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穆斯惹拉的棕榈树
我们并非自另外一个国度来到这个国度
我们自石榴而来，自记忆之胶而出
凭着破碎的概念我们置身泡沫之中
莫问我们会在你们之间停留多久，莫问
关于这趟探访的只言片语
——《海上宾客》，马哈茂德·达尔维什
说来也奇怪，我竟还想继续住在耶路撒冷这座本该让我们一家团圆的城市。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团聚而非分离。但是在我跟里欧分道扬镳、家庭破碎之后，这座城市对我产生了一些奇妙的作用，它莫名使我心头放下对这个家庭各种未能实现的期待。在新家里，我觉得自己像是刮去了一身青苔，重新注入了新希望。我在身边筑起一道石墙，成功把通常会伴随分手而来的负面能量、恶意与偏执阻绝于生活之外。躲在墙内令我备感安全，我不会让里欧或任何人入侵这个空间，在这里我不再被过往伤痛所扰，开始记录在耶路撒冷这段期间的经历。
我不再为了满足与里欧共组家庭的渴望而委屈自己，生活中再无绝望与悔恨的干扰。我关上过去那个充满挣扎与期盼的世界，用尊严与创意打造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平行世界。我的过去，我们共同的过去，其中充满了各种荒谬的争执与自我贬抑，现在看来宛如一场闹剧。此刻的我就像新家院子里那棵树龄已久的高大棕榈树，自在而充满智慧。
两个月以来，里欧与我只会为了跟孩子们有关的事情而联络。
令人讶异的是他竟能够固定每周五去接他们放学，然后共度周末，通常直到周日下午。我手上一下子多出许多自由时间，一开始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每周日晚餐时，我会听孩子们说起他们做了哪些刺激的事，例如在阿喀兹夫国家公园（Achziv）的生态海滩过夜、在提比哩亚湖畔露营、在贝特谢梅什的森林漫步。然而最重要的是，里欧竟然为了孩子们下厨，他显然唤起了心中深藏的厨师魂。
“你们安息日晚餐吃了些什么？”我会这样问孩子们，他们在结束周末旅行后总显得兴奋而疲累。
“爸爸煮了鱼汤，里面放了扁豆和番茄。基兰和爸爸还做了一个蛋糕，一个巧克力蛋糕。”玛亚得意地说道。
跟过去一样，就在我搬进这间屋子不久之后，我听见它在对我说话。也或许是我自己先把屋子拟人化了，在耶路撒冷的生活已迈入第三年，这是头一次我的房子成了我的避难所，成了我的朋友。它使我恢复活力，让我觉得自己受到保护。这栋房子也是一栋一九四八年后被弃置的巴勒斯坦房屋，这里的鬼魂很友善，但或许友善只是暂时的，说不定是因为我再次搬到另一栋阿拉伯房屋，让鬼魂决定放过我，因为他们开始对我感到好奇，想知道我何以坚持要留在这里。这一回我负责说，他们负责听。我告诉他们，我宁愿跟一九四八年前的鬼魂同居，也不想住在一九四八年后建造的那些缺乏神秘感且没有灵魂的房子里。这栋房子的墙壁足足有一米厚，墙内洋溢着一股友善的氛围，使我得以摆脱过去缠绕在生活中的各种琐碎控诉。
有一天我和玛亚在圆顶清真寺附近的大马士革门散步，看着午后阳光照耀在宏伟的圆顶上，照耀了苏莱曼一世[56]打造的城墙与邻近区域，仿佛也照亮了好几千年的历史。此情此景令我感到历史之浩瀚，回到家中后，便开始数起院子里那棵棕榈树上有几道沟槽。
这棵棕榈树是这个名为穆斯惹拉小区的地标。“当你经过鄂图曼式宅邸旁的高墙与行人徒步区之后，沿着通往那棵高大棕榈树的小径一直走，直到抵达一道蓝色大门前……”我都用这样奇特的复合句指引他人来我家。
我听说可以通过棕榈树干上的沟槽来计算那棵树的年纪，每道沟槽便代表一岁。
那棵树上共有一百二十一道。
房里的天花板很高，我一直找不到够高的梯子来换卧室里的灯泡。那个灯泡在前任房客承租时便坏了，那位房客叫作克里斯·麦克葛瑞尔，他是英国《卫报》的特派员。
在克里斯之前的房客则叫作苏珊·戈登堡，也就职于《卫报》。在她之前则是《洛杉矶时报》的特派员芭芭拉·德米克，她是一位单亲妈妈，她的孩子就在这栋房子里出生。过去十五年来，报道巴以冲突的这些作者、孜孜不倦的记者、观测员、记录者，他们的精神令我深受启发。每当我熬夜记录我在这个中东冲突最激烈地区的旅程经历之际，就能轻易感觉到他们就在身边陪伴着我。
在我搬到穆斯惹拉这栋房子不久之后，我的事业出现了有趣的转折。我当时在替BBC电台第四频道做一则图文报道，主题是发生在以色列中部位于特拉维夫附近一座城市的名誉杀人[57]案件的受害者与幸存者。我认识了一位母亲，她不久前才在以色列法庭上指证她的一个儿子以维护家族名誉为由杀死了她十八岁的女儿，而这位凶手只比受害人大两岁。通过这位母亲，我才得知在贝都因阿拉伯小区有这么一段黑暗的历史，那就是女孩与女人会被自己的兄弟与亲戚谋杀。由于小区民众害怕遭到凶手报复，所以此般罪行多年来始终被蓄意掩盖，直到这位母亲挺身而出，她公开的证词掀起了一阵波澜。在我眼里这则故事不仅重要，更具有视觉震撼力。我觉得短短一则BBC专题报道实在不够，我想要拍一部纪录长片。我非常笃定要执行这个计划，几个月之内便面试、募集了我的团队，成员包括一位住在旧城区维亚多勒罗沙街的巴勒斯坦摄影师，还有一位以色列左翼剪接师，她来自独立前的捷克斯洛伐克，但如今已入籍以色列。她成长于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58]时期，但是革命未能阻止她的祖国无可避免的分裂，因而她对此运动的幻想也宣告破灭。我募集了这两位来自对立双方的组员一起参与我的计划，这也算是我的小小和平实验。后来我的团队扩编，又加入了一位巴勒斯坦基督徒翻译、一位巴勒斯坦穆斯林旁白员，还有一位美国犹太音效剪辑师，大家一同参与这部探讨以色列都市化过后的贝都因小区中所发生的名誉杀人案件的纪录片。
我与里欧的关系同样也发生了有趣且出乎意料成熟的转折。尽管在经历了包括分手等种种遭遇之后，我当初想要深入中东生活的决心并未动摇，于是我尽可能地让自己成为中东世界的一分子，不但遵照丈夫的期望，以犹太或半犹太的方式养育孩子，我自己也学习当地语言，并且鼓励孩子们跟进。里欧与我虽已分居，但我对此事的立场并未改变。
在过了两三个月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像朋友一样面对面而不会有算旧账的冲动，于是我们同意一起进行安息日仪式，包括点蜡烛、读祷文，并且一起在里欧位于马哈耐·耶胡达市场附近的那赫罗小区的房子里共进安息日晚餐。那赫罗正是里欧所谓政治正确的小区，因为此区一直都是犹太人的地盘，据闻该地不曾属于巴勒斯坦人（里欧说，这么一来当地居民就无须承受许多持有“阿拉伯”房屋的犹太屋主曾经或理应心生的那股罪恶感）。自从里欧搬过去之后，有一段时间我都不再前往我深爱的马哈耐·耶胡达市场了。但那股因分离之痛所衍生的苦楚并未维持太久，我接受里欧的邀请，每个安息日都与他跟孩子们一起在他家共同度过。
话说回来，像这样往来于两处住所之间，还是会令人有些迷惘。我们有两个家：一个是位于穆斯惹拉，邻近旧城区大马士革门的鄂图曼式宅邸里的一户公寓；另外一个家则位于犹太那赫罗小区，那里是来自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库尔德斯坦等中东地区的穷困犹太移民最早的落脚处之一。如今当初那些移民的第三或第四代子孙住在脏乱、拥挤、天花板低矮，一户户有如牢房的公寓中，八个家庭挤在一栋简朴的两层楼建筑里是常有的事。那里距离我的住处不过二十分钟路程，但却是另外一个世界。
身处耶路撒冷本就会令人对忠诚、愧疚、身份认同等议题陷入两极思考，宛如精神分裂一般，如今在两个家之间来回跑只会令病情加重。我不想让我和孩子们活在这样奇怪的环境之下。我逐渐意识到里欧、孩子们与我的关系就像耶路撒冷著名的石墙，在石块缝隙之间藏了许多紧绷的张力。我切换于不同身份间，而孩子们只得努力适应这一切。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团成分不明的物质，没有自己的形状，却有任意塑形的弹性。于是平日我会从一位住在西耶路撒冷犹太小区的两个半犹太孩子的母亲，摇身一变成为一位愤怒的巴勒斯坦支持者，前往加沙边界抗议以色列要切断该区电力的决议。以色列人的目光短浅、近利令我气得七窍生烟，他们只为了逼出几个发射卡桑火箭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就决定要连坐惩罚加沙走廊全体人口。不过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我与孩子们会去雅可夫与米哈尔家参与漫长而复杂的安息日仪式，而他们家墙上挂了一幅画面里没有圆顶清真寺的圣殿山[59]画作。
17 耶路撒冷的移居者
“基兰为什么要丢烟雾弹？”
“他只是闹着玩。”
“他说他是对着移民扔的。他不该那样做的。”
“移民是谁？”
“就是那些搬来巴勒斯坦住的人。”
“你是说那些拿走巴勒斯坦坦人房子的人吗？就像我们这一栋一样。爸爸说你、我和基兰都住在偷来的巴勒斯坦坦人房子里。”
“他这样说？”我对玛亚说，但并不意外里欧会跟年仅五岁的女儿讨论如此复杂的房地产议题。我们两人都一样，时常在儿女面前讨论巴以冲突的政治观点。孩子们在这里都成长得太快了。
“你可以说我们是移民，但我们的房子不是抢来的。我们的房子所在地是合法的以色列领土。”我对女儿说，脑海中一边搜寻适当的字眼，想对她解释我们住的地方并未跨过绿线，我们没有违反法定的巴以边界。但我该如何向一个五岁的女孩解释这条沿着一号公路划过、距离我们房子仅一百米的绿线是什么？我想针对此议题我已说得够多了，况且光是“合法的以色列领土”这几个字所传达的概念，对玛亚而言恐怕就已够复杂了。
这段如谜语般的对话令我开始深思谁才是这片土地上“正当”的移民。我们的孩子，特别是玛亚，仍持续对移民问题备感关心，而从我与里欧近来的对话片段听来，他也正忙着写一份关于西岸地区犹太移民身份认同的报告。里欧认为若巴勒斯坦建国，应该让西岸地区的犹太移民留在当地，自行决定是否要成为巴勒斯坦公民，我认为此观点非常有趣，让我忍不住不断思索。我满脑子都在想着“合法”与“非法”移民之间微妙的界线。菲妲认为所有带着犹太复国美梦而来的犹太人都算移民。而塔玛甚至说所有欧洲犹太人不分左、右翼全是移民，她改编了美国总统林肯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中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她说以色列是“移民有、移民治、移民享”。但我听过比塔玛这番说法更为激进的观点，一位有着犹太血统的左翼匈牙利友人曾对我说，这个国家所有欧洲犹太人都是非法入侵，以色列是二十世纪最成功的殖民事业。相比之下，像我这样非自愿移民的特殊身份似乎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重点在于这个人是如何决定要定居于此的。”某天我与我的摄影师哈穆迪徒步走过旧城区时，他如此对我说。
“什么意思？”我问他。
“你知道，耶路撒冷向来很欢迎游客。定居在这里没什么问题，重要的是过程与方式。说到底，每个人都是从外地移居而来的啊。”
哈穆迪和他的十个手足出生、成长于维亚多勒罗沙街上一户两室的屋子。他熟悉街上每一条巷弄和死巷，他知道哪条巷子可以通往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也知道哪个屋顶最适合观赏圆顶清真寺。他想带我去看通往阿克萨清真寺与圆顶清真寺的莫哈拉比亚门（Mughrabi Gate）。莫哈拉比亚区，也被称为北非区，在一九六七年之前本紧挨着哭墙，一九六七年之后整个旧城区连同东耶路撒冷都落入以色列控制，以色列为了拓宽哭墙前的广场便将莫哈拉比亚区大部分拆除。哈穆迪想带我去看看他祖父二十世纪初从突尼斯迁来耶路撒冷时最早的落脚处。
“所以我不该对自己住在这里心怀愧疚咯？”我问哈穆迪。自从得知他的家族起源之后，我从他狭长黝黑的脸上也看出了一丝北非人的特征，毕竟我九年前也曾在北非待过一年。
