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中心着火了！”

    新闻热线的电话里传来了一位男子急促的声音。

    “说出具体位置。”我边问边把记者采访包挎在了身上。

    “在莲花门西街76号。”对方气喘嘘嘘地说到。

    “什么时间？”我问。

    “大概10分钟前，我正好路过那里，发现大火从后院窜出。”那位男子很着急。

    “好！谢谢你提供的新闻线索，请你明天上午10点到晚报社来领取报酬。请你把姓名和联系方式告诉我。”我急着四处找笔和纸。

    “我姓魏，用的是公用电话，你们能给多少钱？”对方问。

    “一百块！”我答。

    “才一百块，这不是一般的火灾新闻啊！你有没有搞错，这可是消防队着火了。我又是第一时间向你们报告。怎么也不止一百块吧？”对方在讨价还价。

    “对、对、对，魏先生，你说得对！我现在需要马上赶到现场，如果你说的是事实的话，这条新闻线索确实值钱，至少会给你五百块。”

    “绝对是真的，大火正着着呢！说定了，五百块，我明天去领。”对方挂了电话。

    我赶到现场时，大火刚被扑灭，浓烟还在冒着，看来损失不算大。消防队员们正在垂头丧气地清理火场。“××市消防中心”的大牌子被火烧得变了形，但字迹依然清晰。我赶紧抓拍了几个镜头，采访了几个目击者。

    当日赶印出来的晚报把这次事故的消息放在了头版显著位置，还配发了几幅照片，特别是“消防中心”的那块大牌子，在浓烟和消防队员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具有讽刺意味。

    第二天，那位姓魏的男子应约来到了报社，高兴地领走了500块钱。新闻线索提供人奖励制度的建立确实很有效果，我和同仁们再一次慨叹道。

    五天以后，正巧还是我值班。新闻热线的电话又响了，我拿起话筒：“喂，这里是新闻热线，有话请讲。”

    “喂，我姓魏。”对方的声音很急促，“前几天，消防中心着火的案子破了，是人为纵火，嫌犯已被公安局抓获。”

    “喂，喂，喂，你是谁？”还没等我问明情况，那边的电话就挂上了。听声音有点儿熟悉，有点儿像前些天那位提供消防中心火灾新闻线索的男子。

    我急忙赶到公安局，请求采访犯罪嫌疑人。

    警察一边审查我的记者证件，一边调侃说：“你们记者的鼻子可真灵，比我们的警犬反应得都快。行啊，看来不是吃白饭的。”

    等了将近三个小时，我才被获准前往一个看守所采访。在预审室里，我第一眼就认出了那位纵火嫌疑犯——正是当时提供新闻线索的那位“魏先生”。

    “刚才是你打的电话吧？”我不解地问。

    “对、对、对，正是我，这次能给多少钱？”姓魏的有些迫不急待了。

    “先别说钱，你是怎么给我打的电话？”我越发迷糊了。

    “他们抓捕我的时候，我知道跑不掉了，就冲到一个公共电话亭里给报社打了电话。刚说了两句，警察就一拥而上把我按倒了。”听口气他有些遗憾。

    “消防中心的火是你放的？”

    “是的。”

    “为什么？就为了领那500块钱？”

    “不光是为了钱，消防队着火了，你不觉得有意思吗？多好玩啊！太有趣了。新闻得有刺激性，生活也需要刺激，你说对不对？你该谢谢我才是，说不定你拍的照片还能获得新闻摄影大奖呢……”他兴奋得两眼放光。

    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姓魏的犯罪嫌疑人曾经读过大学新闻专业，三年级时因病退学。

    没意思

    “半年多了，你已经来看过三十三次了，怎么样，还想不开吗？”医生皱着眉头。

    “大夫，我还是想死，你说，人活着有什么意思？”病人懒洋洋地斜靠在沙发上，一脸的无奈。

    “活着就是活着，活着就有意思。我不知跟你说了多少遍。”医生耐着性子两眼无神地望着患者。

    “没意思，真没意思，活着太没意思了，我看不如一下子死了爽快。”病人像自言自语。

    “你到底为什么非得自杀呢？”医生又把问了一百遍的问题提了出来。

    “怕死！我怕死，所以我要自杀！”病人也回答了一百遍了。

    “简直是笑话嘛！因为怕死而去自杀，你不觉得很矛盾、很荒唐吗？”医生边说边挪了挪椅子。

    “这有什么荒唐的？自杀的人都是因为怕死，怕疼痛，怕一点儿一点儿地病死老死，才选择一下子结束生命的。不怕死的人绝对不会自杀。怕死的人又觉得活着没啥意思，那是等待死亡，生命就是等待死亡的过程，与其恐惧地等待，不如迅速了断，我真想早点儿死，您说服不了我。”病人固执地坚持着。

    “好死不如赖活着，况且你自己也知道，人迟早是要死的，何必那么着急呢？只要没有人杀死你，你就要好好地活下去。再说，你有钱、有房，还有漂亮的妻子、可爱的孩子，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你这叫活得不耐烦了！”医生没好气地补了一句。

    “大夫，让你说对了，我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我恨不得这就跳楼，再也不用为钱、为名、为利、为老婆、为孩子去死乞白赖地活着啦！我可不愿意像您一样，整天对着愁眉苦脸、龇牙咧嘴的病人没完没了地唠叨。真的，大夫，幸亏我没干您这样的工作，那我一天也活不下去，早就一刀把自己捅死，一拳把自己砸死，一脚把自己踢死，一口气把自己憋死了。您说呢，大夫？”病人可怜巴巴地仰视着医生。

    “好了，好了，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我给你再开点儿药，先吃着，有情况再约我。”医生把一张处方递给了患者。

    “那好吧，下周二上午怎么样？我再来麻烦您。”病人慢吞吞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行吧，就下周二上午。”医生没抬头，只是挥了挥手，算是送别。

    周二，上午。

    “我是来看病的，找周大夫。上周约好的。”病人站在挂号处窗口。

    “周大夫？他不在。”护士小姐瞄了他一眼。

    “不在？他去哪儿了？”

    “死了，去天堂啦。”

    “死啦？怎么死的？”

