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面三章所涉及的小说可谓自成一派。它们都没有什么典型意义。而下面我要谈的这部作品，虽然错综复杂，但却凭借其形式和内容，在有一类小说的历史主线上占有一席之地，这类小说，我在前面某一页上曾经提到过，始自达佛涅斯和克洛伊[1]的田园传奇。毫无疑问，《战争与和平》称得上是最伟大的一部小说。这种作品，只能出自睿智不凡、想象丰富、对世界具有广泛体验、对人性具有深刻洞察的人之手。之前从未有人写过这样的小说，以如此恢宏的气势来描写如此重大的历史时期和如此众多的人物。而且我猜想，即使之后也不会再有了。或许还会有人写出同样伟大的小说，但决不会是《战争与和平》这种。随着生活的日益机械化，随着国家对人民生活愈加强大的控制，随着教育的千篇一律、阶级的消失、个人财富的减少，随着人人都能获得均等的机会（假如这就是未来的世界），人们生来依旧会有不平等。有些人天生就具有成为小说家的特殊禀赋，但是他们所认识的世界——这样的人和这样的风俗——更有可能造就出写《傲慢与偏见》的简·奥斯丁，而不是写《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这本书被称为史诗可谓实至名归。我想不出还有哪部小说能真正配得上这一称号。托尔斯泰的朋友，也是一位有才华的批评家斯特拉科夫用这样几句充满活力的话语来阐发自己的观点：“一幅人生的全景图，一幅当时俄国的全景图，一幅人类历史与奋斗的全景图，一幅人类从中发现自身的幸福与伟大、苦难与耻辱的全景图。这就是《战争与和平》。”

    （二）

    托尔斯泰所出身的阶级并不怎么出产杰出作家。父亲尼古拉·托尔斯泰伯爵，母亲玛丽娅·沃尔康斯卡雅公爵小姐具有继承权；他生在母亲家的祖宅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是五个孩子当中最小的，还是个孩子时就父母双亡。他先是跟家庭教师学习，又就读于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这个可怜的学生在两所大学均未取得学位。凭借贵族关系，他得以先后跻身喀山、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社交界，沉浸在这一圈子的时尚娱乐当中。他个头儿矮小、相貌平平。“我很清楚，自己长得并不好看，”他曾写道。“有那么几个月，我简直失望透顶：我以为在这个世上，像我一样长着如此宽的鼻子、如此厚的嘴唇、如此小的灰眼睛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幸福的；我祈求上帝创造奇迹，把我变得英俊起来，我愿意把自己当时所有的以及未来可能拥有的，全都用来交换一张英俊的面孔。”他并不知晓，他的平凡长相展现出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具有惊人的吸引力。他未能注意到自己的眼神足以为自己的神态增添魅力。他着装很潇洒（像司汤达一样，希望时髦的衣服可以弥补丑陋的长相），对自己头衔的注重有些失礼。一位喀山大学的同学给他写信说道：“我远远地躲开伯爵，从初次见面起，他那冷冷的派头、直立的头发、半闭着的双眼中那刺骨的神情，都拒我于千里之外。我还没见过哪个年轻人具有如此奇怪而高深莫测的自高自大之态……我向他致意，他几乎理都不理，似乎是想向我暗示，我们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1851年，托尔斯泰二十三岁。他在莫斯科呆过几个月。当炮兵的哥哥尼古拉放假，从高加索来到这里，假期结束时必须返回，托尔斯泰决定陪他一同回去。几个月后，他被说服参了军，当了一名士官生，参加了俄军对山区叛乱部落所发动的几次进攻。他对自己这些军官兄弟们的看法似乎并不怎么宽容。“起先，”他写道，“这个圈子里的很多事情都令我震惊，但如今已经习惯了，不过并未跟这些绅士打成一片。我已形成一种中庸之道，对人既不骄傲也不亲近。”真是个目空一切的年轻人！他的身体很健壮，能够步行一整天或是驾马十二个钟头而不疲倦。他酒喝得很凶，赌起钱来不计后果，不过他运气很差，为了还上赌债，不得不卖掉自己位于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中的房子，这可是他继承的财产。他的性欲很强，并且染上了梅毒。除了这个不幸遭遇之外，他的军中生活就跟其他国家里数不清的（出身好又有钱的）年轻军官完全一样。对于他们身上的充沛精力，放浪形骸是很自然的发泄方式，而且他们很乐意沉溺于此，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或许不无道理）这样可以提高自己在同伴当中的声望。从托尔斯泰的日记来看，一个放荡的夜晚，在他打牌泡女人或是跟吉卜赛人狂欢（如果我们看小说的话，会发现这是、或者曾经是俄国人常见的、但有些幼稚的快活方式）之后，他感到万分痛悔；可一旦有机会，他又照样乐此不疲。

    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塞瓦斯托波尔被围期间，托尔斯泰负责指挥一个炮兵连。由于在车纳雅河战役中表现出“突出的胆魄和勇气”，他被提升至中尉军衔。在1856年签署和平条约以后，他辞掉了军职。在服役期间，托尔斯泰写了许许多多的随笔和故事，还有一部经过了传奇化的童年及少年自传；这些都刊载在一本杂志上，引起了高度的赞许和关注，在他返回彼得堡的时候，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不喜欢自己在那儿遇到的人，人家也不喜欢他。虽然他对自己的诚意深信不疑，但却从来无法让自己相信别人的诚意，而且毫不迟疑地告诉对方。他对于那些得到公认的观点很不耐烦。他暴躁易怒、自相矛盾，傲慢得不肯顾及别人的感受。屠格涅夫曾说过，托尔斯泰那种审犯人似的神态，是他见过的最让人不安的，再加上几句带刺儿的话，很容易把人激怒。他无法容忍别人的批评，当他偶然看到一封信稍微有些牵扯到自己，就立即向对方发出挑战，他的朋友好不容易才阻止他进行一场愚蠢的决斗。

