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1821年。他的父亲是一名贵族，在莫斯科的圣玛丽医院担任外科医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格外重视，因为在他被宣判有罪并被剥夺头衔（虽说头衔不高）的时候，他感到十分沮丧；而且刚一获释，他就敦促有势力的朋友赶紧为他恢复头衔。但是俄国的贵族头衔跟欧洲其他国家的并不一样，比方说，在政府供职达到一定位置就可以得到，而且似乎意义也不大，无非就是把你跟农民和商人区分开来，让你觉得自己是个有身份的人。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属于清贫专业人士的白领阶层。他的父亲为人严厉，不仅放弃奢华享乐，甚至连舒适生活也不要，为的就是好好教育自己的七个孩子；为了让他们承担起人生的责任和义务，从很小的时候，他就教导他们要适应艰辛与不幸。他们拥挤地生活在医院的两三间房子里，都是医生的宿舍房。绝对不允许他们独自外出，没有零花钱、没有朋友。除了医院的薪水之外，医生还做一些私人门诊，过了一段时间，在距莫斯科数百英里的地方买了一处小房产，自此之后，母亲带着孩子们在那里度夏。这是他们第一次尝到自由的滋味。

    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六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当医生的父亲把最大的两个儿子，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带到了圣彼得堡，送他俩进了军事工程学院学习。长子米哈伊尔因体质太差而未被接纳，于是费奥多尔便同自己唯一关心的人分开了。他孤独而忧伤。不知是不愿意还是没能力，反正父亲没给他什么钱，导致他无力购买诸如书本和靴子这类的必需品，甚至连常规的学费都交不起。安置下两个大儿子之后，医生又把另外三个孩子寄放在他们莫斯科的姑姑家里，然后放弃行医，带着最小的两个女儿归隐到乡下的田庄里。他沉溺于饮酒，对孩子异常严厉，对农奴更可说是残暴了。终于有一天，他们杀死了他。

    此时的费奥多尔十八岁。他的成绩不错，尽管没什么热情，在完成学院的课程之后，被任命到作战部的工程部门工作。凭借他在父亲地产中的那一份，以及自己的薪水，他一年能拿到五千卢布。如果换成英国货币的话，这笔钱在当时值三百镑多一点。他租了一套公寓，迷恋上了桌球，四处挥霍钱财，一年之后，他辞去职位，因为他觉得作战部的工作“跟土豆一样乏味”，此时他已债台高筑。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一直欠着一屁股债。他是个无可救药的挥霍之徒，虽然其铺张浪费令他陷入绝望，可他从未有足够的信念来抵制自己的任性。为其作传的一位作家曾表示：他在自信上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胡乱花钱，因为这样可以给他一时的强大感，由此满足他过度的虚荣心。在后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不幸的缺点使其陷入令人何等痛心的困境。

    还是在学院里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已经开始创作一部小说，如今业已完成，此时的他已决定以写作为生。该书名叫《穷人》。他在文学界谁也不认识；不过他有个叫格里戈洛维奇的熟人跟一个叫涅克拉索夫的人很熟，此人正打算办一份书评，格里戈洛维奇就提出把这个故事给对方看看。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晚才回到住处。他整个晚上都在给一个朋友念自己的小说，并与之进行讨论。清晨四点，他走回家。他没有睡觉，而是打开窗户坐在窗边。门铃声吓了他一跳。格里戈洛维奇和涅克拉索夫情绪激动地冲进屋来，眼里几乎噙着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拥抱他。原来他们已经开始阅读这本书，而且是轮流地大声朗读，当他俩念完后，虽然时间已晚，还是决定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出来。“即使他睡觉了也没关系，”两人互相说道，“咱们把他叫起来。这事儿远比睡觉重要。”涅克拉索夫第二天就把稿子交给了当时最重要的评论家别林斯基，而他也是跟那两位一样激动不已。小说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出名了。

    他对出名还不太习惯。有位帕纳耶夫·格罗瓦切夫夫人曾这样描述他在刚刚见面时留给自己的第一印象：“从第一眼就能看出：这个新来的人是个性格十分紧张而敏感的小伙子。他又矮又瘦，浅色的头发，脸色很不健康，灰色的小眼睛焦虑地瞄来瞄去，苍白的双唇始终不安地抽动着。几乎在场的每个人他都认识，可他似乎很害羞，并不参与大家的交谈，尽管为了消除他的拘谨，让他感觉自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一员，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引他讲话。不过在那个夜晚之后，他频频来看我们，那股矜持劲儿也开始消失：他甚至开始……参与到争论中来，其中观点上的纯粹对立似乎促使他去揭每个人的短。事实上，他的年轻气盛，再加上紧张的性格，令他失去了一切自控能力，导致其过度夸耀自己作为一名作家的自大与自负。也就是说，突然间显赫地跻身文坛让他有些眩晕，文学大家的赞誉也令其不知所以，于是他就像众多易受情绪影响的人一样，在那些按部就班进入文学界的青年作家面前，不能掩饰自己的成就感……透过他爱挑别人毛病的表现，以及自以为是的口气，说明他认为自己比同伴们高出不知多少倍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疑心各种鄙视自己才华的企图；从每一个坦率的字眼儿中，他都能看出轻视自己作品、冒犯自己个人的目的，他常常怀着一种愤恨不已的情绪来到我们这里，这种情绪往往挑起争吵、向想象中的所谓毁谤者发泄他积压在胸口的怒气。”

    由于获得了成功，陀思妥耶夫斯基签了一部小说和几个短篇的合同。拿到预付款后，他继续寻欢作乐，朋友们出于好意对他进行了批评。可他跟他们吵了起来，甚至包括为他付出很多的别林斯基，因为他不相信对方“仰慕之情的诚意”；他自认是个天才，是全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债台高筑，被迫匆忙工作。长时间来，他都患有轻微的神经错乱，如今病了，他害怕自己会变疯，或者得上结核病。在这种情形下写出来的短篇故事很不成功，长篇小说也是不值一读。曾经对他不吝溢美之词的人们，如今开始激烈地攻击他，他们的意见相当一致：他已江郎才尽了。

