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

    有人说，沙漠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在其神秘的地方有一口井。而我认为，沙漠的美丽，是因为有骆驼。骆驼是专门为沙漠而生的奇异而坚强的动物，沙漠里有了骆驼，就有了蠕动的色彩和不绝的希望。当人类的交通工具有了划时代的变迁，骆驼，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忘。

    这是骆驼陈旧的简历：

    骆驼，哺乳纲，骆驼科，反刍家畜，头小，颈长，体躯大，毛褐色，眼为重睑，鼻空能开合，四肢细长，二趾，适应于沙地行走。尾长并有丛毛，背有一个或两个驼峰，内储脂肪，胃分三室，第一胃附生20~30个水脬，可储水。交配季节为1~4月，发情周期为2个月，发情持续16天，妊娠期约13个月，寿命约30年。由于其负重致远的专长，曾荣获“沙漠之舟”的称号。

    骆驼的长相，荟萃了十二生肖的肢体：鼠须、牛蹄、兔唇、龙颈、蛇眼、羊胃、猴毛、猪尾、鸡腿、虎腰、狗脊、马耳，这样怪异的组合，让人陡然一见，惊讶不已。

    骆驼与悠久的中华文明史息息相关。古老的丝绸之路，是无数骆驼，用它们坚韧的步伐，把友谊传向四方。那时候，骆驼的美德，被人们称颂：舒行轻踏不伤蝼蚁，仁也；一驼未至群驼不饮，一饮未毕群驼不离，义也；一驼为领群驼从之，不先不犯，礼也；风未至而先觉，水未见而先知，智也；约食之期不至不鸣，信也。一阵铃声响过，一串骆驼走过，沙漠如同平地，绿洲看见了，亲人回来了。今天，在草原，在戈壁，在沙漠，骆驼，这旧时代的绅士和勇者，我们不应该过早地忘记它们。

    在沙漠地带，行进中的骆驼是最常见的风景。从高处和远处看，那一队队骆驼像一条流动的河流。当人类面对茫茫沙漠，产生深刻恐惧的时候，骆驼的启示，是那样的直接。人们发现，骆驼好像是专门对付沙漠的。沙漠上，骆驼不慌不忙，步履坚定，自信十足，高大的身躯，并没有在一望无际的沙海中沉溺，相反，一匹骆驼可以几天甚至一个多星期不餐不饮，目光中看不见半点的悲哀。在所有关于西部的记载里，骆驼总是最光彩和最传奇的一页。清代的《肃州新志》中就说：骆驼用以度碛，能耐饥寒、劳渴，喜食盐料，亦能耕地。只要有与骆驼结伴而行的经历，就会发现它的四只既大又厚的肉蹄，形状如盘，仿佛天生就是沙漠的产儿。而且它能知水源、水脉、风候，简直就是能知神示的灵兽。

    在很久以前的沙漠故事中，骆驼是英俊的王子。一批批商旅、使者，踯躅于丝绸之路，对西域的风物充满了真挚的感情，但在复杂而艰险的道路上，迷失了瞭望的方向，而那些骆驼悠悠而来，为荒芜的心情注入了生命的清流。这种情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使沙漠记载了人类的脚印。

    骆驼形态的怪异，并不影响人们愉快的观感。能够与人在异常条件下相依为命，这是一种动物的卓越品质。对于骆驼，生活在沙漠地区的人本能地称它为“生命之舟”，这已经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了。

    骆驼身上有着沉重的行囊，或者作为运输工具，或者作为战争的辎重队，它们缓缓地行进，像是一条浑浊的河流，只有那光明的眸子，牵引着生命的方向。

    把生命和沙漠联系起来的是河流，把人和沙漠联系起来的是骆驼。这样看来，骆驼和河流有同样的作用。

    天马的背影

    汉武帝时代，在敦煌西部的一处水洼，发生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很普通的事情，但这件事情让汉武帝写了一首诗，事情就变得非同寻常起来，这个水洼也就光彩四射了。以至于今天，也有络绎不绝的人前去参观它，想看看这处水洼到底有什么特别。事情是这样的：公元前120年，河南新野有一个小官名叫暴利长，因犯罪被充军到敦煌屯田垦荒。话说渥洼池一带水草丰美，天高地阔，他一个人在这里放牧感到很是寂寞，就常常坐在水边，看一群群野马吃草、饮水，久而久之，他发现其中一匹长得很奇异，奔跑的速度快而且动作敏捷。看着，看着，他就陷入了遐思：如果把这匹马献给皇上，他就能够离开这个鬼地方了。有了这样的心思，他就开始动脑筋。晚上，他在水边用泥土做了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土人，又让土人穿上自己的衣服，手持鞭子、套马索。当第二天清晨马群饮水时，一见到土人便被惊吓得跑到远处张望。时间一天天过去，马群渐渐地对土人的存在习以为常，便又像往常一样到池边饮水。这时，他便将土人搬走，自己立于池边。马群到池边饮水时，他突然甩开套马索将那匹马束缚。这件事，在历史上有确凿的记载，也如同暴利长想象的那样，武帝龙颜大悦，遂作《天马歌》：“太一贶，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叔傥，精权奇，蹑浮云，暗上驰。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豪情满怀的汉武帝把这匹马描绘得出神入化，他构思着这匹神奇之马，穿越浩瀚无垠的沙漠和寸草不生的旷野，让他腾跃上神仙所在的昆仑山，带他去漫游天帝的宫殿。这是多么大的气魄啊！

    今天的渥洼池，水面虽然逐渐缩小，但早已是一个名传千秋的大水洼，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天鹅、野鸭在觅食嬉戏，怡然自得。水洼的周边，完整地保留着西部干旱荒漠绿洲的原有面貌，最突出的景观特征是以渥洼池泉水为中心，沼泽植被、草甸植被以及超旱生植被向边缘呈阶梯状分布。在沙土地上广泛分布着沙拐枣、沙蒿、泡泡刺、骆驼刺等沙生植被群落；在低湿地上，常见的植物有苔草、灯芯草、水葱、芦苇等。保护区内经常可见到狼、狐狸、野兔、黄羊等十几种野生动物，境内约有鸟类76种，其中候鸟73种，有41种为中日两国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中所列的种类，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天鹅、鸢、红隼、纵纹腹小鸭、棕头鸥等。每年在这里栖息活动的鸟类数量约2000多只。我第一次去时，并不知道那里就是大名鼎鼎的渥洼池。当地人叫它黄水坝，并且修建了一座水库，拦截雪水和泉水，用于农田灌溉。我站在水库的大坝上，眺望远处的草地，那些马悠闲地吃草，不时地用尾巴抽打蚊虫，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样子。碧蓝的水，安宁的草原，吹拂的风，一切都是那样的祥和，使人无法联想叱咤风云的马，如何在这里施展。

    渥洼池碧蓝的水面映照着碧蓝的天空，这既是现实的天空，也是历史的天空。追溯历史，因为马飘逸俊秀的神韵，不惜大动干戈的事情一次次发生，使我们不忍心翻开那典册的残卷。一生酷爱良驹的汉武帝，目光长久地注视着中国西部那片广阔的草原，在他的想象中，那里的每一棵草，都孕育着一匹身手非凡的马。他要得到这片草原，他要在这块土地上纵马追鹰，他还要让他成群的子民们在马背上排列整齐，一起冲向那辽阔的地平线。于是，他倾全国之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荡平了匈奴，臣服了西域诸国。那是一段烽火铁血的岁月，平静的草原上，到处都是血腥味儿，到处都是死伤的人群和战马。回忆那样的场景，真是惨不忍睹。风猎猎、雪皑皑、草凄凄，草原就像倾覆了一样，天就像塌下来了一样，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事件的前奏是因为一个人，他叫张骞。公元前138年，西汉王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回国后说，西方有一个叫大宛的国家，大宛王国的贰师城（今乌孜别克哈马特城）出产一种世界上最好的马，名“汗血马”，流出来的汗像血一样，每天能跑一千多里，是名副其实的千里马，即所谓史书上记载的“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这使汉武帝眼界大开的同时，心里直痒痒。有这样的汗血宝马，汉武帝恨不得马上就得到。他当即召来大臣们商议，派使节携带二十万两黄金，作为价款，又用黄金铸成一个金马，作为礼物，向大宛王国购买，即所谓史书上记载的“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也”。不想，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大宛国王不买账，认为汗血马是他们的国宝，不肯出售。汉朝的使节哪里受到过这样的侮辱，被驳了面子之后，个个情绪激动，甚至将金马击碎，破口大骂，掉头而去。大宛国王也是一不做，二不休，大宛距离汉朝千里万里之遥，看他能奈我何。就这样，愤怒中的大宛国王，杀掉了全部的汉朝使节。消息传到京城，汉武帝气极了，为了无数的宝马，为了大汉朝的颜面，他必须做出一个决定：哪怕是举全国之力，也要荡平大宛这个狂妄骄横的区区小国，说什么也要用大宛国王的头盖骨饮酒，洗却耻辱。于是，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拉开了序幕。汉武帝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带兵征讨大宛。李广利率大军越葱岭，也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西击大宛国。这是一条异常艰险的道路，海拔高，极度缺氧，且冬季寒冷，夏季酷热。在遥远的征途中，军士疲惫，死伤无数，沿途所经过的国家都不愿提供后勤保障，部队自身的后勤保障又供应不足，远征军抵达大宛时已是疲惫之师，大宛军队以逸待劳，击败了汉朝的大军。李广利兵败而回，汉武帝大失所望，下令关闭玉门关，不准李广利的部队回来。汉武帝下了死命令：“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这才有了后来的“岂敢遥望酒泉郡，只愿生还玉门关”的感叹。与此同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汉武帝又给李广利增派兵力，仅组织和集结工作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这次的出兵加强了后勤供应力量。6万参战士兵从敦煌出发，还有许多自带衣食兵器随军参战的人也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之中。他们赶着10万头牛、3万多匹马，还有无数的驴、骆驼等军需物资。汉朝军队的大本营设在酒泉，增派18万甲兵戍守酒泉、张掖以北，又设置了居延、休屠两个县护卫酒泉。为保证粮食供给，汉武帝调发全国7种类型的犯罪者远送粮草，运输物资者接连不断，浩浩荡荡的样子一直延伸到敦煌。

    公元前102年，汉朝的远征军围攻大宛，大宛军民杀掉国王求和，交出所有汗血马，任凭远征军选择。这就是史书记载的“宛乃出其善马，另汉自择之。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乃罢而引归。”汗血马得到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汉武帝如愿以偿。为了正本清源，汉武帝以自己的愿望实施了对各类良驹的命名权，他把原来叫做“天马”的乌孙马改名为“西极马”，称汗血马为“天马”。东汉班固《汉书·西域传》有云：“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障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汉书·武帝纪》颜师古引应劭注亦言其“号一日千里”。班固的《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中也详细地记述了这件事情，现在读了仍是血气冲天。

    乡戏

    一阵锣鼓响起，乡村的目光，就全部集中在这里了——我说的是乡戏。

    在中国古老的乡村，几乎都有一座同样古老的戏台。在岁月沧桑中，一代代头顶高粱花的农民，兴致盎然地围坐在戏台前，喜怒哀乐像一条河流，在这里尽情地流淌。

    乡戏，是平静乡村生活中的盐。人们习惯上把乡戏称作唱大戏。所谓大戏，就是传统的折子戏，像《铡美案》《王宝钏》《屠户状元》等等。正义与邪恶的故事、美丽忠贞的爱情故事……乡戏之后，人们久久沉浸在无限的想象之中。

    乡戏，是一种风俗。往往一次乡戏，所牵动的是整个乡村的神经。关于乡戏的一切，会在乡村的各个角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传播，人们像盼望节日一样，盼望着乡戏的到来。

    老人们早早就摆好凳子，衣兜里装满瓜子等消闲的食品；年轻男女则穿上新衣服，人在戏场，心却早就不安分地开始寻找可心的人了。乡戏的日子，是怀春的人儿追求爱情的日子，没有哪一个青年人会错过这良辰吉日。戏台的四周，小摊小贩忙活不已，卖吃的、穿的、用的，还有喝的，在乡村的世界里，可以说应有尽有。小伙子乘机把一袋果干或者雪花膏什么的偷偷塞进姑娘的手中，姑娘则做贼似的把这些东西藏着掖着，羞涩地躲在一边。乡戏场上，谁对谁有意思，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王家的姑娘，李家的小伙，哪一个漂亮，哪一个帅气，都能够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不过，这已是几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人们杀猪宰羊，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剧团的每一个演员。现在，乡戏越来越少见了。电视里丰富多彩的节目看都看不过来，乡戏就更没有市场了。年轻人交流的场所早已转移到了舞场、迪厅和电影院，至于戏台，像一个有病的老人，衰落不堪，辽阔的空地上，长满了荒草。