    此时的俄国正兴起一股自由主义思潮。解放农奴成了当时的紧迫问题，托尔斯泰在首都呆了几个月后，回到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在自家的佃农面前拿出一份赋予他们自由的方案，然而他们怀疑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圈套，居然予以拒绝。过了一段时间，他出国去了，回来以后就为农奴们的孩子办了一所学校。他的教育方法具有革命性。学生有权不上学，即使在校，也有权不听老师讲课。完全没有什么纪律，谁也没有受过惩罚。托尔斯泰教课，整个白天都跟孩子们在一起，晚上还参与他们的游戏，给他们讲故事、同他们唱歌，直到夜深。

    大约在同一时间，他跟手下一个农奴的妻子发生关系，生了一个孩子。此事并非一时兴起，在日记中，他写道：“我从未如此地爱过。”后来的几年里，这个名叫蒂莫西的私生子给托尔斯泰的一个小儿子当马车夫。传记作家们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托尔斯泰的父亲也有过一个私生子，而且他也给家里的某个人当马车夫。在我看来，这等于是一种道德上的愚钝。在我看来，托尔斯泰具有不安的良知，真心想把农奴从低贱堕落中解救出来，教育他们学会清洁、体面和自尊，他至少应该为这个孩子做点什么的。屠格涅夫也有私生子，是个女儿，可他悉心照顾她、找家庭教师来教她、非常关心她的生活状况。而托尔斯泰看到这个就是自己亲生儿子的农民呆在嫡生子的马车车棚里，难道就没有感到不安吗？

    托尔斯泰性情上的一大特点，就是他能够满怀热情地开始一项新的事业，但迟早又会厌烦。他缺乏坚韧不拔的品质。因此在办学两年之后，发现其结果令人失望，便关掉了学校。他备感疲倦，对自己极度不满，身体也很差。他在后来写道，若不是生活中还有尚未探索过的、能够带来幸福的一面，他真就绝望了。这里所说的就是婚姻。

    他决定进行试验。考虑了一大堆符合条件的年轻姑娘，又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抛弃她们之后，他娶了索尼娅[2]，这个十八岁的女孩儿是别尔斯大夫的次女，别尔斯是一位莫斯科上流社会的内科医生，也是托尔斯泰家的旧交。托尔斯泰此时三十四岁。夫妇二人定居在亚斯纳亚·波良纳。婚后的十一年里，伯爵夫人总共生了八个孩子，随后的十五年又生了五个。托尔斯泰喜欢马匹，骑术也相当不错，他酷爱狩猎。他的财产升值，又购置了伏尔加河东面的新地产，最终拥有大约一万六千英亩的土地。他的生活遵循着一种颇为常见的模式：在俄国有许许多多的贵族，他们在年轻的时候赌钱、酗酒、通奸，然后结婚生一大堆孩子、在自己的庄园定居下来、看护着所拥有的地产、骑马打猎；其中像托尔斯泰一样持有自由主义原则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痛感于农民的愚昧无知，力图改善他们的生活。唯一使他卓异于这些人的，就是在此期间，他写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两部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三）

    年轻时候的索尼娅·托尔斯泰娅似乎很是迷人。她身材优雅、眼睛漂亮，鼻子肉嘟嘟的，乌黑的秀发充满光泽。她活力四溢、精神饱满，说话声音十分好听。托尔斯泰长期写日记，他在其中不仅仅记载了自己的希望与想法、祈祷与自责，还有自己犯下的过错，既有性爱上的，亦有其他方面的。为了不向未来的妻子隐瞒一切事情，他刚一订婚就把日记交给她阅读。她深感震惊，在一个以泪洗面的不眠夜之后，她把日记交还给他并表示原谅。原谅是原谅了，可她没有淡忘。他俩都是情绪激动的人，有很多所谓的个性。这通常指的是这类人的有些性格很让人不快。伯爵夫人要求苛刻、占有欲强、嫉妒心重；托尔斯泰则无情专断、气量狭窄。他坚持要她给孩子喂奶，她也非常乐意；但其中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她的乳房疼得厉害，不得不把孩子交给奶妈，于是他就无理地冲她发火。两人时不时地吵架，然后又和好。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总的来说，多年的婚姻也还算幸福。托尔斯泰工作起来很努力，笔耕不辍。他的字体常常很难阅读，不过每写完一部分，伯爵夫人都为其誊写，因此能轻松辨别其字迹，甚至连他草草写下的话和不完整的句子也能猜出意思。据说她誊写《战争与和平》达七次之多。

    撰写此文的时候，我主要引用了艾尔默·莫德的《托尔斯泰生平》，还使用了他翻译的《忏悔录》。莫德的优势便是他本人认识托尔斯泰及其家人，他的记叙也有很强的可读性。遗憾的是，他也不管读者需不需要，便大谈特谈自己以及自己的看法，居然还认为理应如此。我深为感激E·J·西蒙斯教授所写的那部完整详尽、令人信服的传记。他提供了许多艾尔默·莫德忽略的素材，后者可能也是有自身的考虑吧。这部书必将长期作为英语传记的楷模。

    西蒙斯教授这样描述托尔斯泰的一天：“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早餐，主人讲的妙语趣话让整个交谈十分地轻松愉快。最后，他会站起身来说，‘现在该工作了’，随后躲进自己的书房里，往往手里还拿着一杯浓茶。谁也不敢打扰他。等他在午后露面，就是准备活动活动了，通常就是散散步、骑骑马。五点钟，他赶回来吃晚饭，一通狼吞虎咽，填饱了肚子就给所有在场者栩栩如生地讲述刚才散步时的见闻。饭后，他又躲回书房看书，八点钟来到客厅同家人和任何来客一起喝茶，常常还伴着音乐、朗诵或是孩子们的游戏。”

