肉葫芦”。还是老师有文化、有水平，他一眼就看穿了我脑袋的质地——榆木疙瘩。榆木就够硬了，榆木疙瘩更硬！所以他要用铁锤子替代他的手指头，他自己清楚，他的手指头再粗再硬，也只能把我的脑门敲红敲肿，却敲不开，而要想把它砸开把乘法口诀“灌”进去，只有借助于锤子了。非常遗憾，他始终没找到那把锤子，急得他又蹦又跳，大吼大叫，唾沫星子溅湿了我的脸和我面前摊开的作业本。

    当然，被鉴定为榆木疙瘩脑袋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我们班四十名同学中，至少有五六个跟我长着同样的脑袋。还有几个同学的脑袋虽然不是木头做的，但其他部位或器官显然也令人置疑。因为老师称他们是“饭桶”“草包”“傻瓜”“笨蛋”，或者说“你的脸皮比鞋底子还厚”等等。

    等上了初中，老师们的鉴别能力明显高于小学老师。他们除了尊重并沿用部分小学老师对我们的称呼外，还增加了“木鸡”“呆鸟”“死鱼”之类的新昵称。更令我们钦佩的是，一些老师不仅帮我们进一步地认识了自己，还帮助我们了解了我们的父母，甚至是我们从未谋面的祖先。比如，物理课的胡瞪眼老师曾这样评价过我的同桌：“你傻，你爸妈更傻。你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痴呆傻瞎聋哑！这叫遗传！没办法，谁也教不了你！你要是知趣，就立马拿着你的烂书包，给我滚得远远的，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再也不想看到你！”我这个同学倔得很，愣是没让胡老师实现他这一生的最大愿望，他现在是一名电气工程师，至今仍十分怀念英年早逝的初中物理老师。

    中小学的某些老师除了指导我们认识了自己，还教给我们许多珍贵的人生道理。这些道理常以谚语、格言、俗话、歇后语等形式挂在他们的嘴边，在课堂上反复使用。

    例如，“你撒泡尿照照，你还有个人样吗？”这种生活小窍门可能帮了不少爱美但没钱买镜子的女同学。

    再如，“你们这帮不知天高地厚、饭香屁臭的混蛋，快去吃屎吧！”这大概是指苍蝇，它们总是在饭馆和厕所之间忙乎。

    又如，“死猪不怕开水烫”啦，“不撞南墙不回头”啦，“老太太上鸡窝——奔（笨）蛋”啦，“说你傻你就淌鼻涕”啦，“瞎子点灯白费蜡”啦，“黑瞎子掰苞米”啦，等等等等，启发我们对自身和未来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如今我们这些接受过系统和良好基础教育的傻瓜、笨蛋、呆鸟、饭桶、草包、蠢货们，顶着个榆木脑袋步入了中年，仍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撞南墙”，继续执著地做一些“瞎子点灯”、“黑熊掰苞米”的事情，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说明我们的抗打击能力极强，这都得归功于我们当年接受的教育，以及那些独具慧眼、以挖苦讽刺我们为乐的老师们。

    昨天晚上，我读初中的女儿回家哭鼻子。因为她的班主任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她“实木脑袋”。这使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自己的求学经历，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暖流，我兴高采烈地安慰女儿：“实木脑袋值钱，纯天然的。爸爸的脑袋小时候被老师鉴定为榆木疙瘩，现在做了木材化学家。你的脑袋比老爸的好，肯定是红木的，顶不济也能当个家具商。”女儿破涕为笑，笑得挺开心。

    我更高兴，我至少确认了一个事实，女儿脑袋也是木质的，这比做DNA检测方便多了。她是我的亲生骨肉，与我那个外号“草包”的同学加邻居没有任何关系。他目前担任外交官，从事翻译工作，他的儿子外号叫“小草包”，也是他的班主任馈封的。

    太极

    王太极因为锻炼身体而受到了行政记大过处分。

    这可是真事儿，不是凭空造谣开玩笑。

    老王酷爱太极拳，到了痴迷的状态，因此得名“王太极”。打拳锻炼不违法，怎么会背上处分呢？

    冤枉？那是不知底细的人的看法。平时跟王太极挺要好的于拐子背后就说过，记过处分太轻了，要是我有权，非给他判个无期徒刑不可，把他关在单间打太极拳，一直到死。王太极的老婆一听可急了，冲着于拐子直嚷嚷：“你就袒护他，哪有那便宜事，你腿瘸心也不正，我十年前就巴不得法院一枪毙了他。”