    （二）

    一天清晨，即1849年四月二十九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被带到了彼得保罗要塞。原来他参加了一个青年人组织，其成员都受当时风行西欧的社会主义观念影响，他们决心要实施某些改革措施，特别是解放农奴、取消新闻审查制度，这些人每周聚会一次商讨意见。为了秘密传播组织内成员所写的文章，他们还竖起一台印刷机。警察早已经盯上他们一段时间了，所有人在同一天被捕。在牢里呆了几个月后，其中十五个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处死刑。在一个冬天的早晨，他们被带到处决的地点，可就在士兵准备行刑时，有信使来报，死刑改成了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在鄂木斯克监狱蹲了四年，之后当了一名普通士兵。当他被带回彼得保罗要塞后，他给哥哥米哈伊尔写了这样一封信：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们被带到了西蒙诺夫斯基广场。在那里向我们宣读了死刑判决书。让我们亲吻十字架，匕首在我们头上折断，而我们的丧服（白衬衣）也准备好了。然后，我们当中有三个人被带到木栅前准备处决。我是这排人里的第六个；他们让我们每三人一组，所以我在第二组，已经没多会儿工夫可活了。我想念你，哥哥，想念你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唯有你占据我的心头；我这才头一回意识到，我有多爱你，亲爱的哥哥！我还有时间拥抱了站在身旁、向我道别的普莱斯切夫和杜洛夫。后来，退军号响起，被押到木栅前的人又都被带了回来。有人向我们宣读，沙皇陛下赦我们不死。然后又宣读了最终判决……

    在《死屋手记》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了监狱生活的恐怖。其中一点值得注意。他记述道，一个新犯人刚来两个钟头，就能跟其他犯人相处融洽、亲密无间。“可是对于一个绅士或者一个贵族，那就另当别论了。无论他怎么样不摆架子，脾气有多好，人有多聪明，自始至终都会受到其他人的一致痛恨和鄙视的，决不会有人理解他，更不会有人信赖他。没有谁会拿他当朋友或同志，或许过上几年，他不再成为大家的出气筒了，但他依旧无依无靠地生活，也摆脱不了自己是个孤独外人的痛苦念头。”

    此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属于这种类型的绅士；他的出身跟他所过的生活一样，都极为普通，除了短暂的风光之外，他一直穷困潦倒。他的朋友兼难友杜洛夫广受爱戴。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承受着孤独和痛苦，而这些痛苦，似乎至少在部分上是由于他性格上的缺陷引起的，包括他的妄自尊大、生性多疑、烦躁易怒。不过这种处于两百同伴当中的孤独感，又驱使他重新依靠自我：“通过这种精神上的隔绝，”他写道，“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岁月，对之进行细致的剖析，查究我之前的生活，严格冷酷地审视自己。”《新约全书》是唯一一本他可以拥有的书，他不停地读来读去。这本书对他的影响可谓巨大。自此之后，他处事谦恭，极力压制自己正常人的欲望。“在万事万物前，你都要谦卑起来，”他写道，“想想你过去的生活，想想你在未来能够成就什么，想想你灵魂深处潜伏着多么巨大的恶毒、卑鄙、邪恶。”牢狱生活至少暂时遏制了他那自负而专横的情绪。出狱时的他不再是一名革命者，而是一名王权和既定秩序的坚定支持者，同时也是一名癫痫病患者。

    关押期满后，他被派往西伯利亚的一处小驻地做士兵，以此来完成刑期。那里的生活异常艰辛，可他却坦然接受这种痛苦，认为这是对自己所犯罪过应有的惩罚，因为此时的他已认定，自己参与的改革活动是严重错误的；他写信给哥哥说：“我绝无怨言；这是我的十字架，我理应背负它。”1856年，通过一位老校友的从中调停，他得以离开军队，生活也比先前略为好些。他交朋友、恋爱，恋爱的对象叫玛丽亚·德米特耶夫娜·伊莎耶娃，是一个政治流放犯的妻子，带着一个儿子，丈夫由于酗酒和肺病已奄奄一息；据形容，此人中等身材、美貌绝伦，苗条、热情、高贵。关于她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生性多疑、嫉妒、自寻烦恼。他成了她的情人。然而过了一段时日，她的丈夫伊沙耶夫被转走，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驻扎的那个村子迁到了大约四百英里开外的另一个边疆驻地，并且死在了那儿。陀思妥耶夫斯基于是写信求婚，对方犹豫不决，部分上是因为此时两人都一贫如洗，还因为她已经爱上了一位名叫佛古诺夫的“品格高尚、有同情心”的年轻教师，并且成了他的情人。深陷情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妒火中烧，可是他有一种伤害自己情感的热望，再加上作为小说家，他又有一种把自己看成是小说人物的倾向，因此他做了一件具有其典型特点的事情，就是宣布佛古诺夫比自己的亲兄弟还亲，他还恳求自己的一个朋友送钱给对方，好让玛丽亚·伊莎耶娃得以同自己的情人成婚。

    不过，他不需承受什么严重后果就可以扮演一个宁愿牺牲自己也要让心爱人幸福的伤心人角色，这是因为这位寡妇一心想发财，佛古诺夫虽然“品格高尚、有同情心”，却身无分文，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今已是一名军官，对他的赦免不会久拖，而且他也没有理由写不出成功的书来。两人于1857年成婚。他们手头没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出去借，直到没钱可借了，他又再次开始文学创作；但是由于以前蹲过监，他必须获得出版许可才行，而这并非易事。婚姻生活也不容易过，事实上是很不如意，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归结于妻子生性多疑、喜欢胡思乱想。他没有注意到，其实他自己也十分急躁、喜欢争吵、神经兮兮，对自己缺乏信心，就跟当初第一次成功的时候一样。他开始动手写各式各样的小说片断，然后放到一边又写别的，最终没有多少作品出来，而且也毫无价值。

    1859年，由于他本人的请求和朋友们的影响，他获准重返彼得堡。哥伦比亚大学的欧内斯特·西蒙斯教授写了一本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既有趣味又有启发，他在书中不无公正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来重获行动自由的手段非常可鄙。“他写了爱国诗歌，一首是庆祝亚历山德拉皇后生日的，另一首是关于亚历山大二世加冕的，他还为尼古拉斯一世驾崩写了挽歌。他向当权者以及新登基的沙皇本人写求援信，在信里声称自己热爱年轻的王室，他把王室描绘成普照众生的太阳，他还宣布愿意为沙皇舍弃自己的生命。对于以前的罪行，他都供认不讳，但坚持说自己已经悔改，并在为自己曾经丢弃的想法受难。”