    “自主性死亡，就是自杀啦！”

    “自杀？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觉得活着没意思。”

    “死了就有意思吗？好死不如赖活着，人迟早是要死的，何必这么着急呢？”

    “我怎么知道？你还是自己去问问他本人吧。”

    “我到哪去找他呢？”

    “到天堂，到另一个世界。”

    “我才不去呢，我觉得活着挺有意思的，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大夫，我想开了，人还是活着好！哎，要不您替我转告他吧！”

    “滚，神经病！”

    “呸，你才神经病呢！我是精神病。”

    帮手

    发生在F市的特大走私案惊动了最高决策层。

    领导人的批示异常严厉，要求纪律监察部门一查到底，不管涉及何人，不管其权力多大、职务多高，都要严惩不贷。

    专案组立即成立并迅速奔赴F市。

    第一批派出的纪检干部一无所获，结论是举报所反映的情况与事实严重不符。走私案并不成立。

    第二批派往F市的纪检人员进行了更为艰苦和细致的工作，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最终的调查结果与前次的结论基本一致。

    当地群众和知情者的举报材料又一次传递到了决策层，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前两批派出的专案组工作人员均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当地官员的好处，已经被腐蚀下水了。因此，他们实际上变成了犯罪同谋，或者说是替涉嫌走私的官员们充当了保护伞。

    一定要揭开F市的这个顽固的盖子，最高层的决心不可动摇。于是，精心选拔的第三批官员通过严格考验之后立即奔赴F市，他们发誓要把走私案的真相搞个水落石出。

    效果非常明显。F市委、市政府、海关、税务等等部门的“防线”被一一突破，走私案数额之巨大、情节之严重、影响之恶劣、涉及面之广、拉下水的干部之多、级别职务之高均令人发指，若公诸于世，必将震惊全国。

    是否继续深查？查！上面的态度依然坚决。专案组已经连续奋战了两个多月，非常辛苦，差不多是昼夜不停地干。

    牵扯的官员太多了，几乎找不到与此事无关的人了。

    一些官员在强大的攻心战面前开始动摇了，不少人主动找专案组坦白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质检局二处的副处长王二，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尽快解脱。他为这件事已经有二十多天没睡个安稳觉了，他知道自己已触犯了刑律，后果是严重的。他的老婆也没完没了地数落着，骂他不知好歹。他的精神快要崩溃了，与其惶惶不可终日，不如主动坦白交代，该杀该关尽早有个了断。他下了决心，硬着头皮走进了专案组的住地。

    大厅和走廊里挤满了人。这是规定自首期限的最后一天。他低着头，唯恐碰见熟人。但尴尬的情景还是躲不过，有人主动和他打招呼，他抬起头来，发现排在他前面和后面的人当中有十多位是他的同事和朋友。

    终于轮到他了。他脸色惨白、两腿颤抖地走到专案组干部的桌前，结结巴巴地报上姓名、单位和职务。

    “说，你犯了什么事儿？”坐在桌子后面的纪检干部一边做笔记一边大声喝问。

    “我受贿三万元”，他差一点儿哭出来。

    “多少？三万？”那人大声重复了一遍。

    “是、是的，三、三万。”他吓得说话都不利索。

    “真的？”那专案组的干部眼睛直盯着他。

    “真的！”王二咬了咬牙。

    “哈哈，终于碰到一个廉洁的干部啦，”那位年轻的纪检干部兴奋地搓着手。

    王二满头雾水地呆坐在那里，两只耳朵嗡嗡直响。他张了张嘴，嗓子眼干得快冒烟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位检察官走过来，用手使劲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还待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快帮我们干活儿去。我们早就想找个帮手了，可这儿全是他妈的贪官，信不过啊！就你廉洁，符合条件，留下来跟我们一快查案子吧！”

    王二当天就成了专案组的协办人员。

    健康

    恩师方教授勤奋治学，著述等身。当然，他身材偏矮，写的书摞起来容易与肩平。我常想，如果方老师当初长成篮球运动员般的身材，且仍从事文字工作，目前同样的学术成就都只能被誉为“著述齐腰”。

    方老师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后，终日加强身体锻炼，风雨无阻，早晚不辍。我每天上下班路过学校运动场时，总能看到老师那日渐蹒跚的步履。

    一天早晨，在我又一次路过操场时，目光与方老师恰巧碰到了一起，我点头向他致意。他老人家停下脚步冲我招招手，示意要跟我说话。我赶紧迎上前去，搀扶着他老人家一同运动（散步）。方老师执意要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跟我说点儿事儿。我们缓缓地从晨练的人群中走到运动场边的一棵柳树下，他一边喘着气，一边四下望了望，从他的神色中，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冲着我张了几次嘴，却又把话咽了下去。我的心跳有些加速了，方老师要告诉我的事情弄不好要惊天动地了。

    老师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又一次神秘地四下望了望，然后一字一句地说：“我早就想跟你说，但一直没机会，也觉得考虑得不成熟。今天，我觉得是时候了，你一定要记住四个字：‘健——康——第——！’”

    那一瞬间，我的心几乎都快跳出嗓子眼了。我望着恩师闪着泪花的混浊的眼睛，深情地点点头：“我记住了，其实，您老应早点儿告诉我这个秘密，要不我会错误地以为健康第二呢！”

    “你知道就行了！千万别让我那个该死的老伴知道了！”老师信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英镑

    老陈对英国印象很不好，到英国走了一趟，他几乎骂了一路。

    他觉得英国人已退化为农民了，只是还穿着西装扎着领带而已。工业革命的年代早就成为遥远的回声了，留给后人的只是祖上曾经有过的沸腾岁月的模糊追忆。

    老陈说，这英国的确是老牌资本主义，专跟社会主义拧着来、对着干。我们是右侧通行，他们非得靠左边走，方向盘安的位置也正好跟我们相反，就连电插座也搞得怪怪的，中国拿来的插头甭想插进去……

    最让老陈无法容忍的是英镑。他说，这英棒（镑）比这世上所有的警棍铁棒都厉害：一棒（镑）就能致命。老陈平时在国内就怕花钱，老婆逛商店他拒绝陪同，因为他的心脏承受不了看老婆上收银台付款的那一刻，老婆知道老陈有这个毛病，所以就连水电费之类的小钱也由自己去交。

