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伟大的小说家用自己的作品丰富了全世界的精神宝库，而在这些人当中，窃以为巴尔扎克是最伟大的一位。他是唯一一位我会毫不迟疑地冠之以天才的人物。天才一词，在当今用得太过随便。头上顶了这个词的人，如果我们判断更为理智的话，用才干来形容他们就足够了。而天才同才干并非一回事。很多人都有才干，这并不稀奇，可天才却很稀奇。才干是灵巧而娴熟，可以后天培养；而天才是与生俱来的，奇怪的是，它常常跟严重的过失挂上钩。根据牛津辞典解释，天才就是“天生的高超智力，诸如任何艺术门类（不管是思考还是实践）中的高手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是（一种）本能的，超常的想象、创新、发明、发现能力”。那么本能的、超常的想象能力，正是巴尔扎克所具备的。他并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诸如某种程度上的司汤达和写《包法利夫人》时的福楼拜），而是个浪漫主义者，所以他眼中的生活并非原貌，而是受到了同时代人都有的各种倾向（常常是渲染性的）的影响。

    有的作家仅凭一两部书就声名鹊起，有时候是因为在其大量的著述当中，只有某个片断证实具有不朽的价值，普雷沃神父的《曼侬·莱斯科》即是如此；有时候则是因为他们的灵感（来自一种特殊的体验或是由于独特的性情）仅仅用在了无甚意义的创作上。他们只能畅所欲言一次，假如再写作的话，就会老调重弹，或是下笔无物。巴尔扎克的创作力惊人。诚然，他的作品参差不齐。就他所写的这样一部巨著而言，不可能始终达到最高水平。文学批评家往往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作家的高产，我觉得这样很不对。马修·阿诺德就把这看成是天才的一大特点。他在提起华兹华斯的时候说，令自己肃然起敬、在脑海中树立起这位诗人崇高地位的，正是其大量的佳作，即使是在他那些平平之作被一扫而清后依旧如此。阿诺德接着说：“如果对每个诗人的单篇作品或是某几篇进行比较的话，我不敢说华兹华斯就比格雷、彭斯、科勒律治或者济慈高超。……我认为他的高超之处在于他能写出更为大量的佳作来。”巴尔扎克的小说绝没有《战争与和平》史诗般的波澜壮阔，没有《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撼人心魄，也没有《傲慢与偏见》的独特魅力：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某一部作品，而在于他惊人的鸿篇巨制。

    巴尔扎克所涉及的领域囊括其时代的整个生活，范围也是遍及全国。他对人的认识（不管这种认识是怎么得来的）不同寻常，尽管在某些方面不如其他地方准确；而且他对社会中产阶级（医生、律师、职员、记者、店主、乡村牧师）的描写，比起上流世界、城市工人群体和耕作者群体，都要可信。如同所有的小说家一样，他写起恶人来要胜过写善者。他具有惊人的构造才能和非凡的创造力。他就如一股自然的力量、一条激荡湍急的河流，漫过堤岸、横扫眼前的一切，或者如一阵飓风，一路咆哮，吹遍宁静的乡村与都市的街道。

    作为一名描绘世界的艺术家，他的独特才能在于他对人物的想象，不只是通过人物的彼此关系（除了纯粹写冒险故事的作家，所有小说家都这么做），而且（尤其）通过人物与其所在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小说家都是选择一组人物（有时候不过两三个），在他们眼里，就好像这些人物生活在玻璃橱窗下一般。如此一来，常常产生一种强烈的效果，但不幸的是，同时也造成了虚假效果。人不光过自己的日子，还生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在自己的生活中，他们扮演主角；在别人的生活中，他们的角色有时候倒也重要，但常常却是微不足道的。你去理发店理发，此事对你而言无关紧要，可是由于你不经意的一席话，可能就成为理发师一生的转折点。通过把其中暗含的一切意思显现出来，巴尔扎克得以生动形象、令人激动地呈现出生活的千差万别、它的混乱无序和相互冲突，以及导致重要结局的那些起因有多么遥远。我相信，他是第一位详细探讨经济在人类生活中所发挥的无比重要性的小说家。他认为，仅仅说金钱是万恶之源是不够的；在他看来，对金钱的欲望、对金钱的渴求，是人类行为的主要推动力。

    我们必须牢记：巴尔扎克是个浪漫主义者。众所周知，浪漫主义出自对古典主义的反动，可如今将之与现实主义进行比照来得更为方便。现实主义者都是宿命论者，他们在其叙事中力求达到符合逻辑的逼真效果，他们的观察也是属于自然主义的。浪漫主义者则感觉日常生活单调乏味，他们力求脱离现实世界，找寻幻想世界，追求的是奇异和冒险，他们想要出人意料，哪怕这么做的代价是必须牺牲真实性也毫不在乎。他们塑造的人物感情丰富、思想极端。他们的愿望很强烈，不受什么拘束。他们鄙视情感克制，认为这是沉闷的布尔乔亚价值观。他们全心全意地赞同帕斯卡的名言：“纵使有万般理由，心还是同样盲目。”他们崇拜他，是因为此人愿意毫不犹豫地牺牲一切，去争取财富和权力。这种人生态度很适合巴尔扎克充满活力的性情；不夸张地说，即使浪漫主义不存在的话，他也会创造出浪漫主义的。他的观察细微而准确，而他将之作为发挥自己离奇想象力的基础。每个人都有自己主要的志趣，这个观念很符合他的本性。该观念对小说作家们始终颇具吸引力，因为它让他们得以为自己所塑造的人物赋予一种戏剧力量；这些人物生动而鲜明，读者仅仅需要了解他们是守财奴或者好色鬼，恶妇或者圣人就够了，所以他们也能毫不费力地熟悉这些人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所读到的作品，其作者往往都试图想让我们对其笔下人物的心理世界发生兴趣，所以导致我们不再相信人都是表里如一的。我们知道，他们都是由相互矛盾、似乎无法协调的成分所构成的；正是他们身上的这些不协调才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并且由于我们知道自己身上也有这种不协调，所以也激发了我们的同情。巴尔扎克笔下最伟大的人物，是仿照那些老作家们塑造的，他们都是根据其性情勾画每个人物的。这些人物的主要志趣令其如痴如醉，无心顾及其他。他们就是人格化了的嗜好；可是他们被赋予了奇妙的力量、真实性和独特性，哪怕你可能并不相信他们，但却绝对不会忘却。