    打打太极拳，又没去打别人，况且王太极的功夫都是些花架子，怎么至于到了处分还不解恨，连朋友、老婆都盼着判刑、枪毙的程度呢？这也太离谱了。说起来，王太极练太极拳快三十年了。他一生没有别的嗜好，一不搓麻，二不打牌，更不抽烟喝酒，就是痴迷太极拳。这本来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好习惯。

    据王太极的老婆讲，新婚之夜客人们闹洞房，新郎却不见了，家人四处寻找，最后发现他正躲在一个墙根底下打太极拳。

    二十多年打下来，王太极从满头乌发变成了一毛不剩。

    王太极每天至少要打八个钟头的太极拳。早晨四点至八点，晚上八点到十二点，风雨无阻，雷打不动。

    打拳上瘾，一天不打就浑身不自在，这是他唯一的体会和收获。打来打去就一个套路，但老王却不厌其烦，打了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乐此不疲。

    除了太极拳，别的锻炼方式他都不屑一顾。不像他办公室里的那几位，流行什么练什么，今天练这个功，明天又学那个操的。他格外瞧不起伙食科的雷聋子，有一段时间非要练硬气功，砸不动砖头就砸馒头，弄得大伙儿一看见食堂里摆着的奇形怪状的馒头就恶心。还有雷聋子的老婆一嘴口臭，为找大树吸精气，愣是把一棵根深叶茂的百年大树给熏死了。老王只练太极拳，这叫情有独钟。

    早晨八点打完了拳，王太极八点半准时到办公室，然后打一上午哈欠，中午小睡片刻，下午接着打哈欠，晚上接着打太极拳。所以，这些年来，老王的生活和工作就是按照打拳——打哈欠——打拳——打哈欠……这个套路严格运作。

    打拳为什么，就是为了打哈欠。王太极对别人的这种归纳不以为然。他始终认为，长寿是人生的最高目标，锻炼能够长寿，打太极拳是锻炼的最佳方式。三段论式的推理，逻辑很严密。他老婆最恨他的长寿之道，曾咬牙切齿地告诉他：“别说你没长个长寿相，就算你比我多活个十年八年的，你自己合计合计，这十年八年的不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成天二十四小时顶着太阳月亮狂风暴雨一刻不停地打你的狗屁拳吗，你累不累，亏不亏呀？”

    老王可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包括老婆的辱骂。你说你的，我练我的。每天至少八个小时，绝不偷工减料。

    王太极打拳的地点也很固定，机关家属楼后的小花园。两个月前的一天早晨，他正打在兴头上，眼前突然一片浓烟火光，宿舍楼着起了大火。顿时女哭男叫乱作一团，再看人家老王处变不惊，视而不见，若无其事、一丝不苟地打他的太极拳。连消防车呼啸着冲过来，他都招式不乱，幸亏消防员从车上跳下来，狠狠踹了他一脚，才没被消防车碾成碎片。

    就这么简单，老王的见死不救和麻木不仁惹恼了单位里的不少同事，因此大伙儿强烈要求给他个纪律处分，以解心头之恨。

    痛苦

    “大夫，痛苦，我太痛苦了……”每一次进门，他都是以这句话开头，作为心理医生，我示意他坐下。

    “是不是失恋了？”我一脸严肃。如果我把心里的笑意流露在脸上，那会增加来访者的痛苦，我一般都会等他离开后再关上门，独自一个人痛痛快快地大笑一场。

    “噢，不，这回不是失恋。”他有气无力地否定了。他因为多次失恋，向我痛苦地倾诉了数十次，先是爱上了一位歌星，后来又喜欢上了一位走红的演员。这就足以让他痛苦不堪了，他为此四处打探自己朝思暮想的梦中情人的行踪，却不幸地发现这两位让他爱得死去活来的影星和歌星竟然是亲密接触的一对。他痛不欲生，一气之下，又效仿他崇拜过的这对偶像，痴迷于一位奶油小生。要是根据他每次痛苦叙述的这些情节进行分析，他具有无与伦比的爱的能力。异性的、同性的、已婚的、未婚的，他几乎都涉猎过，而总是以痛苦地向我倾诉告终。“那么，是不是当官未遂呀？”我认真地记录。