    这种生活繁忙而有益，倒也让人知足，如此开开心心地一年又一年，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索尼娅生孩子、照顾孩子和房子、协助丈夫工作，托尔斯泰则骑马打猎、看管地产、撰写作品。他快要五十岁了，对于人类而言，这是一个危险的时期。青春已逝，蓦然回首，他们往往追问自己的生命价值何在；举首前瞻，又往往感觉前途黯淡。还有一种恐惧，一生都在困扰着托尔斯泰，那就是对死亡的恐惧。人皆有一死，除了危难或重病之际（我们暂且不考虑这些），大多数的死亡尚算合情合理。在《忏悔录》中，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心理状态的：“五年前，在我身上开始出现非常奇怪的事情。起先，我体验到生命的困惑与凝滞，就好像我不知道该怎样存活或者该做什么一样；于是我倍感失落和沮丧。然而这种感觉过去了，我又像往常一样生活。而后，这种困惑时刻再度袭来，愈加频繁，而且总是同一形态。这种时刻伴以如下问题：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又将去向何方？我感觉自己一直以来的立足点已经土崩瓦解，脚下什么也没有了。我所依靠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没有什么别的可以依靠。我的生命停滞不动了。我尚能呼吸、进食、饮水、睡眠，我不得不做此类事情，但它们远非生活，因为其中没有我认为可以合理实现的愿望。”

    “所有这一切降临的时候，也正是我所有的一切被人视为无比幸运的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有个爱我也让我很爱的好妻子、听话的孩子们，还有一处很大的地产，不需花费多大力气就能增值变大……我受人赞誉，而且不用自欺欺人，我觉得自己名气很大……我拥有强健的大脑与身体，这些情况在我这类人中很少看得到：体力上，我能赶得上收割庄稼的农民；脑力上，我能一口气工作六到八个小时，而且不会因为如此努力落下什么恶果。”

    “我的精神状态在自己看来是这样子的：我的生命就是不知谁跟我开的一个愚蠢而恶意的玩笑。”

    青年时代的饮酒无度给他造成严重的宿醉。他小时候就不再相信上帝，但信仰的缺失令他痛苦不满，因为他没有了可以解决生命之谜的理论依据。他曾自问：“我为什么要活？我该怎样活？”他遍寻不到答案。如今他再次开始信仰上帝，然而对于一个感情如此丰富的人而言，非常奇怪的是，他的信仰来自推理。“假如我存在，”他写道，“必定有其原因，以及原因的原因。而一切原因之首就是我们所谓的上帝。”有一段时间，托尔斯泰坚信东正教，但让他感到厌恶的是，该教博学之士们的生活与其教义并不相符，他觉得自己无法相信这些人要他相信的一切事情。他打算只相信那些简单直观的东西。他开始接近穷人、普通人、文盲当中的信众。对这些人的观察越是深入，他就越发坚信：虽然他们的迷信思想十分蒙昧，但他们拥有必不可缺的真正信仰，只有赋予他们的生命以意义，这份信仰才能让他们生活下去。

    过了数年之后，他才最终形成自己的观点，而这些年都是充满了苦痛、冥想和探究。短短几句话很难把这些观点总结清楚，我也是犹豫再三才试图这么做的。

    他逐渐认为，真理只存在于基督的话语中。他否认那些阐发基督教信条的教义，认为这都是明显的谬论，是对人类智慧的侮辱，他否认基督神性、圣女生子、耶稣复活。他否认基督圣礼，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基于基督教义，仅仅是为了遮掩真相。他曾一度不信死后还有来生，可是到了后来，当他相信自我乃是上苍的一部分的时候，才觉得自我随躯体死亡而终止是不可想象的。最后在临终前不久，他宣布自己不相信所谓创世的上帝，但相信存在于人们良知里的上帝。人们不免觉得，如此一位神灵简直就跟半人马或是独角兽一样，纯属想象世界中的虚构之物。托尔斯泰相信，基督教义的核心就在于“不要与恶人作对”[3]这条戒律；他断定“什么誓都不可起”[4]这条圣训不光适用于赌咒之语，而是适用于一切誓言，包括证人席上的话和起誓军人的话；而“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5]则不许人们与本国的敌人作战或是在遭受攻击时进行自卫。然而在托尔斯泰看来，接受观点就要付诸行动：如果他断定，基督教的实质就是博爱谦让、克己忘我、以德报怨的话，就会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应当摒弃生活中的享乐，应当谦恭卑下、受苦受难、慈悲为怀。

    索尼娅·托尔斯泰作为东正教的虔诚信徒，坚持要自己的孩子接受宗教教育，并且每天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尽守职责。她可不是一个很注重神性的女人；的确，考虑到有这么多孩子，要自己照看他们、确保他们受到良好教育、操持好一大堆家务，她也实在没多少时间去思考什么神性。对于丈夫变化后的人生观，她既不理解也不赞同，但还是足够容忍地接受了。然而当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导致行为上的转变时，她开始生气了，并毫不犹豫地形之于色。因为他认定自己有责任尽可能地少消耗别人的劳动成果，所以开始自己生炉子、打水、打点衣物。由于想要自食其力，他请来一个鞋匠教他怎么做鞋子。在亚斯纳亚·波良纳，他跟农民们一起干活儿，耕田地、运干草、砍木头；伯爵夫人对此极力反对，因为在她看来，他从早到晚干的都是没什么用处的活儿，即使在农民当中，也只有年纪轻的人才干这些活儿。

    “你当然会说，”她在给他的信中写道，“这样生活符合你的信念，你很快活。这是另一回事，我只能说：那你快活去吧！可我依然为此烦恼：如此的精神力量，居然浪费到劈木头、烧茶炊、做靴子上——这些事情作为休息或调剂还不错，可不能拿着当专职啊。”她说得不无道理。就托尔斯泰而言，他认为体力劳动比脑力劳动高尚，这实在是愚蠢之至。而且体力劳动也不见得更加辛苦。每个作家都清楚，写上几个钟头，身体就会疲劳不堪。工作自身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赞扬的。人们工作就是为了享受休闲，只有蠢人才会因为不工作的时候不知该做什么而去工作。然而即使托尔斯泰觉得写小说给闲人阅读不对，我们也认为他应当去找点比做鞋更有才智的活儿去干，他鞋做得很差，送别人的鞋人家都不肯穿。他穿衣服像个农民，变得又肮脏又邋遢。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他有一天在装卸肥料之后去赴宴，他的身上臭气熏天，必须把窗户都敞开才行。他放弃了自己一直十分痴迷的打猎，而且为了不让动物被捕杀食用，他成了素食者。许多年来，他一直适度饮酒，可如今完全戒了酒，最后在经过痛苦挣扎之后，还把烟也戒掉了。

