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台词-潜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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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台词是一种表达艺术,在某些特定场合和特定人群中普遍流行。它指的是不明说的言外之意。俗话讲“敲锣听声,说话听音”,就是让你去用心体会弦外之声,话外之音。

    我的朋友老鬼对潜台词很有研究,他深知其中的奥妙,并能学以致用,触类旁通。尤其在领会领导意图方面,他更是技高一筹,因此深得上司信任和赏识。

    潜台词属于暗示行为之一种,比使眼色还隐蔽,相对于黑夜中的眉目传情,它更像是美女戴着面纱,又半抱琵琶,若隐若现,忽明忽暗,需要听者和观众用心揣摩。老鬼深谙此道,烂熟于心。当然,过度关注上司的“话外音”也可能导致“会错意”的严重后果,这就属于“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了,搞不好则是“弄巧成拙”。

    老鬼有一次约我喝酒,专门给我上了堂“潜台词”课,其中他讲了个他最得意的精彩案例,让我印象深刻。老鬼是个生意人,常要与企业主管部门的领导打交道,他练就了一双善解人意的火眼金睛。

    有一次,他请某位主管处长吃饭,企图借机办点儿小事儿。领导对他所托之事未做正面表态,临别时有意无意地夸了句老鬼:“你这条领带挺漂亮。”

    老鬼心领神会,第二天一上班就给处长送去了一条高级领带。领导笑纳了,老鬼挺得意。

    没过两天,老鬼开始后悔了。他责骂自己怎么这么笨呢,领导穿的是圆领衫,那领带怎么戴啊?于是,又赶紧买了两件名牌衬衫去了处长的办公室。领导说了句谢谢,但没提他托办的那件事儿。

    老鬼回来后又抽了自己两个嘴巴,心里把自己定性为蠢驴。他觉得自己太不会办事了,怎么能只送两件衬衣呢?简直是昏了头了,太不成熟了。

    接下来老鬼又送去了一套高档西装和一双进口皮鞋,连换洗的袜子也准备了一打。处长那天给他让了座,为他倒了茶水,笑着说,“这种衣服我平时也没机会穿!”并向他表示那件事正在研究之中。

    老鬼的心里踏实了许多,走出大楼门口时,他还不由自主地哼了几句流行歌曲,那是他跟儿子学的,叫“喜唰唰,喜唰唰”。

    又过去了一个多月,老鬼还没得到准信儿。“怎么回事儿?”他心里又犯嘀咕了。难道领导的潜台词还有别的意思?哎呀,他猛然一拍脑袋,差一点儿晕死过去。“这种衣服我平时也没机会穿”,这不明说了吗?真是榆木脑袋!

    老鬼以最快的速度组织了个由三人组成的企业家考察团,亲自陪同处长一道出行欧洲各国。与处长朝夕相处了半个月,开阔了眼界,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原先说的那点儿破事儿根本不值一提。处长坐在回国的航班上拍着胸脯说:“以后你老鬼有什么难事尽管找我。”他还深有感慨地说:“欧洲之行收获不少,回去后要鼓励儿子争取到德国留学。”

    老鬼这回算是听明白了,当即表示:“孩子留学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所以,最近老鬼很忙很得意,他告诉我他又拿到了一个大项目,同时忙着替领导的孩子办理留学手续呢!他说等他忙过了这阵子,再找个机会请我喝酒,他还想深入细致地给我单独做一个系列讲座,继续探讨“潜台词”的绝妙之处。

    脑袋

    老婆说我长了个木瓜脑袋,我很生气。但后来细细地想一想,她的判断也有一定的依据。

    局长住院半个月了,我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要不是物业公司的保洁员小殷向我打听局长的病情,我还被蒙在鼓里呐。

    对于我一无所知的茫然表情,小殷十分紧张。她说,全局上下的干部职工早就排起长队到医院探望两轮了,你竟然还像个傻瓜似的没有知觉。她真有些替我着急和害臊。连一个打扫厕所的保洁员都敢当着我的面说我是个傻瓜,这比我老婆的“木瓜”说更伤我的自尊。

    领导生病对于下属来讲是一个百年不遇、千载难逢的表现机会。领导经常教导我们要抓住机会,可是当这个机会真的摆在你面前时,你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天下还有比这更让人追悔莫及的事儿吗?

    我决定立即前往医院向局长表达我对他的忠诚和敬意。为了弥补自己后知后觉的罪过,我绞尽脑汁地盘算着探视时要说的慰问话以及必须呈送的慰问品。这两者都很重要,因为自己毕竟知道的太晚了。若不事先准备好一番巧妙的说法并呈上颇具特色的礼品,局长是不会原谅我的。

    老婆说我只长了半个脑袋,我很愤慨。但冷静下来,我还是觉得她说的有一定道理。

    局长对我姗姗来迟的探望一点儿都不介意,甚至表现得很高兴。他还试图从床上欠起身子跟我握手,被我扑上前去按住了。他说谢谢你小王,这么忙还来看我。

    这句话让我很失望,因为我姓张,显然局长因病有些认不清下属了。我不好当面纠正领导的口误,再说领导永远都是正确的,如果他认为我姓王,那我只好姓王了。况且,我二姑夫就姓王,这也不算什么大错。局长的夫人告诉我,领导只是做了个小手术,切除了阑尾。我也认为这种手术太小儿科了,简直不足挂齿。我说,这个手术我两年前就做过了,手术的第二天我就上班了,而且还打了场篮球。局长对我的这种乐观态度并没有产生共鸣,他可能认为我把他的住院行为看成小病大养了。我从他的表情上意识到自己口无遮拦的毛病又犯了,赶紧设法补救,我说领导的阑尾与群众的阑尾有着本质的区别,局级的阑尾炎比处级、科级和一般办事员的要严重得多,一定要精心治疗。为了挽回我的过失,我赶紧打了盆热水,替局长洗了脚。局长很感动,说咱们局的同志们真好,每次来探望都帮我洗头洗脚的,今天已经洗了四次了。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王啊,今后要再接再厉好好干。”我不得不向领导报告,我三十年前就改姓张了。对于我精心挑选的礼物,局长再三推辞,最后还是经不住我这类犟种下属的执拗,只好笑纳了。

    老婆说我根本就没长脑袋,我再也忍无可忍了,真想给她一记响亮的耳光。因为我摸了摸脖子上面,那圆滚滚的东西明明摆在那儿,但后来我还是不得不接受老婆的尖刻批评。

    我去医院探视回来的一周左右,又遇到了那个眼尖嘴快的专门负责刷厕所的保洁员小殷。她见四处无人,便凑近我的耳边,小声打探,问我去看过局长没有。我赶忙退后一步,点了点头,我的鼻子受不了她身上的硫酸味道。她特紧张地告诉我:“那你算笨到家了。”据这位以刷厕所为掩护的“间谍”透露,局长得的不是阑尾炎,而是晚期肝癌,完全没救了。所以,这些日子几乎没人再去探视了。另据可靠消息,某副局长正在暗中调查这段时间前往医院表忠心的人员名单,他是接替局长宝座的第一候选人。

    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木瓜脑袋会响的,半拉脑袋也会响的,但没有脑袋怎么会响呢?我老婆最后的结论肯定错了。

    重要情况

    赵科长说有重要事情向我汇报,我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工作,专门腾出时间约他到办公室面谈。

    “处长气色不错呀!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嘛!”他一走进办公室就满嘴抹了蜜似的。

    “啊,啊!”我敷衍地笑了笑,示意他坐下。

    “看来让我猜对了,您还真有喜事,而且是喜事盈门。听说您去年买基金发了大财,赚了二百多万,该请客了吧?”他屁股还没落座就胡扯上了。

    “哪里,哪里!”我皱着眉头。

    “去年的基金邪了门了,成倍地涨,不少人都翻番地赚。妈的,我就没那眼光和运气。不像您,还是领导站得高、看得远啊,能把握大局,抓住机遇。对了,说到机遇,听说您又要高升了,上面准备考查了,这好事您怎么不向我们这些小兄弟透露透露,也好让我们庆贺庆贺蹭顿饭吃?”他一脸馋相。

