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身处这个政治形势令人失望的地区，我仍然甩不开我那难以捉摸而私密的悲痛。我过度放任我的情绪，导致我的人生如今渐渐走偏。有太多未完的细节需要整理，有太多未结的旧账需要厘清。我需要帮助，我需要外力介入好停下我情绪不断抽离的状态。“黑寡妇”已开始要将我逐出这片土地。以色列退出和平会谈令我心中对耶路撒冷的情感逐渐消退，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呼救。

    25 希望破灭

    怀孕的消息给我们一家带来无限的希望与可能，让我们以为这个家将稳固地延续下去，谁知道希望与可能最后却成了一座纸牌屋，一推就倒。第一个警讯出现在我怀孕三个月时的超声波扫描，扫描显示我们尚未出世的宝宝心脏上有白色斑点。

    而后事情急遽发展，也只能如此。

    这则流产故事的第一章发生在耶路撒冷。我搭上前往伦敦的班机，那是我两个孩子的出生地，我也想将我保不住的孩子留在那里。我们本不该有第三个孩子，怀孕全是意外，然而当我真正失去孩子之后，这么想也无法缓解我的悲痛。从她在我体内着床的那一刻开始，她就成了我的一部分，我们一起成长了一百天之久。机场的安检人员问着例行问题，但这一回我是独自旅行，而一个单身女子在以色列安检分类里归属为最高威胁。由于多数时候我至少会带着一个孩子同行，因此一直至轮到我与安检人员对话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我觉得自己很赤裸而且极度不舒服，此刻我最不想坦白回答的便是诸如目的地与旅行动机这类的例行问题。

    “你是自己一个人旅行吗？”

    “是的。”

    “你怎么会来以色列？”

    “我和我的家人住在这里。”

    “你先生是以色列人吗？”

    “不是。”

    “他的职业是？”

    “记者。”

    “哪个报社的？”

    “他是自由记者。”我累到无法提供更多信息。

    “那你呢？有工作吗？”

    “我是家庭主妇。”

    我照着标准回答，这种说法每回都能避免他们继续追问我的工作。幸运的是这里的安检人员没有带着计算机，否则他们只要登录搜索网站便会得知我的工作内容，而这只会让状况变得更为复杂，因为我拿的是观光签证。到目前为止，他们似乎很满意家庭主妇这个答案。

    “你知道你不能在这边工作吧？”一位面无表情的年轻海关官员如此说道，她的黑人式鬈发发束落在她凌厉的双眼之前。

    谢天谢地我只字未提我的拍片工作！我心想为何每回碰到的海关官员都是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我常觉得他们是审问人员里敌意最深的一群。他们是入籍以色列的犹太人当中最贫困的一群，因此，急着想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精英面前证明自己。然而当我肚里的宝宝正点滴流逝之际，我实在无暇同情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可怜的处境。

    “是的，我知道。”严格来说，持有观光签证便表示我不得在以色列工作。但实际上人人都这么做，就连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也是，这全是为了避开申请工作签证冗长而官僚的手续。“我当然知道我不能工作，我拿的是观光签证。我每三个月离境一次就是为了再回到这里。”我说。

    “但你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你得通过你先生的工作去申请长期的配偶签证，在你护照上盖个章才行。”

    他们把我的随身行李送入X光机，我也跟着通过X光闸门。这一回我跟其他人一样得乖乖接受检查。这一回我不是犹太人之妻，也不是两个半犹太孩子的母亲，无法享有特权，我被视作普通的单身高风险旅客。他们要我站到一旁，并且告知我该前往几号柜台检查行李。我慢吞吞地走向柜台，毫无反抗之意。我想起我们的亲戚：雅可夫、米哈尔、阿默思3这些名字会让我立刻从这些麻烦中脱身，但此刻我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绪。

    他们要我打开我的行李箱。开箱之后我接着拉开盥洗包的拉链。我从小袋子里拿出相机，一位安检人员从我手中夺去后打开了液晶屏，逐一检查里头的照片。我很后悔没把前阵子去死海旅行时，里欧帮我拍的一张蹲在路旁树丛小便的照片放在里头。

    “这些甜食你是在哪里买的？”柜台后方那位男子在把玩过我的相机之后，从行李箱内拾起这盒果仁蜜饼，然后用浓浓的俄罗斯腔问起我这个问题。

    糟了！我不该把那些东西放进行李的。真正的答案已在我舌尖，但我把它硬生生咽了下去。

    “在旧城区买的。”

    那些甜食来自加沙，是里欧上一趟过去时带回来的。我要把它带给里欧的父亲，他喜欢吃些美味的阿拉伯甜食。在这里说出“加沙”两个字会比扔手榴弹更危险，我现在只能期盼这位俄罗斯人不懂阿拉伯语。

    去你的俄罗斯人，我忍不住在心底咒骂，他们语言能力太好，没有这么好骗。

    “但盒子上写着‘阿萨’。”阿萨是加沙的希伯来语说法。他边说边盯着我看，眼睛连眨都不眨。

    “可能是在加沙做好然后运来耶路撒冷卖的吧。”这种说法根本不成立，因为目前加沙正遭到封锁，“也可能是耶路撒冷的店家取得了这种加沙特产的专卖权，就像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区也能买到用绵羊奶酪做成的纳布卢斯著名甜点kanafe，也就是糖浆奶酪坚果甜饼。你瞧，我根本不懂阿拉伯语。”

    我又说谎了，我的阿拉伯语水平足以看得懂“加沙制造”这几个字。我很难分辨眼前这个俄罗斯人和徘徊在他身边的属下此刻是否相信我的说法。我刚刚或许该简短明确地回答就好，不需要举什么糖浆奶酪坚果甜饼的例子，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审问至此我已开始紧张。他们怀疑我在遮掩什么吗？我不希望他们认为我是那种会在以色列入侵时，直接躺在坦克车前的专业巴勒斯坦激进主义分子。我跟加沙毫无关联，只不过我丈夫会固定前往那位于地中海沿岸的狭长地带罢了。

    “但你知道的，我们目前正在包围加沙，”3啊，看来我没骗到他！3“这些甜食不可能从加沙运到耶路撒冷贩卖，除非是记者、外交官或联合国人员亲自把它们带过来。”这位俄罗斯人没给我机会回应他最后对我意图欺瞒果仁蜜饼来源的推断。

    他们进一步检查我的行李。他们把牙膏从软管中挤出再放入一台机器内，他们拿着棉花棒往我的手提袋内抹，再送入仪器内检查是否有火药残留的痕迹，然后紧接而来的是更多问题。

    “你为什么没有家人陪在身边单独旅行？”

    是啊，的确，为什么一个“家庭主妇”会独自旅行？

    “我的身体有紧急状况，得回去就医。”我说，我的眼神往下望去，我不想接受更多打探。但我拒绝与他们眼神接触，反倒让审问官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我这个携带加沙甜食之人势必隐瞒了些什么。他把我交给一位女性海关官员，她带我来到一个小隔间搜身。我努力不让压抑的泪水从脸颊上滑落。

    从她的口音我知道这位女性海关官员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在这里，安检也有阶级之分，先由移民而来的以色列人进行初步询问，再将旅客交由本土以色列人进行最终检查。这位女性官员面无表情。她要我张开双臂，双腿岔开站立。

    “你携带武器了吗？”

    “没有。”

    “身上有任何尖锐物品吗？”

    “没有。”

    “折叠刀呢？”

    “没有。”

    她的双手逐一贴在我左大腿、右大腿、左臂、右臂、脊椎骨、腹部、胸罩钢圈上仔细搜查，她还拉起胸罩中间有弹性的布料，按压背部的钩扣。然后她把注意力转移到我的腿上，突然间她停下动作。我先是观察了一秒，接着才感到如释重负，我感谢自己能全程保持镇静。我看着她的脸，她脸上依然看不出任何表情，但此时她的额上浮现一道皱纹，她说：“检查还没结束，可以请你脱下裤子吗？”

    “什么？我不能脱裤子！”我以为她指的是我的内裤。她看着我，此刻她额上的皱纹增为两条，双眼突然闪过一阵火光3那是她首次面露愤怒的迹象。

    “你不肯合作是吗？”

    她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好斗？我心想，难道就因为我不肯脱下内裤吗？

    接着我听懂了她的措辞，原来她口中的裤子指的是外裤。

    我脱下我的牛仔裤，又冷又脆弱地仅着内裤站在那儿。她拿着长长的电子仪器在我的背部与腹部绕圈打转，但什么哔声都没有。

    “我的宝宝不会哔哔叫，”我这么对她说，“我的宝宝就要死了。”此时我的热泪终于夺眶而出，而我完全无意去擦。

    她走到隔间外头等我着装。她从行李检查柜台拿回我的行李，帮我收拾好并且拉上拉链。她要我跟着她，于是我默默紧跟在后。她带我来到护照查验关口，她挥舞我的护照和一张特别的卡片，于是我不需要再次排队以查验护照。我跟在她身后来到候机大厅。她示意我坐在一张椅子上，问我需不需要水，我摇摇头。此时她额上的皱纹已消，但我已不在意了。我不在意她方才为我所做的一切，也不在意她是否想借此表达同情，我只知道她已害得我心神不宁。此刻我已不须任何安慰。我双眼无神地看着登机柜台间的空隙以及我所坐的这一排座椅。我对着那个不受欢迎、只会带来恐惧的人咕哝道，走开，马上走开。我不在乎你和你的国家。我也不想归属于这个安全的国度。

    26 崩溃

    我从未想过失去宝宝3我仍拒绝称它为胚胎3的感受竟是如此锥心刺骨，如此悲痛难耐。我每天早上都会想起我躺在手术台上，一个橡胶面罩先是悬垂在我面前，然后罩住我的脸使我透不过气，把我推进黑暗的深渊，直到我返回耶路撒冷与家人团聚之后仍无法逃出。说来古怪，我对活生生的家人不再感兴趣，我只想全心哀悼与我无缘的宝宝。我带着健健康康的孩子们去学校、去音乐班、去生日派对，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便如此机械般地生活。出院前我的英国医生对我说，当我有了家人与孩子的陪伴后便会逐渐找回生活步调，会学会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不再执着于失去了什么。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家庭未能提供任何慰藉，我日日夜夜只想着我未能诞下的孩子。

    里欧从英国带我回来没几天后就安排了一场晚餐派对，但从采买、做菜、摆设餐桌到接待宾客都是我一手包办。甚至当宾客热烈讨论以色列最近以“铸铅行动（Operation Cast Lead）”为代号对加沙发动攻击时，尽管我对此议题毫无兴趣，仍微笑试图佯装投入。