    （二）

    假如你遇见三十出头时的巴尔扎克（此时的他已经功成名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人：身材粗短、体格结实，拥有魁伟的双肩、宽厚的胸脯，所以不会给你留下身材矮小的印象，如公牛般的脖子甚是白皙，同赤红的脸盘形成鲜明的对比；厚厚的嘴唇带着微笑，红得引人注目。他的牙齿坏了，已经变了颜色；鼻子方方正正的，鼻孔很大。大卫·当热为他塑半身像的时候，他强调说：“注意我的鼻子！我的鼻子就是世界！”他的眉毛很突出，头发乌黑浓密，就像雄狮的鬣鬃一般梳在脑后。他那双带有点点金色的褐色眼睛仿佛拥有着生命、光芒和磁性，十分摄人心魄；这让人忽略了一个事实，他实则是个性情不定、粗鲁庸俗的人。他的神态活泼直率、亲切温和。拉马丁曾这样说巴尔扎克：“他的友善，不是那种心不在焉、漫不经心的友善，而是一种充满深情、迷人而聪颖的友善，令你心存感念，无法不喜欢上他。”他充满了活力，仅仅是同他相处，就能让你心情畅快。假如你扫一眼他的手的话，一定会惊讶于这双手的美好。它们又小又白，肉嘟嘟的，指甲也很红润。对自己的这双手，他很是自豪，的确，这双手完全可以成为主教的手。假使你在白天撞见他，会发现他穿着破旧的外套，裤子上满是泥巴，皮鞋没有擦，帽子旧得惊人。可在晚间的聚会上，他又会一身光鲜，穿着带金色纽扣的蓝外衣、黑色的裤子、白色的马甲、黑色的网眼丝袜、上等的皮鞋、精致的亚麻黄手套。他的衣服老是不合身，拉马丁补充说，他的样子就像个一年里长出一大截的学生，都要把衣服撑破了。

    同时代的人一致认为，此时的巴尔扎克直率、单纯、善良、和蔼。乔治·桑写道，他真挚而不做作，傲慢得几近狂妄，自信十足、性格开朗，心善而又癫狂，嗜酒成性，工作起来简直不要命，可在其他情感方面又极为克制，既脚踏实地又异想天开，既轻信人言又满腹疑心，既莫名其妙又顽固执拗。他并不健谈，领会东西也不快，在辩解应答上毫无禀赋可言；他同别人的谈话既无典故也无反讽；然而在独语的时候，他的活力却让人实在无法抗拒。对自己要讲的东西，他会捧腹大笑，所有人便跟着他笑得前仰后合。他们听他讲的话会笑，瞧他的样子也会笑；安德烈·比利曾说，“放声大笑”这个词简直就是为他量身而造的。

    有关巴尔扎克最好的传记是由安德烈·比利所撰写的，正是从他的这本绝妙的书中，我才获取到这些我如今打算透露给读者的信息。小说家本名叫巴尔萨，他的祖先是农场工人和织布工人；不过他的父亲起家时却是个律师手下的办事员，在大革命以后飞黄腾达，并把姓氏改为巴尔扎克。五十一岁时，他娶了一个布商的女儿为妻，这个布商通过政府合同赚了一大笔钱。1799年，他们最大的儿子奥诺雷生于图尔，当父亲的在当地医院做管理人。他能得到这份工作，可能是因为巴尔扎克夫人的父亲，就是那个以前的布商，不知怎地当上了巴黎诸家医院的总管理人。奥诺雷似乎在学校里吊儿郎当、总惹麻烦。1814年末，父亲负责为巴黎一个师的士兵供应伙食，于是举家迁到那里。家里决定让奥诺雷成为一名律师，在通过必要的考试之后，他进了一位古约奈特先生的事务所。至于他干得怎么样，从首席办事员在一天早晨发给他的短笺中就能清楚地看出：“巴尔扎克先生，请今天不要来事务所了，因为这里工作很多。”1819年，父亲领了养老金退休，决定住到乡下去，于是定居在维勒帕里西斯，这个村子位于通往莫城的路上。奥诺雷则留在了巴黎，因为他们家有个律师朋友，经过几年的实践，当他能处理案子的时候，此人将把自己的业务转交给他。

    然而奥诺雷不肯服从，他想要成为一名作家，而且坚持要成为作家。当时家里吵得很厉害，尽管母亲坚决反对（她是一个严厉苛刻、注重实际的女人，巴尔扎克从未喜欢过她），可父亲最终做出让步，答应给他一次机会。协商的结果就是给他两年时间，让他看看自己能做什么。他搬到了一个阁楼里，租金是每年六十法郎，在里面安置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一个衣柜，还有一个空瓶子充当蜡烛架。他时年二十岁，终于自由了。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出悲剧。当他妹妹打算结婚的时候，他回到家里，随身带着自己的剧本，念给聚在一起的家人以及两个朋友听。大家一致认定：这剧本一文不值。稿子后来又送到一位教授手里，他的结论就是该剧作者喜欢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要写作。愤怒又泄气的巴尔扎克返回巴黎。他下定决心，既然自己当不成悲剧诗人，就做一名小说家，受沃尔特·司各特、安·拉德克利夫和马图林启发，他写了两三部小说。可是他的父母断定，这项尝试是失败的，于是他们要他乘第一班公共马车返回维勒帕里西斯。不久之后，有个朋友（一个落魄文人，是巴尔扎克在拉丁区结识的）来看他，建议两人合作一部小说。于是一系列粗制滥造的劣质作品就开始动工了，他有时独自写，有时合写，用了各种各样的笔名。谁也说不清楚，从1821年到1824年，他一共写了多少本书。有些权威称，可能多达五十本。除了乔治·森茨伯里，我不知道有谁会大量阅读这些书，而乔治本人也承认需要花费不少力气。这些书以历史为主，因为当时沃尔特·司各特的名声达到了巅峰，而巴尔扎克想要借助这股风潮。书写得很差，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它们教会巴尔扎克：只有不拖泥带水的情节才能抓住读者的吸引力，再就是要涉及那些人们觉得至关重要的题材——爱情、金钱、荣誉和生命。它们或许还教会他一点，也是他自身性情令他想到的，就是如果想让别人读你的书，作家必须要关注激情。激情也许有些卑微、琐细，或者不尽自然，但如果足够强烈的话，仍然不失庄重。