    “那个,那个……”我试图委婉地打断他。

    “对、对、对,那个、那个,那个嫂夫人最近挺好的吧!我是说新夫人,据说特年轻漂亮。什么时候也让我们开开眼,一睹芳容,过过眼瘾。有个成语怎么说来着?叫金屋、金屋,对金屋藏娇。老藏着不见阳光就会发霉长毛的。呸,您看我这臭嘴,把嫂夫人说成奶油蛋糕了。不过这个比喻也不算错,奶油蛋糕甜啊!谁不想咬一口!不像我那个老婆,简直就是一个糠面窝头,咬上去牙碜,吞下去拉嗓子。我早就想换一个了,没法子,那家伙是一个母夜叉、母老虎,一听说我有那心思就恨不能掐死我。就我这身子骨,哪儿打得过她呀,就剩下挨揍了。这跟您可没法比,有权有钱又有魅力,哪个小姑娘看见您还不是呼地一下扑上来,要我说,您真没必要金屋藏娇,应该走红旗不倒、彩旗飘飘的路子。”这个家伙一反常态地肆意胡说。

    我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开始低头看文件,不再答理他了。

    “对金屋藏娇,光顾着说‘娇’了,忘了说说金屋了。男人就这副德性,一提起女人就两眼放光、两腿发软。处长,听说您那新房装修得很豪华,也很有品位。得花不少钱吧?这年头,什么都贵,房价呼呼地涨。就您新置办的那套房子至少也得一百多万,不过现在又涨了,越往后升值的空间越大,说不定过个三五年,您那房子没有个千八百万还真下不来呐!真行,您不光有实力,还真有眼光。不是我拍领导的马屁,我确实佩服您。不像有些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好像没在意我的表情变化,仍在滔滔不绝地胡诌八扯。

    “您儿子怎么样?他在哪个国家留学来着?瞧我这记性,我想起来了,英国,对,英国。都说那个国家的大学办得不错,不像咱们国内的有些大学,全他娘的误人子弟。让孩子到国外留学好,我赞成。就是学费高了点儿,一般人可负担不起。英镑那玩意儿也太值钱了,比人民币高十五六倍,凭什么呀?明明是欺负中国人嘛!不过,处长您有条件,我觉得这个钱花得值,真值!有些人虽然当了官、赚了钱,可就是没把自个儿孩子的事搞明白,那绝对不算成功。天大地大不如孩子的事儿大。您又要说我拍马屁了,真的,您相当有远见。把孩子安顿好了,下半辈子就万事大吉了。我得像您学习,将来勒紧裤带也要把丫头送出国门。”他越说越离谱。

    我把文件夹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摔,把他吓得一哆嗦。

    “你小子今天是喝醉酒了,还是吃错药了?”我用手指着他的鼻子咬牙切齿地问道。

    “没、没、没有哇,我没喝酒也没吃药。”他挠了挠头。

    “那你的脑袋是不是被狗咬了?”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嘿嘿,狗哪能咬到这地方。”他又挠了挠头。

    “那你今天干什么来了?”我气得直抖。

    “汇报呗!”他答。

    “汇报什么?”

    “工作呗!”

    “什么工作?”

    “重要工作。”

    “什么重要工作?”

    “我忘了。”他嘻皮笑脸地拍了拍脑袋。

    “你给我滚出去,滚得远远的,快滚!滚!”我怒不可遏地抓起笔筒向他砸去。

    这小子比猴子的反应还快,“嗖”地一下就蹿出了门外。

    我气得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心里盘算着怎么好好收拾这个王八蛋。没等我想好法子,赵科长的半张脸又从门缝里探了进来。

    “对不起,处长。我想起要向您汇报的重要情况了。昨天到咱们厅新上任的厅长是我的亲舅舅。”

    老史

    老史这个人很了不起,我对他越来越佩服。

    他在领导面前能放得开,不像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些下属(包括我自己在内),一遇见领导心里就打鼓,一副毕恭毕敬、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的样子。

    老史的确与众不同,他跟领导说话很随便,连请示汇报也嘻嘻哈哈的,常把领导弄得哭笑不得。他虽然只是个处级干部,但在我们厅里很吃得开,上下左右关系融洽,没有谁会跟他过不去。

    我给张厅长当过多年秘书,看惯了下级在上级面前千篇一律的拘谨谦卑的表现,只有老史是个例外。

    老史约见厅长时总先给我打个电话:“赵大秘,厅长忙吗?看看他现在有没有空儿,我得见见他!”

    “哟,史处座,老张忙啊!现在不行。”我如实回答。

    “厅长幸亏不姓刘,要不你就得说老刘忙(流氓)了。那算了,你通报他一声,就说我没啥事儿,就想给他敬个礼。要不你替我向他打个立正举个手算啦!”他干净利索地挂了电话。

    下次见到厅长时,老史保证要跟领导当面核实一下:“赵秘书说要替我向首长您敬个礼他办了没有?”他总称厅长为首长。

    有一次厅里开大会,很多干部遇到厅领导都争先恐后地挤上去握手,而老史却旁若无人地远远地躲在一边抽烟。等大家都落座了,老史突然站起来,大声嚷嚷:“哎,搞什么嘛!都是厅里的同志,怎么还弄成了两种待遇。领导要握手就都得握,凭啥就把我先丢下啦?有的女同志还握了两三遍,我可都看到啦!”于是厅长只好在哄堂大笑声中主动走过来拥抱他一下。“瞧,咱这待遇,拥抱礼,懂吗?咱能不替领导卖命嘛!”他得意扬扬地坐下来。

    老史特别善于汇报工作,简明扼要,生动有趣,绝不像其他下属那样拖泥带水。别人花一个钟头才开了个头,他三言两语就能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完了?”领导还想接着听。“完了。得留下时间听首长指示。”他一脸正经。“嗨,你说得也太简单了吧!”厅长挺失望。“我说一万句,不如领导说一句。还是听您做指示吧!再说,我平时做得多,说得少,这您最清楚。我那些工作您了如指掌,用不着浪费首长的宝贵时间。总而言之,我负责的那些工作成绩是主要的,都是您领导有方,缺点和失误当然也有一些,都是我执行不力。”他回答得很诚恳。

    老史也擅长自我检讨。若遇到重大工作失误时,他总能主动拿起自我批评的武器毫不留情地“向我开炮”。“报告首长,有件事情让我搞砸了。我觉得太对不住您了,连自杀的心思都有了。昨天我差点儿投了河,那一刻要不是想到您的恩情,我今天就不会站在您面前了。当然,那护城河里的水还真他妈的凉,我用手试了试,浑身一激灵。嘿嘿。不过,我已经安排了事故处理的各种补救措施,保证把损失降到最低点。这回责任完全由我个人承担,嗨,错就错在没有不折不扣地按照您的指示办!”厅长沉默了一会儿,拍了拍老史的肩膀,“其实也没啥事,你别太往心里去,我知道你尽力了。这事幸亏是你负责的,要是换了别人,还不知搞成啥样呢!结果肯定会更惨。再说,其他部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我心里很清楚。你用不着上火,先休息几天,散散心,天塌下来……”领导本来想发火批评,最终却变成了安慰表扬。

    老史有时也求领导替自己办点儿私事,但他没有一点儿不好意思的神情。有一次,他事先没预约就闯进了厅长办公室,厅长正在批阅文件。

    “忙啥呢,首长,写检查啊!”他打着哈哈。

    “老史,快坐!你就没句好话,修改一份上报给省里的经验介绍,怎么成了检查啦?”厅长起身招呼,“你有什么事儿?”