    如我所料，里欧并不想多谈那毒害我、令我失去求生欲望的哀痛。他说我是在“忧伤中打滚”。我但愿他能更勇于表达内心的痛苦，或许他不像我伤得如此之重，但我确定他一定也感到怅然若失。因为就在最后一次带来噩耗的扫描之前，里欧前去迪拜开会，他在当地逛了一家英国婴幼服饰品牌“Mothercare”的专卖店，买了一件上面写着LITTLE MISCHIEF（小淘气）字样的黄色围兜回来，此外还买了腿部清凉凝胶给我。他想必也是渐渐对这个即将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改变投入了感情，我们两人都默默相信这个宝宝将会把我们绑在一起。我们认为这是前阵子一连串好运的一部分：从新纪录片一直到里欧离开美国智囊团重返新闻界，就连孩子们也因为我们决定再度同住而感到更有安全感。

    在酒精催化下大家渐渐累了，派对气氛很快便不似初始那般热络。即便是喝了西瓜伏特加之后，饭桌上的话题仍离不开中东政治。这是我们搬来此地后第二次碰上加沙发生战争。无论是口齿不清还是神志清醒的宾客，都专心针对处于上风的伊斯兰政党哈马斯是否该遭到国际制裁一事交换正反意见。宾客们边讨论边享用奶酪盘与罂粟籽蛋糕，越来越多客人都偏向赞成抵制哈马斯。里欧在耶路撒冷是众所周知的“哈马斯派”，他再次重申他的立场，表示国际社会应该给哈马斯这个伊斯兰政党一次当政治国的机会。“既然要谈民主，那就不可以剥夺一个民选政府的统治权。”自从哈马斯在两年前赢得巴勒斯坦国会选举之后，这句话我们已听了至少上千次吧？我虚弱而满怀挫败地打了个呵欠，我只盼这个派对能尽早结束，让我得以回到我的孤独世界里独自哀悼与我无缘的宝宝。

    一位戴着圆框眼镜，镜片之下藏着锐利目光的红发男子操着一口北欧腔说道，除非哈马斯先改变其政治立场愿意承认以色列，否则无论如何哈马斯都不该获得任何国际援助。

    “一定要给他们一次机会。”里欧重申他先前的观点。他说这是哈马斯首次获得执政权。哈马斯已经不只是一种反对运动，他们的政治宣言不过是一种常见的手段，用来遏止好几百万巴勒斯坦人心中的仇恨，这些人要么沦为难民，要么被驱逐出境，他们被以色列错综复杂的种族隔离政策剥夺返乡的权利。哈马斯激进的政治立场不过是个手段，他们其实很乐意与世界对话。

    餐桌上各方意见不断，热烈地激荡出许多想法。除了谈论哈马斯之外，晚餐宾客们还互相巴结奉承，或为了工作上各种高低起伏相互致歉。说穿了还不就是想彼此拉拢关系，建立人脉，世间万物本皆是如此短暂。

    约莫凌晨两点，最后一位宾客终于离去，我对里欧说道：“为什么这些人开口闭口都是这里的政治，难道这里没有文学，没有艺术与音乐吗？你可以想象在伦敦参加一场晚宴，结果席间所有人都只顾着聊前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要做什么吗？”

    “我很肯定这里有艺术也有书，那些人可能还是重度读者。但是我必须确定这些人都确实从国际角度掌握巴以最新政治形势，这是我的工作！我需要知道巴以双方都跟这些国外调停者说了些什么，别老这么愤世嫉俗。”

    “就算你不打算安慰我的忧伤，也至少聊点我有兴趣的事情吧。”我对他说，“但今天晚上我两者都没得到。我现在非常需要自己的空间，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参加这场派对？”

    我很确定里欧知道我内心所承受的一切，但他回避任何相关话题。他甚至回避我，回避我的情绪。他说我过度沉溺于悲伤之中，他说全世界每四位女性就有一位曾经历过类似情绪。又来了，又是数据。我已厌倦听到数据分析，厌倦听到有人告诉我该如何处理我的哀痛，而像我这样的例子又该感到多悲伤才算适量。生活并不是由数据构成的。“你面对生活的反应太剧烈了，面对这么强烈的情绪会让我觉得无力。”里欧写了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给我，因为他没办法亲口对我说。他建议我去找一位心理咨询师谈谈我的痛楚，但我谁都不要，我只希望里欧能握住我的手。世上唯有他能抚慰我，我只想听见他亲口安慰我。他愈是回避，我就愈是渴望。我再次陷入过去的模式里，不停企盼着不可能实现的期望成真。

    在这段令人迷惘的时期之中，我们又搬家了。我们搬去那赫罗，距离里欧先前的住处不远。那栋屋子挑高、空气流通、采光良好。那是一栋狭窄的红石建筑，附有三处宽广的露台，其中一处在前，另外两处在后。我们住的是那栋建筑最上面的两层楼，一楼则是马哈耐·耶胡达市场的一部分。前露台就位于一楼正上方，每天还不到黎明时分楼下就会传来噪声。一楼屋主不止一次讨论到万一有人趁着市场入口两名警卫坐下来吃中东蔬菜球，或在经过一天漫长工作打起瞌睡之时在入口放下炸弹怎么办。过去在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这个市场曾数度成为恐怖分子的攻击目标。楼下住户想象到时候整条街的房子，包括他们的露台都会布满鲜血与尸块。

    基兰与玛亚长得很快。基兰已近十五岁，他有自己的世界与朋友，他还有自己的音乐、演唱会与打鼓课。玛亚深受其苦。基兰不断将她拒于他的青少年世界门外，在他的世界里，他的小妹妹只会是个拖油瓶。里欧忙着采访铸铅行动，而我则继续身陷愁云惨雾之中。玛亚会一个人坐在窗边盯着市场看上好长一段时间，当她觉得无聊时就会跑去烦基兰，但总会被他赶出房间。就在这段期间内，她被迫学会安静地独处。她过去总静不下来。这些日子她会一个人在房里画画，当她开口时，说起话来也像若有所思，有时甚至条理分明，不像过去那样胡言乱语地追问身边一切事物。有一天我放她一个人在家，自己跑去市场买点东西，她站在窗边对着我挥手道别。当我采购完毕准备要回家时，发现她还站在窗边，同样对着我挥挥手。我穿越隔开市场与我们家的那条狭窄的阿格里帕斯街，爬上楼梯进到客厅。

    她皱着眉走出来，对我说：“我很担心你。”

    “为什么？”

    “市场人很多，我在找炸弹客在哪里。”

    “什么？”

    “我常常坐在窗户旁边想找出炸弹客。”

    “什么意思？”我近来昏沉已久的心突然心跳加速。

    “就是炸弹啊，如果真的发生了，会发生在人多的地方不是吗？爸爸说现在因为加沙又在打仗，所以坐公交车不安全，我想那你去市场也不安全。我知道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才把我留在家，没有带我一起去，可是我不想失去我的妈妈。”

    我决定不理她，像她这样坚决认定人多的地方就会有自杀炸弹客已是一种病态行为，我得遏止她才行。

    “我们很幸运，我们不用搭公交车上学。”她说完又站回窗户前。

    是的，我们的确很幸运，两个孩子的学校距离我们家都不到十分钟路程。当我看着玛亚走回她的房间，我想要告诉她我不希望她继续站在窗前。如果真有炸弹，那威力势必会波及她，把窗户玻璃炸个粉碎，因为她的房间就在房子前端，面朝市场。我不知道该如何对她解释这一切，同时又不至使她起疑并因而衍生更多疑问。这很棘手，但我必须一试。相较之下，向基兰解释就显得容易得多，因为他较为年长，行事也较谨慎，但是我仍然不确定我说的这些话他到底能听进去多少。我要他战争期间不要跟朋友去咖啡店，也不要去市中心青少年聚集的班耶胡达街行人徒步区闲晃。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会点头，但很有可能我的话全成了耳边风。基兰童年时是个无拘无束的孩子，但现在他成了一个神神秘秘的男孩，几乎不对我或里欧打开心房。我时常因为无法与他沟通而觉得自己是个不称职的母亲，但此刻我实在没有精力找出亲近他的方式。他成长得太快了，我已跟不上他的脚步。

    27 菲妲与塔玛的难题

    大约就是在这段时期，我在耶路撒冷的密友菲妲与塔玛，由于她们无法化解彼此的分歧，于是逐渐双双从我生命中淡出。我起先以为她们只是为了一些琐碎小事闹翻，但想不到背后竟藏了一大串未解的心结。

    我在电话应答机里收到一则塔玛的留言，电话那头的她在哭泣。那则留言很长，她听来十分心烦意乱，少了她平日身为律师的沉着。

    “我真的很想跟你聊聊。我联络不到菲妲，她不肯跟我说话，短信和电子邮件也都不回，我什么都没办法向她解释。打给我。”

    我又听了一次那则留言。她想跟我聊聊？我能帮得上什么忙？她们的友谊最终还是屈服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压力之下，而我有什么资格介入呢？也许她想跟我聊聊是因为她知道我不会选边站？我依稀记得她们初闹翻之际，我去伯利恒见了菲妲，当时她对我说她们多数友人都被迫选边站，被迫决定到底要支持塔玛还是菲妲。我当时对菲妲说：“你们两个在我生命中都非常重要，我不可能选边站。你们两人都曾经帮助我爱上这座城市。我从你们身上学到好多东西，你们让我知道友谊可以跨越阴险的政治藩篱。我真的很抱歉，但愿我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你们决裂。”

    “我没有要你站在我这边，但如果你要跟她见面，不要跟我说。”菲妲恳求我，“还有，拜托不要跟她说我在考虑永久搬到西岸去。我受够以色列了。”

    我答应她不会向塔玛透露只言片语。

    从跟她们决裂有关的各种流言蜚语中，我开始理解在友谊与善意底下永远都藏着不为人知的阴暗冲突。就个性而言，塔玛与菲妲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塔玛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她辩才无碍、意志坚决且遇事偏好以学术角度思考。菲妲则较安静，她向来不会公开表露情感，而且没兴趣讨论巴以冲突。事实上，如果情况允许，她甚至会连报纸都不翻。她对外界针对解决巴以冲突所提出的各种建议漠不关心。她年纪比塔玛小，以普世审美观而言，她又高又漂亮，不分种族与宗教的男子都会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菲妲非常厌倦政治冲突，她只想好好享受人生。塔玛则日复一日活在冲突之中，成天代表她的客户上以色列法院。