    忙于此事的巴尔扎克住在家里。他结识了一位邻居，德伯尔尼夫人，她是一位德国音乐家的女儿，一直为玛丽·安托瓦奈特及其女仆服务。她当时已有四十五岁，丈夫病痛缠身、爱发牢骚，不过她已经为他生了六个孩子，还为情人生了一个。她成了巴尔扎克的朋友，而后则是情人，始终全心全意地爱着他，直到十四年后去世。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关系。他拿她当作情人来爱，却又把自己从未感受到的对母亲的爱转移到她身上。她不仅仅是情人，还是心腹朋友，她的忠告、鼓励、无私的温情，始终都是他所需要的。这一韵事导致村子里流言四起，很自然地，巴尔扎克夫人极力反对儿子跟一个年纪足可以做自己母亲的女人纠葛不清。况且他的书也没有带来多少收入，所以她很担心他的前途。有个熟人建议他去做生意，这个主意似乎很合他的心意。德伯尔尼夫人掏出四万五千法郎，再加上几个合伙人，他当上了出版商、印刷商以及铸字工。他可不是个合格的生意人，极其铺张浪费。他把自己的个人开销都记在公司的账上，包括购买珠宝、裁剪衣裳、做鞋，甚至洗衣服。三年之后，公司破产，他母亲不得不掏出五万法郎替他还债。

    由于金钱在巴尔扎克的生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有必要考察一下这笔钱的总额到底有多少。五万法郎等于两千英镑，但当时的两千英镑比如今的价值可是高得多之又多。很难说清楚究竟高多少，或许最好的方法就是解释一下，在当时用一定数额的法郎都可以做哪些事情。拉斯蒂涅家属于乡绅贵族，这个六口之家住在外省，生活十分节俭，每年三千法郎，但依照其地位来说已算体面。在他们把长子欧仁送到巴黎念法律的时候，他在伏盖太太的膳食公寓租了一间房子，每月支付四十五法郎的食宿费。有几个年轻人在外面住，但过来吃饭，因为这里以膳食好而著称，为此他们每月支付三十法郎。如今像伏盖太太这种阶层的住宅，食宿费怎么说每月也要三万五千法郎。所以巴尔扎克的母亲拿出来救他免于破产的五万法郎，放到今天等于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这段经历虽然打击很大，却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特殊信息以及对生意的了解，这些都在他未来的小说创作中发挥了作用。

    公司倒闭之后，巴尔扎克到布列塔尼跟朋友住在一起，并在那里为一部小说找到了素材，小说名叫《朱安党人》，是他的第一部严肃作品，也是第一部他署上真名的作品。他此时三十岁，自此之后，他发奋图强、笔耕不辍，一直到二十一年后去世。其作品数量之多实在惊人，每年都出产一两部长篇小说和十几部中短篇。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大量戏剧，有些从未被接受，被接受的那些也都以失败告终（只有一个例外）。一度有那么段短暂时间，他办了一份报纸，多数文章由自己撰写。工作期间，他过着朴素而有规律的生活。吃过晚饭不久，他就上床睡觉，一点钟被用人叫醒。他爬起来，披上白色的长袍，可谓洁白无瑕，因为他声称：写作的时候应当穿没有污点和瑕疵的衣服；而后，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黑咖啡提神，借着烛光用乌鸦翅膀上的一根羽毛写作。七点钟，他收笔、洗澡（大致如此），躺下休息。八九点钟的时候，出版商给他带来校样，或是从他这儿取走手稿；然后他又开始认真工作，直到中午时分，才吃几个煮鸡蛋、喝水，还有更多的咖啡；他工作到六点，稍微吃点饭，再喝一点沃莱白葡萄酒把饭咽下去。时而会有一两个朋友来访，然而简单交谈一会儿之后，他就上床睡觉去了。尽管他在一个人的时候饮食颇为有度，可跟别人一起的时候，他吃起饭来狼吞虎咽。有一位巴尔扎克的出版商声称：他曾在一顿饭上看到巴尔扎克贪婪地吞下一百个牡蛎、十二个炸肉饼、一只鸭子、一对鹌鹑、一条舌鳎、许多糖果，还有十几只梨。难怪他很快就变得肥头大耳、大腹便便。加瓦尔尼[1]说他吃起饭来活像一头肥猪。他的吃相的确不雅：他喜欢用刀而不愿用叉倒没有让我不快，我敢肯定路易十四也是这样，但巴尔扎克用餐巾擤鼻涕的习惯就实在令我恶心了。

    他这个人擅长做笔记。不管去到哪里，都随身带着笔记本，当他碰巧遇见什么对自己有用的、触发他自己想法的事情，或是被其他人的想法给吸引的时候，他就匆匆记下来。但凡有可能，他便去参观自己故事中的地点，有时驱马跑很长的路途，去看自己想要描写的一条街道或是一栋房屋。他在给笔下人物选择名字上非常慎重，因为他的观点就是：名字应当同叫这个名字的人的个性和外表相符合。一个被普遍承认的看法就是，他写得很差。乔治·森茨伯里认为，这是由于十年以来，他为糊口匆匆写了大量小说而造成的。这个说法我可不能信服。巴尔扎克是一个粗鄙之人（不过粗鄙不正是构成他天才的一部分吗？），文章写得也很粗鄙，啰里啰嗦、自命不凡，常常还不恰当。当时的一位重要批评家埃米尔·法盖在其研究巴尔扎克的著作中拿出整整一章讨论这位作家在品味、文体、句法和语言上所犯的错误；确实，有些错误十分明显，不需要多深厚的法语知识就能看得出来。巴尔扎克对自己母语的优雅没有什么感觉。他从来不会想到，散文体可以在方方面面同律诗一样漂亮和雅致，让人心生愉悦。不过虽说如此，当他身上尚有旺盛活力的时候，也能通篇写出言简意赅的格言警句。不管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它们都不会玷辱拉罗什福科[2]。