    老陈一辈子没请过客，也没入党。请客怕花钱，入党要交党费，就这一条就改变了他的政治选择。老陈这次出国，是单位掏的钱，除了机票，在国外的交通和吃住是包干的，每天75镑，超支不补，节余归己。老陈爱算计，数字反应能力快，他马上意识到这笔钱折合成人民币可不是一个小数目，75镑相当于1125块钱，十天下来就是一万多块钱呢！如果单位把这笔钱发给他的话，他宁肯不出国了。当然，不出国谁还给你钱呢？

    与老陈一块儿出去的还有几个人，住宿得往一块儿安排，这让老陈很郁闷。按他的想法，条件好一点儿差一点儿不都是睡个觉嘛？有张床就不错了，何必两人一个房间呢？每天30英镑，这在英国的旅馆里，已经是很低档的了，可在老陈眼里这无疑是往水里扔钱，心疼得他直捂胸口。他还跟同行的人说，你们想住就住吧，我躺桥洞底下或走廊里睡得更香！

    吃的问题好解决，老陈备足了方便面，一天三袋，他正好带了45袋。方便面得用开水泡，老陈想得周到，从国内带三个“热得快”。可事不凑巧，老陈住的那家旅馆里的插座是方孔的，老陈的插头派不上用场，急得他口吐白沫。他一气之下，索性把方便面干嚼了，然后再喝点儿自来水，因为矿泉水的价钱他打听过了，最便宜的也是一镑一瓶，“太贵了，英国人是名副其实的强盗。当年到世界各地去横抢、掠夺，现在还是在抢。一英镑等于15块人民币，就为喝一口水，太不像话啦！我宁可渴死，也不喝他们的‘金水’！”老陈气鼓鼓地发着誓。

    喝自来水老陈害怕坏肚子，就吃上一片黄连素。所以，黄连素就水吃，是老陈每天必做的功课。

    英国的物价对于中国人来说肯定是昂贵的，这个道理很简单。英镑与人民币的比价是1：15，英镑是人民币的15倍。一般说来，这意味着英国的物价比中国要高出若干倍来。老陈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愤愤不平。他骂：“这些狗日的经济学家整天尽放狗屁，凭什么说英镑那么值钱！他们全是些狗屎，替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效力，尽做一些坑害我们中国人民的丧尽天良的事！”

    住旅馆、吃饭等有时需要付点儿小费，一次一两镑就够了，这是英国人的习惯。而这个习惯是老陈最不能容忍和遵守的。他说：“凭什么给小费？宿费、餐费我都付了，打扫房间、端盘子是他们应做的本职工作。习惯？什么臭习惯？我非得改改他们的这个坏毛病不可，也让他们有一点儿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谁爱付谁付，我就是不给。难道不给小费，他们还能把我抓进监狱啊！”

    老陈出国半个月，骂了十五天，终于省下了几百英镑。回家后的头一件事就是跑到厕所里，脱了裤子，然后把攒下来那些英镑从最隐秘处掏了出来，光着屁股兴冲冲地跑到老婆跟前直摇晃。他老婆误会了，以为老陈离开半个月竟产生了强烈的生理要求了呢！老陈冲着满脸通红、目光诧异的老婆不停地抖动着手里的那一叠钱：“快看啊，这是英镑！英镑真他妈的棒！”

    一碗面条

    一碗面条把考察团的教授们划分为两派，即吃面条的一派和未吃面条的另一派。这碗普普通通的面条成了一把尺子、一面镜子，它衡量对照着每一个人。

    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大学教师考察团（成员多是教授）一行二十二人在英国访问期间曾遇到过这么一件小事。一天，他们下榻的某个小旅店，被告知不能提供晚饭。当领队（又叫团长）和导游把这个消息通知给大家的时候，教授们一片哗然。“这怎么行呢！难道要把我们饿死不成！”大伙儿冲着领队吼了起来。

    团长说：“各位不要激动，我提一个建议，看看这么解决行不行。一种方案是我们一起租一辆车到城里吃饭，因为这附近没有餐馆。另一个方案是，我们把餐费发给大家，由个人选择。在旅店的左右两边各有一家咖啡馆和酒吧，不想吃饭的老师可以泡泡酒吧，喝喝咖啡，体味一下英国小镇的夜生活。如果有人想吃饭，就自己结伙儿打出租车到城里去。据导游介绍，这里距城里约有十公里，那里有一家中国餐馆，可以吃到汤面，一碗面条大概是5英镑。各位吃完了面条还可以顺便逛逛街，买买东西。怎么样？是同意第一个方案一起去吃面条，还是每人发10英镑自己安排？”话音刚落，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喊：“发钱！”

    于是每位教授当即领到了10英镑。

    钱拿到手后，有几位教授说，今天中午吃多了，现在肚子还胀得很，晚饭一口也吃不下了。

    还有几位教授表示，出国这几天体重增加了，得想法子减减肥了，正好可以从今天做起。

    另有几位对建议去酒吧坐坐的一个年轻人说，酒吧咱中国有的是，何苦“不远万里”跑到这鬼地方装作有情调呢？那位年轻人碍于情面没好意思再坚持。

    其中有一位于教授说得最爽快：花5英镑去城里喝碗面条，还要打出租车，谁去谁有病！连面带车还不得10英镑啊！合人民币150块钱，那面条是金丝做的啊！不去，宁肯勒紧腰带也不去，省了。谁爱去谁去，我舍不得花钱。我回屋睡觉了，俗话说得好，“营养不足睡眠补”，睡着了，就不觉得饿了。

    最后有四位教授经过反复斟酌犹豫，还是选择了去吃面条。他们三男一女合伙儿打了辆出租车，一块进了城。而那位女教授事先做了声明：“我一点儿都不饿，我是想去城里逛逛商店。你们男的先吃面，我在门口等着。等你们吃完了饭，陪我一起逛。”这位女教授自认为独具慧眼，一路上不放过任何地摊、小店，她好像比警犬还灵敏，四处寻找比中国便宜的袜子、内裤之类的，不停地在嘴里唠叨着各种商品的比价。