    “说汇报吧,还真没啥可说的。说请示呢,也没个啥难题儿。不请示不汇报又缺个幌子做掩护。嗨,实话实说吧。最近厅里分房子,我听说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来找过您。我要是不来一趟,又怕您觉得我眼里没有领导,心里瞧不起厅长。所以,我只好礼节性地来拜见首长。没啥儿,我走了,就是给您请个安。”他好像没说请厅长关照,但我知道,那次调房,老史分的房子面积最大、楼层和朝向最好。

    我没见过老史给厅长送过什么名贵礼品,但他偶尔也有些特别的表示。有一次,我见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厅长办公室,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大信封。那天里屋的门没关严,我在外间的秘书室里能清楚地听到他们的谈话。

    老史说:“首长啊,快过年了,我给您送点儿礼。”

    厅长连忙谢绝,说:“咱俩就别整那些俗气的了。”

    老史说:“您说的对,我给您整点儿雅的。我这个礼物很特别,是‘赠言’,就是送给您几句格言。我把它逐条摘出来,抄在几张贺年卡上,您回去抽空看看。我本来想用毛笔写,可又不会使那玩意儿,就用我儿子小时候用剩下的铅笔头,像小学生一样工工整整地抄了几段,全是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语录,您不会拒绝吧?对了,我记得有这么一条:‘凡事办不一定成,不办肯定不成!’您听,马克思说得多好,绝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啊……”

    我想我的领导肯定会欣然接受老史的特殊礼物,至于那句名言是不是出自马克思之口,我就搞不明白了。

    反正新年过后不久,老史便升为副厅级巡视员了,而我对他也越发钦佩了。

    佩服

    我打心眼儿里佩服庄领导。多年以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当面赞美一番,以表达我对他由衷的崇敬之情。但这个机会太难找了,比抓足球彩票中奖的几率还低。他是司局级的大官员,我认识他,他不见得认识我。像我这种基层低级干部,只能在会场上离主席台一百多米的后排伸着脖子一睹他面目模糊的神秘风采。据有幸坐在会场前排的职级比我高一些的干部们说,庄领导讲话绝对有水平,像浇花的喷壶一样“润物细无声”,每当他慷慨激昂时,总是唾沫四溅。还有人告诉我,若从近距离观察,你会发现讲话中的庄领导的两个嘴角能“卷起千堆雪”——其实,这肯定是个别下属的奉承,只不过是堆起两堆而已。

    庄领导令我钦佩景仰的地方正是他的讲话水平。像我这样一个天生少言寡语的小干部,每到必须讲几句的场合,若没有事先准备的稿子,简直无法张嘴,只会三言两语地草草收场。即使拿着稿子,也是结结巴巴地挑几段重点念念,绝不会照本宣科地长篇大论一番。我觉得自己很自卑,生怕讲长了别人不爱听。然而庄领导给我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也为我打消了长期困扰自己的自卑心理。他的秘书曾跟我说过庄领导确立自信心的秘诀:你不要把听众当人看,你把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当成萝卜白菜。如果你非要把他们当人看的话,那也是一群啥也不懂的傻瓜。那样,你就会放开讲了,你要坚信,不管你讲什么,都是他们最需要、最喜欢听的。

    我不知道庄领导私下里是否是这么说过,但从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当中,我似乎悟到了这一点。

    庄领导一坐上主席台便显得异常兴奋,充满激情。他一开口总是说,“今天参加这个会议非常高兴”。接着便很谦虚低调地向大家表示道歉,因为前一个会议刚刚结束,所以来晚了,让各位久等了。然后又说,下一个会议安排在几点几点,因此只能简单地讲几句,讲完还得赶到下一个会场,等等,请大家原谅!在掌声激烈地响过之后,他便从容不迫地“简单讲几句”,这几句其实很不简单,没有三两个小时是绝对讲不完的。熟悉庄领导的干部,背后里常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庄来讲话。他们十分有经验地在公文包里装点儿饼干、面包、巧克力等零食,以防领导兴之所致讲忘了时间,好随时垫垫肚子,免得出现头晕、恶心、低血糖、虚脱等不良反应。

    有人显然是头一次听庄领导做报告,因此显得焦躁不安,不时地皱眉头、晃脑袋、看手表。我记得有一次我邻座的一位资深基层干部就不时地看手表,另一位坐在他前排的同事说:“庄领导讲话你不能看手表,得看日历!”我深有同感。庄领导能将简单的事情讲得复杂冗长,这的确是一绝,不管多长时间,他都不够用。从一件芝麻大的小事情他能总结提炼出高深玄奥的大道理,而且他怕讲话水分大,讲话时从不喝水。

    若庄领导照稿子讲话,大伙儿心情就会放松许多。稿子再长,也有念完的时候,总有个盼头儿。不像信口开河那样滔滔不绝、无边无际、遥遥无期。当然,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意外。比方说,前不久的一次会上,我就亲眼看见从主席台上走下来的庄领导当众批评他的秘书:“你是怎么搞的,把稿子写得这么长。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只讲一小时,可是你让我念了整整三个钟头。”秘书满脸通红,那种羞臊的表情让我都替他难受。他小声辩解说:“对不起,领导,我忘了把另外两份准备存档的复印件抽出来了。”一份讲话稿,反复读了三遍,一般领导是绝对觉察不出来的,这我相信。问题是,一千多位听众,包括我这种一贯聚精会神、洗耳恭听的人在内竟然也没有任何疑问,这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我知道,有些同志总是缺觉,工作一忙睡眠肯定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在领导口若悬河之际偷偷地打瞌睡。但开会时头脑清醒、眼睛圆睁的人还是不在少数,怎么会听不出领导把稿子一口气读了三遍呢?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稿子写得太好了,别说仅仅读了三遍,就是反复念上三十遍,大家还是喜欢听,百听不厌。

    这就是我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佩服上级领导的真正原因。

    初一的早晨

    正月初一一大早,曹乡长就率领七八个乡干部敲锣打鼓地给村民赵三柱一家拜年。

    憨厚老实的赵三柱和他的老婆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慌慌张张地迎出门口。老赵面对着向自己拱手作揖的乡领导们竟不知如何回礼,索性拽着老婆一同跪下来冲着他们磕了三个响头,算是答谢。曹乡长等赶快把赵三柱两口子搀扶起来,一个劲儿地替他们拍打裤子上的土,嘴里不停地叨咕:“这怎么行,这怎么行,您二位是中央领导的父母,可不能再磕头了,这要是传出去,我这个乡长就完蛋了。”

    “啥?中央领导?”赵三柱目光呆滞,双手紧握乡长软绵绵的大手,又扭头看一眼满脸通红的老婆,哆哆嗦嗦地问。

    “赵老爷子,您太低调了!您儿子在北京当了大官,您也不宣传宣传,闹得乡里很被动。”曹乡长深情地嗔怪道,还顺手帮老赵扯了扯棉袄领子。

    赵老爷子是谁?赵三柱头一次听人这么叫他,而且是从乡长嘴里冒出来的,这简直让他不敢相信。平时村里的人都喊他三柱子,连老赵都很少有人叫。怎么突然变成“赵老爷子”了呢?“我才五十多岁。”他觉得脑袋有点儿晕,眼睛有些花,耳朵也嗡嗡作响,若不是曹乡长一直攥着他的手,他说不定又得跪下去。

    “听说您二儿子昨天回家过年了,我们乡里今天头一件事儿,就是给您老两口拜年。也想借机向他汇报汇报工作。您儿子是咱全乡、全县人民的骄傲,他在中央工作那是我们的福气啊!”乡长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拍着赵三柱的手。

    “嗨,您是说我家二小子二愣子啊。他是昨天后晌回来的,都大年三十了,原以为不回家了呢!他昨天睡得晚,还没起来。我去里屋把他给您叫来。”赵三柱觉得特对不住乡长,急着要去喊二愣子。