    他携夫人和继子在首都定居下来。从当初作为罪犯离开这里，距今已经十年了。他同哥哥米哈伊尔联手创办了一份文学期刊，刊名叫《时代》，他为这份刊物写了《死屋手记》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刊物很成功，他周围的环境也宽松起来。1862年，他把杂志交由米哈伊尔照管，自己则去游览西欧。对于本次游历，他并不满意。他发现巴黎是“一座令人极度厌倦的城市”，那里的人唯利是图、心胸狭窄。对于伦敦穷人的苦难和有钱人的虚伪体面，他都倍感震惊。他还去了意大利，可他对艺术不感兴趣，在佛罗伦萨呆了一个星期却没有去乌飞齐美术馆，而是靠阅读维克多·雨果的四卷本《悲惨世界》来打发时间。罗马或者威尼斯，他连看都没看一眼就返回俄国。他已不再爱自己的妻子，对方感染了肺结核，如今成了慢性病患者。

    就在他动身出国几个月前，时年四十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一位年轻女子，对方当时想在他的文学期刊上发表短篇故事。她的名字叫波琳娜·萨斯洛娃，二十岁，还是处女，长得很漂亮，不过，为了表现自己学问高深，她剪了短发，戴着副黑框眼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她很是着迷，返回彼得堡后，他就引诱对方发生了关系。而后，由于一位投稿者的倒霉文章，导致杂志被禁，他决定再次出国，理由是治疗自己的癫痫病，一段时间来，病症愈发严重，可这只是个借口；他是想去威斯巴登赌钱，因为他想好了一套如何把庄家的钱全部赢来的办法，他还订好跟萨斯洛娃在巴黎约会。他把妻子留在了距离莫斯科有段距离的弗拉基米尔，从贫困作家基金会借了些钱便出发了。

    在威斯巴登，他输掉了大多数钱，而他能离开赌桌，仅仅是因为他对波琳娜·萨斯洛娃的热情超过对轮盘赌的热情。他俩原计划一同去罗马，可就在等待他的时候，这位自由的年轻女士又同一位西班牙的医学学生有了一段短暂的瓜葛；对方遗弃她后，她心烦意乱。对于这种事，女人是很难泰然处之的，她拒绝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恢复关系。而他接受了这一局面，并且提议他们应当以“兄妹身份”同赴意大利，反正她也无所事事，于是便同意了。这一安排并不成功，其中的麻烦就是，他俩手头紧张，不得不时常当掉一些小饰品，经过几个礼拜的“感情伤害”之后，两人分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俄国，发现妻子生命垂危。六个月后，她死了。他给一个朋友写了这样一封信：

    我的妻子，这个深深爱着我、我也极度爱恋着的人，在莫斯科停止了呼吸，她是在患肺病去世前的一年转到那儿的。我一直跟着她，整个冬天一刻也未曾离开她的身边……我的朋友，她爱我极深，而我对这份感情的回报也是无以形容；然而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并不幸福。等哪天见到你，我会告诉你全部情况的。不过眼前我还是要说，撇开我们在一起的生活不幸福不谈，我们本不该失去彼此的爱，而应当相互依靠，苦难越重，依靠越深。在你看来可能有些奇怪，但这却是事实。她是我见过的最善良、最高尚的女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些夸大自己的爱妻之情。那年冬天，他两赴彼得堡，为的是打理跟哥哥一同创办的一份新杂志。该杂志已不再像《时代》那样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米哈伊尔在得病不久后去世，留下一大堆债务，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自己必须照顾他的遗孀和子女、他的情妇以及情妇的子女。他向一个富有的姑妈借了一万卢布，然而到1865年，他宣告自己破产。此时的他手上有一万六千卢布的债据，还有五千卢布的口头债务。债主们都很不好对付，为了躲避他们，他再次向贫困作家基金会借钱，另外还签了一本到期交稿的小说，拿到一笔预付款。凭着这些钱，他去了威斯巴登，想再到赌桌上去试试运气，同时也见见波琳娜。他向她求婚，对方拒绝了。很明显，假使她爱过他，现在也不再爱了。我们可以推测，她当初跟他也是因为他是一位知名作家，而且作为一个杂志的编辑，也对她有利用价值。可如今杂志被禁，他的外貌一直不怎么起眼，而且他已经四十五岁，秃头，还有癫痫病。对于一个女性而言，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在身体上让她反感的男人对她垂涎三尺更让她恼火的了，坦白讲，如果他再不肯接受对方的拒绝，她就会逐渐痛恨他了。我猜想这就是波琳娜当时的情况。有关她变心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了让自己很有面子的解释。我将在后面适时谈到这一点及其对他的影响。他们把钱全都赌光了，于是他写信向屠格涅夫借钱，他刚跟人家吵过架，心里还厌烦鄙视对方。屠格涅夫寄给他五十泰勒[1]，凭借这笔钱，波琳娜得以去了巴黎，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在威斯巴登呆了一个月。他身上有病、穷困潦倒。他只能静静地坐在屋里，以免触动食欲却又无钱满足。他实在困苦不堪，便写信给波琳娜要钱。而此时的她似乎已卷入另一桩韵事，好像也没回信。他开始写一本新书，他自己说是迫于无奈、争分夺秒。这本书就是《罪与罚》。最后，他给一位西伯利亚时期的老朋友写的求助信得到回馈，他得到足够的钱离开威斯巴登，又在这位朋友的进一步帮助下设法回到了彼得堡。

    还在写《罪与罚》的时候，他想起自己签过合同，要在某一天之前交付书稿。根据他所签署的不公正协议，假如他不按期交稿的话，出版商有权出版他随后九年的所有作品，而不用付给他一分钱。最后期限即将到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束手无策。此时，有个聪明人建议他雇个速记员；他照做了，二十六天后，便完成了一部叫做《赌徒》的小说。这个名叫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的速记员只有二十岁，相貌平平，可是她高效、能干、耐心、忠实，而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度崇拜；1867年年初，两人结婚了。他的继子、他哥哥的遗孀及其子女，都料到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供养他们了，便对这个可怜的女孩儿充满敌意，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实在过分，搞得她十分可怜，于是她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离开俄国，他又一次债台高筑。