    故事还没有结束。在整个考察团中，吃面条的是少数，仅有四个人（其实，只买了三碗面，在男士的劝说下，那位女教授要了个空碗，从其他三个人的碗里各分了一点儿，她说只是尝尝）。这四位教授由于采取了与大多数人不一致的选择，而受到了众人的群起嘲笑，在他们进城的那一刻起，这四位便成了考察团中“另类”了。

    “这几个家伙简直是臭极了，一个个自私自利的，看见吃的就红了眼了。”

    “嘁，这号人不值得一提，跟猪似的，除了吃还知道啥？”

    “哎？那个老王不是你们系的嘛，他是不是很有钱啊？”

    “是啊，他老婆是学校财务处的副处长，哪能缺钱花呢！”

    “还有你们院的那个老李，听说平时尽在外边赚钱，课讲得挺臭，钱挣得倒不少，是吗？”

    “嗨，这年头，老实人吃亏呗，那些有钱人有几个好东西！连5英镑一碗的面条都敢吃，人品能好吗？”

    “倒也不能这么说！我们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没有钱。有了钱也不能摆阔吧，瞧这几位刚才看我们那种眼神，好像我们是乞丐似的。咱也有钱，不比他们穷！牛什么呀！”

    “等他们回来就知道了，肯定后悔啦。说不定餐馆关门了呢。”

    “要我说，这里的中餐馆卫生条件肯定不行。面条里弄不好还有苍蝇、蟑螂呢！你们瞧着吧，这几个家伙没等回来就跑肚拉稀啦！”

    “哎，咱们应该先把厕所里的手纸给藏起来，看他们怎么办！”

    没进城的这些人中，有十来位一直饿着肚子站在小旅馆的门口，等着看吃面条的恶棍们回来时的惨相，另外几位自带了饼干、方便面的老兄老姐心态相对平和一些，他们为多得了10英镑而喜悦，当然也为没有去中国餐馆吃上面条而有些愤愤不平。

    可恨的是那四位“脑袋有病”的“有钱人”，竟然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地回来了。他们夸张地打着饱嗝，拍着肚皮，说话那口气，好像不是喝了碗面条，倒像是在皇宫里吃了什么大餐似的。

    兜里揣着10英镑，肚子里却咕咕叫的这伙人，群情激愤，把这四位吃面条的“富人”骂了个狗血喷头。幸亏“面条派”的这几位见势不妙，未敢顶嘴，否则，那天晚上搞不好能弄出血案来呢！

    在剩下的几天里，考察团中的“面条派”明显地陷入了孤立状态。没有人主动帮助他们拍照，更没有人帮他们照看行李。而那些非面条派的教授们都变得趾高气扬了。

    “吃碗面条，看似小事，实为大事，处理得不好，会影响稳定的大局。因此，我们要学会从讲政治的高度，看待一些平平常常的小事情。”团长讲得对，不少人都这么认为。

    学风问题

    朱院长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很精彩，赢得了与会学者的阵阵掌声。

    显然，朱院长的发言是事先做了充分准备的，他一气呵成地照着稿子念了下来，没有丝毫的磕绊。

    专家座谈会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召开的，主题是“加强学风建设，规范学术道德”。与会的学者分别来自各著名大学，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重量级专家、“大腕”。这里的许多人都是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崇拜的偶像，其中不少学者频频在电视台亮相露脸，属于“公共知识分子”之类的角色。换句话说，不知底细的人常把他们误认为是电视明星，或者是在电视台里领工资的名人。

    这样一批高知名度的学术大家们聚在一起，讨论的却是学术风气和学术道德的问题，这无疑引起学界和新闻界的高度重视。所以，与会的媒体记者人数远远超过了参加会议的学者本身。

    谈起学术界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所有的学者们都表现了极度的愤慨和深深的忧虑。“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浮夸敷衍、急功近利、哗众取宠……简直到了乌烟瘴气、无法忍受的程度！”有的专家当着记者的面捶胸顿足，以示痛心疾首。

    还有的大师认为这仅仅是部分现象，即“冰山一角”，导致整体性道德失范的背后存在着更深刻的原因：科研经费投入方式的不公平，多如牛毛的各类评估、考核、检查，以及荒唐可笑的量化标准等等，是导致学者们请客送礼、拉关系跑路子的体制或机制上的弊端。一位学者说到激动处，竟然满嘴脏话，俨然一副江湖派头。

    还是朱院长有水平。他在发言时始终保持了大学者应有的风度和理性。他在承认同行们所罗列的不堪入目的丑恶现象后，对各位指出的不同看法进行了简短的小结。然后就这些现象的成因作了系统而富有见解的阐述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朱院长的发言具有明显的主导和引领作用，媒体记者纷纷围着他，就他发言中提到的某些观点进行深入的采访。朱院长满面笑容，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当晚，朱院长兴致勃勃地请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一同吃饭。席上，他十分亢奋地向领导汇报了下午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并热情地邀请领导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到学校指导工作，顺便游览一下当地的名胜。他频频地向领导斟酒，殷勤地替领导夹菜，并不失时机地向上级领导表达自己的心愿：希望在下个月开展的优秀成果评奖中能够胜出，而且还想获得科研经费的支持以便为国家尽点儿微薄之力。

    为了表示对领导的诚意，他还当场送给领导两幅名人字画。领导借着酒劲儿，半推半就地收下了。朱院长喜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

    一位“不守职业道德”的杂志记者目睹了这一切。他散会后一直尾随着朱院长。就在领导刚把字画从朱院长手里接过来时，这位记者把一本杂志摔到了朱院长面前。他说：“好啊，朱大院长，真是天大的讽刺。您下午发表的关于反对抄袭剽窃的高论，竟然完完整整地抄袭了鄙人的拙作！您看看吧！”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我想这肯定是个误会。来来来，别激动，咱们有时间坐下来单独谈谈。您放心，我不会亏待您的。”朱院长处变不惊的气度，确实令人佩服。