    就算当塔玛卸下律师身份，她依然会把时间拿来认真念书。以色列强占巴勒斯坦这个议题主宰了她的人生，也影响了她对未来的展望，因为她自许此为改变的契机，期待自己能身体力行，赏“以色列殖民主义”一个耳光。

    即便当她们一起寻欢享乐之际，那阴暗面还是会不时浮现。长久以来，两人间的不和始终威胁着要摧毁彼此。

    “我们闹翻跟巴以冲突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去看菲妲时，她坚定地向我这般说着，“事情没那么复杂。我只是再也受不了她一天到晚把自己的生活摊在阳光下，她吵到我受不了。有时候她跟她妈讲电话会鬼吼鬼叫把我给吵醒；她会衣不蔽体地在她朋友面前走动；她的朋友会毫无预警地闯进我房间，我可能人在被窝里，也可能正在换衣服，他们就这样进来放包或只是随意看看，他们连声抱歉都不会说。一大群嬉皮士，他们全都去过印度，然后学会那种轻飘飘的走路方式，仿佛跟耶稣基督一样行走在水面上，他们跟整个世界脱节。不过对不起，我可是得奋力抵抗才能存活下来，才能拿到文件好留在我的国家。那些流浪汉刚利用政府的‘正常化’补助款从国外旅游回来，他们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好像侵犯我的隐私没什么似的。他们已经入侵我的国家还不够吗？还有，我一直忍不住要去想，在他们正常化之前，他们每个人一定都虐待甚至杀害过不知道多少巴勒斯坦人！”

    “你试着跟塔玛沟通过吗？”我问道。但是菲妲漠视我的提问，自顾自地说道：“每次我听见她对她妈或她姐大吼，我都会跟她说我不想知道她家没钱，或她爸破产，或她妈跟她姐闹翻。”菲妲显然已无意与塔玛重修旧好。

    “你这种态度很不东方。”我对菲妲说，“你怎么会不想知道你关心的人私下都在烦恼些什么呢？我得说，要是我，我会非常有兴趣知道塔玛她共产主义的老爸破产的事，在《耶路撒冷邮报》被右翼人士收购以前，他不是在那里上班吗？”

    “你在转移话题。总之我受够她的朋友在我衣衫不整或在床上时闯进我房里。我也受够听见她跟伊帖做爱，看在老天的分上，他可是我前男友，而且我人还醒着，就待在他们隔壁房里。我还痛恨她老是半裸着身子走来走去，好像这里是某个男人的后宫一样。”

    “那里怎么可能是后宫！你们屋里的男性访客永远比女生多！”我故意对菲妲这么说，想借此缓和一下气氛，“两个女人对上一群嬉皮士男子，想象一下！难道你没幻想过这种场面吗？”

    但看来她完全不觉得这些话好笑。她那张有如耶稣般优雅的脸，如今看起来却痛苦万分。她显然不想要谁来仲裁、调停她与塔玛之间的纷争，她不再相信她能继续与她的律师兼曾经的知己和平共处。但最荒谬的是，尽管她们已闹翻，她却仍需要她，是塔玛将她的案子带上法庭，替她向当局争取身份证明。塔玛不只代表菲妲出庭，还代表了菲妲全家人，包括她母亲与两位兄弟。这会是这段友谊触礁的症结点吗？是因为菲妲无法继续承受为了得到这份“文件”所必须欠下的人情吗？无论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有何观感，这张蓝色身份证始终是他们人人梦寐以求的。因为有了这张蓝色身份证便能轻松通过护照查验关口。有了它，菲妲就可以从大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出入境，她就无须每回出国都得越过约旦河去到安曼。

    “此外还有我从检查哨捡回来的狗3茄子，她受不了那只狗。”菲妲说。她没有办法停止谈论塔玛，“她觉得那只狗威胁到她。你相信她竟然跟一只狗吃醋吗？一只巴勒斯坦流浪狗？她占有欲太强了，她认为那只狗会介入我和她之间，那不过就是一条狗！”

    “我也不喜欢你的狗。每次那个可怕的野东西扑到我身上我都吓个半死！但我觉得说塔玛不喜欢你的狗有点不公平。我见过她亲茄子，真的，我见过好几次。”我说。

    “你有所不知，她是故意演给你看的，好隐瞒她丑陋的那一面。”

    “菲妲，你不觉得把你们两人闹翻怪罪到一只狗头上有点傻气吗？事情没那么单纯。我相信这一切都跟你们各自的政治处境有关，你不想欠她人情。”

    “才不是，事情就是那么单纯。我不想要知道谁跟我前男友上床。她不但跟伊帖上床，而且她如此肆无忌惮，如此大声，她会忘情地大叫，甚至连狗听了都会对他们吠。她做了整个晚上。我很厌恶她如此粗俗，她丝毫不知检点。在伊帖之前她还会把某些巴勒斯坦客户带回家，他们也是整个晚上都在做爱。”

    看着菲妲的情绪如此爆发令我难过不已。塔玛当真惹恼了她，塔玛会不断让她意识到自己是个活在祖国的异乡人，“来自欧洲的异乡人”却拥有她祖国的永久公民权。

    但是塔玛却又掌握了她能否获得救赎与行动自由的关键——那张蓝色身份证。

    这状况实在棘手。

    她们之所以闹翻，当然是与她们身为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有关。

    因此，当菲妲说她不相信她们决裂与巴以冲突有任何关联，不过是想掩饰自己为了欠塔玛人情而感到羞愧罢了。

    她当然想相信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有可能建立一段正常的友谊，她想相信嫉妒他人的爱情、职业与财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对菲妲来说，身为一个没有身份证的巴勒斯坦人，意味着她永远不可能尝到各种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滋味。甚至连她反对塔玛跟伊帖做爱这件事也隐藏着政治意涵。塔玛并非横刀夺爱害他们分手，伊帖甚至称不上是菲妲的男友。他们不过是曾经约会过一阵子，而且原因还带着浓浓的政治味：伊帖想要实现跟一位美丽的巴勒斯坦女子做爱的幻想，而菲妲则想知道跟犹太人上床是什么滋味。这段巴以爱情故事老早就以失败收场。就我所知，菲妲与伊帖之间并非什么一对璧人相互吸引、坠入爱河的故事，他们的关系与爱情无关，爱情是跨越不了检查哨的。以色列法律是根据犹太教律法制定的，而根据规定，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不准在以色列境内结婚，就算在国外成婚，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难民的子孙皆不准住在以色列境内，也无法申请以色列护照。伊帖与菲妲之间毫无未来可言。菲妲急需拿到蓝色身份证，伊帖却同时持有美国与以色列护照，两人间的差异终究会谋杀这段浪漫恋情。伊帖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犹太国公民权（还有因为他美籍犹太父母而取得的美国公民权），而菲妲无法释怀她的公民权遭伊帖的犹太国掠夺。

    但是伊帖和塔玛间就无须面对这些障碍与先天条件的差异，他们可以尽情沉醉爱里。塔玛跟伊帖可以坐在他们艾因喀拉姆房子的露台上，在阳光下分食着由面包、软嫩的奶酪与橄榄组成的早餐，谈论着他俩都曾去过的印度某处隐晦的修行所。他们可以随时亲吻。菲妲就无法与伊帖在公共场合亲吻，因为一旦被她的巴勒斯坦亲友看见，他们会称她是叛徒，而她的以色列旧识则会说她是投机分子。

    在以色列，菲妲没有与喜欢的人做爱的自由。

    因此我推论，当菲妲看见伊帖与塔玛在一起，她觉得自己遭到严重的背叛。菲妲伤得很重。塔玛是如此迟钝，她“厚颜无耻”地炫耀她的特权。塔玛招摇的行径不仅令菲妲相形失色，也让她绝望的不安变得更加清晰可见。尽管如此，菲妲却无法完全断绝与塔玛的关系。

    “她为什么就不能替我开心？”收到塔玛的留言几天后，我终于逼自己走出家门去见她一面，塔玛声泪俱下地对我说道，“我已经很久没有一个稳定的男友，我现在终于有了，她为什么不能替我开心？我希望她能祝福我，我爱她。”

    “你知道这对她来说也不容易。她觉得自己遭到背叛，受到伤害。”

    “但是她跟伊帖不过就是三年前有过一小段插曲罢了。伊帖和我两个人在一起真的很快乐，她为什么不能放过我们？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照顾她，帮她解决问题。好几次夜里在酒吧与派对狂欢过后，是我把烂醉的她载回家，扶她上床。我们以前是朋友，是姐妹。我们曾经一起欢笑。她为什么不能祝福我？”

    “这样说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是塔玛，你需要她的程度胜过她需要你。”我说，“你把这段友谊看得太重了，这成了菲妲身上的重担。你得通过菲妲来合理化一些你本来不会做的事情，好比说住在一栋弃置的阿拉伯房子里。她想摆脱那个重担。我说的不一定正确，但伊帖不过是个借口。她一直以来都想摆脱‘自由派巴勒斯坦人’的形象。她故意带了一条流浪街头的疯狗回家好测试你的耐性。你从来没有平等看待菲妲，因为她是巴勒斯坦人，所以你总是心怀愧疚，生怕伤害她的感情。就像你根本不敢开口告诉她你不希望家里多条狗。”

    “但她连个机会都不给我！某天她就直接把那条野狗带回来，然后说她是在某个检查哨捡到的。就这样，我只能接受。”塔玛说。此刻她涕泗纵横，过去我从未见过她哭得这么凶。

    “你干吗不直接挑明说你的小房子里没空间养狗？”

    “因为我不想让她不开心。”

    “但如果换作是其他人，你早就开口了。”

    “没错，但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原因，我不能伤害菲妲。她在这里土生土长，而我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移民之女，竟然要替她争取她故乡的公民权。你知道，我们之间最大的冲突是有一次她对我提出一项最可怕的指控。”

    “什么？”

    “她说我要把她赶出艾因喀拉姆。没错，吵架的时候我的确要求过菲妲搬走，那是因为她不肯接受我和伊帖的关系，这让我很受伤。如果我的以色列室友对我男友无礼，我也会说一样的话。就这一次，我平等对待她，我把她当成我的朋友，而不是以她的导师自居，但菲妲不喜欢。”

    “塔玛，你之前多次跟我说过，你们的关系象征着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政治能量，你们两个都太泛政治化了，你们陷在一个政治权力游戏里互相伤害。这一切跟你和伊帖的恋情无关。”

    但是塔玛无法接受菲妲单方面退出她的生活。她继续打电话给菲妲，但菲妲就是不肯接，她写电子邮件菲妲也不回。菲妲还嘲弄塔玛说：“你现在还要代表我出庭吗？你现在还会接受其他被剥夺公民权的巴勒斯坦人登门求助吗？你还要继续当我的律师吗？”

