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沙漠中的敦煌

    从空中看敦煌，那是沙漠和戈壁捧出的一块翡翠。维持这块翡翠几千年来不褪色的全部系统，是两条大河和无数溪流的交汇。印度哲人曾经说过一句很生涩的话：河流的交汇处是高尚的。我惊异他用了“高尚”这个词。河流的渗透，是无声无息的。戈壁和沙漠下面的暗流与戈壁和沙漠上面的植被，在互相穿透的过程中互相呼应。人被表象化的东西所迷惑，赞美绿洲的鲜美，却深深地忽视了造就绿洲的内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河流是高尚的。一条河流与另一条河流交汇，巨大的浪花冲击在一起，波澜壮阔的情景，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真实的情况是，戈壁上的湿地，排山倒海般涌起芦苇；沙漠里的清泉，引来成群的飞鸟和野鸭。所有的河流，都教会了人们最简单、最朴实的生活方式。

    从小生活在敦煌，村庄的南面是戈壁滩，戈壁滩的尽处是高大的山峰；村庄的北面是盐碱滩，盐碱滩里有海子和红柳。当时我认为，戈壁就是戈壁，盐碱滩就是盐碱滩，而村庄则永远是村庄。后来长大了，去了村庄外面的疙瘩井，那里原来也是个村庄，后来风沙淹没了村庄的许多土地，村庄就不是村庄了。我们一伙人开着拖拉机去那里开荒平地，把山谷里的泉水引到沙地上，在田野的周围种上耐盐碱、抗风沙的沙枣树。疙瘩井绿洲就靠那一股从山里引来的泉水维系着。看着那细小的泉水，我真担心，如果有一天泉水断流了，这片绿洲也就荒芜了。

    绿洲的命运往往如此。敦煌却几千年以来，一直有着葱翠的面容，这似乎是自然的恩赐。

    后来，我走出了敦煌，敦煌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仍然仅仅是一座村庄的形象。有广阔的田野，有湖泊、海子，有柳树、榆树、杏树、桃树……还有县城里的砖瓦房、山沟里的千佛洞……

    要了解一个地方，就要走遍这个地方。从十八岁开始，我一步步从我的村庄走向敦煌，走向敦煌的角角落落。大概是用了两年的时间，或者骑自行车，或者坐拉运矿石的拖拉机、卡车，或者步行……我甚至能够熟记敦煌每个乡镇、每个村的地名。在那样的行走中，我了解了敦煌，敦煌也在一个游子不改的痴心中，向我敞露了它的秘密。

    我首先要从我的村庄说起。

    在我的作品中，我常常提起它：新店台。新店台是敦煌东部边缘的一个小村庄，最早的文献上说，这里是敦煌的牧场和盐场。井上靖的小说《敦煌》对这片牧场和盐场有详细的记述。据说，井上靖没有到过敦煌，他有关敦煌的知识和阅历，除了历史资料，就是想象。我惊异他的想象竟然与这块地域的风貌如出一辙。

    新店台的东面有一片湖泊，湖泊的东、南、北三面是沙漠和戈壁，西面紧连着田野。党金果勒河到达新店台已是强弩之末，但河流的冲积带一直延伸到了新店湖。就是在新店台，另一条被称之为“口外第一要河”的疏勒河，也从这里悄悄渗出。它的大部分潜流基本上流进了罗布泊，在汉代玉门关附近，疏勒河故道仍然历历在目。

    河流的磅礴气势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就像一个人的成长。在它的源头，可能是一片泉眼，可能是从许多泉眼中涌出来的溪流，可能是无数的溪流走进了共同的峡谷……泉水在汇集，溪流在汇集。在它的中游，又收集了众多的雨水，冲破所有的阻挡，一往无前。而到了下游，则相对平缓，有了巨大的湖泊，有了湿地，有了能够浇灌的田野，有了芦苇帐……党金果勒河到达新店台的情形大概如此。清道光《敦煌县志》中有一幅《党水北流图》，在那些轻盈的波浪下翻卷的，是无数的村庄。我一直认为这是一幅极富有诗意的地理图。

    在新店台东面的沙滩上，我常常玩一种游戏：在沙滩上挖一个坑，坑不深就会出水，不一会儿，就会出很多水，像一座小型的水库。然后把“水库”的水引向沙滩里的小洞，水漫金山一般。这可能是一条河流存在的另外一种形式。许多资料上都讲，疏勒河进入敦煌并流入罗布泊。疏勒河的真正形体，我只在玉门、安西一带看见过它穿流戈壁的壮观景象，在敦煌却好像突然间消失了，但你随时都能找见它的踪迹。就像我儿时的游戏，用手拨开浮尘，它就会不期而至。

    在敦煌人的眼里，新店台是偏远的、贫瘠的，更是不值一提的。但只要说起新店台，似乎人人都知道。这也许是因为它太偏远、太贫瘠、太不值一提的缘故吧。

    敦煌的农业开发历史起于汉代。敦煌归汉之后，大规模的屯垦戍边，带来了农业的繁荣；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加之丝绸之路的畅通，经济文化思想交流的开展，使这里成了中原与西域、汉族和其他兄弟少数民族，中国与世界交流、交往的窗口。但在以后漫长的年代里，朝代更迭，世事浮动。中原内乱的时候，这里相对平静，许多流离失所的人，纷纷投奔河西，来到敦煌。而敦煌孤悬中原之时，许多当地的富户则举家迁移关内，土地荒芜，一片萧条。因而敦煌的富庶和知名，仅仅局限于个别的朝代，如汉、唐。那时候，敦煌由于是整个西域的佛教中心和经济贸易中心，南来北往的商人、使者比比皆是。不同的方言、不同的服饰、不同的肤色在这里汇聚、融合；各种手工艺、各种作坊、各种杂耍、各种货物……在这里展现、交流。据记载，唐时全国举行华灯大赛，竟然是扬州第一，敦煌第二。十里之外就可以听见敦煌城内的诵经声，百里之外，就能看见敦煌城里寺庙的尖顶。那时候的敦煌就如同现在的广州、深圳，是开放的前沿。许多著名的高僧大德，常常去敦煌弘扬佛法。

    我之所以提及上述背景，是因为作为敦煌边缘的新店台在地缘上有着特殊的位置。每一次大的迁徙，每一次沉痛的离别，新店台都是一个分水岭。走进它，就等于走进了敦煌；离开它，就等于离别了故土。踏上这块土地的人，心情是十分复杂的。

    如今的新店台人，包括全部的敦煌人，基本上都是清代移民的后代。关于那次移民的悲壮场面，村口的两棵胡杨树是见证者。

    在长满红柳和骆驼刺的盐碱滩上，有两棵高大的树木，树冠如同巨大的伞盖，树干粗大，两三个人不能合围。一年四季，树上落满成群的乌鸦，树上的枝枝杈杈都是乌鸦的巢穴。地上落了一层厚厚的树叶，还有厚厚的乌鸦屎。在我看来，一棵树的沧桑，基本上就是一个村庄的沧桑。我常去看那两棵树，由于缺乏必要的植物学知识，很难判断它们的年龄。据村上最老的老人说，这两棵树已经生长了一百多年了，是某某某的先人栽下的。说是某某某的先人走了很远的路，走到新店台的时候已经疲惫不堪，他们准备在这里稍作休整，继续漂泊和流浪。他们把随手带着的两根打狗棒插在地上，搭起雨帘，美美地睡了一夜。谁也没想到，那两根打狗棒发芽了。他们激动地刨开脚下的土，发现那土质，跟故乡的一模一样。在这神赐的夜晚，他们从包袱里取出祖先的牌位，在两根打狗棒间三拜九叩，沉甸甸的心终于落在实处。

    作为敦煌的牧场，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店台草原的草都呈现出一望无际的样子，极尽原始和美丽。无数的牛羊和马匹、骆驼悠闲地吃草，零星的羊房子里，不时传出动听的牧歌。当地人称之为“酸调子”或者“酸曲”，反映寂寞生活的居多，也有一些打情骂俏的段子。我在羊房子里生活过，大地的宁静、草的茂盛、羊群的喧嚣、泉水的涌动，构成了整个新店台草原的魅力。尤其是那羊房子，不知道住过多少代人，四面的墙上，有一层黑黑的油污，那是烟熏火燎的结果。通常是一个火盆，一把铜壶，一口铁锅，支撑着牧人的生活。羊房子包括羊圈、储草围栏和牧人的住所。夏秋季节，牧人把羊群赶进深草区之后，还要收割一部分鲜草储存下来，以备羊群雪季的草料。