    “别,别,别,让领导多睡一会儿。我们改天再来汇报,不打扰他了。噢,等他醒了您告诉他。县里的领导初二,也就是明天要请他吃饭,明儿上午县里来车接,千万别忘了。对了,乡里给您准备了点儿年货,时间太仓促了,考虑得不周全,您就凑合着吧。这点儿钱请您收下,一点儿心意。”曹乡长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红包包,塞到了赵三柱的棉袄兜里。

    “这可不敢,乡长,这可不敢。我做梦也想不到您会给我拜年。东西和钱是万万不敢收的。”赵三柱带着哭腔推辞着。

    “您老可别嫌少,以后乡里还会经常看望您。这点儿心意,您要是不收,就等于抽我的嘴巴了。大过年的,我要是让人抽了耳光子,这一年可怎么过。您一定得收下!”曹乡长不由分说地把红包又塞进了赵三柱的衣兜里。同时,其他乡干部呼啦啦一起动手,把面包车里的年货卸了下来。赵三柱活了半辈子还从未见过一次这么多的年货,鸡鸭鱼肉、水果蔬菜、大米白面、烟花爆竹样样齐全,堆了小半间屋子。

    老赵两口子瞅着这堆五颜六色的年货发了好一阵子呆,半天说不出话来。等他老婆缓过神来一跺脚说:“咱二愣子是个骗子!他咋就成了中央领导了呢?”这句话又把赵三柱吓出了一身冷汗,“走,咱得问问,可别惹出祸来!”

    二愣子迷迷瞪瞪地被他爹妈从炕上拽了起来,好不容易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儿。看着父母惊慌万状的样子,他觉得又好笑又可气,“我不是中央领导,也不是骗子!这帮家伙就这副德性,拍马屁也不讲究个分寸!都是势利眼。以前我年年放假回家,也没见有哪个干部来看我。现在可好了,乡长亲自拜年,还他妈的敲锣打鼓,县领导还要请吃饭,真是的!”二愣子安慰道,“爸、妈,你们不用害怕,没事的。我心里有数,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他不想跟老两口说得更多,说多了他们也不一定听得懂。

    初二上午,县里派车来接二愣子。他坐在车上,心情很复杂。一个乡下孩子,考上大学又读了研究生,毕业以后进了中央领导机关工作,一个工龄不满四年的普普通通的小公务员,回家过个年都受到乡、县两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如此规格的礼遇,的确让二愣子的脑袋有些晕晕乎乎。走到半路上,二愣子让司机把车停下来,他打开车门冲着雪地“哇哇”地吐了几口,他说他有点儿晕车。

    班干部

    王广田找到我的那一年正好五十岁,我记得他伸出五个手指头,反复说:“我今年都五个整张了,生日刚过,属羊的,五十整了,比你大一岁。”

    他千里迢迢地进京找我,肯定不是为了跟我比岁数的,我猜他一定遇到了什么难事儿。

    广田是我初中同学,他算了算说,自打十五岁以后,他就再没见过我。我心里也算了算,认为他说的对。我十四岁考入县城高中读书,他初中毕业回家赶牛车了。后来我读大学,直接留在北京工作;他赶了四年车后,在村委会谋了个差事,又一步一步地挪到了乡政府当上了干部。

    已届半百的王广田虽然脸上布满了皱纹,头顶秃了一块儿,牙齿掉了两颗,但基本轮廓没变,仔细端量,还能辨认出少年时的模样。他说他费了很多周折才打听到我的单位,还给我带了两箱家乡的特产——咸鸭蛋。

    寒暄了一阵子,他又从兴奋放松阶段转为紧张局促状态。他开始吞吞吐吐起来,脸色也变红了。

    “广田,有事儿吧?咱们是老同学,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不用客气。只要我能帮的,一定尽力。是不是孩子要上学了?”我想替他从窘迫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他摇了摇头,嘿嘿地笑着。

    “那是不是家里有谁生病了,手头紧巴?”我进一步探询他的真实意图。

    他还是摇了摇头,嘿嘿地笑着。

    “不会是来上访告状吧,你不像是受了欺负的样子。”我也嘿嘿地笑了两声。

    “不是,不是,”他摆摆手,“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其实是想让你替我做个证明,当个证明人。”

    “证明人?证明啥?”我还真有点儿迷糊了。

    “是这样,前两个月,乡里发了张《干部履历表》,上边有一个栏目,要填上‘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何时何处担任过何种职务’。我从小到大还真没得过啥奖励,连买东西抽奖也没抽中过,这一条我就不填了。咱不能做假,糊弄组织。可是我初一的时候当过半年班长,这事儿我得写上,所以我这就来找你了,想让你做个证明人。”王广田认认真真地看着我。

    “你可真逗!你大老远跑来找我,就这么点儿事儿?你自己填上不就完了!”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这可不是小事儿,是大事儿!这涉及任职资历问题。”他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任职资历?中小学当干部也算资历?你要提拔了?”我不解地问。

    “提拔个球,我都这把年纪了。过两个月我就退休了,你别笑话我了。”王广田搓着双手,不好意思地咧着大嘴。

    “那你填个啥?是不是初中时当班长算离休干部?”我跟他开玩笑。

    “那倒不是。咱当过班长就是当过班长,这事儿得写上。”他一脸严肃。

    “那就写上呗,谁不让你写上了?”我觉得怪可笑的。

    “写是写上了,可栏目后面有个空格,得填上证明人。”他的表情挺沉重。

    “那就填上班主任曹老师的名字呗,是曹老师吧,外号叫‘大瞪眼’对吧?”我随口建议道。

    “对、对、对,看你的记性多好,连班主任的外号你都没忘,真了不起!不过、不过,曹老师死了好几年了。”王广田犯起了难。

    “那咱班当年的同学有四五十个呢,他们不都在当地嘛!你何必舍近求远,坐了一夜火车跑来找我呢?”我皱着眉头问他。

    “他们我都找过了,没一个人肯替我证明的。你记得‘大面桶’吗?就是咱班原先的体育委员,我去找他,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啥,你当过班长?你做梦吧,我怎么不知道?你那时要是当班长,那我就是校长。’我又去找其他同学,他们一个个跟我来劲,都说我是想当官想疯了,说我脑袋让牛角顶了,还骂我神经病,说我小时候除了淌鼻涕没干过别的。没人肯证明我当过班长,他们还起哄说,你要是敢填上‘班长’这两个字,我们就到乡里告你,乡里要是不管,我们就去县里、市里、省里上访,不行我们再去中央。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嘛!”王广田越说越气愤,端杯子的手都有些发抖了。

    “那你真的当过班长没?”我也认真起来了。

    “怎么没当过?连你也忘了?嗨,这年头到哪儿说理去,我算说不清了。我为啥花钱坐车来找你,还以为你能记住呢!闹了半天,你也不相信我说的话。咱班的同学都跟你一样,都假装不知道。他们说,咱班的班长只有一个,从小学一直当到毕业,那就是老马,别人没干过。人家学习好,门门功课都是五分。说我是个大泥包,连乘法口诀‘小九九’都背不全,不可能当班长。老马,你当班长这不假,可初一下学期,你闹痢疾,半年没上课,那会儿就是我当班长嘛,这你还记不住?”王广田坐立不安地来回走动。

    “是吗,我还真记不清楚了。对了,你爹外号叫‘王大疤’,是吧?”我似乎想起了什么。

    “嘿嘿,对、对,一点不错,你还记得我外号吗?”他充满期待地问我。

    “王小疤呗,对吧?”我挺兴奋。

    “还有一个外号,你记得吗?叫‘班干部’!”王广田急切地提醒我。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是叫‘班干部’。你爹当生产队长,一年四季披着灰上衣,呢子做的。两只袖子从不穿在胳膊上,走路一甩一甩的。两手总爱叉着腰,把衣服支棱着,挺有派的,像个大干部。你小子老学他,在学校也披个破褂子,小手叉腰上,鼓个瘪肚子,挺个小胸脯,说话拿腔拿调的。对、对,就是你,大伙儿有时喊你‘班干部’,你还挺美。对,一点没错,‘班干部’,王广田。”我眼前朦朦胧胧地浮现出他初中时的典型形象。

    “我没说错吧,我就知道你脑瓜儿好使,能记住我。我当过班长,要不大伙儿怎么叫我‘班干部’呢,一点不错。我就是那段时间当班长的。你当班长时间长,这我知道。但我也干过,这错不了。”他显然心里踏实多了。

    “不管你当没当过,反正你叫‘班干部’,你回去写上吧。证明人就写我,没问题,我给你作证。”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当过,当过,我肯定当过。”王广田态度极其坚定,“你不能含含糊糊的,这关系到我的任职资历。以后遇上别人,我可以拍胸脯向天发誓,我当过初一下学期的班长,有你证明,我就更有底气啦!”