    我去探望菲妲时，她一如我预期，清楚地表明她拒绝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协调她与塔玛之间的纷争。对她来说，与塔玛共居在艾因喀拉姆的日子已然结束，她已放下这段过去，往前迈进。她仍在伯利恒工作，但她跟马哈穆德3一个性格强悍、出身政治世家的男子3一起住在拉马拉这个繁荣的现代化巴勒斯坦城市。这座城市充满他们的历史，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历史。她天生就属于这段历史，她不需要再承担来自任何一方的罪恶感。她活在封锁之中反而过得比住在“自由的”艾因喀拉姆更加自由（以色列军队为了缉捕恐怖分子嫌疑犯，会定期进攻伯利恒与拉马拉，搜捕期间居民会被困在城内，直到封锁解除），在艾因喀拉姆，每一栋被犹太人占据的阿拉伯房屋都会使她想起以色列建国后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境的历史。

    毕竟一九四八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一场由犹太民兵下手的大屠杀就发生在艾因喀拉姆邻近的村落内。这场代尔亚辛村大屠杀（Deir Yassin massacre）可能是该战役期间唯一一场记录在案的屠杀事件，这场屠杀将该村落摧毁殆尽，菲妲说她始终无法摆脱历史的重量。

    在伯利恒，她不用日复一日地被迫想起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那段历史，拉马拉是个年轻、充满希望的城市。而自从以色列建起了高达八米的安全墙将伯利恒围住之后，伯利恒虽曾面临多年发展停滞的窘境，但近来也逐渐活络，这道墙清楚地定义了双方疆界。伯利恒城墙内的年轻人学会照常过日子，并且坚定地相信他们不会被击倒，他们相信巴以冲突并非人生的全部。外人眼里会觉得过着正常生活的他们，是以行动来表达对安全墙的蔑视。但这座城的人们之所以能过得如此和乐，还有城里的小区与教堂之所以能重建得如此美丽，有一部分得归功于全球基督教组织的慷慨解囊。在这座城里，衣着时髦的男女从咖啡店与酒吧蜂拥而出，市场里人声鼎沸，街道上车水马龙。菲妲迁居至这座巴勒斯坦城市，是为了拥有她即刻便能享受的自由。

    同时，就在塔玛即将出发前往普林斯顿的最后几日，那只狗不断地惹毛她。如今菲妲已不住在这里，少了一个巴勒斯坦人居中调停来舒缓她身为犹太人的罪恶感，让她看这条狗格外不顺眼。茄子几乎把家里每个能咬的东西都咬了，再加上因为现在无人定时遛狗，茄子发疯似的咬每个来访的客人。塔玛向菲妲下了最后通牒，告诉她狗非走不可。

    有一天那条狗就真的消失了。是菲妲打电话给一处狗繁殖场，请他们给那条杂种狗一个痛快。

    塔玛说那天晚上她把狗咬过的沙发套和床垫全都扔了。如今艾因喀拉姆这间屋子里不再有菲妲的味道。随着茄子走了，菲妲与塔玛之间最后的联系也被切断了。但还有一件事，塔玛仍得替菲妲赢得官司。塔玛必须替菲妲全家人争得蓝色身份证，这是她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前，与以色列司法制度的最后一场战役。

    几周后菲妲被传唤出席一场听证会3那是她与她家人期盼已久的大事。

    塔玛在法庭奋战。当她代表菲妲出庭时，她忍住泪水，她指控政府是种族歧视分子，她控诉有关当局对本国国民实施种族隔离政策。塔玛的辩词铿锵有力，字字句句充满愤怒与怜悯。菲妲一家人站在法庭上默默地哭泣，当审判结果宣布时，塔玛也跟着哭了。

    菲妲与她的家人都获发蓝色身份证，不过只有一年效期，一年后此案得回庭再议。塔玛替菲妲赢得官司，她不只替菲妲打了漂亮的一仗，也替这些年来她在法庭上所代表的全体巴勒斯坦客户赢得了重大的胜利。

    即便如此，这场胜利也未能改变菲妲的决定，我对此毫不意外。她尚未准备好与塔玛和解，她已永久合上生命中与塔玛为友的章节。同时塔玛也把菲妲的案子移交给另外一位律师，她正倒数前往美国念书前的日子。她想远离冲突所带来的愤怒，她想自由地呼吸，想要拥有正常的生活。塔玛不想再夜以继日地被她的客户追着跑，她从未尝过活在巴以政治之外的人生会是什么滋味。

    普林斯顿大学相当欣赏她提出的以色列行政殖民研究计划，决定提供她全额博士奖学金，让她得以在未来四年完成论文。塔玛得知此事时欣喜若狂。

    就这样，塔玛与菲妲两人都从我耶路撒冷的生活中消失。种种迹象令我不得不面对紧迫的现实，也许我的时候到了，也许我也该切断与“黑寡妇”之间的联系，我应该远离它灾厄不断的历史。唯有菲妲与塔玛在我身旁，我才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归属感。通过她们，我可以理解耶路撒冷，我可以从这城市混乱的历史迷宫中找到出路，从这城市正反对立的诉求中脱身。她们开阔了我对这城市的眼界，教我如何去爱这城市的景色，这是我头一次可以不用通过里欧就对这座城市投入私人的情感。我与耶路撒冷之间的联结依附在她们身上，随着她们离去，这份联结也逐渐磨损。我发现我自己再度转向里欧寻根，想要与这座城市重建一段稳固的关系。

    同时间这个地区发生了一连串重大的政治改变，让我们这些国际组织的成员都更加深了离开的念头。二〇〇九年以色列大选，右翼政营获得多数席次，并推派班杰明·纳坦雅胡组阁。我们从此进入了抱持孤立主义的纳坦雅胡时代，以色列政府领头重启殖民区建筑翻修，并且全面搁置和平会谈。以色列政治逐渐偏重于国内事务，国际媒体上也少有中东世界的消息，取而代之的是以色列的国内新闻，例如一位前总统爆发性丑闻，还有一位前总理被指控多次索贿。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似乎已暂时不再关心巴以冲突。新的以色列政府只关注内政事务，并且回避来自国际各界的调停。

    尽管身处这个政治形势令人失望的地区，我仍然甩不开我那难以捉摸而私密的悲痛。我过度放任我的情绪，导致我的人生如今渐渐走偏。有太多未完的细节需要整理，有太多未结的旧账需要厘清。我需要帮助，我需要外力介入好停下我情绪不断抽离的状态。“黑寡妇”已开始要将我逐出这片土地。以色列退出和平会谈令我心中对耶路撒冷的情感逐渐消退，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呼救。而我在这世上仅存的唯一一个微弱希望此时又看似远在天边3我再也无法触及里欧。此刻他也同样迷惘，试着理解以色列何以将政治重心转向内政。此刻已无人在意我的流产之痛，我为自己沉溺于伤痛之中而感到羞愧。但我就是走不出来。里欧与我此刻同住一个屋檐下，我们不再争吵，但之间的距离却无比遥远。过去我们虽有争执，但至少我们是在对彼此发泄直接而深刻的情感。如今我们朝着平行的方向前进，路线少有交集。我由内而外都被击垮了，整个人虚弱无力，而我曾经深爱的城市就这样袖手旁观。

    28 毁灭之城

    眼前传来刺眼的白光。我眯着眼，视线模糊却依稀可见里欧一脸疑惑，我许久没在他脸上看见如此痛苦的表情了。我脑海一片空白，但我知道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我想不起自己为何再次住进医院。我身边没有医生，但我看见他们穿着绿袍在这间房内四处奔波，穿梭在金属床架之间，在分隔病床的绿色帘子间进进出出。我拼命在大脑里搜寻线索，却一无所获。此刻我宛如漂浮在一片碧绿海洋里，耳边隐约传来一阵交谈声，听来像是远方的浪潮。这些人并非在对我说话，他们的声音令我茫然失措。我身处一间摆满病床的大病房里，我身穿绿色病人袍，身上盖着同色的毯子。

    但我明明已经出院返家了。我已经离开伦敦的医院去到机场，并且回到了我位于耶路撒冷的家。我们搬家了，如今我们带着所有家当一同住在马哈耐·耶胡达市场中一栋古朴雅致建筑里最高的两层楼。

    我再度睁开双眼，看见里欧在房内另一端与一位女子交谈。“她醒了。”我听见他对那位穿着医生袍的女子说道。她来到我的床边，我可以闻见抗菌护手凝胶的味道。她弯下腰问我是否听得见她说话，问我头疼不疼。她说等我准备好之后她会请警察来帮我录口供。什么警察？我本想这样问她，但不确定是否该这么问，也不确定我为何要跟什么“警察”说话。我试着把手臂伸到医院毯子外，这才发现我左臂上插着点滴。

    我身旁有股恶臭，我用空着的右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黏腻的头发纠结成一束一束，我这才意识到那臭味来自我的头发。那是呕吐物的味道。医生看见我茫然的双眼。“你全身上下搞得一团糟，你需要好好清洗一下，不过在这之前警察想知道你还记得多少。你方便用希伯来语跟他们交谈吗？”这位医生的声音听来充满关爱与同情。此刻我并非身处伦敦的那家医院。我在这里，在耶路撒冷，所以她才会问我是否会说希伯来语，因为那些“警察”不会说英文。

    她走到床的另一边，检查那一袋已注入我静脉的液体。“这会有点痛哟。”她说，接着她温柔地拔出长针，她用一小球棉花按压在我左肘先前插针处。我伸展手臂想甩开那股麻痹感，看见那球棉花已染上一小块血渍。里欧徘徊在医生身旁，专心地看着这一切。他眼神迷惑，看似一夜未眠。我到底为何人在医院？我没发生什么意外。为什么我的头发会沾上呕吐物？我不记得自己呕吐过，但倒是记得自己走出了一家餐厅，一家位于马哈耐·耶胡达市场的非犹太海鲜餐厅。我跟里欧过去几个月以来刻意麻痹自己的情感，那晚是我从英国回来后我们头一回好好去外面吃顿饭，也是我们许久以来头一次心满意足地感受到彼此热烈的情意。