    诗意的传统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孟浩然的诗句，把我们带入了一个生机盎然的境界。事实上，乡土的中国，传统的农家，无论贵贱贫富，房前屋后，总少不了这样的一幅图画：枣、槐、杨、柳、榆，浓荫如盖，幽静无比。树木的高矮粗细，可以判定家境和居住时间的长短。

    在敦煌，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已经成为一种风俗和传统。人们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豪感，挖开潮湿的泥土，插入新鲜的树枝。一行行、一排排，小树长成大树，大树簇拥成林。树遮阳挡灰，净化空气；抽芽而春到，落叶而知秋；树上麻雀，树下鸡鸭；树上的枝杈，灶下的柴火；树上的顽童，树下的老人。田园景致、自然野趣、家长里短、民间古风，全在一片绿荫之下，化作涓涓溪流，滋润平凡的生活。这样的日子，已经几千年了。

    这是一种诗意的传统。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考察，西方的古建筑材料往往以石为主，而东方则处处可见土木结构的庙宇、民居。树木，更接近自然，更接近生命，因此，在黄土中匍匐了无数个世纪的中国人，其永不停息的追求，如同一棵幼苗，舒展身姿，在根深叶茂的过程中，历经磨难，巍然屹立。树木，寄托了多少美好的向往，寄托了多少纯洁的理想。

    一家人的婴儿出生，同时一颗种子落入泥土，在婴儿的成长中，一棵树记录了生命的里程。在平原、在盆地，一个村庄就是一片森林，一棵树下，就有一个家族。人们从旺盛的枝叶间，看见了生活的希望：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们在青春的树林中，体会了爱情的优美，人面桃花相映红，青梅竹马，记忆难灭，有了树，人们的心灵，有了可以朗诵的空间。

    今天的敦煌，绿树成荫，无论是风沙线上，还是田畴院落；无论是水渠旁边，还是道边地埂，都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栽树、爱树、护树的传统已经生根发芽，那片古老的绿荫中不断有新的枝叶抽出来。

    马灯

    旧时代的马灯，不只是悬在马厩的椽木上的灯。在更加广阔的原野中，走夜路的人们，看见远处微弱的亮光，知道那是马灯在闪烁，知道在孤独的行程中，还有另外一个伙伴，陪伴着自己的脚步。马灯在那个时代，是大地的眼睛。现在，马灯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视野，消失在灿烂的光芒之中。黑夜即将来临，如果没有绚烂的夕阳，人们几乎无法辨认时间的痕迹。华灯初上，连接都市和大小乡镇的公路，点点星火，辉映长空，速度和光的瀑布，缩短了距离，减少了情趣，暴露了所有的秘密。然而，无论怎样，只有马灯保留着一代人心灵的光亮。

    以马为伴的物什，以马为名的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亮在民间，亮在诗歌中。在漫长的黑夜，漫长的道路上，马匹急驰，还有那蹒跚来往的人群，一股股烟尘在黑暗的深处弥漫，人们脸上布满汗珠，马喷出滚热的气流，这时候，真正的回忆，是马灯给予的。

    小小的马灯，如豆的光明，人们看见它，就如同看见了亲人的身影，看见了一扇洞开的门，从此门进去，有温暖的炉火，几碟小菜，一杯烧酒，然后，拥被而眠。人生的境界，大概已到了极致。

    旷野上，几个人围坐在篝火旁，其中的一个人悄悄吹灭马灯，美好的梦想，在火苗上跳动，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甜美的笑容。

    天高月黑，驿站挑起马灯，整个黑夜似乎为之一震，人们的血液也似乎应和马蹄的节奏，加快了步伐。通常，马灯代表着信念和理想。艰险的旅途，只要点亮一盏马灯，也就点亮了无穷无尽的力量。马灯是一种无言的交流，面对马灯，就像面对内心，自言自语、童谣以及祝愿，开始了。

    敦煌绿洲上，最早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了。在丝绸之路的通衢大道上，马车日夜川流不息，马灯，就是黑暗中的航标，也是敦煌夜路上的眼睛。老一辈的敦煌人，在自己不肯丢掉的旧家什中，绝对有一盏马灯。即使在今天，农村里普及了电灯，老人们在晚上喂羊的时候，也习惯提一盏马灯。如豆的油灯，闪烁着过去岁月的光亮，顺着这样的光亮，记忆就复活了，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啊！我曾见过敦煌村庄里的一位老人擦拭马灯的情景：他用一块老羊皮，不停地擦着灯盘和灯罩，擦着，擦着，就开始愣神，愣完神，又开始擦。一段时光就这样过去了，老人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汉简

    现代人发现汉简的情形是这样的：烽燧下的风蚀地，散布着一根根胡杨、红柳木质的细条，它们历经时光的淘刷，已显得十分陈旧了。

    它们张开了说话的嘴巴，那简略的文字，入木三分的墨迹，保留着动情的姿势。一个个时代灰飞烟灭了，史册只记录下浪尖上的风潮，而它们却能够让我们了解更多的细节，为我们窥视历史的隐秘，打开了明亮的通道。

    它们就是以这种被遗弃的方式，为自己证明，为无数无名者的英灵证明，为一块土地的苦难证明。它们的名字叫汉简。它们小小的身躯载负了过多酸楚的记忆。好在命运还算公正，它们没有被严酷的自然所湮没，它们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诺言，坚守着永恒的秘密。

    诏书、律令、檄文、日常的屯戍簿册、字书、兵书、历书、私人书简……一枚枚汉简，描绘了一幅幅历史的真实图画。

    敦煌出土了令世界考古学界震惊的大量的汉简。从汉武帝凿空西域，河西这块土地被强大的农耕文明所浸染，汉简就开始用奔波的血汗和战争的烽烟造就自己了。

    两千多年的岁月，在一枚木简上浓缩着。最初看见它的人们，如同看见了故乡的容貌，汉简上的消息，迅速在荒芜的大地上传播。

    一段木头，能够承担如此的分量，以沉默的本质，让急切的文字闪光，让永存的记忆不朽，这样的木头，谁会不心怀深刻的敬仰，投去赞赏的目光呢？

    敦煌人可能不知道汉简是什么东西，偶尔在烽火台下的灰土里找到一堆小竹棍或小竹片，那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文字，也看不出是什么样的文字，就又悄悄地埋起来，因为有文字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是有灵性的，不敢随意造次，更不能拿去当柴火烧，那上面是不是咒语也说不上。这样的事情，在我生活的村庄就遇到过，后来搞运动的县领导来后听说了，就组织人去挖，还真挖着了，抢救了不少的文物。

    应该说，汉简记载了敦煌人或者说曾经生活在敦煌的人的信息和记忆，它绝对要列入敦煌人的精神史，也绝对算是敦煌的风物。

    常书鸿故居

    几乎所有知道敦煌莫高窟的人都知道常书鸿。被称之为“莫高窟保护神”的常书鸿，伴随九层佛阁檐角铁马的叮当之声，画窟青灯，皓首穷经，度过了四十年的岁月。对于莫高窟来说，四十年，只是它漫长历史的一朵浪花，然而正是这一朵璀璨的浪花，铸就了常书鸿光辉的人生，使莫高窟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文化复兴时代。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集聚地，是各个民族和不同种族的人们进行交流的历史舞台，也是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创造的辉煌绿洲。这里聚集了人们“不灭的灵魂”，这里蕴藏着向往和平的无限光源。

    正是这样一个艺术的殿堂，心灵的圣地，深深吸引着常书鸿。1942年秋天，著名古建筑学者梁思成教授找到了常书鸿，促成了常书鸿此生难忘的敦煌之行。当时的常书鸿毫不犹豫地“摒挡一切，破釜沉舟”轻装去了敦煌，用四十年的艰苦探索和人生实践，完成了心灵对艺术的朝圣。

    走进常书鸿故居，宁静的四合小院古色古香，院落中的梨树果实累累，长势旺盛的八瓣梅花团锦簇，长留着无尽的思念。

    常先生的故居，只有三间小屋，正屋是一间客厅，摆放着一张方桌，两把古旧的椅子，正面墙上悬挂着常先生的遗像，音容笑貌，依然如旧；右侧是一尊常先生的青铜雕像，庄严肃穆，旁边是江泽民、邹家华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唁电和题词；左侧摆放着常先生曾经用餐的小木桌，上方是泥墙掏空的书柜……

    一间小屋是常先生家人的住室，陈设俭朴，摆放着日常的生活用具；另一间小屋，是常先生的书房，有一个宽大的土炕，有一张书桌，书桌上摆放着一盏马灯和一盏煤油灯……

    常先生曾说过，来到敦煌，走进莫高窟，是决定人生的相逢。常先生无悔的选择，四十年风雨无阻，四十年含辛茹苦，像莫高窟前挺拔高耸的白杨，其顽强不屈的形象，将长留人间，与莫高窟同在。

    常书鸿并非敦煌人士，但几十年扎根敦煌，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敦煌，应该说，他是一个敦煌人，敦煌永远记住的一个人。在敦煌五彩缤纷的大地上，他是一丛摇曳的红柳，更是一尊展示敦煌风采的雕塑。

    大概是十年前，父亲说，去看看老爷子。在我们的村庄，德高望重的老人，统称为“老爷子”。那时，正是清明，敦煌绿洲上春意盎然，桃花和梨花刚刚开过，青青的麦苗铺满大地，柳暗花明，清新舒爽。

    我们的村庄名叫新店台，是敦煌东缘最偏僻的村庄，与莫高窟相隔十多公里。早些年，莫高窟的研究人员下放到我们村搞“四清”运动，村上的人就是从那时开始认识“老爷子”的。老爷子的名字叫常书鸿。

    在我的记忆里，老爷子和蔼可亲，常常走家串户，吃在村里，住在村里。村里的副业队也因此承揽了莫高窟的防沙工程，挣了不少钱。村里的人，都把老爷子当做恩人。记得父亲带着我去莫高窟送蔬菜，我们从马车上卸下芹菜、萝卜、辣椒、西红柿、黄瓜，老爷子就拦住我们，必须在莫高窟的食堂里吃完饭再走。吃了饭，老爷子还把我们领进他家的小院，小院里的梨树上缀满了果实，他亲自摘下一兜子，让我们带回去。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他就塞给我一把糖果，临走，还不忘给乡亲们带一些糕点。后来，我才知道，老爷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从小在杭州长大，还出国留洋，年轻的时候，就是个大画家。1943年来到敦煌，1944年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

    读着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对老爷子的崇敬就油然而生。自从1900年发现敦煌藏经洞后，在一代人的努力下“敦煌学”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但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而以常书鸿为代表的几代敦煌文物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使敦煌莫高窟的700多个洞窟的45000多平方米的壁画，藏经洞出土的4000多卷古代文献，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和研究，使得这座东方沙漠中的历史文化名胜闻名于世，把“敦煌学”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1994年常书鸿去世后，每年的四月初八，村上的人都会在他的坟上磕头烧香。莫高窟东面，是一片寸草不生的沙砾坡地，这里是敦煌研究院的墓地，常书鸿墓就在这里。赵朴初盛赞常书鸿是“敦煌守护神”。如今，这五个字就镌刻在常书鸿的墓前。我知道，这片沙地，是常先生散步的地方，每当晨光熹微或者晚霞普照，他孤独的身影一次次在这里徜徉、徘徊，也许，他早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永远的安身之所。我在常先生的墓前，放了他爱吃的桃干和杏干，代表父亲和全村老老少少磕了头。窦妈陪着我，忍不住掉了眼泪。

    那时候，常书鸿故居还没有对外开放，窦妈是常书鸿一家的保姆，管理着常书鸿故居的日常事务，窦妈说，到老爷子的老房子看看。我就随她去了莫高窟上寺的一排平房，那是莫高窟最早的办公区，常书鸿故居也在那里。

    常书鸿故居，被窦妈打扫得窗明几净。朴实的土坑，简陋的书桌，土书架、油灯，几乎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从巴黎的繁华世界来到这大漠深处，为了敦煌艺术，舍身忘我，甘做苦行僧，生活上的清贫也就在所难免。这一切，没有超凡的胸襟，没有坚韧的毅力，是无法做到的。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曾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他所说的“未完成的工作”，就是敦煌艺术的发扬光大。