    这一次，他在国外呆了四年。起初，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感到同这位知名作家一起生活很难。他的癫痫病愈加严重。他脾气暴躁、做事轻率、爱慕虚荣。他依然同波琳娜·萨斯洛娃保持信件往来，这可无助于安娜内心的平静，但是作为一个极富理智的年轻女人，她把不满都深埋在自己内心。他们去了巴登巴登，在那儿，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开始赌钱了。他照常输光了一切，也照常给所有会帮他的人写信要钱，要更多的钱；可钱一到，就马上输到赌桌上了。他们把手头一切值钱的东西全都典当了，搬到越来越便宜的公寓去住，有时候甚至没钱吃饭了。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怀孕了。以下是他写的一封信的节选，此时他刚刚赢了四千法郎：

    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恳求我，说四千法郎就该满足了，让我马上离开这儿。可是还有机会呀，完全可能轻而易举地赢回一切。要举例子吗？一个人除了自己赢的钱，他还能看到别人赢上两万、三万法郎（他是不会看到那些输钱的人的）。这个世界上有圣人吗？钱对于我来讲，比对他们重要。我下的赌注比我输的钱还要多。我开始失去自己最后的那点儿资源了，这令我怒不可遏。我又输了。我当掉了自己的衣服。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当掉了她的所有东西，包括她最后的小装饰品（真是个天使！）。她给了我怎样的安慰，在这该死的巴登，我们躲避在铁匠铺上面的两间小破屋里，她是多么疲惫啊！终于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输光了。（唉，这些德国人真可耻。他们一律都是些放高利贷的、恶棍、流氓。房东知道我们还未收到钱是无处可去的，于是抬高价钱。）我们最后不得不逃离巴登。

    孩子出生在日内瓦。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赌博。当他把本该供养妻儿生活必需品的钱输掉的时候，心里非常悔恨，可口袋里刚有几个法郎就匆忙赶回赌桌。三个月后，孩子夭折了，这令他痛不欲生。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又怀孕了。两口子极度拮据，为了给自己和妻子买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向临时认识的人借钱，这个十法郎，那个五法郎的。《罪与罚》大获成功，他着手写下一本书，书名叫《白痴》。出版商同意每月给他寄二百卢布；可是他那不幸的虚弱身体让他困顿不已，被迫一再索要预付款。《白痴》未能让对方满意，他又开始写另一部小说，《永久的丈夫》，之后则是一部长篇小说，英文名叫作《群魔》。与此同时，迫于形势（我指的是当他们已经透支掉自身信用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妻儿搬来搬去。但是他们十分想家。他从未克服内心对欧洲的憎恶。巴黎的文化与荣耀，休闲安逸，德国的音乐，阿尔卑斯山的壮丽，瑞士风景明媚、神秘莫测的美丽湖泊，托斯卡纳的优雅迷人，佛罗伦萨的艺术宝藏，对他全都没有触动。他觉得西方文明过于资产阶级，颓废而堕落，并且坚信，它即将土崩瓦解。“我在这儿正变得愚钝而狭隘，”他从米兰来信说，“我急需俄国的空气和俄国的人民。”他觉得如果自己不回俄国的话，根本无法完成《群魔》。安娜也渴望回家。可是他们没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版商已把相当于连载版权费的钱款全都预付给了他。前两期小说已经登载在杂志上，由于害怕得不到继续连载的机会，出版商先把钱汇去买车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返回圣彼得堡。

    这是在187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十岁，离去世还有十年。

    《群魔》颇受肯定，对当时青年激进分子的批评使得该书作者成为保守界的朋友。他们认为他对政府反对改革很有利用价值，便给他在一家报社提供了一个收入很高的编辑职位。报纸名叫《公民报》，由政府资助。他在那里干了一年，而后由于跟出版商意见不合辞职离开。安娜说服丈夫，让她自己出版《群魔》；这一尝试大获成功，从此之后，安娜推出他各种版本的作品，获得丰厚利润，结果他终其一生不再缺钱。他余下的几年，寥寥数语即可带过。他以《作家日记》为题写了大量应时之作。这些文章广受欢迎，他开始以导师和先知而自居。这种角色，没有几个作家不想承担。此时的他已是一个狂热的斯拉夫优越论者，在充满兄弟情谊（他将之视为俄国人民的特殊天赋）、渴望为全人类奉献的俄国民众当中，他看到了医治俄国乃至全世界病症的唯一希望。此后的事态发展说明：他实在过于乐观。他写了一部小说，名叫《少年》，后来改叫《卡拉马佐夫兄弟》[2]。他声誉日隆，到他1881年突然去世的时候，已被许多人视为当时最伟大的作家。据说他的葬礼曾是“俄国首都历史上最受人关注的公共集会之一”。

    （三）

    我已设法不带评论地讲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生平。给人的印象就是，此公的性格极难接近。虚荣心是艺术家的职业病，作家、画家、音乐家、演员都不例外，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直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他大谈特谈自己和自己所写的作品，似乎根本不曾想到别人会感到厌烦。而且他还缺乏自信心，也就是现在的所谓自卑心理。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公然蔑视其他作家。一个性格坚强的人，决不会因为蹲了几年牢房就变得卑躬屈膝；他觉得这一判决是自己反抗当局应得的惩罚，但这并不妨碍他尽全力争取赦免。这似乎有些不合逻辑。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他在讨好权势时自我卑屈到何种地步。他完全没有自控能力。当他被激情冲昏头脑的时候，什么审慎、得体，全都无济于事。所以当他的第一位妻子病入膏肓、来日不多时，他撇下对方，跟随波琳娜·萨斯洛娃去了巴黎，只是在被那个轻浮女子抛弃之后，才又重新回到妻子身边。不过最能表现其弱点的，还是他对赌博的热衷。这个癖好导致他时不时地陷入贫困。