    背课

    冷教授讲课时很有热情。

    他是党校少有的几位讲课时不完全一字一句念稿子的专家。

    冷教授不“念”光“背”，这是很高的功夫。

    讲课中的“讲”与“背”不同。怎么说呢，“讲”有一种现场发挥的意味，而“背”相当于事先录制好了歌曲，演员上场时并不是真唱，只是摆摆样子对对口型而已。“背”出来的内容，在“讲”的过程中能感觉出来。冷教授记忆力好，“背”稿子的本领极强，几乎达到了特技表演的水平。

    人的记忆力表现在许多方面。有人善于记忆数字，不管多长的电话号码、证件号码、车牌号码，都能脱口而出。有人喜欢记人，几年前、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与某人的一面之交或仅是擦肩而过，都能深藏于记忆之中，若干年后再见之时，他仍会一眼认出。还有的人能记事，数十年前的某月某日，他与某位狐朋狗友在某个地方的某个饭店，吃了顿饭，当时点了什么菜，喝了什么酒，盛菜的盘子，喝酒的杯子以及谁买的单，花了多少钱，席间张三李四说了什么话，均记得一清二楚。当然，还有的人愿意记仇，小时候父母老师同学打了一下，骂了一句或者多吃了一口东西，他都会铭心刻骨，终生不忘。甚至于有的人特别热衷于记梦，脑子里装满了成千上万个稀奇古怪的梦，不断地讲给别人听。

    一般的普通俗人，就像我，记忆力仅限于储存一些与生活相关联的事儿。比如说，别人借了我的钱我终生不忘，而欠了别人的钱又常常忘得一干二净。所以为了避免损害自己的记忆力我极少向朋友伸手。

    冷教授的记忆力超人，他的长项是记观点、背语录。他能大段地背出马、恩、列、斯、毛关于某一具体问题的经典论述。不管是什么问题，他都能引经据典，包括最新的文件精神和领导的最新讲话。

    说实话，我每次听冷教授讲课，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脑袋里能装得进那么多概念、术语、名言和论断，这些东西要是塞进一般人的脑袋里非得爆裂不可。“本质”“精髓”“灵魂”“主题”“目标”“旗帜”“体系”“观点”“立场”“方法”……随便哪个词，他都能从马、恩、列、斯……那里找到许多话语来一一阐发。

    冷教授讲课一板一眼，滴水不漏，逻辑清晰，语言流畅，不时地辅以手势和表情。他不念稿子，“讲”得抑扬顿挫，一气呵成。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深深地折服于他的知识和热情。我觉得他是一个难得的好老师，当然我也是一位难得的好学生，不像我的同桌和其他同学，他们竟然在冷教授的课堂上呼呼大睡。

    骄傲的儿子

    我的同事老邱这十多年来一直为他的儿子感到骄傲。

    只要一见面，无论是在办公室里还是在公交车上，不管是开会还是吃饭，老邱总能把话题迅速扯到他的宝贝儿子身上。谈起儿子，老邱的眼睛会突然变亮，嗓音也格外清脆。他常说，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自己越来越自卑。跟儿子相比，做父亲的简直一无是处。孩子懂的东西太多了，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会，而老邱除了胃口好、睡眠足之外，还真难找到其他优点。

    老邱的自豪感和“自卑”感同步增长，他在为儿子的进步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为自己的落伍感到自卑。他常在兴奋和沮丧交替变化的情绪中起伏升降，像荡秋千似的。夸奖起儿子来，他会把脑袋里所有的溢美之词和盘托出。检讨自己的不足时，他便唉声叹气地自我贬损，听他那自悔的口气，恨不能立刻给儿子重新换个爹。谁都知道这是老邱惯用的对比法，以此唤醒别人对他儿子的崇拜和对他本人的羡慕。

    老邱的自卑情绪具有一定的传染性，连我都受到了影响。跟他的儿子相比，我们这代人确实微不足道。老邱的儿子三岁会弹钢琴，四岁能背唐诗，五岁能说英语，六岁会打网球……从读小学开始就不停地参加各类五花八门的比赛，不是夺冠，就是金奖，家里摆满了奖杯、奖状，这种天才哪个敢比？我在他背唐诗说英语的年龄段，只会结结巴巴地骂后街狗剩子是个尿炕精。至于钢琴和网球，天哪，说句难听的话，我一直搞不清它们是公是母，你说我能不跟老邱一样自卑吗？再说，人家还有个儿子可以自豪，我呢，儿子倒是有一个，除了会扯破嗓子替国家足球队的臭脚们加油外，我看不出他有任何特长。所以，要论自卑我比老邱至少多出一倍。

    老邱的儿子我见过多次。从满月起，老邱就抱着他四处巡展，那孩子为他爸挣足了面子。

    上个月老邱又一次邀我去他家里做客，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让我与他共同分享他的骄傲和我的自卑。我已有两年没见过这个孩子了，他如今读初二，长成小帅哥了。

    “叫叔叔，”老邱引导儿子向我问候。

    “讨厌！叔叔！”他挺不情愿地喊了我一声。

    在老邱的反复动员下，他儿子为我弹了支曲子，又用英语叽里呱啦地背诵了一篇课文。老邱喜笑颜开地足足夸奖了一个多钟头，这才觉得口干舌燥。他招呼儿子说：“去，快给老爸倒杯水！”