    放羊是一门学问。一是要调教出一只懂事听话的头羊；二是要确定好出牧和牧归的路径。一群羊中，总有一些调皮好动的羊，如果任由它们调皮好动，整个羊群就会失去控制，吃草的时间少，疯跑的时间多，久了，羊不但不能上膘，而且乏得连走路的劲都没了。

    新店台草原外围的盐碱滩上，有许多无名的海子，经过一个夏季阳光的曝晒，到了秋天，浅浅的水底就会析出晶莹的盐粒，敦煌四邻八乡的人就会到这里来捞盐，不一会儿工夫，就能捞一马车的盐。“新店台人吃盐——不要钱”一直是新店台人值得自豪的一件事。像这样的盐湖，敦煌各处也有一些，但新店台盐湖所产的盐的成色和质量是最好的。

    从一座小村庄开始我的叙述，是想通过我的亲身经历，说清楚绿洲的概念。

    绿洲，基本上是干燥度K≥3.5，年降水量≤250毫米，光热资源丰富，以中生植物为主的地方。绿洲是干旱、半干旱地理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在广阔无垠的干旱区，往往分布着数以万计的绿洲。在这些绿洲有以农耕为主的汉文化圈，有以狩猎为特征的游牧文化圈，而在这两大文化圈中又包含着若干小的文化圈。绿洲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其自然景观的特殊性，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它文化的多样性上。敦煌如果仅有绿洲的特殊性，它就不是敦煌。

    敦煌的一座小村庄，其实就代表了敦煌的全部村庄。虽然那些城区周围的村庄，情况不尽相同，但人们走不多远，都会看见戈壁、沙漠和草地。在敦煌东西走向的大片绿洲中，呈现出喇叭的形状，处于东面的新店台和处于北面的黄墩农场，是这个喇叭形扩张开来的两个边；独立的南湖绿洲，则是喇叭形的头。而这个“喇叭”向着西域开放，中原是扬声器、扩音器。

    在一片浩瀚的沙漠中，有一块晶莹璀璨的绿洲。这块绿洲所凝聚的不仅是绚丽的生命，而且随着高山峡谷中雪水的碧波，党金果勒河、疏勒河巨大的冲积扇，把中国、印度、伊斯兰这样历史悠久、自成体系的三大文化统摄于一体，形成了自己多彩多姿而又独特的文化体系。这一体系在封闭的沙漠中，并没有死水一潭，而是极具魅力地向四面辐射，如同那广阔的平原上奔腾不息的绿色，带动的是万物的生机，带来的是瓜果飘香、谷禾旺盛的生命魅力。正所谓：“雪山为城，青海为池，鸣山为环，党河为带，前阳关而后玉门，控伊西而制漠北，全陕之咽喉，极边之锁钥。”这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敦煌绿洲，就不仅仅是一个弹丸之地，在西部广阔的荒凉之中，它是一双凝视的眼睛，是能够观望人心灵世界的眼睛。

    特殊的地理，使敦煌这样一个偏远的绿洲，“国当乾位，地列艮墟，水有悬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兕虎，华戎所交，一大都会也”可以想象，“大都会”这个词所涵盖的内容有多么丰富。一个身处汉、唐时代的人，漫步敦煌，是一件多么骄傲和自豪的事情。那时候的敦煌，骆驼、骏马、高车……在古道上穿梭；杂耍、歌舞、刀客……在闹市表演着难得一见的绝技。达官贵人豪华排场的出行，林立的酒肆，风中的旗幡，寺庙里的香火和诵经声……使敦煌在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中，成为西通西域的出口，同时，也是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诸国通往中国内地的入口。“敦，大也；煌，盛也。”那时候，敦煌盛大辉煌的景象无可比拟。不同服饰、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不远万里，来到敦煌。激烈的胡旋舞，优雅的词赋咏唱，竟是那样的和谐，竟是那样的如出一辙。人们的精神境界，冲破一个又一个封闭的圈子，在敦煌，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升华，像那纯洁高贵的莲花座，散发着人类智慧的光芒。难怪季羡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这就是横贯欧亚经济文化大陆的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这就是西部腹地作为历史文化博物馆的敦煌。敦煌，是世界历史上的文化奇迹，是中国西部历史与现实的文化象征，是人类精神的童话寓言。

    始于公元4世纪的敦煌宗教文化，在这个核心之外的更广阔的地域，早已如同一棵大树，它粗大的根系，延伸到了整个西部、中原乃至世界，使得人们在一条充满诱惑、充满凶险的道路上，一心向着敦煌这片戈壁上的绿荫前进，那绿荫下的泉水，能够滋润焦渴的心田。

    敦煌，一个聚集和屯住光明的地方。

    对文化的汇流而言，无垠的沙漠和戈壁，无疑是天然的鸿沟，然而面对无尽的艰险、死亡，激发人们前仆后继逾越这条鸿沟的，是敦煌。美妙的极乐世界，无比的富足，竟连树上、草上，也结满了衣服；那裙裾飘洒、婀娜多姿的飞天，是自由欢快的精神象征；温柔善良、美丽可爱的九色鹿，是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化身；微笑的佛、端庄的菩萨，是世界的秩序和法度……这些仿佛是梦中的情景，与苦难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时候的敦煌，则是人们心灵的家园。

    在中国的版图上，抽象的地理学数字并不能说明它的文化位置和历史位置。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最西端，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交会处，东经92°13’～95°30’，北纬39°53’～41°35’。全市总面积3.12万平方公里，占甘肃省总面积的6.88％。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特殊的地理环境，使敦煌，这个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西部边陲小城市，因处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而声名远播，因拥有举世闻名的莫高窟而名扬天下。

    宏观地貌大致是这样的：一望无际的沙漠和戈壁上，湿地、草原、湖泊、海子与大片的绿洲构成了这里独特的自然风貌。敦煌的地势，南北高，中间低，自西向东北倾斜，平均海拔不到1200米，市区海拔为1138米。敦煌处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南枕雄奇壮丽的祁连山，北靠嶙峋蜿蜒的马鬃山和天山余脉，还有大量的盐碱地、盐原和雅丹地貌区。党河冲积扇带和疏勒河冲积平原，构成了敦煌盆地。祁连山的冰雪融水，是敦煌的命脉。

    在群山环抱的盆地中，敦煌绿洲区好像一把扇子，轴柄在西南，扇面在东北，绿洲面积210万亩，仅占总面积的4.5％，故有“戈壁绿洲”之称。敦煌不但有林地、宜牧地，还有荒地407万亩。这里土质好，改良容易，只要有水，均可开发利用。由于这里太阳辐射强，光照充足，无霜期长，昼夜温差大，不仅是天然的“米粮仓”，更是各类瓜果生长的沃壤。敦煌出产的李广杏、鸣山大枣、葡萄、寿桃、西瓜、甜瓜等早已是闻名遐迩的西部特产。

    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声威，是两千多年历史的积累，敦煌是位居丝绸之路河西道、羌中道（青海道）及西域南北道交会处的边关要塞。从敦煌东北行过安西，为通向中原的河西大道；西出阳关，沿丝路西域南道与新疆的若羌县相连；西北行出玉门关，沿西域北道可通往哈密和罗布泊；敦煌南行经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越过阿尔金山，则直达青海省的格尔木。当年我国的商队满载丝绸、茶叶、瓷器，经兰州、武威、酒泉到敦煌。以敦煌为枢纽，或由南路出阳关经和田，或由北路出玉门关经哈密，万里迢迢，奔向遥远的波斯（今伊朗）、印度以至欧洲、非洲。碧眼金发的胡商，赶着骆驼、毛驴，载着玉器等产品，跋涉戈壁沙漠，风尘仆仆地从我国西域进入阳关、玉门关，经敦煌前往西都长安，东都洛阳。这样的地理条件下，敦煌被众多的经历、被众多的事件、被众多的目光所环绕。人们说起敦煌，那简直就是圣地。

    圣地必有圣迹。敦煌古迹遍布，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等世界瞩目的文化遗迹，早已使敦煌光芒四射。路途的遥远、跋涉的艰险等，在这样强烈的光焰下，竟也显得可爱。

    敦煌石窟有时特指莫高窟，莫高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10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400多座。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的壁画。