    走进那间熟悉的黄泥小屋，几棵梨树已是浓荫蔽日，尤其那一部老式手摇电话机引起了我的注意。小时候，我总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黑乎乎的稀奇怪物，常先生说那是电话，还拨了一个电话让我听……一切，都像从前一样，书桌玻璃台板下压着的常书鸿生前的墨迹让人肃然起敬：“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人间乐，西出阳关故人多。”横批是：“敦煌乐”。常先生的故居，两个房间相连，一间是卧室，一间是他办公和会客用的，虽然条件十分简陋，可是就在这里，常先生接待了无数的国内和国际要人。张大千也在这个院子里住过，他的房间不大，一进门正对着的那堵墙上有他画的竹子，据说是后来工作人员剥离出来的，线条有点模糊，房间光线也不太亮，但是可以依稀看见竹子的模样，笔力挺拔，惟妙惟肖。那时候没有沙发，他们就用泥巴堆砌成沙发的样子，上面抹一层石灰。

    敦煌是许多人非常向往的地方，大漠绿洲，璀璨晶莹。但在这条大泉河谷里，却是无限的宁静和寂寞。对于这样的寂寞，一时还可以忍受，若几十年如一日，就需要信念和勇气了。

    先生常说：“人活着，就要有点精神，我的许多精神就是来源于敦煌的寂寞。”几代敦煌学人曾经有过这样的人生信条：“进了莫高窟，就是敦煌人。”后来，这句话更升华为：“生为敦煌人，死为敦煌魂！”就是这样，常先生用自己的人生实践和人格魅力带出了一支又一支甘愿奉献的队伍。

    如今的常书鸿故居已经整修一新，免费开放，在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60周年的喜庆日子，莫高窟的艺术家们还制作了两座常书鸿先生的雕像，一座高为2.8米的半身雕像，安放在敦煌研究院敦煌院部办公楼前的花坛中；一座高为0.9米的胸像，安放于莫高窟中寺常书鸿先生故居的院子中。回想起他的音容笑貌，不由地让人想起他辉煌的人生足迹：

    常书鸿（1904年—1994年），满族，生于浙江杭州，1923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并留校任美术教员。1927年6月赴法国，10月考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为公费生。1932年夏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里昂国立美术学校，并通过里昂油画家赴巴黎学习的公费奖学金考试，1933年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新古典主义画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劳朗斯画室学习。1934年发起成立“中国艺术家学会”，参加者有常书鸿、王临乙、吕斯百、刘开渠、陈之秀、王子云、余炳烈等20多人。在此期间所绘油画《梳妆》《病妇》《裸女》，静物画《葡萄》等作品，曾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葡萄》后来被时任法国教育部次长伊斯曼选定，收归法国国有，《沙娜画像》被巴黎近代美术馆收藏（现藏于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裸女》在1934年里昂春季沙龙展中获得美术家学会的金质奖章并被收藏，现藏于里昂国立美术馆。在法国国家沙龙展中先后获金质奖章三枚、银质奖章二枚、荣誉奖一枚，并因此成为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法国肖像画家协会会员。1942年开展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组建工作，任筹委会副主任。1943年3月24日来到敦煌莫高窟，在满目苍凉、残垣断壁的寺院中，建立起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实施了对敦煌艺术的初级保护，以及壁画、彩塑的考察、临摹、研究等工作。在漫长的岁月里，画窟青灯，耗尽心血，常先生始终如一地将敦煌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持为己任，成为中国石窟艺术保护与研究的先驱。

    阳关风土

    ——记敦煌阳关自然保护区

    到过敦煌的人，都为戈壁绿洲的明艳而惊叹。敦煌西南部的阳关，却因为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千古绝唱，绵绵的惆怅，把人们引向了一个亘古的不毛之地。然而，那里却有另外一番奇异的景象，广阔的湿地和草原，阻挡着库姆塔格流沙的东渡，成为文化名城敦煌的绿色屏障。这，就是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此景只应天上有

    出敦煌市区，西行90公里，一座岩岗之上的烽火台高高矗立，汉帝国边防哨所的颓废一览无余。而从这里折向西南，荒芜的古战场突然间水光潋滟、群鸟翔集、草色青青，如同敦煌壁画中的极乐世界。

    此时正值初冬，踏着一层薄霜，我们走进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望无际的芦苇，好似金色的海洋，一点儿也没有冬天的肃杀；无数条溪流汇集而成的渥洼池，湖水碧蓝，湖面上，老鹰在盘桓，巡视自己的领地；更远处的雪山、沙丘，与之交相辉映，宁静、安详、凄美，像是一部从未面世的天然画卷，人在其中，读自然，也在读自己。

    这是一片自然地理中的坳陷之地，处于河西走廊坳陷地的西部边缘和祁连山的褶皱带，是一块聚集水源、聚集阳光、聚集动植物的小盆地，囊括了阿尔金山东南边缘山前阶地和冲积洪积山前砾石戈壁平原的一部分。整个儿看，它把典型的西部地形地貌浓缩为精致的模型，呈现了无限的自然奇观。

    戈壁上的沙生植物王国

    在敦煌阳关自然保护区，分布最广、最稠密的植物是芦苇。但走进保护区的深处，各种各样的植物沿着泉水的流向，在大漠戈壁晕染着鲜嫩诱人的绿色。沙丘之上，飘荡着稀疏的枝条，支撑这些枝条的，是沙丘之中盘根错节的红柳，只要稍稍拨开沙土，红柳粗大的根系就裸露出来。在这面积8.8178万公顷的保护区内，共有种子植物141种，5变种（或亚种），分属于34科，99属。除荒漠地区的优势物种外，还有许多湿地植物，如眼子菜、水麦冬、海韭菜、芦苇、香蒲、沼生柳叶菜、苔草等。种子植物中，有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濒危植物4种，即胡杨、梭梭、裸果木、膜果麻黄，其中裸果木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尤其是原始树种胡杨，耸立于戈壁沙丘，抖动一身金黄的叶片，迎送晨光和夕阳。那五彩缤纷的植物世界，堪称戈壁上的沙生植物园。

    野生动物的乐园

    有了一条条泉水，有了广阔的湿地和草原，就有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保护区内已知的哺乳动物有35种，鱼类7种，且多数为我国西北地区特有。林蛙和花背蟾蜍为我国特有种，其中林蛙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保护区内记录的爬行动物有14种，其中蜥蜴类10种，蛇类4种；昆虫近40种。已知的哺乳动物中，列入《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名录》的有岩羊、盘羊、黄羊、鹅喉羚、双峰驼、兔狲、猞猁等7种；列入《IUCN红色名录》的有岩羊、盘羊、黄羊、鹅喉羚、双峰驼、猞猁、五趾心颅跳鼠、三趾心颅跳鼠、长耳跳鼠、巨泡五趾跳鼠、虎鼬等11种；列入《濒危野生动物国际贸易公约》的有盘羊、狼、猞猁等3种；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有盘羊、黄羊、鹅喉羚、双峰驼、狼、虎鼬等6种，其中多数为“濒危”等级。在采访中，我们有幸目睹了黄羊的身影，它矜持地看了我们一眼，就迅速跑开了。据说，从前黄羊是成群出没的，前一段时间已经绝迹，现在保护区成立了，生态逐步恢复，又有了黄羊的影子。

    鸟的天堂

    阳关自然保护区的湿地不仅是敦煌市和莫高窟的第一道天然生态屏障，还是我国西部荒漠区重要的候鸟栖息地之一，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为大量候鸟栖息、繁衍提供了理想的自然环境，对南北候鸟的顺利迁徙和中转，以及它们正常的繁殖和越冬提供了保证。在这里，列入《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名录》的有黑鹳、白鹳、白琵鹭、大天鹅、鸢、草原雕、猎隼、燕隼、红隼、纵纹腹小鸮、蓑羽鹤等十几种；列入《IUCN红色名录》的有白鹳、蓑羽鹤等2种；列入《濒危野生动物国际贸易公约》的有黑鹳、白琵鹭、猎隼、燕隼、红隼、鸢、纵纹腹小鸮、蓑羽鹤等8种；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有黑鹳、大天鹅、白琵鹭3种。

    在渥洼池，在更远的水域，鸟儿们的自由快乐感染了我们。从摇曳的草丛看过去，一切都是那么和谐，那么美，鸟儿的叫声传得很远很远，让人突然间对自己发问：这就是阳关吗？这就是阳关所在的荒芜吗？现在看来，与这些鸟儿对视，看它们活泼可爱的样子，比故人在身边，更多了些心灵的澄亮。

    敦煌博物馆

    走进敦煌，要了解敦煌博大精深的历史，就不能不去敦煌博物馆。

    敦煌博物馆坐落在敦煌市东大街，是一座古色古香而又充满现代气息的建筑，其院落中的大型骆驼雕塑，展示了作为丝绸之路咽喉要道上的古敦煌商旅往来，兴旺发达的景象。

    敦煌博物馆，现有馆藏文物3000多件，主要分陶器、石器、写经、汉简、丝绸、铜铁器、货币、珠玉、木器、书画等14大类。藏品中有出自莫高窟藏经洞的汉文、古藏文写本。80多件汉文写本中，有珍贵的唐代《地志》和《妙法莲花经》，宋代的《塔经》等。

    在敦煌博物馆参观，历史的河流在这里凝固，古老的生活画卷在这里展现。瀚海绿洲、丝绸古道、关隘要塞、长城烽燧、石窟寺庙、石室文书、流沙坠简……令人流连忘返，思绪万千。

    从汉武帝时建郡立县，距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的敦煌，以它无可比拟的丰采，演绎了无数悲壮动人的故事，谱写了一曲曲中西交流的赞歌。如果说敦煌的每一块石头都能讲述一段传说，那么，敦煌博物馆的每一件文物，必定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在敦煌博物馆，人们才能够真正体会敦煌的博大精深，体会敦煌艺术的无限魅力。从莫高窟到阳关、玉门关，从月牙泉到鸣沙山，所有的名胜古迹，都被一件件文物用历史的线索串联起来，形成一道五彩缤纷的艺术画廊。

    读史鉴今，敦煌博物馆不仅是一个了解敦煌的窗口，更是一部浓缩的东方文化史，还是一处风俗、风物的展览馆。有了它，我们的目光变得更加敏锐、更加自信；有了它，我们变得更加一往无前、更加势不可挡。

    游走的佃人

    人们在田野上劳动，春种秋收，辛苦的汗水换来了丰富的收获。而那些到处流浪的人，则只能出卖自己的体力。他们是一群丧失土地的人，他们四处走动，像一只只觅食的老鼠，灰头土脸，小心翼翼。我想象着，在唐朝那样一个大时代，一些人因为这样那样的悲惨遭遇，因为这样那样的命运多舛，而成为无家可归的人。为了生活，他们追随着土地，在土地上奔波，拖儿带女，拖家带口，一路上的风霜使他们苍老，无依无着的境遇，使他们身心疲惫。他们像乞讨一样租用别人的土地，这就是我要讲述的佃人。吐鲁番、敦煌出土唐前期的一些租佃契约，证明不少佃农还交纳定额租，契约规定交租不能违期，租要“净好”，否则要受惩罚。从这些文书中可以看到，当时不论种植粟、豆、麦，都要交纳相当繁重的租粮。这些文书中的佃人虽不能认定便是客户，但可以肯定，那时候的佃食客户，也一定是处于与封建佃农同等地位的。历史发展表明，这部分逃户所走的“佃食”“农作”的道路，正是日后广大破产农民普遍所走的道路。

    在那个时代的敦煌，最先来到绿洲丰腴处的人，跑马般圈了一大块地，当时的政权组织也认可了这些土地的合法性，而后来者就只好望地兴叹了。

    绿洲的情形是这样，水决定了土地的价值，到处都是土地，而水却只有一条溪流或者一眼泉水。酷烈的阳光下，水是维持植物生长的首要因素，没有了水，植物就要枯死，庄稼则没有收成，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所谓的丰腴之地，就是占有了水源的那些土地。

    敦煌文书和有关历史记载中表明，在唐代，敦煌已经有大量的棉花种植。棉花作为一种利润空间较大的经济作物，种植和收获都相当耗时耗力。当地的大户人家或者世族，都把自己多余的土地让闲散的流民来种植，主要方式是按照契约上的约定，佃户交纳一定的“租金”，一般是用实物顶替。比如租用土地种麦子的，交纳一定数量的麦子；租用土地种棉花的，则要交纳一定数量的皮棉。

    这些佃户一年之中不仅要付出辛勤的劳动，而且还要看老天爷的脸色。遇到干旱或者洪涝，颗粒无收，只好再租种一年，弥补去年的亏欠。年复一年，遇上好年辰，日子就算过去了，遇到饥荒年，则沦为奴婢。所以，大多数的佃户都成为大户人家或者世族的雇佣工，所欠的债务，祖祖辈辈都在偿还。有些利滚利的债务，已经说不清楚有多少了。佃户的人身自由就这样被剥夺了。