    此时，孩子们正在渐渐长大，为了他们的教育，而且因为最大的女儿塔尼娅即将初入社交界，伯爵夫人坚持要求全家在冬天搬到莫斯科去。托尔斯泰并不喜欢城市生活，但面对妻子的坚决，他还是让步了。在莫斯科，他对自己见到的贫富差距感到无比震惊。“我感到很可怕，而且不停地感觉到，”他写道，“只要我饭菜吃不了，而有些人却没饭吃，我有两件外套，而有些人一件都没有，我就感觉自己在不停地犯罪。”人们一直在劝他：世间从来就有贫富差距，而且未来也永远都会有，可都无济于事，他觉得这实在不公；在探访了一家贫民的夜间宿舍、亲眼见到其惨状以后，他感觉回家坐享五道菜肴的大餐，由两名白领结白手套的男佣侍候左右，这实在是可耻至极。对于那些危难中求助于他的落魄之人，他试图解囊相助，但是他逐渐发现：他们从自己那儿卷走的钱，往往作孽大过造福。“金钱是魔鬼，”他说道。“因此与人钱财的人亦是魔鬼。”由此他很快便认定，财产是邪恶的，拥有它是一种罪孽。

    对于托尔斯泰这样的人来说，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显而易见的：他决心抛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跟妻子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她可不愿意身无分文地过日子，也不想让孩子们一贫如洗。她威胁说要告上法庭，到时让托尔斯泰声明自己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务。在经过天晓得有多久的剧烈争吵之后，他提出把财产转交给她，而她予以拒绝，最后他把财产划分给了她和孩子们。在这一年里，这种争吵不止一次地导致他离家出走，要跟农民们住到一块儿，可是没有走很远，就被自己给妻子带来的痛苦给拽了回去。他继续住在亚斯纳亚·波良纳，虽然对身旁的奢侈生活（只是适度的奢侈而已）感到羞耻，但依然从中受益。两人之间的摩擦继续。他不同意伯爵夫人让孩子们所受的传统教育，对于她不让自己随意支配财产也无法原谅。

    在对托尔斯泰生平的简述中，我被迫略去了很多有趣的内容，而在处理他皈依以后的三十年生活时，我会更加地简明扼要。他成了一名公众人物，被公认为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并且作为一名小说家、教师、道德家，他在全世界享有盛誉。那些想要根据他的思想来生活的人，建立起一片片领地。当他们试图把他的道德准则付诸实施的时候，屡遭困境，而他们的不幸遭遇也成了既有教育意义又让人捧腹的故事。由于托尔斯泰生性多疑、喜好争辩、不容异己，再加上他深信，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必定怀有卑劣动机，所以他没几个朋友；但是由于他声名日隆，大批的学生和朝拜者来参观俄国的圣土，记者、观光客、崇拜者和信徒，富户和穷人，贵族和平民，纷纷来到亚斯纳亚·波良纳。

    前面我已说过，索尼娅·托尔斯泰是个嫉妒成性、占有欲强的女人；她总是想要独占自己的丈夫，厌恶外人进入自己的家门。她的忍耐受到了严重的考验：“他一面向人们描述自己所有的细腻情感，一面照老样子生活，喜好甜食、自行车、骑马、色欲。”还有一次，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实在忍不住抱怨，因为他为了别人开心而做的这些事情把生活搞得很乱，我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他对爱与善的宣扬导致了对自己家庭的忽视，形形色色的乌合之众闯入了我们的天地。”

    在最早的那些同意托尔斯泰观点的人当中，有个叫契尔特科夫的年轻人。此人资财丰厚，曾是一名近卫军上尉，然而当他开始信奉不抵抗原则时，便辞去职务。他是个诚实的人，是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狂热者，但却盛气凌人，具有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人的非凡能力；艾尔默·莫德称，凡是跟此人打交道的人，要么变成了他的工具，要么与之争吵，要么不得不避而远之。他跟托尔斯泰之间萌发友情，这份情意一直持续到后者去世，他对托尔斯泰所具有的影响力，令伯爵夫人愤恨不已。

    尽管对于托尔斯泰为数不多的其他朋友来说，他的观点似乎过于偏激，可契尔特科夫依然怂恿他步子再大一点，更加严格地将其付诸实施。托尔斯泰专注于他的精神发展，以致忽略了自己的财产，结果，尽管他的总资产大约值六万英镑，每年却只带来区区五百镑的进项。这点钱显然不够维持全家开支和一大帮孩子的教育。索尼娅说服丈夫把1881年之前所写的一切作品的版权交给自己，然后凭着借来的钱，她开始搞起了自己的出版经营。一切运作得非常成功，她把相应的款项都给还上了。可是保留其文学作品的版权，这种做法明显有悖于托尔斯泰的信念，即财产是邪恶的，于是，在契尔特科夫掌握了对他那强大的支配能力以后，他便唆使其宣布，自1881年之后所写的一切东西为公众所有，谁想出版就出版。这一举动足以触怒伯爵夫人，然而托尔斯泰仍不罢休：他要她交出早期那些书的版权，自然也包括那几本非常畅销的小说，对此她坚决予以回绝。她的生计，以及她家里的生计，全都依赖于此。于是便是尖酸刻薄、无休无止的争吵。索尼娅和契尔特科夫让他不得安宁。