    敦煌的自然风光更是充满灵性，这里的每一处风景都能让人流连忘返，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有一段脍炙人口的故事。号称大漠奇观的鸣沙山和月牙泉，沙与泉相互依存，沙淹水而水愈清澈，水衬沙而沙更妩媚。阳关、玉门关、汉长城，西风古道、断壁残阳……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大有“怆然而涕下”的历史沧桑感。

    了解一块地域历史细枝末节，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深入它的内部，也是蛛网密织，无论从哪个环节，都无法进入它的核心。在中国的大西北，今甘肃省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古敦煌的地域范围，包括党河流域和疏勒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即今天的敦煌市、瓜州县、玉门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总面积约168000平方公里。这里曾是连接着东西方文化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敦煌的历史更是源远流长，从新石器时代的刀耕火种到两汉时期的归汉设郡；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几易其主到隋唐时期的闾阎相望；从吐蕃时期的大力弘佛到归义军时期的苦心经营，西夏元明清时的日渐衰落，可以说敦煌展现出了中国各个不同时期的风貌。

    敦煌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尚书》中就曾有“窜三苗于三危”一语，这里的“三危”就是敦煌。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将军霍去病率军越过祁连山，进击河西走廊的匈奴。同年夏，霍去病再次进入河西，重创匈奴。汉王朝于同年置武威、酒泉二郡，敦煌地区归酒泉郡管辖。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武威、酒泉两郡之地，设张掖、敦煌二郡。并在此时将长城从酒泉修筑到敦煌以西，于敦煌郡城的西面分设玉门关和阳关，扼守西域进入河西和中原的大门，形成了“列四郡，据两关”之势。河西地区从此正式归入汉帝国版图。

    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敦煌秉承了汉文化的传统，也逐步吸纳了其他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视野，许多历史事件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敦煌莫高窟第156窟，窟门南北两壁分别绘有张议潮和其夫人的画像，窟内下半段墙壁上则绘有两幅长达七八米的长卷壁画，其中一幅是《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另一幅是《宋国夫人出行图》。壁画所表现的威武阵容和豪华场面，再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史诗：张议潮收复河西，河西归唐。

    沙州（敦煌）自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陷于吐蕃”，随之河西各地完全沦陷，“遗民泪尽胡尘里”。近七十年的时间里，河西人民已不堪忍受吐蕃贵族的残酷统治，内心里早已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张议潮是沙州（敦煌）地区的一个汉族首领，他看到了吐蕃的衰落和人民反抗情绪的高涨，敏锐地觉察到起义的时机已经到来，就暗中联络当地的豪杰义士，充分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力量。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三月的一个清晨，张议潮率领义军冲到敦煌城下，高声呐喊，发动攻击，城中的百姓纷纷响应，吐蕃守将惊慌失措，带领随从狼狈逃跑。撵走吐蕃后，张议潮就接管了敦煌的军政大权，紧接着，他补充武器，修筑城防设施，筹备军需物资，一面耕田，一面打仗，陆续攻克了瓜州、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鲁番）、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兰州、鄯州（今青海东部）、河州（今临夏）、岷州（今岷县）、廓州（今青海化隆）等十州。在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张议潮在大中五年十月派其兄张议谭到长安，向朝廷献沙、瓜等十一州地图和户籍。十一月，唐政府在沙州设置节度使，号称“归义军”，任命张议潮为检校吏部尚书金吾大将军归义军节度使兼十一州营田处置观察使，全权管理河西地区的军事、民政和财政。到懿宗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张议潮又亲率大军攻克凉州（今武威），拔除了吐蕃在河西的最后一个据点。

    敦煌对于人类文明的历史贡献是不言而喻的。随便摘录，就可以列出许多的世界之最和中国之最。莫高窟是我国和世界上最大的石窟艺术宝库。莫高窟中最大的佛像——弥勒坐像高33米；最大的人物塑像——130窟菩萨塑像高8米；最大的经变图——面积40平方米；最大的壁画——《五台山图》面积48平方米；最大的卧佛——158窟卧佛长15.8米；最大的木结构建筑——9层，高40米；最大的洞窟容积2000立方米，最小的洞窟0.5立方米；人物画最多的洞窟——428窟，1200余身，最小的塑像高3厘米。莫高窟壁画总面积45000平方米，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墙壁上的图书馆”。莫高窟塑像是世界上保存历史最久、连续朝代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唐宋木结构建筑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莫高窟壁画中晚唐196窟中的“刷牙图”，是世界上最早的刷牙图像。莫高窟壁画中的二锭手摇纺车，是我国最早见诸图像资料的多锭纺车。莫高窟中珍藏的唐代曲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工尺体系古谱。阳关、玉门关为我国最著名的古代边塞关口。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发往沙州（古代敦煌）的手抄邸报，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报纸。发现于敦煌莫高窟的唐代《乾符四年历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雕版印本历书。《敦煌星图》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星图，也是中国最早绘制于绢上的星图。敦煌遗书中发现的盛唐《诸宫调》、六言诗《儿郎伟》是我国最早的曲艺作品，《云谣集杂曲子》是中国最早的词集，《大宋宣和遗事》《庐山远公话》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话本。敦煌遗书中发现的唐代古藏文和汉语、回鹘文和汉语的双语对照词典，是我国最早的双语词典。敦煌境内的汉长城约150公里，是保存最完整的汉长城之一。敦煌刻于公元868年的《金刚经》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敦煌汉长城周边的报警燃料——积薪，数量之多为国内之最。敦煌鸣沙山为世界公认的“大漠奇观”，月牙泉被人们称之为“世界奇观”。敦煌三危山为最早进入中国史籍的山体。中国最早的春联出自敦煌。中国西部现存最早的军事仓储城——敦煌汉代河仓城。敦煌党河水库附近的自然睡佛长达2200米，是世界上最长的巨型自然睡佛。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被誉为20世纪文史资料第五大发现——敦煌悬泉置遗址，面积2.25万平方米，出土汉简1.5万枚，遗物1.76万件。中国最早的汉纸、最完整的汉简均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

    这些可以述说的辉煌，就像一棵参天大树的年轮，有岁月的苦寒，也有生命的甘甜，更有成长的芬芳。可以想象，那个时代的敦煌，人们发挥了多么巨大的创造力，那个时代，也为他们提供了发挥创造力的舞台。

    莫高窟的盛宴

    敦煌处于西北一隅，古往今来为文化交流胜地，虽在地理上偏僻，但其声名炽烈，在人民的见识上，从来没有偏僻过。

    一方水土一方人，敦煌在荟萃四方八面文化的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独特的风俗，这些风俗在数千年的演进过程中，逐渐与各类文化相融合，更加具有地方特色和风味情趣。

    佛教东渐，最先是从敦煌传入中原的，因此敦煌的风俗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农历四月初八去莫高窟逛庙会，则是敦煌长久不衰的风俗。

    农历四月初八，敦煌人称“四月八”，这一天有多紧要的事情都要放下，多穷都要穿一身新衣服，高高兴兴赶去莫高窟。莫高窟，敦煌人叫“千佛洞”。如果一年四季的日子过顺当了，那是千佛洞的佛爷保佑的；如果遭了灾、遇了难，那绝对是得罪了佛爷，敦煌人都是这么说的。敦煌全境由沙漠和戈壁占据着大部分，但就在沙漠和戈壁的包围中，绿洲却格外滋润。沙漠和戈壁的边缘是茂密的白杨和沙枣树，沙漠和戈壁的过渡带是湿地和草原，而在祁连山雪水的冲积带上，就是敦煌人古老的家园。这里土质层厚，水量充沛，适合于小麦、高粱、蔬菜等各类农作物的生长，梨树、苹果树、桃树、杏树……其果实因为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滋味香甜，名声在外。许多去过敦煌的人，都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敦煌人也自豪无比、乐在其中，对千佛洞里的大佛爷也就敬重有加。

    到了四月八，千佛洞车水马龙，到处都是游逛的人们。农历四月，正是敦煌风和景明之时，青草碧绿、树木葱茏，庄稼出了苗，一切都处于生机勃发的状态，人们的心情也是如此。

    在千佛洞，大人们领着孩子，争着抢着去千佛洞九层佛阁钻大佛爷屁股下面的黑洞。传说，小孩子从大佛爷屁股下面钻过去，能却病防灾。一般是小孩子从一头钻过去，大人在另一头喊着小孩子的名字。喊名字不是为了叫孩子，而是把孩子的名字通报给佛爷，让佛爷记下。为了表示心诚，到了莫高窟必须首先要去钻大佛爷的屁股，不然就不灵验了。所以，一时间千佛洞最拥挤、最热闹的地方，就是九层佛阁了。