    我记得我点了一道有挪威海螯虾、淡菜以及螃蟹的海鲜锅。当服务生把它端上餐桌中央的火炉时，锅里传来一股诱人的香气，泡在浓浓柠檬与香芹味汤里的蟹脚往锅外蹿出。我很开心，我觉得这是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走出悲伤。我们不断互相亲吻，停不下来。在经历了十五年的婚姻与这么多动荡之后，我们都很感激还能在彼此身上感受到温柔的情意。我们坐在位于跃层的用餐区，邻桌客人对我们公然以肢体传情的举动都感到好笑，我们看来想必像是一对高调示爱的新恋人，要是他们看见我手上的婚戒必定会觉得奇怪。我们沉醉在浓情蜜意之中，偶尔从挑高的跃层俯瞰厨房里冒火的炒菜锅，大厨将锅中食材在火焰中抛甩，然后以准备好的餐盘接个正着。

    我想继续睁着眼，但双眼不听使唤。我身上的毯子被拉到下巴处，我觉得好热。毯子重重地压在身上，我想移开却无能为力，我半点力气都没有。我闭上双眼。我试着移动脚趾想将脚伸出毯外。

    这里想必是急诊室，因为我周围太过喧闹，而且有太多双脚在房内奔走。在日光灯照耀之下，加上里欧愤怒的目光，这一切令我觉得自己很赤裸。他为什么不握着我的手？为什么要站得离我那么远，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我看？我想要他给我一个拥抱，但我无法对里欧说出口，因为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医生再度问我能否以希伯来语与警员交谈，我点点头。我一心只期待房里匆匆移动的脚步声能停止，等着房里的灯关上。我想要里欧过来坐在我身旁，但是他没有。这一切很不对劲儿。如果是我出了什么意外，如果是我发生了什么不幸，他一定会安慰我，他会把我揽在怀中。但此刻他尽可能站得远远的。我心想，是他带我来这里的吗？我把双臂环绕胸前，好似要保护自己躲开他怒气冲冲的目光。我觉得自己又脏又黏腻，我迫切地想洗个澡。

    我试着拼凑这被打乱的拼图。我记得离开餐厅之后，我走在市场街道上，然后进入了一家酒吧，我知道问题一定出在这里。

    “昨晚是你先生报的警，我们找到你的时候你情况很糟。你还记得多少？”这句话传入我耳朵里。我睁开双眼，转头面对两个身穿警察制服的男性身影。那位亲切的医生就在他们身旁，对着我露出一抹令人心安的微笑：“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替你翻译，你要我待在这里吗？”我点点头，我需要她在这里给我安慰与安全感。不用警察说，我也知道自己此刻的状况糟到无以复加。“你还记得什么？”他们再度发问。我双眼无神地看着他们，绞尽脑汁试着把我要说的英文翻译成合理的希伯来语。

    “你先生告诉我们你最近流产了，而且是怀了一段时间才流产。我们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可以想见你现在势必很悲伤，但我们真的希望你能告诉我们你记得些什么。你是怎么到达我们发现你的那个地方？”

    “什么地方？你们在哪里找到我的？”

    “我们在那赫罗一个陌生人家里发现你，到的时候你已经失去意识了。你认识他吗？”

    这怎么可能？这些人口中说的陌生人家是怎么回事？

    “你跟你先生常去酒吧吗？”

    “不常。”

    “你常跟陌生人交谈吗？”

    “没有！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一直提到陌生人。”

    “昨天晚上你在酒吧里有跟任何人说话吗？”

    “我记得在酒吧里有位朋友介绍了一个人给我认识，记得那个男人说自己是一名制片。我记得里欧走进酒吧，我们全都在一起聊天。然后里欧要我回家，但当时我觉得家里好像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

    “我不知道。我当时情绪很低落。”

    “那你当时醉了吗？你喝了多少酒？”

    “多到喝过头了。”

    “你每天都喝酒吗？”

    “没有。我一直到前阵子都还有身孕，我之前已经快四个月了。”

    “所以不用太多酒就能把你灌醉，你的身体还不适应酒精。”

    他是在问我吗？我应该要回答吗？是的，他说得没错，我的身体的确还不适应酒精。这可能是我五个月来第一次喝酒。

    警察问我：“你还记得什么？在酒吧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说道，“慢慢说没关系。”我被告知我已断断续续昏迷了超过十小时。

    慢慢地，当时的经过一点一滴回到我脑中。

    我记得我们度过了梦幻而迷人的晚餐时光后，我正要走出那家优雅的海鲜餐厅，里欧从桌下拿出计算机包。我完全不知道他把那个包带来餐厅，当时他看着墙上的时钟，说：“喔，纽约的上班时间就快结束了。”我一开始没意会过来，脸上还带着微笑，他继续说道，“我得迅速把这稿子校对一下，然后把它发给我纽约的编辑，这篇稿子是关于我最近去了……”我根本听不下去，他脸上本来尴尬的微笑转为不知所措的苦笑。我思考了一会儿，但就只有一会儿，因为没什么好思考的。我没多久就迅速理出结论，那就是一分钟前还看似无边无际的夜晚，此刻已来到尽头。

    “我求你。”我说，“今天晚上不要又落入过去的模式，让我们好好享受此时此地的一切。”

    “我真的很抱歉。”里欧说完便继续埋首于桌上置于我们两人间的那沓稿子，但就在当晚稍早前，餐桌上在我们两人之间放的是两杯餐前鸡尾酒，是我们牵着的手，是一瓶苏维翁白酒，是我们的笑声，是我的甲壳类海鲜与他的鲷鱼，是店家招待的小杯伏特加。“我得在美国人上床前把这个读完。”他头也不抬地边读稿子边说着。

    “但我人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像这样的夜晚并不多见。请不要毁了这一晚。请留下来，让我们继续一起享受这个夜晚。”我一边恳求他，一边在心底痛恨自己的声音。身为记者，我当然知道截稿期限有多重要，但由于我先前的种种经历，这回看着他一如往常闪躲亲密的片刻令我反应格外激烈。

    “如果我不在半小时内把完稿发给他们，这篇稿子就不会被登出来。”语毕，他迟疑却坚定地继续校稿。

    警察们满脸困惑地站在一旁。

    我继续在脑海中拼凑剩余的对话。我累了，喉咙也干了。

    “我只会花上半小时。”他说。我拜托他能否等到回家再说，他断然拒绝，说此事等不得。

    “那你今晚何必出来？”我问他。

    “因为这件事似乎对你很重要。”他顺从地说道。

    “那就尊重它。”我恳求他。

    “但我真的得把这稿子发出去。”他语气坚决。他让我觉得自己是在小题大做，但我坚决认为我得表明这是错误的行为。如果他是跟朋友或某位国际人士相约，他绝对不会这么做。他带我出门却毫无预警地提前结束这个夜晚，实在令人无法容忍。

    我看着警察们的脸。他们的表情说不上亲切，却也不至于刻薄。他们只是在尽该尽的职责，我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妥。我为了维持镇定，所以在身边筑起了一道虚假的安全感之墙，此刻只要随便一句亲切的话语就能推倒这道薄得不堪一击的墙。

    “我们祝福你未来一切都好。”他们说完后便要我阅读他们方才帮我写下的笔录，若没问题便在上头签名。那份笔录是用难懂的希伯来语写成的，但我不在乎。那位亲切的医生问我是否要替我再次确认，我婉拒了。我毫不在乎。既然我已能预见我的未来，笔录怎么写又有什么差别呢？此刻我已看见我将再度被迫背负分离的重担，因为我的绝望替我们带来了这起不幸，而里欧恐怕认为是因为他全心投入中东事务并且拒绝理解我的悲痛，我才精心筹划了这场复仇吧？否则他为何始终在床尾徘徊，用冷漠的眼光看着我，不肯站在我身边呢？当我对警察说我不记得是怎么去到那个“陌生人的家”时，他为什么要摇头呢？

    “拜托不要审问我，不要审问我。”我在心底默默恳求。我的头好痛，视线也模糊了，看着自己如此虚弱令我心生罪恶。我希望我能带走他的痛苦，我想对他说我但愿自己能记得一切。我感到深深的困扰，因为我不记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睁开双眼，看见他仍站在远处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我。他对于他所见的画面以及我遗忘的情节已自有定见，他不相信我是真的不记得。

    几天后我去拜访我朋友尤尼，关键的那一晚他也在酒吧里。我问他知道多少，他告诉我，就在我说不想回家之后，他跟里欧就离开了，留我一个人在酒吧里。尤尼说他把我介绍给他朋友认识，对方是一位以色列制片人，当时也坐在酒吧里。

    尤尼的制片人朋友告诉他，当时我继续喝着酒，那位制片一度问我家住何处，但我只是两眼无神地看着他。他提议先带我回他家，但在路上我便吐了，到了他家之后我更是往自己的衣服上吐了满身。他往我身上淋了好几桶冷水，一方面是帮我清除秽物，一方面是想让我清醒过来。后来他脱去我身上又脏又湿的衣物，把我送进被窝。

    里欧后来告诉我，他半夜在家中醒来发现我不在身边，于是便走回酒吧找我。吧台服务生正在打扫，准备关店，她告诉里欧最后看见我跟那位制片在一起，她也告诉里欧那位制片家在何处。

    里欧来到该位制片家门口，他敲门敲了很久，但房内无人应门。忧心忡忡的他只好报警，警察迅速抵达现场。他们试着要唤醒我，但我毫无反应，于是便叫了救护车。

    尤尼告诉我，警察逮捕并收押了那位制片，他平白无故被当成性侵嫌疑犯关了好几天。

    后来由于药检反应为阴性，他便因为证据不足而获释。

    看见里欧在床尾看着我，想到自己让他承受这些重担令我内心相当难受。我多么希望能回到那一晚，阻止这一切发生。

    “你可能还会有一点头晕，不过还好点滴已经补足你体内流失的水分，你的身体已经不再脱水了。我会让你休息一下。等你休息够了，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会请一位护士来帮你做个基本检查。检查完以后就去好好冲个澡，我会拿一条毛巾和几件衣服给你。”那位亲切的医生用手电筒检查了一下我的眼睛之后，便如此对我说道。

    “头晕。”但我觉得感觉更像是被催眠。我觉得自己盘旋在半空中，而身边一切都绕着我转。我没看见那些警察是什么时候离去的。

    我告诉医生我不需要休息，我很想赶快冲个澡。一位资深的护士与她的助手迅速来到我的床边，她们扶我去另一个房间，检视我身上是否有被施暴的痕迹，并且检查我前一晚是否有被强迫或双方合意发生性行为。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无恙，我松了一口气。

    那位医生拿了一件黑底白点的洋装与一条毛巾过来给我，说：“医院里的衣服大多是大尺码的，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小的一件了。”这荒诞的一切令我想笑，我不知道原来医院还有衣物柜供病人使用。我急着要离开这家医院。我想洗去头发上干掉的呕吐物，医生陪我走去淋浴间，里欧则站在走廊上等我。

