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面贪婪地大口呼吸着这里新鲜的空气，一面抬头仰望一碧如洗的蓝天。
这儿的天蓝得纯粹、蓝得干净、蓝得深沉又蓝得一无所有。
昨天在暗夜里走得高高低低、深深浅浅的村中小路，此时踏在脚下，却感觉迂回曲折，别有一番景致。
村子很小，在迂回曲折里拐了两个弯，一不小心，就来到了太古中心小学的门前。
小学座落在村头的一片平地上，整整齐齐的几排瓦房，在冬日清晨的阳光里，安详又朝气。
村里的作息时间与城市里不同，早上6点就开始上早读了。走进学校，问了一个正在教室的窗下背书的孩子，我就去敲红霞老师的门，门开了，她“呀”的一声惊喜，倒把我给吓了一跳。
进了屋，我环顾了一下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大概是因为整齐，所以看上去很简单，或者说是因为简单，所以显得很整齐。
10多平米那样大小的一个屋子，她和村里的另外一个女老师一起住。房间里的布置是：两张床，床头各一张书桌，书桌旁各一张椅子，还有一个准备冬天生火用的铁炉。另外，在两张床中间靠窗的一张书桌上，居然还放着一台用来放音乐的功放机，着实让我意外了一下。红霞说，窗子外边接一个大喇叭，是用来放广播体操的音乐的，原来在校长办公室，她缠了校长好一阵子，就给拿到她这里来了。
在另外两张倚着墙的书桌上，一张上面放的是作业本、教科书、卷子，另一张书桌上，放的则是女孩子用的化妆洗漱用品：洗发液、洗面奶、啫哩水、护手霜……等等。
在这样的小山村里，无论缺乏什么，总是不会缺少热情。红霞老师一边忙着倒水，问我要白糖还是茶，一边又问昨晚睡得好不好？窑洞的火炕暖不暖？能不能睡得惯……我笑着打趣她，你这样客气和热情，倒让我感觉像是到了太古老乡的家里了，她有些不好意思：我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在家里也是。
这么说着，门又响了，进来一位提着水壶的女孩子。红霞介绍说，这是她的同屋同事，王秀琴老师，她家就在太古村里，为给红霞做伴，也住在学校。
女孩向我腼腆地笑笑，问了声“来了啊”，便走过来把我手边杯里的水添满，再放下水壶，交待红霞：抽屉里还有白糖，我去灶房让他们再烧点滚水，去教室回来我去提。然后再向我笑笑，转身又离开了。
红霞说，秀琴和她同岁，都结婚了，去年结的婚，对象出去打工去了，她在家里没事，就来学校的学前班当老师，一个月挣80块钱。
我有些惊奇，那个女孩，她也才是20岁吗？
刚要再说什么，门外一声清脆的“报告”，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3个怯怯的孩子，站在门口，还一人搬了一个凳子，她们问：“老师，这会儿能抄题吗？”
安置3个孩子坐到那个堆满卷子和教科书的桌子前。红霞解释说，县里才发下来一份期中考试的复习资料，两元钱一份，总共有20张，但这几个孩子交不起，就抽空来一张一张地抄。
我转头再看那几个孩子，忽然间有些悲悯与惭愧，两元钱，我们手中最便宜的一支冰淇淋，对他们来说，却是渴望而不可及的一份复习资料。
屋子里静静的，空气里突然有些凝固的尴尬，也许，面对这份两元钱的无奈，我们都有些不能言语的惭愧与感伤吧。过了片刻，我听见红霞轻轻叹了口气。
你不知道，她说，有一次，她去一个学生家家访，和学生一起炒菜时，才发现，他们炒菜根本不放油。那个孩子，就拿几粒花生在烧热的锅底上蹭几下，锅底就会出现一层油气，然后他就用那层油气来炒菜……
贫穷，真是那样奇怪的一种东西，我想，在你不曾亲眼所见的感性的认识里，它只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而已，只有当它真正现实地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那种触目惊心的感觉，才真正能让你感慨和震撼。
红霞说，刚来时她也不能置信，一个家庭可以穷到拿不出孩子念书的几块钱来，但后来的一次事情，让她真的相信了。就是她刚来学校的时候，开学都好久了，班里一个孩子，欠三块八毛钱的书费，迟迟交不上来。学校欠学费的孩子不少，有时拖上两三年交不了，学校也能宽容，但书费，却是一定要交的。所以，那天放学，为讨书费，她就跟了孩子去他家。孩子的妈妈，很通情达理的一个农家妇女，对她的到来，又惭愧又着急，她在满屋里慌张地搜罗，最后，居然捧出十几个鸡蛋来，说：“老师，我是准备等卖了这些鸡蛋就去给学校送钱的，娃念书还能不给钱呀，没这个理，可鸡蛋还没有攒够，你看，你看……要不老师，你先把鸡蛋拿上……”