    人们去莫高窟逛庙会，一方面是为了了却心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轻松身心。在莫高窟，四月八的那天，有唱戏的、卖零食的，各种各样的农副产品都在这里交易。女人们在各自的营地埋锅造饭，男人们则聚在一起“耍牛九”；孩子们钻完了大佛爷的屁股，则缠着家长索要零钱，去买糖和瓜子。

    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更是其乐融融，认识的，在一块儿打闹嬉戏；不认识的，偷偷地瞄一瞄，看长得漂亮不漂亮、收拾得干净不干净，如果遇到称心如意的，则托人打听那姑娘是哪个村哪一片的人。

    新中国成立前，敦煌逛庙会都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的。有繁复的敬佛仪式，烧香、磕头、献祭品……每一个环节都有说法，绝对不能乱了章法。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到莫高窟逛庙会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的。四月八，全村放假一天，套上最气派的三挂马车，带上猪肉、羊肉和时令蔬菜，在千佛洞统一吃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破“四旧”停过好几年，以后又恢复了逛庙会的传统。

    月牙泉的相聚

    敦煌的鸣沙山和月牙泉是自然的瑰宝，生于斯长于斯的敦煌人，每当节日都要来到这里，把自己心中美好的愿望，寄情于沙与水。实际上，千百年来，鸣沙山、月牙泉一直是敦煌风俗的大舞台，被嵌入敦煌民间文化的巨大洪流之中。

    鸣沙山、月牙泉的神奇就在于沙与水的共存。沙漠茫茫而泉水如月，在遥远的年代，人们无法解释这离奇的自然现象，只能把它归结于神灵的护佑，因此，很早以前这里就建有雷音寺，把象征这一自然奇观的神仙供奉起来，让来到这里的人焚香、祭祀、朝拜。岁月的风霜吹落，雷音寺残存旧迹，但月牙泉、鸣沙山依旧。后来，敦煌人修复了雷音寺，全寺占地面积43亩，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寺门向西开，全寺由一个正殿、两个陪殿和僧房、施主客房组成，共有殿阁房舍百余间，供奉佛、菩萨、罗汉、弟子塑像37身。其中，正殿为大雄宝殿，殿内有一尊白玉佛像，系缅甸华侨捐赠，佛像两侧各塑菩萨一身，并有十八罗汉的彩塑像。

    在鸣沙山月牙泉，除了信教群众举行的佛事活动之外，乡民们在五月初五的时候，都要汇集于此，带上自家做好的粽子，把鸣沙山由红、黄、蓝、白、黑五色组成的五彩沙粒，装进由同样五色布料缝制的布兜里，带在孩子的脖子上。据说，孩子带了装有鸣沙山五彩沙粒的布兜，可以四季平安。从汉唐开始，鸣沙山、月牙泉就是敦煌当地人和外来商旅使者的游览胜地。唐代的时候，月牙泉中有画舫，人们可以坐在游船上，边喝茶饮酒，边欣赏湖光沙色。所谓“胜地灵泉彻晓清，渥洼犹是昔知名。一弯如月弦初上，半璧澄波镜比明。风卷飞沙终不到，渊含止水正相生。竭来亭畔频游玩，吸得茶香自取烹。”鸣沙山因沙动有声而得名。《沙州都督府图经》上说：“其山流动无定，峰岫不恒。俄然深谷为陵，高崖为谷；或峰危如削，孤岫如画；夕疑无地，朝已干宵。中有井泉，沙至不掩，人马践之其声如雷。”鉴于此，滑沙也是敦煌人在鸣沙山常常开展的活动之一。人随沙下，沙浪翻滚，其声阵阵，如同战鼓擂响，其乐融融。今天的鸣沙山，滑沙已是一项群众性的体育项目，前来鸣沙山的旅游者对此项目也是乐此不疲。

    月牙泉宽约四五丈，长约十五六丈，碧波荡漾的泉水中，七星草丛生，铁背鱼漫游。可别小看了这七星草和铁背鱼，它们可都是名贵的中药材，传说人食之则长生不老，因此，月牙泉又有药泉之称。敦煌人来到月牙泉，先是拿出坛坛罐罐，装满泉水，所有的人一人一口，品尝甘甜的药泉水，却病健身，然后，用泉水洗眼睛。据说用神泉里的水洗了眼睛，不会有眼疾。

    鸣沙山下有大片的枣林和杏林，出产著名的鸣山大枣和敦煌李光杏。乘兴而来的人们，在鸣沙山月牙泉尽兴之后，在这里纳凉品尝，也是一件其乐无穷的事情。

    历史上的行像和浴佛

    宗教之风吹拂敦煌大地，那虚幻的风，在民间的黄泥小屋里有别样的意义。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地上的事情虽顺理成章却诡秘难测，人生的祸福更是如此。佛解释了一切：此生与前生，此生与来世，因果关系，简单明了。人们对于佛的渊源，敬重而深信。

    历史上记载，大约是在公元9至11世纪，敦煌地区盛行着纪念释迦牟尼诞生的行像和浴佛活动。所谓的行像，就是用装饰华丽的宝车载着释迦牟尼像巡行街区的礼佛仪式。浴佛则是用香水洗浴佛陀像，由悉达多降生时九龙灌顶的传说衍生而来。

    敦煌是个具有深厚宗教文化传统的地区，在西域礼佛风气的影响下，民间的尊佛活动频繁且规模盛大。隋唐时渐兴，唐末、五代、宋时达到高潮。

    敦煌的行像和浴佛仪式，由宗教机构统一组织，僧俗民众广泛参与，有严格的程序和步骤，时间为农历四月初八。

    四月初七晚钟敲击数响，僧俗二众聚集，准备行像。次日天明，环城竖满了经幡，气象庄严，场面华丽。行像的僧俗在乐队的伴奏下，仿照释迦牟尼生前出游四方的故事，“出佛像于四门，绕重城而一匝”。行像的队伍走到哪里，哪里就幡花溢路、宝盖施空、笙歌赞奏、法曲争陈，场面的宏大，无可比拟。行像的日子，合城人众，倾城出迎。行像所经过的地方，信教群众欢呼雀跃，纷纷向前，一睹佛像的恢弘。行像结束后，行像的队伍在事先选定的地点集结，举行大型祈佛仪式。由住持高僧延请诸佛菩萨、梵释四王、天龙八部护持，向佛奉献鲜花、奉献供品。在美妙天乐的伴音里，念诵佛经，转读愿文。主要表达了缅怀释迦牟尼救苦救难的功德；盼望新春到来之时，福禄潜加，消灾却难的心情；乞愿“四方无兼变之忧，郡目在康宁之庆”“罢干戈之役，四塞无烽烟之忧”……

    敦煌遗书中有许多行佛、浴佛时的祈愿文，这些文字辞藻优美，情真意切。如：“今则三春中律，四序初分；絮柳南枝，冰开北岸。广王法之化迹，冀弥千殃，扬大圣之辞，荣怖臻万善。”……

    敦煌历史上的行佛与浴佛，在那个遥远的年代，是地方风俗的主流。到了近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移风易俗，行佛和浴佛被视作一种迷信活动，强制取消了。

    敦煌的现代精英们在三危山立了一座高大的铜佛，举行了盛大的开光仪式，有当年行佛和浴佛的影子，但无论在场面上、内容上，与历史上的行佛和浴佛活动都相差甚远。

    缤纷的民间娱乐活动

    从汉代开始，敦煌地区逐渐汇集了许多内地的戍卒、商人和移民。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形形色色的娱乐活动，而这些娱乐活动，一代代流传，有的已经消失，有的则经过不断地演变保留了下来。在演变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也可能面目全非，成为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东西了。但敦煌地区的民间娱乐活动，在敦煌壁画和敦煌写本中，都有形象和文字的记载。

    比如敦煌壁画北魏窟中就有高跷和腹部顶竿的画面。据敦煌的老辈人说，腹部顶竿的绝技在新中国成立前敦煌的街巷还时有出现，在集市及庙会等重大民间活动中，都是必不可少的项目，现在基本上不见了。这些所谓的高跷和腹部顶竿，实际上在唐代就已成为一种专门的艺术，供人欣赏，叫百戏。百戏包括各种各样的杂技动作，像扛鼎、吞刀、吐火等等。

    在敦煌经卷中，记述的名为“斗百草”的敦煌民间游戏十分有意思。“斗百草”也叫“斗花草”，唐时就为民间的妇女和儿童所喜爱，后来成为男女青年沟通感情的游戏。其有说有唱，趣味横生，不妨抄录几段共赏。