    （四）

    1896年，托尔斯泰六十八岁。他已结婚三十四年，大多数孩子均已长大成人，第二个女儿也即将嫁人；他的妻子五十二岁，极不光彩地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年轻许多的男人，是一个名叫塔纳耶夫的作曲家。托尔斯泰对此感到震惊、羞耻、愤慨。以下是他给她写的一封信：“你跟塔纳耶夫的暧昧关系实在可耻，我无法泰然处之。假如我继续同你以这种关系生活下去的话，只会折损寿命、毒害自己。一年来，我简直都不知道怎么过的。你对此很清楚。我愤怒地告诫过你，也曾乞求过你。后来，我干脆一言不发。什么都试过了，可根本没有用。这种暧昧关系并未终止，而且可以想见，它很可能会照这样继续下去，直到最后。我再也无法容忍了。很显然，你舍不得放弃这种关系，只有一件事可办，那就是分居。我已下定决心这么做了，但是必须找个最适宜的方式。我觉得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让我出国。到时候我们一起想想怎么做最好。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然而两人并未分开，他们依旧互相折磨着对方。伯爵夫人以一种老女人的躁动追逐着作曲家，尽管他起初受宠若惊，可很快就厌烦了这种无以为报，也令自己荒唐可笑的激情。她终于认识到了对方在躲避自己，他最终还在公共场合冒犯了她。她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之后不久就认定塔纳耶夫“在肉体和精神上都不知羞耻、粗俗不堪”。这桩极不体面的韵事就此告终。

    夫妻之间的不和在此时已经广为人知，令索尼娅难过的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们（如今是他仅有的朋友）都站在他一边，而且由于她不让托尔斯泰做他们认为该做的事情，这些人对她都充满敌意。皈依并为给他带来多少快乐，倒是让他失去朋友、家庭不和、夫妻之间口角不断。追随者们批评他，因为他依旧过着安逸的生活，事实上，连他也觉得自己该受责备。他在日记中写道：“如今即将七十的我，虽精神饱满，却渴望宁静独处，尽管不是十分协调，但依然好过我的生活与我的信仰良知之间的严重矛盾。”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在随后的十年里，他数次患病，其中有一次极为严重，差点要了他的命。当时认识他的高尔基曾说他瘦小衰老，但双眼比以往更加敏锐，目光更具穿透力。他的脸上爬满了深深的皱纹，花白的胡子又长又乱。他是个老人了，八十岁了。一年过去了，又一年过去了，他八十二岁了，身体衰退得很快，显然只有几个月活头了。而这几个月又由于不休的争吵异常难过。契尔特科夫显然不是完全赞同托尔斯泰的观点（即财产是邪恶的），他斥巨资为自己在亚斯纳亚·波良纳附近建了一栋大宅，尽管托尔斯泰对这笔开销感到遗憾，但相隔近了毕竟还是方便两人的来往。此时，他敦促托尔斯泰履行自己的愿望，即一旦去世，其所有作品将归公众所有。托尔斯泰在二十五年前就交给自己的小说，如今居然被剥夺了控制权，伯爵夫人对此勃然大怒。她跟契尔特科夫之间由来已久的仇恨演化为公开的战争。除了托尔斯泰最小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听命于契尔特科夫之外，其他的孩子们全都站在母亲一边；尽管托尔斯泰已经把房产分给了他们，他们还是不愿过父亲让他们过的那种生活，也不明白为什么父亲作品带来的大笔收入，自己不能享用。据我所知，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受过教育要独立谋生的。可是尽管面临来自家庭的压力，托尔斯泰还是立下遗嘱，把自己的全部作品留给公众，并且宣布：现存手稿在自己死后应当交给契尔特科夫，好让所有想要出版这些作品的出版社能够自由实现目的。但这显然是不合法的，于是契尔特科夫力劝托尔斯泰再立一份遗嘱。目击证人被偷偷领进屋，以防伯爵夫人知晓这件事，托尔斯泰又在自己书房反锁房门亲自手抄了一份文件。在遗嘱中，版权交给女儿亚历山德拉，契尔特科夫提名她的原因，他曾有些轻描淡写地写道：“我确信托尔斯泰的妻儿不愿看到一个外人成了遗产受赠人。”由于这份遗嘱断了他们主要的生计来源，此话还是可信的。但是契尔特科夫还不满意，他自己又草拟了一份，托尔斯泰坐在契尔特科夫家附近森林的一个树桩上予以抄写。这就使得契尔特科夫完全掌握了手稿。

    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托尔斯泰后期所记的日记。夫妻二人长期以来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其中一方有权看到另一方的日记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安排并不合适，因为一方读过以后对另一方的抱怨总是导致对方反唇相讥。早期的日记在索尼娅手里，可近十年的托尔斯泰全都交给了契尔特科夫。她下定决心把它们都要回来，部分上因为这些日记最终可以出版赚取利润，更重要的则是因为托尔斯泰在记录里一直坦承两人的不和，而她不愿让这些章节公之于众。她捎信给契尔特科夫，要求他归还日记，可他拒绝了。她为此威胁说，如果不归还日记，她就服毒自杀或者自溺而死，托尔斯泰被她的大吵大闹搞得实在没有办法，便把日记从契尔特科夫那里拿走，但并没有交给索尼娅，而是放进了银行。契尔特科夫给他写了一封信，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对这封信是这样说的：“我收到契尔特科夫的一封信，信里满是责怪的话，把我批得体无完肤。有时候我真想远离所有这些人。”

    从很小的时候，托尔斯泰便时不时地有这样的愿望，即离开混乱与纷争不断的世界，到个可以独自一人、全心修身的安静去处；跟很多作家一样，他把自己的愿望移植到小说中的两个人物身上，即《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他对这两个人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当时的生活环境的共同作用，使他的这种愿望几乎变成了一种痴迷。他的妻子、孩子折磨他，朋友们的反对也令他困扰，他们觉得他应当最终把自己的原则完全付诸实施。其中很多人痛感他并未实践自己宣扬的道理。每天，他都会收到伤人的来信，指责他为人虚伪。有位急切的追随者写信恳求他放弃自己的地产，把资财分给亲戚和穷人，自己一个铜板也不要留，走乡串镇沿街行乞。托尔斯泰是这样回复的：“您的来信深深地触动了我。您的提议一直也是我的神圣梦想，可就目前而言，我还不能这么做。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就是，如果我这么做，一定不要影响他人。”我们都知道，人们常常把自身行为的真实原因推到无意识的背景中去，就这件事而言，我觉得托尔斯泰没有按照自己的良知和追随者的期待去做，根本就是因为他不怎么愿意这样做。在作家的心理中有一个方面，我从未见人提到过，但所有研究过作家生平的人肯定都很清楚。每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作家，其作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本能、欲望、白日梦（随你怎么叫）的升华，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把这些东西都给压制下去了，而通过文学表现，他摆脱束缚，把它们进一步地释放了出来。但这还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满足，他会感觉仍旧不够。而这正是作家颂扬实干者、不情愿间对其既嫉妒又仰慕的根源。如果托尔斯泰没有因著书而导致其决心减弱的话，他或许会发现：自己身上具有力量，可以做那些自己真心认为是正确的事情。

