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一直身处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祁连山绵延千里，抵达它的怀抱，已接近尾声，在它的南部，树立起一道巍峨的屏障；西部，极尽大荒，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风沙澎湃；北部的北塞山以及东部的三危山，危峰峙立。几座大山上冰川积雪，融化涓涓细流，汇入广阔的盆地，万顷草海，喷涌而起；人类的耕织，芳香四溢。
而它，仅仅向西部开放，向最荒凉的境域开放。
“舜窜三苗于三危”，《尚书·舜典》中的这段文字，说的是三苗被逐，在党金果勒河、疏勒河流域，找到了自己的栖息地。千辛万苦地跋涉，眼含苍茫，只在敦煌露出醉心的笑容。文献记载，许多游牧民族，在脚踏敦煌大地的一刻，都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感觉，他们甚至赞叹，这里真是一块“可牧可宅之地”啊！
那时候的敦煌，如同戈壁沙漠中盛开的野花，独自寂寞又独自鲜艳，水波潋滟，草木竞秀，鸟儿飞舞于蓝天，兽类穿梭于丛林。在一个较大的被荒凉环绕的地理空间中，敦煌所呈现的景象，对于九死一生的人，已经是步入天堂了。
允戎、羌人，把敦煌亘古的原始搅得火热。他们追逐野兽的呼叫声，震动着春天的花瓣，他们的欢乐被月光刻印于石壁，以致我们现在看见它的时候，仍然兴奋不已。
到了公元前221年，一支名为月氏的游牧民族，以“控弦十万”的强大部落涉过无边的沙漠，称雄河西。那时，敦煌是他们的大本营。公元前203年，更强盛的匈奴，以“控弦之士三十万”的威势，击败月氏，成为敦煌的霸主。
正是这样一种历史形势，西北的民族问题，成为了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汉匈两大民族的南北对峙，成为了矛盾的中心，张骞西使，河西设郡置县，以及西域的屯田设官，无一不与解决匈奴问题有关。
一些史家曾研究推测，汉武帝是一个喜好良驹的君王，张骞的出使和河西的用兵，是为了求得一种名曰“天马”的千里马。帝王的嗜好固然可以改变特定历史的某一段方向，但把“河西归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仅仅归结于此，却失之公正。
而所谓的“天马”恰恰出自敦煌。《汉书》注引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数于渥洼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者，与凡马异，来此饮水。利长先做土人持勒绊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绊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之，云从水中出也。”就是因为敦煌，就是因为聪慧的暴利长，就是因为一匹马，元鼎四年（前113年）秋，让汉武帝做了一首诗：“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天马的形神逼真亲切，好像直奔我们中间。对于捕获一匹马，帝王所表现出的兴致，略见一斑。
冷兵器时代，马作为力量、速度和勇气的象征，在决定战争的天平上，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理解了这些，我们就很容易融入汉武帝那兴高采烈而又无比自负的《天马歌》中了。
其实，张骞西使的目标很明确。公元前3世纪后期，中亚以东的格局如下：北方是匈奴，中间是大月氏，南边是初期的西汉。大月氏的中心位置，原来在“敦煌祁连间”，匈奴排挤了大月氏之后，新建立的汉王朝的西北边境就处在匈奴的威胁之下了。联合月氏，抗击匈奴，张骞肩负着沉重的使命，向着月氏迁徙的足迹，茫然而又自信地出发了。
公元前138年，这一年格外风调雨顺。富庶的西域，草长莺飞，牛羊布野。所到之处，迥异的风俗，独特的生活方式，让煌煌帝国的使者眼界顿开。也许骑马或徒步的行程使他们真切地融入到草原民族的豪爽之中，行旅的艰苦也就无足道哉。光阴如梭，当张骞辗转来到月氏的营地，优美的草场、富足的生活，早已使他们忘记了仇恨，联合抗击匈奴的计划自然泡汤。
十三年之后，随着张骞历经千难万险出使归来，对中原人士而言，西域神秘的面纱才徐徐撩开，中亚诸国的地理、风俗、物产以及张骞一行的独特经历，引起了汉武帝浓厚的兴趣。从此，西域进入了汉王朝的视野。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决定“断敌右臂，张我左掖”，进发河西走廊。河西稳定后，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同西域各国进行了广泛的贸易交流，“凿空”了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敦煌，被推向了历史的前沿。
设防、屯垦、移民，加之空前的贸易往来，悠扬的驼铃，以其顽强的穿透力，在稀薄的空气中，在艰险的旅程里，造就了无限的奇迹。一个个封闭的地理圈、文化圈被冲破了，形成了文化的整合。而敦煌，包容了这一切。
地理是一种背景，就像时间和空间是认识事物的前提一样，地理是生活方式的背景。
古代的敦煌，为每一个流浪者描绘了心中的画卷。一行人远离故土，带着清水一壶，黄土一匣，找到了水土与此一样的地方，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在通往西域的道路上，这样的地方，只有敦煌。