    王广田没在我这儿多逗留,当天夜里就坐火车返回了老家。临走时,他还一再向我解释,他这样做不为提拔,也不为涨工资,只是为了荣誉。

    东北人

    我是河南人。

    我知道我这样坦诚地公开身份会给自己招来多少鄙视和麻烦。近些年,我一直不敢当众亮出自己的籍贯。当别人问我是何方人士时,我总采取回避或隐瞒的态度。我曾自称是湖南人、河北人,也冒充过山西人、甘肃人,但那经过反复校正的口音,仍死乞白赖地潜伏在某些特定的字眼上,无法彻底根除。

    根深蒂固的口音常使我陷入尴尬的境地,它像一个告密者时时威胁着我的正常生活。当我的真实身份暴露后,我会立即受到外地人的怀疑、戒备、嘲讽、冷落、疏远、排斥和拒绝,甚至会遭到围攻、驱赶。当然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犹太人命运相比,我们河南人还是生活在天堂之中的。

    我的祖先,即二千多年前的老河南人,他们的确干过拔苗助长、守株待兔的傻事,但他们从未坑害过别人。我们新一代的河南人也不是个个都诡计多端,那些坑蒙拐骗者只是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中极少数极少数的一小撮儿。我同样讨厌他们,并把他们视为坏了一大锅好汤的老鼠屎。

    河南人还是好人多。远的不说了,焦裕禄、任长霞可是这几十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大好人吧!当然喽,我也并不是自我标榜,说河南人个个都跟他俩那样优秀。反正什么地方都有好人,也有坏人,而且好人总比坏人多。

    我改变不了自己的出身,但我愿意做一个好人。我决心向山东人、上海人、北京人等全国各地人民学习,特别要以东北人为榜样,因为我听到一首歌里唱道,“俺们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我做梦都想与东北人交上朋友,希望以他们为一面镜子、一把尺子来照照、量量自己,找出差距,弥补不足,尽快脱胎换骨实现近朱者赤的迫切愿望。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经人介绍,一位标准的东北人找到了我。他有件很棘手的事情需要我帮助,我受宠若惊。天底下最怕的就是信任,我兴奋不已。我使出浑身解数,替他把事情办成了。这位东北仁兄十分感动,用他那只粗壮的大手把我的肩膀都拍麻了。他无法用言语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便塞给我一捆钱,我谢绝了。他又给我买了一份厚礼,我婉拒了。他不依不饶地邀请我一起吃顿饭,我答应了。

    那天,我俩都有点儿喝高了。他的难事解决了,他高兴;我的朋友交上了,我幸福。所以,我们俩频频举杯,我还按照家乡的风俗礼节给他满了六杯酒。东北人真是豪爽,喝起酒来毫不含糊。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动情地说:“你是我的大贵人,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最好的朋友。如果你不嫌弃我,你就把我当兄弟看待。我下半辈子就剩下一件事了,那就是报答你。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的钱就是你的钱,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我的老婆就是你……不,不,不,我老婆太老太丑、太寒碜了。我得给你找个新潮风骚的女人。你要是以后不找我,那就是骂我,就是瞧不起我。我们东北人就这副德性,知恩图报,绝不虚头虚脑的。这一次我请客,不算!等你啥时有空,一定到东北去,我要在最好的宾馆招待你,铺上通红的纯毛地毯,像欢迎国家元首那样欢迎你,请乐队、放礼炮,陪你去长白山。你一定要给我个机会,让哥们儿表现表现,也让大哥你看看我的实力。在我那个地盘上,我想干啥就干啥,没有摆不平的事儿。我跺跺脚,能震塌十栋大楼。你信不信?”

    “我信!”东北人的真诚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热泪盈眶地拥抱他,哽噎着告诉他,“你是典型的东北人,太讲义气、太重感情啦!”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东北人“活雷锋”的美誉果然名不虚传。对照这位朋友,我自惭形秽。事情已经办成了,还能说出那么多发自肺腑的豪言壮语,真的让我钦佩。他最后真喝多了,服务员小姐来结账时,他已经人事不省了,我替他埋了单。

    大约一年半之后,我因事出差去东北,正巧到了他居住的那个城市。此前,我一直没有找过他,我怕他真的铺上纯毛红地毯,敲锣打鼓地闹腾一番让我承受不起。我知道,东北汉子都是说到做到的人,他们从不食言。如今到了朋友的家门口了,我犹豫再三仍未敢惊扰他。

    傍晚时分,我到旅店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饭。猛然间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我扭头向说话方向望去,果然是他——我那推心置腹的铁哥们儿。缘分呐,怎么会有这种巧遇呢?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动着,他乡遇故知的喜悦难以言表。我差一点儿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而扑过去了。为了避免从天而降的我给他带来的意外刺激过于突然,我决定先给他个缓冲,以防过度兴奋诱发他的心脏病。我走到小店的门外,拨通了他的手机,透过窗户,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的一举一动。他接电话了,我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告诉他我已经到了他的家乡。我的这位好兄弟的声音同样激动,他说他想死我了,做梦都在请我吃饭。他又十分遗憾地向我道歉,说真他妈的不凑巧,他昨天才飞抵广州,有生意要谈。他让我一定要等他,别急着走。他一个月内准赶回来。他摇头晃脑地打着电话,不时地冲着同桌的哥们儿做手势,示意他们别大声喧哗。

    我说我等不了那么久。他说如果你够哥们儿意思就留下来多住几天,我提前回来,二十天怎么样?我表示不行。他跟我急了,说你太不够朋友了,到了我的家门口了,哪能不进去坐坐。我再提前十天怎样,你要是再不答应,就是瞧不起我。

    我挂断了电话,因为我了解东北人的脾气。如果我再谢绝他,他会骂我是个河南小人的。

    嗨,我但愿他的祖籍也是我的同乡,那样就不会影响东北人的高大形象了。

    年货

    老太太以相信科学为借口,固执地认为放在冰箱里的食物一百年也坏不了。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不止她一个,左邻右舍的老太太们在这一点上与她保持高度一致。

    每次我回家过年探望她时,她便欢天喜地地打开冰箱,从冷冻柜里吃力地拽出一袋袋坚硬似铁的鱼块、鸡翅、排骨等她眼中的高档食品来,然后喊着号子用锤子把冻块砸开再进行蒸煮烹炸。

    在她看来,只有尊贵的客人才能享用这等佳品。我曾不止一次耐心地向她解释,这类东西早已过了保鲜期,也就是说,它们在数年前就变质了,吃在胃里不仅没有营养而且还会导致病变,引起可怕的不良后果等等。但她总认为我一身孩子气,是故意跟她开玩笑。我说得越严重,她越觉得我好笑。她说她只见过饿死的,没听说谁吃好东西毒死的。

    我在屡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曾偷偷把几包年久变质的鱼肉扔到了楼下的垃圾箱里。这可惹下了大麻烦,老太太差一点儿用锤子砸烂我的脑袋。为了避免闹出人命来,我不得不在大年三十的晚上,跑到垃圾里一通瞎摸,终于换回了母亲的宽恕。

