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一瓶安宁
“我问过爸爸都在做些什么。”玛亚边说边撕了块吐司蘸着蛋吃。基兰则是一如往常陷入前青春期的沉默之中。过去几个月以来他总不断嘶吼、叫嚣，我绝望地看着我的宝贝儿子变得遇事推托、冥顽不灵，我放弃了，不再与他吵架。我自认无法再跟一个即将满十二岁、已有一米七二高的男孩争执，他甚至比我还高上一英寸[41]。因此在早餐桌上，玛亚负责说话，而我是唯一的听众，因为基兰脸上清楚地写着他已不住在我们的世界里。
“所以爸爸怎么说？”我问她，一边往煎锅里打了一颗蛋。
“他说他去加沙跟巴勒斯坦坦人说话，这样他们才可以有‘一瓶安宁’。”
“那是什么？”我试图装作一脸正经。
“就是一瓶安宁啊。我爸爸说巴勒斯坦坦人和犹太人需要这个，他说他在想办法帮他们拿到。”
我看见基兰挑了挑眉。原来我这前青春期的儿子还是三不五时地会对某些事情有所反应！特别是可以对她妹妹说教的时刻。
“玛亚，是和平与安宁，不是一瓶安宁。安宁没有办法装在瓶子里，让你和军人一起喝着玩。还有，是巴勒斯坦人，不是巴勒斯坦坦人，你这白痴！你把他们说得像是什么外星人一样！”
“才不是！爸爸明明就说要给巴勒斯坦坦人一瓶安宁！”她故意在多出来的“坦”字上加重了语气。
这两个相差近八岁的孩子吵起架来竟能如此恶言相向，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好好好，你就继续当我的笨蛋妹妹。”基兰满脸怒容地对着玛亚。
“妈妈从今天起不会给你钱买午餐，会改给你带便当，因为你是坏人。”玛亚说。她就跟她爸一样，每回吵架都想方设法要争得最后的话语权。
“如果你们两个再继续吵下去，我会罚你们全都关进房里。”我发出警告，不过我的警告向来被当成耳边风。
“但人家说的是真的。”这一回她认真说道，“爸爸说他去加沙，这样巴勒斯坦坦人才可以跟以色列人一起分享一瓶安宁。”
“他真的这样说？那他打算怎么做？”我问她。我决定转换话题，免得她和她哥哥在餐桌上把彼此生吞活剥。
“去加沙就可以了啊。”她一副国际事务专家的口吻。
“原来加沙有个储存安宁的水库，这我还真不知道。”我端着咖啡坐下。此刻的加沙可以说是半点“安宁”不剩。这些被迫“撤退”、心生不满的以色列移民把加沙走廊搞得遍地石堆，宛如战后废墟，就算有国际援助，要重建加沙走廊也得花上好一段时间。里欧总说，比起西岸地区他更喜欢加沙。他认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比起他们西岸的同族弟兄更有创意，思想也更开放（同族姐妹不在此列，因为除了像曾长期担任巴勒斯坦官方发言人的阿什拉维这样的指标性人物之外，巴勒斯坦政坛鲜见女性踪迹）。
此时校车喇叭响起，我赶忙把基兰送出前门。我对巴勒斯坦人司机哈珊挥了挥手，然后走回厨房坐在餐桌前继续喝咖啡，而玛亚回她的房间准备上学。她每天早上出门前总得花上许多时间准备，我们总是九点过后才抵达幼儿园，整整迟上一个半小时。这是她最后一年读幼儿园，所以我不是那么在意她迟到，我想尽可能享受有她陪在身边的时光。她的言谈仍充满各种意外惊喜，机智而调皮。我确定那“一瓶安宁”的故事是她捏造的。我依稀记得她好像从她祖母乔伊那儿听过这个故事，乔伊常不断讲述里欧小时候用过“一瓶安宁”这词组。玛亚非常聪明，聪明到懂得剽窃这几个字眼，把她哥哥唬得一愣一愣的，甚至连我都有几分相信。她很敏锐，她察觉到我不满里欧对加沙的偏执，不满他频频造访那片充满火爆冲突与怨念的狭长土地。
我的和平使者丈夫啊。我叹了口气，啜饮着咖啡。过去十年来，我跟着里欧走遍中东世界每个角落：从摩洛哥到巴勒斯坦，从埃及到约旦。我并非有意在他的中东世界里追逐任何理念、梦想或抱负。我，过去的女权主义者，早年曾在伦敦地铁贩卖托洛茨基[42]刊物的女孩，如今已完全化身为绝望的宝莱坞电影女主角，偏执地爱着一个男子，而这个男子又爱着一片永远无法回报其奉献的土地。我连续过着没有他的日子，独自带着孩子们过活，而他持续在他此生至爱的中东地区间游走。他横越了整片中东，从黎巴嫩到埃及，约旦到伊拉克。我孤身一人盼着他归来，我不屈不挠地试着与中东为友，我不断试探她、取悦她，只求能更了解她；我为她学习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为她罔顾我早年强烈的无神论立场，替我们那不甘不愿的儿子举办一场宗教成年礼；为她将我们的女儿送至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双语幼儿园就读。
自从搬到在耶路撒冷的第二栋房子，我们便少有交流。这栋房子在耶路撒冷西区，位于总统官邸附近一个虔诚的小区里。以色列由加沙撤兵之后便换成我丈夫进驻，他每个月有好几天都会在那儿过夜。
我们的新房子过去曾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被花园包围的独栋平房。以色列建国之后，这处房产曾荒废过一段时间，约莫持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其后大批犹太移民从世界各地涌入以色列，丑陋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改写了圣经所描绘的这片土地的样貌，遍及各地的住宅区改变了城市的天际线，藏起耶路撒冷的尖塔与圆顶。
在这栋被树木与芬芳玫瑰花丛围绕的房屋之上，如今加盖了三层楼，每层楼各自拥有独立出入口。幸运的是我们住的是原屋，因此能够独享这片花园。这种感觉相当隐秘，就连邮差都不会一路走到我们前门口，只会把我们的邮件放在整栋建筑物的主入口。由于我们这栋房子上头加盖了楼层，导致客厅几乎没有任何日照，颇似住在洞穴里。这栋房子的每个房间都铺有美丽的地砖，而且庆幸的是仍保留了原屋的蓝、绿、红三色马赛克砖。其中一间房的墙上，甚至以马赛克砖拼了一幅“生命之树”的图样。在不分日夜同样柔和的光线照耀下，那图样看似一幅洞穴壁画。
我们当初选这栋房子是因为它有茂密自然的花园。但如今我开始觉得有些与世隔绝，甚至想念艾梅克勒方街上说着英语的喧闹咖啡店。因为现在要出门去咖啡店已不像从前那样方便，我发现自己时常在这美丽的洞穴里无精打采地闲晃，等待我的奥德修斯[43]归来。
但是加沙是如此重要，就连我们的小女儿都明白这一点。
“爸爸什么时候才会从加沙回来？”每回里欧出门玛亚都会这么问，因为他只要出门就必定是去加沙。
“等到中东和平之后就会回来了。”我通常都这么回答。她会把这个答案当真，并未察觉我话里的讽刺。而我也喜欢一再重复这个答案以宣泄我不断压抑的挫败感，因为我觉得自己被排除在此地益发紧急的政治过程之外。然而接下来几个月，加沙形势每况愈下，和平之路似乎从未像此刻如此遥远。
在我意外迁居中东以后，每逢愤怒与不满的时刻，我会把内心对国际组织傲慢地自诩为和平使者的这股厌恶更加合理化。这只会令我更加恼火，因为里欧是如此一心一意地投身其中，许多年前在伦敦某个美丽的四月午后，他曾非常清楚地对我表明，绝对没有任何人、事、物能胜过他对中东的爱，而如今他的确在身体力行这份承诺。
要是我也开始爱上中东，开始书写中东，把我的兴趣投入于中东呢？他会做何反应？他会怎么做呢？
10 菲妲
我们成长于条条通往流亡的十字路口
当歧路交会，童年也自我们手中陨落
一阵狂风吹倒一把伞
这是我对幸存者的敬意
——《我朝你奔去……与你并肩前行》穆里·巴尔古提
“Keif halek？ ”
“Ana mabsuta.”
菲妲问我“你好吗？”，我按照阿拉伯语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回她。她听了之后发出一阵傻笑。
“每次都用同一句话回答有什么不对？‘我很好’这答案对我来说挺不错的啊！”
“你的阿拉伯语得多下点苦功了。你也可以回答‘Ana majnune’，意思是‘我疯了’。”
“疯了？有什么好疯的？”
“这个世界啊，我就常常被这世界搞得快疯掉。”
我心想，“Majnune”这个词我早就认得了。无论是印度的印地语、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还是孟加拉国方言里都有这个词，意思是疯狂的爱。这让我想起某个波斯王子的传说，他叫作玛吉奴，他神魂颠倒地爱上一位名叫蕾里的美丽交际花。我想我多数时间都不会介意用这样一个词来响应这世界对我的问候。
如果说欧莉是我融入本地的推进者，那么菲妲则助我打破层层回忆，意外地发现阿拉伯语与我的母语间的扎实联结。随着我与她相处时日渐增，听她说阿拉伯语的机会也变多，两种语言间的桥梁跟着逐渐成形。她每天从耶路撒冷通勤至拉马拉工作，我常去那里陪她一起共度漫长的傍晚时光。如今我已能用简单的希伯来语对话，因此也想试着跨越阿拉伯语障碍。感谢老天让我遇见菲妲，这道障碍现在看来已非那么高不可攀。
某个宜人的六月早晨，我去她位于耶路撒冷西南部艾因喀拉姆（Ein Karem）区的家接她。我的一位朋友推荐她，她也同意担任我的随行口译，所谓随行口译其实对记者来说，更像是扮演“地头蛇”的角色。
这一回她要带我去北部的巴塔村（Barta'a），那是一个巴以融合的村落，村里七千位居民全都因通婚而彼此互为亲戚关系。这个村庄是个特例，不像西岸地区北部其他地方那般，边界全被以色列筑起的安全墙隔离。菲妲安排了来自村里两方的村长接受采访，一位是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人，一位是以色列阿拉伯人。
我看见她站在露台上，凝望着下方苍郁的山谷。那露台底下是一条快速道路，道路底下便是急遽下坠、长满麝香草与鼠尾草的山谷。露台上有着不可思议的迷人景观，可一百八十度全景瞭望被艾因喀拉姆旧村落往昔巴勒斯坦居民遗弃的梯田与扁桃树丛。晒衣绳上的洋装、床单、牛仔裤、衬衫，随着微风吹拂而飘动。我停好车，走上阶梯，看着她身体不同部位逐渐出现在我眼前，当她收起第一件晾起的衣物，展露在我眼前的是她细长的双臂，接着我看见她一双穿着合身低腰牛仔裤的长腿大步向我走来。作为巴勒斯坦女性，她高得很不寻常。当她的脸庞从一件褪色的橙色床单后方出现时，看来竟如此熟悉。狭长脸型、画着眼线、满是睡意的双眼，再配上一抹忧郁的微笑，我看过这张脸，这五官像极了某张全球知名的脸孔。这张脸属于某位世人再熟悉不过的伟人，这张脸常出现在昏暗教堂内与细心装饰的壁龛里。
菲妲有着耶稣的脸，细长而丧气，却有着宽容世人的神情，脸颊旁则散落着柔顺的黑色鬈发。她温柔地笑着，然后顺着我的眼光望向邻近的丘陵与惊人美景，她说：“没错，你眼前看见的一切都曾经属于我们。我要夺回这一切！”
她这番言论吓了我一跳，迅速把我拉回现实。
我难以从她轻快的语气中判断，她何以选用这句话作为我们首次见面的开场白。她是不信任记者吗？还是故意说些外国人想听的陈词滥调？我听得出她语气里藏着隐晦的讽刺，这令我非常不舒服。这份不舒服源自我丈夫的犹太身份。我突然可以体会我儿子害怕中间名阿奇瓦被他的巴勒斯坦同学发现的心情。我也再度理解里欧为何振振有词地表明，不愿让巴勒斯坦同事知道他的宗教信仰。我心想我最好别提起自己跟犹太人的关系，我不希望她因此对我改观。我想要了解眼前这个高得惊人、貌似基督的女人，我在心底发誓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定会从这起BBC采访案的合作继续延伸为私交。
“放心，我会通过和平协商夺回这片土地和这个村落。”菲妲语毕笑了出来。
我脑海里不断重复响起基兰他朋友耶申的话：“等我长大以后我要带领群众运动，用和平的手段取回我们的土地。”
此刻我站在这栋位于艾因喀拉姆区旧阿拉伯村的旧阿拉伯屋子里，面对着这位貌似拿撒勒[44]先知的修长女子，想着我该如何在不说错话、不泄露我那禁忌秘密的情况下，与她建立新关系。
好在此刻我们并无多少时间闲聊就得出发往北。一路上车里的对话听来都似乎有着弦外之音，我想这多少是因为她奇特的幽默感。特别是当她说：“既然欧洲人调停了半天都不成功，那么巴以两国的总统或许都该听听你的见解，你可以教我们一些甘地式的技巧。我们这里需要一位甘地，甘地通过和平抗争就把英国赶出印度，我们受够那些自杀炸弹客了。”
我本打算问她：“你真的想把以色列人赶走吗？”她觉得以色列是像英国之于印度那样的殖民政权吗？但我没把这些在脑海中翻腾的想法说出口，只是看着她以僵直的姿势与蒙眬的眼神，望着车窗外如今被以色列屏障隔离的阿拉伯村落。当车子加速驶过西岸地区平原，我开始数着这些由一片片混凝土构成的“城墙”，这一道道违反国际法规的城墙将巴勒斯坦人围起，不仅让他们有如活在牢狱里，同时也切断了邻近村落彼此的日常交流。这道分隔之墙孤立了巴勒斯坦村落，让他们与世界断绝联系，无法与邻近的以色列大城进行商业往来或使用城里的医院、学校与各种便利设施，也无法使用位于特拉维夫的车程不到一小时的机场。在城墙后方的远处，我看见鄂图曼风格的叫拜楼（minaret）[45]矗立在稠密的市镇里。我突然意识到光是使用这条划过西岸占领区的道路，就等于是在支持以色列的领土掠夺计划。我对菲妲表明此想法，她说：“我本可以带你走另外一条路线，但我想给你看看这条联结南北殖民区的主要公路，这条路也叫作六十号种族隔离公路，它就这样硬生生穿过西岸地区中央的城镇村落，只为了联结散落在山顶的犹太殖民区，你看，就是那些红屋顶的房子。”