    读者都还记得，为了履行合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部短长篇，名叫《赌徒》。这部作品写得不怎么样。其主要意义就在于，他在故事当中把左右受害者的心理感受描写得十分生动；在读过之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虽然赌博给他带来了屈辱，给他及其所爱的人们造成了痛苦，由此引发诉讼（他从贫困作家基金会得来的钱是为了确保其写作，而不是让他赌博用的），需要不断求人（人家给他钱都已经给烦了），为什么面对这一切，他依然无力抵抗诱惑。他这人爱出风头，凡是具有创造天赋的人，不管从事何种艺术，或多或少都会这样；他曾描写过一连串的好运如何满足自己这个丢脸的偏好。旁观者围坐一团，盯着这个幸运的赌徒，仿佛他是一个超人。他们赞叹不已，他成了关注的焦点。对于这个承受病态怯懦心理之苦的不幸者来说，这是何等的宽慰啊！赢钱的时候，他如痴如醉，感到浑身充满力量，觉得自己就是命运的主人，他的聪慧、他的直觉如此之可靠，简直可以支配命数。

    “我只有一次要展现我的意志，一个小时之内，我将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的赌徒宣言。“伟大的是意志。记住七个月前在轮盘堡[3]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吧。啊！这是坚强决心的显著例子。我输掉了一切，一切呀。我正要出赌场，发现马甲口袋里还有一个荷兰盾：‘好歹我还有吃饭钱，’我内心思忖。可是走出一百步之后，我改变主意，转身又回去。我押上这个荷兰盾……当你身处异乡、远离家人朋友、不知道下顿饭在哪儿的时候，却押上最后一个盾，最后一个，这实在是一种奇特的感觉。我赢了，二十分钟后，我走出赌场，口袋里装着一百七十盾。这就是事实。有时候，这就是最后一盾能够实现的奇迹。假如我当时灰心丧气了怎么办？假如我不敢冒险了怎么办？”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正式传记由他的一位老朋友斯特拉科夫所撰写；为了这部著作，他还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艾尔默·莫德在其托尔斯泰传记中刊载了这封信，下面是其译文的删节版本：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都要抵抗一种厌恶感，努力压制自己的憎恶……我无法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是一个善良或者快乐的人。他道德败坏、放荡堕落、忌妒成性。整个一生，他都被自己的激情所困扰，这激情足以让他变得愚蠢可怜，不那么聪明，也不那么险恶。我在为其做传的时候明显意识到这些感受。在瑞士，他当着我的面粗暴对待用人，对方不服，对他说：“可我也是个人啊！”我至今还记得这席话当时对我的触动，它是针对一个始终向他人宣扬人道情怀的人所说的，反映出在自由瑞士所盛行的人权观念。这样的场景一再出现；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最糟糕的就是，他对自己的肮脏行径毫无悔过之心，反倒以此为荣。他对肮脏行径十分着迷，对此甚为洋洋自得。维斯科瓦托夫（一位教授）曾告诉我，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吹嘘自己在浴室里强奸了一个被自己家庭教师领来的小女孩儿……尽管如此，他依然喜欢多愁善感的情怀和高尚的人道梦想，正是这些梦想，再加上他的文学要旨和作品倾向，使他深受我们的喜爱。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小说都极力为其作者开脱，它们说明了恶贯满盈和高尚情操完全可以比肩而立……

    的确，他的感情十分脆弱，他的博爱徒劳无益。他对“常人”（与知识分子相对）的了解甚少，却指望他们复兴俄国，他毫不怜悯他们的悲苦命运，强烈反对那些试图缓解平民疾苦的激进分子。对于穷人们可怕的悲惨状况，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把他们的苦难理想化，从中找出一种生活方式。他为他们提出的，是宗教与神灵的慰藉”。

    小女孩儿被强暴的故事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们极度不安，他们羞于谈及。安娜声称，他从未向她提过这一部分。斯特拉科夫的描述显然来自道听途说；但为了加以证实，他记载说，不堪自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之告诉一位老朋友，对方建议他向自己在世上最恨的人坦白，以此作为悔过。这个人就是屠格涅夫。他曾经热情地奖掖过初涉文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经济上帮助过他，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个“西方人”，有贵族气派，且资财丰厚、功成名就。他曾对屠格涅夫忏悔，对方则默然倾听。陀思妥耶夫斯基停顿了一会儿，或许（就像安德烈·纪德所说的那样），他期待着屠格涅夫能像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某个人物那样，张开双臂拥抱自己、淌着热泪亲吻自己，而后两人便可重修旧好。可什么也没有发生。

    “屠格涅夫先生，我必须得告诉您，”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道，“我必须得告诉您，我深深地鄙视我自己。”他等着屠格涅夫讲话，可对方依旧默不作声。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火了，他高喊道：“但我更加鄙视你。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而后迈步走出房间，砰的一声甩上了门。他失去了一幕其他作家都力不能及的场景。

    奇怪的是，他在自己的书中两次使用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情节。《罪与罚》中的斯维德里盖洛夫承认自己有过同样的不体面行为，而《群魔》有一章里的斯塔夫罗金亦是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版商不肯将其出版。或许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恶意模仿屠格涅夫。这实在是既无聊又愚蠢，其结果只是令一部本就不成形的作品更加没有样子，目的似乎仅仅是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一个发泄怨气的机会。他并非第一个以怨报德的作家。在跟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结婚之前，他曾极不明智地把这个丑恶的故事讲给自己追求的一个女孩儿听，不过是当故事讲的。而我觉得这就是实情。他喜欢贬低自己，就跟他小说里的人物一样，而且在我看来，他把这些针对别人的可耻行径讲成自己的个人经历，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相信，他指责自己犯下的这些让人恶心的罪行会是真的。我冒昧地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白日梦，让他一时间既兴奋又恐惧。他笔下的人物频繁做白日梦，很可能他自己也跟着做了起来。由于自然的禀赋，小说家的白日梦常常比普通人更加准确、更加详尽。有时候，这些白日梦十分自然，以至于他可以将之用于自己的小说，然后就忘得一干二净。在我看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很可能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两度在小说中运用了这个可耻的故事之后，他便对之不再感兴趣。或许这就是他从未告诉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的原因。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人虚荣嫉妒、喜欢争吵、疑心重重、卑躬屈膝、自私自利、吹吹嘘嘘、极不可靠、粗心轻率、眼光短浅、气量狭窄。总而言之，他是个讨厌的人。可是情况并不只是这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是不可能塑造出阿廖沙·卡拉马佐夫这个或许称得上是一切小说中最具魅力的人物的，也不可能塑造出道德高尚的佐西马长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可不算挑剔。还在蹲监的时候，他就认识到：人可能会犯很严重的罪过，谋杀、强奸或者抢劫，但同时又具有勇敢、慷慨、关心朋友的品格。他很有善心，遇到乞丐或朋友都是解囊相助。当他自己穷得丁当响的时候，还抠出一点来接济妻妹和哥哥的情妇、接济自己那个不中用的继子、接济嗜酒的废物，还有他的弟弟安德烈。他们占他的便宜，就像他占别人的便宜一样，可他一点也没有嫌弃，而是觉得自己为他们做得还不够，并且为此感到十分苦恼。他对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充满了爱恋、仰慕、尊敬，认为她在哪个方面都胜过自己；在离开俄国的四年当中，他始终害怕她单独跟自己在一起会觉得无聊，并为此痛苦不堪，这一点让人不能不心生感动。他很难让自己相信：虽然自己身上有各种缺点，但终于找到了一个自己十分了解、又全心全意爱着自己的人。