    去年回家过年,我假装戒了荤腥,提议老太太做点儿新鲜的蔬菜。她慈祥地白了我一眼,说现在又不是旧社会,谁家过年还不得吃些鱼肉,又不是吃不起。萝卜青菜留着平常再吃吧!所以,我不得不按照她老人家的过年饮食观,闭着眼睛匆匆往嘴里塞几口出土文物般的美味佳肴,接着再吞下一把痢特灵和其他抗生素药片。每次吃饭时,老太太总忘不了对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每一盘菜,一一说明来历。于是,我便清楚了刚放在嘴里就感到呛鼻子的那块平鱼是七年前给我儿子办满月时剩下的;而此前那口有些拉嗓子的排骨,则是我结婚那年买下的。她说她冻在冰箱里一直没舍得吃。至于我当年上大学时邻居送来的两袋鸡翅,目前还剩下一半。她说今年东西太多就不再做了,等明年春节时再一起分享。

    我今年春节没敢回家,表面上是说公司里的工作太忙,实际上是对那袋已有近二十年悠久历史的冻鸡翅心存疑惧。年前我托当地的一位同学替我帮老太太买些年货,以期把冰箱里的食品彻底地更新换代。那位同学超额完成了任务,他用两辆三轮车才把年货装完,并在腊月二十三按时送到了家里。老太太兴奋之余又嗔怪我花钱大手大脚,却不肯把原先冰箱里的食品替换出来。她把新鲜的鱼肉摆在楼下的小贮藏室里,每天招呼邻居们前往参观,用事实向他们展示和炫耀儿子的孝心。我的同学在电话里告诉我,老太太住的那个小区整个春节都弥漫着臭鱼烂虾的味道。他还说,如果卫生部门不及时清理的话,估计这股刺鼻的恶臭至少将持续到明年夏天。他还宽慰我说,那是一种洋溢着生活富裕和幸福的味道,小区里的居民不会介意的。

    够意思

    腊月初六,侯三棒子从数千里之外的南方城市返回了葫芦镇。

    他媳妇说,这死鬼今年回来得早,连腊八粥都喝上了。

    侯三说,老娘们儿懂个屁,腊八粥有啥好喝的。咱早早回来不图别的,就是想痛痛快快地打一架。

    老婆说,离过年还有二十多天呢,打架还不到时候呐。

    侯三说,等到了年根儿车票买不上,连家都回不成,还上哪儿打架去。去年想多挣俩钱儿,老板看人手少,非要等大年三十才放假,结果挤不上火车,愣是给留在了南方。没回家过年,连架也打不着一场,憋屈了好一阵子。今年说啥也得早点儿动身,大年初一兄弟们聚一聚,甩开膀子打上一仗。

    老侯家兄弟六个,都已成家单过。每年春节,均要领着老婆孩子齐聚到父母家里划拳喝酒,然后打上一架。这是侯家的传统,堪称葫芦镇一绝。

    侯家六兄弟大年初一聚在一起大打出手的原因归结起来有两条:一是酒精作怪;二是争孝顺使然。喝酒是侯家的强项,男女老少,个个能喝。每年聚会,十斤装的白塑料桶,总要喝干个四五桶。那种白酒,价钱虽低但度数很高,一般人扛不住。

    喝酒总得说话,他们凑在一块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对父母的孝顺问题。兄弟各家吵吵嚷嚷争先恐后地陈述自己对父母做了哪些孝敬的事迹。这种陈述又往往以自我表扬开始,以批评和指责他人结束,最终以彼此打得头破血流横七竖八躺倒一地为止。到初二、初三或者初四,当一个个从酒精中或医院里苏醒过来后,便又回到各自家中,期待着明年传统佳节的到来,再重演一场为孝敬父母而大打出手的精彩大戏。

    今年的酒桌上少了两个人。父亲侯胜魁三年前死于酒后驾车,他驾的是一挂牛车,春天往地里运肥时,醉得睡着了。上山的路坑坑洼洼,把他颠到了地上,车轱辘从脑袋上压了过去。大儿子侯家昌去年冬天酒喝高了,掉到了离家二十米的小河沟里,冻得硬邦邦的。

    父亲不在了,母亲便成了儿子、儿媳们孝敬的中心了。老二先替死去的大哥向母亲敬酒。他端起酒杯,冲着八十岁的老太太比画着:“妈,大哥死得活该,他活着跟死了没啥两样,就知道白吃白喝,心里没有爸妈。我可不像他那副熊样,我今年给你捎了十斤大米,怎么样,够意思吧?来,你满上,我喝多少你也喝多少。干了!”于是,老二一仰脖,口杯在桌子上“啪”地一拍,三两酒下去了。

    “呸,二癞子,你狗嘴不说人话!你大哥哪年回家不带年货?你的狗眼瞎了!十斤大米顶个屁,我们去年还拿了十斤挂面呢。”大嫂用酒杯指着老二的鼻子,眼睛里闪着泪花。

    “好啦,好啦,大过年的,瞎吵吵啥!我们哥们儿之间的事儿,你个寡妇老娘儿们别跟着瞎搅和。来,妈,我敬你一杯。你不用喝光,一半就行。”侯三棒子把大嫂伸向二哥的胳膊给拦了回去,“老太太不光缺细粮,什么米呀面的,不值几个钱。来,妈,给你,拿着,我打了一年工,给你五十块钱,怎么样,够意思吧?”侯三棒子从兜里掏出了一张五十元的钞票,递给了老太太。

    “啊,你个不得好死的三棒子。昨天晚上跟我说,今年给妈三十块钱,怎么变成五十了。就你有钱,你个不得好死的玩意儿。你一年到头不着家,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把我们娘俩儿丢在家里苦巴苦熬,你今天要敢给五十,我就一头撞死。”侯三媳妇不由分说地冲到老太太面前,一下子就把那五十块钱夺了回来,把桌子上的酒桶也碰洒了。

    “你个败家娘儿们,欠揍啊!妈个×的,多给二十块钱你能死啊!”侯三棒子一气之下又一仰脖灌下了三两酒。

    “我死、我死、我就死!”侯三媳妇也把满满的一口杯白酒倒进嘴里,气势汹汹地把空杯子摔到了地上。

    老四、老五、老六一起站了起来。“怎么着,这就要开干呢!酒没喝多少,劲头倒挺大。谁孝顺,谁心里有数。就你们几个孝敬老人啊,我们哥仨还没说话呢!都给我坐下。大过年的,想造反呢?都老老实实地坐下喝酒,谁孝不孝顺,老太太心里最有数。妈,你说说,我们这几个兄弟,哪个最孝顺?我能不能排第一?”老四撸着袖子坐了下来。

    老太太一声不吭地呆坐在炕头,老泪纵横地盯着眼前的酒杯。

    “你倒是说话呀,你说我够不够意思?”老四吼着,拿筷子点着老太太。

    “嗨,都孝顺!”老太太叹了口气,又小声劝道,“都喝酒吧!”