声誉卓著的巴勒斯坦作家拉加·薛哈德曾经在他某本著作中表示，跟他比起来，这些犹太移民根本没有资格住在巴勒斯坦丘陵（这些移民全都住在丘陵上堡垒般的宅邸之中）。他还表示这些欧洲犹太人任意破坏这片土地，摧毁了长满麝香草和叙利亚奥勒冈的田野。他们有什么资格主张这片土地的所有权？那些殖民建筑打从结构开始，就有一种占地为王的姿态。为了在山顶上建造殖民区，他们把这些《圣经》中曾出现的丘陵山顶砍个精光，改种上蔓生的白色红顶混凝土之城，这不但亵渎了地景，也使野生动物流离失所。当地原生的巴勒斯坦村落都建在丘陵坡地上的人造梯田，散落在橄榄树丛间，坐落在仙人掌篱笆圈起的栽满时令蔬果的花园之内。我曾与里欧多次参观各地的“巴勒斯坦废村”，每回参观都会被告知要注意看老仙人掌与无花果树，因为那些植物当年便构成了村落边界。他们的房子大都是暗灰色或赭色，外墙通常爬满青苔，窗户样式颇为简朴，屋子也不会盖得超过两层楼。这些房子毫不显眼，他们以共生姿态融入周遭环境。这些原生居民并未践踏这片土地，他们以简朴的方式让自己过得舒适，打造家园。
“我们等一下就会转向通往六号公路的路口，六号和六十号两条公路是平行的，我们会沿着六号公路，一路穿过图勒凯尔姆（Tulkarem）城内被城墙围起的巴勒斯坦村镇，我母亲就来自那里。”菲妲开口把我从拉加·薛哈德书中描写的往昔场景拉回现实，“六号公路一路沿着绿线走，所以待会儿你将看见以色列是如何像个占有欲强烈的情人，蛇行在整片巴勒斯坦大地上。这条蜿蜒曲折的界线横断、贯穿这片土地，以色列骑在这条界线之上，非要让它不甘愿的情妇意识到它的存在。你说开在这条穿过占领区的公路上会有罪恶感，亲爱的，我实在半点都无法体会。你要怎么想都可以，就让你的良心继续折磨你吧！然而对我来说，不管是不是占领区，不管国际怎么认定，反正这里就是巴勒斯坦。”
“可是你走的是一条以色列为了以色列移民建造的公路！你内心应该多少会跟我一样过意不去才对。”
“这片土地上的任何设施，只要我能使用我就没有理由抵制！我穿越的可是自己的国家，没什么好抵制的！抵制是留给你们这些外国人的。”菲妲停了一会儿，接续说道，“假设将来以色列人迁离他们占领的西岸地区，你觉得他们会把六十号公路一起带走吗？”她窃笑，“就像他们从加沙撤退时，整个加沙成了一片废墟，建筑全被挖掘机推倒，温室全毁，连水道都被下毒那样？”
我沉默不语。里欧确实提过这些以色列移民在被以色列军队强制撤离前有过类似行为。
这趟车程很美好，但却载满了历史，载满了愤慨与痛苦。一路上，三不五时就会出现一道八米高的城墙挡住路边村落景观。绿色圆顶清真寺与叫拜楼从城墙后方探出，提醒我们墙后仍住着一群人。我感觉菲妲与我之间也慢慢筑起一道墙，一道防止误会滋生的墙。万一这趟出差过后，她就不想与我保持联系该怎么办？万一她因为我犹太人之妻的身份而不信任我，或者以为我不过是又一个发战争财的记者又该如何？会不会这回合作经历令她不快，等工作结束她就会回到那如今已被以色列强占的阿拉伯弃村，回到她附有露台的公寓，而我则会回到耶路撒冷，替巴以双方交流失败的故事又添一例？
“所以你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她边问边把目光从图勒凯尔姆城墙上高耸的瞭望塔移开，稍早菲妲曾提到她以前在那城里的村落上学。
“我是为了我先生来的。”我本打算对她吐实却决定改口说道：“嗯，我是来这边当记者的。”
“但你说你是BBC的特约记者，所以不是他们把你调到这边来的？”
“没错。我本来是趁着在BBC停薪留职期间过来这里，但留停期满我决定留在这里，在这里当记者。”
“选择来这里也太奇怪了！这场冲突全世界还看不腻啊？媒体不会疲劳吗？还有什么好报道的？不是全都报道过了吗？”
“你说得对，可能真是这样没错。不过关于这一区的新闻其实读者还没腻，所以我才有工作！可是你不觉得今天要采访的故事有点不同吗？”
我试图转移她的注意力，这样她才不会一直抛出让我难以回答的问题，搞得我头昏脑涨。
“嗯，是挺有趣的没错，但说穿了还不就那一套，就是以色列任意隔离群众，导致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有趣的状况，就像我们即将要去看的那样。”她停了一分钟，“待会儿要去的那个村里有个牙医，他有两个老婆，一个以色列人，一个巴勒斯坦人！”
当我们抵达村落，我发现这个地方让我想起孟加拉国当时硬生生分裂的景况。
喀布哈家族是全球最大宗族之一，他们定居于巴塔村，通过世代联姻而互为亲戚关系。但自以色列建国后，村民便活在两个不同的行政系统底下：巴塔村西部归属以色列，东部则归属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虽然喀布哈一族仍继续通婚，但分裂现况严重影响该族，他们无不渴望统一。
我们开车经过巴塔村熙攘的市集，穿过人海。在这里，东西两村可以更加自由地交流。这里跟其他充满活力的中东市集没什么不同，顾客与商家忙着进行寻常的市集对话，小贩吆喝着当地农产品的价格来吸引顾客上门，架上放着硕大的西瓜、花椰菜与当地特产的长条白茄子。但这个市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国际法用来划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领土的绿线正从这个市场经过，穿过商家、主干道，甚至还划过几间民宅，胡乱地分割一个个小区与家庭。
“就在这里，你可以一脚踏在以色列，一脚踏在巴勒斯坦。”菲妲站在一家位于村里主干道转角的玩具店旁说道，她美丽的双眼闪烁着些许嘲讽。如今我明白这样带点尖酸的俏皮话是她独特的幽默感，只是我不知该不该笑。毕竟这番言论看似荒谬，却又无比真实地点出了这片土地陷入分裂的处境。
五颜六色的充气玩具与沙滩排球垂挂在雨篷下左摇右摆，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间来回摆荡。菲妲站在店门口，同时身处两个国家，成堆的廉价玩具掩盖住她站在巴勒斯坦的那条腿。这幅景象带我回到至少二十五年前，重回我成长的那个处于东、西孟加拉之间的村落。
我记得村里有条分隔东、西孟加拉的河，应该是巴伊拉布河，但我不那么确定。我们以前会游泳渡河来去两国之间：西孟加拉邦属于印度，“东孟加拉国”则成了名为孟加拉国的主权国家。我们自在穿越国界的日子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告终，我们被禁止横渡这条熟悉的河流，因为两国都在边界部属了荷枪部队，只要有任何活物出现，双方都会毫不犹疑地扣下扳机。但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曾越界进入西孟加拉的市场买了些小饰品，还有几尊常见神祇的陶瓦小神像，当中有些还被我一路带到英国，甚至至今仍在我身边。这些神像有如沉默的历史旁观者，立在我耶路撒冷的书桌上回望着我，不断提醒我命运有多讽刺3在将近三十年后，我儿时经历的政治分裂又再度于我的生活中上演，只不过这一回的情况棘手得多。此刻我站在中东村落里，看着这条由漠不关心当地居民的外来势力伸出隐形魔掌所划下的荒谬界线，内心感到难以理解。
菲妲与我开车穿越市场来到葛桑·喀布哈的家，他是巴塔东村的巴勒斯坦村长。我们开车接他一同前往属于以色列的西村，因为他无法驾驶他挂着巴勒斯坦绿色车牌的汽车进入以色列。虽然路上并无栅栏或任何可见的分隔线，但途经市场半路上就会发现放眼望去的车牌都转为黄色，因为我们已进入以色列。我想同时访问他与另一位以色列村长，该位村长同时也是他的远亲。
“来到这里，我等于已经有一只脚踏进监狱。”当汽车跨越无形边界进入以色列之后，村长如此说道，“但我的远亲，也就是巴塔村的以色列村长会遵照阿拉真神的旨意，通过关系救我出去！”我想起几分钟前菲妲说的双脚踏在两个国度那番话，对这位村长来说，这等于一只脚踏进监狱。我不知道是否该把村长的话当真，但经过一天的相处之后，我们都习惯了他那特殊的幽默感，他得靠幽默感来武装自己，才能熬过日常种种荒诞。事实上，我发现巴勒斯坦人很喜欢说些略带尖酸的俏皮话，否则他们又该如何面对这场渗入他们生活的占领呢？
“以色列人”村长里亚德·喀布哈，从他优雅的黑色书桌后方问候他的远亲。他说葛桑出现在他办公室在以色列当局看来是违法行为，而且是蓄意违反移民法，若真要细究，那表示许多村民的配偶都会被处以高额罚金，甚至入监服刑。我问巴勒斯坦村长是否听过娶了两位老婆的那位牙医，万一那位牙医带错老婆、跑错边过夜会发生什么状况？他笑着说道：“我家复杂的程度可不输给他，对你们外国记者来说，应该也很值得报道！我老婆是以色列阿拉伯人，也就是她有巴勒斯坦血统，但因为她来自北方列属以色列管辖的阿拉伯区，所以她有以色列护照。这么一来，我们的孩子们也成了‘以色列人’，我不能去接他们放学，因为学校在以色列那一边。我也不准开着我那辆挂着巴勒斯坦车牌的汽车进入村里属于‘以色列’的那半边。”
“这样说来，你老婆得每天负责接送小孩咯？”
“没错，然后他们会非法地回到巴勒斯坦家里吃晚餐和过夜！”
村长说：“你知道如果以色列公民进入巴勒斯坦领土被逮到会怎样吗？”
“我不知道，会怎样？”
“会被罚两千块以色列币，大约是五百美元。”
“你有四个孩子加上一个老婆，所以如果被抓到，得罚两千五百美元？”我问村长。
“没错。而且不只如此，我们甚至不能一起旅行。有几次我们一起出国，我得去约旦首都安曼搭机，只有我老婆和孩子们才能使用以色列的大卫·本·古里安机场。”
葛桑·喀布哈遵循传统，也娶了一位家族远亲为妻，她不但来自以色列那一方，而且也是巴塔村以色列村长的亲戚。这个涵盖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领土的巴塔村，严格来说，双方村民都不准探视他们的堂亲表戚、姑婆姨妈或任何一位家族成员。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存有一场婚礼的画面。来自西孟加拉的新郎叫作尚提，我们以前都叫他“尚提卡卡”，意思是尚提叔叔；而新娘瑞希米（意为“如丝绸般光滑”）则来自巴伊拉布河另一端的孟加拉国，也就是“东孟加拉国”。这是一场禁忌之恋，因为河这不只是两国通婚，同时也是跨宗教的结合3尚提卡卡信仰印度教，瑞希米则是穆斯林。他们初识于村落里摆满陶瓦神像与丝制手镯的市场之中，当时尚未见国界警察的身影。所有孩子都知道他们两人会躲在附近开满芥花的原野上调情，我还记得为了封住我们的嘴，他们会从市场买来“batasha”，那是一种用来供奉寺庙神祇的甜饼，他们会给我们这些不信神的小妖怪一大把甜饼，讨好我们，然后才出发前往田野。
巴塔村横跨一道名为瓦地阿尔米亚（Wadi Elmia）的山谷两端。一九四九年某天，居民醒来后发现自己再也无权横越山谷进入村庄彼端。山谷西部归属新成立的以色列，东部则属约旦。所谓的停火线，也就是绿线，沿着山谷路线划定，这条线成为以色列与约旦控制的西岸地区之间的新界线。一夜之间，同一家族成员的亲友全数被硬生生拆散。某位村民告诉我，他当时年仅六岁，却对此记忆鲜明。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想去探望住在以色列那边的姑姑。我父亲试着剪断边界的刺网，想给他姐姐送个礼物，但是约旦士兵发现并拦下了我们。他无法亲自递送礼物，所以我们站在距离山谷最近的山坡上，我姑姑也站在山谷那端某处高地上，我们疯狂地朝她挥手，叫喊着：‘姑姑，姑姑，站近一点，我们想看看你！’”
一九六七年夏天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占领了原本被约旦控制的西岸地区，过去立在东、西巴塔村之间的篱笆被拆下，喀布哈一族本期待经过漫长等待后终能团聚。他们也的确享有过一段短暂的统一时光。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发生了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促使以色列定下更为严格的规定，不再准许两村间自由通行。而二〇〇〇年发生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导致形势更为艰难，想获准探视分隔于边界两端的亲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那么对巴塔村的喀布哈一族而言，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最为理想，能让家族间不受边界限制而自由团聚呢？我问了巴勒斯坦村长葛桑·喀布哈这个问题。