“你当然不用愧疚，你跟我一样有权住在这里。虽然我不过是从我父亲那方传下来的第三代巴勒斯坦人，但我觉得自己已经是这里的一分子。我是住在这里，不是占领这里。”
“但我可能是占领者！”我对哈穆迪说，“我住在一栋房东是犹太人的阿拉伯房子，原来的巴勒斯坦屋主可能在某个难民营里老死或被强制放逐出境。我问过房东，他说他不知道一九四八年前的屋主是谁。”
“嗯，难道我祖父有赔偿我们维亚多勒罗沙街上那户房子的巴勒斯坦原屋主吗？”哈穆迪的回复让我不禁笑了出来。
“拜托，你明明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想你们家的原屋主可不是在武力逼迫或遭受恐吓的情况下撤出的吧，所以你们家当然不用赔偿。”
“但我还是觉得人们有权住在自己想住的地方。”
“那你们家当初是怎么过来的？”
“就跟几世纪以来的旅人一样，我的突尼斯祖父有一天突然有个想法，觉得自己应该去Al-Quds3那是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语名字。所以他就来了，他在阿克萨清真寺建筑群里某棵橄榄树底下摊开他的礼拜毯，然后就坐在那里。我等一下带你去看那个地方，他生前每天都会去坐在那里。后来他落脚在清真寺旁的莫哈拉比亚区，就在哭墙附近。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和旧城区之后，他们的房子就被拆毁了。”
我们从大马士革门下了楼梯之后，往左边岔路走去。走了几百米后又碰上一个路口，再度往左便会进入位于穆斯林区的维亚多勒罗沙街。当时是周五正午，我右手边闹哄哄的。这条街是穆斯林们前往阿克萨清真寺的主要道路，同时也是通往哭墙最快的路线。在许多匆忙赶赴周五礼拜的穆斯林教徒之中夹杂了一些犹太移民，他们身旁有重装戒备的以色列士兵守卫着。这些犹太人之中不乏孩童：两鬓留着鬈曲发束的男孩与穿着黑裙、黑丝袜的女孩。我试着与他们进行眼神交流，但是他们目光全都直视面前的下方，盯着负责保护他们的士兵身上的步枪枪托看。就连孩子们也不会被路边成排的玩具店与店前一堆堆色彩鲜艳的甜食吸引。这些孩子们到底被灌输了什么样的教养，才能有如此强的自制力？是怎样狂热的信仰才能把这些男孩女孩的心智打造得如此伪善？他们认为自己不该盯着巴勒斯坦玩具看，不该看着这市场里任何一抹巴勒斯坦色彩，从蔬菜小贩、小首饰，一直到前往哭墙途中路过的彩虹般的各式甜食。
当我从贩卖切·格瓦拉T恤、圣母木雕、充气蜘蛛人的摊位穿越人群而出时，忍不住想着这些男孩女孩有多么不幸。这些可怜的孩子穿着全黑的十九世纪波兰服装，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在士兵护送下匆匆穿过喧闹的旧城区，仿佛来自另外一个时空。他们活在过去以取悦父母，封闭的犹太神学院将虔诚的犹太复国教育与犹太复国美梦强加在他们身上（我从没想过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神学院在灌输下一代偏激思想这方面倒是一样的），他们最精华的青春时光全都在神学院里度过。
哈穆迪与我在莫哈拉比亚门附近逗留了一会儿。此刻想进入清真寺区是不可能的，因为今天是周五，是穆斯林集体礼拜的日子，这一天只有穆斯林才有权进入清真寺。我感受到身旁人群的忙乱，他们全是极度虔诚的教徒，男士们大多穿着轻松，女士们则穿着包裹住全身的袍子，配上头巾，进入清真寺时会有以色列士兵检查他们的包。
“我们从来没有要求犹太人不要来巴勒斯坦，我们只是不希望他们把巴勒斯坦从我们手中夺走。虽然他们觉得这里是他们的，但我们也认为这里是我们的国家。”哈穆迪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依稀记得跟菲妲聊过同样的话题，她说她永远不会接受犹太人提出的两国方案。“他们凭什么分割我的国家？历史上向来只有一个巴勒斯坦，未来也不会改变。你一定是在说笑。”菲妲向我强调，“你当真觉得有巴勒斯坦人会想看见自己的国家被一分为二，而且犹太人还分走比较好的那一半吗？只要我们一接受两国方案，我们就永远失去巴勒斯坦了。”
“如果每个巴勒斯坦人都是那样想的，那你们的领导人为何还要去坐在谈判桌前？那不是在浪费时间吗？”
“他们是在争取时间。这个西方世界提出的要在巴勒斯坦上创造两个国家的方案，我们花愈长时间考虑，这个方案就会显得愈难以理解，最后这个两国理论会失去热度。”
“亲爱的菲妲，你说的都很有道理。”我回复道，“但你有没有想过以色列领导人也是采取相同策略？关于领土他们也是分毫不让，以免你们得寸进尺！”
“或许吧，但时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他们的主张是根据宗教典籍，我们的可是根据近代历史而来。近代史上这片土地一直都是属于我们的，总有一天全世界都会认清现在这样的以色列是不可行的。以色列唯有成为一个谦虚的非犹太、非宗教民主政体才有可能长久。”
“你怎么有办法带着这么多恨意生活？”
“我只能说仇恨会喂养出更多仇恨。”菲妲如此回复我。
“圣人都去哪儿了？这片土地曾经出过那么多圣人，还有许多无私且富有同情心的先知啊。”我对着自己嘀咕道。
哈穆迪的立场同样是不肯对犹太人退让半分。
菲妲不想住在犹太国里。
塔玛则不愿与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和平共存，就算对方举行民主选举也一样。
以上这些还只是巴以双方温和派代表的想法。双边的极端分子又会持什么样的观点呢？我觉得疲累而迷惑，不知道双边究竟该如何才能相互让步达成妥协。
我背靠着莫哈拉比亚门站立，看见几个街区之外有栋碉堡般的住宅，屋顶上有武装士兵来回走动。我看见屋顶上架起一座巨大的光明节灯台[60]，旗杆上的以色列国旗在空中飘扬。我看见留着长长鬓角的以色列孩童在附近的屋顶玩耍，而武装警卫站在一旁戒备。这座巨大的光明节灯台不顾他人感受地矗立在屋顶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望去都清晰可见。我好奇那些在阿克萨清真寺与圆顶清真寺里头一天五次跪地礼拜的穆斯林是否也能看见。
“那一栋立着犹太烛台的房子，你知道房主是谁吗？”哈穆迪问道。
“不知道。”我说。
“那是夏隆的房子。”
“你是说艾里尔·夏隆[61]？”
“只有一个夏隆，那个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62]的幕后首脑。他现在躺在医院昏迷不醒，但在这旧城区的穆斯林区内，势力依然不减。”哈穆迪说。我们注意到人群稍稍疏散了一些，因为多数虔诚教徒已前去进行礼拜。我可以通过清真寺的扩音器听见众人齐声念着祷词：Allahu Akbar（崇高的真神）。
我想象着那些信徒跪倒在地的模样，每当他们整齐划一地抬起身子，那座光明节灯台就会映入眼帘。我想起上千名朝着圆顶清真寺祈祷的人们，穆斯林祈祷时有一个动作是要信徒先后转头看向左肩与右肩，向隐形的天使致意。如果他们转向右肩时，我想某些人的眼睛，特别是那些在两座清真寺之间宽阔庭院里祈祷的信徒，他们会看见夏隆的光明节灯台，他们会看见这位前总理私人堡垒的城墙。这会在他们心中掀起什么样的情绪？他们在心中会如何抱怨这不受欢迎的光明节灯台街景，又会对径自改变旧城区天际线景观与城市能量的犹太移民兴起何种报复的念头？讽刺的是，根据耶路撒冷市政规定，无人可以私自在市内大动土木，特别是旧城区内，更严格禁止兴建任何破坏古迹整体景观的建筑物。倘若房主恰巧是此刻陷入昏迷的以色列前任领导人艾里尔·夏隆，自然又另当别论。
18 拍摄纪录片
我与里欧的关系紧绷了好一阵子仍难以挽回后，我们决定各自搬到新居，此后没多久我便开始制作以名誉杀人为主题的第一部纪录片。即使我们都清楚这场分离是段观察期，我们不该谈论此事，也不该继续见面或一起参加孩子们学校的会议等等，但在分居初期真要做到实在不容易。对我来说尤其痛苦，虽然周末孩子们不在身边时我都忙着编写纪录片脚本，或规划我的BBC专题报道，但当我独坐在阳台望着漆黑花园与那棵孤单的棕榈树时，还是不免感到一阵空虚。
当时的我整个人变得神经兮兮，所有心思都离不开我悲惨的私人生活，约莫就在此时，哈穆迪开始与我共事。我们一起去以色列中部的拉姆拉（Ramla）出差，七年来那里有九位女性被她们的兄长与亲戚杀害。哈穆迪一开始不愿参与任何以负面观点描绘贝都因穆斯林社会的计划，但我要他先来试着拍拍看，再决定是否愿意继续。
当天早上八点半，我先去东耶路撒冷接他，我们开车经过所谓的种族歧视红绿灯，会这么说是因为自巴勒斯坦城市方向而来的车辆，据说会比从西耶路撒冷前往西岸地区最大犹太殖民区马阿勒阿杜明的车辆在红灯前多等上三倍长的时间。
我们花了二十几分钟才通过红绿灯，我开始相信种族歧视红绿灯这个说法或许有几分可信。我对着这些灯号不停咒骂，直到终于右转开入通往特拉维夫的一号公路为止。这些骇人听闻惨案的事发地3拉姆拉，距离特拉维夫这个拥有摩天大楼与拥挤海滩的现代化以色列地中海城市并不远，特拉维夫替厌倦冲突的自由派年轻人与许多不信教的学者、分析师、社会运动人士提供了一个得以喘息之处。从特拉维夫开车只需十五分钟即可抵达拉姆拉，那里显然是历史最悠久的阿拉伯区，八世纪初时该地是阿拉伯帝国巴勒斯坦省的省会。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后，原来的巴勒斯坦居民逃离该城，原本居住在沙漠的民族或来自南方沙漠的贝都因族迁入该地。由于内盖夫沙漠被各种以色列研究机构，比如太阳能研究等单位接管，原本在该沙漠游牧的贝都因人被往北驱散，一路迁徙，最终定居在各个市镇中心。许多贝都因人起先都曾迁入特拉维夫的沙丘区，而拉姆拉是距离沙丘区较近的几个规模较大的城市之一。
从公民权与效忠部落这两个观点来看，住在以色列占领区的贝都因人颇为有趣。他们是以色列公民，必须在以色列军队服役，但他们同时也是穆斯林，因此当他们被派驻以色列检查哨时会觉得身份格外尴尬，在那里他们的穆斯林同胞会把他们视为通敌者。再者，巴勒斯坦人对贝都因人也有很深的偏见，贝都因人总被认为无知（犹甸沙漠某个贝都因部落的名字就叫作“jahalin”，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无知”），并且保留了许多早在伊斯兰教创立前就已流传的阴暗习俗。当我与我的巴勒斯坦友人们讨论发生在贝都因部落里的名誉杀人案件，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那些人”仍活在Ayame Jahalia3伊斯兰教创立前的黑暗时代。
这回我采访的家庭本是来自内盖夫沙漠旁最大的城市贝尔谢巴（Be'er Sheva）。如今他们住在拉姆拉一处名为加利许（Juarish）的贫民区，那里是一片犹如法外之境的荒漠，当地居民却很自满。漫天飞舞的垃圾与露天流淌的污水，是此区令低调访客惊恐不安的诸多第一印象之一。区内有几户装潢豪奢的屋子，人人都知道那是用贩毒所得盖成的。加利许的贝都因年轻人不再去沙漠放牧山羊后改遁入地下世界，据说他们掌控了以色列中部一带的贩毒圈。此外，他们也重拾杀害有损家族“名誉”的女性之习俗。他们就在以色列警方眼皮子底下从事贩毒与杀人的勾当。有关当局告诉我，就算是救护车有时也不太敢开进加利许区，听见警方如此自认败于拉姆拉毒枭手下挺令人意外的。在加利许区甚至连出租车都叫不到，此区街道显得荒凉而诡谲。
加利许区平均每年发生三起以维护家族名誉为由的女性谋杀案，在最近一位受害人的母亲出面指证后，此区变得恶名昭彰。这位受害人名为哈姆达，年仅十七岁（她满是弹孔的尸体倒在床上被人发现，而她哥哥被人目击在事发几分钟后离开现场），她的母亲向警方与媒体指控她的家人，表示过去七年来，他们已杀害了九名女性。在她出面指证之后，许多过往案件也浮出水面，强烈冲击以色列社会。
当哈穆迪与我抵达当地，准备展开第一天的拍摄时，当地街道一如往常地荒凉。我们选择把车停在一座清真寺外头，因为哈穆迪认为若被当地男性发现我们来采访当地女子而惹出什么麻烦的话，停在那边是最安全的选择。