    敦煌绿洲上，财富在繁衍。一颗颗种子发芽、出苗、成长、抽穗、成熟，时间在积累着，果实也在积累着，但那些佃人的眼泪所积累的，又是什么呢？

    戈壁上的黄昏

    黄昏是一只金色的大鸟，领着一群它的孩子。这是姑妈的故事中常常出现的一个意象，在姑妈的语言世界里，黄昏被涂抹上了最尊贵、最美好的颜色，幸福的人们都是在黄昏，走进了茂密的沙枣林，沙枣花的芳香，也像一只金色的大鸟，领着它的一群孩子。

    戈壁边缘的一座村庄，人们习惯了在黄昏的时候，坐在门前的木头上，遥望远方。单调的生活中，只有短暂的黄昏时刻，让他们充满遐想。

    我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敦煌东部，绿洲逐渐萎缩，而戈壁呈扇面扩展，正好覆盖人的视野。尤其是夏日黄昏，清风徐来，那只金色的大鸟和它的孩子，就来问候你。而我，每晚安坐于油灯下，听姑妈讲故事。故事中的男人贫苦而勤劳，在戈壁上早出晚归，一直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突然有一天，那是在一个彩霞满天的黄昏，男人救治了一只受伤的兔子，从此，他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每当黄昏，那只兔子都给男人送来金银财宝，男人建了房、买了地，终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姑妈讲的很多故事，都有这样的情节，因而，戈壁上的黄昏，在我的脑海里，总是上演着姑妈的故事。我就是在这样的故事中，融入荒凉的戈壁景观的。

    没有过戈壁生活经历的人，不知道戈壁的情形。它是那种大而无当、无法琢磨的景致，视线所及，空茫一片，即使最老练的行走者，也会对戈壁有所敬畏。村上的老人说过，黄昏时的戈壁是个“骚女人”，她变幻各种诱人的风景，把拉骆驼的年轻男人引到干旱荒凉的极致。说这话的时候，老人显得十分恐惧，听者的心头，也袭来丝丝凉气。

    坐在家门口的木头上，视野沿着戈壁展开的扇面放开，心情是不一样的。无论想象奔驰到哪儿，最后仍然会回到那根光滑的木头上。有时候，我竟不住走向远处的沙枣林，那是一片茂盛的沙枣林，清冽的泉水养育了沙枣树，许多杂草缠绕着沙枣树，使那里成为一个“百草园”。人在其中，惊动了许多安享宁静的动物，扰乱了黄昏的光线。在我看来，沙枣林里，绝对有一只受伤的兔子等待我去救助，而那只被我救治的兔子很可能变成身材苗条的少女，依偎着我，走进沙枣林的深处，在人所不知道的世外桃源，开始我们美好的生活。

    大概在我15岁的时候，一次我一个人走进戈壁深处，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好奇，催着我往前走。从早晨到中午，刺眼的阳光使人眩晕，我躺在戈壁上，眯着眼睛看天空，天空的蔚蓝与深邃，也很容易让人陷入有别于常态的虚幻状态。那次，强烈的理智使我返回村庄，已是黄昏。黄昏的万道金光，的确就像一只金色的大鸟带领着它的孩子们，那种欢呼雀跃的活力，自始至终灌注于人的身心。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一只神通广大的兔子的存在，同时我也认为，那只兔子的受伤，肯定是在检验我的善良。只是，要等来那只兔子，还需要静心地守望。

    骆驼店

    绿洲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在外人看来，周边的沙漠和戈壁就像一群狼和狮子，而绿洲是一只羊，或者绿洲就是沙漠和戈壁上的一堆苹果，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枯萎。但绿洲却始终鲜嫩。

    没有绿洲生活经验的人，总不理解人们缓慢的节奏，想象着骑一匹马，一鞭到天涯。可绿洲上的人，很少骑马，他们的毛驴车、骆驼车，吱扭吱扭地前行，不紧不慢。远方的来客也是一样，坐着毛驴车、骆驼车，一天一天地赶路，走到一个绿洲算一个绿洲，走到一个绿洲就在一个绿洲安营扎寨一阵子，这样，就有了骆驼店。

    骆驼在绿洲地带有着特殊的位置，它像一堆漂移的沙丘，混迹于戈壁沙漠之间，让戈壁和沙漠一阵疑惑，而它的大脚掌踩在沙地或碎石地上，一下一下，无声而致远。等风沙回过神来，骆驼们已经在骆驼店吃青草了。

    骆驼店矗立在绿洲边缘的大道旁，一排黄泥小屋，一排畜圈，中间有一口井，井边则是一溜水槽。只要看见远处有时断时续飞扬的尘土，就知道有骆驼车来了。骆驼店的伙计们生火做饭，煮拉条面炒辣子白菜，等骆驼脖子上的铃铛声越来越近，骆驼客的吆喝声到了门前，菜炒好了，面也煮熟了，骆驼客脸也不洗手也不擦，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的时候，手里还拿一根粗粗的葱，一口面一口菜一口葱，很是惬意。

    骆驼车的到来，为绿洲运来了各种各样绿洲之外的生活日用品。一方面，这是人们物质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这些生活日用品也带来了外界的消息。每一次骆驼车的到来，都会引起人们的激动，骆驼车上有人们常见的东西，也有一部分人们没有见过的东西，人们的购买和交换欲望在骆驼车到来的时候，已经是急不可耐了。女人们首先挤在骆驼车边上，挑拣着各色的布料，对于孩子们做梦都想品尝的水果糖，她们却无动于衷，直到谁家的孩子愤怒了，哭声号啕，母亲们才舍不得地买几块。男人需要的东西基本上就是烟和酒，他们会远远地看着，先让女人安排好生活用度，再衡量自己的经济条件，买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在骆驼店，有骆驼车来的时候，村里的人都来了。

    骆驼店在没有骆驼客的时候，人们聚集在这里耍牛九牌。牌是骆驼客带来的，耍法是骆驼客教的，骆驼客走了，绿洲上的人们并不寂寞。

    党金果勒河峡谷

    有一条峡谷，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村庄的故事里常常提到它。村庄里的老人在故事中是这样表述的：那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条很深很深的大峡谷。起初，我以为它只是故事中某个无关紧要的地点。后来，在我听到的其他故事中，都多多少少提到它，我就觉得，它一定和这座村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我们的生活有着神秘的关联。

    就这样，那条河谷，像一个诱惑，从故事进入我的内心。

    我一直想象着，那条河谷被鲜花和野草覆盖，它的波涛就是整个草原的波涛，就是春风的波涛和夏季麦子的波涛。因为在广阔的绿洲上，一条河谷的波涛，就是绿洲跳动的脉搏。

    我想，沿着田野里的大渠，应该就可以看见那条河谷。事实上，我是幼稚的。大渠，到了高大的水库，就被高高的拦河坝挡住了。我坐着村里的拖拉机一颠一簸地走了五十公里的路，从早晨到黄昏，连拖拉机都有些疲惫了，人则被摇晃得散了骨架。走下拖拉机，我就躺在水库的工棚里不吃不喝，而长辈们都去水库的工地干活了。

    水库的背面，一定是峡谷。我吃力地爬上一级级台阶，站在拦河坝上。水波微澜，细风清凉，没有峡谷的影子。晚上，刚刚吃过饭，人们就呼呼大睡了，看来实在是太累了，没有人想起一条河谷，人们只是想办法把那无垠的水拦住，在需要的时候，把它浇灌到农田里。我的第一次寻找失败了。

    父亲一直在水库上做工，有一年春节，他大年三十才回来，带了不少的鸟蛋，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鸟蛋。父亲说，那是沙鸡蛋，上游来了洪水，沙鸡无处藏身，冻死的沙鸡在水上漂，沙鸡蛋也在河边漂了不少。一说到河，我就急切地问起了河谷。父亲告诉我，水库边上根本没有河谷，水库收集了戈壁上的溪流，很多很多的溪流，才把水积累起来。河谷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大概在大雪山的腹地。村上的人，谁也没有去过。

    连父亲也没有去过的峡谷，就这样诱惑了我十八年。当我刚刚满十八岁的时候，父亲说，很远的地方，需要一个牧工，你去那里放羊吧。在村庄里，男孩子长到了十八岁，就是男人了，男人不能老待在家里，男人应该支撑起半个家。就这样，我以一个男人的身份，走出村庄，去了远方。

    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去的那个在一般人看来苦寒寂寞的远方，就是我日思夜想的党金果勒峡谷。那里有成片成片肥沃的牧场。党金果勒是蒙古语，意思是肥沃的草原，党金果勒的名字和那成片成片的牧场是一模一样的肥沃。同样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那条峡谷的河水，并不是汹涌澎湃的样子，而是一股一股的溪流；峡谷也不是千仞绝壁，而是平缓的沟壑。这和我想象中的峡谷是两码事，与我想象中的河流，也是两码事。到现在，我仍然弄不明白，那样的小溪流，怎么就能够流一千多里地，流进我们的村庄。

    我在那片草场，在那条河谷整整生活了五年。五年中，草场和河谷里的景物，对我来说已是了若指掌，倒是生我养我的村庄，越来越模糊了。虽然有时候我摘一朵小花扔进溪流，希望那朵小花能被村庄里的一位姑娘拣到，但那已是一种很遥远的心情了。

    后来，在那片草场，我拥有了自己的一座帐篷，有了自己的妻子，有了自己胖墩墩的儿子。为了让儿子也有一个和他父亲一样梦，我给他起名叫“党金果勒”。

    风

    风是戈壁的特产，没有风，就没有戈壁的辽阔。有南方的朋友曾发问，戈壁为什么无边无际，我告诉他，那是风吹的。风吹着，吹着，就把戈壁吹远了。事实上，只有戈壁上的风才能长驱直入，吹向远方。而平原上的风，被树木遮挡，吹一会儿就失去了后劲。

    我是在戈壁上长大的，同时也是在风中长大的。

    一场风，改变了大地的模样，像是经历了一场浩劫。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在三十年前的春天。当时我们一家人正准备吃晚饭，就有人喊：“刮大风了，刮大风了！”我们就赶紧走出院门，关好羊圈的门，把自家的天窗堵实，又把门用木棒顶起来，屋子里霎时黑了下来。那天夜里，只听得呼呼的风声铺天盖地，像要把房子吹走似的。低矮的黄泥小屋本来就不是很坚固，大风袭来，就如同大海上飘摇的小木船，在人的心理上，没有丝毫的安全感。一家人挤在被窝里，谁也不说话，不说话的原因是一张口，就会吃一口沙土。屋子里，弥漫着呛人的沙土，能感觉到它们一颗颗落在脸上。

    一夜过去了，风终于停了。

    我们要出门，门却推不开，父亲从窗户跳出去，把淤积在门前的一大堆沙土移开，才能出门。院子里，墙根边堆满了沙土。再看后院里的羊圈，墙被风吹倒，压死了一只小羊。其他的几只羊已不知去向。

    父亲忙着去找羊，这是一家人一年的指望。而我们几个孩子，则忙着打扫家里的尘土。这场风有多大，我没有亲眼目睹，但看见大地上一片狼藉，我就知道，这是一场罕见的大风。田野上的树被吹断了枝条，刚刚冒出绿苗的麦子，大部分被风连根吹掉。村庄里的人，被一场大风吹走了欢乐和希望。

    还有一次风中的经历是我猝不及防的。大概是十八岁的那年，我在大戈壁上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从三危山谷往回走。三危山是敦煌最著名的山峰，在它的峡谷里，隐藏着举世闻名的莫高窟。那次，我是学着古代僧人的样子去朝拜莫高窟的，不想，回来的路上，从天边压过来黑压压的一片沙尘，我突然意识到：不好了，刮沙尘暴了。在戈壁上，风越来越大，卷起地上的尘土，就演变为沙尘暴。比起狂风来，沙尘暴是风中的老虎和豹子，有席卷一切的威力。我赶紧把自行车推到背风处，脸朝地面趴下。

    只听得一阵噼里啪啦沙尘敲打自行车的声音，也感觉到细碎的石头打在衣服上，但人不敢抬头或站直身子，那样会被风吹坏皮肤或吹走。大约有一个多小时，沙尘的前锋已经过去，风已没有势如破竹的猛劲，我才慢慢地爬起来，身上被厚厚的沙尘埋住了，一下子还无法起身。