“我希望巴塔村可以统一。”他说道，“至于要属于巴勒斯坦还是以色列，对我来说不是问题。不管我身在何处，我永远是巴勒斯坦人。”
他的以色列分身兼远亲里亚德·喀布哈，则对此问题表达了一个更崇高的理想：“我认为最好的方案是这个村落自成一个联邦。一个村落，一个议会，最重要的是能自治。比方说，这里可以成为一个同时属于两个国家的示范区，也许我们可以成为全国未来发展的典范！”
一九四七年印巴分治导致孟加拉国分裂后，孟加拉国的知识分子为促进统一，也曾有过同样的倡议。而在一九七一年孟加拉国独立之时，相同主张也曾被再度提出。但自此之后，东、西孟加拉两边人民都与统一梦想渐行渐远，如今从印度次大陆的国家政治现况看来，孟加拉国恐永无统一之日。自印巴分治起几十年来便怀抱统一大梦的那一辈人，他们始终梦想能重回家乡的番石榴果园、白色宅邸，还有后院那一池水色碧绿的鲤鱼池，然而他们要么已经过世，要么已虚弱到无力继续做梦。
“这位小姐，该走咯。”菲妲说（我很快就爱上她如此称呼我），“我们得出发去找那位医生了。”
“医生……什么医生？”我心不在焉地问道。
“就是山谷两边各有一个老婆的超人医生。”她笑说。
“真有这个人？我以为你和村长们是在开玩笑。”
“当然不是！”菲妲说，“不只是老婆会分隔两地，在山谷里有个市场，那里有人家里卧室在以色列，厨房和客厅在巴勒斯坦！”
“那还真是一国方案的完美示范！”我戏谑地说道，因为我正努力理解巴塔村里种种古怪的现况。
菲妲说：“你真心认为犹太人想跟巴勒斯坦人共享同一个国家吗？”
“我认为等你们人口超越他们之后，时候到了他们也别无选择。”
“那会是何年何月呢？他们可是在等着弥赛亚（Messiah）[46]出现，到时候我们全都会变成犹太人，连你也不例外！”又是典型带着讽刺的俏皮话。
我开始谨言慎行，避免透露自己其实早已是犹太家庭的一分子。我不想失去与她的友谊，她是如此特别，用独特的讽刺挑战她国家荒谬的政治现况。我觉得要是她知道我与犹太人的关系，就不会如此大方地表达她对犹太人与以色列政策的观点（不过后来证明我错了）。
当我们从村长的办公室沿着山谷走向市场，菲妲说连精明的犹太政客都会误闯他们自己设下的法律陷阱，他们不知该如何处理像巴塔村这样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法律根本不管用，若强硬执法便等于违反基本人权，得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夺走，就连巴勒斯坦的巴塔村长也不得豁免。她继续说道：“我成长于以色列北部的乌姆阿法姆（Umm al-Fahm），那里离巴塔村不远，待会儿回程可以顺道经过。我拿的是短期可加签的签证。因为我父亲娶了一名来自巴勒斯坦的图勒凯尔姆的女子，也就是我母亲，当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母亲尚未拿到以色列护照，所以我们在以色列就像异乡人一样四处漂泊。我跟观光客一样得每年更新我的“居留证”，我现在手上这张再过四个月就要过期了。我有一位犹太律师朋友塔玛，她其实是我室友，她突尼斯籍的父亲为了拥抱犹太复国美梦，于八十年代从法国移民到以色列。塔玛在法庭上担任我的律师，帮我申请各种文件好让我能住在我的国家。你听了做何感想？一位原生居民居然要靠一位移民之女来确保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以留在这个国家！像这样的案例总有一天会拖垮以色列，这个国家完全是建立在谎言和圣经故事上的。就算国际舆论、和平协议等手段都无法改变以色列目前的立场，以色列这样白纸黑字记录在案的种种违反人权的劣行，终将让以色列垮台。”
11 菲妲与塔玛
每一种料理都有自己的故事。犹太料理的故事主题，便是这个四处迁徙的失根民族与他们消失的世界。那个世界活在人们的脑海里，它不但能唤起人们的思绪，且有其象征意义，因而始终维持活力不衰。我的世界在四十年前消失了，但它仍在我的想象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当你斩断与过去的联结，过去依旧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操控你的情感。
——《犹太食物之书》，克劳蒂亚·罗登
我跟菲妲初见面时，本还在担心她是否会不愿与我在工作之外相互了解，但随着我们在巴塔村培养出友谊之后，当初的烦恼如今显得可笑。访问结束后数周，她邀请我去艾因喀拉姆与她共度周末。
艾因喀拉姆是耶路撒冷西南部的旧阿拉伯村落，近年来绅士化了，如今成了耶路撒冷精英艺术家、律师、政客的落脚处。不过该区边缘仍有一些一九四八年被巴勒斯坦难民弃置的空屋，这些未经整修的空屋随后落入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难民手里，至今仍保持原样。如今这些带着古意的小房子，专门租给学生与年轻专业人士。菲妲与塔玛一起合租了一间小公寓，塔玛是一位左翼以色列律师，积极投身替那些被以色列政府以“安全因素”为由拒发居留文件的巴勒斯坦人争取权益。
那天是周五下午，菲妲正在做令人垂涎三尺的著名叙利亚奥勒冈面团，她从田野里摘了些新鲜麝香草加进去，站在屋外回廊的我都能闻见山谷里野生香草的气味。这间公寓有着一米厚的外墙和一座巨大杂乱的花园，花园里有座架高平台，可以眺望广阔苍翠的山谷与梯田。当我站在那儿，倾身向前倚着铁栏杆，有个一头金色长发的女子过来站在我身旁。她抽着烟，穿着一身明亮而迷幻的标准嬉皮风格花色的衣服。我们几周前便已在西耶路撒冷一家名为“德温”的热门左翼酒吧打过照面，当时菲妲邀请她的朋友参加一位巴勒斯坦DJ举办的现场音乐活动。然而，这是我头一次在白天看见她。
“丘陵斜坡上那些梯田是谁建的？几何构图也未免太完美了！”我开口问道，并没有特别针对菲妲或塔玛发问。
“当然是巴勒斯坦人啊。”塔玛说，她一根接着一根抽烟，隔着烟雾她看上去比我还老，但我知道其实她比我还小上几岁。
“传统上地主大多是基督徒，他们住在山顶，至于穆斯林农夫则住在山谷间。”塔玛继续说道，双眼仍望着在我们面前展开的壮阔美景，“他们世世代代种植能锁住水分、繁殖力强又能适应梯田环境的蔬果，一直到我们这一代出现为止。欧洲犹太人不懂如何耕作梯田，而在房价上涨前住进艾因喀拉姆的阿拉伯犹太人也不是农民。阿拉伯犹太人大多是商人或裁缝，因为他们不准持有土地。他们懂得如何赚钱，知道怎么处理黄金和银行业务，但就是不懂播种。在当代犹太文化里，农业相对而言是个新玩意儿。”
我定睛一看，看见许多旧石块，这些过去整齐地一阶阶排在梯田边缘作为分界的石块，如今已四处脱落。扁桃果园的遗迹仍清晰可见，果园边的石块倒仍牢牢固定在地面上。
“没有人去采收那些扁桃，每一年果实都在树上腐烂，然后又再度开花。我们和那些住在丘陵上的犹太移民都不知道该如何采收、晒干，然后摘取里头的扁桃仁。”塔玛说道，午后阳光照在她脸庞与摇曳的发丝上。我静静地打量她，欣赏着她的古铜肤色与一头金色长发，她从我的双眼中读出了些什么。
“我一头金发配上一双蓝眼，我不属于这里，对吧？你是在想这件事吗？”塔玛以律师锐利的眼神直盯着我看，仿佛正试图掘出我隐而不扬的质疑。
“这世上没有人能永远独占一片土地。重点在于尊重，只要不去破坏房子、历史遗迹、清真寺、教堂等种种先人遗产，只要不去亵渎这些山坡上的回忆，我觉得你和我都有权待在这里。”我边说边想起孟加拉国某栋废弃的“印度”房子，院里种了一株历史悠久的神罗勒，如今该处住了一个穆斯林家庭，他们依然受益于这株神罗勒的药性，利用它的叶子来防止风寒，“只要不蓄意抹去历史，并且在某些方面尽力保存先人记忆和习俗，那就不需要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然而接着我眼前闪过一系列电影般的回忆画面，我想起犹太国建国后各种无意义的破坏行径。在我与里欧同行的多次富有“教育性”的周末巴勒斯坦历史之旅中，我看见过被拆毁的房屋、被亵渎的墓地、被损毁的陵墓、被弃置的穆斯林与基督徒历史遗迹。犹太国是专为犹太人创立的，应许之地是许给犹太人的。我再次看着平台上的塔玛，看着她身后种满橄榄、扁桃、麝香草的苍翠丘陵。我心头涌上无比钦佩之情，因为她勇于质疑自己是否有权活在这片土地之上。
塔玛担任菲妲的律师，出庭替她在自己的国家里争取公民权。所有巴勒斯坦人处境都很艰难，但菲妲一家状况格外尴尬。她父亲来自以色列北部的乌姆阿法姆村落，但是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与中东国家交战，也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之际，她父亲与父母逃到科威特避难。直到一九六七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以色列并吞了西岸地区，他们才重回以色列，但由于她父亲在战时逃往了“敌区”，以色列拒发护照给他。
我明白菲妲与塔玛之间的关系伴随着依赖、责任与歉疚。菲妲需要塔玛以获得居留文件，好继续生活在她的出生地。而塔玛活在这片被以色列强占的巴勒斯坦大地上，住在阿拉伯弃村一栋荒废的阿拉伯旧屋里，她需要靠菲妲来减轻罪恶感。
“因为菲妲，我才有正当理由住在这栋被占领的阿拉伯房子里。”塔玛证实了我的推测，“要是没有她，我就不会住在这里。看看这栋房子，跟犹太人盖的新房子比起来既通风又凉爽。巴勒斯坦人懂得如何在耶路撒冷建造冬暖夏凉的房屋，这些厚实的墙壁能避免热量散出，只要开上几小时暖气，热气会被困在墙内好几天。我干吗要住在那些犹太移民盖的脆弱红顶欧式新房里？他们根本没有在这种气候下生活的经验。但我身为犹太人权律师，怎么可以理直气壮地住在一栋巴勒斯坦人被掠夺的房产里？好在有菲妲，她能继续保存她族人残留的一切回忆，同时也能减轻我的罪恶感。”
塔玛的声音听来很激动，就我看来，那是因为她不但正试图理解自己方才所言的一切，更重要的是她也在试图理解自己。
我们静默不语好长一段时间，三个人就站在那儿，试图梳理各自对历史、根源、放逐、权益等种种议题的解读，借此构成各自的人生观。我自己也尝过无家可归的痛楚，但自我离开孟加拉国后，便将其包裹在我替自己创造的浪漫表象里。我不愿住在孟加拉国人群集之处，我想要展翅而飞吸收外来文化。虽然心头偶尔会泛起一股自怜，但身为少数族群就像处于一种特殊地位，意味着我无须遵循社会现况，可以尽情表现自己，人们虽会觉得我有些怪异，但只会将其归咎于我的异国背景。自离开故乡孟加拉国之后，我在许多国家生活过，多数时候我都很享受这样独特的地位。
我并不羡慕这两位对我而言十分重要的新朋友的生活。此刻在这美丽的露台上，她们分别站在我两侧，一位从小以难民身份在自己的国家成长，憎恨着占地为王的犹太移民；另一位则清楚地意识到这里虽名为家乡，但她其实是个移民。世上多数人总把青春、纯真视为理所当然，殊不知塔玛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已迫使她提前成长。塔玛才刚满三十岁，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电话响个不停，她不分日夜，随时愿与客户交谈，她永远随传随到。她们两人都成熟得太快，套一句巴勒斯坦诗人穆里·巴尔古提的话：“还来不及成年，童年便自他们手中陨落。”
过了一会儿，塔玛说道：“我得去探望我爸了，我通常会跟他一起吃安息日午餐。改天你一定得过来尝尝他拿手的古斯米[47]料理，他会加入鸡肉和北非香肠一起煮。他是从突尼斯来的，嗯，不过他是从法国过去的。”我看着塔玛穿着一身多彩洋装走下阶梯来到车旁，她的车就停在屋子下方那条沿着崖边开凿的街道，一路往左蜿蜒往下便可通往种满麝香草、叙利亚奥勒冈、迷迭香的山谷，往右则会开往上坡，抵达高档餐厅与精品店林立的艾因喀拉姆闹区。
菲妲和塔玛所住的这栋屋子就立于路边，一旁有条从缓坡通往谷底的蜿蜒小径。每到春季，盛开的羽扇豆花将草地装点成一片紫色花海，初夏之时，姹紫转黄。羽扇豆果实呈圆盘状，在耶路撒冷旧城大门、西岸地区各个路口、公交车站、检查哨，常可见有人一大桶一大桶地用盐水煮着羽扇豆。巴勒斯坦人管它叫“turmus”，许多人疯狂爱上这种食物。无论是走在街上，还是在以色列检查哨度过漫漫等待之际，人们会不停地把“turmus”往嘴里塞。水煮羽扇豆荚应该是中东蔬菜球3一种将炸过的鹰嘴豆泥丸子夹在中东口袋饼里食用的小吃3之后排名第二的街头小吃。
菲妲与我穿过长满羽扇豆的田野，走向谷底中心，她说那里长满叙利亚奥勒冈，而她现在得采一些来做烤饼。
“这里是我唯一认定的家，所以照以色列政府判定，我是个没有家的人。”菲妲平静地说着，然后她沉思了一阵，想着这片祖传之地遭逢的劫难，继续说道，“还有对我来说，这片土地所种出的农产品便等于这片土地。对我而言，叙利亚奥勒冈、香芹、鼠尾草、扁桃与橄榄便是巴勒斯坦的同义词。巴勒斯坦人就像橄榄树一样，不管你怎么修剪、连根拔起，甚至放火烧毁，到了下一季仍会冒出新芽，冬雨过后，新树根会在柔软的土壤底下盘根错节地展开。”