抵达加利许区之后，本来因为抽了大麻而显得放松的哈穆迪，神情变得严肃且警戒。他走入清真寺内，我们将要在寺内与部落长老会面，他同意接受访问来谈论这些谋杀案，并借此澄清这些习俗早已废弃，此区所发生的惨案与伊斯兰教并无关联。但当我随着哈穆迪进入清真寺时，里头不见长老身影，也不见任何信徒。此时民众开始聚集在我们停车处，我赶忙回到车上，紧张地坐在车内等待。几分钟后哈穆迪回来了，他建议我们先去拜访哈姆达的母亲，因为那位谴责谋杀案的贝都因长老尚未抵达。
我们把车留在清真寺外头。他带了他的摄影包，但我们认为带着脚架走动恐怕不是个好主意，所以便将其放在了车上。通往哈姆达家的路上，栽种了成排的凤凰木老树，盛开的凤凰花令天空看似洒上了鲜红颜料。这个画面让我想起哈姆达浸在血泊中的尸体，仿佛她死后灵魂便附身在了这些深红的花朵上。
稍后，哈姆达悲痛欲绝的母亲雅玛玛带我们去看哈姆达床边的那道墙，她说当时墙上溅满了她女儿的鲜血。哈姆达一共被开了九枪。
“是我儿子干的。对我来说，从我儿子射杀他妹妹那天开始，他就死了。他是我的儿子，我亲自生下他，还喂了三年母乳，他怎么会干下这么可耻的勾当，只因为他妹妹跟一个男人通电话就杀了她？”
“她是在跟谁通电话？”哈穆迪问道。
“她根本没跟任何人通话。”雅玛玛驳斥刚才自己的说辞，“那全是她哥哥捏造的谎言，她哥哥杀她是因为她拒绝嫁给一名想娶她的亲戚。她还没到结婚的年纪。我美丽的女儿，我最小的孩子，他们就这样夺走她的生命。”
哈姆达生前最后一晚的睡床旁的那道墙上弹痕累累，雅玛玛拒绝让人补平墙面。那起惨案距今已有一年，但她仍未能走出伤痛。她白天多数时候都待在哈姆达的坟墓旁。
“这里是哈姆达长眠之地，也是我的新地址。”她女儿的墓地位于拉姆拉穆斯林墓园，她坐在墓碑旁对着镜头如此说道。此情此景令哈穆迪情绪翻腾。
我深陷于此故事之中，而整个小区与以色列警方对一连串年轻女性惨遭家族近亲杀害的骇人悬案，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令我作呕。拉姆拉的警长对我说：“这种事对阿拉伯人来说稀松平常，这是他们的习俗！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无法改变他们！每当我们抵达凶案现场时，总是每个人都保持沉默，甚至连受害者的母亲也是，而且所有呈堂证物3好比说血迹之类的3全被清得一干二净。”以色列中部有其他几位警察，也以此说法替自己辩护为何未能将“名誉杀手”绳之以法。然而口出此言的同一批警力，却有能力拦截以色列国内最精密的犯罪计划。
有时候为了缓解一整天令人不安的拍摄工作，我会放纵自己采用哈穆迪的特殊疗法。为了舒缓紧绷的神经，我会在开车回耶路撒冷途中与他一起抽大麻。我开车时他会把烟卷得相当完美，当我缓下车速准备通过途经西岸地区的往来于特拉维夫与耶路撒冷间的四百四十三号“殖民公路”检查哨时，他会把卷好的烟紧握在掌中。士兵们察觉不到异样便不会拦下我们，会挥手示意我们直接通过。每回经过重重武装的以色列士兵所守卫的路障时，只要哈穆迪掌中藏有大麻，我便会忍不住感到紧张。但他总会以手肘轻推我，要我记得保持通过检查哨时的标准微笑。
“你干吗每次都要冒这种不必要的风险？”
“什么风险？”
“万一他们闻到怎么办？”
“那我会邀他们一起抽！这种事我碰到过一两次。不过问题不在大麻，他们面不改色地就接过去抽了，只是当他们发现我是巴勒斯坦人的时候会变得非常不安。他们认为我想趁他们药效发作之际，偷偷把卡桑火箭运进去！所以他们打开后备厢检查，结果却发现我的摄影机，因此又以为我是前来调查的记者，想偷拍士兵们吸食大麻的画面。他们偏执到把整卷带子从摄影机抽出，然后当场摧毁。那群浑蛋！”
“我绝对不会冒险去问检查哨的士兵要不要抽大麻。”
“身为巴勒斯坦人，我的自由永远都有风险，我的一举一动都被以色列政府监控。从某方面来说，在通过检查哨时抽大麻，我是想借着这种傻气的反抗来说一声‘去你妈的以色列’。”
因此，哈穆迪继续在即将抵达或甚至正通过检查哨之际优哉地卷着大麻烟，我则全程徒劳地担心我们会被逮个正着。但说来惭愧，我心里悄悄想着倘若当真被抓，我可以动用我与犹太人的“关系”脱身。我在心中默念早已排练多次的台词：“我丈夫的表姐住在耶路撒冷的卡塔蒙区。她叫作米哈尔，她先生叫雅可夫。”他们就是阿默思的父母，我和里欧常使用这两个名字，因为只要一说出这两个名字便如有神助，能让我们在检查哨、机场、艾伦比桥顺利通关。过去两年半我在以色列期间进出过无数次大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与其他国界边关，每当讯问者态度过于强硬时，我只要搬出这两个名字，便会立刻在护照与行李上获贴一枚颜色正确的贴纸。有时候我会偷偷望向他们审问恐怖分子嫌疑犯的隔间，诸如留着长须、穿着阿拉伯长袍或头戴阿拉伯头巾的男子，还有头戴面纱的女人、名为拉斐克或阿哈迈德的外国人，或有像哈穆迪身上的长发、大麻味，护照上姓名为穆罕默德，以上这些全都是可疑的特征。这些疑犯会被审讯好几个小时，因此，符合上述条件的出境旅客得提前好几个小时抵达机场以便通过安检。哈穆迪说他必须在班机起飞前四至五小时就到机场，这样在经过脱衣搜身与审问后，他才不至错过班机。在以色列安检人员眼里，他是个麻烦分子。他把长发扎成一束马尾；他身上确实有大麻味（但还好在机场安检时，他没冒险将大麻带在身上）；他住在耶路撒冷旧城区；他语气温和，而且会主动脱光身上衣物，仅着内裤顺从地在隔间等候讯问官前来审问。有一回，一位女性海关官员看到这位长发半裸的“阿拉伯恐怖分子”感到相当不悦，于是便启动了机场警报系统。当他被问到为何穿着内裤坐在里头，他说过去十年来他每年至少进出这个机场三次以上（因为他要去德国协助兄弟处理生意），他记不起有哪一趟旅程他可以不用脱衣搜身就通过安检。他对安检人员说：“既然你们势必会要求我脱衣，那我干脆就主动先脱了，这样我们彼此的日子都会轻松一些。”
这趟前往拉姆拉搜寻名誉杀手的探险，我还看见哈穆迪以行为向以色列当局进行无言抗议，再加上他与我分享了来自黎巴嫩的大麻，以上种种创造出一片暂时的薄雾，令我在最需要的时候得以隐身其中，躲避近来生活中的剧变。当然薄雾常有散开之时，我的生活会赤裸裸地展示在我面前，我得同时应付南辕北辙的两个孩子，他们的需求、语言、政治意识全都不同，这一切令我感到无助。但是看见他们带着充沛活力以美好的步调快速成长，使我能在这个中东最教人迷惘的城市中调整好生活的脚步。
尽管哈穆迪已是我极为亲近的好友与同事，但他从不过问我的私事。在当时，分离的痛楚全写在我脸上，而我三不五时会中途插入意见，一方面是在宣泄压力，一方面也是想让他理解我紧绷而焦虑的行为。有一两回我跟他约了八点半碰面，结果我在他家外头坐在车内苦等他，灼热的阳光照在我脸上，我气得对他大吼。他非常善于处理这样的情况，那趟旅程他不发一语，只是抽烟，看着一道道影子划过挡风玻璃。为了打破僵局，我在以色列中部的贝特谢梅什路边一处加油站停下来，买了两杯双倍浓缩咖啡和甜奶酪卷饼在路上吃。他会说声谢谢，但依然不会与我口头对质，说我不该对他生气。他也不会告诉我，他是因为熬夜所以才稍微睡过头。我们一路上都没有交谈。他身为巴勒斯坦人却采取这样甘地式的和平反抗，令我对他心生敬佩，因为他超越了像自杀炸弹客或投掷卡桑火箭那种巴勒斯坦式反抗的刻板印象。
哈穆迪从未过问我的家庭状况。他见过我的两个孩子，玛亚特别喜欢他，还跟他一起练习阿拉伯语，喊他hamar（驴子），还有batikh（西瓜）。他甚至在东耶路撒冷一家他常去的名为阿斯卡迪尼雅的热门餐厅见过里欧几次。但是他从没在我家见过里欧，也从未问我他人在何处。我很好奇他为何对我的私生活毫不感兴趣，某天从拉姆拉开车回来的路上，我告诉哈穆迪我跟我先生分居了。他既没有抬头，也没什么激烈的反应。他沉默了许久，久到足以令我丧气之后，才开口说道：“我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你看起来总是一脸悲伤，而且你为了要努力隐藏情绪，总是对一些平淡无奇的东西表现得过度兴奋。就像有一次我们停在四百四十三号公路旁一处喷泉处要把水壶装满，顺便买点新鲜的无花果，结果你马上开始兴奋地尖叫。我那时吓了一跳，因为那些无花果根本都还没成熟！”
就这样，哈穆迪再也没追问我更多问题。
19 玛亚上学去
二〇〇八年九月，玛亚开始上学了。某个周一早晨，我和里欧一大早就分别从各自住处赶往耶路撒冷法国学校替我们的小女儿登记就读一年级。我们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拿不定主意该让她继续顺着以色列教育系统读以色列小学，还是该寻找其他替代方案。一开始我们慎重考虑让她就读以色列学校，因为光是在家庭分裂的情况下搬家就已带给她够多创伤了，我们不想再让她经历太大变动，她应该跟她在幼儿园结识的朋友一起上同一所小学才对。然而我们又考虑到她的将来，如果我们回到伦敦、回到欧洲，甚至回到印度，那她的希伯来语或阿拉伯语教育便派不上用场。
尽管我与里欧对养育孩子常会意见相左，但这一回我们都同意把玛亚送去法国学校。圣公会学校向来以其欢乐激昂的传教风格闻名，这所学校有系统地把这套模式灌输给小学部的孩童，几乎每个人脸上随时都挂着一副得意扬扬的表情，活像一个个小耶稣。还好基兰读的是中学部，学校当局应当不会如此积极对年纪较长、较多疑的学童洗脑。再者，该校中学部多数教师是已归化为以色列公民的美籍或英籍犹太人，他们拿的全是当地人的薪资，因为学校负担不起从英国或美国聘请“基督徒”教师的费用，要劝说这些犹太教师对学生传福音也并非那么容易。
这所法国学校是一个学风严谨、声誉卓著的办学机构，其收费标准比照当地以色列学校，不像圣公会学校收的是私校费用。
但最重要的是，法国学校采用的是跟法国以及世界上其他法语区一样的非宗教教学系统。在这片宗教狂热的土地上，万事皆由原始教义决定，这里的人们如仪式般虔诚奉行这些充满意识形态、泛政治化的教义。我们希望孩子们至少在校时能远离宗教的影响，而法国学校便提供了这样一处庇护所。这里的学生不用像圣公会学校那样在集会时齐唱圣歌。基兰的巴勒斯坦朋友耶申跟我说，对他与他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同学而言，那半小时的集会是小学时期最不舒服的半小时。他们只能安静地呆站在那儿，因为该校并未提供非基督徒学童其他宗教礼拜的选择。
另外一个促使我们替小女儿选择这所学校的原因是，这所法国学校有百分之七十的学生是巴勒斯坦人。这所学校邻近阿拉伯人聚集的东耶路撒冷，且学费不高，许多巴勒斯坦父母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与更有指望的未来而把孩子送来这所学校，他们期待有一天孩子们能有机会去巴黎留学，把那腐烂的冲突抛在脑后。
尽管法国学校是一所国际学校，但实际上它的功能更像是一所“本地、公立”学校。半数以上的学生都来自东耶路撒冷、拉马拉以及伯利恒。他们是巴勒斯坦平民的子女，不像圣公会学校的学生父母多是外交官、巴勒斯坦富豪或政治人物（巴勒斯坦前总理萨拉姆·法耶兹的孩子们就是该校的明星学生之一）。
但如今不断困扰我的小问题在于，我为何会以此角度审视学校？为什么当我观察这几所学校时，我会注意有多少孩子是巴勒斯坦人，有多少是“国际学生”，又有多少是犹太人（犹太人不多就是了，因为以色列政府不鼓励以色列人把孩子送到不教授基本犹太教义的非犹太或非宗教学校）？当我在伦敦时，我不会走进一所学校数数有多少学童是黑人，有多少白人，有多少穆斯林、基督徒、锡克教徒或印度教徒。如果去孟加拉国参访一所学校，我也不会估算有多少学童是穆斯林，又有多少是印度教徒或佛教徒。无论去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我都不会这么做。但在这片互相争论谁信仰的真神比较伟大的土地之上，一切都不同了。伊斯兰教的真神很伟大，Allahu Akbar；但犹太教的上帝更胜一筹，因为上帝将这片土地许给犹太人，犹太人是上帝选民；即使伟大的上帝将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予人类，以代表世上基督徒寻求宽恕，此举亦不减损其在犹太人心中的地位。