    巴尔扎克并不是一个从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说什么的作家。他首先写的是草稿，经过大幅度的重写和修改，最后交给印刷厂的手稿几乎都已无法辨认。等校样交还给他的时候，他对校样的态度，就好像这只是预期作品的一个粗略大纲似的。他不光添词，而且增句；不光增句，而且加段；不光加段，而且整章整章地补充。当校样再次排版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很多变更与修改，等把定版交给他，他又着手改稿，做更多的变动。在这之后，他才同意将书出版，而且前提条件就是，未来的版本容许他做出进一步的修改。所有这一切的代价十分高昂，导致他跟出版商争吵不断。

    巴尔扎克同编辑们之间的关系，说起来实在是冗长、乏味、让人很不舒服，我会简短说的。这个人很无耻。他会先拿走一本书的预付稿酬，拍着胸脯说某天一定交稿；然后，由于又出现赚现钱的机会，他会受此诱惑而中断手头的工作，把匆匆写出来的一部小说或者一个短篇交给另一个编辑或出版商。于是，他时常被起诉违反合同，要赔诉讼费和赔偿金，这增加了他本已沉重的负债。因为只要他成功获得撰写新书的合同（有时根本没人找他），就会马上搬进花费重金装修的宽敞公寓，购置一辆篷顶马车和两匹好马。他雇了一名马夫、一名厨师和一个男仆，给自己购置衣物，给马夫买上制服，还买了好多铁板来修饰一枚根本不属于自己的盾徽。盾徽属于一个叫巴尔扎克·昂特拉格的古老家族，而他在自己的名字上又添上de这个附加的小品词，为的是让自己显得出身高贵。为了支付这些巨额开销，他向自己的妹妹、朋友、出版商借钱，不断地签账单，一续再续。他债台高筑，可还是照买不误——珠宝、陶瓷、橱柜、龟甲、绘画、雕塑；他用摩洛哥羔皮把书装帧得十分精美，他有很多手杖，其中一根还镶嵌着绿宝石。为了一次盛宴，他就把餐厅重新布置一番，完全改变装璜。有时候债主逼得紧了，他就把这些财产当掉许多；时不时有当铺主前来没收家具，然后公开拍卖。什么也没法挽救他了。他借起钱来简直不顾廉耻，可他才华横溢，让人钦佩不已，所以朋友们的慷慨之心很少被其耗尽。女性通常是不乐意借钱给别人的，但很显然，巴尔扎克发现她们很好说话。他全然没有分寸，从她们手里借钱的时候，看不出他有一丁点的顾虑。

    应当记住的是，他的母亲拿出了自己的一部分钱财，才使他免于破产；两个女儿的嫁妆进一步减少了她的积蓄，到了最后，她所能留下的财产只有位于巴黎的一处房子了。等她终于发现自己极度拮据的时候，她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安德烈·比利在《巴尔扎克传》第一版中曾引用过，我把它翻译过来就是：“我从你那里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是1834年12月。你在信中同意，从1835年4月1日起，每个季度给我两百法郎，好让我支付房租与女佣的费用。你应该清楚，我不能过穷日子；你的名气已经很大，生活也很奢侈，以至于我们之间在处境上的差别很令人吃惊。我认为，你所做的这一承诺，是一种报答性的恩情。如今是1837年4月，也就是说，你已经欠了我两年。就这一千六百法郎而言，你在去年12月给了我五百法郎，而且就像粗暴的施舍一样。奥诺雷，两年来，我的生活就是接连不断的噩梦。你没有能力帮我，这我并不怀疑，但结果是，我靠抵押房子借来的金额已经贬值，如今再也筹不到钱了，我手头全部值钱的东西全都当出去了；我最终到了要张口对你说‘面包，我的儿子’的田地了。几个星期以来，我所吃的，全都是我那好心的女婿给我的，可是奥诺雷，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好像有钱去做各种花费高昂的长途旅行，既浪费你的金钱又损害你的名誉——由于你未能履行合同，每次回来，这两样都大打折扣——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心都要碎了！我的儿子，既然你能供应得起……情妇、镶嵌珠宝的手杖、戒指、银器、家具，你的母亲让你履行自己的承诺，恐怕也没有什么不妥吧。她一直等到最后一刻才张口，而现在，这一刻已经到了……”

    收到这封信，他回复道：“我觉得你最好来巴黎一趟，咱们谈上个把钟头。”

    巴尔扎克的传记作者说，既然天才有自己的权力如此，所以我们不应以常人的标准去评点巴尔扎克的行为。这可是观点问题。我觉得最好还是承认，他是个自私自利、寡廉鲜耻、不够诚实的人。针对他在经济上的极不稳定，最好的理由无非就是：凭着轻松而乐观的性情，他始终坚信自己通过写作能挣到大笔的钱（他一度确实进账不少），并通过投机挣到数目惊人的钱，当时的投机买卖接连诱发他那丰富的想象力。可是每当他真正参与一项的时候，结果却总是负债更多。倘若他真的理智审慎、脚踏实地、生活节俭的话，是决不会成为他那样的作家的。他是个很爱炫耀的人，崇尚奢华，花起钱来很难自控。为了偿还债务，他拼了命地工作，然而不幸的是，更为紧迫的旧债还没还上，他就签了新的欠债合同。有一件奇特的事情值得提及，那就是只有在债务的压力下，他才能下定决心认真创作。此时，他能一直写到脸色苍白、筋疲力尽，而且他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写出了自己最好的几部小说；可要是什么时候太阳从西边出来，他居然没有身处困境，或者经纪人不来打扰，或者编辑和出版商没有起诉他，他反而没有了创造力，无法静下心来动笔写作。他在临终前曾说，是他的母亲毁了他；此言实在令人震惊，因为应该说他毁了他母亲才对。