当菲妲与我抵达叙利亚奥勒冈丛，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每当他们为了建造安全墙而连根拔起一棵棵橄榄树，然后再把树移植到他们的分隔岛与环形路上作为装饰，反而会加深我们与这片土地的联结。这些被拔起的树会在新环境重新生长，往这片土地注入难民的历史。就算国际社会、和平组织以及以色列政府都选择遗忘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这些古老的植物也会在巴勒斯坦土壤里，重新写下这些难民营居民以及放逐于中东与世界各地的流浪者的故事。”
我觉得这种说法极度浪漫。她的声音听来心满意足。这种说法带有一股浓浓的怀乡之情，失去家园的剧痛令流离失所的人们心生一股朦胧的希望，盼望能重回政治实权已不复存在的家园。
“你住在艾因喀拉姆，但房东却是个犹太人。你做何感想？”我问菲妲。我知道此刻气氛已变得阴郁且话题的政治味越来越浓，我本不该提起这个问题，甚至该转移话题才对。
菲妲抬起头，把忧郁、悲伤的目光移向梯田，然后开口说道：“其实这里应该叫作阿因喀拉姆，是阿拉伯语里带着喉音的‘Ain’。欧洲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他们的语言里也掺杂了‘Ain’这个发音，而且古希伯来语字母里也有这个字。如今现代阿什肯纳兹希伯来语把‘Ain’阿因读成‘Ein’艾因。”
“这很重要吗？”我说。
“什么？”
“地名。”
“重要啊。”菲妲说，“为什么阿因喀拉姆要变成艾因喀拉姆？只为了让这些欧洲舌头方便发音吗？”
她在树丛里迈大步前进，我看着她伸出纤细修长的双臂摘取野生香草的嫩芽，她敏捷地摘下最顶端的新鲜叶片。她的黑色塑料袋如今满溢着山谷的味道。
“Yallah！”菲妲用阿拉伯语说道，意思是来吧，“我们可以回去做菜了。”她满脸微笑地抬起头。她扎起塑料袋，双臂往左右两边伸展，仿佛要全面拥抱眼前的丘陵与山谷。
接下来整个下午我们都避免谈起政治，专心做叙利亚奥勒冈烤饼。她不断强调她用的可是流传已有一世纪之久的食谱，她边说边洗叶子，然后搅碎叶片，拌入大蒜、海盐与橄榄油。她手脚利落地备好面团，用手指优雅地用力按压，然后在上头撒上盐巴与水，接着继续揉捏面团，直到它变得柔软而有弹性为止。她揉捏面团的手法看来带着一丝急促与紧张，面团揉好之后便可将其切开，然后在每一小份面团之中包入方才拌好的盐、叙利亚奥勒冈以及大蒜。这些动作看来几乎像是种仪式，仿佛她是把曾住在这片山谷的巴勒斯坦先民的回忆包入面团里。她替面团抹上橄榄油与蛋黄液，接着便把它们送入烤箱。
“我母亲就是这样对折把馅料包进去的。”菲妲说。
“你母亲想必是跟你外婆学的吧。”我说。
“一定是啊。”菲妲走到烤箱边，替第一批烤饼翻面。橄榄油与墨角兰经过烘烤后，令小小的厨房香气四溢。
“食物到底有什么魔力？为什么人们无论走到世界哪个地方都会把烹饪传统一代代传下去？为什么食物会成为记忆的重要媒介？为什么食物会让人想起自己的根、自己的传统，还有自己的家乡？”我喃喃自语着，并未期待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嗯，因为对离乡背井的人来说，食物的记忆是他们仅有的。要记住一个消失的世界，最好的方式就是重现家传的晚餐菜肴。这些叙利亚奥勒冈烤饼里头就包了一些属于这座山谷的历史。来吧，吃一个看看，闭上双眼告诉我你看见些什么画面。”
菲妲拿了一个刚出炉的热腾腾的烤饼给我。我没有闭上双眼，但却能轻易看见近代鬼魂在她阿拉伯屋子里的壁龛中对着我们微笑。我可以看见刚打理完扁桃园与橄榄树丛的农夫回到家中，坐在厨房炉火旁与家人共享这温热的点心。此时黄昏夕照将菲妲与塔玛舒适的露台照个通亮，我的思绪飘向世界各地离乡在外的人们，他们通过食物追忆被他们抛下的过往。
“我可以向你介绍一个有名的英国犹太食谱作家吗？”我对菲妲说，“她叫作克劳蒂亚·罗登，她全家来自埃及。她写过几本以埃及与中东的犹太食物为主题的书，因为她说这是她移民到欧洲的祖先唯一留给她的回忆。这跟你刚刚的说法很像。”
此刻气氛控制了我的情绪。我对菲妲坦承我有个犹太家庭，而我的犹太丈夫毕生理想就是：所有被放逐的巴勒斯坦人都必须回归此地，然而此地的犹太人也应当有权留下。
12 合法异乡人
我们在这个国家住了近两年，拿的一直是每三个月要加签一次的观光签证，就连里欧也不例外，因为这是所有选项中最简便的方式。根据以色列的返乡法规定，身为犹太人的里欧当然有权返回以色列，不只他，连他的儿女与配偶（也就是我），都有资格无限期居于此地。然而他拒绝了这项权利。“除非以色列开放让巴勒斯坦人共享平等的权利，否则我不能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此番言论始终是他不变的立场，因此我们并未选择最显而易见的方案：入籍成为以色列公民。第二个方案是申请工作签证，我们当时也考虑过此方法。然而对要前往以色列短期居留并参与非政府组织计划的西欧与北美民众来说，最热门的选项还是每三个月离境一次方能再度入境。但不能搭客运前往埃及的西奈半岛（Sinai）或走艾伦比桥（Allenby Bridge）入境约旦，因为一旦走陆路，边境海关将只发放为期一个月的签证。必须从大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飞离这个国家然后再度入境，才能获发三个月签证。过去两年来，我们飞去开罗与安曼（这是以色列在中东仅有的两个和平伙伴），还飞去印度西孟加拉的加尔各答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Dhaka）（如此一来，孩子们才不会忘记自己有一半孟加拉国血统），当然，假日时我们会飞回伦敦。每一回出入境都要伴随令人挫败的安检程序，虽然有犹太亲属会让过程较为轻松，但仍时常令我心生愤怒与无力感。
通过机场安检最简单的方式是，一开始就提出自己与犹太人的亲属关系，当然前提是你确实有。当时以色列安检单位会以不同颜色的贴纸作为暗号替乘客分类，但每隔几个月各种颜色所代表的类别会更换，如此人们便猜不到自己在以色列的机密档案里被归属于哪一类。然而在以色列的第一年期间，我旅行了几次之后便摸索出这些颜色的意义，我想至少在那一年里，各个颜色所代表的意义如下。
粉红色：犹太人或是有犹太亲属的人，例如我们一家人。
绿色：支持犹太人的正当异教徒。
白色：其他不构成安全威胁的外国人。
紫色：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工作，有潜在安全威胁的外国人。
橙色：姓名带有阿拉伯语或是听起来像阿拉伯语，可能会造成安全威胁的外国人，当中可能包括阿拉伯基督徒。或是护照上盖有“敌国”的戳章，例如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苏丹。（有一回孩子们和我拿到最安全的粉红贴纸，但里欧不但只拿到橙色，而且还被盘问了好几个小时，因为他的护照上有黎巴嫩的出入境章，当时他还没去办另一本出入以色列专用的护照。）
红色：巴勒斯坦人。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被认为是以色列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这意味着即使是娶了英国妻子的巴勒斯坦参谋总长，每回要经由大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去英国探视妻儿，都得被脱衣搜身。
“既然我跟你们奥尔默特总理进行和平协商会议时，都可以不用脱衣搜身就进入他的官邸，那我确定你大可不必让我经历这番折腾才让我上飞机吧？”时任巴勒斯坦参谋总长的拉斐克·阿尔3侯赛尼每回仅着内衣裤站在隔间里时，总会如此告知负责质询他的海关人员。他说他时常从安曼飞往伦敦，这样一来便能免去这些羞辱。
每当轮到我们在机场安检时，通常由玛亚负责多数谈话，如此一来安检会在几分钟内就结束。但有时候，我就是忍不住挑衅这个国家有如卡夫卡小说剧情一般荒谬的安检流程，有一回我们要飞回英国过犹太新年那次就是一例。
那位年轻海关官员有着明亮的双眼与一副职业笑容。我们是长龙队伍里最后一组旅客，而我们的班机再过四十分钟就要起飞了。为了加快流程，他走到我们身边问了一句：“Ivrit ou Anglit？”
他是在问我们，他该说希伯来语还是英语？
我女儿用她完美的希伯来语腔调回答道：“Ivrit.”
这位年轻官员脸上专业、严肃的表情顿时转为一抹温暖的笑容。
“Bemet？真的吗？”他说，“你的希伯来语是在哪里学的？”
“在我的学校。我们要去伦敦看我的saba ve safta。”
“你爷爷、奶奶住在哪里？”
“在修伊绪（Huish）。”
“那是在哪里？”
“在伦敦。”
对玛亚来说，伦敦等于英国的同义词。我跟这位官员解释修伊绪是位于威尔特郡（Wiltshire）的一个寂静村落，他转向我并开始专心问起更具体、更标准的“安全”问题。
“所以你的家人住在英国？”
“是的。”
“他们叫什么名字？”
在大卫·本·古里安机场出入多次之后，像这样针对家庭背景进行侵略性提问已不再令我意外，因为我知道这位官员想知道些什么。我踌躇了一会儿，犹豫着是否该拖慢整个安检过程，故意不告诉他他想要的信息，稍微逗弄他一下。最后我对他说了家人的名字却故意省略姓氏，如此一来，说了等于没说。
“Shem Mishpakha？（他们的姓是？）”我故意说了他们战后的姓氏，从这姓氏完全看不出犹太血缘。
我欣赏着他的表情变化。他严肃了起来，先前放松的脸部肌肉再度紧绷，好找出以色列安检单位一心想查出的“真相”。每一位质询官都得问出盘查对象的种族与宗教背景。我已经知道下一个问题会是什么，我不但没有说出他想听的答案，还准备了更言不及义的回答。我知道这么做会拖慢进度，但我无法剥夺自己进行这个小游戏的机会。
“你的公公、婆婆或是你和你先生属于哪个小区？”
“我们当然都属于我们住的小区。”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们有参加什么集会吗？”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但其实我完全明白他在问什么，他想知道我们是否为某座犹太教堂、基督教堂或清真寺的教徒。
“他们住在英国时，参加过村里的集会吗？”
“他们住的那个村庄很偏僻，那里没什么集会。不过每年夏天倒是会举办全村庆典。此外，不时会有农夫市集。偶尔还会有一些婚礼，但多数年轻人都搬到大城市去了，所以婚礼不但次数不多，地点还很远。”
我们还剩二十分钟可以赶飞机。我本是一时兴起想逗逗这位海关官员，现在却好像有些过火了。我觉得现在要挽救似乎已太迟。我刚才大可直接对他说：“我先生一家是北伦敦一座自由派犹太教堂的信众。那座犹太教堂我去过很多次，都是在赎罪日、犹太新年和逾越节的时候去的。”
我环顾四周，巴勒斯坦旅客们看着我蓄意与这个种族歧视的系统作对，脸上几乎藏不住笑意。要是我向海关官员说出我们“恰如其分”地虔诚信奉犹太教，他会立刻心满意足地停止盘问。但我不能让这位有着锐利明亮双眼的以色列海关安检人员打击我的自尊。我身边围观的这些脸孔让我无法说出他想听见的答案，这些已排队等上数小时的旅客大多是阿拉伯人，有些则是来自菲律宾或斯里兰卡的家庭帮佣，要是我此刻直接答出真相，他们会认为我是投机分子，纵使那么一来，我便可以顺利通过安检。
“你听说过妥拉[48]读经团吗？”
“没有。”
“你跟你先生是在哪里认识的？”
“英国。”
“英国哪里？”
“伦敦。”
“伦敦哪里？”
“罗素广场（Russell Square）附近。”
“是在什么特别的聚会上吗？”
“是，大学酒吧里确实是人挤人。”
“所以你们是在酒吧里认识的？”
“没错。”
“哪所大学？”
“伦敦大学。”
“你什么时候搬来以色列的？”
“两年前。”
“你在以色列参加过任何集会吗？”
“你是在暗示什么？”
“试着回答我的问题。”（他们不使用“请”这个字。）
“你为什么就不能直接问你想问的问题？”我语气坚定地低声说道。
“你倒是说说我真正想问的是什么。”他语气也很镇静，但我听得出来他在努力压制声音中的一丝颤抖。
“你想知道我和我的家人是不是犹太人。你不敢明说是因为以色列最近被迫签了某份国际协议，里头的‘民主’宪章不准许你那样直接发问。但是……”我把未说完的句子硬是吞了下去，“总之你的行为很仇外，你拿着一个黄色星星等着我说出令你满意的答案，然后你就可以把星星贴在我手臂上……[49]”
