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先生传

    他的名誉越传越远，越久越大。无数无数的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了一个懒人国了。

    胡适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

    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

    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

    他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时候，他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骂他，他摇摇头道：“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那一省？”他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他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他也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会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笑嘻嘻地赔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有一天，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他从从容容地走到火车站，迟了两分钟，火车已开走了。他白瞪着眼，望着远远地火车上的煤烟，摇摇头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真了。八点三十分开，同八点三十二分开，不是差不多吗？”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很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他忽然得了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汪大夫，却把西街的牛医生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吧。”于是这位牛医生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他说完了这句格言，方才绝气。

    他死后，大家都很称赞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肯计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于是大家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叫他做圆通大师。

    他的名誉越传越远，越久越大。无数无数的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了一个懒人国了。

    北人与南人

    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鲁迅

    这是看了“京派”与“海派”的议论之后，牵连想到的——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

    二陆入晋，北方人士在欢欣之中，分明带着轻薄，举证太烦，姑且不谈罢。容易看的是，羊之的《烙阳伽蓝记》中，就常诋南人，并不视为同类。至于元，则人民截然分为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汉人即北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因为他是最后投降的一伙。最后投降，从这边说，是矢尽援绝，这才罢战的南方之强，从那边说，却是不识顺逆，久梗王师的贼。孑遗自然还是投降的，然而为奴隶的资格因此就最浅，因为浅，所以班次就最下，谁都不妨加以卑视了。到清朝，又重理了这一篇帐，至今还流衍着余波；如果此后的历史是不再回旋的，那真不独是南人的如天之福。

    当然，南人是有缺点的。权贵南迁，就带了腐败颓废的风气来，北方倒反而干净。性情也不同，有缺点，也有特长，正如北人的兼具二者一样。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

    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

    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不过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却受了影响。北京的报纸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顾影自怜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吗？

    这倘和北方固有的“贫嘴”一结婚，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

    一月三十日

    喝茶

    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

    周作人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吃茶”，——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吃讲茶”，——我没有工夫去听，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茶道”（英文译作Teaism），而且一定说的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关于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不必再来多嘴，我现在所想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罢了。

    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葛辛（GeorgeGissing）的《草堂随笔》（PrivatePapersofHenryRyesroft）确是很有趣味的书，但冬之卷里说及饮茶，以为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支那饮茶已历千百年，未必能领略此种乐趣与实益的百分之一，则我殊不以为然，红茶带“土斯”未必不可吃，但这只是当饭，在肚饥时食之而已；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BookofTea，1919）里很巧妙的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工夫茶者自然也有道理），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喝茶之道也。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至亦断不可少，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我觉得不很适宜，喝茶时所吃的东西应当是轻淡的“茶食”。中国的茶食却变成了“满汉饽饽”，其性质与“阿阿兜”相差无几；不是喝茶时所吃的东西了。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的成品，但那优雅的形色，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如各色的“羊羹”（据上田恭辅氏考据，说是出于中国唐时的羊肝饼），尤有特殊的风味。江南茶馆里有一种“干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为“堂馆”所独有。豆腐干中本有种“茶干”，今变而为丝，亦颇与茶相宜，在南京时常食此品，据云有某寺方丈所制为最，虽也曾尝试，却已忘记，所记得者乃只是下关的江天阁而已。学生们的习惯，平常“干丝”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开水重换之后，始行举箸，最为合式，因为一到即罄，次碗继至，不遑应酬，否则麻油三浇，旋即撤去，怒形于色，未免使客不欢而散，茶意都消了。

    吾乡昌安门外有一处地方，名三脚桥（实在并无三脚，乃是三出，因为一桥而跨三叉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制茶干最有名。寻常的豆腐干方约寸半，厚三分，值钱二文，周德和的价格相同，小而且薄，几及一半，黝黑坚实，如紫檀片。我家距三脚桥有步行两小时的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吃到油炸者而已。每天有人挑担设炉镬，沿街叫卖，其词曰，辣酱辣，

    麻油炸，

    红酱搽，

    辣酱拓：

    周德和格五香油炸豆腐干。

    其制法如上所述，以竹丝插其末端，每枚值三文。豆腐干大小如周德和，而甚柔软，大约系常品。惟经过这样烹调，虽然不是茶食之一，却也不失为一种好豆食。——豆腐的确也是极东的佳妙的食品，可以有种种的变化，唯在西洋不会被领解，正如茶一般。

    日本用茶淘饭，名曰“茶渍”，以腌莱及“泽庵”（即福建的黄土箩卜，日本泽庵法师始传此法，盖从中国传去，）等为佐，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风味。中国人未尝不这样吃，唯其原因，非由穷困即为节省，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者，此所以为可惜也。

    十三年十二月

    人才易得

    呜呼，以天下与人虽然大不易，而为天下得人，却似乎不难。

    瞿秋白

    前几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姥姥骂山门。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的大“放”一通，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当时指着手无寸铁或者已经缴械的小百姓，大喊“杀，杀，杀！”那呼声是多么雄壮呵。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婆，也可以算是个人才。

    现在时世大不同了，手里杀杀杀，而嘴里却需要“自由，自由，自由”，“开放政权”云云。压轴戏要换了。

    于是人才辈出，各有巧妙不同。出场的不是老旦，而是花旦了；而且这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戏广告上所说的“玩笑旦”。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的角色。不知道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说“美人”妥当些），还是美人儿多年阅历的结果，练出了这一套拿手好戏？

    美人儿而说“多年”，自然是阅人多矣的徐娘了，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任了老鸨婆；然而她丰韵犹存，虽在卖人，还兼自卖。

    自卖容易，卖人就难些。现在不但有手无寸铁的小百姓，不但！

    况且又遇见了太露骨的强奸……要会应付这种非常之变，就非有非常之才不可。你想想：现在压轴戏是要似战似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不守——这是多么难做的戏。没有半推半就，假作娇痴的手段是做不好的。孟夫子说：“以天下与人易。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就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的诉苦说：“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

    然而娼妓说她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老鸨婆哭火坑，就没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了怀抱，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去的。虽然，这玩笑却开得不差，不是非常之才，就使挖空了心思也想不出的。

    老旦进场，玩笑旦出场，大观园的人才着实不少！

    呜呼，以天下与人虽然大不易，而为天下得人，却似乎不难。

    1933．4．24

    。

    致傅聪

    无论男女，只有把兴趣集中在事业上，学问上，艺术上，尽量抛开渺小的自我（ego），才有快活的可能，才觉得活的有意义傅雷亲爱的孩子，8月20日报告的喜讯使我们心中说不出的欢喜和兴奋。你在人生的旅途中踏上一个新的阶段，开始负起新的责任来，我们要祝贺你，祝福你，鼓励你。希望你拿出像对待音乐艺术一样的毅力、信心、虔诚，来学习人生艺术中最高深的一课。但愿你将来在这一门艺术中得到像你在音乐艺术中一样的成功！发生什么疑难或苦闷，随时向一二个正直而有经验的中、老年人讨教，（你在伦敦已有一年八个月，也该有这样的老成的朋友吧？）深思熟虑，然后决定，切勿单凭一时冲动：只要你能做到这几点，我们也就放心了。

    对终身伴侣的要求，正如对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样不能太苛。事情总有正反两面：追得你太迫切了，你觉得负担重；追得不紧了，又觉得不够热烈。温柔的人有时会显得懦弱，刚强了又近乎专制。幻想多了未免不切实际，能干的管家太太又觉得俗气。只有长处没有短处的人在哪儿呢？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或事物呢？抚躬自问，自己又完美到什么程度呢？这一类的问题想必你考虑过不止一次。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本质的善良，天性的温厚，开阔的胸襟。有了这三样，其他都可以逐渐培养；而且有了这三样，将来即使遇到大大小小的风波也不致变成悲剧。做艺术家的妻子比做任何人的妻子都难；你要不预先明白这一点，即使你知道“责人太严，责己太宽”，也不容易学会明哲、体贴、容忍。

