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刚到坦达的下午，小红老师随意地说，下午要领学生去砍柴了。
砍柴，我楞了一下，随即整理好相机看着他，“我也去。”在太古的时候就听勇杰老师说起过，这些山里的孩子，每年冬天都会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上山去打柴。因为学校一冬的教室、宿舍、办公室及灶房都需要很多生火的柴，打柴的事，就由这些孩子们去做。
小红说，路很远也不好走，天又冷……
不用多说了，我一定要去的，我说。
出发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先由校长集合训话，告诫一定要注意安全等等，然后就分班级由老师带领着整队出发。
我跟着郭宝科老师走在初三队伍的后边，我们的前边和后边，都是拿着绳子、镰刀及斧头的学生，他们看起来十分兴高采烈，甚至有的小队伍还唱起了歌……若是看不见他们手中拿着的工具，我想，他们不像快乐地去冬营吗？只是，他们是去砍柴。
关于砍柴，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除了对孩子们辛苦的同情之外，还有另一番忧思更是在心头缠绕不去。我在想，黄河两岸山区植被的破坏，是造成黄河附近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因为滥砍滥伐、植被破坏而造成的近几年我国国内的几次旱涝灾害，还不够值得我们去警示吗？但为什么在这里，学校会组织学生去上山砍柴呢？而这种砍柴方式带来的后果，却又恐怕不仅仅是损坏一些植被那样简单吧！它会给这些正在成长的孩子带来怎样一种观念呢？
不用思索，我知道，它的原因是贫穷。
和我走在一起的郭宝科老师，是坦达中学任教老师中不多的高中毕业生之一。1993年他从县高中毕业后，就来这里任教了。当然，是做为代教老师，所以，他每月只能领到150元的工资。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在念完高中后继续考大学，他说，就在他念完高三后半年，通过了毕业会考，准备参加高考的时候，他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当时弟弟还小，家里缺人，他就回来了。
我很抱歉触到了他的伤心处，但他却说得很平淡，像是在讲一个与他无关的事情，甚至还笑了笑，我也没再问下去。
与这儿大多数的老师相比，郭宝科老师是一个很有思想的老师。因为在与他的谈话中，我能听到思考的声音。
说起当地的贫穷，宝科老师说，穷不能怨别人，也不能怨环境，其实只能怨自己。
我很奇怪他的论点，但认真听来，却也感觉其言非虚。
宝科老师说，太古是穷，但国家并不是没有管，政策也给了，救济也给了，但就是太古人，自己不想救自己。
太古的路修不好，是穷的很大原因之一。但这儿的人都知道，早在三年前，国家就拨下300万下来，要给太古修一条柏油公路。路是修了，也报上去了，但修的却是一条窄窄的石子路，稍一下雨，还是不能走。
“三百万没有修成一条路？”我奇怪地问他。
很久，他才叹了一口气，其实太古老百姓谁不想要一条好路呢？只不过那拨下来让修路的300万，到底用在了什么地方，恐怕就不是大家能了解的，更不是大家能左右的了。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沉重到我们都无法再继续。我也叹了一口气，我能说些什么呢？
沉默了片刻，宝科老师继续说，就说这砍柴吧，其实这几年天旱，与这儿的人无穷尽地上山砍柴不无关系。虽然国家每年都号召植树，绝对禁止进山砍树，但这里的人不管，因为穷，买不起炭，大多数人家都还是以烧柴为主，山上的树越来越少，这片山区也越来越旱，就这样恶性循环开了。
我感觉我的思维有些艰难起来，穷到没有炭烧，要阻止世世辈辈靠山吃山的这些农民不去砍柴，确是有些实施的难度。但保护山岭植被，却也是利国利民，重要而不可有半点忽视的一项工作。这一个两难选择，谁能给出答案呢？
走山路对我来说，本是个不小的挑战，但与宝科老师这一路攀谈着走下来，虽然一直在气喘吁吁，但没怎么感觉，四、五里的山路，已在脚下走过去了。
只是在不感觉间，我们与大队伍也拉下了不少距离。等我们走到山口时，学生们早已如鱼游入了大海，隐没在山的深处不见了。只剩下几个带队的老师，蹲在一块稍大的山石上，等着学生砍柴回来，再组织队伍返校。
但宝科老师却要坚持进山深处去。我当然也要跟着他，虽然的确是很累了。在继续往山深处走的路上，宝科老师对我说：万一学生要是出了什么事，谁能负起责呢？所以他得离学生近点才放心。
我问他，那么这么些年来，有没有学生在砍柴中间出过事？
有过，不过也不多。宝科老师说，有10多年了吧，那时他还是这个学校的一名学生，有一个学生，就在砍柴时从山崖上掉了下来，当时就摔死了。后来学校赔了家长一些钱，就不了了之了。都是山里人，对这些事也不稀奇，大家都认为，出了事是因为自己不小心。去年也有一个学生，在背柴回来的路上扭伤了脚，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大问题。
前面的路越来越不好走了，确切地说，是已经没有路了，我抬头望了望，学生们都隐没在山半腰的树枝与灌木丛中，要继续再走下去，就得去爬上周围陡峭的山崖了。我很奇怪这些学生是怎样爬到那么高的，我也很想爬上去，去看看他们如何砍柴，但只试了试，便知趣地放弃了。
宝科老师替我想办法，他观察说，靠左边的这座山岭坡度较小，虽只有三五个学生在上边，但爬上去，应该能看到对面山岭上的学生，大部分学生都在那里。
想一想，也只有如此了。
于是，我在宝科老师的带领之下，开始“征服”眼前这座不太陡的山岭。说是征服，其实，一路上，我都是被宝科老师给拽上去的。其中尴尬不提也罢。
攀上这座山岭，果然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对面山岭上隐没的学生的身影。找了一块稍平一点的地方，我坐下来，从只有三倍变焦的相机里去搜寻他们。
天空很蓝，没有一丝云，这是一个晴朗的冬日下午。我从数码相机的显示屏里望着这一群偶尔走进我的镜头、偶尔又隐没在山深处的孩子们，努力地想思考或总结一些什么，但奇怪的是，我连一点感慨都没有。眼前的景象很真实，又很虚幻，甚至还有些矛盾，他们是为了读书而在砍柴，他们也许是对的，或者是错的，我已无法给出结论，我清楚的只是，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孩子们的能干超出了我的想象，大约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学生们开始三三俩俩、或成群结队地从山里走回来了。
让人沮丧的是，恰巧在此时，我的相机向我宣告电池不足。着急中，只好关了显示屏和闪光灯，从取景框里抢拍了几张他们的砍柴归来图。
和他们走在一起，我问几个背着柴的女孩子，“累不累？”她们都只是羞涩地笑着，却不说话。
冬天的夜晚降临得太快，等我们回到学校时，天已几尽黑了。
孩子们排着队把他们一下午的劳动成果去交给学校的后勤老师，我则快快地把自己已拖不动的双腿扔到东琴老师家的那张双人床上，一句话也没有力气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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