    “噢，不是为了当官，”他面色苍白地摇着头。与失恋相伴随的痛苦，就是他绞尽脑汁地想往上爬，总想谋个一官半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曾策划娶一位高官家庭的千金，同时也为了减轻他失去那些从未谋面，也压根儿不认识他的歌星、影星的痛苦。

    “是不是炒股又赔进去了？”我耐着性子问。

    “唉，我现在不炒股了。”他无精打采地嘟囔着。为了发财，这位可是不择手段，不但股票期货炒得欢，连赌博的营生也不放过。如果不是保安看得紧，他会最先冲进银行，连硬币都抢个一干二净。

    “那么，你为什么这样痛苦呢？”我有些不耐烦了，加上该死的牙疼病又犯了，我开始龇着牙、咧着嘴问他。

    “你别吓唬我，大夫，我真的太痛苦了，你一定要帮帮我。”他那副表情在我看来似乎是因为在世上逗留太久了。

    “快说说为什么，为什么痛苦？”我催着他，牙又疼得厉害了。

    “我……昨天……抓了福利彩票，抽了个……三等奖。”痛苦使来访者说起话来断断续续。

    “是吗？那是天大的好事，如果是真的话，那可是一大笔钱，我抓了好几年，抓来的都是‘谢谢’两个字，这回你可发大财了，你还痛苦个啥？”我没好气地说，牙疼的滋味真不好受。

    “可是特等奖、一等奖都让别人抓走了。您说我的命多苦，我真是太痛苦了，不想活了。”他简直就快要咽气了。

    我的牙剧烈地疼起来了。“呸，我连末等奖都没摸到过，还不是照样活着。”我莫名其妙地涌起了一股无名之火。

    “您是您，我是我。您帮帮我吧，至少帮我转移转移痛苦。我受不了啦。”他哀求着。

    不知从哪来的灵感，我突然抡起右手，使出浑身的力气，给了他一个实实在在的大耳光。

    他惊叫着捂住脸，原有的痛苦表情开始变化了。

    “痛苦转移了吧，从心里转到脸上，是吧？”我大声喝问，“用不用再补上一个大耳光？”

    他的脑袋像拨浪鼓一样快速地摇着，显然我的“巴掌处方”起作用了。

    狗屁心理疾病，完全是人格障碍，就是欠揍，我心里明明白白，牙也不疼了。

    “快，把今天的咨询费加上以往欠的钱都一块补齐了。”我命令道。

    他乖乖地服从了。之后再也没有来诊室咨询过，只是打过一个电话，告诉我那个前所未有的耳光，让他快乐至今。

    霍老头儿

    霍老头儿总也不死。

    他孤身一人死皮赖脸地在这个世界上磨蹭了至少有一百多年，还是不肯离开。越来越多的人想杀了他，只是碍于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而下不了手。

    霍老头儿也许有过亲人，但谁也没能熬到替他送终的日子。反正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孤独而倔强地活着，像一棵老枯树一样斜立在一片废墟中，周围堆满了恶臭冲天的垃圾，要不是每到春天树上的某个枝杈上生出几片绿芽来，这棵枯树早就被当成柴禾烧了。

    三十年前，霍老头儿是大院里最老的看门人；二十年前，他是院子里最老的收破烂者；十年前，他变成了最老的乞丐，时不时伸手向过往的行人讨点儿吃喝。至于四十年前、五十年前、六十年前他是干什么的，活着的人都不大清楚。有人说，他年轻时挺阔气，娶过姨太太，生活得很有格调，后来“运动”一多，这路出身的人没吃过什么好果子，遭了不少罪。其实，从档案里（若档案还在的话）肯定能弄个清清楚楚，但谁也没那个兴趣去查证，他又不是个大人物。有一点，大家都确信无疑，他肯定年轻过。

    在孩子们的眼里，霍老头儿跟恐龙的年纪差不多，但没有那种德高望重的感觉。见过他的人，没有不嫌弃厌恶的。从二十年前开始，他身上就散发着一股恶臭，让人掩鼻。形象肮脏，又无儿无女，谁能把他放在眼里。