    只要能代你解决生活琐事，同时对你的事业感到兴趣就行，对学问的钻研等等暂时不必期望过奢，还得看你们婚后的生活如何。眼前双方先学习相互的尊重、谅解、宽容。

    对方把你作为她整个的世界固然很危险，但也很宝贵！

    你既已发觉，一定会慢慢点醒她；最好旁敲侧击而勿正面提出，还要使她感到那是为了维护她的人格独立，扩大她的世界观。倘若你已经想到奥里维的故事，不妨就把那部书叫她细读一二遍，特别要她注意那一段插曲。像雅葛丽纳那样只知道love，love，love！的人只是童话中人物，在现实世界中非但得不到love，连日子都会过不下去，因为她除了love一无所知，一无所有，一无所爱。这样狭窄的天地哪像一个天地！这样片面的人生观哪会得到幸福！无论男女，只有把兴趣集中在事业上，学问上，艺术上，尽量抛开渺小的自我（ego），才有快活的可能，才觉得活的有意义。未经世事的少女往往会存一个荒诞的梦想，以为恋爱时期的感情的高潮也能在婚后维持下去。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妄想。古语说：

    “君子之交淡如水”；又有一句话说，“夫妇相敬如宾”。可见只有平静、含蓄、温和的感情方能持久；另外一句的意义是说，夫妇到后来完全是一种知己朋友的关系，也即是我们所谓的终身伴侣——未婚之前双方能深切领会到这一点，就为将来打定了最可靠的基础，免除了多少不必要的误会与痛苦。

    你是以艺术为生命的人，也是把真理、正义、人格等等看做高于一切的人，也是以工作为乐生的人；我用不着唠叨，想你早已把这些信念表白过，而且竭力灌输给对方的了。我只想提醒你几点：——第一，世界上最有力的论证莫如实际行动，最有效的教育莫如以身作则；自己做不到的事千万勿要求别人；自己也要犯的毛病先批评自己，先改自己的。——第二，永远不要忘了我教育你的时候犯的许多过严的毛病。我过去的错误要是能使你避免同样的错误，我的罪过也可以减轻几分；你受过的痛苦不再施之于他人，你也不算白白吃苦。总的来说，尽管指点别人，可不要给人“好为人师”的感觉。奥诺丽纳（你还记得巴尔扎克那个中篇吗？）的不幸一大半是咎由自取，一小部分也因为丈夫教育她的态度伤了她的自尊心。凡是童年不快乐的人都特别脆弱（也有训练得格外坚强的，但只是少数），特别敏感，你回想一下自己，就会知道对付你的爱人要如何delicate（体贴，温柔——编者注），如何discreet（谨慎——编者注）了。

    我相信你对爱情问题看得比以前更郑重更严肃了；就在这考验时期，希望你更加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尤其要对婚后的责任先培养一种忠诚、庄严、虔敬的心情！

    “不如归去”谈

    然而，“割麦插禾”多少带点振作的情调，而“不如归去”

    却不免消极呢。不错，这还是环境差异，不过哀乐是相依为命的。

    卞之琳

    槐花满地，时节又近初夏了。刚才读《大公报》文艺栏芦焚先生的《里门拾记》，见有一条注，解释文中的“光棍抗锄”曰：

    即文人们叫做“不如归去”的那种鸟。虽只是鸟的叫声，一种人听了奋起耕作，一种人听了怀春思乡，连耳朵也竟有这样大的差异。

    觉得很有意思。“光棍抗锄”当然就是”割麦插禾”。书本里说布谷与杜鹃有别，不过也说很相似，则我们的话《辞源》里或者早已把“割麦插禾”、“不如归去”两种鸟相混了，即使有考据癖的文人骤然间也不会分得清楚吧，所以我的意思与芦焚先生开头那点意思不谋而合。我想起了已经忘了的两个心愿。记得我曾经想写一篇历史小说，其中的核心，一个场面，是如此：

    头上一阵鸟声，如人言。

    “割麦插禾”，农人想。

    “不如归去”，旅人想。

    我想写这篇小说是在去年此时，在日本，读了李广田先生的《桃园杂记》以后，李文中提起布谷，说在他的家乡以为是叫的“光光多锄”，令我想起了我的家乡人仿佛说是“花好稻好”，花，读ho，大约不是指普通的花（虽然普通的花也读如ho），而是指棉花。稻无问题，即水稻，江乡自然有水田。这两种说法，与芦焚先生的“光棍抗锄”俱未见于典籍。典籍中有的除“布谷”、“割麦插禾”以外，还有许多，如“麦饭熟”、“脱却布裤”、“郭公”等。而在我们的活书本里更不知有多少花样了。哪一天把各地的花样搜集起来，该有如何一个大观！不过千差万别，都由于耳朵不同吗？我的意思与芦焚先生的意思在此地分道了——可是且慢，芦焚先生的话，实际上，也等于说差别在环境，生活的环境吧。

    农人在田间。旅人在道旁。

    头上一阵鸟声，如人言。

    “割麦插禾”，农人想。

    “不如归去”，旅人想。

    这里有两个人，虽然在一处，究竟环境不同。不但如此，在我看来，即便“割麦插禾”与“不如归去”两种观念，也未尝不可以联在一起：

    春去也。见麦浪滚滚，旅人想起了多风波的江湖。你看，那边一个农人在檐前看镰刀哪。数千里外自家屋后的蓬蒿有多高了？家乡收麦早，或许庄稼人已经赤脚下水田了。唉唉，天南地北，干什么来着？叶落归根，不如归去吧。

    “不如归去”一语，不见得太“文”，尤其在古昔，更不见得不就是俗子的口头语。即使是雅士说的我也有话可说：

    当此时也，道上的过客或者是一个坐在轿子里的官老爷，不禁想起人生一梦耳，四处奔波，所为何来？为五斗米折腰实在犯不着，即使位居一品，在京华尘土里五更待漏，亦何苦也！君不见那个庄稼汉倒快乐自在，坐在茅屋的门槛上，捧一碗黄粱。你闻闻看，多香！真不如回去种田好，“守拙归园田”。

    然而，“割麦插禾”多少带点振作的情调，而“不如归去”却不免消极呢。不错，这还是环境差异，不过哀乐是相依为命的。我曾经说过，这可以作为补充，而且“杜宇”是只合永远啼血了，要知道：

    谁说杜宇归去乐

    归来处处地城廓

    固无论矣，就连你“郭公”，哪怕你“郭公”，郭公，郭公！

    天雨蒙蒙，

    促农耕陇。

    城南战骨多，

    野田变作丘与垄。

    郭公，郭公！

    何地播种？

    弄到这个地步，哪怕你“郭公”，就连你“郭公”也无可奈何吧？

    “感时花溅泪”，即不“恨别”，鸟亦“惊心”。这又归于一。

    不过，时至今日，害肺病的子规到底是绝种了也说不定，因为“不如归去”现在仿佛只活在书本里，而“割麦插禾”的子孙戚族还活在各地农人的口头。各地农人的口头开出了各式各样的一朵朵小花。哪一天把它搜集起来当标本，作一个系统的研究那才有意思呵。这一朵朵单纯的小花将是一个个小窗子开向各种境地：水田，桃园——我想从你的里门望望看，芦焚先生，你那边是什么呢？