祁连山流出的雪水，清流如织。绿洲的景象，生机勃勃。农业和畜牧业的兴旺，生产着充足的物质资料，过往的商队、行旅者和戍边的军士，都愿意在此休息和给养，以便获得新的力量继续登上漫长而艰苦的旅程。
走过戈壁沙漠，走过碛石盐泽，走过关垒烽燧，走过白草高丘，抵达敦煌，则是上苍的赐予。
丝绸之路最初的形成是政治、军事的需要，然而，则在于一种强大的交流欲望的驱使。
一方面，在丝绸之路的广大地区，随着中原军队的驻扎，随着贸易交流的逐渐频繁，汉文化得到了广泛的拓展。汉文化陶融于相类的文化，吸收更加高级的生活方式，在一片又一片的绿洲上，一块丝绸，一件陶器，一种方言，早已超越了它本身，成为文化的符号。
随时制宜，随地制宜。丝绸之路上的地域，尤其是敦煌，保存了当时最合适的文化。
文化的另一种形态，表现为经济的异常繁荣。敦煌一词的含义，《汉书·地理志》唐颜师古注引东汉应劭的说法为：盛大、辉煌。当然，支撑这盛大辉煌的基础是经济贸易的发展。在古代中原的农业社会中，先进的农耕技术，首先在敦煌播撒下希望的种子。文明的曙光在肥沃的土地上，在一片苍凉的草丛中，燃起燎原之火。魏嘉平中（249—253年），皇甫隆任敦煌太守时“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沙州都督府图经》中记载了敦煌兴修水利的情况：有前凉沙州刺史杨宣在州南修建的长十五里的阳开渠、州东长四十五里的北府渠，前凉敦煌太守阴澹在州西南修建的阴安渠，后凉敦煌太守孟敏在州西南修建的长二十里的孟授渠。几条渠都引甘泉水灌溉农业，“百姓蒙赖”。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经济实力的增强，“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4世纪末，敦煌的定居人口已达两万多户。
历代充实敦煌的目的，意在于经营西域。因此，敦煌的安危，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敦煌抵达西域最近的绿洲，也要上千里，这在文化、经济和各种要素的联系上，有了艰难的空当。而这个空当中浩瀚的沙漠，构筑了人类通行的天然屏障。有了敦煌这样一块丰腴的绿洲，穿行者灵魂的大本营就可以矗立在任何艰苦的生存状况之中，鼓舞前行的步伐。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敦煌由真实的地域，变为理想的诗境。另一方面，汉文化精神的宽容、豁达、大度以及最善于兼收并蓄的特点，在敦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它不仅改变了敦煌偏僻沉寂的历史走向，而且使丝绸之路这样一条单纯的贸易线路成为传播文化与输送精神财富的友谊之路。
遥远的敦煌，是凭着经验、技巧、勇气和机缘才可以跨越的地理界线。而宗教的跨越，却是历史的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宗教，便没有神话的曙光，便没有那种曾在雅典和克里特岛上升的视线，以神的目光和尺度，凝视着耸立的柱廊和围绕它的空气。没有至爱的民族，便没有真正的大地的基础。
佛教在东汉时，先由西域传入而遍及中原。敦煌作为佛教东传的中继站，像一块充满生长欲望的土地，等来了属于自己的种子。
客观上，由于主流的儒家思想没有超然崇拜的观念，不存在非现实的生活幻想，忽略了人生的终极意识，这一意识形态的空虚地带很快被宗教所补充。
主观上，人们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欲望不能满足，情感不能寄托，幸福的希望常常破灭。现实生活中的人，采取了非现实的超然物外的幻想，获得了生活的理由和勇气，把美好与憧憬顽强地延续。正如近代学者王国维所言：“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
今天，历史的烟云散尽，丝绸之路变得荒寂模糊，我们再去看宗教的遗留时会发现，敦煌，保留了真实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敦煌文化的形成期时值唐帝国雄踞东方，国运昌盛，四海归服，敦煌已是东西南三方的交汇点。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开放、最开明的时期，因而，敦煌的文化交流亦达到极致。
西域各族定居中原，中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输入西域。敦煌，行人往来如织，店铺林立，人文荟萃，但通往西域的艰险旅程仍然没有丝毫的改变。西出阳关，则生离死别；东归玉门，则欣喜若狂。在经历的种种奇遇中，一切都归于上苍的护佑。在敦煌，感恩与祈祷，使敬佛的心情格外浓烈。造窟迎佛，不仅有敦煌世族的慷慨解囊，而且商旅行客也加入了进来。于是，在敦煌东南部的沟壑幽谷，鸣沙山的岩壁上，大大小小的佛窟不断出现，作为生前获取福佑死后进入天堂佛国的投资。
敦煌莫高窟从最初吸收外来文化的模式，到逐步民族化、世俗化的特点，充分表现了它与当地政权和民众有着文化的、意识的和生活的密切联系。主流上的敦煌文化是以佛教文化为主的地方文化，所以敦煌文书的绝大部分是佛教经卷。生老病死，这些自然规律当然要抄经发愿，乞求平安，但两只小牛犊的无端斗殴，也要抄经发愿，则有些荒唐。可见在敦煌，弘扬佛法的民间氛围多么浓厚。中国历史不管是兴是衰，民间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就是靠佛教在调节着精神，普及着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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