    记忆中他没干过什么好事，但又举不出他杀人放火、溜门撬锁的罪行。六七十岁时曾因误闯女厕所被打过，收废品时还有过顺手牵羊、偷拿邻居家晾晒的女人内衣内裤之类东西的劣迹。不知从何时开始，只要有女人经过，他的两眼就直勾勾地盯住不放，那混浊的目光像钉子一样，死死地盯着女人身上的某些关键部位。这个嗜好，至今未改。

    夏日里，经常可以看到他光着身子躺在马路边的树荫儿底下，想方便时也不管人前人后随地便溺。有小孩子从远处向他扔石头，他就吼几嗓子，那声音也很苍老。

    如果不是前些日子拆迁危旧房屋，人们几乎都以为他死了。因为这两年很少有人看见或提起过霍老头儿。当他被搀扶出那间阴暗潮湿摇摇欲坠的破屋子时，简直就是一具喘气的尸体，身上的恶臭令围观的人群四处逃散。有些人的生命力旺盛得不可思议，霍老头儿是这类人的典型。

    搬进新楼后不久，一个自称是霍老头儿远房孙子的中年汉子出现了。他与霍老头儿住在了一起，迫不及待地向邻居声明他拥有这套房子无可争辩的继承权。人们都说，霍老头儿这下子可真没几天活头了。

    真是世事难料，又过了几天，霍老头儿的那位远房孙子莫名其妙地死了，就死在霍老头儿新搬的房子里。有人推断是霍老头儿杀了他，又有人说：“真是笑话，那老头儿连自杀的力气都没有，还能杀别人吗？”那身体健壮的中年汉子究竟是怎么死的暂且不管他，可是霍老头儿至今还活着。

    跑步

    生命在于运动，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如果不是在早晨跑步时摔断了腿，莫教授还会把这句格言式的真理时时挂在嘴边。莫教授是评退教授，也就是在认可退休并办理了退休手续后才评上的教授。这显然是组织的关怀，也是对讲了一辈子哲学课的教书匠的安慰。

    退下来的莫教授既踌躇满志又自感失落。教授的头衔终于熬上了，心里还是喜滋滋的。但一想到评职称时与系里和学校据理力争，最后好不容易以放弃教学才换来的教授名分，心里又总有些不是滋味。好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同学加同事的老黄不是带个“副”字退休了吗。黄副教授，在学校里只有评上了教授，才有人喊你某某教授。副教授，不好尊称某副教授，同事们一般直呼“老某”。

    教授不如长寿。正、副教授们在这一点上颇能达成共识。尤其是退休后的教师，格外珍惜名利以外的东西，那就是健康长寿。长寿的秘诀很多，知识分子只认定一个——运动。于是，校园里采取各种方式锻炼的人数很多——气功、甩手、倒着走、五禽戏等等，凡是能想到的，都有人去试着做，模仿者、追随者也不少。一段时间总会流行一种或几种运动方式，据说效果都不错。

    前不久，有个什么协会的专家来做讲座，说是科学研究表明，无论哪种形式的锻炼效果都比不上跑步。跑步是最传统的运动形式，是经过历史检验的；跑步是全身性运动，能增强人体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是运动之王。教授们别的不信，就相信科学。从那天开始，跑步取代了所有的运动，全校的教授一股脑儿地涌到面积不大的操场上。

    说起来凑巧，莫教授以前也常跑步，他并非听了讲座才改弦易辙的。老黄过去一直甩手，他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不适合做别的剧烈运动。因此，专家说的意见他并不十分当真，只是见大家都去了操场，剩下他一个干巴巴地站在家属区花园的树荫儿底下觉得没劲，况且多年来他一向很合群儿，凡事愿意凑热闹“扎堆儿”。于是他也随大流地来到了操场。

    操场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朝着顺时针的方向，向前移动。老黄身体肥胖，用“跑”这个词要求他实在是太苛刻了。在流动的人群中他只是象征性地摆动几下胳臂，两腿还是在走。莫教授从他身边跑过，冲他开玩笑：“我说老黄啊，你的腿怎么不听使唤了，你这点儿运动量不够减肥的，只能增加饭量，最近我看你又胖了。”别人说这话，老黄不会当回事儿，老黄这个人一向心眼儿宽。莫教授这么说，老黄却涌上一肚子气，为了评教授，老莫背后说了老黄不少坏话，这一点老黄心里有数。一个名额两人争，你上我不上，这是明摆的事儿，老黄心里越想越气，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劲儿，只觉脚下生风，竟赶上了莫教授。两人无意中较上劲了。没跑多远，只听“哎哟”一声，莫教授一头栽倒在地。老黄先是一愣，跟着“扑通”一声仰面朝天。