这位海关官员脸色一沉，但仍坚决保持镇定。反倒是我，声音开始变得模糊且微微颤抖，因为我对眼前这位年轻人竟握有操纵上千名通关旅客命运的大权感到愤怒与挫败。我可以感受到那些被扣留盘问数小时的旅客内心有多无力，他们被盘问可能只是因为有个像穆罕默德、阿哈麦德、哈桑、萨尔玛之类的标准阿拉伯名字，或是因为护照上记载的出生地是幼发拉底河与地中海之间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至于巴勒斯坦人，则一律获发红色贴纸，照例会被脱衣搜身盘查。但我还想到其他姓名听起来像阿拉伯语的旅客，这当中不但包括了阿拉伯基督徒，甚至有许多人是生于中东的塞法迪犹太人[50]。
此刻我和我说着一口流利希伯来语的半犹太女儿站在这里，享受着我们不想要的特权，我们无须被羞辱就能通过安检，我们不用脱衣检查，也不必排上好几小时的队。我和我女儿都很幸运，我们的名字不会让我们被列入“危险分子”名单。
“你或你先生的家人在英国参加过任何宗教集会吗？比如上犹太教堂或基督教教堂？”
总算！我心想，他终于让步了，终于卸下官腔，开口问出他一直想问的问题。我感觉平静许多，我赢了。
“在耶路撒冷，安息日的时候爸爸带我和哥哥去过犹太教堂。”我女儿插嘴说道，而我正直视眼前这位海关官员，他活在这个偏执地要记录旅客种族的政权底下，却仍想追求民主。
“亲爱的，你们去的那座犹太教堂叫什么名字？”海关官员用较为柔和的语气问玛亚。他的脸部肌肉放松，睁大双眼露出微笑。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在那边为了犹太新年做了一个蜂蜜罐，我们在里面放了真的蜂蜜，我爸爸会切苹果去蘸蜂蜜[51]。”
由于我女儿的犹太血统纯正得无懈可击，这位海关官员突然停止询问。我们对以色列显然不构成威胁，这位“犹太民主”舵手陪我们走向安检第二关。此刻我们已剩下不到十五分钟可以去赶飞机了，但我内心知道一定来得及，因为现在我们已被证实为伟大的犹太家族的一分子，然而我并未因此面露满足或感激之情。接着他对玛亚说道：“小朋友，你是自己打包行李的吗？”
“我睡觉的时候妈妈帮我打包的。”
“那就好。”然后他转头直视着我。我看见他以锐利的阿什肯纳兹眼神，凶猛地盯着我，仿佛是在训诫我方才恶意捣乱。
“你明白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些问题吗？我是要确认没有人在你包里乱放东西，因为有可能是炸弹。你自己打包的吗？有没有人托你带什么礼物给别人？”
“你是在问我妈妈包里有没有炸弹吗？怎么会有人要在她包里放炸弹？”玛亚问道，她看起来一脸震惊。我可以感觉我身后的基兰正努力克制自己别踹他的宝贝小妹妹一脚，他被海关官员要求摘下耳机，他很生气自己竟然得听玛亚废话连篇。
“是，我是自己打包。然后，没有，我没替谁带礼物。”我如此回答，然后等着他的反应。但他显然已调查完毕，没再继续追问下去。
“带着你们的行李直接去快速托运柜台，你们的班机过不多久就要起飞了。”海关官员边说边往我们的行李与护照上贴上白色贴纸（我们的黄色星星！），贴纸上头还有一组号码，这组密码表示我们不具任何威胁。身为犹太亲属的我们本该拿到粉红贴纸，但这一回这位海关官员给了我白色贴纸，意思是：其他不构成安全威胁的外国人。我在想他是否要借此表达立场，给我一个轻微警告，因为我故意为难他质询，浪费他的时间。他喊了一位机场工作人员，要他替我们的行李系上“检查通过”的标签。接着他转向盘问队伍里下一位旅客，并且打开一本贴满各色贴纸的小册子，每一种颜色都代表不同的种族分类。
“我们的行李不用通过X光检查吗？”我困惑地问道。眼看这么多人在X光机前排队，直接前往行李托运柜台令我有些罪恶感。成排“可疑”的行李被挑出放在长椅上，正等着被打开，由安检人员亲自检查，检查完毕后行李的主人才能获准登机。
“不用，你们直接去快速登机柜台拿登机证。”原先那位海关官员说道。他与玛亚握了握手并对她说：“亲爱的，拜拜，很高兴认识你。好好照顾你妈妈。”
队伍里的群众3其中某些人想必叫作穆罕默德或阿哈麦德3双眼无神地看着我与孩子们展示着颜色正确的贴纸，拖着行李与双腿走向柜台。我再无勇气拒绝这个国家赠予我们的特殊待遇。我短暂的叛逆已经被自私的烦恼取代，此刻我只是一个担心错过班机的投机旅客。
就这样，我身为一位来自南亚的异乡人，却无须通过标准安检程序就能从大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离境。这全得感谢我手上的王牌，也就是我那胡言乱语的半犹太女儿。
13 犹太军营大街
我们在耶路撒冷的第二栋房子位于哈格度哈维里街（Hagedud Ha ＆ apos； lvri），犹太志愿军的军营也在同一条街上。随着时节入冬，耶路撒冷开始降雨，我在这洞穴般房子里的生活也跟着阴郁了起来。我决定每周至多只做一则BBC专题，这样才有足够的自由写作时间。我同时也请了希伯来语家教，还报名了东耶路撒冷圣城大学的密集阿拉伯语班。
我发现自己留在家中的时间越来越多，随着气候日渐湿冷，家中湿气也跟着加重。耶路撒冷的冬天诡谲多变，这里的房子构造无法抵抗寒风大雨，这儿甚至偶尔还会下雪3我们初抵此地时地上便有三英寸厚的积雪。但当时我们在艾梅克勒方街的房子有中央暖气，住起来舒服又气派。如今这栋位于艾梅克勒方街南方半公里处的哈格度哈维里街的房子，相较之下显得简朴、老旧，里欧想搬到一个更多“当地”人从小生长聚集之处。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对宗教颇为虔诚。我和里欧每逢安息日开车上街便会有罪恶感，因为街上到处都是穿出家中最好的那件白色上衣准备要去犹太教堂的一家老小。最初我们觉得那栋房子十分迷人，并且夏天常在花园举办派对。八月气候炎热之际，那个墙壁贴着马赛克砖、地板铺着花朵图样地砖的洞穴依然凉爽，俨然是个避暑胜地。
无论我是在写作、制作BBC每周一回的专题，还是替孩子洗澡并哄他们上床睡觉，里欧永远把自己关在位于屋内角落的书房里，忙着写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政权的报告[52]。我们俩几乎没有任何私下互动。从某方面来说这也是好事，因为我们都想忘记律师那回事，想平息与欧莉闹翻过后掀起的余波。只要里欧在家，我们便不准提起欧莉这个名字，就连孩子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我通过工作与菲妲认识了一些新朋友，但面对朋友时开始变得更为谨慎，仔细衡量该向他们透露多少家里的情况。我会与这些新朋友保持距离。
平日基兰会搭七点半的校车上学，我和玛亚则会晚一点出门。生活似乎很平静，无风无浪。这个“洞穴”二十四小时都需要开灯，这让我觉得自己活在一个不知时日的空间里。我得依靠时钟过活，因为坐在我的“书房”里完全看不出天色变化。而我所谓的书房，其实不过是卧室的一个小角落罢了。
比起我那间位于屋子前方的卧室兼书房，厨房与客厅更缺乏日照。我开始不吃午餐，因为要走进更暗的空间会令我沮丧，在里头我甚至会被自己的脚步声给吓着。整栋房子都充满回音，电暖器又不够热。我工作时都得在大腿上放上女儿的热水壶取暖，书桌两旁再各放一台电暖器，然后房门紧闭才行。
我会工作到下午三点。此时我便该去搭公交车前往基督教青年会接玛亚放学。那是我一天之中最精彩的时光，我可以与她坐在公交车上，在半个小时的车程里听她说故事。在这座城市待了近二十个月之后，她仍一如既往地活泼，对这座城市充满各种疑问与相互矛盾的看法。这座城市不仅是我们此刻安身立命之处，同时也决定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命运，从某方面来说，甚至会影响全世界的命运。
里欧的表亲阿默思不时会过来当保姆。他已服完兵役，而且也过完了他的“正常化”假期3他去南美洲旅行了三个月。他正在找工作，不过暂时没着落，也或许是他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他做过各种尝试。他曾通过驻守加沙走廊的以色列士兵牵线，做起一门创新的生意。他雇用巴勒斯坦女子编织无边犹太礼帽，然后带到耶路撒冷市场以高于成本约十倍的价钱售出。但后来以色列人迁离加沙，紧接着军队也在夏天撤守，他的生意就没戏了。到了十一月，就在住棚节[53]开始之前，他又开始了一项短期生意：从约旦进口椰枣叶（此为住棚节期间宗教仪式所需用品之一），然后以近乎敲诈的高价在以色列贩卖。他靠这门生意赚了不少钱，但他所有生意都要么短命，要么就是期间限定：他的无边犹太礼帽生意因政局变动而告终，而进口椰枣叶也只能在住棚节这一周内贩卖。
因此他把保姆当成找到新事业前的过渡工作。我喜欢阿默思，他有一种坦率大方的特质。尽管他热爱他的国家且愿意为其牺牲生命，但他对军队并无遐想。他公开承认他服役时奉命执行过一些违反人权的命令。他不否认曾迫害巴勒斯坦平民的基本隐私权，他半夜突袭民宅、恐吓孩童，然后把他们聚集起来盘问，而他的同事则负责搜寻“恐怖分子”。他确实偶尔会质疑自己的行为，但他没有胆量违背长官命令。国家使命的召唤终究还是比他内心对迫害巴勒斯坦人的质疑来得伟大。对他而言，国家使命才是他的优先考虑，尽管有道德上的顾虑，他依然相信这片土地是上帝赐予犹太人的。他很喜欢谈论在部队出任务的种种。他说入侵敌方领土时，比方说西岸地区的纳布卢斯，他绝对不会碰平民的财产。他说他视线所及有收音机、个人计算机、珠宝，但他和他的同事绝对不会下手。他还说某次长期围城任务中，他甚至跟某家人分享食物，尽管他们可能正是那行踪成谜的恐怖分子的父兄子弟。
然而，我从被围困的巴勒斯坦男女口中听过不同的故事。我不断听见他们抱怨军队不只会夺走易于携带的小型财物，甚至还会蓄意破坏，把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摔破锅碗瓢盆，把院子里的蔬菜连根拔起。阿默思把自己形容为一个严守纪律的士兵，他说自己只会执行被交办的任务，而当中并不包括损毁嫌疑恐怖分子的家。他对我说，某回他奉命搜查一只五斗柜好找出能追查嫌疑犯下落的相关线索，当他搜查完毕，他动手折叠嫌疑犯的衣物，把文件和物品放回抽屉里，此举引来同事一阵讪笑。我喜欢把阿默思想象成捷克作家雅洛斯拉夫·哈谢克的小说《好兵帅克历险记》里那个少根筋却正直的士兵。
会请阿默思帮忙带孩子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想跟丈夫的亲戚保持往来。毕竟他们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唯一的亲人，有必要让孩子们与他们熟识。基兰很喜欢阿默思，因为他是个纸牌高手，他说他是在军队站夜哨时学会的。“得要有练瑜伽的那种自制能力才能在漫漫长夜里保持警戒，不过还好我身上有纸牌！”他说。
晚上有阿默思在房子里，我就能偶尔逃离这栋位于卡塔蒙区（Katamon）的跟犹太军营同一条街的房子。一九四八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时，这里爆发过后来被称为“卡塔蒙之役”的激烈战事。巴勒斯坦斗士们以周遭民宅为基地（我们家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向犹太志愿军发动血腥反抗。以色列战胜不久后，此区街道全部改以犹太恐怖分子首领组织为名，这些组织战时蓄意破坏火车，在旅馆放炸弹（包括耶路撒冷最著名的大卫王饭店），并且杀害所有他们认为反对创建全世界第一个犹太国家的分子，当中包括联合国的和平调停者。
有了阿默思之后，我在孩子们的课后时间也能享有一些自由。我每周可以去一趟拉马拉找菲妲，她已不再两地通勤，因为她与塔玛闹翻了，虽然这很不幸，但本不可避免。如今她在她新男友马哈穆德家过夜，他在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政府任职。
由于我洞穴般的居所到了冬天是如此阴郁，菲妲也离开了耶路撒冷，里欧又因为忙乱的工作时常缺席，再加上我内心突然涌上一股令我心生倦怠的茫然，种种因素导致近来我对BBC特约采访的工作不若初时那般起劲儿。我觉得自己很可悲，我试图重振事业，但其实我的职业生涯早已被我撕裂成绝望的碎片。我一点都不开心。
因此，当某天晚上菲妲致电邀我去拉马拉最有名的餐厅之一——达尔娜共进晚餐时，我立刻抓住了这个可以逃离阴郁住所的机会。我在拉马拉感到格外自由，在那里我无须面对道德两难，无须反复思考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选择，更不必整天自问为何我仍住在耶路撒冷，守着一段虚幻的婚姻。既然它令我陷入如此可悲的忧郁，我何不直接打包走人呢？从我家开车走上短短二十分钟就能抵达检查哨，接着就能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光是开往拉马拉这趟车程本身就是一种独特而令人挫折的体验，得以见证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有多么缺乏沟通。