我们所信仰的开放价值在这片对宗教极度虔诚的土地之上，全都瓦解成徒劳之举。在这里，举凡每件事、每个举动，人们都会根据自己私人或政治上的宗教立场来衡量评断。无论走到何处，当你看着一张脸，你会在心底揣想对方是否是基督徒、穆斯林、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希腊正教徒、天主教徒、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塞法迪犹太人、什叶派穆斯林或逊尼派穆斯林。
就连在法国学校这样一个与宗教无关的场所，我还是会担心该在女儿的午餐盒中装些什么。如果我在她的三明治中夹入德国莎乐美肠（这可能会冒犯她的穆斯林与犹太朋友），或在她的意大利面中拌入几只虾（这让她恪守犹太饮食规范的犹太老师看见了恐怕会不悦），这样的举动是否在政治与宗教层面上都考虑得不够周详？在这片土地上，一个人若无目视可辨的宗教信仰或习俗就会活得格外辛苦。
当我们参访法国学校时，看见巴勒斯坦的孩子们以完美的腔调唱着法国国歌《马赛进行曲》，这令我们深受感动。在教室时他们不准使用母语，但在游乐场上他们说的是标准的巴勒斯坦阿拉伯语，这让里欧欣喜若狂。她的女儿未来将能说四种流利的语言，当中包括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这两种语言正是里欧进入职场后学习并应用的语言。光凭这一点就让里欧下定决心，而我也早已拿定主意：我不想让我的女儿继续就读以色列学校，因为他们会告诉她，这个国家只属于犹太人，我们的女儿将不会学到关于这片土地上另外半数人口的任何信息，更别说学习他们的语言与文化。耶路撒冷的法国学校可能是我们女儿的唯一选择，因此里欧与我便暂时开心地定下此事。
玛亚去新学校读了几周后，她学会用完美的巴勒斯坦腔说阿拉伯脏话，例如“tahaltizi”，意思是“舔我屁股”，“kusummek”意思是“你妈的阴道”，但还好她不懂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在她放学后与我共处的时光之中，这些她从游乐场上学来的阿拉伯语多数都令我莞尔。我偶尔会自问，那我从小开始说的孟加拉国语呢？该让玛亚学习那个全球超过两亿人口使用的语言吗？我很早就不对玛亚说孟加拉国语了，因为我不想让她混淆。她已经得同时应付两种中东语言，如今再加上法语，虽然孟加拉国语对我来说格外贴心，但我不想增加她的负担。因此，我只有在睡前才会用孟加拉国语唱一些诗歌给她听，不然就是我生气时才会用一些“恶毒”的孟加拉国语字眼（好比说“shaitaner bachha”，意思是恶魔之子）对着她和她哥哥（还有她爸，当我们还住在一起的时候）怒吼，除此之外她几乎没什么机会接触孟加拉国语。虽然她几乎天天都缠着我要我跟她说孟加拉国语和印地语，因为她想知道泰戈尔的歌曲和宝莱坞的电影都在说些什么，不过我没什么耐心。如今我们沉浸在其他语言之中，孟加拉国语在我们耳里听来很快就会变成熟悉却遥远的音律。她的法文作业越来越繁重，她需要我的帮忙，而这占据了我们本来预留用来学习孟加拉国语的时间。
有天我们从学校返家之后，玛亚在屋里东奔西跑，搜罗了各种印度男神、女神雕像，然后她把这些神像摆在一张低矮的咖啡桌上，使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神龛。她在上头放上鲜花，然后双手合十、低头鞠躬，因为她看了根据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改编的电影，所以才模仿故事里男女主角罗摩与悉多的举动。不难理解她做这些全是为了取悦她的母亲，因为她觉得她母亲夹在闪族信仰之间显得孤立无援。
我看见她的行为之后，决定让她在学校专心学法语与希伯来语，在游乐场上学阿拉伯语，然后在家学英语，这对她可怜的小灵魂而言已经有得受了。我不再一天到晚地播放泰戈尔的歌曲，身在耶路撒冷没有必要学孟加拉国语。
但我仍期待将来她会重拾孟加拉国语。我期待当她年纪渐长之后，她会探访孟加拉国寻根，追寻她身上流淌的一半孟加拉国血液。
20 百年孤寂
玛亚与基兰的学校位于Rehov Hanevi'im，字面直译为先知街，街上有许多教堂和其他基督教机构。那条街很长，下坡段尽头可通往一号公路，上坡段尽头则与雅法路以及马哈耐·耶胡达市场交会。分界未明的东西向绿线沿着一号公路展开，更远处则是大马士革门。之所以被称为大马士革门，是因为昔日来自耶路撒冷的贸易商与朝圣者都要通过这个位于耶路撒冷旧城北边的城门，才能踏上前往叙利亚的旅程。我的新房位于先知街的街尾，就在绿线西侧边缘，那一区也被称为俄罗斯区。
有着壮丽尖塔与宏伟建筑的优雅教堂散落在此区。圣公会学校本是十九世纪末一家传教医院，后来传教士们在该处兴学来向犹太人宣扬基督教。身处此区，会让人忘记此刻穆斯林与犹太人正在争夺耶路撒冷。在这里，人们会面对一段不同的历史：九世纪前欧洲天主教派出了一支残暴的军队攻打穆斯林、犹太人与异教徒，而耶路撒冷便是这支军队的据点。虽然先知街上的教堂是几世纪后才兴建的，但它们能提醒访客，耶路撒冷曾是个十足的基督教城市。这些教堂诉说着另外一个故事，在不算太久远的过去，装点市容的曾是十字架而非六芒星。塔玛与我另一位左翼以色列友人时常拿这段耶路撒冷被基督教占领的历史开玩笑。他们说当初是十字军率先把这里打造成一座要塞城市，他们躲在这个要塞里统治耶路撒冷长达百年之久。于是我的朋友们发明了这个理论：以色列追随十字军的脚步建起一道道安全墙，替犹太人打造了一个新家园，他们隐居在城墙之内。因此，以色列很可能会重演十字军的命运，它可能会一如当年的十字军，在百年之后败给自己的傲慢与目光短浅。
“好吧，那这样我们距离世界末日只剩四十年了。”塔玛会边说边暗自窃笑。
由于我之前仍处于分居疗伤期，加上又忙着一个人在耶路撒冷寻找新住处，我与塔玛已数月未见。事实上我连菲妲都不常见，不过是出于其他原因就是了。当我的住处与工作都安顿妥当，觉得自己已准备好走出分居之痛后，我便去了一趟艾因喀拉姆探望塔玛。她正准备下半年前往美国进行博士后研究，主题是以色列如何以行政手段遂行殖民之实。她的目标是有一天能参与祖国的政策制定，以避免她口中的玩笑成真。她不希望以色列因故步自封而崩裂，她想阻止犹太人步上十字军的后尘。“这里是我唯一的家。”几乎每回见到塔玛，她都会如此向我强调，“我也想把这个家与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共享，此外还有这里的国际人士、埃塞俄比亚人、越南船民[63]的孩子们。相信我，这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所有人。要是这个国家能吞下仇外的自负会有多美好。我不想住在法国或突尼斯，我属于这里！”
自从菲妲搬走后，塔玛便一个人住在艾因喀拉姆，我当时还不知道她们为何突然间就闹翻了。从过去与菲妲谈话的片段中，我已嗅到这两个女人之间有一丝不和。显然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触犯了菲妲的底线，才让她决心与塔玛决裂。她甚至连谈都不愿谈，只对我说光是想到那件事就令她浑身不舒服。看得出她伤得很重。
“如果你离开了，谁来阻止？”我对塔玛说道。我坐在她家的露台上，闻着底下山谷传来的麝香草与叙利亚奥勒冈的香气。我想念菲妲，少了她，艾因喀拉姆便不再是记忆中芬芳的所在。
“阻止什么？”
“阻止四十年后的世界末日。”
“我会回来的！我只去四年。不过我最近对于该如何阻止以色列集体沉沦有了新的想法，要不要听听看？方法就是通婚。只要命令哈马斯成员和极端正统犹太教徒一起参加杂交派对，让他们释放压抑的愤怒与挫折就好了。”塔玛说完便笑了，但我知道她不是在说笑。她是真心相信不同种族、宗教、人种、肤色的人们应当通婚，直到这世界不再以肤色为依据划分成区。有时候为了某个棘手的案子忙了好几晚没睡又抽了太多烟之后，她会对着我大喊：“世界之家是属于你们的！”她会指着我的孩子说道，“他们就是未来，属于这世界的混血未来。”
菲妲对此事的看法与塔玛相同：“要是伊斯兰教的神学专家可以公布一条新教令，告诉信众随时随地做爱是神圣的行为，要人们不用为了houris，也就是美丽的天堂之神守身，这会是一个多么放松的世界！”
我向塔玛转述了这番话，但她听完之后并未露出笑容，只点了根香烟，然后说道：“你知道菲妲现在住在伯利恒吗？”
我对她说：“如果法官决定要剥夺她的身份，那她的案子就得在几个月内开庭再审，可是菲妲现在已经不在意法院怎么判了。”
“像她这种特殊案例，她必须住在耶路撒冷才行。”塔玛以律师的口吻说道，“但是她人几乎不在这儿。”
塔玛看起来一脸疲惫。我对她说我近来不常与菲妲碰面，而我今后与塔玛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了。
因为再过几个月，她便要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四年好长啊。”我对她说。
“是啊，我知道，但我希望普林斯顿能让我的生活稍微回归正常，它能让我过着年轻博士生该过的生活，而不是当个过度早熟的律师，一心一意想以修正以色列充满种族歧视的法律制度为挑战。我毕竟不是圣人。”塔玛说。
“但是被人需要的感觉一定很棒吧。”我说。
“是啊，但有时候我觉得，好比说，我对菲妲付出太多，反而让她窒息。”塔玛说道，“我吓跑她了。身为一个激进主义分子，我根本不可能有正常的人际关系。我已经厌倦这片我生长的土地，也许五年之内我会有不同的感觉，但我现在真的需要好好休息。耶路撒冷实在太残酷了。”
“你让我想起奥兹。”
“你是说阿摩司·奥兹？”
“是啊，他在他的回忆录《爱与黑暗的故事》里也提到同样的残酷。”
“你是指他母亲自杀那一段？”
“没错。”
“你看耶路撒冷都干了什么好事？它只会‘不断把一个个情人逼上绝路’，”塔玛引用了奥兹书中的话，“不要爱上耶路撒冷。这里只是一个中继站，但我把我的一生都花在这里。这个城市也曾经在百年之后把十字军逼走，记得吗？”
而我心想，这里不只会把爱人逼上绝路，也会让爱情寿终正寝。自从搬来这里之后，我与深爱十六年的男子成了陌生人。过去即使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两地分隔都未能拆散我们。
但我没把这些话说给塔玛听。此刻她正准备投身她远大的新未来，一个远离耶路撒冷的无忧未来，我却想着自己微不足道的私人悲剧，这实在令我感到羞愧。她坐在露台上，食指与拇指始终夹着一根点燃的烟，而她的手机每三分钟就会响一次。她有时会接听，有时置之不理。“都是我的客户，”她说道，“他们都想知道我离开之后谁会接手他们的案子。有些人还不知道我要走，所以打来要跟我谈新案子。这样你可以明白为什么我要暂时逃离了吗？我实在迫切需要些宁静。去哪儿都好，我只想逃离这种电话从早上六点响到午夜的生活。我好几次半夜被电话吵醒，我的客户哭哭啼啼地打来，因为他们的丈夫或儿子或侄甥或任何一个他们所爱的人，在半夜被突袭的以色列军队带走。他们打来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亲人被带到哪里，不知道被带到哪座监狱或是国内哪个地区，这些恐怖分子嫌疑犯就这样遭到监禁。没有记录，没有权利可言。正常而言，我的一天就是从接到这些嫌犯绝望的亲人打来的电话展开，我会开始追查他们被关在国内众多监狱中的哪一间，这通常得长途跋涉才能办得到，从位于北部黎巴嫩边境旁的谢莫纳城（Kiryat Shmona）一直到南部的内盖夫沙漠。”
塔玛很平静，但她内在压抑的不安仍会不时窜出，她的声调会突然拉高，然后再降回忧郁低沉的语气。“我累了。”她轻轻地说道。
我替她感到难过。我想给她一个拥抱，但抑制住了，因为我担心那样会太过戏剧化。
“但你会回来这里没错吧？”我问道。
“当然。”
“什么时候？”
“我过去之后，前两年要在普林斯顿校园里上课，接下来就能有所选择。如果成功完成我第二年的课业，那接下来就要展开实地调查，其中一年会在以色列进行，另外一年则在印度。”
“什么样的实地调查？”
“我会比较印度和以色列的殖民回忆，精确来说，应该是孟加拉国与耶路撒冷。”
我觉得这个主意有趣极了。我心想，塔玛将来的研究成果势必会极具启发性。我的思绪一时之间回到自己在牛津中断的博士研究。“出于家庭原因”，我当时如此写信给我优秀而失望的老师们，向他们解释我无法继续研究未分裂前的孟加拉国口述历史。