    可不是，我心中曾经拟过一篇社会论文的题目：

    布谷声里听出的各地社会背景。

    可是为什么不能从旁的鸟声里听出来呢？为什么从旁的鸟声我们听不出这许多花样？这种鸟声本身到底自有其特殊性，引起人心上的反应乃小异大同了。人总是人。

    想起人，我真想起各别的人来了。芦焚先生与我在三座门，在沙滩，有过好几面之缘，此刻想必在河南乡下吧？李广田先生，齐人也，是我的熟人，现在正陪我在此地吃他本乡的“省”饭，住在东邻，和我天天见面。过几天想可以听到布谷声了，我想那多妙，如果芦焚先生在这里，譬如说在黄台乡间，我们三人同行，忽听得一声“布谷”

    “光棍抗锄”，芦焚先生想。

    “光光多锄”，李广田先生想。

    “花好稻好”，我想。

    唉，江里的鱼汛该过了好几种了；竹笋该已经老了，高过人头了；青蚕豆该已经上市了吧？这里倒已经上市了。我不喜欢北方这种讲究办法，把青蚕豆去皮，疏疏几瓣的炒肉片，就不能不去皮而稍加些腌菜，细葱花，素炒一下，青青紫紫的来一碗吗？也许是性格定命吧，也许毕竟是文人吧，明知道到了那边自然会愁更愁，我又想起了“不如归去”。

    杆石桥，5月12日（1936）

    人话

    所谓做人的道理大概指的恕道，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人话”要的也就是恕道。

    朱自清

    在北平呆过的人总该懂得“人话”这个词儿。小商人和洋车夫等等彼此动了气，往往破口问这么句话：

    你懂人话不懂？——要不就说：

    你会说人话不会？

    这是一句很重的话，意思并不是问对面的人懂不懂人话，会不会说人话，意思是骂他不懂人话，不会说人话。不懂人话，不会说人话，干脆就是畜生！这叫拐着弯儿骂人，又叫骂人不带脏字儿。不带脏字儿是不带脏字儿，可到底是“骂街”，所以高尚人士不用这个词儿。他们生气的时候也会说“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还有“不像话”，“不成话”等等，可就是不肯用“人话”这个词儿。“不像话”，“不成话”，是没道理的意思；“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还不就是畜生？比起“不懂人话”，“不说人话”来，还少拐了一个弯儿呢。可是高尚人士要在人背后才说那些话，当着面大概他们是不说的。这就听着火气小，口气轻似的，听惯了这就觉得“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那几句来得斯文点儿，不像“人话”那么野。其实，按字面儿说，“人话”倒是个含蓄的词儿。

    北平人讲究规矩，他们说规矩，就是客气。我们走进一家大点儿的铺子，总有个伙计出来招待，哈哈腰说，“您来啦！”出来的时候，又是个伙计送客，哈哈腰说，“您走啦，不坐会儿啦？”

    这就是规矩。洋车夫看同伙的问好儿，总说，“您老爷子好？老太太好？”“您少爷在那儿上学？”从不说“你爸爸”，“你妈妈”，“你儿子”，可也不会说“令尊”，“令堂”，“令郎”那些个，这也是规矩。有的人觉得这些都是假仁假义，假声假气，不天真，不自然。他们说北平有官气，说这些就是凭据。不过天真不容易表现，有时也不便表现。只有在最亲近的人面前，天真才有流露的机会，再说天真有时就是任性，也不一定是可爱的。所以得讲规矩。规矩是调节天真的，也就是“礼”．四维之首的“礼”。礼须要调节，得有点儿做作是真的，可不能说是假。调节和做作是为了求中和，求平衡，求自然——这儿是所谓“习惯成自然”。规矩也罢，礼也罢，无非教给人做人的道理。我们现在到过许多大城市，回想北平，似乎讲究规矩并不坏，至少我们少碰了许多硬钉子。讲究规矩是客气，也是人气，北平人爱说的那套话都是他们所谓“人话”。

    别处人不用“人话”这个词儿，只说讲理不讲理，雅俗通用。讲理是讲理性，讲道理。所谓“理性”（这是老名词，重读“理”字，翻译的名词“理性”，重读“性”字）自然是人的理性，所谓道理也就是做人的道理。现在人爱说“合理”，那个“理”的意思比“讲理”的“理”宽得多。“讲理”当然“合理”，这是常识，似乎用不着检出西哲亚里士多德的大帽子，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可是这句话还是用得着，“讲理”是“理性的动物”的话，可不就是“人话”？不过不讲理的人还是不讲理的人，并不明白的包含着“不懂人话”，“不会说人话”所包含着的意思。讲理不一定和平，上海的“讲茶”就常教人触目惊心的。可是看字面儿，“你讲理不讲理？”的确比“你懂人话不懂”，“你会说人话不会？”和平点儿。“不讲理”比“不懂人话”，“不会说人话”多拐了个弯儿，就不至于影响人格了。所谓做人的道理大概指的恕道，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人话”要的也就是恕道。按说“理”这个词儿其实有点儿灰色，赶不上“人话”那个词儿鲜明，现在也许有人觉得还用得着这么个鲜明的词儿。不过向来的小商人洋车夫等等把它用得太鲜明了，鲜明得露了骨，反而糟蹋了它，这真是怪可惜的。

    1943年5月25日作

    罪犯

    人类就是这样的标新立异，由于它的悭吝而使一个可怜的穷苦人变成了刽子手；由于它的残忍而使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变成了杀人犯。

    纪伯伦

    有一个青年坐在大道上行乞。他本来身强力壮，但饥饿使他变得肌瘦体弱了。他坐在马路的拐弯处，伸手向过往行人乞讨，向那些善心人求助，口中喋喋不休地诉说着他的不幸遭遇和饥饿的痛苦。

    黑夜笼罩了大地，他已口干舌燥。然而，两手像他肚子一样空空如也。这时，他起身朝城外走去，然后坐在一棵树下痛哭起来。在饥饿的煎迫下，他两眼噙着泪水，仰望苍天说道：“主啊！为了找事干，我到过财主那里。由于我的衣衫褴楼，被他们赶了出来。我敲过学校的大门，因为两手空空，而遭拒绝。我渴望被人雇使，只求糊口度日，但我的运气不佳，一切都落了空。最后我只得去乞讨。然而我的主啊！你的崇拜者们看见我说，此人健壮有力，好逸恶劳，不应该得到施舍。主啊！我的母亲按照你的旨意生下了我，我现在存在于你的世界之中，为什么我以你的名义向人们乞讨时，他们竟拒绝给我一口面包呢？”

    此时此刻，这个绝望的人表情变了，他突然站起身来，两只眼睛里闪过流星滑过一般的亮光。然后，他突然折断了一根干枯了的大树枝，用树枝指着城里，大声喊道：“我想靠劳动谋生，但我未能如愿。现在，我将用我的臂力去获取。我以友爱的名义去讨饭，但没人理睬。好吧！我只好以罪恶的名义来求得，而且将求得更多！”

    几天过后，这个青年为了获得几串项链，砍了几个人头。一旦他的欲望受到抵抗，他就将对手碎尸万段。就这样，他财运亨通，暴发致富。

    他的凶狠残暴，尽人皆知。他成了人间盗贼崇拜的偶像，智者的凶神。于是，国王按照惯例选中这个青年作为他在这个城市的钦差大臣。

    人类就是这样的标新立异，由于它的悭吝而使一个可怜的穷苦人变成了刽子手；由于它的残忍而使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变成了杀人犯。

    人生论

    老子底人生论是依据道底本性来说明底。这也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一是人生底归宿，一是生活底方术。

    许地山

    老子底人生论是依据道底本性来说明底。这也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一是人生底归宿，一是生活底方术。人生底归宿属于历史哲学底范围。老子所主张底是一种尚古主义，要从纷乱不安的生活跑向虚静的道。人间的文明从道底观点说来，是越进展越离开道底本性。第十八章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十四章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又，第三十九章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乃至‘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这样祟尚古昔，所谓仁义，智慧，忠孝等都是大道废后的发展。古昔大道流行，人生没有大过大善，大智大愚，大孝大慈，等等分别。所以要‘绝圣弃智，’使‘民利百倍。’‘绝仁弃义，使民复孝慈。’（十九章）古时没有仁义，忠孝，智慧等名目，却有其实；现在空有其名，却是离实很远。