“我哪好意思拿她的鸡蛋？”红霞有些苦涩地笑笑，“坐下跟她拉了一会儿家长，我才知道，三块八毛钱，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家人半年的油或者盐巴。所以，后来有一次，当乡里用三轮运来一些城里人捐赠的旧衣服用品之类的东西，我看着已经那么旧的东西，孩子们都当宝贝抢来抢去，也感觉能理解他们了。”
说话间，红霞的右邻，李勇杰老师走了进来。后来我才知道，他才19岁，与红霞老师的状况基本相同，中专毕业，不在县城的正式分配指标内，只能到村里来当代教老师。在代教的这两年内，他每月只能拿150元的工资。我们在屋里说话的时候，他正在窗外，与一群孩子在打羽毛球，清晨阳光下一片快乐的喧嚣，让人几乎要忘了，这是一个已稍有寒意的初冬。
此时，他刚打完球，一脸青春与阳光，与我打过招呼，坐下来也听红霞的讲述。
这些十八、九岁的大孩子，在城市里，他们属于“酷”一代，不拘于世俗，敢尝试一切新的东西。但在这个几乎被人忘记的山村里，同样十八、九岁的他们，却在做着一件一点也不“酷”、更不新潮、并且看似根本没有前途的事。所以，和他们坐在一起，我更多地想让他们谈谈他们自己。
是的，这片土地、这里的孩子都需要他们，但，从自私的角度上想一想，仅仅是为了两年后并不十分确定的分配承诺（正式分配后他们每月可以拿400多元的工资），他们真的甘心、真的情愿就这样一直呆在这里吗？对于理想或者未来，他们没有再做其它的打算吗？我很想知道他们真正的想法。
但后来勇杰老师的一番话，却让我感觉，以自己这种自私的想法去度量他们的选择，我终于还是错了。
之后，勇杰老师的话题，始终就再也没有离开孩子。
即使有几次我有意地提示，想要听听他自己的事，但总被他三言两语、轻描淡写地一挥而过。
“这些孩子真是不容易，”这句话总是他每段话的开首。
就说打柴。
冬天，学校教室、灶房、老师办公室、学生宿舍都要生火，那么，这一冬天需要生火的柴，就是这些孩子们自己去山里拾或者砍。
太古小学加上学前班，总共是6个年级的学生。打柴的事，由四、五年级的孩子去做。
即使是四、五年级，也仅是只有10岁左右的孩子，由老师引着，去几里地外不太陡的山上去捡一些断了的树枝或砍一些低矮的灌木。男孩子每人20斤柴，女孩子少一些，每人15斤。老师只是领队和带路，防止孩子走到太远或太险的岭上，剩下打柴的事，就靠孩子们自己了。砍柴，打堆，成捆，再背上肩，背回学校。
勇杰说，这些事他第一次跟着去的时候都试过，看着容易，做起来却相当困难。但这些孩子却做得相当熟练，看得出，这些事他们在家也经常要做。
还有抬水。
太古村的地势较高，吃水极不方便，平时人们吃水，就靠挖一口旱井，等到下雨时，地上的水流到挖好的旱井里，沉淀后再当生活用水吃。有时天旱的时候收到的水不够用，就得去沟底的一个泉眼里去取泉水来吃。从村里往沟底走有三四里山路，坡也很陡，村里人多是用驴子驮两个特制的木桶，一趟一趟驮水来吃。而学校用水，就得学生自己抬了。还是四、五年级的学生，两个人抬一个水桶，从学校走到沟底，装上水再抬上来，来回七八里的山路……
“我去看过一次，空身跑了一个来回，回来后半天都没歇过来。”
他的话让我有些唏嘘，情不自禁地往窗外去看那些孩子。此时，在冬日灿烂的阳光下，他们没有去砍柴，也没有去抬水，他们在快乐地做着广播体操，每个人的脸上都有快乐天真的笑，像所有祖国的花朵一样。
有阳光射进屋子，我盯着他们，好长时候都没再讲话。
我想起一个苦涩的笑话：在城市的一间教室里，老师在给孩子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老师说，长征时很艰苦，红军战士经常没有饭吃，只好用树皮充饥。于是有孩子问：老师，红军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巧克力？
还有另一个故事，大学时，我的同学一次给一个他正在做家教孩子讲，要节约用水，在村里，和他年龄一样大的孩子，每天都要到很远的山里去抬水吃。孩子于是睁大羡慕的眼睛说，他真好啊，可以上山玩，还可以天天都喝矿泉水。
我在想，如果把这里的故事讲给城市的孩子，他们是不是还要问，老师，山里的同学要生火去砍柴，他们为什么不用暖气片？
我在想，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沟通与了解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勇杰感叹说：在父母身边和在学校念书时，总还觉得自己是孩子，和这些孩子在一起，才觉得自己长大了。我是他们的老师，但他们也教给了我很多东西。
我还想再问他些什么，张了张嘴，却没再开口，我想，答案他其实已经告诉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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