    我想不出有哪个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作为人和作为作家之间具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可能所有创造力强的艺术家都有这种情况，但作家相对而言更为明显，因为他们的媒介就是文字，而其行为与交流之间的矛盾令人更为震惊。或许是这样的：创造性天赋是童年与少年时代的一种十分正常的能力，可如果在青春期之后依旧存在，那么就是一种病症了，只有在损害人类正常特征的情况下才会旺盛起来，也只有在混杂了邪恶品质的土壤中才能茁壮成长（就像施了肥料的西瓜味道才更甜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具有的惊人原创力，使他成为世上最卓越的小说家之一，而这种原创力的源头，不是他身上的善，而是他身上的恶。

    （四）

    巴尔扎克与狄更斯塑造了无以计数的人物。他们为千差万别的人所着迷，他们的想象，被这些人身上体现出的差异和独特个性所点燃。不管这些人是好还是坏，是笨还是聪明，他们代表了他们自身，所以是拿来利用的极好素材。我猜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对他自己以及密切影响自己的人感兴趣。有些人对于美丽的事物，只是拥有了才会关心，他从某种意义上就很像这类人。他满足于用有限的几个人物就行，这些人物在一部部的小说中接连出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跟《白痴》中的梅诗金公爵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只是没有癫痫病而已；而《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不过是对《罪与罚》中斯维德里盖洛夫的进一步刻画。该书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的翻版，只是没那么强硬。所有这些人物，都散发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痛苦、扭曲、病态的情感。他笔下的女性人物甚至更没什么变化。《赌徒》中的波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群魔》中的丽莎贝塔、《白痴》中的娜塔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卡特里娜和格鲁申卡，都是同一类女人；她们都是直接以波琳娜·萨斯洛娃为原型塑造出来的。这个女人带给他的痛苦、施加给他的屈辱，都是刺激他满足自己受虐心理的需要。他很清楚她恨自己，也确定她爱自己，因此以她为原型的女性人物都很想控制和折磨她们所爱的男人，可同时又顺从对方、在对方的手里遭受折磨。她们歇斯底里、满怀仇恨、心肠恶毒，因为波琳娜就是这样的。破裂数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与她重逢，仍旧再次向她求婚。她拒绝了。他怎么也无法让自己相信：她确实不喜欢自己，于是冒出这样的念头来抚平自己受伤的自尊心，那就是一个女人往往对自己的处女之身极为看重，以至于对一个未曾娶她便让自己失身的男人只能充满仇恨。

    “你无法原谅我，”他对波琳娜说，“因为你曾经把自己给了我，而你现在是在报复。”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深信不疑，他不止一次地采用了这个念头。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格鲁申卡在故事展开之前就被一个波兰人给诱奸了，虽然接下来被一个富商所包养，但她仍然觉得，只有嫁给诱奸自己的那个人才能获得救赎。还有在《白痴》当中，娜塔莎不肯原谅托洛茨基，因为对方诱奸了自己。在这里，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非常困惑。处女之身的特殊价值完全是男性构造出来的，部分上是出于迷信，部分上是源于男性的虚荣心，当然还包括不愿抚养别人孩子的想法。我得说，女性之所以对之如此重视，主要还是因为男性在乎它，同时也因为害怕由此而带来的后果。我觉得自己的观点没什么不对：一个男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跟饿了要吃饭一样自然），会在对性爱对象没有什么特别感情的情况下就与之发生性关系；而对于一个女人，如果不是出自本性、源于爱情（至少是感情），那么性交则只是一件烦人之事，她是当成一项义务来接受的，或者是出自给对方带去快感的愿望。我深深地相信：当一个处女“把自己奉献给”一个她不感兴趣甚至是讨厌的男人，肯定是一段厌恶、痛苦的经历。可要说它会长年积郁在胸口，改变她的性格，在我看来却是难以置信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清楚自己身上的双重性，并将其赋予到自己笔下所有固执的人物身上。他所塑造的温和型人物（例如梅诗金公爵和阿廖沙），尽管亲切可爱，可都没什么本事，实在让人奇怪。不过“双重性”这个词本身就暗含着对人性的简单化处理，与事实并不相符。人无完人。人类的主要动机是自身利益，对此否认实在荒唐；但否认他能够高尚无私也同样荒唐。我们都知道，在危急时刻，人类可以挺身而出到何等程度，而后展现出一种高尚的品格（包括他自己和他人都不曾知晓，他身上具有这种品格）。斯宾诺莎曾经告诉我们：“万事万物，就其自身而言，都极力坚持其特有的存在”；可我们也都知道，为朋友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也并不少见。人类的身上既有善也有恶，既有好也有坏，既有自私也有无私，既有瞻前顾后也有无所畏惧，有着令他们摇摆不定的各种性情和脾气。人的构成因素彼此矛盾，而这些因素居然能在个体身上同时存在、彼此让步，形成一个看似和谐的整体，实在令人称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人物身上却没有这种复杂性。他们身上既有支配他人的欲望，也有受人摆布的欲望，既有缺乏温情的爱，也有满是恶毒的恨。他们十分怪异，没有人类的正常属性。他们只有激情，既没有自控也没有自尊。他们的罪恶本能，并没有因为所受的教育、人生经历或者使人免于丢脸的尊严感而有所减少。这也就是为什么，照常理来看，他们的举止似乎极不可信、他们的动机好像极不合理的原因。