    莫教授摔断了一条腿，说是石头绊的。老黄倒下就再也没起来，说是心肌梗死。有人说老黄是剧烈运动累死的，也有人说是莫教授绊倒后把他吓死的。还有人说学校的操场太小了，跑几圈人就迷糊了，对后一种说法知情者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说老黄那天只跑了半圈。

    现在跑步的人少了。这种运动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它并不适合所有的人。

    减肥

    罗脖子和他老婆站在一起就像一双长短不齐的筷子，瘦得让人提心吊胆。要看他们儿子的体形，就连他们两口子有时都怀疑，这孩子是不是抱错了？一家三口走在一起，就像是彼此故意要出对方的丑似的，儿子把父母比得成了两根筷子，而父母则把儿子衬成了大面包。三个人照一张全家福，儿子坐在前面，父母站在身后，洗印出来一看，简直就像馒头上插了两根筷子，那个滑稽！

    这孩子出生时并不胖，连屎带尿也不过5斤8两。刚从电子秤上抱起来，就哗哗地撒了泡尿，放在床上又憋不住了要拉，两项一减，估计净重勉强能凑够5斤。

    就这个在保温箱里存放了半个月的小瘦猴子，在未来的15年间体重超过了250斤。若分段计量（如果能分得开的话），头部（含脖子）就有30斤，上身（主要是肚子）超过120斤，下身（主要重量集中于臀部）不低于100斤。从成长阶段划分，7岁突破100斤，10岁达到140斤，13岁超过200斤，到15岁，空腹时电子秤的指针总是在260至270斤之间晃动。

    罗脖子因为脖子细长而得此雅号。他儿子未能继承父亲的生理特征，从脑袋到身子之间的过渡十分短促，几乎是似是而非、稀里糊涂地完成了连接，把那短粗的一段称为脖子，恐怕连医院的大夫都有些含糊。

    7岁之前，或者说更小的时候，老罗两口子一看见儿子胖乎乎的模样就笑得合不拢嘴儿，常背后笑话街坊邻居家那些跟他儿子差不多大小的孩子们“瘦弱”，甚至觉得儿子替父母和祖辈争了光、正了名。因为这些年来，他们为自己衣服包裹的骨头架子蒙受了不少羞辱。有一段时间，一些居心不良的人甚至把老罗两口子的“瘦”提到了政治的高度，愣说他们是故意用“惨不忍睹的身躯”控诉社会制度的弊端。他俩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想方设法增肥，几乎把所有收入都用来吃了，只要听说什么东西吃了能长肉，便不惜代价去尝试，包括咕咚咕咚地喝猪油。但没用，同事们还是指责这两口子抠门儿，说他俩舍不得吃，连西北风都舍不得多喝，因为在旁人看来，喝西北风也不至于瘦成那模样。

    胖也要有个限度，不能像他们儿子那样肆无忌惮地任意膨胀。孩子从7岁开始，也就是体重超过100斤的时候，罗脖子夫妇脸上的笑就收敛了。他俩觉得不大对劲儿，怎么眼瞅着这孩子要爆炸了。于是，他们把孩子带到医院去做检查，大夫说目前没什么大毛病，但体重一定要控制，否则影响身体健康，包括智商。老罗两口子着了急，整天把心思都用在琢磨给儿子制定各种减肥方案上了。孩子毕竟是孩子，不能直接采用成年人的减肥方法，比如用药物减肥就不可取。常用的节食疗法对于发育中的孩子来说也得慎重，不能草率行事。盘算来盘算去，他俩决定采取运动减肥法，跑步、爬山、跳绳、仰卧起坐……这些效果都不明显，运动量只能开胃不够减肥，儿子的饭量比以前大大增加。后来改换游泳，半年过去了，还是不行。老罗劝他老婆说：“放弃吧，你看那海豚、蓝鲸一生下来就游泳，世世代代都没歇过，有一条瘦的吗？”于是骑马代替了游泳，学骑马孩子兴趣挺大，一个月下来，钱花了不少，那匹马倒是减肥了，儿子的体重只升不降。