    老子底历史哲学既然是一种尚古主义，它底生活方术便立在这基础上头。生活方术可以分为修己治人两方面。修己方面，老子所主张底，如第十章所举底‘玄德，’乃至不争，无尤（九章）任自然（十七章）尚柔弱（三十六，七十八章）不以身先天下（七章）知足，知止（四十四章），等都是。祟尚谦弱，在修己方面固然很容易了解，但在治人方面，有时免不了要发生矛盾。老子底历史观并不彻底，所以在治人底理论上也欠沉重。因为道是无为，故说‘我无为而民自化。’（五十七章）‘圣人无为，故无败。’（六十四章）一个统治天下底圣人须要无欲得一，（三十九章）‘常使民无知’（三章）此处还要排除名言，弃绝智慧，三十二章说，‘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又二章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六十五章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这些话说得容易，要做得成，却是很难。我们说它底不沉重便在这里。取天下与治天下便是欲望所在，也必得有所作为，这样，道底本性所谓无欲无为从那里实现出来呢？若说，‘无为而无不为，’无不为说得通，无为便说不通了。治天下既不以仁义礼信，一切都在静默中过活，如果这个便是无为，那么守静底守，致虚底致，抱一底抱，得一底得，乃绝仁弃义底绝底弃，算为不算呢？又，治天下即不能无所作为，保存生命即不能无欲。总而言之，老子底人生论在根本上不免与道相矛盾。这个明是讲治术底法家硬把与他不相干底道家所主张底道论放在政治术里所露出来底破绽。假如说老子里所指底道应作两而观，一是超乎现象，混混沌沌底道，或根本道；一是从根本道所生，而存于万物当中底道，或变易道，那么这道底两方面底关系如何，也不能找出。

    人生底根本欲望是生底意志，如果修己治人要无欲无为，就不能不否定人间，像佛教一样，主张除灭意志和无生。现在书中找不出一句含有这种意义底句子。老子也含有中国思想底特性，每一说理便是解释现实，生活底直接问题，不但肯定人生，并且指示怎样保持底方术。人底本性与道底本质底关系如何，老子一样地没有说明，甚至现出矛盾。如五十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书中最矛盾的一句话。知者和言者都是有为，不言可以说是无作为，不知却不能说是无为。即然主张无为，行不言之教，为什么还立个知者？既然弃知，瞎说一气，岂不更妙！大概这两句是当时流俗的谣谚，编《老子》底引来讽世底。《老子》中这类矛盾思想大抵都含着时代的背景。编者或撰者抱着反抗当时的文化、道德和政治。在那时候，人君以术临民，人民以智巧相欺，越讲道德仁义，人生越乱，于是感到教育无功，政治无效，智慧无利，言说无补。在文化史上，这种主张每出现于社会极乱底时代，是颓废的，消极的，这种思想家，对于人生只理会它底腐败的、恶的、破坏的和失败的方面，甚至执持诡辩家或嬉笑怒骂底态度。他对于现实底不满常缺乏革新底理想，常主张复古。这可以叫做黑暗时代哲学，或乱世哲学。

    乱世哲学底中心思潮只能溢出两条路，一是反抗既成的组织与已立的学说，二是信仰机械的或定命的生活。走这两条路底结果，是返古主义与柔顺主义。因为目前的制度、思想等，都被看为致乱底根由，任你怎样创立新法，只会越弄越坏，倒不如回到太古的朴素生活好。又，无论你怎样创制，也逃不了已定的命运，逃不了那最根本的法理或道。这思想底归宿，对于前途定抱悲观，对于自我定成为独善主义甚至利己主义。在《老子》里尽力地反对仁义孝慈，鼓吹反到古初的大道。伦常的观念一点也没有，所以善恶底界限也不必分明。第二十章‘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便是善恶为无分别底口气。在实际生活上，这是不成的，《老子》里所说底道尽管玄妙，在实践上免不了显示底疏忽和矛盾底原故即在这上头。不讲道德，不谈制度，便来说取天下，结果非到说出自欺欺人底话不可。

    老子底玄学也很支离，并不深妙。所说一生二，乃至生万物，并未说明为什么这样生法。道因何而有？欲因何而生？‘玄之又玄，是什么意思？编纂者或作者都没说明。我们到处可以看出书中回避深沉的思索和表示冥想及神秘的心态。佛家否定理智，却常行超越理智底静虑，把达到无念无想底境地来做思惟底目的。道家不但没有这个，反要依赖理智去过生活。这样，无论文如何，谈不到玄理，只能在常识底范围里说一两句聪明话，什么‘婴儿’‘赤子’‘侯王’‘刍狗’‘雄雌’‘玄牝之门，’等等，都搬出来了。这样的思想只能算是常识的思考，在思想程度上算不了什么，因为它底根本精神只在说明怎样过日子。如果硬要加个哲学底徽号，至多只能说是处世哲学罢了。

    咬菜根

    我宁可这六百种的菜根，种种都咬到，都不肯咬一咬那名扬四海的猪尾或是那摇来乞怜的狗尾，或是那长了疮脓血也不多的耗子尾巴。

    朱湘

    “咬得菜根，百事可作”，这句成语，便是我们祖先留传下来，教我们不要怕吃苦的意思。

    还记得少年的时候，立志要作一个轰轰烈烈的英雄，当时不知在哪本书内发现了这句格言，于是拿起案头的笔，将它恭楷抄出，粘在书桌右方的墙上。并且在胸中下了十二分的决心，在中饭时候，一定要牺牲别样的菜不吃，而专咬菜根。上桌之后，果然战退了肉丝焦炒香干的诱惑，致全力于青菜汤的碗里搜求菜根。找到之后，一面着力的咬，一面又在心中决定，将来作了英雄的时候，一定要叫老唐妈特别为我一人炒一大盘肉丝香干摆上得胜之筵。

    萝卜当然也是一种菜根。有一个新鲜的早晨，在卖菜的吆喝声中，起身披衣出房。看见桌上放着一碗雪白的热气腾腾的粥，粥碗前是一盘腌莱，有长条的青黄色的豇豆，有灯笼形的通红的辣椒，还有萝卜，米白色而圆滑，有如一些煮熟了的鸡蛋。这与范文正的淡黄差得多远！我相信那个说咬得菜根百事可作的老祖宗，要是看见了这样的一顿早饭，决定会摇他那白发之头的。

    还有一种菜根，白薯。但是白薯并不难咬，我看我们的那班能吃苦的祖先，如果由奈何桥或是望乡台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回家，我们决不可供些什么煮得木头般硬的鸡或是浑身有刺的鱼。因为他们老人家的牙齿都掉完了，一定领略不了我们这班后人的孝心；我们不如供上一盘最容易咬的食品：煮白薯。

    如果咬菜根能算得艰苦卓绝，那我简直可以算得艰苦卓绝中最艰苦卓绝的人了。因为我不单能咬白薯，并且能咬这白薯的皮。给我一个刚出笼的烤白薯，我是百事可做的；甚至教我将那金子一般黄的肉统统让给你，我都做得到。惟独有一件事，我却不肯做，那就是把烤白薯的皮让给你；它是全个烤白薯的精华，又香又脆，正如那张红皮，是全个红烧肘子的精华一样。