    （三）

    巴尔扎克的文学成就为他带来了众多新的朋友（成就总能带来朋友）；他身上巨大的活力、他的好脾气和无限魅力，都使其在几乎所有的高档沙龙中备受欢迎。有一位贵妇人被他的名望所吸引，她就是德·卡斯特里侯爵夫人，德·马伊埃公爵的千金，费茨詹姆斯公爵的侄女，詹姆斯二世的直系后人。她用假名给他写信，他回了信，她再次写信透露自己的身份。他前去拜访对方，感到十分欢喜，不久就每天都去看她。她面容苍白、金发碧眼，像花一般美丽。他爱上了对方，虽然她允许他亲吻自己高贵的玉手，对他进一步的亲近却予以拒绝。他开始喷香水，每天都戴崭新的黄色手套，但是无济于事。他开始变得越发烦躁和恼怒，开始怀疑她是不是在玩弄自己。事实明摆着，她需要的是一个爱慕者，而不是一个情人。有这么一位业已成名、聪明有才的年轻人拜倒在自己脚下，无疑是一件让人欢喜的事情。在她叔叔费茨詹姆斯的陪同下，她和巴尔扎克在去意大利的途中于日内瓦小驻，此时危机出现了。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巴尔扎克和侯爵夫人一起出门，回来时却满脸泪痕。可以料想，他向她提出了最后的要求，但却被对方回绝了，而且回绝的方式令他感到非常羞辱。他痛苦又气愤，感觉自己被无耻地利用了，于是返回巴黎。不过他这个小说家可不是白当的；每一次经历，即使是最丢丑的，都可以为其所用；德·卡斯特里侯爵夫人在日后将成为上流社会中无情的轻佻女子的原型。

    当巴尔扎克还在毫无结果地努力追求她时，曾收到过一封来自敖德萨的、署名“国外女性”的崇拜者来信。不久之后，又来了一封类似署名的信。他在唯一一份可以进入俄国的法国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德·巴尔扎克先生收到来信，时至今日才得以借本报致谢，然而不知往何处回复，实感遗憾。”写信之人名叫伊芙琳·汉斯卡，是一位出身高贵、资财丰厚的波兰女士。她三十二岁，已婚，但丈夫已经五十多岁了。她为他生了五个孩子，但只有一个女儿还活着。她看到了巴尔扎克的广告，于是跟他约定，只要他通过敖德萨的一位书商转交，她就能收到他的来信。随后两人便书信往来。

    由此开始了巴尔扎克常常所说的自己生命中的伟大激情。

    很快，信就越写越亲密。巴尔扎克以夸张的方式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引起这位女士的怜悯和同情。她为人浪漫，对于自己在五千亩阴暗乡间的乌克兰豪华别墅的单调生活，早已心生厌倦。她仰慕这位作家，对其人亦是兴趣浓厚。在两人互通信件的几年当中，汉斯卡夫人带着年迈体弱的丈夫、自己的女儿、一位女家庭教师、一批随行用人到了瑞士的纳夏泰尔；应她的邀请，巴尔扎克也前往那里。还有一段有关两人如何相遇的记载，读来让人愉快，但却极不真实：巴尔扎克在公园中散步，看到一位女士端坐长椅上读书。她把手帕丢到了地上，他礼貌地将其拾起，却发现所读的书正是自己写的，于是开口讲话。这位女士恰恰就是他来会面之人。她当时是个漂亮的尤物，颇有些丰腴之美；她的眼睛很好看，尽管只是轻轻一瞥，也能看出她的秀发之美丽、嘴唇之诱人。第一眼看见这么个又矮又胖的红脸男人，她可能吓了一跳，给自己写过如此热情奔放的信的人，看上去却像个屠夫；然而就算是吓了一跳，他那带着金色斑点的明亮眼睛，他那旺盛的精力，他的勃勃生气，还有少有的好心肠，让她忘记了刚才的惊讶，他在纳夏泰尔度过了五天时间，两人成了情人。他被迫要返回巴黎，离别时两人约好冬天在日内瓦再次见面。他前去过圣诞，在那里过了六个星期，在此期间，在同汉斯卡夫人亲热的间隙，他写了《朗热公爵夫人》，在书中对让自己受辱的德·卡斯特里侯爵夫人进行了报复。他离开日内瓦时，汉斯卡夫人向他保证：自己一成寡妇（她的丈夫已病入膏肓），就马上嫁给他。然而刚刚回到巴黎后不久，他就遇见了吉多博尼维斯康蒂伯爵夫人，随即为之倾倒。她是个英国人，白肤金发，尽管来自英国，却水性杨花，对自己随和的意大利丈夫不忠已是声名远扬。不久之后，她就成了巴尔扎克的情人。不过当时的风言风语令两人的韵事尽人皆知。住在维也纳的伊芙琳·汉斯卡闻听此事，给巴尔扎克写了一封信，信中对他大加指责，扬言自己要回乌克兰。这可是个可怕的打击，他还一直指望着等她病怏怏的丈夫一死就娶她（他认定此事不宜久等），从而获得她的大笔财产呢。他借了两千法郎，匆忙赶往维也纳跟对方和解。他化名德·巴尔扎克侯爵出行，行李中装着伪造的盾徽，还带着一个贴身男仆；这增加了他的旅途成本，因为身为一名贵族，跟旅馆老板讨价还价是很失身份的事情，他给的小费也必须适合自己所冒充的级别。他到维也纳时已经身无分文，好在伊芙琳大度，但她还是忍不住对他大加指责，他不得不谎言相骗以减少她的猜疑。三个星期后，她动身去了乌克兰，此后两人有八年没有见面。

    巴尔扎克返回巴黎，同吉多博尼伯爵夫人重归旧好。由于她的缘故，他比以前更加地挥霍无度。他由于欠债被捕，她交上欠款，使其免于坐牢。此后，当他财政状况紧张的时候，她时不时都会伸出援手。1836年，他的第一个情人德伯尔尼夫人去世，令他极度悲痛；他说她是唯一真正爱过自己的女人。同一年，伯爵夫人告诉他，自己怀上了他的孩子。当婴儿降生的时候，她的丈夫，一个十分宽容的人，说道：“啊，我知道夫人很想要个黑孩子，她终于得到自己想要的了。”有关他的其他韵事，我只提一件，那是同一个叫伊莲·德·瓦莱特的寡妇，此事开头也是缘于崇拜者来信，如同德·卡斯特里侯爵夫人和伊芙琳·汉斯卡一样。奇怪的是，他的五桩韵事，有三桩都是由此开始的。或许这就是这些感情都不怎么圆满的原因。当一个女人是被一个男人的名声所吸引，那么她会过于关心与之交往所带来的荣耀，以至于无法具备真正爱情所激发起的那种客观公正的美好情感。她是个受挫的好出风头之人，抓紧机会满足自己的本能。与伊莲·德·瓦莱特的关系持续了四五年。说来奇怪，巴尔扎克同她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她并没有像自己起初以为的那样具有十分良好的社会关系。他向她借过大笔钱款，而他去世之后，她曾试图向其遗孀索要，但似乎徒劳无果。