    “妈,你怎么净想不得罪人呢!你要是这样,可别怪我今年不管你啦!秋天你上医院看病那八十多块钱可是我拿的,你都这把年纪了说话可得有良心啊!要不是我替你开药,你今天能坐在这儿享福嘛,还不早跟爹作伴去了?嘿,你说句痛快话,你说你四儿子我够意思不?”老四不耐烦地抢白道。

    “够,够意思。”老太太哆哆嗦嗦地端起酒杯,想敬四儿子一杯。

    “啥?他够意思?那就是说我们不够意思呗!你能活到八十岁就靠他一个人啊?不是我说你,你这个老太太就是偏心眼儿。从老大到老四,哪家孙子孙女你都帮着拉扯,凭什么到了我和老六就不管了,我和老六是狗叨来的?我家小尾巴有一回放学在道上遇见你,跟你要两块钱买个雪糕你都不肯,哪像个做奶奶的。你就是偏心眼儿,啥也别说啦!”老五又干了一杯。

    “我哪有钱嘛!”老太太小声咕哝着。

    “怎么没钱,我上个月还给你十块钱呢!”老六也开始抱怨了,“你就是好哭穷,就像我们不孝敬似的,让邻居家听了笑话。”

    “你们给的那点儿钱,还不够今儿个做菜、买酒的呢,我上哪儿挣钱去?都快死的人了。”老太太抹了抹眼角。

    “一、一、一见你掉眼泪我就烦,这、这、这顿饭菜能花几个钱?一、一、一家三代聚在一起一年就这么一回,你、你、当老的还能不花点儿钱,这、这、这年头儿,一、一、一家就一个孩儿,想、想、想凑这一大家子还凑不起来呢!别、别、别抹眼泪了,快、快、快端起杯子,我、我们这些小辈人跟你喝一杯。”老二舌头硬了,但话还能说明白。

    老太太苦笑着刚想把酒杯端起来,老六家七岁大的小丫头却一下子向奶奶扑了过来。她用小手紧紧地抓住老太太的脖领子,一个劲儿地尖声叫着:“奶奶,我昨天还给了你一块糖,你说我够不够意思,够不够意思?”老太太仰面朝天地倒在炕上,脖子被孙女的小手卡得死死的,“够、够、够、够意思”,老太太使用浑身的力气,终于吐出这几个字。

    陪读

    学生公寓的门前聚集了一百多人,这还不包括值班人员花了三天时间劝退的二百多人。

    “我们准备起诉校方,让校长和你们这些看门狗统统进监狱,亲自尝尝法治社会的铁律,到那个时候有你们好看的。”

    “我们这些学生家长可不是好惹的。我儿子他三姨夫在公安局里当干部,二舅是法院执行庭的庭长,他小姨跟市长的关系非同一般,你们不要狗眼看人低,小瞧了我们的能量,惹急了我们啥事都能办出来……”

    “说得好!我老公可是现役军官,上校军衔,他要是发起脾气来我可劝不住,说句话能把一个团的兵力拉过来,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我是电视台的记者。我女儿也住在这栋楼里。我不信你们就不怕曝光?别说这么所破大学,环球食品集团怎么样,我说它液态制品里大肠杆菌超标就超标,媒体一报道,说垮就垮,老板都跳楼了,早干什么啦?哼,跟我较劲儿,连点儿原始股票都舍不得送。我让你牛……”

    “咱家可有人在审计部门工作,专门审计高校的。只要我打声招呼,你们这大学就甭办了。这年头谁敢说经得起审计?财务上违规的事儿多了去了,你们可别不识相,我们家长可是给学校留足了面子,可别给脸不要脸……”

    “就是嘛!上大学又不是蹲监狱,凭啥管得那么严。再说现在的监狱也都人性化了,宽松得很。我弟弟原先是个大老板,被判了十年,说是犯了贪污行贿罪。进了监狱比以前还滋润,三天两头出来吃饭喝酒打高尔夫球。钱这东西就是好使,给钱行不?你们开个价……”

    “什么叫娇生惯养啊!我那孩子可是市里的状元,别说自己洗衣服了,就连每天挤牙膏我都舍不得让他干。哪能让他分散精力呢,这事儿他爷爷、奶奶、爸爸全包了……”

    “我儿子也是学校里的尖子生,将来顶不济也能成个科学家,怎么能浪费宝贵的时间去洗碗叠被呢!那可不行,人才需要保护,这可是原则问题……”

    “我女儿可是个天才,不仅数理化门门全优,钢琴过了八级,舞蹈比赛还拿过大奖呢!从小到大我们全家没让她干过一点儿粗活儿,每天晚上睡觉都是我哼着催眠曲哄睡的,要是离开了我,失眠了谁负责啊……”

    “咱得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培养的可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那是国家的未来。我们可不能让学校的这些不尽人情的规定妨碍了人才的健康成长,如果校方不让我们这些家长和保姆陪住,那就是不讲政治……”

    学校经过研究,决定部分接受家长的建议,同意每天下午三点至五点,晚上七点至九点允许家长或保姆进入宿舍为学生叠被、铺床、梳头、洗衣服,但刷牙、洗脸、上厕所等事必须由学生本人独立完成。

    校方决定一经公布,多数家长表示可以理解。只剩下十几位家长仍坚持己见,并扬言要在学生公寓大厅和过道里日夜静坐。

    奖励

    我一个同事的小孩叫闹闹,两岁时进入幼儿园,很快就成了班里的先进分子。

    幼儿园里有一套完善的奖励制度和评价机制,随时表彰那些表现优秀的乖孩子。优秀的表现包括吃饭快、拉屎快、穿衣服快、系鞋带快……不剩饭、不掉渣、不打人、不哭、不笑、不说……以及捡到东西要上交,遇到违反纪律的小朋友要及时向老师举报等等,内容庞杂,名目繁多。

    表扬与奖励的权力归老师所有,即表扬谁与不表扬谁全由老师一人说了算。奖励的方式以精神鼓励为主,偶尔辅助于物质刺激。奖品多为小红花和小红旗。

    小红花是用橡皮刻制的图章盖在孩子们人手一册的评价本上的,有时老师还会直接把图案印在孩子的手心、手背和额头、脸颊上,以突出奖励的时效性。手上、脸上的小红花容易被擦掉,所以每当获得此种奖励时,闹闹总想方设法避免洗手、洗脸,必须洗时也格外小心,生怕一不留神抹杀了自己的光荣。

    闹闹对于小红花和小红旗相当在意,绝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得到奖励的机会。他吃饭、拉屎的速度从全班最慢变成了第一名,赢得了无数个小红花。为此,他有好几次差点儿被包子噎死,有一回喝汤呛得鼻、口流血被送到了医院抢救。后来,他逐渐摸索出一条既不被撑着、噎着而又能夺得冠军的秘诀,那就是趁老师不注意时,把馒头、米饭塞到衣兜、裤叉、背心、鞋袜等隐蔽处,再若无其事地专心把碗盘舔干净。闹闹从不掉米粒,餐具舔得能当镜子用。即使偶尔弄撒了饭菜,也会坚决机智地把责任推到邻座的小朋友身上。

    至于在拉屎方面,闹闹简直是个神童。当动作慢的孩子还没来得及蹲下时,他已经提上裤子啦!他学会了憋,经常憋得肚疼脸紫,每当他妈妈在幼儿园的大门口亲到一天未见的宝贝脸蛋时,准有一股臭气从裤筒里迅速升腾。他妈妈鼓励说:“儿子,为了荣誉,值!妈妈愿意天天给你洗裤子。”

    小红花积累到十枚以后,老师就加盖一面小红旗。每个小朋友红花和红旗的获得情况被制成一个图表展示在教室后面的宣传墙上。闹闹多次名列榜首。个别月份他被排在第二第三名,这会使他变得很沮丧,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同事也会跟着情绪低落。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她总向我抱怨和声讨世道的不公以及社会风气的腐败。因为据她了解,那两个跃到她儿子前面的孩子的家长是当官的,有权有势,老师不敢惹,于是,她便隔三岔五地给闹闹的班主任老师送点儿小礼物。

    闹闹越来越多地掌握了获奖的窍门,他觉得光靠吃饭、拉屎不行,还要在其他方面有所突破。自己要想在光荣榜上永居第一,不仅要自己争的红花、红旗多,还要让别人少得表扬。他有时会故意把饭粒扔在旁边的小朋友的桌子底下或者偷偷地把小伙伴的鞋袜藏起来。闹闹更热衷于向老师告状,瞪大眼睛不知疲倦寻找他人的错误和毛病。如果老师不及时地给他盖上小红花,他甚至会去找园长连老师一块儿告。

    闹闹强烈的荣誉感一直保持至今,他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学生了。自上小学起,他妈妈便把学校和单位里的各种奖励办法运用于家庭教育当中。她先后为儿子自制了各类奖状、奖杯、奖牌,并不时地为儿子颁发奖金。所以,闹闹的成长过程充满了激励和赞美。