    山茶、慈菇，也是菜根。但是你如果拿它们来给我咬，我并不拒绝。

    我并非一个主张素食的人，但是却不反对咬菜根。据西方的植物学者的调查，中国人吃的菜蔬有六百种，比他们多六倍。我宁可这六百种的菜根，种种都咬到，都不肯咬一咬那名扬四海的猪尾或是那摇来乞怜的狗尾，或是那长了疮脓血也不多的耗子尾巴。

    文病

    我们应当鄙视看不懂的文章，因为它不能为人民服务。

    老舍

    有些人本来很会说话，而且认识不少的字，可是一拿起笔来写点什么就感到困难，好大半天写不出一个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里面大概有许多原因，而且人各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现在，我只提一个较比普遍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与文风有关系的。

    近年来，似乎有那么一股文风：不痛痛快快地有什么说什么，该怎说就怎说，而力求语法别扭，语言生硬，说了许许多多，可是使人莫名其妙。久而久之，成了一种风气，以为只有这些似通不通，难念难懂的东西才是文章正宗。这可就害了不少人。有不少人受了传染，一拿起笔来就把现成的语言与通用的语法全放在一边，而苦心焦思地去找不现成的怪字，“创造”非驴非马的语法，以便写出废话大全。这样，写文章就非常困难了。本来嘛，有现成的字不用，而钻天觅缝去找不现成的，有通用的语法不用，而费尽心机去“创造”，怎能不困难呢？于是，大家一拿笔就害起怕来，哎呀，怎么办呢？怎么能够写得高深莫测，使人不懂呢？有的人因为害怕就不敢拿笔，有的人硬着头皮死干，可是写完了连自己也看不懂了。大家相对叹气，齐说文章不好写呀。这种文风就这么束缚住了写作能力。

    我说的是实话，并不太夸张。我看见过一些文稿，在这些文稿中，躲开现成的字与通用的语法，而去硬造怪字怪句，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可见这种文风已经成为文病。此病不除，写作能力即不易得到解放。所以，改变文风是今天的一件要事。

    写文章和日常说话确是有个距离，因为文章须比日常说话更明确、简练、生动。所以写文章必须动脑筋。可是，这样动脑筋是为给日常语言加工，而不是要和日常语言脱节。跟日常语言脱了节。

    文章就慢慢变成天书，不好懂了。比如说：大家都说“消灭”，而我偏说“消没”，便是脱离群众，自讨无趣，一个写作者的本领是在于把现成的“消灭”用得恰当，正确，而不在于硬造一个“消没”。硬造词，别人不懂。我们说“消灭四害”就恰当。我们若说：“晓雾消灭了”就不恰当，因为我们通常都说“雾散了”不说“消灭了”——事实上，我们今天还没有消灭雾的办法。今天的雾散了，明天保不住还下雾。

    对语法也是如此：我们虽用的是通用的语法，可是因动过脑筋，所以说得非常生动有力，这就是本领。假若不这么看问题，而想别开生面，硬造奇句，是会出毛病的。请看这一句吧：“一瓢水泼出你山沟”。这说的是什么呢？我问过好几个朋友，大家都不懂。这句的确出奇，突破了语法的成规。可是谁也不懂，怎么办呢？要是看不懂的就是好文章，那么要文章于吗呢？我们应当鄙视看不懂的文章，因为它不能为人民服务。“把一瓢水泼在山沟里”，或是“你把山沟里的水泼出一瓢来”，都像话，大家都能说得出，认识些字的也都能写得出。就这么写吧，这是我们的话，很清楚，人人懂，有什么不好呢？实话实说是个好办法。虽然头一两次也许说的不太好，可是一次生，两次熟，只要知道写文章原来不必绕出十万八千里去找怪物，就会有了胆子。然后，继续努力练习，由说明白话进一步说生动而深刻的话，就摸到门儿了。即使始终不能写精采了，可是明白话就有用处，就不丢人。反之，我们若是每逢一拿笔，就装腔作势，高叫一声：现成的话，都闪开，我要出奇制胜，作文章啦，恐怕就会写出“一瓢水泼出你山沟”了！这一句实在不易写出，因为胡涂得出奇。别人一看，也就惊心：可了不得，得用多少工夫，才会写出这么“奇妙”的句子啊！大家都胆小起来，不敢轻易动笔，怕写出来的不这么“高深”啊。这都不对！我们说话，是为叫别人明白我们的意思。我们写文章，是为叫别人更好地明白我们的意思。话必须说明白，文章必须写得更明白。这么认清问题，我们就不害怕了，就敢拿笔了；有什么说什么，有多少说多少，不装腔作势，不乌烟瘴气。这么一来，我们就不会再把作文章看成神秘的事，而一种健康爽朗的新文风也就会慢慢地建树起来。

    痛苦与厌倦之间

    一个人内在所具备的越多，求助于他人的就越少——他人能给自己的也越少。所以，智慧越高，越不合群。

    叔本华

    生命剧烈地在痛苦与厌倦的两端摆动，贫穷和困乏带来痛苦，太得意时，人又生厌倦。所以，当劳动阶层无休止地在困乏、痛苦中挣扎时，上层社会却在和“厌倦”打持久战。在内在或主观的状态中，对立的起因是由于人的受容性与心灵能力成正比，每个人对痛苦的受容性，又与对厌倦的受容性成反比。人的迟钝性是指神经不受刺激，气质不觉痛苦或焦虑。无论后者多么巨大，知识的迟钝是心灵空虚的主要原因。惟有经常兴致勃勃地注意观察外界的细微事物，才能除去许多人在脸上流露的空虚。心灵空虚是厌倦的根源，好比兴奋过后的人们需要寻找某些事物填补空下来的心灵，但人们寻求的事物又大多类似。

    试看人们依赖的消遣方式，他们的社交娱乐和谈话内容多是千篇一律的。有多少人在阶前闲聊，在窗前凝视窗外，由于内在的空虚，人们寻求社交、余兴、娱乐和各类享受，因此产生奢侈浪费与灾祸。人避免祸患最好的方法，就是增加自己的心灵财富，人的心灵财富越多，厌倦所占的空间就越少。那不衰竭的思考活动在错综复杂的自我和包罗万象的自然里，寻找新的材料，从事新的组合，这样不断鼓舞心灵，除了休闲时间以外，厌倦是不会趁虚而入的。

    另外，高度的才智基于高度的受容性、强大的意志力和强烈的感情之上。这三者的结合体使各种肉体和精神的敏感性增高。不耐阻碍，厌恶挫折——这些性质又因高度想象力的作用更为增强，使整个思潮都好像真实存在一样。人的天赋气质决定人受苦的种类，客观环境也受主观倾向的影响，人所采用的手段总是对付他所忍受的苦难，因此客观事件对他总是具有特殊意义。

    聪明的人首先努力争取的无非是免于痛苦和烦恼的自由，求得安静和闲暇，过平静和节俭的生活。减少与他人的接触，所以在他与同胞相处了极短的时间后就会退隐，若他有极多的智慧，他就会独居。一个人内在所具备的越多，求助于他人的就越少——他人能给自己的也越少。所以，智慧越高，越不合群。倘使智慧的“量”可以代替“质”的话，人活在大千世界中的自由度就会多一些。人世间一百个傻子无法代替一个智者。更不幸的是人世间傻子又何其多。

    雾

    我自然也讨厌寒风和冰雪。但和雾比较起来，我是宁愿后者呵！寒风和冰雪的天气能够杀人，但也刺激人们活动起来奋斗。

    茅盾

    雾遮没了正对着后窗的一带山峰。

    我还不知道这些山峰叫什么名儿。我来此的第一夜就看见那最高的一座山的顶巅像钻石装成的宝冕似的灯火。那时我的房里还没有电灯，每晚上在暗中默坐，凝望这半空的一片光明，使我记起了儿时所读的童话。实在的呢，这排列得很整齐的依稀分为三层的火球，衬着黑的山峰的背景，无论如何，是会引起非人间的缥缈的思想的。