    “凭什么呀？你自己没长手啊！自己倒去！”儿子正背对着我们玩游戏。

    “这孩子，一点儿礼貌都不懂。我是你爸，听见没有，快，去给我倒杯水去，听话！”老邱笑着催促他。

    儿子很不情愿地站起来，冲着老邱龇牙瞪眼：“你叫我一声爸，我就给你倒。”儿子提出了条件。

    “这小子，越来越混了。算了，算了，还是我自个儿动手吧。”老邱不好意思地向我笑了笑，起身倒水去了。

    “瞧他那副德性，饭桶加傻瓜，谱还挺大！”他儿子跟我撇了撇嘴，不屑地小声评价道。

    我有些坐不住了，赶紧抽身告辞。

    “再聊会儿呗！”老邱真诚地挽留我。

    “下次再接着聊吧！”我已走到了门口。

    “太遗憾了，不再听我儿子演奏一段贝多芬了？”老邱边跟我握手边客气着。

    “少废话！有完没完了，要弹你弹！快把出场费给我！”没等我回答，屋里就传出了孩子气哼哼的声音。

    我慌忙下了楼，长长地吐了口气，我打算明天与我儿子一道，去扯着嗓子痛痛快快地为国家队喊加油！

    探视

    我的导师赵先生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喜欢探视病人。

    有一次他过生日时，我们几个弟子门生为他摆了桌祝寿宴。他那天很兴奋，多喝了几盅，就把这个心底的秘密说了出来。

    赵老师说，系里的同事或自己认识的熟人或同学生病住院时，他总愿意去看看，问候一番。我们很感动，内心里对他关心别人、珍惜友情的品德钦佩不已。

    赵老师接着说：“我去看病号，绝不是出于什么爱心，我是另有考虑。”他又干了几盅白酒，兴致极高。

    他说，世上的竞争说到底都是个人和个人的竞争。什么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企业与企业、学校与学校间的竞争，都不关我的事儿，都没有个人间的比拼有劲头儿。竞争一般都是在熟人之间展开的，比方说同学、同事等熟悉的人，甚至包括兄弟姐妹，最容易产生竞争。陌生的人，不认识的人，你不会跟他较劲。

    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们，就目前来讲，他是个成功者。成功在哪里，主要是身体健康。

    他说，他每次一听到周围的同事或昔日的同学、朋友因病住院，他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从心底迅速升腾，他就忍不住要去医院里看望。

    他说，在那一时刻，他觉得自己很满足。别人躺在病床上，或呻吟叫唤、或龇牙咧嘴、或抽搐挣扎。那种情景让他心花怒放。有时看到生病的同事、同学身上插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管子，他会庆幸那幸亏不是自己。当痛苦发生在别人身上时，最容易引发他的幸福感。

    他连续给我们举了几个实例并加以说明：

    “有位老师，为了评上教授，竟然给领导和同行写检举信，说我的一部教材有剽窃、抄袭的行为。结果把我的职称拖了整整三年。后来他如愿以偿了，比我早两年评上了教授，风光了一阵子。结果怎么样，住进了医院，肝癌晚期！我是冒着大雨去病房探视他的，他痛苦不堪，连话都说不出来，我呢，谈笑风生。”

    “还有一位我过去的同班同学，留校任教后处处跟我争高下，把本来属于我的副主任的位子弄到手了。结果如何呢？心脏病！光搭桥就花了好几万。现在怎样呢？不仅副主任的位子丢了，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当时也去医院看过他，瘦得像条狗似的，真可怜呐！”

    “还有与我同一年留校的老钱，能争能抢。房子比我早分了一年半，瞧他当时得意的，恨不能满世界显摆。十年前，就得了脑血栓，走路得小步快跑，一刹不住闸就摔趴下了。现在跟我没法比喽，我一顿能吃一斤酱牛肉，喝半斤白酒。他呢，跟死人比就差一口气。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那家伙，还挣扎着要坐起来，差点儿背过气去。我在病房里当着他的面，给他表演了100个俯卧撑，把那老头儿气得鼻子都歪了。”

    我们听了导师的酒后高论，备感他幸福美满、健康快乐，并对他的教诲铭记不忘。

    不久前，他老人家因前列腺出了问题动了手术，现仍住院治疗。我们这些做弟子的，本应绕床服侍、终日陪护，但考虑到导师对于探视病人的独特心态，我们推人及己，不敢贸然趋前，生怕让我们的恩师误解，所以至今未去探视，只能在心里为他默默祈祷，祝他老人家早日康复，并能以探视者的身份一如既往地去看望他那些患病就医的同学、同事和朋友。

    以貌取酬

    几年前，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报道，称美国调查显示，人的容貌影响收入。

    据说这项研究是由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名医生和一位经济学家合作完成的。这两位专家对出生于1958年3月3日至9日的英国人进行了认真调查。结果发现，23岁时开始发胖的女子比同龄的苗条者收入至少低7%。若16岁时发胖，到23岁时又瘦了，其收入也低于同龄人。研究还表明，影响男人薪水的不是体重而是身高。男子身高每增加10公分，其收入便会增加2%。但个子高矮对女子的经济收入并无任何影响。他们还认为，外貌丑的人工作效率低。

    这个结论显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至少在中国经不起检验。若果真如此，那葛优、潘长江、赵本山之流早就得享受最低社会保障待遇了。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确比资本主义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丑人的收入上。

    我周围有几位大款朋友，个个其貌不扬，个别突出者甚至达到了奇丑无比、惨不忍睹的程度。还有我隔壁的那位孙富翁，哇，我只要冷不丁碰见他，绝对浑身一激灵，上下牙发电报，左右腿打哆嗦。丑成啥样？我连形容一番的勇气都没有。嗨，这么说吧，狗咬了、火烧了，又在烂泥坑里绊倒了，就这副惨相，一点儿都不夸张。可比起收入来，再英俊的帅哥也差得远哩！

    孙老板手下的打工仔个个眉清目秀、身高体健。他的法定妻子原先是全省选美的亚军得主，性感动人。至于那些经常陪伴他左右的美女们，随便拽出一个都能把你的口水诱出半尺多长。

    用孙大款的话说，男人的魅力就一个字——钱。钱从哪里来？还是一个字——干。赚钱的本领就是干。干，不一定行；不干，肯定不行。干就得能吃苦，还得善于动脑筋，并能抓住机遇。机遇又叫运气。简单地说，财富等于吃苦加动脑再加上那么一点儿不可多得的运气。

    孙老板有一次隔着屏风接受了我的采访。为什么要隔着屏风？嗨，就他那副尊容，我实在是无法忍受。那天，他应我的要求讲述了他的鲜为人知催人泪下的奋斗史。

    他说，他当初闯世界时，兜里仅有一毛钱。他决定用这一毛钱步入商海开创新的事业。于是，他用这一毛钱在郊区农贸批发市场上买了一个土豆，然后走到城里搞零售卖了两毛钱；再走回去买了两个土豆，又转回来卖了四毛钱；又买了四个土豆卖了八毛钱；又买了八个土豆转手卖了一块六毛钱。接下来是十六个土豆卖了三块二毛钱、三十二个土豆卖了六块四毛钱、六十四个土豆卖了十二块八毛钱……