    “建寺祈谷生，花林摘浮郎。有情离合花，无风独摇草。喜去喜去觅草，色数莫令少。”“佳丽重阿臣，争花竞斗新。不怕西山白，惟须东海平。喜去喜去觅草，觉走斗花先。”“望春希长乐，商楼对北华。但看结李草，何时怜颉花。喜去喜去觅草，斗罢月归家。”“庭前一株花，芬芳独自好。欲摘问旁人，两两相捻取。喜去喜去觅草，灼灼其花报”……相爱的人们徜徉于花丛间，诗词歌赋，含蓄、含羞而又含情。平日里欲说却又无法说出口的话，借助这些说唱，完完全全地表达了出来，唱者有意，听者多情。这样的风俗，虽然有些儒雅，与乡间草野的自由氛围多少有点项背，但这毕竟是民风的教化，实属不可多得。

    边防的守卫，骑射是基本功。由边防守军的骑射既而到民间群众广泛参与的骑射，在本质上便多了些许娱乐和趣味。敦煌壁画中所描绘的马射可谓技艺精湛，有马上倒立、马上托物、马上双开弓，还有射铜鼓、射铁猪等。尤其是北魏249窟中的《狩猎图》，猎人回转身来射杀紧追而来的猛虎，猎人的沉静与猛虎的凶残，一静一动，惟妙惟肖。文献记载，早在西汉时期，敦煌人就崇尚骑射，骑射活动在民间已蔚然成风。

    除了上述民间娱乐活动之外，流传时间最长、参与人群最多的当属荡秋千。春风吹来，大地泛绿，敦煌绿洲的每一座村庄，都有人们荡秋千的身影。把一根绳子拴在树枝上，一人推，一人荡，忽高忽低，围观的人们加油助威，则秋千越荡越高，越荡越欢。老人、孩子、年轻人轮番上阵，老榆树或者老柳树下，常常是欢声笑语不断。

    敬重水的心灵画卷

    水是绿洲的命脉。有了水，沙漠和戈壁就会变成万顷良田。千百年来，敦煌绿洲的延续，靠的就是源源不断的祁连雪水。当地人对水的敬重，有着悠久的传统。敦煌人敬水的风俗，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心灵画卷。

    早在西汉时，敦煌一带就因为水源充足、湿地纵横而成为著名的屯田区。《水经注》卷二《河水注》上说：“敦煌索劢，字彦义，有才略。刺使毛奕表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滨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堤。劢厉声曰：王尊建节，河堤不溢；王霸精诚，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劢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欢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那时候，敦煌一带人口稀少，河水漫漶荒野，加之暴雨袭来，河道洪水暴涨，在这里屯田，治水就成为首要和关键。文中所记索劢治水的情形，念祭文、躬身祈祷、列阵被杖、鼓噪欢叫、且刺且射等等，在后来敦煌人面对突然袭来的水灾时，常常用之，从官家到黎民，都认为倏忽而至的洪水是天谴厄运或者魔鬼作祟，必须要敬奉神灵、驱逐恶魔。这样的风俗流传了很久，典籍上屡有记载。

    敦煌有一河，唐时称“玉女河”，后来称“党金果勒河”，简称党河，沿用至今。此河为供给敦煌的主要水源，可以说没有党河，就没有今天的敦煌绿洲。对于这样一条河流，敦煌人充满了深深的敬畏。祭玉女河，成了敦煌人的一大风俗。

    每当干旱少雨或者丰收在望的时节，敦煌人都要去玉女河举行一些祭祀活动，焚香沐浴、念念有词。后来，人们聚集玉女河边，宗教气氛越来越淡，活泼自然的娱乐、游玩项目开始增多。

    敦煌人历代兴修水利，目前已形成密如蛛网的渠道体系，敦煌人爱护水利设施的风俗风气更加浓厚。比如，不破坏水渠，不在水渠倒放脏东西，不在水渠大小便等等。人民自发开渠引水、疏通河道的事情十分普遍。在我去过的一个小乡村，有一条纵贯村庄东西的渠道，叫何家渠，就是早年何氏家族投入人力、财力开挖的。这条水渠，至今仍然是这个村庄的主要水道，不同的是，多了水泥砌衬的外表。

    在古代，覆盖敦煌的干、支、子渠有39条，总长约274公里。众多的分水渠上安装的水磨，也是一道风景。有的归衙门管理，有的则归地方寺庙管理，前来磨面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

    曲径通幽的高墙宅院

    敦煌古为游牧之地，归汉后，大批移民来此定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当地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民居文化。

    敦煌经卷上说：“宅者，人之本，人者，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在古代，敦煌人在建造房屋时就很重视避“五虚”、持“五实”。“五虚”即：宅大人少为一虚；宅门大而内小为二虚；院墙不完为三虚；井灶不完为四虚；宅地多屋少为五虚。“五实”则是：宅小人多为一实；宅大门小为二实；院墙完为三实；宅小六畜多为四实；宅中小渎东南流为五实。敦煌人认为：宅有“五虚”令人贫耗，“五实”则令人富贵。

    建房时，要举行破土祭祀，由地方绅士宣读《建宅文》。“坐家丰侯，子孙永昌。官高盖代，世世康强。大富大贵，梦寐吉祥。无诸中夭，寿命延长。百病除愈，身体轻强……”文中多是祝福的话语，充满了美好的期待。一般家庭随便上两炷香，富户们则设坛焚香、祭献猪头，以示庄重和诚心。

    四墙砌好后上大梁之时，要专门请人唱《上梁文》。“宕谷光贤石踩，薛问五记同椽。目兹万圣出现，千佛各坐金莲。石涧长流圣水，花林宝岛惊喧。圣迹早晚说尽，纸墨不可能言。合寺同心再造，来生共结良缘。梁洞秀仙吐凤，盘龙乍去惊天。马都料方其分，绳墨不追师难……”《上梁文》祈祷筑房安全顺利且百年长久，期盼祥瑞降临、佛光普照。上梁是筑房的关键，把住了这一关，也基本上把住了房屋的质量关。筑房在民间是一件大事，一般的家庭都是穷其毕生之财而为之，因此，在筑房的每个步骤上都慎而又慎。梁的支撑部位要嵌上铜钱或者元宝，有财宝顶梁，必将万世富裕。

    宅院完工后，又有《镇宅文》当众朗诵，以示镇压一切妖魔鬼怪。大户人家则专门勒石掩埋于院落中间，使鬼神不敢作怪；小户人家则宰杀一只公鸡，喷洒鸡血，驱除妖魔。《镇宅文》是这样记述的：“魍魉鬼怪，潜藏地穴。宅纳吉祥，风雨送宝。库积琼珠，宅富人兴。永安千载，是以契阴阳而回合，真八卦以相扶，龟易占而吉祥，在地下而应端。其宅乃四方平正，八来堪居，离坎分南北，方堂震兑利。东西之位，左青右白，能引乾坤，方规前朱，后立雅合，阴阳之气，故能罢严佛像，列席新庭，炉焚六珠，厨菜白味。”

    敦煌的大地上，白杨树和榆树的间隙，一座座高墙大院拔地而起，守护着这块土地上的一草一木。鸡鸣狗叫，风中斜斜飘起的炊烟，营造了浓厚的人间烟火的氛围，那些远道而来的商人、使者和宗教漫游者，看到这些宅院，就好像回到了故乡。

    最初落脚敦煌的移民，在茫茫的原野上首先筑起了黄土围墙，其高度约有三丈，这样的高墙人无法攀越，可以有效地阻挡匪祸。高大的院墙内，有房屋、水井、碾子、畜圈等等，储藏了足够的粮食，就能够固若金汤。后来，高高的黄土围墙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这一带民居的特点。

    形形色色的塔

    敦煌作为佛教圣地，有“三步两道桥，一里五座庙”之说。有庙之处必有塔。从古至今，敦煌到底有多少塔，没人能说得清楚，但敦煌的塔，不仅是一道历史的风景，修塔、护塔更是一种千年不绝的风俗。如今，敦煌大地上仍有不少的塔，它们背后的故事，其实就是敦煌风俗的缩影。