    他是个天生的作家，出于其本性，总是想用最为有效、最有意思的方式来处理事物。我指的是在其说教性的作品中，为了让观点更加有效，他任由手中的笔自由驰骋，倘若他停下来思考由此会带来什么后果的话，反而无法如此坚定地展现自己的理论。他确实一度承认过，妥协在理论中不受认可，但在实践中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在这里放弃了整个立场；如果说妥协在实践中是无法避免的话（只能说实践不可行），那么肯定是理论出了什么问题。然而对托尔斯泰颇为不幸的是，他的朋友，还有成群结队来到亚斯纳亚·波良纳的追随者们，都无法接受自己的偶像居然会有屈尊妥协的念头。他们为了追求其显著的规范意义，就一再迫使这位老人牺牲自己，确实有些残忍。他成了自身教义的囚徒。他的作品及其对如此多的人的影响（其中不少都是灾难性的，因为有些人流亡，有些人入狱）、他的虔诚、他所激发起的爱、他所受到的崇敬，都把他逼到了一个只有一条出路的境地。而他却无法迫使自己走这条路。

    当他终于离开家门、开始那次造成不幸但却举世闻名的旅程时，并不是因为他的良知或是追随者的提议驱使他这么做，他才最终决定要踏出这一步的，而是为了躲开自己的妻子。此举的直接起因倒是十分偶然。他在一天晚上上床睡觉，不多一会儿，听到索尼娅在自己的书房翻查文件。自己暗中立遗嘱的事情立即袭上心头，可能他当时认为她已经察觉遗嘱的存在，正在找的就是它。在她离去后，他起床拿了一些手稿，包起几件衣服，然后叫醒一段时间来一直住在家里的医生，告诉他说自己要出门了。亚历山德拉被叫醒，车夫也爬了起来，把马套上，托尔斯泰在医生的陪同下，驱车赶往车站。此时是清晨五点，火车拥挤不堪，冷冷的雨中，他不得不站在车厢尽头的露天月台上。他先是在夏马丁下车，他的妹妹在那儿的修道院做修女，亚历山德拉也在此处同他们会合。她带来消息：伯爵夫人发现托尔斯泰不见了，曾经试图自杀。这可不是头一回了，可是由于她对自己的自杀动机没怎么保密，结果常常是并未酿成什么悲剧，而是大惊小怪、虚惊一场。亚历山德拉催促他接着走，以防她母亲发现他的行踪跟过来。他们启程前往罗斯托夫。他已身染风寒，看样子很难康复；他在车上病得很重，以致医生决定，他们必须在下一站下车。这是一个叫阿斯塔波沃的地方。站长听说了病者的身份后，腾出自己的房子供他来用。

    第二天，托尔斯泰打电报给契尔特科夫，亚历山德拉叫人喊来自己的大哥，并让他从莫斯科带一名医生来。可托尔斯泰的名气太大，一举一动都不可能不为人所知，二十四小时内，就有记者把他身在何处告诉了伯爵夫人。她连忙跟家里的孩子一起赶往阿斯塔波沃，但此时的他病得实在厉害，大家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把伯爵夫人到来之事告诉他，也不让她进门。他得病的消息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在那一周里，阿斯塔波沃车站挤满了政府代表、警察、铁路官员、新闻记者、摄影师等。他们住在火车车厢里，把车厢转移出轨道当房子，当地的电报局难堪重负。在如此的众目睽睽之下，托尔斯泰行将死去。更多的医生赶来，直到最终共有五名医生看护他。他时常不省人事，但在清醒的时刻却惦记着索尼娅，他依旧相信，索尼娅还在家里，不晓得自己现在何方。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曾害怕过死亡，但如今不再害怕了。“这就结束了，”他说，“不要紧的。”病情加重。在昏迷中，他仍然高呼：“快逃！快逃！”索尼娅终于获准进入房间。他已经昏迷不醒。她跪下身来，吻了他的手；他叹了口气，可是并无迹象表明，他知道她来了。1910年11月7日，礼拜日清晨六点过几分，托尔斯泰与世长辞。

    （五）

    三十六岁的时候，托尔斯泰开始写《战争与和平》。这可是着手撰写一部巨著的绝好年龄。到了这个时候，一个作家应该熟知自身的手法技巧，拥有广泛的人生体验，也依然具有充分的思想活力，而创造力亦处于巅峰时期。托尔斯泰选择描述的时代是拿破仑战争时期，高潮是拿破仑侵占俄国、莫斯科大火，以及法军的溃败和覆亡。当他动笔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原本是想写一个贵族家庭生活的故事，历史事件仅仅用来充当背景。故事中的人物将会经历各种磨难，精神上因之受到深刻的影响，在千辛万苦之后最终拥有平静而幸福的生活。只是在写的过程当中，托尔斯泰才把重点越来越多地放到交战国之间的宏大战争上，并构思出被庄重地称为历史哲学的理念。以赛亚·伯林出版了一本极有趣也深具启发意义的小书，叫做《刺猬与狐狸》，他在书中表明：在这个本人现在必须简单涉及的题目上，托尔斯泰的思想乃是受到了杰出外交家约瑟夫·德·迈斯特一本名叫《圣彼得堡的夜晚》的著作的启发。这倒并非是败坏托尔斯泰的名誉。小说家的工作并不是创造思想，而是塑造为其充当原型的人物。思想就摆在那儿，如同人类及其城乡环境、生活事件一样（事实上包括与之相关的一切），都可以拿来为之所用，目的就是创作出一部艺术品。读过伯林先生的书之后，我感觉必须得看《圣彼得堡的夜晚》这本书。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结尾的第二部分精心提出的观点，德·迈斯特用了三页进行阐释，其要点包含在这句话里：“C'est l'opinion qui perd les batailles, et c'est l'opinion qui les gagne.”[6]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和塞瓦斯托波尔都目睹过战争，其自身经历使得他能够对小说中各色人物所参加的各种战争场面进行生动的描绘。他所观察到的，同迈斯特的观点十分相符。但他写出来的部分非常啰嗦，还有点难懂，我觉得我们从故事进程中的只言片语和安德烈公爵的思考当中，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想法。我顺便再插一句：这是一个小说家传达自身思想最为适当的方法。