    但在白天看来，却就平凡得很。并排的五六个山峰，差不多高低，就只最西的一峰戴着一簇房子，其余的仅只有树；中间最大的一峰竟还有濯濯地一大块，像是癞子头上的疮疤。

    现在那照例的晨雾把什么都遮没了，就是稍远的电线杆也躲得毫无影踪。

    渐渐地太阳光从浓雾中钻出来了。那也是可怜的太阳呢！光是那样的淡弱。随后它也躲开，让白茫茫的浓雾吞噬了一切，包围了大地。

    我诅咒这抹煞一切的雾！

    我自然也讨厌寒风和冰雪。但和雾比较起来，我是宁愿后者呵！寒风和冰雪的天气能够杀人，但也刺激人们活动起来奋斗。雾，雾呀，只使你苦闷；使你颓唐阑珊，像陷在烂泥淖中，满心想挣扎，可是无从着力呢！

    傍午的时候，雾变成了牛毛雨，像帘子似的老是挂在窗前。两三丈以外，便只见一片烟云——依然遮抹一切，只不是雾样的罢了。没有风。门前池中的残荷梗时时忽然急剧地动摇起来，接着便有红鲤鱼的活泼泼地跳跃划破了死一样平静的水面。

    我不知道红鲤鱼的轨外行动是不是为了不堪沉闷的压迫？在我呢，既然没有杲杲的太阳，便宁愿有疾风大雨，很不耐这愁雾的后身的中毛雨老是像帘子一样挂在窗前。

    1928年11月24日

    ——选自《茅盾文集》第九卷

    寻常茶话

    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乡论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

    汪曾祺

    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坐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青茶、绿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筒，再开一筒。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但是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北京人》里的红泰认为喝茶只是“止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陶庵梦忆》记闵老子茶，说得神乎其神。我则有点像董日铸，以为“浓、热、满三字尽茶理”。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乡论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浓。我喝茶是喝得很酽的。曾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

    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暑假，我的祖父不知怎么忽然高了兴，要教我读书。“穿堂”的右侧有两间空屋。里间是佛堂，挂了一幅丁云鹏画的佛像，佛的袈裟是朱红的。佛像下，是一尊乌斯藏铜佛。我的祖母每天早晚来烧一炷香。外间本是个贮藏室，房梁上挂着干菜，干的粽叶，靠墙有一坛“臭卤”，面筋、百叶、笋头、苋菜秸都放在里面臭。临窗设一方桌，便是我的书桌。祖父每天早晨来讲《论语》一章，剩下的时间由我自己写大小字各一张。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都是祖父从他的藏贴里拿给我的。隔日作文一篇，还不是正式的八股，是一种叫做“义”的文体，只是解释《论语》的内容。题目是祖父出的。我共做了多少篇“义”，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题是“孟子反不伐义”。

    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栗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酽，一次要放多半壶茶叶。喝得很慢，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

    他看看我的字、我的“义”，有时会另拿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的喝茶浓酽，跟小时候的薰陶也有点关系。

    后来我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会想起我的祖父，想起孟子反。

    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心，包子、蒸饺、烧麦、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我们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干丝有一个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堂倌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佐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住了七年，几乎天天泡茶馆。“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本地人叫做“坐茶馆”，“坐”，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则更胜一筹。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泡”者，长时间地沉溺其中也，与“穷泡”、“泡磨菇”的“泡”是同一语源。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馆里读梵文。有一位研究生，可称泡茶馆的冠军。此人姓陆，是一怪人。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半个中国，读书甚多，而无所著述，不爱说话。他简直是“长”在茶馆里。

    上午、下午、晚上，要杯茶，独自坐着看书。他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听说他后来流落在四川，穷困潦倒而死，悲夫！

    昆明茶馆里卖的都是青茶，茶叶不分等次，泡在盖碗里。文林街后来开了一家“摩登”茶馆，用玻璃杯卖绿茶、红花——滇红、滇绿。滇绿色如生青豆，滇红色似“中国红”葡萄酒，茶叶都很厚。滇红尤其经泡，三开之后，还有茶色。我觉得滇红比祁（门）红、英（德）红都好，这也许是我的偏见。当然比斯里兰卡的“利普顿”要差一些——有人喝下来“利普顿”，说是味道很怪。人之好恶，不能勉强。

    我在昆明喝过烤茶。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罐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倾入滚水，茶香扑人。几年前在大理街头看到烤茶罐卖，犹豫一下，没有买。买了，放在煤气灶上烤，也不会有那样的味道。

    1946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村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功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濯器、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功夫茶，印象深刻，这茶太酽了，只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先生夫妇，有靳以、黄裳。一转眼，43年了。靳以、萧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没有喝一次功夫茶的兴致了。那套紫砂茶具大概也不在了。

    我在杭州喝过一杯好茶。

    1947年春，我和几个在一个中学教书的同事到杭州去玩。除了“西湖景”，使我难忘的有两样方物，一是醋鱼带把。所谓“带把”，是把活草鱼的脊肉剔下来，快刀切为薄片，其薄如纸，浇上好秋油，生吃。鱼肉发甜，鲜脆无比。我想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切脍”。一是在虎跑喝的一杯龙井。真正的狮峰龙井雨前新芽，每蕾皆一旗一枪，泡在玻璃杯里，茶叶皆直立不倒，载浮载沉，茶色颇淡，但入口香浓，直透脏腑，真是好茶！只是太贵了。一杯茶，一块大洋，比吃一顿饭还贵。狮峰茶名不虚传，但不得虎跑水不可能有这样的味道。

    我自此方知道，喝茶，水是至关重要的。

    我喝过的好水有昆明的黑龙潭泉水。骑马到黑龙潭，疾驰之后，下马到茶馆里喝一杯泉水泡的茶，真是过瘾。泉就在茶馆檐外地面，一个正方的小池子，看得见泉水咕嘟咕嘟往上冒。井冈山的水也很好，水清而滑。有的水是“滑”的，“温泉水滑洗凝脂”并非虚语。

    井冈山水洗被单，越洗越白；以泡“狗古脑”茶，色味俱全，不知水里含了什么物质。天下第一泉、第二泉的水，我没有喝出什么道理。济南号称泉城，但泉水只能供观赏，以泡茶，不觉得有什么特点。

    有些地方的水真不好。比如盐城。盐城真是“盐城”，水是咸的。

    中产以上人家都吃“天落水”。下雨天，在天井上方张了布幕，以接雨水，存在缸里，备烹茶用。最不好吃的水是菏泽，菏泽牡丹甲天下，因为菏泽土中含碱，牡丹喜碱性土。我们到菏泽看牡丹，牡丹极好，但茶没法喝。不论是青花、绿茶，沏出来一会儿就变成红茶了，颜色深如酱油，入口咸涩。由菏泽往梁山，住进招待所后，第一件事便是赶紧用不带碱昧的甜水沏一杯茶。

    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1948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馆里有几位看守员，岁数都很大了。他们上班后，都是先把带来的窝头片在炉盘上烤上，然后轮流用水氽坐水沏茶。茶喝足了，才到午门城楼的展览室里去坐着。他们喝的都是花茶。

    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

    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他妈的！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不要了。

    龚定庵以为碧螺春天下第一。我曾在苏州东山的“雕花楼’喝过一次新采的碧螺春。“雕花楼”原是一个华侨富商的住宅，楼是进口的硬木造的，到处都雕了花，八仙庆寿、福禄寿三星、龙、凤、牡丹……真是集恶俗之大成。但碧螺春真是好。不过茶是泡在大碗里的，我觉得这有点煞风景。后来问陆文夫，文夫说碧螺春就是讲究用大碗喝的。茶极细，器极粗，亦怪！

    我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一个擂钵里，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