    与此同时，他依旧与伊芙琳·汉斯卡保持通信。从他的早期信件来看，两人之间的关系是何性质已一清二楚，其中的两封信，汉斯卡一时疏忽夹在书里，结果被她的丈夫看到。巴尔扎克获悉这一尴尬之事，便写信给汉斯卡先生，解释说他们只是开玩笑；原来伊芙琳曾经奚落他不会写情书，他于是动笔，证实自己可以写得很好。他的解释很不充分，但汉斯卡先生显然接受了。经过此事，巴尔扎克的来信十分小心谨慎，只是通过间接方式（他希望她能看出信的言外之意），他才向伊芙琳保证，他还是像以往一样爱她，并且盼望有那么一天，两人能够结合到一起共度余生。似乎可信的是，长达八年当中，除了偶尔调调情，他有两段认真的感情，一段是和吉多博尼伯爵夫人，另一段则是和伊莲·德·瓦莱特，而他对伊芙琳·汉斯卡并不像他表现的那么强烈。巴尔扎克毕竟是小说家，当他坐下来给她写信的时候，自然能够轻易投入相思情郎的角色中，如同他举例说明吕西安·德·吕庞泼莱[3]的文学天赋时，能够投入到优秀年轻记者的角色中、写出绝妙文章一样。我丝毫也不怀疑，当他给伊芙琳写情书的时候，心里想的确实就是笔下的豪言壮语。她已经允诺：只要丈夫一死，自己就马上嫁给他，他未来的保障就取决于她是否信守诺言了；假如他在信中有一点点夸大口气，谁也不能责怪他。漫长的八个月里，汉斯卡先生的身体还算不错，随后突然去世。巴尔扎克期待已久的时刻到来了，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终于要成为有钱人了。他终于要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债务了。

    但是伊芙琳在来信告诉他自己丈夫已经去世之后，又来了第二封信，在信中告诉对方自己不会嫁给他。她无法原谅他的不忠、奢侈，以及债台高筑。他近乎绝望。她曾在维也纳告诉过他，只要能够拥有他的心，自己并不指望他能在肉体上忠贞。唉，她始终是这么说的。他为伊芙琳对自己的不公感到异常恼火。他认定，只有当面见到她才能重新赢得对方，于是在经过大量的通信之后，虽然对方明显不够情愿，他还是启程前往圣彼得堡，她当时在那儿料理丈夫的后事。他的算计证明是对的；两个人都步入中年、身体发福了；他四十三岁，她四十二岁；可他凭借自己的魅力、活力和天赋，让她无法拒绝。两人再次成为了恋人，而她也再次答应嫁给他。事隔当初的承诺已经七年。她为什么犹豫了这么长时间一直令传记作者们困惑不解，但是原因肯定不难找。她是一位上层女性，很为自己的贵族出身而自豪，就像《战争与和平》里的安德烈公爵一样，她很可能看出，当一个著名作家的情人和当一个庸俗暴发户的妻子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她的家里人极力劝说她不要跟这么个不适合的人订婚。她还有个已到婚龄的女儿，她有责任把孩子嫁给门当户对的人家；而巴尔扎克却是个臭名昭著的败家子；她很可能害怕他把自己的钱都打了水漂。此人总是问自己要钱。他根本不是从她的钱包掏钱了，而是伸出双手去夺。她确实有钱，而且本人也很奢侈，但是为了自己寻欢作乐而挥霍金钱，跟为了别人这样，两者之间还是有着很大差别的。

    奇怪的并非伊芙琳·汉斯卡等了这么久才嫁给巴尔扎克，而是她嫁给巴尔扎克这件事本身。他们俩不时见面，其中一次见面的结果就是：她怀孕了。巴尔扎克为此欣喜不已。他以为自己终于赢得她了，于是立即向她求婚；可是对方不愿勉强应允，回信告诉他，她打算在分娩之后去乌克兰节省开支，以后再嫁给他。孩子生下来就死了。这件事是在1845或者1846年。她在1850年嫁给了巴尔扎克。他在乌克兰过的冬，婚礼也是在那儿举行的。为什么她最终答应了？她并不想嫁给巴尔扎克，从来没有过。她是个非常虔诚的女人，一度认真考虑过是否进修道院：或许听她忏悔的神父劝导她应该改变自己不合常规的处境。这年冬天，长期而疲惫的工作，再加上过度饮用浓咖啡，终于毁掉了巴尔扎克强壮的体格，他的健康开始变糟，心肺全都染病。显然他的来日已不多了。也许伊芙琳对这个将死之人动了恻隐之心，此人虽说不忠，但毕竟爱过自己如此长的时间。她的哥哥亚当·泽伍斯基写信求她不要嫁给巴尔扎克，皮埃尔·狄斯卡维斯在《巴尔扎克先生的一百天》中曾引述过她的回复：“不，不，不……这个男人由于我，也为了我受过这么多苦，我曾是他的灵感、他的快乐，所以我欠他的。他病了，时间不多了！……他曾经多次受到背叛；我将继续忠于他，不管如何，也无论如何，我都将忠于他的理想（也就是我），假如真像医生所说的那样，他肯定快要死了，那么在他死的时候，至少也要把手放在我的手里，让我的形象留在他的心中，愿他的最后一眼凝望在我身上，我是他爱得如此长久的女人，亦是爱他至诚至真的女人。”信写得很感人，我看不出为何还要怀疑其中的诚意。

    她不再是有钱女人了。她把自己的大笔钱财都花在女儿身上了，只留下年金。假如巴尔扎克深感失望的话，他倒并未流露出来。夫妇俩去了巴黎，他拿着伊芙琳的钱在那儿买了一栋设施豪华的大房子。