“等你学成归国之后，你会从政吗？”我问塔玛，心中对这片土地燃起一线希望。
“我是有这样的规划。”
“这里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有了像你这样的未来领袖，你的世界末日理论就永远不会成真。”我微笑补充道，“这样就可以有多一些时间思考如何与巴勒斯坦人取得永恒的和平。”
“你怎么对我的角色那么有把握？怎么会认为大家会接受我从政？”
“四五年之内形势就会有所改变。双方人民都受够了，他们都迫切想找到一个政治解决之道。”我对她说。
“嗯，我的确是想做点什么好阻止犹太至上主义在这个国家继续快速漫延3这绝对是二十世纪最古怪的现象！”塔玛语气不带一丝犹疑。她非凡的自信与清晰的思路令我印象深刻。她发表言论时极具说服力，听者会相信她对自己的理念深信不疑，这不就是一位政治人物应该具备的吗？
“但我不想加入任何一个政党。”她补充道，“我想筹组一个有实际作为，而不只空口说白话的政府，我不想当那种整天出现在全国性报纸头版或电视新闻里的政治人物。”
“你要怎么办到？你要怎么筹组政府？”
“既然我之后会拿到行政管理的博士学位，那我想我应该有能力管理内阁，我会从腐烂的系统内部着手改善这个政府。总之，我们等着看吧！”
“你要怎么从内部着手改变政治系统？”
“我自有计划。”她语气温和，但却带着一抹坚定的微笑。
“所以现在我眼前的这位就是以色列未来的领导人，这代表完美的‘一国方案’即将出现，这片土地上的两个民族将能和平共存咯？事实上，根据你梦想中的理论，这里会成为一个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国际人士、越南船民、埃塞俄比亚人等各个种族都能和平共存的地方咯？”我说道。我心想她最好在这些难民颈上挂着的钥匙成为难以负荷的重担之前回来，否则他们就会挂着这些钥匙客死异乡[64]。
塔玛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她说：“我得赶在那些难民的梦想破灭之前回来。”
“你动作要快。他们都老了，那些亲身经历以色列建国的难民大多已七八十岁了。”
“我希望他们可以再撑个五六年。”塔玛说。
“我也希望如此。”我对她说。
美丽的夕阳再度降临她家的露台之上。一股带着香草气味的怡人微风吹拂过我们的脸庞，一股哀伤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们都还年轻，尽管此刻令人陶醉的微风正轻拂着我们被阳光亲吻的肌肤，我们心中却满载着责任与绝望。
“我非回来不可。”塔玛心中有许多无以名状、杞人忧天的烦恼，她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我要回来推倒隔离墙。我要让以色列从封闭情结中解放。以色列必须明白，若要长治久安就不能竖起一道道高墙，只为了阻挡当初自己招惹来的敌人。哈马斯是以色列自己一手扶植出来的科学怪人。你一定知道，在八十年代以色列提供哈马斯军火与资金，好让他们对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我知道你会回来的。你对这片土地怀有这么多热情与痛苦，你没办法离开太久的。”我对她说。
“我想我暂时离开几年，远离这个国家对孤立的偏执，这样对我也比较有益，等我回来之后可以有个新的开始。”
我觉得非常荣幸能与塔玛如此深交，这位未来的政治人物将会为这片土地带来渴求已久的新能量，我对她有信心。
“要是普林斯顿的入学审查委员会知道他们收进来的学生是什么来头的话……”我笑了，好缓和这段漫长郁闷的谈话为这座露台所带来的沉重气氛，“她可是将重新打造以色列的未来领袖，她会替六十年来的孤立画下句点。”
“如果我们不想步十字军的后尘，我们就不该再望向欧洲，该把目光转向阿拉伯世界！”塔玛面带微笑，思考着她著名的十字军理论。
塔玛再过不到六个月就要前往美国上课，我想好好珍惜我们还能相聚的时光。我心中还有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解答，比如她跟菲妲之间到底怎么回事。我至今还不能接受她们闹翻了这个事实。我曾经开车载菲妲来艾因喀拉姆拿东西，塔玛刻意离家回避。那已是四个多月前的事了，她们至今没说过半句话。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事让菲妲心中充满怨恨，因为是菲妲选择与塔玛决裂。
我开始揣测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
“菲妲曾经跟我说，你会跟某些巴勒斯坦客户上床，是真的吗？她是因为这个跟你闹翻的吗？”话才出口，我就对自己如此妄加揣测感到困窘。
“是有一些没错。”塔玛没注意到我的不安，“我确实跟比较可爱的客户上床。怎样，你有意见吗？”
“从专业层面而言，你觉得这样做没错吗？”
“没错啊。我跟我的巴勒斯坦客户之间并不是专业的律师、客户关系，我是指我大部分是义务服务，反正他们也付不起律师费。”
“所以他们用身体偿债？”这句话就这样脱口而出，我后悔也来不及了。
“当然不是。”面对我听起来像是挑衅的提问，塔玛依然面不改色。我心想她果然是个顶尖的律师。“他们对我感到好奇，我也是，我们两情相悦。”
“但在内心深处，你难道不觉得这样做很不专业吗？”
“我在法庭上代表巴勒斯坦人对抗以色列政府，免费替他们争取与狱中亲人联系的机会，那是因为我感同身受。如果我付出的时间与劳动能得到报酬当然也很好。我工作的方式本来就跟专业无关，我的动力来自我的政治理念与对国家的愿景。我是个政治律师，你说的这些话措辞用字全都有问题，可能是菲妲灌输你错误的信息。我没有跟我的巴勒斯坦客户上床，我跟我的巴勒斯坦朋友发生过双方情投意合的性行为，而我碰巧代表其中几位出庭。不然还能怎么办呢？每个巴勒斯坦人或多或少都要跟这个极权政府打交道，可能是要申请居留权、替自家房子加盖、离开这个国家、在屋顶多装一个水塔、要做研究、要求学……每个巴勒斯坦人都需要一位律师帮助他们达成目的。能怎么办呢？我是律师，你可以说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是我的客户，菲妲也是客户。这样说来，让菲妲，也就是我的客户住进我家是否也是一种不专业的行为？那跟她一起去德温酒吧跳舞又怎么说呢？我跟我的客户菲妲时常一起喝酒，这种行为正确吗？菲妲令我大开眼界。她让我明白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友谊有这么多小细节要顾，我们得如履薄冰，免得明明一腔助人热血，别人却觉得我们是自以为在给人恩惠。这些巴勒斯坦人全都骄傲得理直气壮。”
他们的确如此，我心想。特别是菲妲，在我于此地所认识的人当中，她最能体现这股骄傲。
再度与菲妲联系时，我发现就在我们疏于联络的这几周间，她的事业有了新突破：堪称伯利恒地标的知名饭店阿瑟尔宫酒店看上她，聘请她担任业务经理。
我去伯利恒看她。我完全认不出她来，她把头发烫直并剪成齐耳的长度，露出她修长的颈子和尖下巴。接待员带我进入一间优雅的会议室。当周即将到访伯利恒的前任英国首相东尼·布莱尔将在这家饭店举办会议，而身穿棕色套装的菲妲正在会议室里跟商务专员们讨论相关事宜。
21 耶稣气味之海
里欧想带孩子们到外地去度周末，他说我也可以一起去。我虽乐于在周五晚上在他住处与全家人共享安息日晚餐，但还没准备好与他一起出游。我内心很想参与，但若是在加利利海湖畔帐篷内的密闭空间共度浪漫的长周末后，回到耶路撒冷后我会不知该如何面对我们已然分居的事实。因此，最后他还是独自带着基兰与玛亚上路了。
这几个月以来，每逢周末我都会与孩子们分离，至今我仍觉得不知所措。起先我真不知该如何利用这整整两天的独处时光，我尽可能以各种创新的方式妥善利用，但近来渐渐想不到新主意了。周末开始变得漫长，我不知该如何利用这么多时间。我试过各种活动好维持自己对这座城市的兴致。我几乎把每条著名的散步路线都走过了，餐厅与咖啡店也几乎去遍了。当孩子们与他们的父亲去露营时，留我一人茫然地面对又一段漫长的四十八小时。
傍晚时，哈穆迪打来的电话解除了我在穆斯惹拉这栋房子的寂静魔咒。
“Yallah，Taali，来嘛，来阿斯卡迪尼雅这里，这里有最棒的牛排。”
“我不吃牛排的。”当我抵达那家位于东耶路撒冷的餐厅时，我这么对他说，“我本来吃素，一直到最近才解禁。我现在可以吃一点肉，但还没办法吃牛排。”
“对对对，我在印度待过三个月。你们把牛当神一样膜拜，我们喜欢吃你们的神！”哈穆迪窃笑。
“哈哈，你果然很懂印度！”我说。每回只要有人对印度教的多神信仰或习俗发表高见，他们姿态总是那么高傲，令我很不舒服。要想让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理解圣牛或其他古老习俗、仪式对印度人的意义，只会徒劳无功。我发现特别难向闪族宗教的信徒解释这些事情，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一神论是由偶像崇拜自然进化而来的。我常对我的犹太朋友与亲戚表示，他们只要盘子沾过不符犹太教规的肉类，上头装的食物就一律不碰这种行为，跟印度教徒不吃“圣牛”其实同样古怪，这话他们听了总会生气。在印度，即便是不信教的印度人都会避免吃牛，因为那是种古老的传统，只要在那种环境下成长便很难摆脱。同样地，许多不信教的犹太人也不吃甲壳类海鲜，因为他们不习惯那个味道。有趣的是，尽管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几种闪族宗教在历史上互有冲突，但彼此间互为盟友。举例而言，根据伊斯兰教规，穆斯林可与犹太人或基督徒成婚，但不准与印度教徒、佛教徒或琐罗亚斯德教徒通婚，除非他们愿意转化为穆斯林才行。伊斯兰教将这三种闪族宗教的信徒称为“有经者”，因为伊斯兰教认可圣经以及所有比穆罕默德更早出现的先知。
要是我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恐怕会冒犯许多人，在这个地区，膜拜圣牛还是比当个无神论者好得多。但宣称自己是印度教徒也未必比较好，因为没有人确定该如何向我宣扬一神论。这意味着多数时候我被排挤在外，我被视为一个有着异国原始信仰的人。无论是走在西耶路撒冷街道还是旧城区巷弄间，我一天至少会碰上一次有人对着我唱起印度歌谣。
为此我决定忽视哈穆迪方才的话。他点了一瓶梅洛葡萄酒，然后说：“你一定得试试这里的牛排，这是全世界最棒的。相信我，你的神要是知道自己这么美味，知道人们这么爱吃它多汁的肉，它也会很欣慰的。”
“你这样有亵渎圣物的嫌疑哟。”我笑了。
“你一定得试试。就勇敢打破禁忌吧，没有比这里更适合的场所了。”
“我已经把其他所有禁忌都打破了。每次我朋友切牛排，看见血水溢出渗到马铃薯泥里头，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你可以点五分熟，这样肉还是多汁，但不会有血。还有，这里的肉是按伊斯兰教律法屠宰的，不像欧洲的那么多血水。相信我，你绝对忘不了阿斯卡迪尼雅牛排。不然做个交易如何？如果你今天晚上在这里吃牛排，我就免费替你工作一天。”
我很讶异他竟如此坚持，局面演变至此实在太荒谬了。我不吃牛排其实跟任何禁忌都无关，只是对于像我这样瘦弱的人来说，牛排看起来分量实在太大了，我无法消化那么多肉。
然而哈穆迪把我沉默的微笑视为同意，径自替我点了一份牛排，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几分钟之后，我会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肉食者，因为一旦我在众人面前吃了阿斯卡迪尼雅牛排，我就无法再声称自己吃素。我打算顺从地接受命运，默默地啜饮着酒。
“这瓶梅洛葡萄酒可是为了搭配牛排特别选的。”哈穆迪边说边替我又斟了些酒。