    托尔斯泰的想法是，由于机缘巧合、情况不明、判断失误、偶然事故，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精确的战略战术，因此也不可能有什么军事天才。影响历史进程的，并非通常以为的那些伟大人物，而是一种贯穿诸国、不知不觉间驱使他们获胜或失败的神秘力量。领军者所处的位置，如同一匹套在马车之上、朝着山下开始全速疾奔的马——在某个时刻，马并不知晓到底是自己在拉着车跑，还是车逼着自己不跑不行。拿破仑打胜仗，靠的不是战术或者手下的大军，因为他的命令并未得到执行（要么由于局势有变，要么由于命令没有及时传达），而且因为敌军深信败局已定，于是放弃了战场。结局如何取决于一千个不可预测的偶然性，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就其自由意志而言，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所为对某某事件结果的影响，并不比一个新征进来、被迫为他们打仗的列兵大到哪儿去。”“那些所谓的伟人实际都是历史的标签，他们的名字跟历史事件挂起钩来，但却不像标签上所说的那样跟史实有多大关系。”在托尔斯泰眼里，他们不过是些雕像而已，被时势所左右，既不能抗拒也无力控制。这里无疑有些让人迷惑之处。我看不出他该如何协调事件之“命中注定、无法抗拒的必然性”和“机会变幻莫测的偶然性”；因为当命运推门直入时，机会就会飞出窗外。

    人们很容易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即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缘于其贬低拿破仑的愿望，至少部分上是这样的。拿破仑很少亲自出现在《战争与和平》的故事中，就是出现了，似乎也显得微不足道、容易上当、愚蠢可笑。托尔斯泰称他是“历史中的微小工具，从未显示出任何男性尊严，哪怕是在流放的时候也如此”。连俄国人居然也把他视为大人物，托尔斯泰为此感到非常愤慨。他连个像样的骑马架势都没有。在这里，我最后停一下。法国革命造就了一批像科西嘉律师的儿子[7]一样雄心勃勃、聪明果敢的年轻人，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单单就是这个其貌不扬、带着外地口音、无钱无势的年轻人一路走来，赢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成为法国的独裁统治者，继而将半个欧洲纳于麾下？假如你看到一名桥牌选手赢得了国际锦标赛，或许会将之归于他运气好，或者同伴出色；可是不管其同伴是何许人也，他多少年来还能够一胜再胜的话，我们无疑应当干脆承认，他对比赛拥有特殊能力和卓越才华，而不要说什么他取胜全是因为之前的偶然事件所带来的巨大的、无法抗拒的压力。我本该想到，一个伟大的将军，就像一名优秀的桥牌选手一样，需要集以下素质于一身，即知识、眼力、勇气、衡量形势的智慧、判断敌方心理的直觉。拿破仑的确得到了天时之利，但如果否认他运用天时的才华，那就只能说是心存偏见了。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有损于《战争与和平》的力量和趣味。书中叙事如同日内瓦的隆河那湍流的河水流向平静的莱曼湖，让你心生感佩。据说全书总共有大约五百个人物，全都自足自立。这可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关注点不像大多数小说那样放在两三个人、甚至一群人身上，而是放在四个贵族家庭的成员身上：罗斯托夫家、保尔康斯基家、库拉金家和别祖霍夫家。如书名所示，小说涉及的就是战争与和平，这是展现书中人物命运的背景，其对比十分鲜明。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当作品的主题要求他必须涉及各不相同的事件、一个以上的群体时，困难之一就是如何让事件之间、群体之间的过渡显得真实可信，好让读者服服帖帖地接受。假如作者成功做到这一点，读者就会感觉：他所获悉的一整套环境和人物都是自己必须知道的，于是就愿意获悉他们一时还未知道的其他环境和人物的情况。总体来说，托尔斯泰想方设法，巧妙地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让你感觉自己所遵循的是一条叙事线索。

    同其他小说作家惯常的做法一样，他是以自己认识或听说的人来构思书中人物的，然而他似乎并不只是利用这些人物作为自己编造作品的原型，而是十分忠实地刻画他们。挥霍无度的罗斯托夫伯爵是取自其祖父的形象，尼古拉·罗斯托夫是他的父亲，而可怜又可爱、相貌丑陋的玛丽娅公爵小姐则是他的母亲。时而也有人认为：在彼埃尔·别祖霍夫和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这两人身上，托尔斯泰心里想的是自己；要真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说托尔斯泰意识到自身的矛盾之处，通过以自己为原型塑造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物，是想弄清和搞懂自身的性格，想来也不算是捕风捉影。