    风，戈壁上的风，吹向四方，吹向遥远的天际。在风中，人在土地上生了根；在风中，人的骨头越来越硬；在风中，人的思念和希望随风飘扬，越过苦难，越过悲伤，在泪水中，构成了戈壁和人共同成长的历史。

    异乡

    一直在长城地带游走，也一直有一个悲凉的疑问：如此荒凉广阔的地域，如何存留下缕缕的思乡之情？是什么，滋养了一代代戍守者的男儿情怀？在一段段长城荒芜的背景里，我想象着一个人或一群人，面朝戈壁，背对故乡，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戍守生涯，生死未卜，妻儿老小，音信全无，内心的痛苦，一如这漫卷的风，呼啦啦展开，吹向遥远的地方。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事物，为他们分担。

    我抓起一把沙土，顺风扬起，一股土雾缓缓升起又缓缓落下，就像时间，飘散于茫茫的天空，该遗忘的，全部都遗忘了。

    然而，有一种东西不能遗忘，那就是一个人的异乡。就像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所说的那样：他乡是一面负向的镜子。旅人认出那微小的部分是属于他的，却发现那庞大的部分是他未曾拥有，也永远不会拥有的。那些戍守者，背井离乡来到他乡，依依不舍中，流露出的是不得已的神情。在异乡的那些日子里，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新颖的，但在漫长岁月的煎熬之中，他乡，就在戍守者的心目中，渐渐赋予了故乡的某些特征。这也是一种不得已的情况。

    在戈壁，在长城地带，要么你想象，要么你悲伤。悲伤并不是人的天性，而想象却弥补了自然的缺陷。我去过许多古代的边关要塞，作为一个与自然环境完全脱离的旅行者，我仅仅是过客。在苦涩的回忆中，我始终坚信：世界是人的观念构筑的，每一个地方，在人的头脑中，都有特定的意义。他们可能是家乡或者异乡，是亲切的或者危险的，令人向往的或令人恐惧的。每一处有意义的地方，都成为我们存在的环境并构成我们存在的意义。

    一片荒原的意义，一段长城的意义，戍守者把它们全部融入了自己细微的生活之中，使原本机械的、杀机四伏的时光变得美好起来。

    这使我想起了在卡尔维诺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有一个名叫比希巴的地方，他所描述的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在比希巴有这样的信仰流传：有另一个比希巴悬在天上，城市最崇高的德性与情感都位居那儿，如果地上的比希巴以天上的比希巴为典范，两座城市就会合二为一。”传说中的比希巴是一座纯金之城，有银制的锁和钻石门，可以说是一座宝石城，全部是细致的镶嵌，是在最珍贵的材料上殚精竭虑、费力费神的成果。比希巴的居民对这个信仰笃信不疑，他们崇敬一切让他们想起天上城市的事物，他们收集贵重金属和珍奇宝石，他们弃绝那些转瞬即逝的奢侈纵欲，他们表现出各种镇静沉着的样态。

    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欲望之地，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地方。如同莎士比亚所说：世界是由梦幻的质料构成的。我想，也许正是因为那些戍守者心存梦幻，才使无情的大漠和血腥的战争有了合理的解释。

    这使我又想起了欧洲人。欧洲文化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就是将异域理想化为人间乐园，这种心理也是西方地理大发现与资本大扩张的精神动力。虽然，戍守者并没有把自己要去的地方，理想化为人间乐园，但他们去了，带着自己的传统，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那样：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无论去了什么地方，他们心中的乐园，仍然是自己的故土，既然故土难回，那么，他乡也就逐步幻化为故土了。

    过去的敦煌

    在西北，自然的空阔和博大的景象让人唏嘘，而那些遗落于自然空间的历史遗迹也是惊心动魄。就像日本东京大学杉山正明教授在其著作《丝绸之路与中国古代文明》中所说的那样，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和时代都在发生巨变。而中国，现在已成为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泱泱大国。“探险家”们踏查过的亚洲内陆各地、帕米尔高原的东西南北，自沙皇俄国和清朝政府相互对峙的18世纪后半期以来，大约经过200年，业已物换星移，演变成“开放空间”。贯通欧亚大陆和所谓“丝绸之路”地域的通道，如今正开启大门。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人们格外关注敦煌。因为敦煌积累了这一广大地区的文化精髓，人们能够从这里体会和了解另一个时代，甚至很远很远的过去。

    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贝格曼在新疆孔雀河一条支流发现小河墓地，并把这里出土的几具人骨带回欧洲。经德国人类学家鉴定，楼兰人属于原始欧洲人种。换言之，欧洲人种（高加索人种）向东方最远分布到楼兰，蒙古人种（黄色人种）与欧洲人种的分界，就在楼兰与敦煌之间。这说明，在遥远的年代，人类的迁徙和迁徙过程中形成的种族圈，已经渗透到了敦煌。后来随着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敦煌已是迁徙者、旅行者、传道者、贩运者的向往之地。

    牛津大学教授贡布里希在描述这样的情景时说，论地理，欧洲人跟中国遥相暌隔，然而艺术史家和文明史家知道，这地域的悬隔未尝阻碍东西方之间所建立的必不可少的相互接触。跟今天的常情相比，古人大概比我们更坚毅，更大胆。商人、工匠、民间歌手或木偶戏班在某天决定动身启程，就会加入商旅队伍，漫游丝绸之路，穿过草原和沙漠，骑马或步行走上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寻求着工作和盈利的机会……我相信到处流动的工匠们也把一些绘画方法带到亚洲，我们在敦煌和其他地方发现了他们的作品。他们从希腊和罗马绘画中学会了一些表示光线和大气的方法，并把那些技巧纳入了自己的技术范围。早在汉代，就有一些装饰艺术母体从欧洲传入中国，特别是葡萄叶纹及葡萄饰，还有莲花纹。这些花卉旋涡纹已被中国工匠改造后用在了银器和陶器上。

    这让我想起了莫高窟。千年以来，莫高窟一直以它灿烂夺目的光芒映照着敦煌。古代的商旅、使者，在到达敦煌的那一刻，内心激动不已，就像回到了久别的故乡。故乡的情景，在这里有着一一对应的参照物。比如，那些整齐而生机勃发的庄稼，比如，那些晶莹剔透如水晶玛瑙般的树木，还有那些经年流淌的河水、泉水，至于那些琳琅满目的水果，更是让他们醉心、醉神。敦煌作为一个地名，它早已是神赐的地方了。

    在那个大规模的开凿时代，敦煌东南部的鸣沙山与三危山之间的狭小的谷壑间，斧凿声声，仔细听，那里面充满了虔诚的感恩和自信。九死一生的人，流血流汗的人，冥冥之中相信，在敦煌的某个地方绝对存在一位超乎自然之力的神，把他们平安地送到了敦煌。而另外一些职业宗教家，到处奔走，在敦煌，也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之地。

    按照佛教的方式，敦煌莫高窟逐渐汇集了众多的神像和壁画，他们共同阐释了人类的生死悲苦乐，轮回的观念，把人们从绝望的境地引向希望的境界。

    近年来，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对莫高窟的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人们所熟悉的莫高窟南区洞窟相对应的北区石窟，通过发掘，有了重大的发现。现在这些洞窟业已向游人开放。研究者认为，这些洞窟是当年僧侣们坐禅修行、生活起居的场所。仔细观察这些毫无修饰、四壁皆空、矮小黑暗的北区石窟，你会感觉得出当年僧侣们的生活与南区华丽洞窟中的佛事活动有着截然不同的景象，清静、寂寞成为石窟主人的生活基调。据说，当年敦煌的百姓出家为僧者人数众多，他们离开并不遥远的亲人，舍弃人间烟火，遁入空门，坐进小小的石窟，修行一世，苦度一生，或许只为在莫高窟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净土。

    在莫高窟北区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古代僧人的遗骸。与此同时，在北区石窟中还出土了大量不同民族文字的佛经及社会文书残片。当年在丝绸之路上流通的货币——波斯银币以及胡人形象的男俑，也出现在北区石窟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在众多文书残片中有一份叙利亚文圣经。这说明，在丝绸之路的繁盛时代，敦煌莫高窟不仅是一个佛教中心，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的场所。目前，世界范围内再没有第二个佛教石窟寺遗址，在时间跨度上和信息承载量上能与莫高窟相比拟。

    据说，创造了莫高窟壁画的古代画师大致分为三类：一种是僧官，顾名思义是管理僧人的官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为数不多。再就是画僧，他们是僧侣，也会作画，人数较前者略多。最后便是纯粹的画工了，他们游走四方，居无定所，在洞窟里作画，也在洞窟里起居。

    看来，在莫高窟这个庞大的文物体系中，我们不仅可以梳理文化的脉络，还能够触及到那些平凡僧人的生活，这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敦煌，一个活生生的、过去的敦煌。

    绿洲的信仰

    绿洲在大的地理范畴内，有自己的生态系统，其居民有自己的生活习俗。但在更大的精神范畴中，他们又有自己的信仰，也可以说是整个绿洲的信仰。就像众多古代旅行者所说的那样，走进绿洲，奇迹无所不有。有奇迹的地方，其实就有宗教的土壤。这块土壤随着那些职业宗教家的不懈耕种，一段时间后，已是根深叶茂，果实累累了。即使今天，当我们畅游丝绸之路，从一块绿洲到另一块绿洲，不胜枚举的，仍然是那些石窟寺。而其中最有名的，是佛教石窟寺。

    佛教寺院与摩尼教寺院都有其自己的管理机构，这些寺院甚至有自己的田产，因而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许多回鹘文献证明，寺院是免交捐税的，它们的僧侣也免除了国家摊派的劳务。在不少敦煌文书中就记载了寺院的田产，甚至连日常生活中磨面的设备，也是由寺院掌握的。在每一道分水渠上，都矗立着水磨，这些水磨所产生的收入，全部归于寺院。这样，寺院就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信仰体系。

    不仅如此，绿洲的居民还把自己与所处的环境或者部族、王国看成是一个整体，为了它的欢乐和幸福而工作，而祈祷。现存的大量祈祷文，特别是敦煌藏经洞中保存的祈祷文，更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整个绿洲的平安和福祉，是他们最高的愿望。除此之外，人们的愿望也按佛教的概念扩展到了“众生”，为他们祈祷幸福。这是一对世俗善男信女抄写的一份佛经，在跋文中，他们提出了如下愿望：

    “我将这份经文作为供养品献与诸神：梵天、帝释天、毗纽天、大自在天，以及保佑乡镇的桑库玛亚、迦毗罗和其余的，以及幸福的诸神。愿他们的神力使这份供养品的力量增强；愿人们自身没有疾病，外部没有敌人和狼，没有危险；愿诸神保佑他们。我们把这份供养品送给我们的父母和亲属……我们把这份供养品送给四辈、五业的所有众生。”

    在那个时代，这是绿洲上普遍存在的情形，所有人心存对佛和菩萨的感念，虔诚地抄写佛经，并把自己美好的愿望一一道来。他们相信，冥冥之中，自己的愿望会被佛和菩萨所实现。

    许多学者认为，用汉文写成的宗教作品，特别是佛教作品，是丝绸之路文化史上特有的一章。敦煌对佛教的中国化作出了贡献，使得佛教不仅在每个绿洲有了新的侧重点，而且历经了一番改造，使得这个世界性的宗教在绿洲的形象，明显地具有了面向尘世的特色。

    对于绿洲上的普通居民来说，他们只是简单地认为魔鬼和发了怒的神仙是疾病的起因，需要用魔法把它们驱除，而祛除疾病痛苦的愿望，使他们和宗教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人们认为，幸福与治病是一个紧密的整体，互相关联。这样的事实，使得各类宗教的创始人像佛陀、耶稣和摩尼，生前都是以伟大医生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他们首先能够治疗灵魂，尔后能够治疗肌体。佛教把治病的任务，特别交给了专司治病的佛——药师佛。

    对于佛教徒来说，有一条光明的通往天堂的道路。这条道路要随着他们孜孜不倦的修炼而修筑，任何的邪念和不轨行为，都会导致这条道路的中断。据说，在长期的修道中，年长的宗教徒能够亲耳聆听天堂的音乐，这种和谐的音乐也是光明之国的欢乐象征。佛教徒面对五彩缤纷的佛窟壁画，眼前有天堂的情景，耳中有天堂的音乐，在他们看来，尘世的疾苦实在是太深了。

    驿传的速度

    在古代，速度是令人敬畏的。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词，时间和距离之间的数量关系，已不足以表达人们对速度的关切。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大道上、荒漠中、旷野里，一匹匹快马一路驰骋，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马的颜色、驿使的穿着，一股烟尘就淹没了一切。紧急的消息，就这样被传递。嘉峪关魏晋墓砖画中有这样的形象：一位传信使骑一匹红色骏马，手举信物，扬鞭催马，奔驰的驿马几乎破壁而出。那个时候，是马把速度发挥到了极致。