    白马塔位于县城西沙州故城内东南角。相传苻秦建元二十年（384年）大将吕光征西胜利凯旋，随带西域高僧鸠摩罗什东传佛教，道经敦煌，所乘白马病死，曾葬于此，后建塔志之，故名。塔为九层，高约12米，最低一层为八角形，每角面宽3米，直径7米；第二层至第四层为折角重叠形，第五层周有突出之乳钉，上为铆连瓣；第六层为复钵形塔身；第七层为相轮形；最上为六角坡顶刹盘，每角挂有一铃。第二层有镌石两块，刻木一块，石上有“道光乙已桐月白文新重”刻字，木刻有“民国二十三年八月拔贡朱永镇、吕钟再修”题记。敦煌人对于佛教的信仰，继而转化为对佛学大师的尊崇。从西域辗转而来的高僧鸠摩罗什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一匹普通坐骑的死亡，会引起敦煌人的极大关注，祭奠、修塔，使一匹白马得到了永生。以致后来传说，这是一匹如何如何神奇的马，祭祀这匹神马的风俗由此传了下来。每年四月初八，乡民纷涌而来，在白马塔焚香祭拜，热闹非凡。

    慈氏塔，慈氏即弥勒佛，塔为北宋早期所建，原建于三危山老君堂山巅，周围尽石山秃岭，很难久存，故于1981年由敦煌文物研究所与县博物馆派人勘察后，拆迁于莫高窟园林空地，以利保护。慈氏塔木质结构八角单檐，攒尖顶，精巧玲珑如亭，总高约6米余，塔中部为土坯砌塔室，外绕柱廊，有八柱，塔壁八面，正面开方门，门上画方匾一块，上书“慈氏之塔”，门内为方形小室，室内壁画文殊、普贤。塔壁与檐柱之间除正面外，各面均砌水台，台壁以飞马纹、龙纹、凤纹花砖贴砌。四面小台上各泥塑天王一尊，三正面壁画天王像，塔刹为八角形简单须弥座，上承复钵和七重相轮及华盖、宝珠，皆木制刷土色。保存了1000多年尚很完整，甚为难得。在三危山巅修老君堂、建慈氏塔，木料和泥土全靠人力运输，可见敦煌人弘扬佛法的热情。三危山在敦煌人的心目中，是一座圣山。它危峰如卵，高高矗立在敦煌大地上，“舜逐三苗于三危”，这块土地上的先祖，就出没于此山之中；莫高窟也隐藏于这座山的峡谷里。它的神秘，一直是敦煌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在老一辈敦煌人给孩子们讲述的故事中，三危山是佛、菩萨、金刚、力士的身躯和眼睛，无论你做了什么事，它们都会看得一清二楚。

    成城湾华塔，为宋代早期作品，极为生动精美，艺术价值很高。该塔位于莫高窟以南约2公里的大泉河道流经的山冈上，塔平面八角，塔身每面底宽165厘米，直径398厘米，总高9米余。塔全由土坯砌成，外表抹泥及浮塑各细部。塔基最下部是简单的基台，基台上叠用两层须弥座，须弥座的下部都有复莲。塔身收分显著，八棱各塑做小八角柱，下有复莲柱础，上有阑额。塔身西面为正面，开圆券门；其余三正面砌同大的圆券假门，都塑有束莲门柱、火焰形门楣、左右升龙捧宝珠等，塔身上有两层混线承仰莲挑出塔檐，屋顶凹曲收进，塑有斜脊，再上与仰复莲须弥座上立巨大圆形平面塔顶。塔顶总轮廓饱满圆和，如满浸水分之笔尖，塑莲瓣7层，下三层每层16瓣，每瓣高低相间并上下相错，在每个瓣上各立小方塔一座；上四层每层减为8瓣，亦上下相错并各瓣均立有小方塔，总计共80瓣、56塔，下层莲瓣较大，形象较复杂，愈上愈渐缩小并简化。极顶八角台座上又立较大的小方塔一座，只存塔身，最高处露出木刹柱。塔内有小方室，圆穹顶。室内已严重熏黑，隐约可辨有壁画，不开门的三面各绘经变一幅，圆穹顶绘华盖，中心是盘龙，以下依次是卷幔团花、回文、卷草及垂幔。在华盖和经变画之间是流云千佛及垂幔垂铃，显然全是北宋风格。这座塔，进入莫高窟窟区就能够看到，是莫高窟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在那高高的山冈上，敦厚、威严的塔，有着内在的精神气质。在佛教地区，塔是普遍的纪念性建筑，是存放释迦牟尼舍利子的神圣之地，也是有德高僧的墓葬之所。在敦煌，塔则是弘扬佛法的旗帜。

    敦煌王道士墓塔，在莫高窟的对面，形状似喇嘛塔。建于1931年，可能是中国最晚的喇嘛塔了。按照一般常规，道人死后建塔已是稀有，而用这种喇嘛教形式的塔型更属罕见。塔的形式虽为喇嘛塔，但有其时代和地区特点。修塔工匠在设计时，还是考虑到佛教道教之间的差异，虽采用了喇嘛教塔的形式，但仍力求有所区别。就是这个王道士，生前因自己的愚妄，出卖了敦煌藏经洞的大量文物。死后他的弟子阴差阳错地为他修了这座圆寂塔，本想着宣扬师傅的“丰功伟绩”，但这却成为了历史的耻辱柱，王道士则是被钉在这耻辱柱上的人。

    王母宫矗立于三危山上，为三层攒尖顶木楼，高约10米，无彩绘，底层十二角西面并隔扇门，其余砌墙，周回廊柱，设栅栏，二层八角，三层六角。宝顶丽日，飞檐插天，为民国十七年（1928年）所建。在三危山中，有一条河谷，河谷里的一面平滑如镜的大石头，敦煌人说那是王母娘娘浴后休息的石床。九九重阳，敦煌人登三危山，下山谷嬉水，都要在这块石头上躺一会儿。

    不朽的碑铭赞

    勒石记碑是敦煌人的传统，要不然，不会留下浩如烟海的碑铭赞。在敦煌文书中，仅碑铭赞文书就有47卷，135篇。敦煌碑铭赞文书，上起唐初的《常何墓碑》写本，下迄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李存惠墓志铭并序》，前后约360年的历史。当时敦煌地区在人去世以后到埋葬前的七天之内，必须请人写一篇邈真赞和一篇墓志铭，两篇文章连抄在一起，邈真赞在前，墓志铭在后。邈真赞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写真赞、图真赞、真仪赞、邈影赞、彩真赞等等，简称赞。从敦煌文书上看，“邈”有写、图的意思。“真”则是容貌。敦煌的风俗习惯为，凡请人画像，必请人写题赞。所谓的“邈真赞”即是某户人家有人去世，请人画出此人的音容笑貌，并题写此人的功劳业绩、品德操守，以示纪念。也有的人年事已高或者疾病缠身，为妥善准备后事，先请人画像写赞，这是生前写赞的特殊情况。有专家推测，邈真赞很可能就是在送葬时用以招亡人之灵的随葬品，是安葬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仪式之一。

    众所周知，敦煌莫高窟的不断扩展，与世族大户和商贾贵人有密切的关系，是他们出钱捐粮，请人开凿洞窟、供养佛像。按照当时敦煌的风俗，每建一窟，都要竖碑记事，颂扬功德。比如耸立于莫高窟第148窟的《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碑，以极为华丽的文字描写了敦煌三危山一带的壮观气象，介绍了李氏家族的门第渊源，记述了供养塑像的基本情况。不妨摘录几段欣赏：“敦煌之东南，有山曰三危。结积阴之气，坤为德；成凝质之形，艮为象。……凿为灵龛，上下云矗。构以飞阁，南北霞连。……时有住信士朝散大夫郑王府咨议参军陇西李大宾，其先指树命氏，紫气度流沙之西；刺山腾芳，鸿名感悬泉之下。”

    敦煌碑铭赞虽然本身就是地方的风俗之一，但它的一些内容，也记载了古代敦煌地区的社会风尚和风俗习惯。像敦煌文书P3730《社条》中说：“敦煌胜境，地杰人奇，每习儒风，皆存礼教，谈量幸解，言语美辞，自不能□，须凭众赖，所以共诸英流，结为壹会。先且钦崇礼典，后乃逐吉追凶。”S6537《社条》上说：“敦煌胜境，凭三宝以为基，风化人伦，藉明贤而共佐。君臣道洽，四海来宾，五谷丰登，坚牢之本，人民安泰，恩义大行，家家不失于尊卑，坊巷礼传于孝宜。”P3720《悟真告身》上说：“切以河西风俗，人皆敬空王，僧徒累阡，大行经教。”还有“气俗自异，累产名僧”“人驯俭约，风俗儒流……耽修十善，笃信三乘”“乡闾只务于谦恭，士戍各怀于佛道”等等。当时的敦煌地区佛教十分流行，因而碑铭赞的广泛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敦煌文书中的碑铭赞仅仅是敦煌地区一段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作品，是作为当时敦煌人写碑铭赞的范文流传下来的。受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的制约，民间的习俗似乎又简单一些，或者只有碑，写上“某某某之墓，某某某立”等，而没有铭和赞，但大户人家引领的这种风俗却一直保持着。