在耶路撒冷东北边境的阿尔拉姆（Al Ram）检查哨，以色列边界警卫问我：“你要到哪儿去？”
“拉马拉。”
“为什么？”
“去吃晚餐。”
“晚餐？”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很古怪！”年轻的士兵说道。他唤来了他一位眼神锐利的女性同事（相较之下女性士兵更容易令我心生胆怯），接着他说道：“你看，这位女士说她要去拉马拉吃晚餐！为什么？我们这边没有好餐厅吗？”
“这里吃不到中东烤鸽饭，也抽不到中东亚力酒水烟啊。”我故意这么说，逗他们笑。
“这位女士，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这位士兵挥手送我离去。我偷偷看了那位女兵一眼，面无表情的她令我有些紧张，她的表情有如陨石般刚毅，恐怕得出动液压钻才能在上头凿出些火花。
有一回我要去拉马拉，正当准备出门之际，阿默思对于我要去巴勒斯坦城市探望朋友、进行社交活动，甚至在那边用餐感到好奇与不可置信。
“他们那边有什么乐趣吗？”
“什么意思？”
“我是说，他们有可以喝酒的餐厅或酒吧吗？”
“当然啦，他们有酒吧、餐厅和咖啡店，街头上不分日夜随时都人潮汹涌。那边的街道比耶路撒冷市中心还热闹，人们的生活也比较正常。那边的狂热分子不像这里这么多，拉马拉的巴勒斯坦人很懂得享受生活，而且他们不会穿着军装、肩上挂着一把AK-47步枪去餐厅。”
“好奇怪。”阿默思说，“巴勒斯坦人在我的想象里，就是检查哨看到的那个样子。我跟他们唯一的接触都是通过枪杆。”
拉马拉，如此靠近却又如此遥远，阿默思常说除非是以军人身份去作战，否则他不会去那座城市。几年前有两名以色列军人在拉马拉惨遭私刑处死后，以色列人就被禁止前往西岸地区。
“其实你也没得选择，因为你们全都被禁止过去，就算你想跟墙外的巴勒斯坦人说说话也没办法。”我跟阿默思说，“当然，你可以试着闯闯看，但就要冒着被处以高额罚金的风险。如果你们可以自由地跟巴勒斯坦人往来，以色列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就会显得多余。因为一旦以色列人体验过巴勒斯坦的夜生活，他们绝对不会想再拿枪指着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年轻人会拆掉检查哨，然后自由地穿越边界两头狂欢。”
然而我知道我对阿默思说的这番话，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事情没那么简单，过去六十年累积的愤怒与仇恨，不会如此轻易就烟消云散。双方都需要一段疗伤期，我不知道双方要经过多长的时间才能原谅并忘却过往，重新开始。
“我认为如果不把阿拉伯人隔离开来，他们不可能会让我们继续待在这个国家。”阿默思说道，我想他是真心相信这个说法，“但如果某天有机会去拉马拉拜访你朋友菲妲也蛮不赖的。也许你可以把我偷偷带过去。”
“不然你可以试试异族联姻啊，要我当媒人吗？”我对阿默思说道，“你爸会说阿拉伯语，跟你的巴勒斯坦新娘沟通不成问题。”
“你疯了。我爸绝对不可能接受我娶一个巴勒斯坦女孩。还有，你们这些局外人怎么老爱帮我们想办法？你们凭什么觉得我们会想听你们的？我干吗相信跟这片土地毫无瓜葛的人会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世界干吗不让我们顺其自然就好？我们才不需要什么媒人！”
“因为你们长久以来实施的各种剥夺当地居民权利的政策，把这里变成了另外一个南非，他们甚至连住在祖传家园，住在从小生长的这片土地上的基本权利都没有。都已经二十世纪了，竟然还有这种事情发生！而且还发生在这个号称民主的国家。现在已经不是殖民时代，过去白人新移民把澳大利亚原住民、毛利人、美洲原住民从地球上抹去这种事情不该再发生。”
“但我们又不是新移民！我们本来就属于这里，我们比巴勒斯坦人还早来，这里是我们的土地！几千年来我们一直祈祷能回到这里。我们不是新移民。”
“从某方面来说你们的确是。雅利安人在四五千年前吠陀时代从中亚迁徙到印度开垦定居，成为印度人，难道这表示他们现在有权声称中亚是他们祖传的家园吗？”
“但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渴望回到这里，三千年来我们不断祈祷，重复说着祷文里面那句‘明年在耶路撒冷’。阿拉伯人为什么就不能分一块地给我们？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他们有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从摩洛哥到利比亚，可是我们只有以色列。”
“阿默思，整个阿拉伯世界有二十二个国家和地区。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口音和方言，肤色和文化传统也不同。想象一下，如果巴勒斯坦人跑去苏丹共和国，难道他们会有回到家乡的感觉吗？”
“你不懂。”阿默思看起来有些心烦意乱地说道，“犹太人跟这片土地的渊源之深不是你能想象的，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始终想回到当初被放逐之地的民族。你不会理解的，外人不会懂我们的痛苦。”
阿默思的说法便是典型的犹太例外论，不管怎么讨论，最终总会绕回这个论述，以色列政府通过学校教育把此论点灌输到每个孩子的脑海中，要他们相信犹太问题的状况与众不同，是特例，因为犹太人曾遭遇无可比拟的磨难，因此便能合法地将巴勒斯坦人的一切据为己有。
我的以色列大地，
我们有一棵树、一条路、一座桥……
玛亚仍会把这首流行的爱国歌曲挂在嘴边，只不过她现在是为了要惹怒她哥哥才会唱。
菲妲与我在达尔娜餐厅优美的环境之下，伴着现场演奏的乌德琴乐声享用了一顿晚餐。餐后她说要随我回耶路撒冷，好回去艾因喀拉姆区拿些衣服与杂物。她现在几乎都住在拉马拉，而且正准备永远搬离耶路撒冷。
位于耶路撒冷与拉马拉之间的卡兰迪亚村（Qalandiya）检查哨的士兵表示，菲妲并无以色列居留权，而且内政部还在审核她的申请，所以她根本就不该跑去西岸地区。她不该在身份厘清前跑到以色列境外，也不能住在艾因喀拉姆区那个地址以外的地方。此刻又下起了雨，让这栋混凝土与金属建成的检查哨以及挡住以色列入口的这道高墙看起来阴森冷峻，活像某部灾难电影的场景。菲妲用希伯来语对着那位士兵大喊：“请让我过去。我住在那里，我是以色列人。我比你更以色列！以色列是我的家。”
我不确定她是不是又在说俏皮话，还是真的在向士兵们恳求。她的语气带着一丝严肃，但也可能只是在嘲弄这荒谬的情景。士兵把我的护照递还给我，对我说：“你可以通关，但她不行。”士兵指着菲妲说，“她不准进入以色列。”
“但她的家在检查哨另一头。她在那里出生，她一辈子都在那里度过。她的衣服、她的书、她的盥洗用品、她的狗……她整个人生都在那里。你怎么可以不让她回家？”
“不好意思。”士兵说道，“她不能通过检查哨。这里是国境，根据入境规定，她没有护照，也没有任何获准进入耶路撒冷的文件，所以我们不能放行。”
“但是她大可以走殖民公路顺利进入耶路撒冷。”我说。菲妲与我之前从那几条殖民公路多次进入耶路撒冷，从没遇到过什么状况。
“我们今天走这条路不过是因为比较近。你现在这种行为真的很荒谬，我可以跟你上级说话吗？”我对那位士兵说道。我察觉到我的音量渐强，语气也变得急躁。
面对这古怪的场面，菲妲反倒出奇平静。她拍拍我的肩膀，说道：“别跟他们争，你可能会被扣留好几个小时。你这样跟他们还嘴，有些愚蠢的士兵可能会想公报私仇。他们跟被设定好的机器人没两样，说来说去就那几句话，没必要跟他们争。早知道我就带你走另一条犹太移民专用道路。我没戴面纱，又会说希伯来语，每次都被当成附近犹太小区的移民，轻轻松松就可以过关。”
接着她说她累了，无力再千里迢迢地绕回那条路。时间确实晚了，当下已近凌晨一点，下个不停的雨令人抑郁。她今晚想留在拉马拉，于是我掉头把她载回距离检查哨不远的马哈穆德家。马哈穆德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领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在当时“巴解”的根据地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被以色列特务机构摩萨德暗杀。我送菲妲过去时，马哈穆德正站在阳台上。他毫不惊讶地走到门外，仿佛早就在等着菲妲回来。菲妲没与我道别，便匆忙跑向他身边，跟着他进屋。我知道她奔跑并非为了躲雨。我在车里静坐了几分钟，羞愧地想着自己竟有权把车开回卡兰迪亚检查哨顺利通关，而且不会有青少年士兵挥舞着装了刺刀的步枪把我拦下。在我发动引擎之前，我看见菲妲走到阳台上。她对我硬挤出一抹微笑，但我知道这抹微笑底下藏着的是羞耻、愤怒与无力的挫败，这些情绪调成了一杯悲惨的鸡尾酒；我知道这抹微笑意味着待我一离开她的视线，她便会崩溃地放声大哭。她不会在我面前表达她的羞愧，因为我是外国人，我是个冒牌居民，我不过是这个国家的过客。
像这样周而复始的公开羞辱，最终让这位善良女子决定远走他乡。菲妲后来不出两年就移民加拿大。塔玛言犹在耳：“这就是以色列的目的，日复一日的威吓与羞辱，直到占领区的人们自行逃离。”
就在我开车离去前，我摇下车窗挥手道别。向来健谈的菲妲勉强举起右手，然后转身消失在落地玻璃门后。我看见马哈穆德温柔地以双臂环绕她，接着他们双双进屋。此景令我稍感欣慰。至少在菲妲的愤怒与羞愧消散前，在她哭泣之际会有一双臂膀拥着她。
我一如预期地顺利通过检查哨回到家中。当阿默思开门，我看见他的无边礼帽滑落到头侧，用来固定的夹子松脱了。他想必是睡着了。
“有人打电话来。”他说。
“谁？”我的心跳加速，想着可能会是里欧。
“大概一点半的时候，有个叫作马卡穆德的家伙打来，想知道你有没有安全到家。”
“那你说了什么？”
“我说我是你先生的表亲。”
“真的假的？”我惊恐地问他。
阿默思笑了：“逗你的啦！我知道这位马卡穆德来自拉马拉。我不想给你制造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只说我是保姆。”
“谢谢你，阿默思！正常情况下我不介意跟我的巴勒斯坦朋友透露你的身份，但今晚不适合。还有，你刚刚是叫他‘马卡穆德’吗？”
“改不了，以色列口音就是这样。”
“你当然改得了。你爸可是也门来的，在家也会说阿拉伯语。你可以试着读出正确发音‘马哈穆德’。”
“但我从小就被教导‘h’要读成‘kh’，这是地道的阿什肯纳兹犹太腔。”阿默思说道。他整理好犹太礼帽，穿上外套准备离去。出门前他在门口踌躇了几秒，然后若有所思地说道：“我很开心能跟你朋友马卡穆德说到话。虽然短暂，但却是一场正常的交谈。你知道，我过去跟叫作马卡穆德的人说的话都是‘Jibne hawiyye（给我你的身份证﹚！’这一类的。这是我第一次以对等的方式跟日常生活中的马哈穆德交谈。感觉很奇怪，但又挺不错的。”
我注意到这一回阿默思读对了他的名字，毕竟他可以是说阿拉伯语的也门人之子。阿默思有一颗宽容的心，他是我的好兵帅克，我多么庆幸能有他陪在身边。
14 撤退
“我们该结婚吗？”
“我们已经结婚了啊。”
“我是说我们是不是该正式结婚？”
“我们是正式结婚了啊。”
“我的意思是除了登记结婚之外，我们可以好好办一场婚礼、一个盛大的派对，就像我们刚认识时规划的那样。”
“听起来很不错。”
“我也这么觉得，不是吗？不过该在哪儿办？”
“我们可以在集体农场小区租一间农舍，你可以穿沙丽，然后我们找一位印度教祭司和够开明的犹太祭司来替我们主持仪式。”
“然后你会按照犹太习俗在彩棚下踩碎一只酒杯。”我边说边给里欧一个拥抱。
“你则会像个孟加拉国新娘一样，穿着一身红色纱丽，在额头点上一颗朱砂痣。”
整个晚上我都在幻想自己穿着一身飘逸红色纱丽，长发飘散在充满农作物甜香与粪肥味的农场空气中。
他有时会说些令我感动到无言的好话，这会让我彻底沦陷，纵使这些年来我们始终冲突不断，我心头仍会涌上一股汹涌的爱意。
我说：“下周末我们是不是该空出两天去集体农场过夜？我们可以去那边找婚礼场地，孩子们也可以在农场尽情奔跑。我们可以周五下午放学后就出发，然后周日下午回来。”
“周五、周六、周日，这样就三天了，我不能请三天假！”他反对我的提议。自从来耶路撒冷之后，周末始终是我们的一大困扰。以色列人周日上班，基兰的学校则遵循欧洲基督徒惯例在周六与周日放假，玛亚读的是以色列幼儿园，她的周末是周五半天加上周六全天。
“好吧，至少你可以按照以色列规定休周五、周六吧？”
“可是我周五常有会议。”
“那就休周日啊，这样你至少不用忙着回复你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主管。”
“你知道我这样很难做事，因为周日是以色列每周第一个上班日。”