    我们这些身处西欧的人常常惊讶地发现，他们的举动无法解释，并且认可（如果真的算认可的话）这就是合乎俄国人的举动。可是俄国人真的是这样的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时代，俄国人就是这样的吗？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都是他同时代的人。屠格涅夫塑造的人物就很像普通人。我们都认识像托尔斯泰笔下尼古拉·罗斯托夫那样的年轻英国人，都是快乐无忧、生活奢侈、无所畏惧、感情丰富的好人；我们也认识一些像他妹妹娜塔莎那样美丽迷人、天真善良的姑娘；在我们本国找到像彼埃尔·别祖霍夫一样头脑蠢笨、为人慷慨、心地善良的胖家伙也并非什么难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他笔下这些古怪的人物比现实中的还要真实。我不清楚他此言何意。一只蚂蚁就跟一位大主教一样真实。如果他的意思是说，他们身上的道德品质使得他们超出泛泛之辈的话，他就错了。假如说艺术、音乐、文学当中有什么价值可以纠正反常的性格、减轻内心的忧伤、部分地把灵魂从人性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话，他们对此也是一无所知的。他们举止恶劣，乐于彼此粗暴相待，仅仅是为了伤害和羞辱对方。在《白痴》中，瓦尔瓦拉朝哥哥脸上啐唾沫，因为他要向一个自己并不赞成的女人求婚，而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当霍赫洛娃夫人拒绝借给德米特里大笔钱财的时候（她根本没有理由要借钱给他），他也是怒气冲冲地向着接待自己的房间地板上啐唾沫。他们属于暴躁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罗夫金、伊万·卡拉马佐夫，跟艾米莉·勃朗特笔下的希斯克利夫、麦尔维尔笔下的亚哈船长都属于同一类人。他们都随着生活而悸动。

    （五）

    陀思妥耶夫斯基费了很长时间思考《卡拉马佐夫兄弟》，他花在这本书上的精力很大，自从其第一部小说问世后，经济上的困难根本不容许他这么做。总体而言，这是他结构最完善的作品。从其信中可以看出，他暗中相信那种我们称之为灵感的神秘事物，并且依靠灵感来确保自己写出想象世界中的模糊景象。此时的灵感仍是变化无常的，往往只能出现在只言片语中。构建一部小说，你需要esprit de suite（流畅下笔的灵感），通过这种逻辑感，你可以把材料整理连贯，于是各个部分十分逼真地彼此衔接，整体也就随之完成，没有留下什么尚未处理的细枝末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方面并无太大才能。这就是为什么他最擅长情景描写的原因。在制造悬念和渲染场景上，他具有极为出色的才华。我不知道有哪出小说场景能比拉斯柯尔尼科夫谋杀老典当商那一幕更为恐怖，也很少有场景比《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遇见自己不安的良心（以魔鬼的形式）那一幕更加引人入胜。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改掉自己的啰嗦习惯，而是沉迷于长篇累牍的对话。然而即使相关人物如此恣意地表达情感，以至让你很难相信还有这样做事的人，他们也几乎永远都是那么迷人。我顺便提一下他常用来激发读者恐惧感的一种方法。他笔下的人物焦虑不安，跟自己所说的话极不相称。他们时而激动得颤抖，时而彼此间恶语相向，时而泪水夺眶而出，时而脸色通红，时而面色铁青，或者苍白得可怕。而读者难以弄清的一个含义，却用平常的几句话一带而过，很快，这些肆无忌惮的姿态、这些歇斯底里的爆发，就令他激动不已，以至他自己的神经也都濒临崩溃，当有什么事情发生（如果没这种事他就不会烦乱）的时候，他准备接受一次真正的震撼。

    阿廖沙被构思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中心人物，这在小说第一句便已点明：“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我县地主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老费奥多尔在整整十三年以前就莫名其妙地惨死了，那段公案曾使他名闻一时（我们县里至今还有人记得他哩）。关于那个案子，请容我以后再细讲。”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极为老练的小说家，不可能无意中就在全书开头用明确的话语突出阿廖沙。但在小说中，同哥哥德米特里和伊万比起来，他扮演的只是配角。他在故事中时隐时现，好像对那些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人物没有什么影响。他自己的活动主要跟一群男生有关，除了表现阿廖沙的魅力和善良之外，这些男孩子的所作所为跟主题的发展毫无关系。

    个中原因是这样的：加内特夫人共计八百三十八页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译本，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计划所写小说的一部分。他打算再写几卷以继续阿廖沙的故事发展，让他饱受沧桑，其中他要经受罪过的重大体验，最终通过苦难而实现救赎。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去世使得这一设想未能实现，《卡拉马佐夫兄弟》依旧不完整。但它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在少数几本杰出的小说作品中当数首位，这几部小说凭借其强度和力量，拥有不同于其他小说的地位，尽管它们各自的长处显然并不相同，其中两个震撼人心的例子，就是《呼啸山庄》和《白鲸》。

    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是一个糊涂蛋，他有四个儿子：前面我已提到过的德米特里、伊万、阿廖沙，还有一个私生子斯美尔佳科夫，在他家里做厨师和随从。长子和次子痛恨自己这个不光彩的父亲；全书中唯一可爱的人物阿廖沙却谁也恨不起来。E·J·西蒙斯教授认为，德米特里应当被视为小说的主人公。他属于那种被宽容者形容为自身最大敌人的人，而这种人对女人颇具吸引力。“直率而深情是其性格之根本，”西蒙斯教授说道；他接着说：“他的灵魂之中富有诗意，这些都反映在他的举止以及多彩的语言当中。他的整个一生如同一部史诗，狂暴的活力在偶然的快乐飞翔中得以释放。”诚然，他高调宣布自己的道德追求，可是其行为却没有任何改善，所以我觉得人们不把这些当回事也不是没有道理。诚然，他有时甚为慷慨大方，可也有吝啬小气、让人震惊的时候。他是个酒鬼，自以为是，欺凌弱小，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不计后果，满嘴谎话，声名狼藉。他和父亲都疯狂地爱着一个住在镇上的情妇格鲁申卡，他对老头子万分忌妒。