    红盖头下的婚俗

    一个地方的婚俗，基本上表达了一个地方人的生活态度。敦煌虽处偏僻，但正当丝绸之路的要冲，人文荟萃，贤达聚集，作为人生三大喜事之一的“洞房花烛夜”，其形式、其氛围，除了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之外，也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媒人们脚步匆匆地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把月下老人的红线，拴在春情萌动的少男少女的腿腕上。

    唐时，敦煌规定男二十、女十五就可以“申以婚媾，令其好合”。《敦煌杂录·悉昙颂》中说：“幽闺内阁深藏举，竟觅荣华选婚主。相见晤言及美语，有人借问佯不许。”还有“娘子空来我空手，奈何为媒人所称量。娘娘既言百匹锦，娘娘呼我作马上郎。彼此赤身相奉伺，门当户对恰相当。”这其中记载了媒人说媒的情形，只要门当户对，父母同意，一桩婚姻也就算是成功了。

    到了结婚年龄的年轻人，互相见面是在“看家道”这一礼数中完成的。经过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之后，女方要了解男方家的真实情况，就由女方父母组织家族中的亲朋好友大约十多人到男方家，男方家不仅要打扫院落，添置一些家具农具，还有准备几桌丰盛的茶饭招待女方家的客人。女方家的客人到了男方家，要到处走走看看，掌握家里的经济状况，还要了解邻里关系处得如何。在融洽的气氛中，两家人互致问候，说长道短，通过言辞的交流了解这家人的处事为人。“看家道”结束的时候，男方家要送给女方家来的客人每人一份礼品，如果女方家的客人接受了礼品，就证明这门亲事有戏。

    在媒人的一再催促下，男方向女方家下聘礼。敦煌古代民间的聘礼约有：马、黄金、碧玉、床褥、毡被、彩绸、布匹、束帛、猪羊、干果、油、盐、酱、醋、椒、姜、葱、蒜等等，也有赠送金戒指的习俗，这表示订婚。

    在结婚时，进新房要颂《至堂门咏》：“堂门筑四方，里有四合床。屏风十二扇，锦被画文章。”新人入门，干果、瓜子夹杂一些小银钱纷纷撒落，一派喜庆气氛。“去扇”要念《去扇诗》：“青春今夜正方新，红叶开时一朵花。分明宝树从人看，何劳玉扇更来遮……”。脱衣时有《脱衣诗》：“山头宝径甚昌扬，衫子背后双凤凰……”梳头时读《梳头诗》：“月里娑罗树，枝高难可攀。暂借牙梳子，等发却归还。”夫妻互表衷心时，念《咏系去离心人去情诗》：“天交织女渡河津，来向人间只为人。四畔傍人总远去，从他夫妇一团新。”婚礼结束后，要读愿文《祝愿新女婿》：“夫妻之道，天地齐生，承家继嗣，守节怀贞，伏愿郎（卿），夫妻和睦，兰桂同荣，子孙昌盛。进士明（矣），衣经拖紫，三公九卿。保宜上下，敬重亲情，仓储（满盈）……”这一套程序全是文绉绉的，一阵韵文读过之后，确实增添了婚姻的美好与诗意。

    百衲衣与百家饭

    古代的敦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宗教圣地。那些专业的宗教家以及服务于宗教的各色人等，常常走乡串户，宣传宗教，广收布施。在百姓心中，他们几乎就代表了宗教所涵盖的神圣与自由。

    百衲衣是佛教工作者的工作服。在单纯的农业社会，在广袤的田野上，在村庄和街市中，这样的服装无论如何都是很特别的。他们的到来，使面对灾难和喜悦的人，有了把持自己的经验。内心的惶恐与激动渐渐平静，就像那荡起涟漪的水，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抚平。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接受的是祝福与希望，人的天性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至于赠予的钱财和物品，则是心甘情愿的。

    布施是宗教信仰者祈求神灵保佑今世的生活如愿以偿，从而争取自身存在的一种必要形式，也是宗教信仰者的精神慰藉和对神、佛、菩萨的依赖。

    《天福十二年浔阳郡夫人翟氏布施疏》这样写道：“弟子河西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管内营田观察处置押蕃落等特使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曹元忠洵阳郡夫人翟氏，先奉为国安人泰，万方伏款于台庭；社稷恒昌，四远来宾于王化；狼烟息涛，千门快乐而延祥；塞虏无喧，万户获逢于喜庆。府主宠禄，膺五岳而长隆；寿比王乔，等五星而永曜。合宅姻眷，俱沐祯祥；内口枝罗，俱沾福佑，已躬康吉，贤圣护持；法界有情，皆成正果、敬请□色锦绣经巾一条，施入宕泉窟，永充供养。于时大汉天福十二年丁未岁（947年）十一月壬子朔十九日庚午毕功记。”

    致福消灾，禳灾转祸为福，随所求乐，一切皆遂，求长寿者得长寿，求富贵者得富贵，求官位者得官位，求男女者得男女，除病救死，消除罪孽等等，宗教对于每个人来说，是那么直接、那么有效、那么深入人心。

    关于布施的情况，《马丑女回施疏》中说：“于金光明寺殿上施麦壹硕，城西马家、索家二兰若共施布一匹，葬日临圹焚尸，两处共绿镯织裙壹硕，紫绫子衫子、白绢衫子共两事，绢领巾壹事，绿鞋一双，绢手巾壹个，布手巾壹个，栗叁硕，布壹匹，设供一七会，共斋僧贰佰叁拾人，施衫布叁匹，昌褐两匹，又斜褐一段，麦栗纸帖，共计壹拾硕……”

    从以上可以看出，布施的东西除钱财之外，还有宝石、麦、栗、面、米、布等。事实上，在古代敦煌，寺庙接受的布施种类繁多，像黄麻籽、红花籽、油、酥、绢、锦、罗、绫、马、牛、羊、纸、金箔、琥珀、瑟瑟、榆杨木等等。

    在敦煌的各个寺庙、道观，尤其是莫高窟，许愿还愿者川流不息，香火旺盛。在村庄或者街道，碰见职业宗教人士，布施的情形也是随处可见。

    情真意切的俚曲小调

    俚曲小调伴随着田野的风，与五谷一起摇动。有自然的清香，有真情的表露，更有撼人心旌的感染力。

    有一曲先来读读：

    平旦寅，少年勤学莫辞贫。君不见买臣得贵，犹自行歌背负薪。

    日出卯，人生在世须臾老。男儿不学读诗书，恰似园中肥地草。

    食时辰，偷光凿壁事殷勤。丈夫学问随身宝，白玉黄金未足珍。

    隅中已，专心发愤寻诗史。每忆贤人羊角哀，求学山中并粮死。

    日南午，读书不得辞辛苦。如今圣主召贤才，用尔中华长去武。

    ……

    就像我们所读的圣贤书那样，有恰当的比喻，如“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流传于唐五代时期的敦煌乡间俚曲，用朴实的道理教育人，说实在的，确实让人惊讶。敦煌从古至今，从来就不是一个偏僻之地，其民间的思想和见识，从这俚曲小调就可略见一斑。

    再读一曲：

    一更初，自恨长养枉生躯，耶娘小来不教授，如今怎识文与书。

    二更深，孝经一卷不曾寻。之乎者也都不识，如今嗟叹始悲吟。

    三更半，到处被他笔头算，纵然身达得官职，公事文书怎处断。

    四更长，昼夜长如面向墙，男儿到此屈折地，悔不孝经读一行。

    五更晓，作人以来都未了，东南西北被驱使，恰似盲人不见道。

    从中可以读出敦煌人注重读书教化的浓厚氛围。可以想象，敦煌人从田野里走出来，满脸一身的高粱花子，汗碱和尘土堆积在皮肤上，衣服也显得极为不整，但一张口，却有不俗的词汇。仔细分析一下，这哪里是乡间俚曲小调，简直就是诗词大赛，如果那纯朴的唱腔配上简洁明了的音乐，堪与音乐会相媲美。