“所以意思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周末度假咯？”
“我已经经常在家了，我的办公室就在家里。”
“没错。你每天在办公室的计算机前待上十二到十四个小时，我唯一能见到的就是你的背影。我还宁愿你的办公室不在家，这样至少你回家之后还能陪陪我们。”
“你知道我的工作不轻松，可以体谅一下我吗？”
“那你说吧，什么时候才可以跟我们好好过个长周末？假设我们运气好，真的决定要在集体农场举办婚礼，难道我们不需要至少空出两天吗？”我失望地说，试图化解我们之间逐渐紧绷的情绪。
就这样，最美丽的片刻顿时蒙上污点，像这样毫无预警的争吵每个月会上演好几回。如今不再有欧莉介入我们之间，但我们仍争执不休。事实上，自从搬来这栋房子之后，争执越演越烈。每回吵架过后他会带着笔记本电脑离家，指控我把家里变成战场。我也确实越来越难以控制我的恼怒，尽管事出有因，但我无法理性表达。他会打包他的小小行李箱，躲去全世界他最爱的地方——加沙。坐在屋里，在我们全天候点着的那盏落地灯的昏黄光晕之下，我自问：“我是不是变成了野心勃勃的男子背后那种心生挫败、刻薄阴沉的妻子？”
我并非无法在耶路撒冷拥有属于自我的繁忙生活，这座城市与这整片土地是如此丰富，只要我有意，多数夜晚我大可以外出社交，或与塔玛以及她的友人在德温酒吧热舞；我可以趁着周末与各国友人在派对上狂欢，还可以去黑门山健行；或者我可以约较有冒险精神的旧识，一同去位于以色列南方沙漠的米茨佩拉蒙镇（Mitzpe Ramon）的峡谷探险。但我无心于此，至少我现阶段的人生是如此。我想念里欧。况且我得在孩子的父亲行踪成谜的状况下，独自背负起教养孩子的重大责任。我时常觉得自己已面临崩溃边缘，甚至不敢深呼吸，就怕自己一放松就会有所闪失。我知道自己不够理性，但我开始偏执地担心起倘若我太常外出享乐，就会有可怕的事情降临在孩子们身上，一旦如此我将无法在场保护他们。
关于在集体农场请犹太祭司与印度教祭司替我们主持婚礼一事，被搁置了好一阵子。以色列从加沙走廊撤离，之后哈马斯又接管该地，这些事情也让里欧开始逐渐从家庭撤退而出。他变得更执着于加沙走廊，甚至连黎巴嫩与以色列二度开战他也漠不关心。他要么待在加沙撰写报告，要么就是人在耶路撒冷却开口闭口全是加沙。他始终觉得那片过度拥挤的狭长地带对外人总是无比好客。他总说自己在加沙感到更轻松，他说加沙人比起他们西岸地区的同胞来得更加友善。他说加沙藏有能化解和平谈判僵局的解药。
“最令人惊喜的是只要走个一百五十米的路，就能走进阿拉伯世界。”
“什么一百五十米？”
“就是在加沙和以色列之间，有一片无人居住的土地。只要穿越它就能来到更棒的阿拉伯世界。”
“为什么光凭这一点就说加沙比西岸好？”
“西岸地区已经变得一塌糊涂了，它已经彻底以色列化，整个社会的运作系统全照着以色列走，大多时候根本很难分得清以色列和西岸地区的交界点在哪里。”
“所以加沙比较伟大。”
“没错，你一定得亲自去一趟才能感受到现场的气势。自从以色列撤离后，一整片加沙走廊全属于阿拉伯世界。那里不像西岸地区一样被以色列蚕食鲸吞，那里也不像西岸地区那样被奥斯陆协议划分为A，B，C三区。”
“等走完那一百五十米之后又会怎样？”
“等你通过艾瑞兹过境站，再走一小段路就能抵达没有以色列检查哨的阿拉伯世界，没有城墙、大门与路障。可怜的西岸人，他们没尝过自由来去的滋味。”
我本想试图争辩，但我知道他说的没错。拉马拉的巴勒斯坦人若要前往伯利恒或杰里科，势必会经过好几道以色列检查哨，反之亦然；而且他们一定得翻山越岭，因为他们不准使用以色列移民专用的直达公路。这些“殖民公路”是以色列政府出资建造的，好让西岸地区各个以色列殖民区能相互直通，并与耶路撒冷串联，这些公路大多途经甚至穿越巴勒斯坦村镇。我明白里欧何以说加沙是“一个完整的阿拉伯世界”。
“他们不需要担心在machsom，也就是检查哨，面对士兵盘问时听不懂或不会说希伯来语。”里欧会说，“他们没那么紧张，也不用一天到晚担惊受怕。他们不像西岸地区的兄弟那样目光短浅。”
“还有姐妹。”
“对，还有姐妹。”
然而在以色列撤离加沙之初带来的欣喜与光明消散之后，里欧开始质疑以色列真正的动机。虽然他乐见以色列自加沙退出，但如今他不确定以色列为何会“单方面”宣布撤退，他时常对此表示怀疑。然而我觉得以色列做得很棒，甚至连某些狂热以色列移民都被撤出，彻底将加沙交还给巴勒斯坦人（根据媒体报道，现场情况相当戏剧化而且夸张：虔诚移民激烈反抗，士兵被迫以蛮力镇压）。我把以色列撤退视为希望的象征，我期待以色列也能在西岸地区比照办理，在不远的将来撤除非法前哨站与殖民区。我相信以色列这样“单方面”的举动替和平增添了几分可能性。
但里欧说他另有想法：“以色列这么做反倒比较有可能把和平的契机越推越远。我很不满意这种单方面的行为。你觉得面对以色列这种破天荒的举动，为何巴勒斯坦人的反应只是普普通通？他们为何没有欣喜若狂？为何没有举国欢腾、彻夜狂欢？”
里欧说巴勒斯坦人当然会对以色列的一举一动小心翼翼。因为在经过四十年的被占领之后，他们很难相信以色列会释出任何善意。加沙是反抗的温床，尽管该区贫穷、识字率低，仓库却堆着满满的简陋卡桑火箭[54]……只要该区没有以色列人，以色列对付加沙简直易如反掌，只要全面封锁边界不许任何人进出即可。因为加沙人往以色列发射了几枚自制火箭，于是以色列决定要集体惩罚加沙人，把那里变成一座监狱。如今加沙走廊上各地方势力相互冲突，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卡桑火箭依然会继续射向以色列，只不过以色列现在可以对火箭发射者采取实际作为。以色列会大力反扑，切断电源、水源、煤气，若犹太人还在，便不可能采取这些手段。如今各地方领袖权力在握，加沙很可能会脱离西岸地区自行独立，沦为一个缺乏国际援助的流氓国家。
尽管当时他的预测听来杞人忧天，但不出几个月都不幸言中。以色列封锁加沙，使这块法外之境与世隔绝；我过去在伦敦前东家合作的编辑艾伦·约翰斯顿被某地方势力绑架，在加沙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哈马斯为了确保艾伦能被平安释放，向敌对势力采取浴血攻击。国际组织也停止向这一小片住有上百万贫民的土地提供当地急需的援助与资源，而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对以色列、对全世界，甚至对彼此都燃起了熊熊怒火与仇恨。
“你会把这些预测都写进你的报告里吗？我很好奇国际上会做何反应……”我对里欧说。
“我们组织的立场是要支持这次撤退。我只是不喜欢以色列的处理方式，他们应该通过协商，而不是强行撤离移民。”
“如果不靠武力把极端分子撤出，以色列又该如何从一九六七年就开始占领的土地撤离[55]呢？”
“就把不愿搬离的犹太移民留在那里，这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反而可以加速和平进程。”
“什么意思？你是说套用阿尔及利亚模式吗？”我说。塔玛老是说可以套用阿尔及利亚模式来解决以色列殖民区争端。当初法国与阿尔及利亚打了八年杀戮战争后签下一纸和平协议，法国分阶段逐步撤出阿尔及利亚。当地法国人获得三年缓冲期，并且可以自由选择成为法国或阿尔及利亚公民。既然法国并未强制撤出当地移民，因此也就无须负责赔偿那些自愿回归法国的移民。多数法国移民都选择回归，不过仍有约两万名法国移民选择以双重国籍身份续留阿尔及利亚。
“这样一来以色列就可以不用像加沙的固斯卡提夫（Gush Katif）殖民区那样，对强制撤离的移民付出巨额赔偿。”我对里欧说，“不过你何以见得巴勒斯坦人想跟那些极端分子一起生活？那些人可是坚持西岸地区，也就是圣经记载的犹太与撒玛利亚（Judea and Samaria）区是上帝许给犹太人的。你能保证巴勒斯坦人在经历那些移民几十年来的劣行之后，不会出手报复吗？”
“如果那些移民不愿或无法搬离加沙，他们就非得改用巴勒斯坦护照不可。至于要阻止双方互相残杀，就必须先签一份和平协议，提供巴勒斯坦难民实质补偿。”里欧用清澈的声音说道，语气听来充满决心。
“如果以色列是真心想要和平，”我说，“它就不会继续筑起一道道混凝土墙，把西岸地区许多大范围殖民区团团围起。”
又一次，我觉得自己随他来到中东是个正确决定，因为我得以亲自见证这场古老冲突的种种迂回转折。里欧充满干劲儿，他对世界地图上这问题重重的一小点怀有崇高使命，我欣赏他相信自己至少能试图改变现状，而我们许多人早已背弃曾有过的远大理想，不再执着于想改善这个世界。
他所属的组织坚信两国方案，但里欧期盼的是犹太与巴勒斯坦双方能共组一国。里欧认为粗糙地分割只会制造永恒的冲突。如今加沙被国际组织与以色列抵制，但他深信唯有将加沙纳入和平议程里，并且将哈马斯视为对等政权与之对话才是正道。
国际社会主张哈马斯应先承认以色列，否则将继续忽视该组织。哈马斯在二〇〇六年横扫巴勒斯坦国会选举之后遭到国际抵制，里欧许多任职于民主团体的友人对此都未置一词。
里欧总说国际社会不该对哈马斯拒绝“承认”以色列感到大惊小怪，因为那不过是反抗策略的一环，事实上许多哈马斯成员很乐意参与和平协商。
我对于哈马斯与其在巴勒斯坦政坛采取的暧昧立场持保留态度，但还算乐见哈马斯最后全面占领加沙。因为起初各方似乎都很欢迎此组织打击各个地方势力，使该地不再陷入分裂。再加上艾伦·约翰斯顿被“伊斯兰军”挟持近四个月之后，哈马斯成功促成他平安获释。那几个月里我们想到此事便会悄然落泪，特别是有一天其中某个组织声称他们已将其杀害，哈马斯通过政治斡旋使其获释，这令我先前对这个伊斯兰组织摇摇欲坠的信心再度恢复。可惜好景不长，就在哈马斯于选举大胜不久后，该组织开始在加沙破坏并屠杀与其对立的法塔赫组织（Fatah）。
尽管里欧对于这片土地的政治前途有着各种美好想法，但他困在一个观念与他并非完全契合的组织里。我毫不同情他的处境，特别是在他一连数周抛妻弃子专心写他的“近况报告”之际。我会滔滔不绝地说他不过是在编写成堆的谎言罢了，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报告。我会出言抨击，说他不该屈就于此。我相信他来中东不是为了写一些讨好国际人士的中东报告，而是要来做一些当地人民真心期盼的事情才对。
现在回想，我其实该多体谅他一些，发言不该如此直接，应该要更圆滑、更替他着想。但由于我逐渐被排除在里欧忙乱的生活之外，对他心生不满，再加上此地的政治困局令我成了一个满怀愤恨、铁石心肠之人。此地的种种纷扰介入我们之间如此之深，令我们再也无处可逃。我不想为了他的“理想”，为了中东地区的冲突管理而牺牲我的家庭。
15 分居伴侣
我不想继续在无法好好休息与放松的情况下，与他同住一个屋檐下。我无法继续住在这昏暗的屋子里，像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罗珀一样夜以继日地痴等着丈夫归来。
在与里欧当了两年“同居陌生人”之后，我开始考虑试着跟他当一对“分居伴侣”。
但此时发生了某件事，或者该说是一连串令情况逐渐恶化的事件，间接将我们往分手之路推了一把。开头是某一回歇斯底里的口角之后，他打包好行李箱前往海法（Haifa）的旅馆投宿。
我自然以为这不过是暂时的，就像过去那样。只是这一次，我心中某个声音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分离。只要情况不顺他意，他就会离家出走，为期多久任凭他决定。然后等风暴平缓，他就会带着一束红色玫瑰花归来，或寄来如羽轻柔的美丽槲寄生长梗以表达他对我的思念。我总是逆来顺受，多年来始终不离不弃。无论他何时结束冒险返家，我总是在那里等着他。甚至就连伊拉克战争之际，他没有先与我商议就独自决定要去战地采访，我依然扮演贤妻的角色，与孩子们守在家中等他回来。当我与孩子们从约旦被撤回伦敦，我只能怀着消极的愤恨接受分离的事实，等着战争特派员里欧返家。
这一次，就在他前往海法之后，我也打包了行李，带着孩子们去伯利恒度过长周末好厘清思绪。我们住在圣方济僧院，玛亚因此与院里的塞尔维诺神父结为好友。这位波兰神父几乎一辈子都住在伯利恒。塞尔维诺神父整个周末都帮我照顾孩子们，他在玛亚提前准备的圣诞袜里塞满巧克力棒，然后替基兰准备了几部他最喜欢的电影的DVD。就这样，在这座距离圣诞教堂不远的僧院之中，我待在房里，终于真正感受到自己心中那股与生俱来的意志力。在当了这么多年的贤妻良母之后，我终于坚强到足以打碎这个家庭。我想要追寻新生活，不再受偏执的爱意与情感的依赖操弄。我毫无罪恶感地准备踏出分离的第一步。
在伯利恒过完长周末之后，我带着全新而坚定的决心回到了耶路撒冷。
我们周日回到家中，时间已晚，因为孩子们想在僧院的餐厅吃晚餐，好再度品尝塞尔维诺神父拿手的番茄意大利面。我抱着很快就睡着的小玛亚下车，走上阶梯，进入我们黑漆漆的花园里，基兰则拖着小行李箱跟在我身后。我单手抱着沉睡的女儿，在黑暗中从我的包里捞出钥匙，我打开门，我们走进我们的洞穴里。