    与此同时,闹闹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同事深受孩子的感染,只要一有机会,便不遗余力地去争取获得她“应得”的荣誉。几年下来,她多次获得了“工会积极分子”、“爱国卫生标兵”、“热心人奖”、“广播体操大赛最佳观众奖”、“合唱节优秀加油手”等等,去年的超女比赛她也疯狂参与,还跳到台上手舞足蹈了一阵子直到被轰下来为止。她为此还赚了一张“勇气可佳”证书。

    她很为自己的儿子骄傲,常死拉硬拽地逼着同事到她家里参观闹闹自幼儿园开始所赢得的各项奖励的实物证据。我先后瞻仰了不下十次。她热切地期待着每位参观者的观后感,大家无不“哎哟”、“哇塞”惊叹一番。有一次,她满含热泪地望着我,让我替她预测一下儿子的未来,我深思良久,十分肯定地跟她说,闹闹将来一定会成为勃列日涅夫。

    我的同事显然对这个古怪的名字感到陌生。她不知所措地笑了笑,希望得到我进一步的解释。我只好告诉她,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大人物,苏联的最高领袖,他一度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对于荣誉的向往达到了无人可比的程度。他的胸前总是别满了勋章,以至于把衣服脱下扔到地板的一瞬间,能把天花板上的吊灯震落。有一次,当他走进克里姆林宫时,一位官员惊讶地问他:“亲爱的勃列日涅夫同志,您今天怎么没戴上勋章?”他低头一看,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自言自语地说:“天呐,我忘了从睡衣上摘下来了。”“你的闹闹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像苏联的最高长官一样,到那时,他就可以给自己颁奖啦!”

    我的同事对我的预测不置可否,但从她那傻乎乎的笑容里,我能感觉出她的无限憧憬。

    上个礼拜,我的同事忙着给儿子申请大学的保送生资格,她雇了辆小面包车,拉着闹闹从小到大的四箱子获奖证据直奔大学。大学招生部门的负责人很负责地对她说:“你儿子的这些奖励一半是假的,一半是无用的。”她非常气愤,在那里哭闹了大半天,好不容易在保安人员的劝说下把奖状、奖杯、奖牌和其他奖品拉回了家。

    急病

    农历七月十五深夜,老太太被右下腹部的一阵剧烈的疼痛闹得呼吸急促,大汗淋漓。跟往常一样,她想忍着,一声不吭地蜷缩在床头靠墙的一角。时间是最好的医生,很多病都能忍过去。若此时去医院,不仅要惊动熟睡的老伴儿,还要折腾明天上班的儿女,更得花一笔冤枉钱,说不定花钱又多治出了好几种病。这种事以前发生过,医院是专门骗钱的地方,不管花多少钱总是冤枉的。这是老太太一贯的看法,并作为人生的一大真理反复告诫过儿女。

    呼吸越来越急促,老太太憋得脸色难看。她一手按着肚子右下方的痛点,另一只手在胸前上下抚摸,试图让气管通畅一些。她知道这是哮喘病发作的症状,祸根是肚子疼。疼痛消耗了体力,比爬四层楼花费的力气还大,她平时爬楼梯总要歇息两三次,这次喘得更厉害,肺部像风箱一样呼呼作响。

    那一夜格外漫长,待窗外泛出晨光时,老太太再也支撑不住了,她把床头柜上的一只茶杯故意碰掉在地板上,清脆的玻璃声惊动了隔屋而居早起的老头儿。

    儿女们闻讯而至,围聚于床前,紧张惊慌地望闻问切,且与急救中心取得联系,准备即刻送院救治。痛苦万状的老太太坚决不肯听从孩子们的劝告,两手拼命抓住床板,死活不去医院。身边的人手足无措,七嘴八舌地对老太太的固执提出质疑。老太太烦了,双目紧闭,眉头紧锁,她气息奄奄地让儿媳妇替她找出病因。她让她拿一口碗,倒上半碗水,再拿三根筷子,把筷子立于碗中,然后就开始念叨,嘴里嘟囔一番,大意是说:某某,你活着的时候如何如何,我对你有多少帮助,有着不错的交情。如今你到了另一个世界,缺什么你就明说,要钱就给你烧几张纸捎去,千万别让我肚子疼。这是当地传统的治病方式之一,家家户户都会娴熟地鼓捣一番。

    老太太心里经常怀疑的人不外乎有三位,一是当年不依不饶虐待过她的老婆婆;二是好吃懒做贪婪吝啬的三哥;三是红颜薄命的妯娌——小叔媳妇。她嘴里轮换着提起这三位“疑犯”,那筷子东倒西歪地立不住,终于在念叨妯娌的名字时,筷子不动了。老太太怒目圆睁,使出浑身力气吼道:“我就知道是她,死了这么多年没找过我。今年偏偏就缠上我了。全怪她那不着调的儿子,非得把她从祖坟上迁走,漂洋过海地带到外国去。这几十年,她的侄儿侄女逢年过节都去坟上烧纸上香,从没落下过,现如今骨灰埋到了天边,她儿子根本没那个孝心,不懂规矩,忘了七月十五去坟前烧纸请安,她就来找我的麻烦,害我肚子疼了一夜。你们快去十字路口烧几张纸,把钱汇到阴间,我就没事了。医院治不了我这个病,我心里清清楚楚的。”儿子们赶紧按照老太太的吩咐跑到街上烧纸去了。同时,急救中心的大夫们全副武装地赶到了家里,不由分说地用担架把老太太抬到了救护车上。

    老太太因急性阑尾炎发作而被动了手术,一周后出院。医疗费花了一万多。

    从医院回到家里,老太太愤愤不平。这么多的钱都打了水漂。医院就是个骗钱的地方。要不是孩子们在十字路口烧了纸,我这病根本就好不了。这一万多块钱,得让她儿子负担,你们替我打电话告诉他。这个不孝的玩意儿,下次我要是见着他,要骂他八辈祖宗……

    情况会发生变化

    “情况会发生变化。”

    没有表情,没有特定指谓。

    暧昧、模糊、弥漫。

    若光线昏暗,声音低沉,这话就显得格外阴冷,让人起一层鸡皮疙瘩,或打个寒战。

    然而不是。

    那天阳光明亮,能轻而易举地穿过门缝,像闪动的剑锋。

    声音并不低沉,平静犹如一潭死水。

    还是暧昧。那句话仍让人心神不宁。

    他没再多说一句,未做进一步的解释。目光在我们的脸上扫了一遍,眼皮放下了一半,像垂到半截的窗帘。

    一声不吭地坐了很久,其实仅有十几秒钟但感觉很长。

    他站起身走了。

    其他人仍呆坐着。

    都感觉那种话的分量很重,沉得让人喘息困难。

    “变好还是变坏?”有人打破僵局,口干舌燥地小声嘀咕道。

    没有人回答。

    静静地坐着,紧张地心跳。

    未来有了悬念,黑色的巨大问号,佝偻着背在每个人的眼前鬼鬼祟祟地晃动。

    “会好转的。”有人脸上浮过一丝轻松的笑意。

    “肯定很严重。”有人苍白的额头挂上了汗珠。

    情况会发生变化。没有清楚明确的答案,这很恐怖。

    脆弱的神经在惊悸中绷紧、断裂,发出微微的呻吟、叹息。

    粗糙的心灵则涌起滚烫的乐观情绪,深信一觉醒来便是喜气洋洋的新景象。

    “洗洗睡吧。”有人提议并动了起来。

    最明晰简捷的建议,没有任何歧义。

    于是人们纷纷从沉寂中唤醒,准备先洗个澡,然后闭上眼睛,美美地睡上一觉。

    情况会发生变化的预言,在“洗洗睡吧”的行动方案生效时,便失去了昭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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