    从10岁开始，老罗一家又为儿子减肥设计了新的方案，采取了新的措施，即综合减肥法。除了坚持锻炼、节食和用药之外，就差严刑拷打了，其实辣椒水也灌过了。经过三年多的虐待和折磨，孩子的体重突破了200斤大关，老罗和他老婆同时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老罗常常自言自语，他老婆也能对着镜子聊上半天。

    又咬牙度过了两年，罗脖子两口子从筷子变成了面条，没有十年前那么挺了。儿子依然倔强地横向扩充，体重超过了250斤，身高仅有1.49米。老罗绝望了，妻子也绝望了。他们最终下了狠心，要把儿子的饭戒掉，宁肯让他饿死，也不能让他胖死。夫妻俩陪着儿子一起不吃饭，并昼夜监视儿子的嘴巴。

    到了第三天，罗脖子先倒下了，儿子还不见瘦。第五天，老罗的太太终于熬不住了，儿子开始啃桌子腿，嚼床垫子，有滋有味的。

    罗脖子两口子为了给儿子减肥，把命都搭了进去。长期焦虑加上营养不良（能吃的东西都让儿子吃光了），等邻居将奄奄一息的两根“面条”送到医院后，他们基本上已变成干挂面了。

    两年以后，罗脖子的儿子身高猛增到1.88米，体重却变成了130斤。老罗的同事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这不是见鬼了吗？罗脖子怎么又活了？这孩子还真不是抱养的，你看他那脖子跟他爸一模一样。”

    “嗨，胖就胖呗，急什么”，邻居们惋惜地说，“到底把孩子减成了孤儿。”

    丑脸

    三蝈蝈因为长得丑，才学了相声。

    丑能逗人乐，那是蝈蝈的一相情愿。他忘了丑至少分为两种：可以原谅的和不可以原谅的，三蝈蝈明显属于后者。

    三蝈蝈丑得让人讨厌，看了他那张脸除了想扭头走开，就是想冲上去揍他，不可能拍着手哈哈大笑。他学相声，纯属瘸子练跑步——扬短避长。

    三蝈蝈为了能逗人笑，常常一夜一夜地哭。这年头，谁随随便便咧着嘴笑啊，笑声笑容越来越难找了，变成了稀缺资源。

    三蝈蝈以为丑能逗乐，没门儿，头几次他一走上舞台，观众就纷纷退场。不走的冲上来抡起拳头就打，他的满口牙留下的没几颗了。连续打了几次，他的脸被缝合多处，牙也没了，鼻子也歪了，眼睛也斜了。嘿，等最后把裹在脑袋上的绷带都撕下来，三蝈蝈的那张丑脸变得可爱了。真是观众塑造演员，如果不是那几位热情的观众多次反复揍他，他的相貌就不可能发生彻底的变化，他就别想在笑坛上火起来。

    三蝈蝈扬着张丑脸，腆着个肚子，可逗了。和他搭挡的那位捧哏，虽然跟他差不多一样丑，但难看的风格却大不相同。这二位一出场，好嘛，观众们笑得满地打滚儿。

    三蝈蝈卖笑赚了不少钱，还娶了个媳妇。这媳妇从来不会笑，就会数钱，那两手长得天生是个点钞机。三蝈蝈不能光靠一张脸逗人乐，还要有说、学、逗、唱的真本领，那可是说相声的四大功夫。三蝈蝈说得不错，学的更多，狗叫、驴叫、蛤蟆叫没有他不会的，唱的水平也同说和学差不多，跟狗、驴子、蛤蟆叫似的。真实，人们并不在乎他说什么、学什么，叫什么或唱什么，只要看见他那张脸，就想啐他、笑他。

    三蝈蝈知道丑脸的至关重要性，于是他偷偷地入了保险，以防不测。

    上保险是要交钱的，三蝈蝈瞒着老婆办的保险，差十块钱对不上账。他老婆于是大打出手，把他的脸抓得面目皆非。三蝈蝈以为入了保险便可以获得赔偿，没承想他差一点儿因涉嫌骗保被抓进去。

    现在的三蝈蝈穷困潦倒。他那张为自己赚了大把钞票的丑脸，因为他老婆的不珍惜而断了财源。他眼下一门心思地希望有人去揍他，能把那张脸再揍回到可笑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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