    “那么，您现在的千万家产全是靠卖土豆积累起来的？”我不得不打断他的谈话。

    “那倒不是，三年前我的舅舅死了，他无儿无女，给我留下了现在的一切。”孙老板很不耐烦地回答，因为我打断了他的土豆生意。

    “是吗，真不幸，不，您真幸运。您舅舅是怎么死的？”我好奇地问。

    “噢，那纯粹是一个偶然，也可以说是天意吧！那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我背着一袋没有卖完的土豆去看望我的舅舅，当然，也想顺便跟他借点儿钱。就在他打开客厅大门的那一瞬间，一道闪电划破天空，只听见他“啊”的一声尖叫就倒下去了。我估计他胆子很小，受不了电闪雷鸣的惊吓。”

    这就是他致富的秘诀：苦干加动脑筋再加上那一点点不可多得的运气，而相貌并不重要。

    破烂儿

    由于在财产分割上存在严重分歧，老裴两口子离婚一事一直拖了六七年。

    男女双方在物质利益上均不肯做出丝毫的妥协让步，只好彼此将就着继续维持这名存实亡的婚姻。

    除非把现有的房产等付之一炬，否则他俩会为了这一堆破烂儿厮守一辈子。连邻居们都这么说。

    其实，老裴夫妻俩除了拥有一套二居室的普通住房外，再有的就是房子里的家具、电器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了。这两口子在感情上早就破裂了，你看我烦，我看你更烦，根本就过不到一块儿去，三天两头不是打，就是骂，按常理早该分手，各过各的了。可这二位又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谁都把现有的财产，即那些破家具、破电器看得比命还重，你争我夺，互不相让，恨不得把桌椅板凳床柜衣橱都一锯两半，分得细致均匀，宁可豁上性命，也不肯让对方占上半点儿便宜。

    没有哪个律师能替他们分毫不差地公平处理好这一堆并不值钱的破东西，因此，他俩就一直离不成婚。既然离不了婚，就彼此又摽在一起，打打闹闹地过日子。

    半年前，老裴一反常态地做出和好表示，主动邀请老婆一同外出旅游。车票和住宿费各自负担，饭费由老裴一个人支付。这个建议很容易地被他老婆接受了。于是，自结婚以来，他俩头一次一块儿出去走走。虽然一路上老裴一如既往地抠抠缩缩，吃饭总找便宜的街上小摊，只点便宜的小菜，但付账确是如他事先承诺的那样，由他自己掏腰包，没有再为难老婆。

    两口子在外面玩了六天，疲惫不堪地回了家。没想到，就在打开房门的那一瞬间，两人顿时傻了眼。整个房间空空荡荡的，连拖布都不见了。

    老裴夫妻俩愣了好半天才醒过神来，马上报了警——家里被盗。

    警察赶到现场也感到事出蹊跷，入室盗窃的案子经得多了，但连拖布、破鞋、烂袜子一样都不剩的盗贼还从没见过，除非是搬家公司替人搬家。

    老婆开始怀疑这是老裴精心策划的。从老裴主动建议一块儿出去旅游的那一刻起，她就觉得老裴没安好心。她把这个推断直接向取证的警察作了反映，警方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老裴身上。

    老裴也向警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发誓这绝对是他老婆干的，在她老婆爽快地答应与他同时出去时，他就心存疑问，因为这是结婚十多年来，她头一次这么听话。老裴补充说，妻子的弟弟就住在这个城市，早就有帮姐姐抢夺财产之心。于是警方又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他老婆和他小舅子那边。

    折腾了足有一个多月，案情还是一笔糊涂账。老裴两口子都一口咬定为对方所为。警方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只能不了了之。

    老裴夫妇俩终于离了婚，他俩再也用不着为那堆“破烂儿”而无休止地争夺下去了。

    前不久，一位中年男子到公安局自首，说他偷了老裴一家的所有东西。

    当警察问他的作案动机时，那位男子说：“我是老裴的邻居，我只是看不惯！看不惯他们两口子为了那点儿财产而整天打打闹闹却又不肯分开。烦！”

    热忱

    早就听说过老贾的大名，他在一所相当著名的大学里担任领导职务。

    据熟悉或认识他的人讲，老贾的真诚与热情常令人反感和不安，达到了极端虚伪和夸张的程度，完全属于一种罕见的病态。

    我觉得这种说法未免太荒唐了，真诚怎么会变得虚伪？我认为这是他的同事们背地里拿他开的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玩笑。

    不是开玩笑，老贾从不开玩笑，也听不懂别人讲的笑话，你见了他千万别开玩笑，那会惹出麻烦的。一位朋友对于我的疑虑正色警告道。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见到了老贾。经人介绍，我们彼此握了握手，算是认识了。

    “您也在这里开会？”我很自然地问了一句。

    “开会？什么会？”他反过来问我。

    “不是关于校园文化建设的会吗？”我答，我以为他和我开同一个会呢。

    “校园文化建设的会？哪儿召开的？”他两眼死死地盯着我，像是审问犯罪嫌疑人。

    “省教育工委召开的。”我如实告知。

    “我怎么不知道，我怎么没有接到会议通知？”他神情紧张而慌乱地追问。

    “那可能是别人分管的事务吧？也许你们学校的其他领导来开会了。”我替他缓解压力。

    “不会的。我虽然不分管这项工作，但他们的事情我都清楚。这个会我怎么能不知道呢？”老贾紧锁的眉头一直未展开。

    “那您在这是干什么？”我不该多余地问，可还是问了。

    “我参加一个学习班。”他说。

    “什么学习班？”我若无其事地又问道，其实我对他参加的学习班不感兴趣。

    “是三项教育学习班。”他答，还伸了右手，五个手指头分得很开，我识数，知道那是五，不是三。

    “什么是三项教育？”我盯着他那张开的巴掌，随口请教道。

    “我还不清楚。你等我一会儿，我先去打听一下，然后回头告诉你。”他的眼睛四处张望，想找个知道答案的熟人问问。

    “不必了，贾书记。你学完了自然就知道了。”我笑着安慰他，并想转身离开。

    “别着急。我马上就能搞清楚，你站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就五分钟！”他拽住我的胳膊。