    在敦煌的田野上长大，常常能听到劳作中的父老乡亲随口哼唱几句小调，那是解除疲劳、愉悦精神的一剂良药。与上述俚曲小调的文雅相比，多了些男欢女爱的情调。比如说谁家的姑娘长到了十八岁，眼睛如何如何，胸脯如何如何，大腿如何如何。还比如，谁家的男人和谁家的女人偷情，一会儿摸了这儿，一会儿摸了那儿。粗俗是粗俗，但其中对情感的渴求绝对是真实的，也是不容亵渎的。

    每当过年过节，乡人闲来无事聚在一起，俚曲小调就唱起来了。我们村上的老人给我们唱的大都是一些孝敬老人的故事，词语整齐对仗，老人的记忆力也好，一口气就能把整个故事唱完，故事的教育性随着他那抑扬顿挫的曲调，感染力很强。

    还有一曲记载于《重修敦煌县志》中的俚曲小调是劝人戒赌的，全文如下：

    窃赌之人听我歌，纷纷一室似蜂巢。

    抽头夜半茶汤热，男女不分也怕波。

    诱赌之人听我歌，亲朋子弟好的多。

    被君引动成飘浪，只点良心尚在么？

    富家赌友听我歌，祖宗勤俭积贮多。

    黄金百斛终须尽，几场豪兴看消磨。

    贵家赌友听我歌，眼花头眩耳婆娑。

    一支残蜡风前紧，怎奈儿孙榜样何？

    出家赌友听我歌，赢钱心事比操戈。

    分明昨夜庵前过，闻你声声念弥陀。

    会赌之人听我歌，银钱赢得果然多。

    眼前儿孙成恶魔，理无人享晓得么？

    父娘赌友听我歌，合家儿女媳妇多。

    婆翁三日无寻事，男不读书女罢梭。

    雇工赌友听我歌，天寒袖短手常呵。

    前场只想后场胜，典去长衫赎了么？

    贸易赌友听我歌，将本求利利如何。

    赌得利尽本又尽，才骂缠魂鬼太多。

    新出赌友听我歌，得钱容易笑呵呵。

    输钱只为赢钱起，哪个耍家不败么？

    一切赌友听我歌，杀人场上鬼如魔。

    劝君莫入迷魂阵，免得儿孙受折磨。

    赌博之陋俗各地有之，在敦煌也不例外。豪赌者伤风败俗，妻离子散，其弊端罄竹难书。在敦煌俚曲小调中，将十种赌博之人一一点出，深入浅出地解说赌博的危害，不知道曲调怎么样，单是词语，就让人为之一惊，有痛改前非的震撼之力。

    遍布民间的寺、观、庙

    敦煌作为宗教圣地，其寺、观、庙不仅高高耸立于绿洲的每个角落，也风雨无阻地矗立于人们的心间。从古至今，敦煌人修寺、修观、修庙的热情一直未减，那些寺、观、庙林林总总，气势不凡，成为敦煌人精神世界的标杆。

    据历史记载，敦煌自西晋至元代共有寺庙80所，其中僧寺47所，尼寺8所，石窟寺6所，小寺19所。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了不得的事了。

    有一篇文章甚至说，敦煌城内有寺庙千余座，诵经之声十里可闻，寺庙金光闪闪的尖顶，百里可见。此文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敦煌寺庙的众多。

    在我的记忆中，敦煌人修筑寺、观、庙的传统一直延续着。在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群众的信教自由又重新得到认可，村上的老爷爷、老太太成群结队前往千佛洞和城西门外的西云观，或上香拜佛，或捐助钱物，或郑重地把神请到家里，修佛龛，供奉神灵。还听老人们说，只要某个地方建寺修庙筑观，老百姓们总是力所能及地进行捐助。送上几斗麦子，牵上一头羊，或砍几棵树，捐一些银钱……那种场面，就像是谁家过喜事一样。大概是在21世纪初，敦煌人又热情高涨地在三危山上修建了“三危圣境”，高大的铜佛，威武的山门，连绵不绝的仿古建筑，浩大的投资竟然都来自民间。

    在敦煌，比较有名的寺院有法海寺、普宁寺、仙岩寺、大乘寺、大云寺、开元寺、龙兴寺、报恩寺、金光明寺、莲台寺、永安寺、安国寺、永寿寺、三界寺、皇庆寺、雷音寺、大佛寺等等。

    敦煌最早的道观是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修建的灵图观。主要的道观有神泉观，其位置大概在今七里镇，还有玉女娘娘观，盛唐时这里有《都河玉女娘子文》祭奠此神。在敦煌人看来，敦煌的水脉就是这位玉女娘娘的化身，每当河水泛滥或者枯竭，人们都要虔诚地祭拜一番。西云观始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殿堂肃穆，斗拱飞檐，壁画璀璨，现为敦煌市道教协会所在地。

    在敦煌，家族尊长或地方名公死亡之后，貌其真影，书其神主或塑其像于堂舍祭祀，这就是祠庙。这样的祠庙敦煌有不少，像先圣太师庙（祭奠孔子等）、孟庙（祭奠沙州刺史孟敏）、李先王庙（祭奠西凉王李皓之父）、太保庙（祭奠张议潮）等等。清雍正三年（1725年）甘肃56州县的移民来到敦煌，拉开了大规模修建祠庙的大幕，自那时开始，城乡祠庙遍地，以供奉祖先、佛神、前代贤哲。据不完全统计，敦煌各乡建有祠庙约上百座，真是蔚为大观。

    一座座寺、观、庙，蕴藏着民间的思想和寄托。它们与那些生生不息庄稼一样，在土地上扎下了根，在民间扎下了根，在人的心里扎下了根。

    亲切动听的方言

    方言是地方文化最直接的表现，要了解一块土地，了解这块土地上的方言极为重要。有一段敦煌方言顺口溜是这样的：

    去哩穿的白衫衫，来哩穿的十八件，想给你妈妈给一件，妈妈身上垢痂蛋。

    不借你的米，不借你的面，不借你的擀杖擀长面，不借你的蒜棰捣辣蒜。

    这段顺口溜中的“垢痂蛋”之类就是敦煌的方言，语言极为形象，极有感染力。

    在岁月的长河中，敦煌的历史往往是残缺的断代史，随着朝代的更迭和战事的频发，一批批人来了，一批批人又走了。个别时期，整个敦煌还出现了人迹罕至、田野荒芜的景象。从元初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敦煌的汉族居民，这些汉唐时期敦煌居民的后裔，陆续离开敦煌，迁往内地及河西其他地方，敦煌遂被蒙古军队及其家属所占据。雍正三年（1725年）建立沙州所后，汉族的军队和家属进入敦煌，之后的几年中，又有2000多户内地居民迁入敦煌，汉族再次成为敦煌的主体民族，其方言的流变，也带有不同地域的风格。比如“给你日下些钱咧我走咧”，“日”在这里是“留下”的意思。1982年我从敦煌到酒泉求学，第一次听到酒泉人也说“日”，和敦煌人的方言含义相同，就有些奇怪。敦煌人把父亲叫“大大”，辈分很小的叫“地溜子”（曾孙）、“夸带子”（第五代的孙子）。这在外地人看来，也有些奇怪。

    敦煌人所使用的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西北次方言区的“秦陇语系”，并以纵贯市境南北的党河为界，分河东话、河西话。河东话语调圆润，带有明显的“秦陇语”特点；河西话则带有浓厚的土语群特色。

    敦煌方言中，“子”尾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像“东面子”“西面子”等等，是表示方位的词语；还有像“娃子”，是表示男孩子的意思。敦煌有一种很有名的水果叫李广杏，在敦煌的乡村田野到处都可以看到杏树。杏子成熟的时候，家家户户有杏子，老老少少吃杏子，但敦煌人把杏子不叫杏子，叫“恨（音）子”，这样的方言，是很独特的。敦煌方言语气坚硬铿锵，直白的时候很直白，含蓄的场合很含蓄。尤其是遇到吵架、斗嘴的，你来我往，唇枪舌剑，语气和语言中的地方方言特点更是生动地表现出来，外来人很难听出个究竟。

    敦煌古代方言音系与《切韵》音系有着整齐的对应，所显示的变化，堪称中古音发展到近代音的桥梁，词汇和语法也有许多相同的情形。

    乡土之音，是血液流淌的声音；乡土之音，有一方水土的色泽；乡土之音，是一方人共同的胎衣。纵然你有万千改变，只要方言一出，就知道，见到故乡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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