    说来让人惋惜，经过一番漫长的苦等，当巴尔扎克的愿望终于实现以后，这个婚姻却并不成功。他们一度在乌克兰住了好几个月，不难料想，尽管性格上各有龃龉，可两人相互间的了解必定越来越深，应该顺利地开始亲密无间的婚姻生活。伊芙琳可以对情人身上的一些习性和把戏放任不管，但在丈夫身上就让她大为恼火了。多少年来，巴尔扎克一直处在恳求者的位置：可能是当婚姻安定下来的时候，他变得蛮横而霸道，而伊芙琳也是性格傲慢、难以取悦、性情急躁的人。她付出很大牺牲才嫁给了他，可他似乎并不怎么心怀感激，这令她十分不快。她以前总是说，只要他不把债全都还清了，她是不会嫁给他的，他曾向她保证确实都还了；可是一到巴黎，她就发现房子被抵押了，而且他还欠了一屁股债。她已经习惯了豪宅女主人的生活，有一大群家奴可以呼来唤去的；她对法国用人极不习惯，对巴尔扎克的家人插手自己的家务也非常反感。她不喜欢他们，觉得他们都是些无所作为、自命不凡的人。夫妻间的争吵激烈而公开，以至他们的朋友全都知道。

    巴尔扎克带病到达巴黎。病情越来越重。并发症接连发生，终于在1850年8月17日，他离开了人世。

    同凯特·狄更斯和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一样，伊芙琳·汉斯卡在后人当中名声不佳。她比巴尔扎克多活了三十二年。她贱卖了一些东西还上了债，每年都把巴尔扎克答应过但从未兑现的三千法郎给他母亲。她还安排重新发行了他的全集。正是借由此事，一个名叫尚弗勒里的年轻人在她丈夫去世后的几个月来看她；这个颇受女性青睐的人当时向她大献殷勤，而她也并不排斥。这一关系持续了三个月。他的后继者是一个名叫简·齐古的画家；这次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她八十二岁去世，从这一时间长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料定这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后人则更希望她能够洁身自好，忧伤痛苦地走完她漫长的一生。

    （四）

    乔治·桑不无道理地说过，巴尔扎克写的每一本书，实际上都是一部巨著里的一页，倘若他去掉这一页，这部巨著就不再完美了。1833年，他萌发了一个想法，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作品合为一部著作，命名为《人间喜剧》。当这个念头闪过脑海的时候，他跑去见他的妹妹：“祝贺我吧，”他高喊道，“因为我显然（tout simplement）已经踏上成为天才的道路了。”他是这样描述自己内心想法的：“法国的社会生活是属于史学家的，而我只要做一名书记员，通过列举大量的善恶、汇集重要的情感事实、刻画各色人物、选取社会生活中的主要事件、集相似之人的特点于一身创造类型，或许我就可以书写被众多史学家所遗忘的历史，也就是风俗史。”这一计划可谓雄心勃勃，他在世的时候并未完成。其遗著中的某些篇幅，虽说必不可少，却显然不如其他部分来得有趣。撰写如此一部皇皇巨著，这也是在所难免。不过在巴尔扎克几乎所有的小说当中，总是有那么两三个人物，由于受到朴素而原始的激情左右，显得异常醒目突出。他的功夫恰恰体现在对这些人物的刻画上；当他处理稍显复杂的人物时，就略逊一筹了。在他几乎所有的小说里，都有深刻有力的场景，其中几部亦有引人入胜的故事。

    假如有某位从没读过巴尔扎克的人，请我推荐最能代表他，而且能让读者获得其全部思想的小说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建议他读《高老头》。这本书的故事始终妙趣横生。在有些小说里，巴尔扎克会中断故事，而详细谈论起各种不相干的事情来，或者是长篇累牍地向你讲述你压根儿没有兴趣的人；可是《高老头》并没有这些缺点。他让笔下的人物通过自身言行来表现自己，其真实客观，十分符合他们的本性。小说的结构极其严密；两条主线（老头对忘恩负义的女儿全身心的父爱，以及野心勃勃的拉斯蒂涅初涉混杂堕落的巴黎）十分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故事阐明了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极力揭示的道理：“人既不善亦不恶，生来就有本能与天资；社会（la société）决不是卢梭所说的那样使人堕落，而是使人日臻完善；然而个人私利极大地增强了恶的趋势。”

    就我所知，在《高老头》里，巴尔扎克首次有了在一部接一部小说当中使用同样人物的想法。这么做的困难就是：塑造的人物必须要有趣，让你想知道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在这一点上，巴尔扎克大获成功。说到我自己，有的小说，我很想知道某些人物有何遭遇、未来如何（拉斯蒂涅就是一个例子），读这种小说的时候，我能感到额外的乐趣。巴尔扎克本人就对这种人物有着深刻的兴趣。他曾经有一个作家给自己当秘书，此人叫于勒·桑多，在文学史上的名气主要在于他是乔治·桑的诸多情人之一。由于妹妹将死，他回家去了；在她死后，他将其埋葬；等桑多回来的时候，巴尔扎克向他表示哀悼，并问候其家人，随即就说道（故事是这样说的）：“好了，这事儿到此为止，咱们来说正事儿吧，谈谈欧也妮·葛朗台。”巴尔扎克采用的文学手法（顺便提一下，圣伯夫一时气急曾对此全面批驳）十分有效，因为这种手法在构思上非常经济，但我相信，满腹才思的巴尔扎克并不是出于这个原因才使用它的。依我看来，他是觉得这样可以为自己的故事增添现实感，因为在日常生活过程中，我们不断接触的，毕竟还是差不多同一部分人；然而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他的主要目标在于把整部作品编织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如他自己所言，他的目标并不是描写一个群体、类型、阶级，甚至不是一个社会，而是一个时代和一种文明。他沉迷于一种幻觉，认为无论有何种灾难降临，法国始终都是整个世界的中心，这种思维在他的同胞当中并不少见；然而也许正是这个缘故，才使得他具有自信心去塑造一个五彩缤纷、多姿多彩的世界，使得他有能力为这个世界赋予可信的生命悸动。

    巴尔扎克的小说开头进展缓慢。他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在开篇详细地描写情节场景。他过度沉湎于这种描写，以至于告诉你的信息常常超出必要的限度。他始终没有学会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这门艺术。之后他会告诉你：他的人物长什么样子，属于什么性格，他们的出身、习惯、思维和缺陷；在此之后才开始讲述故事。他笔下的人物透射出他本人的热情性格，他们的情况跟现实生活并不一样；这些人物都是用原色绘就，生动形象，有时甚至有些浮华，比常人更能扣人心弦；但他们也是有生命有呼吸的人；我觉得其所以可信，就是因为巴尔扎克本人对他们深信不疑，以至于在他临死的时候，曾经高喊道：“派人去叫皮安训。皮安训会救我的。”皮安训是他多部小说中都出现过的一位聪明诚实的医生。他是《人间喜剧》当中少有的几个公正无私者之一。