他还没回家。我内心有一小部分仍任性地默默期盼他已回到家中。
基兰开灯后，映入我眼帘的第一样东西便是架上一件洗好的里欧的衣物，那是我去伯利恒前挂在客厅晾干的。如今，室内闻起来满是潮湿衣物与洗衣粉的气味。我看见他的衬衫、长裤与西装裤，再度感到绝望，甚至一时之间有些站不稳。虽然我知道自己该抵抗这骚动的情绪，但我的决心开始瓦解。尽管我已发誓要跟过去告别，不再抱怨他的缺席，此刻站在客厅里，心里却想着要是在我们回家之际他已到家，我一定会再给彼此一次机会。
我一个人处在这阴暗的洞穴里，缺席爱人的潮湿衣物陪伴着我。孩子们都已就寝，他们的鼾声填满整间屋子，将我的孤寂衬得更为鲜明。我迅速恢复理智，决心遵从我在距圣诞教堂不远处的圣方济僧院所立下的誓言；当年单身的玛利亚在石穴中产下一位先知，该遗址就位于圣诞教堂内。
我开始折叠他的衣物。他的条纹衬衫、他的蓝底白星长裤，还有那件他拒绝在以色列撤退加沙期间公开穿着的橘色西装裤，因为橘色是反对以色列撤出的加沙犹太移民与其支持者的代表色。
我们在他去海法前所发生的激烈争执片段此时涌现我心头。那些一再重复的争论内容是如此琐碎，想来令我觉得自己很可耻，这让我再度认清现实的残酷，逼得我再次重振本已被腐蚀的决心。我叠好他的衬衫、西装裤与长裤，并放回他的衣柜内。我合上衣柜门，仿佛也合上了生命中的一个章节。
但事情没这么简单。
我们把一些裱框相片堆在客厅沙发后方已经好几个月了，始终动都没动过。我看腻了光秃秃的墙，于是某天我出门买了一架活动梯，打算将照片挂上墙。而就在那趟伯利恒之旅不久后，某天里欧从海法回来了。我对他说了我在僧院暗自立下的誓言，他对我说：“给我们，也给这个家再一次机会。”
我要的本就不多。我的决心早已松动，想到要带着孩子搬家就令我却步。我觉得自己好像被毁灭之神丢入一艘在狂涛骇浪中即将沉没的船，强烈的晕船令我头晕目眩，因此不过几天前做出的决定如今已显模糊。
再一次机会，我想给我们再一次机会，但我不知道其实我们所剩的机会不多。我其实当时就该趁着这段苟延残喘的婚姻尚存几丝火花之际离去，但却选择了继续硬撑，直到最后一击彻底打垮了我们。
“让我们明天去特拉维夫海边吧。”他说道。孩子们听了开始兴奋地跳上跳下，内心被融化的我默许了这项提议，恣意地让这股暖意流遍全身。
“可是天气很冷！”玛亚说。
“耶路撒冷会冷，但是特拉维夫不会。”基兰向她保证。其实这个季节特拉维夫的海水还没暖，但我们至少可以泡泡脚、拍拍水，赤足走在海滩上。太阳会高挂天空，而特拉维夫的气温至少会比耶路撒冷高上十度。
入夜后，由于受到这突如其来的幸福转折鼓舞，我站在活动梯上，开始将相片一幅接着一幅挂在墙上。我想将一幅照片挂在门上，但那个位置稍高，即便我站在梯子最高阶还是够不着。我踮起脚尖试着将钉子锤入墙面，结果梯子重心不稳，我也跟着倒了下来。我摔着了患有旧疾的那条腿，而那几乎从未真正愈合的韧带又再次断开。
幸运的是我的旧拐杖还在，我用上回治疗摔伤剩下的绷带包扎我的膝盖。由于我包得还不赖，再加上吃了几颗强效止痛药，于是隔天伤势减缓到用一根拐杖就可以行动。到了下午我表示我可以参加这趟计划好的行程，于是我们便开车前往海边，只不过我们改去雅法（Jaffa），因为那里的海滩比起毗连且过度拥挤的特拉维夫海滩来得宽畅、干净、隐秘许多。
海滩一片空荡，只有一个阿拉伯家庭在野餐，那家人的奶奶与妈妈穿着连帽长袍从头到脚把自己包起来，她们坐在海滩上，身边放了蘸酱与面包、橄榄，还有好几瓶可口可乐。至于男人与男孩们则身着T恤与短裤，在平静的海中游泳，这让孩子们看了格外开心。我们把车停在海滩停车场，那里有一道可攀越的矮墙，越过去便可快速直达海边，否则就得走沿着停车场周围铺设的一条小径。里欧跟孩子们理所当然地翻墙而过，我则拄着一根拐杖沿着小径单脚跳动前行。当我抵达海滩外围，我意识到不可能在湿软的沙滩上拄着拐杖行走。我单脚呆站在那儿，不知该如何是好，其他人此刻早已奔进冰冷的潮水里，他们疑惑地看着我，不解何以我站在原地不动。我指了指沙滩与我的拐杖，但他们正忙着寻欢作乐，没注意到我的肢体语言。我努力保持微笑，但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维持高昂的情绪。止痛药药效开始减退，我得坐下来才有办法从包里拿出药丸，但我准备的水装在孩子们带走的沙滩包里。
里欧在某个时候知道了我为何倚着拐杖站在原地，他过来扶我走到海滩上的遮阳伞下。我扶着他的肩膀一跳一跳地前进。我带着一条膝盖无法弯曲的腿坐在沙滩上，实在很不舒服。我看着他们溅起水花嬉戏。我躺在沙滩上，通过竹片织成的遮阳伞缝隙看着无云的天空。虽是十二月，但阳光依然强烈，只不过海风是刺骨的。我读了一会儿书。时候晚了，又湿又饿的孩子们瑟缩着回到岸上。里欧提议去海滩上找个卖鱼的地方吃晚餐。
“但我没办法在沙滩上走路。”我说。
“我们会帮你。”
“用跳的方式真的很难移动，而且很不舒服。我们可以开车去其他地方吃吗？”
“你可以的啦。”
“我真的没办法，我很痛。”
最后我们走回车上，在一家又一家餐厅之间绕了半个小时，因为没有一家里欧看得上眼。“我们去雅法旧城好了。”他如此提议。雅法旧城是徒步区，待车子停好后，我低头垂肩坐在副驾驶座上，觉得疲惫不堪。膝盖附近传来一阵令人心神不宁的刺痛。我虽强忍痛楚，但自认实在无法在坚硬石阶上跳动。饥饿的基兰与玛亚此刻又在后座开始争吵。我哭了出来，不知道是因为无人理解我难以在一条腿受伤的状况下参与这趟远足而哭，还是因为我觉得里欧对我毫不体谅而哭。他向来不喜欢看见他人生病无力，还会避免探视生病的亲戚。每当我暗示自己体力不堪负荷、虚弱，或无力面对某些特定情况时，他总是不知该如何应对。我哭泣有一部分也是出于困窘与罪恶感，因为我的身体状况扫了全家人的兴致。但我真的无法下车，我告诉孩子们，会在车上等他们在旧城区用完晚餐。
里欧坚持要我下车，他说他会扶我走路。我明确地告诉他我办不到，我不可能走得到餐厅。他说我小题大做，说我至少该试试看再说。
此情此景令我想起过去身处绝境却无人听见自己呼救的种种经历。
我们开始歇斯底里地争吵。极度烦躁的里欧把车开离雅法，往路线沿着特拉维夫边界延伸的二十号公路开去。“我很痛。”我泪眼婆娑地说道。
“也许你该去看医生。”里欧缓下车速，把车停在特拉维夫南边一处阴暗破烂的小区旁，街上满是垃圾。“我要叫救护车。”他说。但我无法等他把话说完，密闭的车内空间令我喘不过气，丑恶的争执污染了我们之间的空气。我打开副驾驶座车门踉跄而出。“别出去。”里欧说，“你身体不舒服。”
我靠着街灯站在街道上，我感觉附近亮着灯的破烂多层楼建筑里，有许多双眼睛正盯着我看。玛亚与基兰也下车陪我站在昏暗街灯下。几分钟后救护车抵达现场，医生亲切地询问我的状况，问我哪里不舒服。最后他们评估出我的状况还不需要上医院。
接着某件难以想象的事发生了。
一辆警车突然闪着蓝灯出现。几位本来在路边住宅阳台上看着这悲伤场景的好事埃塞俄比亚女孩看见警察出现便快速奔下楼，我不知道她们对警察说了什么，总之她们的证词让形势恶化。我们被要求开车跟在警车后头，前往附近的警察局。
如此古怪的情节转折令我困惑不已。我向警察恳求，表示我们不希望在警局度过这个晚上，我们不过是吵了一架之后，情况有点失控罢了。但警察说他们得问里欧几个问题，我被禁止与丈夫一起返家。
最后我在午夜时分带着基兰与玛亚离开特拉维夫，在警方要送我们离开警局回到车上之前，我本想与里欧说几句话，但他看都不看我一眼。我的泪模糊了视线，几乎无法开车。我们在车里坐了几分钟等止痛药药效发作。我的心情无比沉重，自觉羞愧且毫无资格为人父母。
还好我们开的是辆自动挡的汽车，我用健康的那条腿缓慢地把车开回耶路撒冷，到家时已是凌晨两点，这才意识到我没有家里的钥匙。出门时我把我的钥匙放在餐桌上，落在最后的里欧负责锁门。当时我心想既然会一起回家，便无须带着钥匙。我把熟睡的女儿放在花园桌上，要我昏昏欲睡的儿子暂时帮忙照看，我则去打电话到阿默思家。谢天谢地，住在附近的他们刚好有一副备用钥匙。
第二天里欧打电话来，要基兰去某个地方跟他会面。他指示我们的儿子用他的小行李箱装上几件衣服、牙刷与笔记本电脑带去给他。他对基兰解释他必须离家一段时间，他不愿跟我说话，只跟儿子说会安排在周末与他及玛亚见面。
当他回来收拾东西时，我心里明白我们回不去了，他一定也心知肚明，因此才不愿意面对我。我们都越过了一道坚实得难以穿越的藩篱，接下来这段时间3极有可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只能绕着藩篱而行，直到我们的路线再度交会为止。
我重拾被遗忘的决心，这一回我紧紧握着，我开始找房子。我找到一栋非常漂亮的房子，就位于西耶路撒冷绿线旁。当我走入房子所在的那条街的街尾，金黄色的圆顶清真寺便映入眼帘，让我看得出神。当周我就搬家，带着孩子们住进每一角都日照充足，并且有着十米挑高天花板的房子，在里头我得以自在呼吸。如今我回首我们令人羞愧的琐碎争执与无足轻重的抱怨，领悟到人生应将眼光放宽。我终于解脱了，不再受困于永无止境的争吵与错误的期待之中，不用面对青春、希望与自尊缓慢地凋零。我内心沉着，知道我们终于打破了这段恶性循环。
如今每天傍晚我与玛亚走在新家前的这条街上，好看一眼宏伟的圆顶清真寺。我的新家给了我急需的思考空间，也让我得以摆脱里欧盘旋的阴影，以及我对他那可悲、得不到回报且令我羞愧的依赖。
注释：
[41]1英寸=2.54厘米。
[42]托洛茨基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一个流派。
[43]奥德修斯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其著名事迹为出征特洛伊长达十年方凭借木马之计得胜，而归途遭遇种种磨难又花了十年之久。故作者以此角色比喻其常年为了中东事务在外奔波的丈夫。
[44]拿撒勒位于以色列北区，传说中为耶稣出生地。
[45]伊斯兰教清真寺群体建筑的组成部分之一，又称光塔或宣礼塔，专门用作宣礼或确定斋戒月起讫日期观察新月，是清真寺建筑的装饰艺术和标志之一。
[46]弥赛亚意为上帝指派的“救世主”。犹太教深信弥赛亚现身之后，犹太人将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拾以色列往昔律法，使以色列成为世界中心。
[47]古斯米状似小米，但其实为粗麦粉制成的食品，是北非一带的传统主食。
[48]妥拉，意指犹太教义核心，也可代表《希伯来圣经》的前五部，也就是俗称的《摩西五经》。
[49]纳粹德国期间，凡犹太人皆被迫戴上黄色星星徽章作为识别标记。
[50]塞法迪犹太人是犹太人的分支之一，指采用西班牙系犹太教礼释仪式的犹太人，又称西班牙裔犹太人。由于长期生活在阿拉伯化的伊比利亚半岛上，塞法迪犹太人长期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生活习惯与其他分支颇为不同。
[51]食用蘸蜂蜜的苹果为犹太新年习俗之一，象征来年甜蜜顺利。
[52]巴勒斯坦主要政治团体有二，一为主张通过与以色列和平谈判达成建国目标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另一则为主张以武力消灭以色列的哈马斯。2006年哈马斯在国会选举大胜，但双方随后于2007年决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哈马斯控制加沙走廊。国际上普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组成的巴勒斯坦政府，并将哈马斯视为恐怖组织。2014年，双方曾协议组成共同政府，但后续破局，目前仍维持分裂状态。
[53]住棚节，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节日。每年从犹太教历提市黎月（公历9、10月间）15日开始，为期七天或九天。为纪念以色列人出走埃及进入迦南前四十年的帐篷生活而设立。此处写11月为笔误。
[54]卡桑火箭为哈马斯开发制造的简易钢管固态火箭弹。
[55]1967年发生第三次中东战争，战后以色列占领了加沙走廊、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旧城以及戈兰高地。同年底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战后所占领土。以色列于1982年将西奈半岛归还埃及，换取埃及承认以色列，但以色列始终拒绝撤出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走廊。直至2005年以色列主动提议撤出加沙走廊，此即文中对话所指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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