    在敦煌，戈壁的空旷，大地的遥远，使得穿越和抵达，对于人们来说是那样的艰难。一个人和他的影子，逶迤前行，心急如焚的追逐，仍然是那样的缓慢。

    可是，马不一样。那些充当驿传的马，日行千里，四蹄腾起一股股烟尘，把凝固的时间远远抛在后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作为速度的象征，开拓着人类的想象。一匹马甚至可以超凡脱俗，成为天马。一些传说中，天马长着翅膀，飞越千山万壑，头顶上闪耀着明亮的光芒。

    秦汉以来，马是国家机器的重要齿轮，精良的马队，负载着无限的威严。战争的较量，实际上是一匹匹马之间的较量，飞驰的速度和振聋发聩的金鼓，搅起血腥的风暴，最后，像旗帜一样昂首挺立的，仍然是那些马。

    一道金令，从发出的那一刻起，马的接力赛就开始了。很大程度上，是马的英俊潇洒，马的前赴后继，马的有力冲刺，唤起了人的追求和渴望。

    汉武帝喜得良驹后情不自禁地写诗，说这是太乙神赐给他的马，它跑起来流着赤色的汗和唾沫，若放开驰骋，日行可以超过万里，这样的神马，只有腾云驾雾的龙才配做它的朋友。一匹马，从根本上超越了自己，使大地和黄土，成为自己奔驰的灵魂。

    驿马的速度、急切、英勇，像一道闪电，照亮历史的黑暗。四蹄嘚嘚，追赶文明的步伐，铸就人类的光荣。

    我同意那句著名的言论：迄今为止，马是人类最高贵的征服。

    敖包

    在敦煌西南部的蒙古族驻牧地，当一块块小石头垒筑成堆，人们敬仰的心情油然而生，面对它们的时候，往往也就是面对了勇敢的灵魂和无限的希望。

    草原的晨晖和夕阳，似乎都集中在了那一堆堆石头上。对于那些有着神灵般意味的形状和色彩，不由得让你震惊。

    这就是敖包。

    草原是那样的广大，风雪是那样的迅猛，各种不同的自然环境和自然现象，像一张大幕，围裹着帐篷下的一切。一种单一的生存背景，形成了充满诗意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敖包，或者在祖居之地，或者在泉水之旁，或者在道路之侧，或者在高山之巅，只要有蒙古人生活的地方，只要走进那片浓重的风俗之中，敖包都处于明显的方位，调整着理想和信念的尺度。

    春天来临，万物复苏，人们怀着种种难言的激动，汇聚在敖包周围，亲手捡起一块块石头，将所有的祝福和祈愿都包含其中。这时候的敖包，身披新鲜树枝和五彩旗幡，接受人们的朝拜。

    在蒙古牧民的心目中，天地、山脉、家乡、祖先，永远是他们的神灵。每逢苦难和不测，只要在敖包前走几圈，心中的力量就会如泉而涌。更多的时候，人们苦思冥想，人们纵情歌唱，因为有敖包护佑他们美好的前程。

    飞驰的骏马，远远地看见了敖包，停下了脚步；回家的牧人，来不及擦净脸上的风尘，先来到敖包前，放上属于自己的那一块石头，寄托深深的祝愿。

    敖包相会，爱情在月光下的催生，承诺了未来。吉祥之地，神灵之地，不仅仅是那一块块石头。

    有关草原的经历，有关蒙古英雄的记忆，有关敦煌的游历，是那一个个敖包，是那一块块石头，是那一束束枝条，是那一片片经幡，沉淀为精神世界中坚硬的物质，使人在迷惘的时候有所顿悟。

    雪莲

    走进敦煌，走进自然，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永久性雪域中，那里有动人的风景。

    我们是在初夏时节来到横亘于敦煌一带的祁连山的。从山下的绿洲到山腰的森林，从山谷的牧草到山顶的积雪，像是季节的轮回，人在或炎热、或清凉、或寒冷的风中，一步步提升自己的高度，进入超凡的境界。

    “其间有花无人识，绿茎碧叶好颜色”，雪莲，异香腾风，秀色媚景，为谁厮守朝朝暮暮。登上一面雪岭，在刺眼的阳光中，像一盏神示的灯，雪莲开放着。奇遇的兴奋，使我们扑倒在一株植物的身旁。

    雪莲，耐寒喜阳，茎高大约五十厘米，花瓣薄如蝉翼，在雪的映照下，淡黄绿色如同旗帜，异常鲜亮。

    最美的花往往开在人迹罕至的地方。雪莲在寂寞中，展示着花的品德。

    一朵花，就这样照亮了我们的旅途。尽管有着摆脱不了的疲惫，但我们激动得无法言表；尽管雪莲很珍贵，但我们谁也不忍心采撷。

    雪山上的风景，可遇而不可求的雪莲，共同纳入了我们并不宽广的视野，我们默默地度过这美好的时光，静静吮吸这淡淡的幽香，真想把这一切永远地留在心里。

    雪莲，在生命禁绝的陡峭之处，你为谁而开，又为谁而支撑幸福的伞。

    党金果勒河中游

    党河，是党金果勒河的简称，河水发源于祁连山疏勒南山的崩坤大坂、宰力木克和党河南山东部的巴音泽日肯乌勒、诺干诺尔的南北两坡冰川群。党河穿过巍峨险峻的山冈，向西北进入漫土滩，全部下渗成为潜流，至乌兰窑洞后溢出地表汇集众多泉水溪流，磅礴而下，形成了约120公里长的党河峡谷。峡谷最深处约60多米，陡峭异常、惊险刺激。俯瞰党河峡谷，碧波粼粼的党河从峡谷处蜿蜒流过，峡谷内河道曲折多变，水流湍急，时而合拢，时而分道扬镳，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滚滚东去。河道多处耸立着高大的岩石，岩石与水流相击相撞，浪花飞卷，卷起千堆雪，煞是好看。峡谷内由于有悬崖绝壁作天然屏障，为各种植物生长繁衍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谷内生长着数不尽的各种树木，奇花异草，引得无数鸟类在这里栖息。飞鸟争鸣，柳丝飘拂，芳草茸茸，无疑是人间仙境。峡谷两侧山峦起伏，每当春暖花开，谷内姹紫嫣红之时，山头白雪皑皑，山下一片苍翠，两岸有碧绿的牧场、青翠的田野……

    这就是党河中游的情景，党河中游就是肃北之所在。肃北，甘肃河西走廊最西端、最狭长的一条畜牧带，成吉思汗的子孙在这里繁衍生息，在马蹄和牛羊腾起的烟尘中，交织着历史和现实的壮阔画卷。

    早在1985年，我就曾骑自行车从敦煌抵达肃北。那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18个小时的公路自行车旅行，使我自由自在地目睹了一条河流是怎样穿越山脉和戈壁，流入敦煌的怀抱。在这之前，我曾十分幼稚地认为，河流是一艘航船，那一处处航标，如同高耸的旗帜，引领它前进。实际上，在整个广阔的戈壁上，河流是低调的。你根本无法看清它真正的容颜。它或者深陷于峡谷，或者突兀于草地，或者涌出于山口，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只有接近它，才可以体会它的力量。

    那一次去肃北是我漫长旅行中的一部分，我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感受一方水土。肃北之所以成为我必须选择的地方，那是因为这里有一条河流。这条河流叫党河，西汉时称氐置水，唐宋时称甘泉水，党河则是蒙古语“党金果勒河”的简称。传说这一名称是以元代驻领沙州的蒙古贵族党金洪台吉的名字命名的。这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贵族，他以敏锐的眼光看清楚了一条河流的流向和本质，使他有限的生命得以升华。一粟融进沧海，沧海又成为历史册页中的一粟。

    记得在一个辉煌的落日时分，我驻足荒滩，而不远处，就是党河。我激动极了，但喉头哽咽着，无法叫喊出声音。在之后的那个夜晚，我点燃起一堆篝火，在一片不息的涛声中，久久沉思。

    在肃北的几天里，我穿梭于县政协和县委宣传部，收集有关肃北的历史资料。我想从繁杂的历史中梳理进入肃北的路径。

    在沉甸甸的文字中，我走过的那些草原、山地、河谷。肃北古属“三危地”，所谓的“三危”，在古代是指以敦煌为中心的很广阔的一片区域。典籍中有“舜驱三苗于三危”，在历史的记载中，三苗可能是这一带最古老的居民了。

    春秋时期，肃北有“西戎”“羌”等少数民族居住。《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牧放的牲畜主要是牛、马、羊，狩猎对象主要是鹿、大角羊等野生动物。那时候，人和动物都是自由的，在广阔的草原，在河流经过的地方，草在季节的轮回中发芽、转青或枯黄，动物在挥洒着天生的野性，人则在天地茫茫中，守望着自己的未来。

    战国时期的公元前475年至前222年，月氏民族由西北迁徙到河西走廊，并吞瓜州。当时肃北全境为月氏民族所占据。月氏这个民族，党金果勒河汹涌的波涛，如同他们骑下的骏马，使他们获得了生生不息的力量。古代河西地区，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茂密的森林、丰美的草场、众多的河流和湖泊，为月氏人发展畜牧、狩猎和简单的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月氏人擅长弯弓、崇尚勇武，从已经发掘的墓葬品来看，月氏人一般身着皮革缝制的衣裤，无论是短衣或者袍服，都围束腰带。长期以来，他们四处游牧，与严酷的自然搏斗，而部族间为了争夺草场，兵戈相见也是常有的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河西为月氏占据，乌孙统领党河流域，匈奴开始西迁。当时肃北全境之祁连山为乌孙所占据，马鬃山为匈奴所据。畜牧业是乌孙社会经济的主体。《汉书·西域传》中说乌孙人“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肃北一带的高山牧场，牧草以禾木科和豆科类植物为主，适应性强，是牲畜特别是牛、羊、马繁育成长的绝佳饲料。乌孙人最钟爱的是马，乌孙马是西域名马。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乌孙马逐步流入内地，被誉为“天马”。敦煌和肃北就是为中原输入“天马”的重要产地。其实，所谓的“天马”，就是名不见经传的乌孙马。

    匈奴是历史上肃北一带最强大和最重要的民族。他们“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史载：汉高帝七年（前200年）冒顿单于以40万骑兵围刘邦于平城，匈奴以马色分类编队，“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龙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赤黄色马”，由此可见，关于马的放养，匈奴人已基本上做到了分类，其数量之多是其他民族所不能比拟的。

    公元前206年至前220年，肃北为匈奴浑邪王统领。汉高祖四年（前202年）匈奴冒顿单于第一次击败月氏；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冒顿第二次击败月氏；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6年）匈奴老上单于击破月氏，杀其王，月氏部族大部分向西逃至今伊犁河上游一带，河西走廊随即被匈奴占领。今肃北南北山各地还遗留着月氏、乌孙等古代游牧民族的岩画。所遗留的岩画共发现画群40处55组，图像300余幅。这些岩刻画，年代虽有早晚之分，但其人物的装饰和反映的狩猎与游牧生活基本相同，对研究这一期间居于河西走廊的乌孙，大、小月氏等古代西域民族提供了重要的形象资料。

    我曾经去过那些岩刻画的所在地。道路的难行，地域的偏远，完成那段旅程的时候，有着说不出的艰难。车不能前进就步行，好一些的情形是骑一头毛驴或一匹马。有限的岩刻画分布于无边的山脉和漫长的山谷，寻找它们多少有点大海捞针的意味。有岩刻画的地方，往往很是隐秘，各类画面多以凹刻或凸刻凿制，地点大都在避风向阳的坡面陡峭花岗岩和石灰岩壁上。这些地方多为古代的冬春牧场或畜圈所在地。多处画面上都有人物、动物和植物等形象，但至今没有发现飞禽类，可能与古代作画民族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有关。由于几千年的雨雪风霜，岩刻画的痕迹不是很明显，在石壁上洒点水，各类图案就清晰可辨了。

    大黑沟岩刻画是肃北境内岩刻画中最丰富的一处。它位于县城东北部别盖乡浩布勒格村东南，岩刻画主要分布在大黑沟布尔肯哈达半公里长的面向东南的峭壁上，少量分布在沟口的河岸两旁。现共发现画面34组，图像190多幅，画面内容大多表现为狩猎、放牧、练武、乘马作战等场面，另外还刻有如梅花鹿、大角羊、野牛、野骆驼及大象、虎等动物形象。在画群的旁边还发现了晚于岩刻画刻制年代的隋朝“开皇”年号和一些人名、题记。