    我相信巴尔扎克是第一位用寄宿公寓来作为故事背景的小说家。自此之后，这种方法被屡次使用，因为这是一种很方便的方法，使得作者可以将各种处境中的各色人等汇集到一起，但我还没见过有谁像《高老头》那样运用的效果如此巧妙。我们在这部小说中遇见了可能是巴尔扎克塑造过的最令人激动的角色——伏脱冷。这个类型的人物早被刻画过千遍万遍，却没有如此形象鲜明、栩栩如生，也不具备这样可信的现实感。伏脱冷拥有聪明的大脑、强大的意志、无穷的活力。这些特征都十分吸引巴尔扎克，虽然他是个无情的罪犯，却让作者十分着迷。作为读者，实在应当关注一下，作者是何等巧妙地设法暗示出此人的凶险之处，又不泄露那个直到全书结尾才公开的秘密。他是一个快活、慷慨、和善的人，体格强健，聪明镇定；你无法不崇敬他、赞同他，可奇怪的是，他又让人倍感恐惧。他能够迷住你，就像迷住拉斯蒂涅这个野心勃勃、出身高贵、来到巴黎打算飞黄腾达的年轻人一样；可是跟这个罪犯在一起的时候，你又同拉斯蒂涅一样感到不安。对伏脱冷的塑造实在是出色。

    他跟欧仁·拉斯蒂涅的关系得到了绝妙的展现。伏脱冷能够看穿这个年轻人的心，并且开始阴险地破坏对方的是非感：诚然，当拉斯蒂涅震惊地发现伏脱冷为了确保自己娶到一位女继承人曾让人丧命的时候，也曾极力反抗过，但毕竟种子已经种下了。

    《高老头》的故事以老头的死而告终。拉斯蒂涅参加了他的葬礼，之后独自一人留在公墓那儿，俯瞰塞纳河两岸的巴黎。他的目光聚集在自己梦寐以求的上层社会居住的那片城区，高喊道：“就让我们俩来斗一斗吧！”有的读者并不打算阅读全部含有拉斯蒂涅的小说，却又想知道伏脱冷的影响会带来何种后果，那么这一部分或许会让他们感兴趣。高老头的女儿、富有的银行家纽沁根男爵的太太纽沁根夫人爱上了他，为他提供了布置豪华的公寓，还给他钱，让他过得像个绅士。由于丈夫给的钱老是不够，她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巴尔扎克并未交待清楚：或许他认为，当一个恋爱中的女人需要钱来资助情人的时候，她会想方设法弄到手的。男爵对此事的态度似乎颇为宽容，在1826年的一次金融交易中还利用拉斯蒂涅毁掉了这位年轻人的很多朋友，而他也因此从纽沁根那儿收获了四十万法郎的分赃。凭借这些钱，他给两个妹妹买了嫁妆，好让她们嫁个好人家，另外还余下每年两万法郎的收入：“这是过安生日子的价钱”，他对自己的朋友皮安训说。由于不必再依靠纽沁根夫人，并且意识到如果通奸时间过久，婚姻中的一切弊端就都会出现，有害而无利，他下定决心甩掉了纽沁根夫人，又成了德斯帕尔公爵夫人的情人，倒不是因为他爱她，而是因为对方很有钱，是个有地位、有势力的女人。“或许有一天我会娶她，”他补充道。“她能够让我最终还上所有的债。”这是在1828年。面对他的甜言蜜语，德斯帕尔夫人究竟有没有中招，书中并未明说，而假如她中招的话，这次关系也未能长久，他接着又成了纽沁根夫人的情人。1831年，他想娶一个阿尔萨斯的姑娘为妻，可刚一发现对方的财产并没有他以为的那么多，他又打了退堂鼓。1832年，通过亨利·德玛西（曾经是纽沁根夫人的情人，在路易斯·菲力普做法国国王时担任部长）的影响，拉斯蒂涅当上了部长助理。在任职期间，他得以大大增加自己的资产。他跟纽沁根夫人的关系显然一直持续到1835年，然后可能以双方同意的方式分手；三年以后，他娶了她的女儿奥古斯塔。由于她是大富之家里唯一的孩子，拉斯蒂涅从中大获其利。1839年，他被封为伯爵，并再次进入部里。1845年，他又被封为法国贵族，拥有每年三十万法郎（约合一万两千英镑）的收入，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巴尔扎克明显很偏爱拉斯蒂涅。他赋予这个人物高贵的出身、英俊的外表、魅力、机智，还让他对女士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如果说他甘愿放弃一切（除了自己的名声）也想成为像拉斯蒂涅这样的人，这不算太胡说吧？巴尔扎克崇尚成功。也许拉斯蒂涅是个恶棍，但他毕竟成功了。不错，他的机会是建立在毁灭他人的基础上的，但这些人也确实够蠢才会被他欺骗，而巴尔扎克对蠢人是毫无同情心的。吕西安·德·吕庞泼莱是巴尔扎克笔下的另一个冒险家，他的失败源于他过于软弱；而拉斯蒂涅则不同，他有胆识、有决心、有力量，因此得以成功。从他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向巴黎提出挑战的那一天起，他就没有让任何事情挡住自己的去路。他已下定决心征服巴黎，他成功了。我猜想，对于拉斯蒂涅道德上的过失，巴尔扎克根本没有什么责怪的意思。他到底还算是个好人：虽然在牵扯到自己利益的方面，他冷酷无情、不择手段，可一直到最后，他都乐意帮助自己年轻时的那帮穷困潦倒的老朋友。从一开始，他的目标就是过上奢华的生活，有漂亮的房子、一大帮用人、马车、一长串情人和一个有钱的太太。他的目标已经实现了：我觉得巴尔扎克绝对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庸俗的目标。

    注释：

    [1]保罗·加瓦尔尼（1804—1866），法国版画家、油画家。

    [2]弗朗索瓦·德·拉罗什福科（1613—1680），法国伦理作家，著有《箴言录》（1665）。

    [3]巴尔扎克名著《幻灭》的男主角。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