    茶可入馔，制为食品。杭州有龙井虾仁，想不恶。裘盛戎曾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俳人的食物》说俳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唯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茶粥是啥样的呢？

    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为粥便是“茶粥”了。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自以为很好喝。四川的樟茶鸭子乃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薰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曾吃过一炔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完全“弗搭界”。

    话说“相思”

    因为“相”字旁的“目”字和“思”字的上面的“田”字，都是横平竖直的，所以雪地上的枯枝会构成“相思”两字。

    冰心

    我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读硕士学位时，论文的题目是《李清照词英译》。导师是研究院教授L夫人。我们约定每星期五下午到她家吃茶。事前我把《漱玉词》一首译成英文散文，然后她和我推敲着译成诗句。我们一边吃着茶点，一边谈笑，都觉得这种讨论是个享受。

    有一次——时间大约是一九二五年岁暮吧——在谈诗中间，她忽然问我：“你写过情诗没有？”我不好意思地说：“我刚写了一首，题目叫做‘相思’”：

    避开相思，

    披上裘儿，

    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

    小径里冷月相窥，

    枯枝——

    在雪地上

    又纵横地写遍了相思！

    12月12日夜，1925

    我还把汉字“相思”两字写给她看，因为“相”字旁的“目”字和“思”字的上面的“田”字，都是横平竖直的，所以雪地上的枯枝会构成“相思”两字。她不笑了，说是“很有意思，若是用弯弯的英文字母，就写不出来了！”

    她只笑着，却没有追问我写这首诗的背景。那时威大的舍监和同宿舍的同学，都从每天的信里知道我有个“男朋友”了。那年暑假我同文藻在绮色佳大学补习法文时，还在谈恋爱！十二月十二日夜我得到文藻一封充满着怀念之情的信，觉得在孤寂的宿舍屋里，念不下书了，我就披上大衣，走下楼去，想到图书馆人多的地方，不料在楼外的雪地上却看见满地都写着“相思”两字！结果，我在图书馆也没念成书，却写出了这一首诗。但除了对我的导师外，别的人都没有看过，包括文藻在内！

    “相思”两字在中国，尤其在诗词里是常见的字眼。唐诗中的“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唐代的李商隐无可奈何地说“直道相思了无益”，清代的梁任公先生却执拗地说：“不因无益废相思”。此外还有写不完、道不尽的相思诗句，不但常用于情人朋友之间，还有用于讽刺时事的，这里就不提它了。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段笑话：一九二六年，我回到母校燕京大学，教一年级国文课。这班里多是教务处特地编到我班里来的福建、广东的男女学生，为了教好他们的普通话，为了要他们学会“咬”准字音，我有时还特意找些“绕口令”让他们学着念。有一次就挑了半阕词，记得是咏什么鸟的！

    金埒远，玉塘稀，

    天空海阔几时归？

    相离只晓相思死，

    那识相思未死时！

    这“相思死”和“未死时”几个字，十分拗口，那些学生们绕不过口来，只听见满堂的“嘶，嘶，嘶”和一片笑声！

    不久，有一天一位女同事（我记得是生物系的助教江先群，她的未婚夫是李汝祺先生，也是清华的学生，比文藻高两班，那时他也在美国）悄悄地笑问我：“听说你在班里尽教学生一些香艳的诗曲，是不是你自己也在想念海外的那个人了？”我想她指的一定是我教学生念的那两句有关“相思”的词句。我一边辩解着，却也不禁脸红起来。

    1986年3月26日晨

    吾先生

    ——旧事拾零

    我们常看见他爬在梯子上修剪果树，和工人一起劳动，工人都称他“吾先生”——就是“我们先生”。

    杨绛

    一九四九年我到清华后不久，发现燕京东门外有个果园，有苹果树和桃树等，果园里有个出售鲜果的摊儿，我和女儿常去买，因此和园里的工人很熟。

    园主姓虞，果园因此称为虞园。虞先生是早年留学美国的园林学家，五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我们常看见他爬在梯子上修剪果树，和工人一起劳动，工人都称他“吾先生”——就是“我们先生”。我不知道他们当面怎么称呼，对我们用第三人称，总是“吾先生”。这称呼的口气里带着拥护爱戴的意思。

    虞先生和蔼可亲。小孩子进园买果子，拿出一分两分钱，虞先生总把稍带伤残的果子大捧大捧塞给孩子。有一次我和女儿进园，看见虞先生坐在树荫里看一本线装书。我好奇，想知道他看的什么书，就近前去和他樊话。我忘了那本书的书名，只记得是一本诸子百家的书。从此我到了虞园常和他闲聊。

    我和女儿去买果子，有时是工人掌秤，有时虞先生亲自掌秤。黄桃熟了，虞先生给个篮子让我们自己挑好的从树上摘。他还带我们下窖看里面储藏大筐大筐苹果。我们在虞园买的果子，五斤至少有六斤重。

    三反运动刚开始，我发现虞园气氛反常。一小部分工人——大约一两个——不称“吾先生”了，好像他们的气势比虞先生高出一头。过些时再去，称“吾先生”的只两三人了。再过些时，他们的“吾先生”不挂在嘴上，好像只决闷在肚里。

    有一天我到果园去，开门的工人对我说：

    “这园子归公了。”

    “虞先生呢？”

    “和我们一样了。”

    这个工人不是最初就不称“吾先生”的那派，也不是到后来仍坚持称“吾先生”的那派，大约是中间顺大流的。

    我想虞先生不会变成“工人阶级”，大约和其它工人那样，也算是园子里的雇员罢了，可能也拿同等的工资。

    一次我看见虞先生仍在果园里晒太阳，但是离果子摊儿远远的。

    他说：得离远远的，免得怀疑他偷果子。他说，他吃园里的果子得到市上去买，不能在这里买，人家会说他多拿了果子。我几次劝他把事情看开些，得随着时世变通，反正他照样为自己培植的果树服务，不就完了吗？果园毕竟是身外之物呀。但虞先生说：“想不通。”

    我想他也受不了日常难免的腌气。听说他闷了一程，病了一程，终于自己触电去世。

    没几年果园夷为平地，建造起一片房屋。如今虞园旧址已无从寻觅。

    潜在力量

    正像精神只是无限小的物质，善只是恶自身的复杂发展，自由意志也许不过是命运最大的潜在力量。

    尼采

    我们受到了影响，我们自身没有可以进行抵挡的力量，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受了影响。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感受：在无意识地接受外部印象的过程中，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让习惯势力压抑了自己心灵的能力，并违背意志在自己心灵里播下了萌发混乱的种子。

    在民族历史里，我们更广泛地发现了这一切。许多民族遭到同类事情的打击，他们同样以各种不同方式受到了影响。

    因此，给全人类刻板地套上某种特殊的国家形式或社会形式是一种狭隘的做法。一切社会理想都犯这种错误。

    原因是，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再是同一个人。一旦有可能通过强大的意志推翻整个世界，我们就会立刻加入独立的精神的行列。于是，世界历史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梦幻般的自我沉迷状态。幕落下来了，而人又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玩耍的孩子，像是一个早晨太阳升起时醒过来，笑嘻嘻将噩梦从额头抹去的孩子。

    自由意志似乎是无拘无束、随心所欲的，它是无限自由、任意游荡的东西，是精神。而命运——如果我们不相信世界是个梦幻错误，不相信人类的剧烈疼痛是幻觉，不相信我们自己是我们的幻想玩物——却是一种必然性。命运是抗拒自由意志的无穷力量。没有命运的自由意志，就如同没有实体的精神，没有恶和善，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因为，有了对立面的事物才有特征。