    我仍无法释怀前一晚失忆的几小时里发生在我身上的惨剧。虽然我并未被强暴，但还是觉得遭到侵犯。我为我的轻率与毁灭性人格感到羞愧。此时此刻，比起烦恼自己该如何面对这段经历，我反而更担心里欧会做何感想，而这一切令我仓皇失措。我该如何走出这家医院并且重拾“正常”生活？

    我走出淋浴间才意识到我没有鞋子可穿。可惜这家医院只有衣物银行，没有鞋子银行。我像具僵尸一样走在里欧后头，赤着脚，发梢还滴着水，身上全是淋浴隔间墙上挂着的抗菌沐浴乳的味道。我跟着里欧走到医院办公室，看着他签了一堆文件。

    我很惊讶地发现刚才那位医生还跟在我们身后。她有一双眼神丰富的大眼睛。她给了我一个拥抱，然后对我说：“我叫凯琳。明天打个电话给我，我会帮你介绍一位创伤心理咨询师。你需要帮助。不要听信别人的话，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接着她看着里欧，只说了一句话：“好好照顾她。”

    接下来几周内，这位亲切的医生数次打电话给我，关心我过得如何。她的担忧挂虑正是以色列优越的医疗照护系统的最佳写照。

    里欧没对医生或我说任何话。他的脸映照出他内心的冲突，当晚所见的画面不断在他脑海重演，在他心上留下创伤，冲突与创伤带来的冲击正将他撕裂。我看得一清二楚。

    接下来的发展全在预料之中。一切就跟两年前的分居如出一辙，只是这回我选择默默接受。

    搭出租车回家时，里欧没有坐在我身旁。我没有跟他吵，全由着他去。我已预见我们在耶路撒冷的生活将无可避免地走上旧路，但我没有勇气阻止这一切。下个阶段的命运已然尘埃落定。

    我们回到近来复合后共住的那一栋位于那赫罗的房子里，我知道他上楼只是为了要收拾衣物与笔记本电脑。当他离开屋子走进巷弄后，他似乎哭了。我知道我的关怀安慰不了他，甚至就算我为无意间带来这场意外的悲剧道歉也没有用。再没有什么比里欧的泪水更令我难过，我上一回看见他哭泣是在我经历了复杂的剖腹手术之后终于生下基兰，我昏倒在他怀中，他以为他就要失去我了。所以这一回他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而哭泣吗？他觉得他就要失去我了吗？

    如果他真这么觉得，那并非是因为我将他推开，而是因为他困在莫名的自尊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在出租车内对他说我理解他的痛苦，我感到非常抱歉，我很后悔自己那一晚失控了。但他不愿接受我的安慰，他所承受的痛苦比我还大，他的伤口比我的懊悔还深。我只能独自面对自己内心的耻辱。

    我的无心之过让他有借口在这阴暗的时刻避开他该负的责任。此刻除了他的痛苦、他的怀疑、他不信任我的清白，还有他的愤怒之外，什么都不重要。

    我站在露台上，看着他夺门而出走上那赫罗徒步区的巷弄，我邪恶地想着，也许我内心深处就是想看他心碎。我偷偷期望他也能一尝我的绝望。我的确成功伤害了他，但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我不惜自毁清誉也要达成目的，但倘若真是如此，为什么看见他身陷痛苦之中会令我如此难忍呢？

    29 “黑寡妇”来袭

    就在我们悲惨地陷入难以化解的对立过后一个月，我们即将迎来十五周年结婚纪念日。这一年，我不敢对这个日子怀有过多期待，不只是因为就在四周前，我才看着他痛苦的脸消失在那赫罗的巷弄间，更是因为我们约好要在结婚纪念日当天在心理咨询师黛柏拉的陪同下会面。

    我们事先都各自与黛柏拉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心理咨询，接着再一起接受她的辅导。每回疗程结束后，我和里欧常会觉得创伤比疗程开始前更深，但我们迅速意识到这是正常过程。我们应该要尽情宣泄并撕裂彼此，当形势达到绝望的谷底后，我们才会感到自责，并且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我们持续进行了好几周的共同辅导之后疗程才开始发挥效用，令我们之间的关系好转。

    就在我们十五周年纪念日正好过去一个月之后，里欧回家了。我听见前门传来钥匙转动的声响，还有阶梯上熟悉的脚步声，仿佛他只是刚下班回家一样。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晚餐，之后他说了个故事给玛亚听，然后我们各自手握着一杯茶，坐在露台上俯瞰着市场。“敬我们一杯。”我们对彼此说道，接着我们宣誓要按照黛柏拉的指示，不准再提关于自己的事。我觉得这没什么，但对里欧来说就有些困难。他觉得自己让步过多，他认为这样的安排未能满足他对复合的要求，他内心的疑惑仍未得到解答。

    就在二〇〇九年十二月，我们生命中这段悲伤的插曲突然暂停，因为我的经纪人鲁丝·迪斯金来电告知我受邀出席一个印度影展，而我最喜爱的电影人——新西兰导演珍·康萍也受邀出席。

    这则消息让我将我的悲痛完全搁置在旁。我在意的不是影展，而是竟然有机会与珍·康萍在同一家饭店住隔壁房，或在大厅与她巧遇，和她一起在饭店餐厅用餐。我几乎克制不了我的狂喜。对我来说她不只是一位名人，我喜爱她作品里处理人性阴暗面的手法，她会根据剧情需要而非刻板性别印象替角色增添诡谲的色彩，好比说《钢琴师和她的情人》《凶线第六感》皆是如此，但她的作品又不像同时期其他电影常会有女性意识过度泛滥的通病。

    鲁丝动用了一点人脉，让以色列外交部愿意替我负担到德里来回机票的费用。我很讶异地发现，过去数周令我痛苦万分的事件如今看来竟如此不值一提。我比珍·康萍晚一天抵达德里，一如我所期待，她跟她女儿与我住在同一家饭店。当我下楼来到大厅询问影展开幕事宜时，我们也真如我所梦想般相遇了。但她前来传达的坏消息却不在我的预料之中。就在我抵达德里不到四小时后，珍·康萍告诉我这场影展是个骗局。没有人去机场接她，其实我的遭遇也是如此，只是我一直以为是沟通出了什么差错。珍·康萍在饭店已待了超过一天，依然没有任何一位影展工作人员与她或其他电影人联系，如今饭店的管理部门已开始刁难我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宾客的账该找谁来付。

    我仍然认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沟通误差，毕竟全球最知名的导演之一下榻在中小型饭店里且没有人来接待她，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但我愈仔细观察四周，愈相信珍·康萍所说的一切为真3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展。一共约有十五位宾客下榻在这家饭店，没有一个人碰上接机。我凌晨四点抵达德里，在入境大厅焦虑地来回踱步了两个小时，不断寻找有没有写着我名字的小牌子。当时我问了现场每一家前来接机的饭店工作人员，想确认会不会是他们把我的名字拼错了！一直等到外头天都亮了，我想一定是哪里发生了什么错误，所以决定自行搭出租车前往饭店。那是一家位于德里市郊，闻起来全是樟脑味，寝具上有破洞的小饭店。那家饭店没有接待处，只在门口摆了一套桌椅，一名警卫就坐在那儿，另外还在门厅摆了一张至多可容纳四人的长椅给等候的旅客坐。

    起初实在很难拉下脸接受整个影展是场骗局。原来这是一群骗徒打着影展名义向印度各部门申请经费，而种种迹象显示这帮人拿到钱之后便卷款潜逃。这是我此生经历过的最精心策划的骗局。影展开幕式本该在我抵达当日举办，当地多数报纸都在副刊以全版彩页报道珍·康萍参加此影展的消息。到了晚上哪有什么典礼，只有一群以女性为主的电影人，在珍·康萍的房里一边喝茶一边担心着我们的人身安全。

    有一群土耳其电影人选择留在房里，他们锁上房门，整整三天都靠客房服务的餐点过活。他们看见我时，认为终于找到了一位可以信任的印度人，而我虽略有迟疑，但还是帮他们安排了日间观光行程，直到他们搭机返回伊斯坦布尔为止。看着他们因为影展“筹办人”的行径而有此遭遇，令我感到有些困窘，因为那些筹办人碰巧是我的孟加拉国同乡，所以我内心觉得自己也该多少负点责任，至少确保他们接下来待在德里的时间能玩得尽兴。

    这一回“印度经验”充满了惊吓与失望，不过我也因此与珍·康萍建立起新友谊。就在我情绪尚未平复之际，我踏上了回到以色列的归程。

    殊不知在以色列等着我的，是一件我怎么都料想不到的麻烦事。

    下飞机之后，我在大卫·本·古里安机场碰上了此生最离奇的一段遭遇。就在我出示护照后，隔间里的女子没有多做解释便找了某位安检人员陪我前去内政办公室。一切过程是如此迅速，仿佛他们早已拟定好详尽的计划，并且将细节输入每一台电脑里，所有人都已准备就绪，只等着我一到场便能按计划进行后续。刚历经长途飞行的我已疲惫不堪，况且我全然没料想到我的中东生活还会无故碰上这样突如其来的新转折，困惑的我坐在以色列内政部机场办公室的长椅上等待着。约莫一小时过后，一位女性安检官员走进等候区喊了我的名字。她要我跟着她来到另一间等候室，里头有第三位身着制服的女性安检官正等着我，我从她颈上挂着的名牌得知她叫作洛妮特。

    洛妮特开始讯问我，她一开口便说我丈夫违反以色列法律，因此身为妻子的我也违法，为此他们必须把我遣返回我的出发地。我起初惊讶到无法言语，当我终于开口后，我问她我丈夫犯了什么法。她说他没有更新他的工作许可。由于内政部拒绝延长他的工作签证，五年期满后他就得离开这个国家。他们的调查显示他期满后仍逗留在以色列境内，因此他们奉命将他全家驱逐出境。我客气地表示他是犹太人，根据以色列返乡法规定，以色列必须提供全世界的犹太人庇护。“那他为什么不正式入籍以色列？如果他想回来，他可以在他祖国办理入籍手续。在此之前你和他都不能入境以色列。”那位官员说道。

    我说我丈夫是否要入籍是由他来决定的，但我是英国公民，我没有非法入境，我的签证从来没有过期。“你不可以没有理由就拒绝我入境！”

    他们说他们不需要理由。我和我的丈夫都打算在以色列“定居”，而他们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既然我丈夫不愿意以犹太人的身份在这儿住下，那我们就是非法入侵者。