结果送来的牛排并非如我想象中那样是一大块肉堆在马铃薯泥上，而是一小块散发着炭香味、整齐地印着烧烤烙痕的肉，一旁还放着两小朵脆口的绿花椰菜与两小颗水煮马铃薯，上头撒了气味浓郁的粉红色盐肤木香料，盘子边缘同样撒上了盐肤木香料与一些红椒片。这道菜最有趣的部分莫过于这块炭烤肉排上放了一堆快炒过的青椒丁与蒜蓉，此外还洒上了大量顶级冷压初榨橄榄油，我从未见过摆盘如此精致的肉，看起来简直像是奉献给神的祭品。
“Tafaddali（快点动手啊）。”哈穆迪边说边等着看我开动。我手握一把锯齿牛排刀，面露微笑。眼前这道摆盘精致看似献神圣品的料理，莫名让我有了下手的动力。哈穆迪面前也有盘一模一样的料理，他等着我先开动。我切了一小片这禁忌的肉排，肉块呈现粉红色泽，多汁却不血腥。我紧张地笑了一下，然后将其送进嘴里，等了一会儿，接着开始咀嚼，然后吞了下去。结果倒也没发生什么地动天惊的后果，我既没遭到印度教里三亿三千万男女神祇的天谴，也没有变成老鼠或刺猬之类的低等动物。
我甚至还喜欢上了这个调味：辣椒、大蒜、盐肤木香料、橄榄油。
我们坐在吧台前，坐在附近的人全都鼓掌欢呼。我不知道哈穆迪原来在等的是此刻的胜利。我看见大厨从厨房窗户探出头来，满足地微笑着。他的左脸颊上有一颗黑痣，让人联想起美国演员罗伯特·德尼罗。
随着夜深了，吃下牛排的兴奋与香醇的梅洛葡萄酒所带来的醉意都逐渐消退。我无须查看时钟，因为没有保姆在家里等着我回去交班，这感觉实在很古怪。事实上，我毫无回家的理由。当需要我的家人不在身边，我便不知该如何面对现实。我不禁想起跟着父亲在加利利海湖畔露营的孩子们。
哈穆迪与我配着美酒享用这顿佳肴之后，我们走到外头抽烟。有许多人也在琵琶树下享受着芬芳的傍晚微风，抽烟闲聊。当晚天上挂着满月，也许正是月的魔咒才会令我情绪如此翻腾。我很想念我的孩子们，我不喜欢如此安排周末。我急切地想打电话追问他们此刻的行踪。此时我的手机响起，小小屏幕上，里欧的名字在我晦暗的双眼前亮起，令我顿时从现实中抽离。
“喂？”
一开始我只听见潮水声，那是加利利海湖的声音。背景里频频破音的播音系统正放送着热门希伯来语歌曲。我记得这波浪，我曾见过天鹅悠游其中。他是蓄意要伤害我，他带孩子们去这美丽的景点露营，好让我想起我们过去曾共同经历的刺激探险。
“你听得见波浪声吗？”他声音颤抖地说。此刻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感到一阵晕眩袭来。
“听得见。”
“再听一次。”他把电话放到岸边，我眼前浮现出拿撒勒山脚下那片广阔的湖水，此刻我漂浮在过往回忆里。
我们起了个大早。我看着他打包，帐篷、炊煮用具、打火机、烤肉架。我欣羡地看着他。
他带了好几罐罐头，还带了一盒新鲜鸡蛋。孩子们兴奋极了，玛亚比基兰来得更兴奋些。他懂得如何规划一趟完美的露营之旅，懂得如何在漆黑中搭帐篷，懂得如何半夜三更在陌生的地方弄来食物，懂得如何生起营火。我们抵达了基乃勒特湖3那是加利利海在圣经里的名称，他让我睡在充气床垫上。他在黑夜里搭起帐篷。
到了早上，他煮了几个水煮蛋，开了一罐焗豆罐头直接放在营火上加热，然后将早餐送到我床前。玛亚不停地把耶稣挂在嘴边，因为他之前不断对玛亚说，耶稣在湖边丘陵上的生活种种。
在加利利海湖畔，我们听着玛亚谈论耶稣，说着他是如何从拿撒勒的丘陵来到湖畔，在湖水中游泳。
我们在基乃勒特湖里游泳，一如当年的耶稣。孩子们情绪高昂。我们起个大早，跃入冰凉的碧绿湖水，我们在满是圣彼得鱼的湖水中游泳。“我可以闻到耶稣的味道。”我们如天使般的女儿开口说道，她没来由地改编起儿歌歌词胡乱唱着，“耶稣下山了，就要下山了，就要下山站在湖边，都是爸爸告诉我的。”
我闭上双眼，想着这位来自拿撒勒的先知。我在这充满耶稣气味的湖水中游泳，呼吸着满是鱼腥味的空气。“谢谢你带我来。”我对里欧说。我走向他身边，把吃了一半的鸡蛋三明治搁在一旁，给了里欧一个拥抱，对他说：“谢谢你带我来感受这令人震撼的历史。”
我跳进湖水里。他就在我身旁，肩并肩，我们一起泅游湖水中。
“你听得见波浪声吗？”里欧低语道。
“听得见。”
“我想跟你一起游泳。”
“我也想跟你一起游泳。”
“拿撒勒人耶稣曾在这里游泳。”他说，语气像极了玛亚。
“我也曾经在拿撒勒人耶稣行走过的水面上游泳，我是跟你一起去的。”
“我想再跟你一起游泳。”
“我真希望现在就在你身边。”
“你听得见波浪声吗？”
“可以，我听得见。我听得见。”
我还想对他说我吃了一块牛排，想对他说我打破了禁忌，想对他说我无法压抑心中澎湃的情感，无法承受过去几个月来命运的曲折。
“怎么了？”哈穆迪问道。我们还坐在餐厅外头。
“没什么。”我说，我试着压抑汹涌的泪水。
“怎么回事，habibti？”哈穆迪关心地把一只手臂环绕在我身上。此刻我多么渴望一个拥抱，但我不能接受他的。我想念里欧的臂膀，想念他强而有力的怀抱。
我在加利利海游泳。和他单独一起。
“到底怎么了？Shou？ Shou sar？”哈穆迪再次问道，“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我无法对他交代来龙去脉，我无法对他说此刻我正发了狂似的想念里欧。
“Yallah，我们来转换一下心情。”哈穆迪说，“我们去散步吧。”
“去哪里？”
“去旧城区。我带你去看一个会让你忘掉一切世俗烦恼的东西。”
我们一起走到维亚多勒罗沙街。在这狭窄街道走了约一百米后，我们来到一处转向右方的陡峭阶梯。我们爬上阶梯，哈穆迪指引我看向一对漆成蓝色的铁门，在月光下衬着白色墙面看来格外显眼。
“看起来我们站的位置离古迹群很近。”我对哈穆迪说。我记得这条路线，周五要去礼拜的穆斯林们都会走这条路。圆顶清真寺建筑群其中一道大门应该就在这蓝色大门后方。
“那来吧。”他推开门，我们来到了一处开放式露台。突然间我们已沐浴在月光下，但又不只是月光。我感应到这附近势必存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壮丽景色。我迷惘了好几分钟。当我的双眼适应了光线之后，我看见哈穆迪的脸，他还是摆着我吃下牛排时那副胜利的表情。他卷了根大麻烟，此刻正站在我身旁点烟。
“闭上眼睛。”他说。接着他引领着我走进一条狭窄通道。我仍闭着双眼，但可以感觉到光线变得更亮。
哈穆迪帮助我站上某个圆顶，感觉像是旧城区里某处圆顶屋顶。
“现在张开双眼。”他说。
我的脸正对着光源，感觉似乎伸手就能够到月亮。我睁开双眼看见了圆顶清真寺的圆顶，距离如此之近，几乎可以触摸它。金色圆顶将月光映照在我们脸上。哈穆迪把大麻递给我，但我无法伸手接过，因为我觉得只要一动，眼前这被月光洗涤的古迹就会消失，而我方才所见不过全是幻影。
此刻我与圆顶距离如此之近，我能看见金色嵌板接合处的脊状突起。我可以看见圆顶下方精致华丽的绿色马赛克砖。而圆顶下方作为基底的八角形建筑物，据说正是盖在先知穆罕默德的登霄石之上。据说穆罕默德骑着名为布拉克的马形神兽，在登霄石上不停绕圈直到飞入七重天。
我觉得自己何其有幸能如此接近这壮丽的古迹，接近这全球政治地图上最热门的冲突象征，我转过身，对着带我来看这不可思议美景的家伙投以微笑。我热泪盈眶，听见他的声音回荡在这超凡的景色之中：“Habibti， ma Tiklakhi， Kul ishi rahekun mniih，”。意思是：“不要担心，亲爱的，一切都会没事的。”当我哭泣时，我想到里欧此刻正坐在提比里亚湖畔的营火边。
我就着月光在加利利海湖水之中游泳。孩子们在帐篷里熟睡，我们沐浴在月光之下。我们伴着栖息在浅滩里的圣彼得鱼，泅游在充满耶稣气味的湖水之中。
22 公交车站的哈瑞迪犹太人
他站在雅法路前端的公交车站内。他身穿全黑的正统派犹太教服饰，配上黑色燕尾服与垂挂在旁的白色犹太流苏，头上还戴了一顶黑色帽子。阴影犹如深色布帘盖住这摆了四张红色塑料椅的公交车站，那张非常年轻的脸庞也有一部分藏于阴影之中。
“你有香烟吗？”他问道。
我很惊讶，但一开始我并不明白自己为何惊讶。
我停下脚步开始翻找我的包，找到一包香烟并给了他一根，我替他握着打火机方便他点烟。
“Mi efo at？”他问我打哪儿来。
“Mi London。”我说我来自伦敦，我稍感讶异，我从未预期像他这样的人会跟我说话。像他这样的男人，一个哈瑞迪犹太人，也就是所谓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甚至连在公交车上都不会坐在女性身旁，而且假如有女性不小心穿越他们行经的路径，他们便会改走路的另一侧。
“要不要一起去喝杯酒或什么的？”他听到我带有口音的希伯来语之后，迅速转换成英语。他是美国人。
“不了，谢谢，我得回家。”
“你可以再给我一根烟我好晚点抽吗？”
“没问题。”我给了他另一根。
“这个牌子的是烈烟吗？”
“我只抽淡烟。”
“你真的不跟我喝一杯吗？”他锲而不舍地追问，鬼鬼祟祟的目光在他与我的肩头上方四处游移。他吐了口烟，环顾四周，然后开始玩弄他身上的流苏。
“不了，谢谢。”
我从他身旁走开，来到雅法路较为热闹的路段。此时我才意识到他刚刚可是在抽烟。他是穿一身黑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却在安息日时抽烟[65]。
他是个年轻的美国移民，他大概只是想找人上床。他们可以这样跟非犹太人随意发生关系吗？这样符合犹太教规吗？他是否以为我是站街女郎，穿着别有蓝绿色花朵胸针的黑色长洋装，在街头寻找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的客人？
那天晚上冷飕飕的。我的脚步比平时快，长长的裙摆往我麻痹的双腿上拍打，露出粉红内里。是否正因为那一抹粉红，才让这位至多不超过二十四岁的寂寞年轻哈瑞迪犹太男子以为今晚能找到伴？当他靠近我时内心到底在想些什么？
也许他认为在安息日向一位sharmuta，也就是妓女要根烟不算什么。根据犹太法典规定，仅有犹太律法所认定的犹太人才需要遵从犹太律法。既然我看起来就不是他们的一分子，那么跟我发生一些不符犹太律法的婚外性行为也就没什么。
当我说我来自伦敦，我不是当地人，那一刻他立刻紧张起来，因为他大概意识到他恐怕不可能得偿所愿。是因为这样他才改口提议我们去“喝杯酒”吗？他打算带我去哪儿呢？我慢下脚步，觉得自己好蠢。我为何不接受他的邀约去喝杯酒呢？我很好奇会有什么发展，然而此刻我也不可能掉过头去跟他说：“对了，我改变心意了。我不需要回去我那寂寞的家，我很乐意跟你去喝一杯！”
我从里欧位于那赫罗3政治正确的古老犹太区3的住所走路回家，他住在一间新整修过的公寓一楼，邻居有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北非的犹太人。能住在所谓的阿拉伯犹太人附近一直是他的梦想之一。他认为在以色列建国之前，阿拉伯犹太人与穆斯林邻居早已达成近乎完美的和平。在那赫罗，当他与“阿拉伯”犹太人说阿拉伯语时，对方总会展现中东犹太人的好客，热烈邀请他去家里享用精致的餐点，对方会在椭圆浅盘上摆满葡萄叶粽、碎麦香料炸肉饼、扁桃仁饭以及松软的无酵饼。
那一天是个美好、放松的周六，我早上喝完咖啡后步行至他阳光普照的明亮住所。他邀请我们与他的叙利亚邻居共享安息日午餐，当天的菜是hamin，那是一种用米饭、碾碎的小麦、整颗马铃薯、鸡、肉类与鸡蛋，加上番红花、孜然以及其他香料，自前一天日落后便持续以低温炖煮而成的料理。里欧邻居的成员有埃思特，她是一家之主，同时也是七男五女共十二个孩子的母亲，当天这些孩子也都全数出席，围着一张长桌而坐，这张长桌几乎要塞满这平日作为客厅兼寝室用的狭窄房间。高大健壮的埃思特已高龄七十九岁，她看起来容光焕发，比许多五十岁的人状况还好。她是整间屋里的灵魂人物，一边招呼所有人，一边不停换位子轮流坐在每个人身边。男人在喝伏特加，女人在喝葡萄酒，我意识到这家人并不会严守教义。埃思特的一个儿子正演奏着乌德琴，弹奏着忧郁而动人的曲调。他们交谈时夹杂着阿拉伯母语以及应许之地所使用的希伯来语，埃思特当年是以一位年轻新嫁娘的身份从大马士革移民至此。墙上挂了一幅她亡夫的裱框照，他是去年过世的，他有一张仁慈、典型“阿拉伯”东部的脸孔。席间大家聊了很多这位缺席家族成员的故事，那位乌德琴乐手演奏了好几首他父亲生前最爱的歌曲，多数都是以高亢的叙利亚阿拉伯语演唱的。里欧看起来很快乐，这是他的理想世界：犹太人与穆斯林说着彼此的语言，一起祈祷，一起进食，一起在同一个国家生活。当埃思特前去打开热水壶时，里欧指着那些弹奏音乐、喝着伏特加的男子说道：“塞法迪犹太人不像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那么严守安息日教规。他们永远都保留余地以接纳各种奇奇怪怪的变化。安息日时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家里会传出乐声吗？简直不可思议。宗教应该是充满乐趣才对，就像现在这样，应该能让人们为此团聚。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严守教规，简直把犹太教当成一种严格的惩罚。那根本是基督教的作风，那是阿什肯纳兹版本的犹太教。”