    就我看来，伊万是个更为有趣的人物。他头脑聪颖、行事谨慎、一心出头、雄心勃勃。年仅二十岁时，就凭借投给评论杂志的精彩文章而小有名气。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形容成一个实干之人，其聪明才智远远胜过那些贫苦大众和在报社游荡的倒霉学生。他也恨自己的父亲。这个好色的老家伙藏了三千卢布，假如格鲁申卡答应跟他上床，就把这笔钱给人家，为此斯美尔佳科夫便杀了他；而常常扬言要杀死父亲的德米特里却被控犯罪，遭到审判并定罪。这样就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安排，不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被迫让相关人等的举止表现极不可信。在审判前夜，斯美尔佳科夫找到伊万，向他坦白说，是自己犯的罪，并把偷盗的钱财悉数归还。他还对伊万明白无误地说，自己杀了老头子是受到他（伊万）的教唆，也得到了他的默许。伊万闻言彻底崩溃，就像杀掉老典当商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然而拉斯柯尔尼科夫当时毕竟神经狂乱、饥肠辘辘、一贫如洗，可伊万没有。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去找检察官，告之实情，可他决定等到审判时再说。为什么呢？就我看来，仅仅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如此一来，坦白将会具有更加激动人心的效果。而后便是十分奇怪的一幕（我已经提到过）：伊万产生幻觉，他的灵魂化身为一位衣衫褴褛、境遇不佳的先生，同他那卑鄙虚伪的自身相遇。这时候有人猛敲门。原来是阿廖沙。他进来告诉伊万，斯美尔佳科夫上吊自杀了。形势十分危急，德米特里的命运悬而未决。不错，伊万确实心情烦乱，可他并没有精神错乱。根据我对其性格的了解，照理说在这一时刻，他应当静下心来理智而行。再自然和明显不过的是，两人应到自杀现场，然后去找辩护律师，把斯美尔佳科夫坦白和自杀的事情告诉对方，并将他偷走的三千卢布也交给人家。凭借这些材料，辩护律师（小说告诉我们他是个能力非凡之人）完全可以让陪审团产生足够的疑心，从而不做出有罪的判决。阿廖沙把冷布敷在伊万的头上，给他盖好被。我在前面已经提过，这位温柔男士尽管为人善良，可实在无能得出奇，在这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有关斯美尔佳科夫的自杀，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他被刻画成卡拉马佐夫的四个儿子当中最有心计、最无情、头脑最清楚、最为自信的一个。他事先谋划计策，镇定自若地抓住命运交给自己的机会，杀死了老头子。他以诚实而闻名，谁也不曾疑心是他偷的钱。证据指向的是德米特里。在我看来，斯美尔佳科夫悬梁自尽实在没有道理，只不过是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机会，可以十分戏剧化地结束一章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感伤主义作家，而非现实主义作家，所以他觉得自己用的都是后者不用的方法，也没什么不对的。

    在德米特里被认定有罪后，他说了一席话表明自己的无辜，末了是这样说的：“我接受指控之苦，也接受当众受辱。我要受苦，通过受苦，我将净化自身。”陀思妥耶夫斯基笃信受苦的精神价值，认为心甘情愿接受苦难可以弥补自己的罪过，从而实现幸福。由此似乎可以得到以下不可思议的推论：既然罪过导致受苦，而受苦又引发幸福，罪过反倒必不可少、大有益处了。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观点（即受苦可以净化和改善品格）对吗？《死屋手记》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受苦对他的难友能有什么影响，对他自己当然也毫无效果：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他入狱时是什么样儿，出来还是什么样儿。就身体上的受苦而言，我的体验就是：长时间的病痛只会让人牢骚满腹、自私自利、心胸狭窄、卑鄙嫉妒，远远不是让他们变得更好，而是更坏。当然了，我也知道有些人（我本人就认识一两个）长期为病所困、无法恢复，反倒充满勇气、没有私心、忍耐顺从，但他们之前就有这些品质，只是特定场合将之展现出来而已。再就是精神上的受苦。但凡在文学界浸淫时间够长的人，都见过一些先是大获成功，而后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又完全失去的人。这让他们沉沦痛苦、怨恨忌妒。我仅仅能想出一个人能够勇敢、体面、坦然地忍受这种不幸以及由之带来的屈辱（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这种感受）。毫无疑问，我所谈论的这个人曾经拥有过这些品质，但他如今的轻薄草率却已让人无法看出来了。受苦是人类我们命运的一部分，但这丝毫不能减少苦难的罪恶。

    尽管人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冗长行文深感惋惜（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这个缺点，但不能或者说不愿纠正），尽管人们期望他能够看出，自己最好还是避免那些不可能（人物的不可能、事件的不可能）；尽管人们或许感觉他的一些想法有问题，《卡拉马佐夫兄弟》依然是一部鸿篇巨制，其主题具有深刻的意义。很多评论家都说，这本书是上帝的求索；我倒想说，它是有关罪恶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争论的问题》这一节里被涉及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无道理地把这一节看作是小说的高潮。《争论的问题》包括了伊万对可爱的阿廖沙所做的一番长篇独白。就人类思想而言，全能全善之上帝的存在，似乎跟罪恶的存在相互矛盾。人类为自己的罪过受苦，这是合情合理的，可无辜的孩子居然也要受苦，这就是情感与理智所不能接受的了。伊万给阿廖沙讲了一个可怕的故事。一个小奴隶，只是个八岁的孩子，扔了一块石头意外打瘸了主人宠爱的狗。拥有大量地产的主人剥掉孩子的衣服，让他光着身子跑，然后放出自己的那群猎犬去追他，当着孩子母亲的面把他撕成碎片。伊万愿意相信上帝的存在，但他无法接受上帝所创世界的残忍。他坚持认定：无辜者不该为罪人的罪过受苦；如果受苦（也确实受苦），那么上帝就同样是恶的，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论点颇有说服力，但却跟他内心所期待的信仰（即世界虽有各种罪恶，但依然美丽，因为它是上帝所造）相矛盾。他不愿写那篇责难上帝的文章。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他未能成功。这一节沉闷乏味，责问也难以令人信服。

    有关罪恶的问题仍待解决，伊万·卡拉马佐夫的起诉也没有得到答复。

    注释：

    [1]德国旧时的一种银币。

    [2]原文如此。事实上《少年》出版于1875年，是陀氏晚期的另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与《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并非同一部作品。——中文版编者注

    [3]轮盘堡：指当时威斯巴登巴登洪堡的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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