    “不用费心啦！已经到了开会时间，我得进会场了。”我向他解释。

    “那好吧，您住在哪个房间？我晚上去您的房间找你，把三项教育的内容告诉您。”老贾认真地从包里掏出笔记本，要记下房间号。

    “我只开半天会，晚上不住在这儿。”我实话实说。

    “那您把电话号码给我，电子邮箱也行，等我听完报告就告诉您。”老贾十分诚恳的神态和语气让我感到喘息困难。

    “不用了，我得开会了。再见。”我顾不上兄弟院校之间的情面了，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跑去。

    “唉，您的电话是多少？”老贾在背后喊着。

    我清楚地听到了他那焦急的喊声，却没有回头，直接钻进了会场。

    一个月后，我在另一个会议上再一次碰见了老贾。准确地说，不是偶然碰上的，而是老贾满会场找到了我。

    我们握了握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您上次问的那三项教育，我搞明白了。一项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一项是，是，是——哎呀，您看我这脑子，怎么一下子全忘了呢？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昨天还背了一遍，今天一见到您，怎么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呢？真是的。真对不起，这样吧，您把邮箱地址告诉我，我明天一定把学习材料发一份给您。”老贾抓耳挠腮地为自己的记忆力焦虑。

    “算了吧，我已经知道了，您别费心了。”我苦笑着劝他。

    “那怎么行呢，您问我的问题，我一定得有个交代。”他不依不饶地跟我要通信方式。我只好递给他我的名片。

    “啊，这太好了。这下子问题就解决了，我回去就给您发过去。”他的脸上微微有了点儿笑容。

    我很怕他给我发一大堆邮件，我对他上的学习班没有什么兴趣。还好，老贾也没有履行他的诺言，他一定因为工作忙或者又遇上了别人提出的新问题而忘了三项教育这件事了。

    不久前，我在机场迎面遇见了他。本想躲过去，但还是被他一把拉住了。

    “我发给您的学习材料您收到了吗？”他一脸正经地问。

    我摇了摇头，不想再开口说话。

    “那怎么会呢，我早就按照您提供的邮箱发过去了。不会有出错的，您一定得查一查。为了保险起见，我不光给您发了电子版，还让办公室工作人员特意通过邮局寄了一包纸本的。这绝对没问题，肯定是您那边不知哪个环节出了岔子。您得查一查，若没收到，就得投诉，至少得投诉邮局。这年头，不负责任的事情太多了，简直不像话。这类事情，我也遇到过好几起，就说去年春节吧，人……”老贾一只手死死地拽住我的胳膊，另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行李箱，没完没了地肆意发挥，两个嘴角迅速堆起了两堆白沫子。我差点儿动了报警的念头，但又一想，那可不行，他可是我们兄弟院校领导班子的成员之一，我怎么能这么不友好呢！当然，我的修养和忍耐力终于让我吃到了苦头，我站在那儿足足听了他一个多小时的念念叨叨，终于误了班机，而他却毫无损失，因为他刚从外地出差回来。

    万一

    老范念念不忘的一句话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把这句格言永远地随身携带，挂在嘴边，脱口而出。

    这句口头禅颇富哲理，也有悬念。哲理人人皆知，悬念却是老蔡发现的。有一次，他突然问老范：“一万我知道，谁都不怕他。可万一是谁，我怎么从没听说过？他有什么好怕的？”老蔡故意拿老范开涮。

    老范无疑是个做事谨慎的人，否则他就不会一张嘴就冒出这句警示语。

    凡事都有反面，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可靠。这在哲学上大概称之为偶然性。老范没有钻研过哲学，但对“万一”看得很重。他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只考虑“万一”带来的不幸。

    比方说，老范当初主动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因为在他看来，万一考不上，那就太丢人了。考大学可不是人人都能如愿的，多数人都以落榜告终。所以，老范不想冒这个明摆着的风险。再说了，就算进了大学，万一课程跟不上呢？老范省得为这一连串的不确定性费心，干脆放弃了。

    再比如说，老范至今仍未结婚。按照他的说法，结婚的风险更大。万一娶的老婆是个疯子呢？事先看得挺好，一过门儿整个变了个人儿，这类教训太多了。老范说他有一个朋友，新婚之夜才发现新娘是个精神病，那个闹心啊！即使老婆一切正常，生的孩子也保不住缺胳膊少腿儿的，万一整出个怪胎，这辈子就全搭进去了。

    当然，老范也很少坐车乘船，因为车祸海难的事故太可怕了。至于飞机，那连想都别想。

    饭总是要吃的，老范吃饭时很少担心万一被噎死。水也是要喝的，他也不怕万一被呛死。朋友们常拿这些话刺激他。他反驳说，不吃不喝，那万一饿死渴死呢！不吃不喝肯定会饿死渴死，那是一万不是万一。有人纠正他。

    如果不做一万的事，只想着万一的话，那就等于啥事都不做了。事实上，老范并没有闲着，他一直在做一件他认为是万无一失的事情，那就是动员别人买保险。由于就怕万一的心理在做怪，很多人都担心飞来的横祸会加害于自己，所以在老范的开导下，通过老范买了各类意外伤害保险，有人还因此获益。

    不久前，老范在街边的一家露天餐馆吃饭，不料被一辆运货的卡车撞成了重伤，肋骨断了六根，两条腿粉碎性骨折，其他部位也都多少受到一些损伤。事故调查认定，那开车的司机属于疲劳驾驶，当时打着瞌睡。

    躺在医院里的老范十分烦恼。他后悔那天不该为了省两块钱，坐在马路边上吃饭。可是谁会想到那万一呢？“真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呢！”老范醒来时嘴里不停地叨咕着。

    更令人不解的是，老范自己并没有买过人身意外保险，他的住院费成了问题。那个司机家里一贫如洗，只答应给他一头小猪。老蔡问他：“你搞了这么多年保险，为什么不给自己准备一份呢？”他回答说：“你不懂，万一不出现意外，那钱不就白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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