当他在我耳边低声说完这些话之后，有些女子走到外头去抽烟。这也违反了犹太教规，但这快乐的一家人显然没放在心上。我对着女子们微笑，她们示意我到屋外加入她们的行列。我意识到这栋房子只有两个房间再加上一间厨房与一个小中庭。我问埃思特她是否这辈子都住在这里，她告诉我每个孩子都是在这儿出生的。我想起哈穆迪在维亚多勒罗沙街的那间两室房屋，他父母就是在那里头带大他们十个兄弟姐妹的。我为我们此刻享有的优渥生活感到羞愧，然而跟其他生活优渥的人一样，这样的物质条件通常伴随着巨大痛楚而来。我们需要借由制造冲突来合理化我们的财富，借由冲突来抵消我们所享受的福分。感谢我们在伦敦的房子所带来的房租收入，让里欧、我以及两个孩子可以在此地租下一共有九个房间的两户房子。我愧于启齿问埃思特是如何在这么小的地方带大这么多孩子。他们要睡在哪儿？他们要在哪儿写功课？她跟她丈夫有半点私人空间吗？他们怎么做爱？
我走到雅法路尾端。看着喧闹的“现代”以色列年轻人从各个酒吧与夜店窜出，我又想起那位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男子穿戴黑衣黑帽站在公交车站阴影下的模样。我拒绝他的邀约离去之时，心中想着我对他们的世界一无所知，那是一种介于中世纪与半现代的生活模式。这些男子白天都做些什么消遣？夜晚又是如何打发的？这些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男子不用当兵，多数人也不工作。他们的妻子年年一边生产一边工作，这些男人则会收到为数可观的政府补助金。他们除了研读犹太经籍之外还会做些什么？他们在读经的空当都在做什么？他们真是借由不断读经来治愈心中的忏悔与痛苦吗？他们晚上都在做什么？那个想邀我喝一杯的男子，他家里可有妻子在等着他？他有小孩吗？他当真会如传说中的迷思那样，隔着挖了洞的床单与妻子做爱吗？他妻子也是美国人吗？她漂亮吗？他会亲吻她吗？或者他只是履行他的义务，每年往她子宫播种？他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想约我喝酒吗？他只是想放松一下，暂时逃离犹太律法的约束，因为他妻子在哄孩子们上床后无暇陪他在夜里坐下闲聊吗？他拦下我是否也只是想与我闲聊？他想感受一下这辈子几乎未曾感受过的轻松自在。我刚亲身参与过的叙利亚安息日聚餐，那愉悦的画面恐怕会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我愈是仔细回想那阴暗的公交车站与那一脸悲凄站在那儿的诡异极端正统派犹太男子，就愈是懊悔没有接受他的邀约去喝杯酒。要是去了会是什么状况？他会说些什么？他会带我去哪儿？他当然不会带我去距离雅法路前端不远的米阿·西阿利姆住宅区，那里是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区，在那里他要接受街坊邻居严格的检视，他的同侪与犹太祭司会夜以继夜日地观察他，在那里他绝无机会可以放松一下跟一个陌生人喝杯酒，而且还是个女人。
他会带我去旅馆吗？但他似乎没什么钱，他甚至还跟我多讨了根烟留着稍后再抽。他是要我请他喝酒吗？
总之我错过了这个机会。我永远得不到解答，我可能再也无法跟这样极端虔诚的犹太男子发生这样亲密的接触——一个头戴高帽身穿黑色燕尾服、黑色西裤、黑色皮鞋的男子，侧身还挂着一共打了六百一十三个结的流苏，代表着犹太律法中的六百一十三条戒律。
23 成年礼
基兰在二〇〇八年的春天举行了成年礼。仪式进行期间他的表现令人赞叹不已。在这场全程以希伯来语进行的仪式到来前，他更是出乎我们预料地定期前往犹太教堂上课，背诵典礼上须朗读的经文。里欧的家族庞大，来自英国、美国、以色列各地的家族成员都在这场仪式中团聚一堂。这样的大阵仗连我都有些恐惧，遑论我年仅十三岁的儿子，然而他小小年纪便展现了高明的社交手腕，那恐怕是我毕生苦练都无法精通的技巧。在筹备成年礼的过程中，他说他之所以愿意配合全是为了要让众人开心，他永远不会自认为犹太人或隶属于任何教派。他只是为了让家族有机会团聚才配合演出。要是我和里欧都能学学他的深谋远虑与圆滑的手腕，我们的婚姻便不会走到今日这般田地。
我们在我住处的花园里办了一场派对，一部分家族成员在里欧的公寓过夜。在分离所带来的痛苦与未解的心结平息之前，我们便为了这场成年礼又凑在一起。尽管我一心想与他复合，但希望会是发生在其他状况之下。我不确定此刻是否为适当的时机，但我们没有时间多想，因为这场基兰的3或者该说里欧的3人生大事已迫在眉睫。
我们就是无法坦承我们其实尚未做好复合的准备。
第一个征兆是在基兰准备成年礼的过程中，我不断觉得自己是个异类。我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家族，我感到迷惘，觉得自己被挡在门外。孩子们至少有一半的犹太血统，而我什么都不是。我看着每个人，就连我不信教的大姑也显得如鱼得水。毕竟犹太身份是与生俱来的，它无法借由后天努力完整取得。我许多朋友不辞辛劳地完成了转化过程，但他们仍然觉得被拒于犹太民族之外。从这个角度而言，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就显得更为大方与宽容，因为就算生下了半犹太的孩子，也无助于融入这个犹太俱乐部。
我觉得自己不但同意基兰举办成年礼，而且还积极协助筹划此事是非常有雅量的举动。但我内心确实有过迟疑，我不确定自己在此事之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里欧注意到我内心隐藏的两难，想必是我无意间露出端倪。他能察觉到我并非百分之百投入，而且内心相当焦虑，我们太过了解彼此，因此他势必能察觉。在里欧眼里，他只看见我并未全心投入。然而我实在难以面对这个在以色列茁壮的宗教所展现出的排他性。况且我是个无神论者，我自认已尽我所能做到最好。但有一天当我一脸郁闷地坐在犹太教堂时，里欧对我说：“你就不能偶尔让我开心一下吗？”
“我很努力了，你看不出来吗？”我含着泪，心生挫败地说道。
我们才经历过那样难堪的分手，此刻并非重修旧好的最佳时机。我们尚未好好疗伤，我们尚未重建自信并立下决心不再重蹈覆辙。尽管我对于大环境过早把我们俩凑在一起感到有些不安，但内心有一部分仍为此感到满足。我已厌倦分居两地的日子，我厌倦在他公寓享用安息日晚餐，然后深夜独自走回我寂寞的房子，我厌倦隔一周周末都要让孩子们随他外出。到最后我的决心开始动摇，我们都曾立誓要努力改变自己，待状况安稳后再重新开始，尽管此刻我们明明尚未达成此目标，我却故意视而不见。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样爸以后就不能说我连试都没试过。”基兰说。
“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让你爸不能说我没有试着融入。”我对他说。
其实我还有两位姐妹人在英国，但我没邀请她们，是因为担心她们身处里欧的大家族之中会觉得不自在。况且我的小妹里拉才度过一段诡异痛苦的时期：她分居的丈夫从北伦敦一所小学偷偷带走他们的独子，他带着儿子离开英国，躲在孟加拉国一处村落里。警方开出国际搜索令，知名律师也参与此案协助找出男孩的下落，助他重返母亲身边。里拉此刻实在无力扮演我的姐妹淘，她需要我的大力支持，而我也大量投入此案，我帮忙找律师并且持续跟进警方与司法部处理进度，以确保这个孩子会得到法院监护。我唯一邀请的人是基兰从前的德国保姆——卡特卡，当年里欧在摩洛哥时她与我们一同住在伦敦，我想她是唯一一个了解我在这场仪式中的困惑的人。卡特卡能理解身为一位“非犹太人”，身处这场犹太成年礼之中是什么滋味。话虽如此，对她而言这一切终究充满异国情调。但对我来说，我是个身为异教徒的母亲，这是最难吞忍的一环。
身为犹太教堂里的外人，想不到最后我心中燃起的并非全是疏离感。当基兰致辞时，我内心升起一股骄傲与欢腾。讲词是他亲自写的，他以个人角度诠释仪式中他必须朗读的那一段犹太经文。这场仪式正好在逾越节期间，于是基兰学了一段圣经中关于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奴役的诗文。那篇诗文的希伯来语称作“Shirat HaYam”，意思是“海洋之歌”，那是一篇美丽的、令人难忘的诗歌。我的儿子基兰转瞬就长大了，对着犹太教堂里满满的群众发表自己对这首诗的见解。我心跳加速、得意扬扬地坐在那儿，脸上闪现一抹神秘的微笑。
基兰在致辞中表示，那篇诗歌很美，但他认为故事本身并非那么讨人喜欢。他说照他的理解，那个故事是在赞扬上帝把跟着摩西与以色列人来到红海的埃及人全数淹死。他说逾越节理应是个值得庆祝的节日，但这个故事无法让人兴起庆祝之情。
他接着补充说道，从某些层面看来，巴勒斯坦人就像是当年困在埃及的以色列人，试图从占领中挣脱。
当天深夜所有庆祝活动告终之后，我们的小家庭回到穆斯惹拉的房子里，我问里欧：“你帮基兰写讲稿了吗？”还好我的屋里并未有宾客留宿，我们把他们全都安顿在里欧的公寓里。此刻我们得以独处，为彼此同心协力成功举办了这一场重大仪式感到骄傲。我先前因自己非犹太人而感到被孤立的自怜情绪，此刻已被我暂时搁置在旁，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欢欣鼓舞之情，因为我们这个家庭在经历许多挫败之后，终于有个小小的成功故事可说。基兰在他致辞中所传递的人道精神就像一股镇静心神的香气，盘旋在我们脑海久久不散。
“不算有。我何必帮他？是犹太祭司帮他挑了《海洋之歌》当作成年礼时朗读的经文，也是基兰自己决定要根据这篇诗歌来写他的讲稿。”
“他一定跟你讨论过讲稿的含义之类的吧？”
“嗯，我读了他自己写的稿子后，唯一给的建议就是以色列占领和埃及奴役之间的联结。”
“我就知道！你难道没有替你儿子感到骄傲吗？”
“当然有，你不也是吗？”
言语难以表达我俩此刻的心情，我们只能微笑着拥抱，这或许是自分居以后我们最为亲近的一刻。既然我们无法对幸福达成共识，只好在混乱的生活中各退一步。这段婚姻虽已看似无望，但我们还有孩子，那是我们俩生活中的唯一交集。
如今里欧已经正式在我穆斯惹拉的房子里住下。玛亚在法国学校也适应良好，不出一年她的法语水平便已说写流利，但令我们失望的是她的希伯来语却日渐退步。但我们可以接受这个结果，毕竟我们是为她好才替她选了法国学校，理应欣慰她在这么短时间内就能适应新环境。她的政治意识也逐渐觉醒。她的“以色列外皮”已逐渐剥落，慢慢培养出一个不具地方特色的新身份，以及这个年纪的孩子不该有的成熟度。如今她班上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同学是巴勒斯坦人，对他们来说，法国学校是一个能暂时逃离以色列占领磨难的避难所。玛亚小心翼翼地不让班上同学发现她会说希伯来语。她仍像往常一样时常提出一大堆问题，但这些问题渐渐展现出她对所居之地的政治意识已逐渐觉醒。无论她在屋里闲逛、刷牙还是在写功课，她会突然提出某个不相干的话题，坚持要我们仔细解说。
“昨天我学校外面的街上有人开枪。”
“应该没这回事。要是有的话我也会听见，你的学校离家里不远。”
“但我没说谎！我听见砰砰声。”
“可能是有人在放烟火。”
“妈妈！”我的答复看来令她颇为困扰，“是大白天耶！”
玛亚的大眼睛像极了巧克力聪明豆，她那外围绕着灰绿色细圈的深褐色眼珠，此刻看似要爆出来了。