    命运反复宣传这样一个原则：“事情是由事情自己决定的。”如果这是惟一真正的原则，那么人就是在暗中起作用的力量的玩物，他不对自己的错误负责，他没有任何道德差别，他是一根链条上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如果他看不透自己的地位，如果他不在羁绊自己的锁链里猛烈地挣扎，如果他不怀着强烈的兴趣力求搞乱这个世界及其运行机制，那将是非常幸运的！

    正像精神只是无限小的物质，善只是恶自身的复杂发展，自由意志也许不过是命运最大的潜在力量。如果我们无限扩大物质这个词的意义，那么，世界史就是物质的历史。因为必定还存在着更高的原则，在更高的原则面前，一切差别无一不汇入一个庞大的统一体；在更高的原则面前，一切都在发展，阶梯状的发展，一切都流向辽阔无边的大海——在那里，世界发展的一切杠杆，重新汇聚到一起，联合起来，融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一点人情味

    我实际上并未白白失掉一头牛。我换到了点人情味。世界上的牛何止千万，人情味却希罕。

    艾伯特P·豪特

    “我从未遇见过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威尔·罗吉士说。这位幽默大师能说出这么一句话，大概是因为不喜欢他的人绝无仅有。罗吉士年轻时有过这样一件事，可为佐证。

    1898年冬天，罗吉士继承了一个牧场。有一天，养的一头牛因冲破附近农家的篱笆去啮嫩玉米，被农夫杀死了。按照牧场规矩，农夫应该通知罗吉士，说明原因。农夫没这样做。罗吉士发现了这件事非常生气，便叫一名佣工陪他骑马去和农夫论理。

    他们半路上遇到寒流，人身马身都挂满冰霜，两人差点冻僵了。抵达木屋的时候，农夫不在家。农夫的妻子热情地邀请两位客人进去烤火，等待她丈夫回来。罗吉士烤火时，看见那女人消瘦憔悴，也发觉五个躲在桌椅后面对他窥探的孩子瘦得像猴儿。

    农夫回来了，妻子告诉他罗吉士和佣工是冒着狂风严寒来的。罗吉士刚要开口说明的来意，农夫便和他们握手，留他们吃晚饭。“二位只好吃些豆子，”他抱歉地说，“因为刚刚在宰牛，忽然起了风，没能宰好。”

    盛情难却，两人便留下了。

    在吃饭的时候，佣工一直等待罗吉士开口讲起杀牛的事，但是罗吉士只跟这家人说说笑笑，看着孩子们一听说从明天起几个星期都有牛肉吃，便高兴得眼睛发亮。

    饭后，寒风仍在怒号，主人夫妇一定要两位客人住下。两人于是又在那里过夜。

    第二天早上，两人喝了黑咖啡，吃了热豆子和面包，肚子饱饱地上路了。罗吉士对此行来意依旧闭口不提。佣工就责备他：“我还以为你为了那头牛要来惩罚他呢。”

    罗吉士半晌不作声，然后回答：“我本来有这个念头，但是我后来又盘算了一下。你知道吗，我实际上并未白白失掉一头牛。我换到了点人情味。世界上的牛何止千万，人情味却希罕。”

    窝头

    贫贱骄人乃是反常的激愤表示，不是常情。原先穷，他承认穷，不承认病，其实就整个社会而言，贫是病。

    梁实秋

    窝窝头，简称窝头，北方平民较贫苦者的一种主食。贫苦出身者，常被称为啃窝头长大的。一个缩头缩脑满脸穷酸相的人，常被人奚落，“瞧他那个窝头脑袋！”变戏法的卖关子，在紧要关头停止表演向围观者讨钱，好多观众便哄然逃散，变戏法的急得跳着脚大叫：“快回家去吧，窝头糊啦（糊是烧焦的意思）！”坐人力车如果事前未讲价钱，下车付钱，有些车夫会伸出朝上的手掌，大汗淋漓的气喘吁吁的说：“请您回回手，再赏几个窝头钱吧！”

    总而言之，窝头是穷苦的象征。

    到北平观光过的客人，也许在北海仿膳吃过小窝头。请不要误会，那是噱头。那小窝头只有一寸高的样子，一口可以吃一个。据说那小窝头虽说是玉米面做的，可是羼了粟子粉，所以松软容易下咽。我觉得这是拿穷人开心。

    真正的窝头是玉米做的，玉米磨得不够细，粗糙得刺嗓子，所以通常羼黄豆粉或小米面，称之为杂和面。杂和面窝头是比较常见的。制法简单，面和好，抓起一团，翘起右手大拇指伸进面团，然后用其余的九个手指围绕着那个大拇指搓搓捏捏使成为一个中空的塔。所以窝头又名黄金塔。因为捏制时是一个大拇指在内九个手指在外，所以又称“里一外九”。

    窝头是要上笼屉蒸的，蒸熟了黄澄澄的，喷香。有人吃一个窝头，要赔上一个酱肘子，让那白汪汪的脂肪陪送窝头下肚。困难在吃窝头的人通常买不起酱肘子，他们经常吃的下饭菜是号称为“棺材板”的腌罗卜。

    据营养学家说，纯粹就经济实惠而言，最值得吃的食物盖无过于窝头。玉米面虽非高蛋白食物，但是纤维素甚为丰富，而且其胚芽玉米糁的营养价值极高，富有维他命B多种，比白米白面不知高出多少。难怪北方的劳苦大众几乎个个长得比较高大粗壮。吃粗粮反倒得福了。杜甫诗：“百年粗粝腐儒餐”，现在粗粝已不再仅是腐儒餐了，餍膏粱者也要吃糙粮。

    我不是啃窝头长大的，可是我祖父母为了不忘当年贫苦的出身，在后院避风的一个角落里砌了一个一尺多高的大灶，放一只头号的铁锅，春花开的时候便烧起柴来，在笼屉里蒸窝头。这一天全家上下的晚饭就是窝头、棺材板、白开水。除了蒸窝头之外，也贴饼子，把和好的玉米粉抓一把弄成舌形的一块往干锅上一贴，加盖烘干，一面焦。再不然就顺便蒸一屉榆钱糕，后院现成的一棵大榆树，新生出一簇簇的榆钱，取下洗净和玉米面拌在一起蒸，蒸熟之后人各一碗，浇上一大勺酱油汤子拌葱花，别有风味。我当时年纪小，没能懂得其中的意义，只觉得好玩。现在我晓得，大概是相当于美国人感恩节之吃火鸡。我们要感谢上苍赐给穷人像玉米这样的珍品。不过人光吃窝头是不行的，还是需要相当数量的蛋白质和脂肪。

    自从宣统年间我祖父母相继去世，直到如今，已有七十多年没尝到窝头的滋味。我不想念窝头，可是窝头的形象却不时的在我心上涌现。我怀念那些啃窝头的人，不知道他们是否仍像从前一样的啃窝头，抑是连窝头都没得啃。前些日子，友人贻我窝头数枚，形色滋味与我所知道的完全相符，大有类似“他乡遇故人”之感。

    贫不足耻。贫乃士之常，何况劳苦大众。不过打肿脸充胖子是人之常情，谁也不愿在人前暴露自己的贫穷。贫贱骄人乃是反常的激愤表示，不是常情。原先穷，他承认穷，不承认病，其实就整个社会而言，贫是病。我知道有一人家，主人是公务员，食者众多，每餐吃窝头，于套间进食，严扃其门户，不使人知。一日，忘记锁门，有熟客来排闼直入，发现全家每人捧着一座金字塔，主客大窘，几至无地自容。这个人家的子弟，个个发愤图强，皆能卓然自立，很快的就脱了窝头的户籍。

    北方每到严冬，就有好心的人士发起窝窝头会，是赈济穷人的慈善组织。仁者用心，有足多者。但是嗟来之食，人所难堪，如果窝窝头会，能够改个名称，别在穷人面前提起窝头，岂不更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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