    野牛沟岩刻画位于盐池湾乡东南的小阿尔格勒太，其分布于沟口两边的南崖，共有画面9组，图像20幅，主要是反映早期的放牧人、骆驼、大角羊、野牛等形象。

    七个驴岩刻画位于石包城乡东北18.5公里的七个驴沟。岩画主要分布在沟中段的北壁，东西共有15组画面，图像74幅，其中以骑马人和骆驼形象最多。此外还有鹿、羊、牛等，有的画面高4米，宽3米，其中最大的骆驼图像高达0.94米。画面雄伟壮阔，主要反映了游牧生活。

    灰湾子岩刻画位于石包城乡东南的灰湾子，其分布于沟口南，虽只有两组画面，但却较其他地方所发现的要大得多。其中第一组画面高1.6米，宽3米。两组画面共有图像22幅，所绘形象有骑马人、骆驼、羊只等。

    岩画，是肃北雕刻在岩石上的生动历史，这些历史，被旷野所展览，被月色和阳光所映照，游牧者的形象和游牧者的世界，历久弥新。

    走进那些荒芜的山谷，分辨那些久远的刻痕，山高水远，你根本无法相信这里曾是英雄民族骑马射雕的地方，曾是歌声悠扬、炊烟四起的牧人故乡。虽然这里时不时出没着成群的牛羊，但与想象中的情景千差万别。在肃北的日子里，我惊叹于党河的源远流长，我徜徉在石头堆垒的历史画卷之中，我穿行于帐篷和毡房间的草地上，我想，我也只能够在天空和大地的背景上学习一只小鸟，小心翼翼地探访肃北的山山水水和人文历史。

    汉武帝元狩二年（121年）春，是河西走廊发生重大历史转折的季节。这一年，武帝刘彻遣骁骑将军霍去病统帅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大败匈奴，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是年夏，霍去病第二次从北路再次进击河西，兵至祁连山一带，把匈奴残部驱逐到玉门关以西，匈奴浑邪王率部入塞降汉，自此，河西归汉。继而，汉武帝又采取移民、设郡、置防、屯垦等措施开发和保卫河西。刘彻先在河西设武威、酒泉二郡，后又分置张掖郡和敦煌郡，史称“河西四郡”，共辖25县。敦煌郡约分设于元鼎六年（前111年），管领着敦煌、冥安、广至、龙勒，效谷、渊泉六县。今肃北石包城一带属广至县辖，鱼儿红一带属冥安县辖，党城湾至别盖一带属龙勒县辖，马鬃山地区大部分属渊泉县管辖，只明水一线属西域都护府辖地，盐池湾一带则由羌人占据。这种统属关系一直延续至曹魏政权的末期。

    提起鱼儿红，这个名字一直吸引着我。我曾多次去过肃北但却一直没能和它谋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鱼儿红地处肃北的东南端，进入它最简捷的道路必须要经过玉门，再走上百公里的山路才能到达；二是那个地方一周只通一次班车，遇到洪水，连班车也不通，很难进入。直到2001年，接到一个去那里采访的任务，才了结了我多年来的夙愿。

    记得我们的吉普车从早晨颠簸到中午，才从嘉峪关慢慢驶入鱼儿红。我们从戈壁拐进山谷，满目都是斗大的石头，个别地方由于石油勘探队的大型设备走过，路还算平整，大多数地方根本无路可言。

    到了鱼儿红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鱼儿到底有多红，到了鱼儿红才能知道。

    背靠一条河流和一座山脉，一排稀稀拉拉的土坯房，这就是鱼儿红乡政府。天空低垂，光线阴暗，虽说是夏季，这里弥漫的却是淡淡的清冷。我站在房顶上，望见这是一片平缓的河谷地带，出了河谷，才是鱼儿红的草场。

    山地草场依赖的是雨水。我去的那一年，雨水旺，草长得茂盛，牧民们的心情也格外好。走进一座帐篷，主人忙着给我们杀羊煮肉，随之话匣子也打开了。

    他们说这一带有很多的狼，还有熊瞎子。狼往往是一群一群的，有好几十只，其狡猾是人所无法预料的。一位牧人说，有一年，他赶着一群羊，不想碰上了狼群，大概有十多只，它们分不同的方向追着羊四处跑，你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狼群吃饱喝足后大摇大摆地离开。

    曾经有一个牧女坐在草坡上缝衣服，感觉身后有个黑影，回头一看是熊瞎子，赶紧跑，结果熊一巴掌下去，牧女的半个屁股就没有了。

    牧民还说，若遇上雨水不济的年份，草场可就惨了。草长得稀稀拉拉，连人畜饮水都成了问题。牧民只能拖家带口，寻找有水的草场。

    鱼儿红并没有鱼。提起鱼儿红为什么叫鱼儿红，很多人都说不出个子丑寅卯。

    西晋司马炎泰始初期（265年—274年），肃北党城湾地方曾设昌蒲县，管辖别盖、党城至沙枣园等地，为敦煌郡治所在地。肃北马鬃山阴凹峡（原写莺窝）设伊吾县，管辖马鬃山地区一带。《辛卯侍行记》载：“莺窝系伊吾转音”。后改冥安为宜安，增设阳关、新乡、会稽诸县，肃北石包城一带属宜安县管辖，鱼儿红一带属会稽县管辖。石包城、党城湾等地尚遗存着汉魏晋时期的城堡、障烽、塞墙等遗迹。这些古代遗迹我都一一仔细考察过，尤其是石包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从瓜州县城出发，抵达榆林窟后，一直向南沿平整的柏油马路行驶30多公里，就到了石包城。

    石包城，又名雍归城，位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城东北，距石包城乡政府3公里。城堡建筑在一片卵石山坡上，远远看去，像是一座灰色的山冈，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只有到了城堡下面，才可以明确这是一座古城遗址。石包城东临榆林河支流，南濒草滩，西为沼泽地，北靠山丘，居高临下，地处险要，周围地域辽阔，攻守兼备。站在石包城上，草原风光尽收眼底：溪流纵横，牛羊成群，一匹匹骏马扬鬃奔驰……登上城墙，城堡虽然破败，但仍有万夫不挡之险。城堡全由片麻岩和花岗石垒砌而成，十分坚固，故取名石包城。像这样的石城遗迹，目前在甘肃仅发现这一处。全城呈正方形，东西长144.4米，南北宽77米；城墙残壁低处6米，高处9米，最宽处5米，最窄处1.7米。西墙稍呈弧形，城门向南开，城外距城墙约20米处修有护城壕，深约15米；城内房屋墙壁也用石块砌垒，但早已成为废墟，仅留断墙残壁。从城垣结构和城内遗物分析，初步可以确定此城始筑年代当不晚于魏晋。《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云：“子亭、雍归南山之衡要，为瓜、沙之屏藩”。石包城在唐代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据记载，唐以后诸朝，石包城仍然具有军事作用。石包城对于研究我国甘青边界的地方民族历史和文化有着重要的价值，其故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抵达石包城时已是夜晚。住在乡政府的招待所，当地的牧民告诉我们，这里除了有石包城外，还有一处奇妙的冰川胜景，叫透明梦柯冰川。透明梦柯为蒙古语，意思是“高大宽广的雪山”。透明梦柯冰川平均海拔4260米，最高峰为5555米，在中国冰川研究文献中被称为祁连山区大雪山老虎沟12号冰川。老虎沟内共有冰川44条，总面积54.3平方公里，其中，透明梦柯冰川长达10.1公里，面积为21.9平方公里，其规模位居祁连山区山谷冰川之首。

    透明梦柯冰川属于半再生性旅游资源，无地震、无融沉、无雪崩、无泥石流；冰川稳定性好，河床及冰川上的坡度只有2.6度至6.6度，最大坡度为30度，冰川内积雪区平缓无阻拦，易于攀登；冰川上景物奇特，神秘而旷达；冰川规模大，客容量大，冰清玉洁，耀眼夺目，使人如入水晶宫之中。

    炎炎夏日，这里却是一片冰清玉洁的世界。透明梦柯冰川以其神秘的色彩、鲜明而又独具魅力的造型、丰富的科学内涵，令人神往。

    距石包城乡东南方约5公里处，还有一处成因奇特、别具一格的景点，当地人称水帘洞，因该处地下水从一近8米高的地面断层处滴落，水珠滴滴相连，帘后有洞，故而得名。水帘洞高8米，宽15米，嫩绿的苔藓类植物长满洞壁，两个洞口均可自由进出。从洞前可攀登至断面的中部，站在水帘后面伸出手，任由水珠从指间滑落，自然之美在点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更为壮观的是到了冬天，水滴渐渐凝结成冰柱，一贯到底，晶莹剔透，光洁如玉，成为草原一大奇景。

    肃北草原上，泉水叮咚，海子相连。在别盖乡与石包城乡交界的野马群峰之间就有一处泉水汇集成的海子，当地人称它天池，蒙古语叫德勒诺尔。天池呈马蹄形，水面海拔3960米，池周长6000米，池水面积2.49平方公里，平均水深2米，最深5米。在天池周围环绕着十几座山峰，天池犹如镶在群峰之中的一块碧玉，天水相连，天水一色，景色秀丽异常。每逢春末夏初，池水中长满丰盛的水草，常引来斑头雁、黑颈鹤等多种珍禽在池水中嬉戏。

    与透明梦柯冰川相媲美的还有党河石窟、党河峡谷、哈什哈尔国际狩猎场等诸多景点。

    党河石窟中的精品是五个庙石窟。五个庙石窟位于县城（党城湾）东北偏西，沙肃公路旁的浪湾，距县城20公里。洞窟开凿在党河北岸崖壁上，高约13米，似悬于半崖。石窟由北向南共19窟，长约300米，五处洞窟中共有壁画36幅，因崖石倒塌，致石窟断裂，唯一、三号窟（自东向西）壁画保存较为完整。在所有洞窟中，唯中间五处洞窟可以登临，故名五个庙。这些洞窟中所描绘的内容丰富多彩，有水月观音画、维摩诘经变相、牢度叉斗圣相、飞天、佛弟子画像、密宗坛城等等。特别是牢度叉斗圣变相和维摩诘经变相，人物形象生动，画面线条流畅，其画法是采用早期的晕染法，人物身成三角形，笔触粗犷，似为十六国晚期至北魏时期的作品。根据窟形和壁画艺术风格，文物工作者认为它和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同属于一个艺术系统，初步断定该石窟当凿于十六国晚期至北魏时期。后经历代维修，现在所见的表层壁画，定为自隋至西夏到元代的作品，有些作品则为敦煌莫高窟同期壁画中所没有，如西夏时期所绘的牢度叉斗圣变相和维摩诘经变相等。五个庙石窟既是莫高窟的支流，又是重要的补充，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具有较高的观赏和研究价值。

    1988年，国家林业局、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肃北祁连山南部海拔4000米以上的荒漠草原地带批准设立了哈什哈尔国际狩猎场，开始有计划、有安排地猎捕年老体弱和濒临死亡的野生动物。

    哈什哈尔国际狩猎场，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栖息着可供狩猎的动物32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0种。自开辟国际狩猎场后，已迎来意大利、法国、美国等中外10个国家狩猎爱好者42批，68人次，创汇80万美元。狩猎方式为野外集体扎营，猎人骑马上山进行狩猎，每一名猎人配有向导和帮工一名。每年2~5月、9~12月为最佳狩猎季节。猎狩动物的种类主要有：盘羊、白唇鹿、岩羊、藏原羚、野牦牛、野驴、哦喉羚，其次是高山野兔、雪鸡、石鸡、汉獭等。一位肃北电视台的朋友告诉我，打猎是一门学问，人与猎物的较量不仅表现在体力上，而且还要斗智斗勇。一只猎物，在你看见它的时候，它早已注意到了你，那种严谨的防范，使你根本无法在有效的射程内瞄准它。但当你在最佳的位置错失目标，就很难再有第二次机会。在广阔的狩猎场上，一个狩猎者十天半个月没有收获是常有的事。

    肃北县域面积66748平方公里，约有两个台湾省大。肃北辖地分南北两部分，与周边三个省、四个地州市、十个县市相连，是甘肃省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县份。在我抵达肃北的第二天，去县城拜会了我的一个同学，从同学家酒足饭饱后出来，大街上空空落落，迎面走过来一位蒙古族大哥一边拍着我的肩膀，一边责备我为什么不去他家喝酒而去别人家喝酒，我表示了歉意之后，他还是一个劲儿地说我不够意思。我想，他大概是认错人了。奇怪的是很久以后，我还是能够记起这个细节，甚至能说出那位大哥的长相。