“嗯，说不定是调皮的男生在玩烟火。”
“不是，是有人在开枪，以色列人在射巴勒斯坦人。”
“我觉得不是。”
“我的老师丹尼艾尔先生说的。那时候是游戏时间，大家都在外面跑来跑去。”
“丹尼艾尔先生这样跟你说的？”
“他跟我们说砰砰声是枪声。但我知道是谁射谁，巴勒斯坦人不会带枪上街！”
“他还说了什么？”如果那个老师还对她说的确是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发生枪击，我也丝毫不感意外。这里的人习惯跟小孩子分享大量可怕的事情。举例来说，玛亚班上所有学童都知道十年前有个巴勒斯坦自杀炸弹客，在先知街上的学校大门前把自己炸个粉身碎骨，他的残骸连同头颅都飞过高墙，落入校园内的游乐场上。
“他说外头有一队以色列人要去哭墙庆祝耶路撒冷日[66]，有人想挡下他们，结果枪击就发生了。”
我心想我果然猜对了，他果然跟班上学生分享了一大堆信息！
“可能只是军人朝天空开枪吓阻那些抗议游行的人。那些狂热分子每年都要大肆庆祝耶路撒冷日，好嘲笑那些巴勒斯坦人，让他们知道整个旧城区和西墙全都属于犹太人。真幼稚。”
“什么是西墙？”
“就是哭墙。”
“你是说墙上有很多字迹的那个吗？”
“什么字迹？”
“伯利恒那道有很多字迹的墙吗？”
她以前看过一部分围起伯利恒的以色列安全墙，激进主义人士和秘密革命分子用喷漆在上头写下潦草的反隔绝标语。她还看过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灵魂人物罗杰·沃特斯趁着最近来以色列开唱时在那道墙上留下出自专辑《墙》中的一句歌词：“我们不需要思想控制。”但是西墙指的不是那道墙，西墙是公元前十九年由大希律王所建，是圣殿山西侧仅存的一道墙。我转过头对着我的女儿心不在焉地解释：“不是，有字迹的那道墙是以色列盖来阻挡人们进出用的。西墙是古代犹太圣殿唯一留下的遗迹。”
“是在金色圆顶那边吗？”
“没错，就在圆顶清真寺那边，那里也叫作圣殿山。”
“就是巴勒斯坦人说是他们的，犹太人也说是他们的那个地方吗？”
“圆顶清真寺属于巴勒斯坦人，那里是圣殿山的最高点。但犹太人说圣殿山旁那道西墙是他们的，因为西墙属于他们古代圣殿的一部分，而那个圣殿以前就盖在圆顶清真寺现在的位置。”
玛亚一度看似陷入沉思，然后她像大人一样叹了口气，接着说道：“很多地方都有墙。但最高最大的是伯利恒那一道，我的朋友拉雅和拉肯每天都从伯利恒搭校车来上学，都要穿过那道墙上的大门。他们不能跟他们爸妈一起来，巴勒斯坦大人不能穿过那道墙，小朋友可以，但一定要搭校车。拉雅和拉肯说他们从来没看过海，因为他们不准去特拉维夫。他们是巴勒斯坦人。”
我头一次注意到玛亚省略了一个“坦”字，她不再说“巴勒斯坦坦人”了。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24 渴望归属
那一年剩下的时间我都在忙我的纪录片。我搜集与拍摄了四十多卷的访谈与花絮影片，拍摄对象包括小区居民以及逃离家里以躲避杀害的女孩与妇女。许多选择留下的女性告诉我，她们一直在等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因为任何一点小事都有可能触发杀机，让她们步入加利许区女性的宿命。她们担心自己会因为传送脸谱（Facebook）信息给某个家族之外的人这点小事就招来被杀的命运。她们告诉我反抗是没有意义的。我深深被这个故事打动，全心全意投注于此，我时常前往拉姆拉出差，而且我用光了所有资金，让哈穆迪几乎是在做义工。每回经过一整天充满压力与哀伤的拍摄之后，哈穆迪古怪的幽默感总能令我稍感放松。我也开始习惯他总是非得要抽黎巴嫩大麻。自从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之后，黎巴嫩大麻货源充足，哈穆迪说那些士兵从黎巴嫩带回了大量新鲜采收的大麻。我现在放松多了，就连经过四百四十三号公路的检查哨时也不会紧张。我们约法三章，抽大麻时就不许谈论拉姆拉噬血的部族。
“怎么你都不担心跟我一起抽烟会有什么问题？”有一天我们正在开车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哈穆迪这么问我，“我跟许多外国人共事过。他们有些人虽然跃跃欲试，但不敢接受，至少不敢在大白天接受。不过他们很乐意躲在他们的客厅或在家中隐秘花园举办的夜间派对中吸食，但无论如何他们不会在公开场合抽。你是怎么搞的？”
“嗯，我是由祖母带大的，她以前也会抽些东西。”
“她抽些什么？”
“她抽水烟，就是用一个小一点的水烟壶，里面可以按照个人喜好装进大麻，甚至鸦片。”我是故意说出鸦片这两个字，好让话题能够继续，不过我祖母的确曾对我坦承她偶尔会出于医疗用途而吸食鸦片。
“什么？鸦片？她是瘾君子之类的吗？”
“不是，这在当年不算什么。我祖母以前总说当时在村里的杂货店就能买到大麻和烟片。大麻是放松用的，鸦片则被充当止痛剂。她说她那个年代里，许多女人生产时都靠鸦片舒缓疼痛。”
“你的故乡真是个文明的社会。”哈穆迪的语气带有一股抽了大麻后而感到放松的轻叹。
“不过现在当然是不可能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中断的？”
“我想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吧，自从对乙酰氨基酚和其他西方国家取得专利的止痛药开始充斥于市场之后，那些穷苦的杂货商如果贩卖特定的未授权药物，就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显然是那些国外代理商向政府强力施压，要求政府禁止杂货商贩卖传统草药，好推销对乙酰氨基酚。”
“他们甚至连疾病的版权都掌握在手上，什么病要搭配什么疗法都得听他们的。”哈穆迪语毕又深吸了一口烟，然后若有所思、心满意足地缓缓吐出烟雾。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我终于完成了我的纪录片长版初剪，片名是《致命名誉》。当我与工作团队以及好友们一起观赏该片时，我们感到无比满足，我们竟然在近乎毫无资金支持的条件下完成了这部震撼的影像故事。我认为它是我的代表作，就算把在BBC工作那些年的作品放进来比较，它依然是我最棒的作品。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离开BBC是正确的决定。过去我嘴上常说我不后悔，但心中还是悄悄藏着疑问，因为自从离职后我便没有作品，没有其他成就。如今这部影片证明我并非那种躲在野心勃勃男人背后的典型女子，自顾自地相信自己甘愿为了家庭放弃事业，甘愿自我牺牲。这部片于达卡维夫纪录片影展首映，该影展在特拉维夫举办，是以色列声誉最卓著的纪录片影展，最令我惊喜的是，首映过后，以色列第一频道电视台便买下了这部片的三年播放权。这实在是我生命中最荒谬的转折，谁想得到我竟然比我的犹太丈夫过着更“以色列”的生活；虽然他已不再替以华盛顿为基地的智囊团工作，但他辞职后的第一份工作仍是替国际组织效力。他已放弃成为一位中东分析师，再度回到新闻业，当记者他可是天生好手，他总是不辞辛劳地在阿拉伯世界里追逐各个新闻故事。但他仍然得向伦敦总部汇报，而我的事业却莫名地在这地方落地生根。
里欧似乎觉得我的新身份挺有趣的，当以色列外交部要替我付机票钱送我去国外参加影展时，他打趣说我把灵魂卖给了犹太国。但我对于自己的名字竟出现在以色列制片人数据库中觉得沾沾自喜。任何局外人一定都看得出来这是我可悲的自怜情结作祟，因为我是如此幼稚地渴望得到一份归属，而这件事实现了我的愿望。我不介意自己归属何处，地球上任何一个愿意接纳我、给我安全感的角落都好。我推断所有漂浮的灵魂在游荡了许久之后，在不停吹嘘自己有多独立之后，在蓄意脱离这世界的宗教、国籍与亲属关系之后，心底都会有此企盼。
这部影片发表后意外受到以色列观众热烈的关注，这让我更有自信。如今无论在街上还是日常生活中，每当有人无意问起我是什么种族，又怎么会待在这里，我能够以过去没有的坚强与幽默来面对这一切。
当我在华沙、马赛、布鲁塞尔等各个城市对着满场观众进行映后座谈时，有人问我是代表哪个国家的，我讶异地听见自己竟回答“以色列”。
我只能将其解释为这是我扭转局面的方式。我克服了我的不安全感。我没有花太多时间思考别人会如何看待我如今竟对以色列国投以如此可笑的“忠诚”，但这感觉实在很舒畅。
就目前为止，我很满足。
某天晚上，我与我的组员在东耶路撒冷的阿斯卡迪尼雅餐厅庆祝影片正式发行，回家路上我身上出现了某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症状：我早已遗忘却又如此熟悉的害喜。难以成眠的我，索性在凌晨驱车前往通宵营业的药局里买了一组验孕棒。一组里头有两根验孕棒，而两根结果都显示为阳性。
此刻是寂静的黎明时分，房里只听得见我们的心跳声，我惊讶地看着里欧。这是怎么发生的？在经历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我们两人从未想过或试过要有第三个孩子，但它终究还是发生了，我只能将其视为近来好运的一部分：先是复合，然后玛亚在新学校适应良好，基兰成功的成年礼，我的影片在以色列得到认可，如今又有一个新以色列宝宝要来我们家报到。我对我体内的小小生命感到乐观，而这小小生命的另一位创造者就睡在我身旁。在我与里欧共同生活的岁月里，我鲜少像现在这般如此强烈地被他吸引，我感觉我们彼此的身心灵已逐渐融合为一。
注释：
[56]苏莱曼一世是奥斯曼帝国第十位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苏丹，大马士革门即为其任内所建造。
[57]名誉杀人是指女性被一个或一个以上家族、部族或社群男性成员以维护家族名声为由杀害。
[58]天鹅绒革命是指捷克斯洛伐克于1989年11月发生的革命运动，诉求为反共产党统治并要求民主化。该运动成功促进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但民主化之后斯洛伐克独立声浪日渐高涨，最终于1993年宣布独立，此联邦宣告瓦解。
[59]圣殿山为犹太教圣地，阿拉伯人也将此处视为圣地，故此处主权争议也成为巴以冲突的一大因素。
[60]光明节灯台上必须有九盏灯火，传统造型为灯台上对称立着九根分支以点蜡烛或油灯。光明节为犹太教节日，根据习俗必须将光明节灯台置于窗台，使他人看见火光以散布神迹。
[61]艾里尔·夏隆为战功显赫的以色列将领，自2001年起担任以色列总理，2005年末因中风入院，2006年4月因昏迷不醒正式丧失总理职位。
[62]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发生于1982年9月16日至18日间，罹难人数800至3500人，其中多数为巴勒斯坦人。行凶者虽为黎巴嫩长枪党与基督教民兵，但以色列军方知情且给予协助，故以色列对此事负有直接责任，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艾里尔·夏隆引咎辞职。
[63]越南船民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乘船逃离共产党政权的越南难民。1977年，一艘以色列货船在海上救起一艘载有六十六位越南难民的船只，以色列政府同意收留该批难民，后续数年间共有三百多位越南难民迁往以色列。
[64]被放逐异地的巴勒斯坦难民主张难民与其子孙拥有回归巴勒斯坦与取回被剥夺地产的权利，钥匙即该主张的象征物，代表当年难民们被迫远离家乡，只能保留故宅的钥匙作为纪念。
[65]安息日禁止点火，亦不允许点烟。
[66]耶路撒冷日为以色列政府庆祝于第三次中东战争胜利后，顺利夺回耶路撒冷旧城区的管辖权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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