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问了当地的老乡，从太古去坦达有两条路可选，一是抄近道……翻山，要走十里左右山路。据老乡讲，走得快一点一个多小时就能走到。我问如果是我呢？他们笑呵呵地，说那就不好说了。那么，第二个选择就是顺大道而走了，要早上8点搭去县城的班车，坐到一个叫做“骡子腰”的路口，然后，再走不到20里的山路就到了。当然，这儿的山路是稍平的大道，三轮车可以开过去，而不是像翻山的小径，要好走许多。运气好的话，或许还能碰上村里的三轮。
我很有自知自明，想了想，那么就只有第二个选择了。
清晨，很早就去搭车，在这样的冬天，清晨的风已有些清冷与凛冽了。
来到村头，还是来时坐的那辆已稍有些破旧的中巴车。此时，已停在村头的路口，一旁围聚着几个需要搭车或捎信的老乡们。
坐进车里，没等多久，车子很快就发动起身了。与来时的拥挤不同，车上的人很少，我想，需要坐车的老乡，此时正赶早等在这条路上各个山岭的路口吧。
果然，等车走到骡子腰路口的时候，加上等在那儿的一大批搭车的老乡，车上的乘客就很壮观了。
让我感觉十分庆幸的是，从太古一起坐来的一个女孩子，也在那儿下了车，同是要从这个路口去坦达，那么，这条长路，我将能有个伙伴了，这的确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女孩十八九岁的年龄，涂了浅浅的眼线和口红。她告诉我，从骡子腰路口到坦达村，还有十六七里的山路，也有一条近路，但需要翻一条沟，要难走多了，我一定走不了，还是绕远一点就走大路吧。我低头看脚下这条路，虽然不是很陡，但路面很差，蜿蜒扭曲，也极不好走。正有些发愁，忽然，瞄进视觉里的一件东西让我真是大大吃了一惊，我看见女孩，她居然穿着一双足足有两寸高的高跟皮鞋，那双高跟皮鞋正同我一起踏在这一脚低一脚高的的山路上，显得十分优雅和轻松。
“你的鞋……”我目呆口瞪。
“没事，我们都习惯了。”她轻轻笑了笑，有些奇怪我的大惊小怪。
而此时我的脚上，是一双“安踏”的登山鞋，正狼狈蹒跚地在追赶那双高跟鞋。
路是寂寞而漫长的，女孩的话不多，我气喘吁吁地努力跟上她的步子，有一着没一着地与她搭话。
“你是坦达村的？”
“不是，我在坦达中学当老师。”
“老师……”我有些惊喜，“这么小，是刚从师范毕业回来的吧？”
“不是，我就在坦达中学毕业。”
“啊……”我又是大吃一惊。
从王年荣老师那里，我好像听他说过，因为太古整体上缺少老师，所以不止小学，即使初中，合格的老师也并不多，本该去小学任教的师范毕业生，却是初中里的顶尖老师，其余，像初中毕业后就直接教初中的代教老师，也相当普遍。并且，像当地初中毕业的孩子，他们的水平本身就极为有限，有些甚至念书时就是差生，却转个身回来就去教下一届的学生了……而眼前的这个女孩，应该就是初中毕业直接“留校”教初中的小老师了吧。
我很想问问她，上课有没有压力和困难，能不能胜任？有没有解不了的难题？但想一想，她又会回答什么呢？她会说自己不行吗？我再看看眼前这个女孩子，终于没有开口。我让她看见我的疑惑又有什么用呢？这不是她的错，或者，也不是学校的错，学校没有选择，只有无奈，而这些，只能是贫穷的错……
路漫漫，其修远……
在跋涉了近两个小时，我几乎要对女孩微笑着安慰“就快到了”的话失去信心的时候，坦达中学终于翩然出现在眼前。
学校就在坦达村的村口，刚刚走近，当听到有学生朗朗的读书的声音时，很奇怪的感觉，一路的疲劳都悄然不见了。
学校看起来很整齐，三排两列瓦房，是学生的教室和宿舍吧，教室正前方还有一排平房，应该是老师的办公室。女孩将我领到一间门前，说白小红他们就在这里。
白小红老师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与他的妻子郭东英老师同是太古村人，同是师范同学，同在坦达中学任教。而我，只是在朋友那里牢牢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就远远“投奔”而来。
而我的贸然到来，使小红与东英老师都有些意外。
意外归意外，但山里人的热情与淳厚，是会对任何一个光临他们的人都不设防地敞开的。
介绍与寒暄之后，我坐下来打量这个令太古人都很羡慕的小家。因为在太古时听好几个老师说过，小红两口子是正式的“双职工”，两人一个月加起来有八九百元的工资，这样的收入，在太古，的确是令很多人都很羡慕的。但我眼前看到的这个家，却不见有什么特别之处。
两张单人床并成的一个大床，一张案柜（放案板、厨具的柜子），一口箱子，两张书桌，一张桌上摆了两叠厚厚的学生作业本，一张桌上放着一个21寸的彩色电视机，另外，还有几个小凳子和两把椅子，除了这些，这个家里，就再也看不见什么了。
没有留神，东英倒张罗着在给我做饭了，我赶紧上前阻止，说我早上已吃过饭了，等中午饭时再一起吃吧。但我含蓄的客气如何能抵挡住她的热情，她不由分说把我推回床边坐着，边做饭边和我唠叨。
东英1993年从隰县师范毕业，1995年与同村的校友兼同事白小红老师结婚，1998年有了他们的孩子白锌，现在白锌已3岁多了。
她和我说起白锌的聪明：能背多少唐诗，能识多少字，多么多么的调皮……
“可是，咱这儿教学质量不行，眼看白锌大了，真不知该怎么办，让白锌去哪儿念书呢？”说着，她又有些忧心。
看上去，东英应该与我年龄差不多大小吧，但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她却俨然一个道道地地的小母亲。
后来我才知道，在东英十二、三岁的时候，她的妈妈就在去山里砍柴的时候，摔进了深谷了。那时她的妹妹东琴，才六七岁，从那时起，东英就担负起小姐姐也是小母亲的职责，把妹妹一直看管大。
即使现在，在这个小小的家里，除了要照顾儿子和丈夫，她还招呼一直跟着姐姐也在这个学校做代教的妹妹东琴，以及刚从师范毕业的小姑玉琴。
所以，每天三顿五个人的饭菜，是除了上课之外，她必修的功课之一。
“天天忙得累得连电视也不想看。”她笑着说。
电视是她们家里惟一值钱的一件家电，是她结婚时陪嫁的东西。除了是她们家的宝贝，还是全校老师的宝贝，因为全学校里只有她们这一台电视，虽然大多时候只能收到一个台——陕西电视台，但每天总能吸引那么多老师来看到半夜。
“也曾想买个‘锅盖’（这儿的人对卫星电视接收器的称呼，因为其状如锅盖），但听说要四、五百块钱呢，并且我也顾不上看，收的台多了，来看电视的更多，家里反而会更乱了，想想还是算了。”
说话间，东英已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饭端到我的面前来，“咱这儿也没啥好吃的东西，”她有些内疚似的笑了笑，“啥东西都买不下。”
我看了看碗里，是一包水煮方便面，外加两个荷包蛋。
我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在因为穷困和闭塞而物资也十分缺乏的太古，我知道，这已是她极尽的盛情款待了。
于是我对她说，我最爱吃方便面了，便把头埋进了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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