    肃北地处我国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会处，广阔的地域面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的地形地貌与别处截然不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南部的祁连山区东西长417.6公里，南北宽162公里，面积计35118平方公里；北部的马鬃山区东西长190公里，南北宽220公里，面积计31630平方公里。因此，走遍肃北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如果有越野车，把肃北的每个乡都跑一遍，至少得一个星期。我在从肃北县城到石包城的山路上，遇见了一辆吉普车，从车上陆续下来了12个人，这让我吃了一惊。山路崎岖，基本上是沿着一条河沟前行的，如果碰上洪水季，道路冲断，就得跋山涉水，即使汽车，一小时也只能前行10多公里。出了河谷，虽然是开阔的草原，但也是泥泞不堪，沟沟坎坎。

    肃北的自然风光多姿多彩。北部的马鬃山区属低山丘陵区，南部全境则整个处于祁连山褶皱地带，因此这里既造就了重叠的山川、并列的峡谷、绵延横亘的山脉，又造就了一望无际的戈壁、风光旖旎的草原。这里既有壮丽奇特的冰川、幽深空静的峡谷，又有造型独特的沙漠丘陵和自然雄伟的天池、清新幽远的天然草原、溪流，令人心旷神怡。我认为这样的描述是十分恰当的，只有你真正走进肃北，才会有如此真切的感受。肃北县城的一侧，有一处面积很大的树林，树林环抱着的是已有相当规模的农垦区。当我第一眼看见那片树林和绿油油的田野时，仿佛觉得回到了平原上的村庄；但看见高耸的雪山，这种感觉就立刻消失了。疏勒南山和大雪山，是祁连山西段有数的巍峨高山，大雪山主峰海拔5483米，疏勒南山的团结峰主峰海拔5816.8米，为甘肃最高峰。有资料说，肃北境内海拔4500米以上高山上有冰川957条，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是这些冰川造就了肃北，是这些冰川养育了肥壮的牛羊。

    尽管山高路远，走在草原上，我还是见识到了肃北蒙古族的传统民族服饰。从头到脚，他们都把自己装扮得英姿飒爽。女人是草原的花朵，男人是草原的雄鹰。那些紫红色的布缠头，那些平顶双层圆形的小花帽，那些圆锥形的高尖帽，浮动在草原上，像是一坡飘落的彩霞。

    在那激动难耐的夜晚，我在日记上抄录了《肃北县志》上的一段话：肃北蒙古族男女老幼皆喜欢穿长袍，衣料有皮、布、绸缎和毛料，一般人家多用棉布，富裕者用绸缎，各式袍子讲究身端肥大，袖子长，下摆不分叉。袍子颜色因人而异，男子多用红、棕、蓝、青色；年轻妇女多用绿色或红色；成年妇女喜用红、紫、青色。袍子的襟式和领条男女略有区别，男子为大斜襟、长领条；成年女子为小斜襟，方领条；少女为方襟方领。喜爱在袍子的领边、袖口、襟摆边沿，用各色布条、花纹、刺绣、彩色线镶边，尤其喜用水貂皮镶边。

    走在草原上，享用了肃北蒙古族传统的饮食，那些茶食、奶食、肉食、面食、菜食和酒类，一直在我的梦中散发着浓郁的香味，仿佛伸手可触。

    蒙古族喜饮砖茶，在熬好的茶水内加上牛羊奶、食盐称为奶茶，放入酥油又称酥油茶，系男女老少不可缺少的饮料。

    牛羊肉为蒙古族最喜爱的食品。羊肉吃法种类较多，一般喜欢吃手抓羊肉；骆驼肉只做自食，不做待客用品。除此之外肃北蒙古族还喜欢食用野牛和黄羊、青羊、大头羊、羚羊肉，不食驴肉、飞禽和鱼类，禁食马肉。

    奶食种类较多，常用的有甜奶、酸奶、奶皮子、酥油、酪旦子、奶果子和焦奶豆腐等。夏天家家户户都备有酸奶，每当中午和临睡之前，喝上一碗，使人凉爽舒适。

    奶酒是蒙古族的主要饮料之一，传统习惯多饮奶酒，少饮烧酒。奶酒为自酿，多用马奶、山羊奶、骆驼奶酿制。客人来了，美酒打开；客人来了星星都要沉醉。这样的境界和胸怀，只有在草原，才会有。

    在肃北，我格外注意了蒙古族传统的民族文化节日和习俗。肃北人的豪放与热情，肃北人的纯真与质朴，肃北人的勇敢与智慧，肃北人的豁达与细腻……无一不包含于那充满神秘、充满情趣、充满追求的民族文化节日和习俗之中。在所有的民族文化节日和传统习俗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说是祭敖包、那达慕大会和献哈达。

    祭敖包最初为祭天地，是求风调雨顺、五畜骈增、保卫本土人民平安吉祥，不受鬼怪、灾害侵袭的一种仪式。后演变为祭家乡，成为一种集群众性集会、游艺、祈雨以及保持草原圣洁原貌为一体的活动。祭敖包时间一般在农历的五六月间，即牧草丰美季节。肃北地区的敖包有中心敖包和牧地分界敖包、路标敖包之分。中心敖包一般一个部落一座，为本部落人民集体堆筑，位置多在部落牧地中心；牧地分界敖包多由旗王或官方出资堆造，而路标敖包多由旅人自行垒起。祭敖包时本部落僧侣、官吏、民众均参加。平日驼马路过中心敖包，须下马按顺时针方向绕一至三圈，并在敖包上加石头，以表对这片山水的诚意。若急行来不及下马，须将右脚脱出蹬外，目视敖包，以表敬意。现在，祭敖包活动多在举行那达慕大会期间进行。

    每年七八月间，牧草碧绿，牛羊肥壮之时，草原上的男女老少乘车骑马，着节日盛装，从草原四面八方奔赴会场，欢度“那达慕”。“那达慕”意为娱乐和游戏，是草原人民最盛大的民间文化体育盛会，一年一次，每次三至五天。“那达慕”以男儿“三艺”为主要内容，即赛马（骆驼）、摔跤、射箭三项比赛。随着时代的发展，又增加了祭敖包、歌舞、斗棋、观看文艺节目、电影、进行物资交流、建设成就展览、表彰劳模、洽谈项目等丰富活动。“那达慕”大会节日气氛浓郁，群众参与面广，民族风情浓厚，是蒙古族最具代表性的民族盛会。大会期间，草原上人欢马叫，人们一大早骑着马、骆驼、摩托，坐着车，从各个放牧点或城镇浩浩荡荡地集中在一起，一片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争先恐后地观看男儿“三艺”比赛。比赛结束后，组织者要给优胜者戴花、敬酒、献哈达，并伴之歌声以祝福。

    哈达是一种生丝织巾，颜色很多，一般有白色、蓝色和黄色，长度通常为一点五米，最长的有二至四米。哈达上通常绣有佛像或云纹、八宝、寿字等等，两端有穗，约六厘米。

    哈达最初是喇嘛寺庙中一种祭神的用品。随着喇嘛教的传入，献哈达的仪式很快被蒙古族人民所接受，并在民间广泛流行。每逢贵宾来临、敬神祭祖、拜见尊长、婚嫁节庆、祝贺生日、远行送别、盛大庆典等许多场合，都离不了哈达，都要通过献哈达来表示自己的诚心和祝愿。

    献哈达有一定的讲究。使用前，要根据受者的身份以及与自己的亲疏程度，来选择哈达的颜色、长度和质地。献哈达时，要把哈达对折起来，将折缝朝向对方，否则就视为失礼。向尊者或长者献哈达时要毕恭毕敬，弯腰前倾，双手捧哈达，对方应伸双手接哈达，搭在左肩上；对平辈，则双手平举，递给对方即可；对晚辈，一般只需将哈达直接搭在对方的左肩上表示祝福。

    哈达的颜色，除了常见的白色、蓝色和黄色外，还有红色和绿色。这五种颜色的哈达被誉称为“五彩哈达”。在蒙古族人民的心目中，每一种颜色的哈达都象征着一个深刻含义。蓝色象征着天空，白色象征着白云，黄色象征着大地，绿色象征着草原，红色象征火一样的热情。人们将自己对大自然的感激之情寄托在美丽的哈达中了。

    肃北蒙古族人民最喜爱蓝色和白色哈达，在他们看来，蓝色是自然界最美最永恒的颜色，蓝色的哈达像蓝色的天空一样，能够表达出蒙古族人民豁达、美好的心情；白色是纯洁、吉祥和幸福的象征，所以，献给尊者和贵客的哈达莫过于白色最尊贵。再说，蒙古族远古信奉的萨满教中有“苍天”图腾，所以蒙古族崇仰蓝天、蓝色，素有“蓝色蒙古人”之称。蒙古族把最美好、善良的东西以奶色——白色形容，如“白色的月”（春节），“白色的心情”（好心人）等。

    明白了哈达的含义，接受了哈达的祝福，一个离家万里的人，心里是热乎乎的。在草原上，我和牧民们坐在帐篷里或住在固定的居民点里，和他们聊天，和他们说草原上的事情，高兴了喝一大口酒，唱歌、跳舞，弹奏马头琴。一个人一生的幸福，是在那个满天星月的夜晚；一个人一世的情缘，是在那个狭窄的毡房里面。

    我常常对周围的朋友讲述我的游历，我说：此生，到过肃北。

    丝绸之路的根基

    徜徉于西部的广大地区，考察其文化渊源，总少不了要提起丝绸之路。虽然那些地区有着民族、气候、物种上的巨大差异，地形地貌也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就是这样一条商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之路，把它们联系在了一起，使诸多的文化汇入中华文明的河流。每每体会到这一点，就感觉到丝绸之路的伟大。

    沿丝绸之路一线的环境，其特点是绿洲与沙漠和大草原之间的过渡。这里并非处处都是沙漠、乱石戈壁或者荒芜山区，这里的生活常常但并不总是，是在一个完全无人居住的干燥地区内鲜明地展现出来。看似无边无际的荒芜地区，却分布着许多绿洲，并且过渡到广阔的草原地区。这主要是矗立于这些地区的高大山系所致。复杂的山势，总是在冬季储存了大量的雪，形成四季不化的雪线；雪线之下，还有大大小小的冰川，每当春暖花开之时，冰雪融化，山谷里就涌出涓涓溪流，溪流的汇集，又形成河流。戈壁和沙漠，在这些河流的滋润下，或为绿洲，或为草原，而在这些草原上，生活着游牧民族，有一部分还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在距离绿洲不远的地方，往往也有高大的雪山，群山里有草地和森林，同样生活着游牧民族。

    与草原相比，绿洲内的生活始终是孤立地发展。财富在积累，文化在积淀，一块绿洲或者一片绿洲，往往就是一个由强大家族势力和利益集团共同构筑的王国。因而，当游牧者在其狭小的生活圈子中遇到强烈的生存危机之后，首先掠夺的目标，就是绿洲地区的财富。历史上，无论是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统治阶级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战争，还是游牧民族与个别绿洲统治者之间的局部争斗，都客观上反映了绿洲生活与游牧生活的不平衡。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但凡在民族联盟和部落联盟中，都有一种基本秩序，这是维护这个联盟的基础。而与这种基本秩序相适应的，还有精神秩序与宗教秩序。比如夏季牧场与冬季牧场之间有计划的迁徙，在这种迁徙中，总有个别部落由于比别人强大，在牧场的使用上，占有优势。这种状态，再加上不断的民族倾轧、征服和迁徙，就在绿洲居民和游牧民族的关系上，造成一种不安定的、变化莫测的因素。游牧民族的马队，追逐着水草，同时也追逐着富裕安宁的生活，而绿洲地区为了保护自己富裕安宁的生活，常常围绕着自己的领地，修筑高大的城墙，在各种要塞布下重兵，严防死守。

    对于丝绸之路来说，绿洲是经济基础，是园艺、农业、养畜业、手工业，特别是转口贸易与对外贸易的重要场所。商旅在看见绿洲之后，内心里就有了希望，而这种希望是无与伦比的。可以想象，商队在茫茫的戈壁和沙漠上行进，自然环境的严酷与人生命运的莫测，总给人以一种无望的感觉。绿洲在这时候就扮演了天堂的角色。

    一支商队来了，商队的人欣喜若狂，而绿洲上的人也视为节日，因为商队给他们带了丰富的商品，使他们的剩余产品得到了有效的交换。

    这是丝绸之路的根基。在大多数寂寞的时光里，人们不会看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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