    “我可以请问你站在哪一边吗？”里欧最近一次从安曼入境时，他在艾伦比桥被问了这个问题。他当时是这么回答的：“对你来说‘我们’是指谁？‘他们’又是指谁？如果你把这片土地上接近半数的人口都当成‘他们’，你要我怎么站在你那一边？”

    好吧，看来他这个答案不大受欢迎。他在内政部资料里的个人档案早被注记为“同情阿拉伯人士”，这个答案可能又让他本就不甚光彩的档案雪上加霜。否则我现在怎么会身在此处？我从不曾蓄意做出任何表达政治倾向的举动，甚至我许多阿拉伯朋友都开玩笑说，我的纪录片鼓舞了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猎巫心态。他们说以色列主流观众会喜爱我这部片，因为它符合他们的伊斯兰教恐惧症情结。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因此当我采访名誉杀人案件的幸存者时格外谨慎。令我沮丧的是里欧也向我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他的话也许不中听，但我确实多少助长了以色列一贯抨击伊斯兰教的政策，甚至在日渐污名化伊斯兰教的西方社会里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其间，内政部职员与她的上司确认过后回来告诉我，这不是恐吓，我是确确实实要被遣返出境。在此之前我一直很放松，完全没想过方才关于我丈夫签证逾期逗留的种种纷争会当真让我被这个已经住了五年的国家驱除出境。未露面的长官下达最后指令后，我在警察陪同下不停被带到不同的房间，没有任何一位内政部代表愿意跟我说话，没有人愿意好好听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位纪录片导演，是外交部送我去印度，我在德里可是代表以色列的贵宾！我甚至还受邀与以色列驻印度大使马克·苏弗以及大使夫人莎拉一起在他们的私宅用餐。

    他们对我的故事毫无半点兴趣。我冒着被拘捕与监禁一夜的风险，一度以呼喊与流泪让一位于机场工作的内政部大官听见我想传递的讯息。他走出来跟我说他不在意究竟是不是外交部替我付了飞往印度的机票，因为他现在正准备要外交部负担我被遣返的费用。

    我想当晚我之所以没有被拘捕，是因为幕后下驱逐令的高官想必与里欧有私仇，对方不希望法院介入审理以免驱除令被法院驳回。拘留我一夜只会对我有利，让我争取到更多时间。这一切实在是阴暗、官僚到简直荒谬的境界，我对这些造成我心理创伤的官员大喊，我说我已经打电话给律师了，他们如此野蛮的行径绝对不会得逞，负责此事的官员以为我听不懂希伯来语，他对他的属下用希伯来语说他倒想看看是法院撤销遣返的禁制令先到，还是他们会先成功把我给踢出去。

    我突然感到一阵反胃和晕眩，我想一定是因为我不断对着内政部官员又哭又叫导致的。我很讶异无人打算对我解释他们为何做出如此激烈的决定，要把一位英国公民赶出这个国家。就连夜班的清洁人员也把我当成在以色列非法工作被逮到的外籍劳工。满怀挫败的我自顾自地说着，过去这几年如果我想要的话，早就可以成为以色列人了，我的家人们也是如此，但我们拒绝了，里欧总说他无法成为这个无理仇外的国家的一分子，而如今我总算明白他说得没错。

    饥渴交加、极度疲惫的我，实在无法面对又得再度登机。我从印度回来的班机还在土耳其中途停留，一趟下来已是十二小时。我心中仍有一部分拒绝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尽管如梦魇般的遭遇在眼前展开，但我依然感到饥肠辘辘，这感觉真的很奇怪。我要求他们提供食物，但他们要我自己去贩卖机买。贩卖机里头卖的只有“bamba”，那是一种花生酱口味的零食。我想到我的孩子们，想到玛亚，她最爱吃bamba了。我想吃三明治，但他们拒绝了，他们说夜里这个时间没有三明治。我记得里欧总是说：“如果你想要跟以色列争取什么，绝对不要采取安静的手段。你得大吼大叫，把事情搞大，这样他们才会理你。”所以我果真大吵大闹了一番，我坚持我要吃三明治，而且房里每个等待遣返的人也都要有一个。此刻这个房间里有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67]的激进分子，有嫁给被以色列认定为“煽动分子”的犹太男子的家庭主妇，但与其说“煽动分子”，更适当的说法或许应该是“痛恨自我的犹太人”（里欧近来终于愿意承认任何犹太人只要来到以色列都会开始自我贬抑）。对了，现场还有几位应该是签证到期违法居留的菲律宾外籍劳工，许多外籍劳工都常碰上这个状况，其中有一位妇人还带着一个年纪很小的孩子，那个孩子很快就枕在她大腿上睡着了。

    最后三明治还是送来了，人人有份，所以里欧是对的，在以色列果然是会吵的孩子有糖吃。这加强了我的自信，我认为自己一定不会被遣返。

    当他们一允许我使用电话，我便立刻打电话给里欧。我稍早致电给一位律师朋友征询他的意见时已把手机电力用尽，因此我向一位激进分子借手机。与里欧通话后，我才得知我内心所担忧的事情果然发生了，约莫就在同样的时间点，里欧在艾伦比桥也碰上与我相同的状况。就在我印度行的最后两周，里欧也飞往印度陪我，由于孩子们人正在英国祖父母家，我和里欧得以共享一段独处时光。我们在德里与友人一起享用了圣诞大餐，两天后我们各自搭机返航。我搭乘土耳其航空途经伊斯坦堡飞往特拉维夫，他则搭乘皇家约旦航空飞往安曼，再搭出租车前往艾伦比桥。当我一下飞机他们便拦下我并迅速办理遣返流程时，我内心就隐约猜到里欧已经在安曼与耶路撒冷边界通关时被以色列安检人员拦截。这群虎视眈眈的内政部官员恐怕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我几乎是同一时间出现在大卫·本·古里安机场。里欧要我别担心，律师正尽全力申请禁制令以阻止我们被遣返。

    这个过程中我一度打出亲情牌，我说我一定得入境看看还在耶路撒冷的两个孩子。他们当然知道我是在说谎。这个谎没什么说服力，毕竟这里的安检系统对于个人资料的追踪可以说是滴水不漏。这可是一个会监控境内每个巴勒斯坦人的国家，我刚刚随口胡诌我的孩子在耶路撒冷，但他们只要随便找台电脑就能查出真相。

    我心想，还好基兰和玛亚正在英国度过圣诞假期。我出发去德里前才送走他们。

    这场磨难共持续了六小时，其间我被当成罪犯一样被拍照、捺指纹，而且由于计算机故障我还被迫重复了一次流程。我被剥光衣物，由一位戴着白色橡胶手套的女孩搜身。最后我被送进一间由警卫看管的房间里，没有人向我解释这一切所为何来。此刻距我离开德里已经过去十五小时，这一切实在非常非常的卡夫卡。我的手机没电，而之前借我手机的那位激进人士也不在这间房里。我们的律师联络不上我，无法告知我最新情况。

    我一度被送到行李提领处指认我的行李箱，他们打开我的行李并取出每一件物品，一件一件送进X光机检查。检查完毕后，我不敢置信地发现他们重新打包好我的行李，并且帮我办好了托运与报到手续，要把我送上土耳其航空下一班飞往印度的班机！我看见行李把手被系上了“特拉维夫——伊斯坦堡——德里”的标签。我还是不明白为何没有人跟我说明这一切。他们只会用单词对我下指令：走！坐下！来！打开！除此之外，没有人愿意跟我沟通。当他们推着我的行李要把它送上往德里的班机时，我试着告诉他们我需要有签证才能入境印度，可是我身上只有一份已经使用过的单次入境签证。

    “如果你们要我走，我得飞去英国，我很乐意自己出机票钱！”我大喊着。我稍早的信心此刻已经瓦解。

    “你只能飞回你出发的地方，这是规定。”

    我静静等着登上土耳其航空飞往印度的班机，就在此时我们的律师有了突破性进展，他们在紧迫的时间压力下赢得这场比赛3只差几分钟内政部就要把我送上回德里的班机，把里欧送进回安曼的出租车。

    整个过程说来既长又不光彩，简单说来，就是我们的律师拿到替基兰举办成年礼的犹太祭司写的两封信之后，便成功申请到法院禁令。第一封信的内容写着我先生是犹太人，除非他参与了什么煽动群众的活动，否则政府不可将犹太人驱逐至以色列境外。至于第二封信的内容，文末我会原文摘录。总之结果就是里欧与我获发一个月的签证，终于得以入境。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厘清我们在这个国家岌岌可危的处境。

    当我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的家，里欧似乎毫不担忧。他没有如我预期那样一连打上好几百通电话要有关当局负起责任，他只说他一点都不惊讶。过去这些年来他始终坚定拒绝与以色列扯上任何关系，如今他终于证明自己是对的。他赢了。他虽然什么都没说，但却传递了非常清楚的讯息：“我就说吧！你老是要我入籍以色列，现在你总算明白我为何不肯了！”

    这段经历令我受到惊吓。有着犹太血缘的我的一家人，在以色列机场安检单位眼里向来不构成威胁，每当我们一起旅行时总是轻轻松松就通过安检。在我开始参加影展以前，我甚少不带着孩子单独出入大卫·本·古里安机场。每当我偶尔单独行动3好比那一回我因为胎儿出问题要前往伦敦就医的不幸遭遇3就会被拦下来审问，因为我符合他们的“恐怖分子侦防”特征。尽管如此，之前我依然保持乐观，这些安检程序并未让我对住在耶路撒冷一事产生严重的偏见。

    但这一回，就在律师出面斡旋之后，我终于得以离开机场，在返家的出租车上我认真考虑要搬回英国。我不想再落入一群权力熏心、无理仇外的安检人员手里，无力地面对种种可怕的待遇。

    当然，我知道巴勒斯坦人每天都会碰上这样的遭遇，他们遭遇的处境绝对比我与里欧所经历的还要糟上许多。但我不是巴勒斯坦人，巴以冲突与我无关，我大可在世界其他地方活在公民自由之中。

    内政部一位女子把我护照上拒绝入境的戳章注销，将附上一个月签证的护照递还给我。我的孩子们在一周内就要返回以色列，她威胁我说到时候她会将他们遣返出境。我们不愿冒任何风险，所以把那位犹太祭司的第二封信传真给基兰，要他保管好以免被遣返。我们的儿子读到那封信时吓坏了，那封信的内容如下：

    我与基兰（英国护照号码：×××）以及玛亚（英国护照号码：×××）熟识，他们是里欧的孩子，里欧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是我们这座犹太教堂与这个小区的一分子。基兰会定期上×××犹太教堂。我两年前教导他成年礼相关知识，并且在这座犹太教堂替他举行了成年礼仪式。就我所知，他已行过割礼。我是耶路撒冷×××犹太教堂的祭司，可以通过以下这个电话号码与我联系：×××××。

    30 “好”宝宝

    这几年我们的生活始终在各种不幸的遭遇与挣扎间反复循环，然而随着时间进入二〇一〇年，这新的一年替我们的生活留下了不同的印记。先前那场驱逐险境最终虽被我们实时扭转局势，但想来仍令人余悸犹存，困惑的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心，但也就在这阵子，我总觉得自己的身子格外疲惫。除夕夜我们在邻居家中欣赏完即兴爵士演出之后，正准备要举杯庆祝新年到来之际，我突然觉得一阵反胃。我受不了房里香槟的气味，匆匆奔至室外。我没跟任何人交代一声便径自走回了家，我在医药柜里东翻西找，找出一根放了一阵子的验孕棒。分不清是喜悦还是恐惧，我激动地验了孕。

    我双手抱头坐在马桶上。不可能，这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接着我开始感到恐惧，我确信这一回肯定又是悲剧收场。这场悲剧会撕裂我们，会令我粉身碎骨。这是上天对我最终的嘲弄，我们不过是他手中的提线木偶而不自知。

    里欧回家后，我发现实在很难忍着不告诉他这个消息。但我想先找医生进行一些初步检查，等一切尘埃落定后再向他透露这个消息。

    那一晚，当我清醒地躺在床上之际，我感受到夜的安宁，我略带迟疑地在心中欢迎在我体内深处进行有丝分裂的那一群特别的细胞，那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新希望。

    我们将新生儿放进汽车安全座椅里头，小心翼翼地把他从医院育婴室带到停车场。他一脸安详，似乎对自己出生不过二十四小时这个事实不以为意。这是他头一回来到户外，沐浴在八月毒辣的艳阳下。

    就在短短一年前，我在另一座城市里带着相同的疼痛从另一家医院离去，只不过当时我身边并没有这个小小希望陪伴着我。当时我以忧郁、沉痛的态度面对那场撕心裂肺的风暴，如今我以美好而祥和的心情期待着仍大有可为的未来。

    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极度失格的母亲，能再生下一子实在是上天眷顾。我仔细保护着宝宝，站着替他遮阳，一边等着里欧把车开过来载我们回家。我觉得自己内心已坚强到足以保护我们一家不再像过去那样易于陷入厄运之中。

    他在我们家显得格格不入，显得格外特别。里欧从我们的衣橱清出一层架子来装他的小衣服。想到我们家竟有了第五个成员，感觉还是很古怪。我常常会打开衣帽间的门，不可置信地看着一整排属于他的连身婴儿服与小背心。这个小生命真的属于我们吗？“你这小家伙是打哪儿来的啊？”我常会这样轻声对他说，而他会对眼盯着眼前这个盘旋在他上方的奇怪女子，这个女子的长发发梢正搔着他的小脸蛋。

    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家庭生活看似寻常而欢乐。由于宝宝出生后患有新生儿黄疸，被留院多观察了几天，因此我们并未按照犹太教规于出生后第八天举行割礼，而是等到了第十天。这一回我很勇敢且做好了心理准备，当那位耶路撒冷最有名的割礼执行人替宝宝行割礼时，我全程待在同一个房间里陪着他。通常执行完割礼后，割礼执行人会进行一段宗教仪式，但该位割礼执行人进屋没多久就发现我不是犹太人，因而拒绝进行仪式，这让场面一度有些尴尬。里欧又气又沮丧，他想要去当面质问对方。但我说没必要，如今我已习惯了犹太的排外主义。我告诉里欧，就算对方不愿意替我们的宝宝祈祷也无妨，重要的是宝宝很健康，而且他熬过了这场磨难。基兰出生时里欧坚持要替他行割礼，但里欧说这一回他不确定割礼对他而言是否真那么重要。我心想，这话说得有些迟了，但我没说出口。他希望他两个儿子都像先知亚伯拉罕一样挨上那一刀[68]，他应该开心他的小宝宝没流什么血，那一刀干净利落。

    尽管下刀再利落，终究会留下疤痕。即使在我思绪清晰、头脑镇定之时，都会不禁想着我们没有权力让我们完美的宝宝为了一场宗教仪式承受肉体的损伤。但我想避免冲突，我想了一百个理由说服自己举行割礼利大于弊。我不想重演基兰举行割礼时的情节，当时我跑出屋外以示抗议，但我的抗议未能阻止这一切，只是让我们早已争执不断的关系平添冲突。这一回我长了智慧，学会去顾虑那些对与我亲近的人而言重要之事。我婆婆专程从威尔特郡飞来，里欧整个大家族都前来参加这场仪式，这样的场合能让我们感情更加紧密。当然，这或许只是我思绪沉静时一厢情愿的想法。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的生活看似一切正常。

    又到了该搬家的时刻。这是多年来我们第六栋房子。每一回我们搬家，我们就会在潜意识里翻开人生新页，期待着这会是写满快乐的一页。

    我们搬到了叶明莫什，那是耶路撒冷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政治正确”的小区。这座城里每栋房子都有自己的故事，人们都该知晓每个落脚处的历史，并将它流传下去，如此才不枉曾在该处住了一回。

    我们的新房位于耶路撒冷地标蒙蒂菲奥里风车的附近，位置得以俯瞰旧城区的雅法门与城墙。夜里从我们的露台看出去，整座城市的天际线就像个哥特式生日蛋糕。这座由苏莱曼一世打造的沾满血腥历史的城墙就近在咫尺，能够边淋浴边望着城墙实在有种奇特的感受。当夜里城市灯火亮起之后，这惊人的全景更令人神魂颠倒，美得不可置信。那灯火通明的城墙塔楼、带有十六世纪鄂图曼装饰的古代堡垒戴维塔、安息修道院的钟楼以及下方深深的山谷，一切看起来宛如一幅童话般的画作。

    我们很开心地带着新宝宝住进新环境里，环绕我们的“生日蛋糕”远景，恰似在庆祝着这崭新的一切。

    我们的宝宝看起来一脸安详，他有里欧的五官，肤色则与我相近，随着他日渐长大也开始长出一头与里欧一样的鬈发。他太不真实了。连续两次怀孕时间加起来实在太长，有时候当宝宝的医生问起我受孕和产子的细节，我都不知道是从哪一次怀孕算起。从某方面来说，这样感觉很好，与我无缘的宝宝跟这个新来到我们家的“好”宝宝合为一体，他的诞生是个小小奇迹。

    但说起我跟里欧的同居生活，那还真是没有什么奇迹可言。自从“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69]爆发后，里欧迅速开始周游列国的生活。这个地区在呼唤他，而他体内那个云游四海的记者响应了这个呼唤。基兰与玛亚很开心家里多了一个洋娃娃般的小弟弟，他们跟他玩起各种有趣的游戏：基兰会把他放在他的爵士鼓前，然后给他一支鼓棒让他把玩、吸吮，玛亚则会让他穿着过大的牛仔吊带裤，随着披头士的《黄色潜水艇》的乐声舞动。如今我的生活里多了一个宝宝，再加上两个较年长的孩子，其中一个还是一天到晚闹别扭的青少年，这样的生活至今我还在努力适应。此阶段的生活常带给我许多突如其来的意外。距离我们那回至目前为止最严峻的考验还不到一年，我们的生活就突然看似回到正轨，尽管这阶段的生活带来许多喜悦，却也发生了许多挫败。为了要继续这段婚姻，并且担起养育三个孩子的重责大任，我们得先厘清许多问题，并且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这三个孩子分别处于不同的成长阶段，各自有着不同的需求，要照顾他们实在令人备感压力，我一度完全没有时间去回顾我与里欧过往的私人恩怨。

    阿拉伯之春不只撼动了从利比亚到摩洛哥的阿拉伯世界，它某种程度上也推翻了我们在这个政治正确、风景优美的新住处曾找到的平静。

    但是人类终究不可过度自满，忽视这把烧向整个阿拉伯地区旧势力政权的火。里欧先去了利比亚，然后又去了一趟利比亚，接着是埃及、突尼斯、摩洛哥。自此之后，里欧不停以不同顺序在这几个国家间巡回。我发现自己时常前往艾伦比桥，因为里欧秉持着阿拉伯革命精神不断在这些国家来来去去，我也只能不断地来回接送。里欧与我身边许多人一样，对于这个地区首次展现人民的力量感到乐观，相信未来将会有无限可能。

    我能理解里欧为何内心急于回应这个地区对他的召唤。这种情况说来荒谬。他期待我能理解他必须为了更崇高的目标奔走于中东，相形之下，我们次要的需求就显得无足轻重，而我理当要能体谅这一切。但是我们在经历这么多混乱之后，好不容易带着一个新生命在新家开始了新生活，我们曾暗自决定要同心协力，珍惜我们的家庭生活。但我们的家庭一夕之间就被阿拉伯民主英雄的伟大成就入侵。我可以接受在这样的脉络之下，人难免会将家庭责任的优先级往后挪。我愧于再向里欧多要求些什么，我时常看着他匆匆忙忙甚至没通知一声就离家。我会在半夜三点醒来，保持镇静地听他说着他又接获出差通知，而出租车已在外头等着载他前往艾伦比桥，再从艾伦比桥前往安曼、开罗、班加西（Benghazi）、的黎波里（Tripoli）等地。此区剧变让我们将琐碎而私人的纷乱搁置一旁，当这个地区身陷革命骚动之中，谈什么家庭的温暖都成了一种奢求。

    但我也逐渐明白，渴望得到一个“家”通常所能提供的安全感与安心感并不是什么可耻之事，这并非次要的需求。我们此阶段人生的当务之急便是该如何找回家的安全感与安心感以捍卫我们的婚姻，以及该如何在私人与全球事务之间取得平衡。

    注释：

    [67]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底下的第二大团体，此团体为武装游击组织，曾策划多起以以色列和西方国家为目标的暴力袭击。

    [68]亚伯拉罕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先知，在此三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希伯来圣经》记载，割礼是亚伯拉罕与上帝订下的永久契约，他亦是历史记录中第一位行割礼之人。

    [69]阿拉伯之春起源于2010年12月发生在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突尼斯境内发起大规模街头游行以争取民主，此事件导致时任突尼斯总统下台，成为阿拉伯国家第一场由人民起义而推翻政权的革命，因此带起整个中东世界追求民主的革命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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