    不管是彼埃尔还是安德烈公爵，都爱上了罗斯托夫伯爵的小女儿娜塔莎，托尔斯泰把她塑造成了小说中最惹人喜欢的人物。没有什么比刻画一个既迷人又有趣的年轻姑娘更为困难的了。通常而言，小说中的女孩子全都了无趣味（《名利场》中的阿米莉亚）、自命不凡（《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范妮）、过分聪明（《利己主义者》中的康斯坦尼娅·达累姆），或者就是小笨蛋（《大卫·科波菲尔》中的朵拉），要么是傻乎乎的卖弄风情之女，或者就单纯得让人难以置信。她们在小说家手里不好处理，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那个幼小的年纪，个性尚未充分发展。同样，一个画家，要想把一张脸画得有趣味，只有在人生、思想、爱情、苦难的变化赋予其性格时才有可能。在画女孩子的时候，最佳方式便是展示她青春的魅力和美貌。然而娜塔莎却完全地真实自然。她亲切和蔼，敏感而富有同情心，颇有些孩子气，却又有女人味，耽于理想，性子急，心肠热，固执己见，反复无常，无论从哪方面看都非常迷人。托尔斯泰塑造过众多的女性，她们都无比真实，但从没有哪个像娜塔莎一样赢得读者的喜爱。她的原型是托尔斯泰妻子的妹妹塔尼娅·别尔斯，他很为她而倾倒，就如查尔斯·狄更斯醉心于自己妻子的妹妹玛丽·贺加斯一样。多么引人深思的类似啊！

    在深爱她的两个男人安德烈公爵和彼埃尔身上，托尔斯泰寄托了自身对生命意义和目标的热情追求。安德烈公爵尤为如此。他可说是当时俄国的普遍情形的产物。他拥有丰厚的家财和庞大的地产，还有一大帮农奴任由他驱使，要是哪个惹他不高兴了，他可以剥光其衣服一顿鞭打，或者夺走其妻子儿女，将其送到军中服兵役。假若哪个女孩儿或是妇人合他的口味，他可以派人把她领来供自己享乐。安德烈公爵长相英俊，面部轮廓清晰，一双慵懒的眼睛，一副厌倦的神情。实际上，他就是浪漫小说中“长相漂亮的恶魔”。这个英勇的人物很为自己的门第和地位感到自豪，他品格高尚，可是目中无人、独断专行、气量狭窄、不讲道理。他对身份相同的人冷淡而傲慢，而对下属则是屈尊俯就、亲切和善。他才智过人，一心想要出人头地。托尔斯泰是这样妙笔形容他的：“当安德烈公爵有机会指导年轻人并且帮助他们在上流社会取得成就的时候，他就显得特别高兴了。因为骄傲自负，他从来不会接受别人的帮助，但却在帮助别人的借口下，去接近那些获得成就并且吸引他的人。”

    彼埃尔是个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人物。他是个身材高大、长相丑陋的人，近视得很厉害，必须戴着眼镜才行，而且长得很胖。他能吃能喝，玩弄女人颇有一手。他笨手笨脚、没有心眼，可是性情和善、真挚诚恳、体贴别人、没有私心，所以只要认识他，必定就会喜欢上他。他很有钱，任由一群逢迎之徒将手伸进自己的腰包，也不管他们有多么不值得交往。他是个好赌之徒，而且在自己所属的莫斯科贵族俱乐部里，被那些贵族会员无情地欺骗。他稀里糊涂地早早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而对方嫁给他只是看中了他的钱财，她鲜廉寡耻，跟别人私通。在同妻子的情人进行了一场奇怪的决斗之后，彼埃尔离开了她，去往彼得堡，路上碰巧遇见一个神秘的老人，此人原来是共济会成员。两人攀谈起来，彼埃尔坦言自己不信上帝。“假使上帝不存在的话，我们根本就无法谈论他，”老人答道，并且接着向彼埃尔讲起了所谓从本体论上证明上帝存在的基本形式。这本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安塞姆提出来的，内容如下：我们把上帝解释为可以想象的最伟大的实体，而可以想象的最伟大的实体一定是存在的，否则的话，就会有另外一个同样伟大的实体存在。据此可以推出：上帝一定存在。这一论证遭到了托马斯·阿奎那的摒弃和康德的推翻，但却说服了彼埃尔，抵达彼得堡不久，他就被接纳进共济会。当然在小说里，事件（无论是具体的还是精神上的）必须要进行压缩，否则小说就永无完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必须一两页就得讲完，除了作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部分，其他一切内容都要统统删掉；情感的改变亦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我感觉托尔斯泰有点过头了；如此突兀的转变让彼埃尔显得异常单薄。可作为其结果，他想要结束放荡的生活，决定返回庄园、释放农奴、全身心地致力于他们的福祉。如同被赌友欺骗一样，他又被管家给蒙骗了，原先的善意全都受挫。由于缺乏毅力，他的慈善计划大多以失败告终，他又过起了原先的懒散生活。由于发现同仁们仅仅注重外在形式，依附共济会“只是为了结交富人，并从这种结交当中获取利益”，他对共济会的热情日渐减少。身心疲倦的他重新又开始赌钱酗酒、乱搞女人。

    彼埃尔很清楚自己的缺点，对其痛恨至极，但却缺乏顽强的毅力来改正它们。他是个谦虚、善良、和蔼的家伙，可奇怪的是，此人没什么判断力。他在波罗金诺战役中的表现可说是蠢到了家。身为一介平民，他却驾着马车冲向战场，挡着所有人的道，实在惹人讨厌，而到最后为了逃命，他又仓皇跑掉。在莫斯科大疏散的时候，他却留了下来，被作为纵火犯逮了起来，并被判处死刑。后来，罪刑赦免，他被关押起来。当法国军队开始悲惨地撤退时，他和其他犯人被押解同行，最后被一群游击队员解救。

    想要搞清楚这个人是很难的。他善良谦逊，性格和蔼，可也软弱不堪。我敢肯定这个人物非常真实。我觉得应当把他视为《战争与和平》的男主人公，因为他在最后娶到了可爱迷人、称心如意的娜塔莎。我猜想托尔斯泰很喜欢他：他是带着亲切而同情的笔触来写他的；但我不明白，有没有必要把他刻画得如此蠢笨。

    在《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一部鸿篇巨制里（尤其是该书的写作又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作者有时候才思不济也是无法避免的。托尔斯泰在小说结尾描述了从莫斯科撤退以及拿破仑军队的覆亡，可是这一部分长篇（无疑也很必要）的叙述，却有一个弊端，那就是把大量读者早已知晓的事情予以告知，除非有的读者对历史极度无知。其结果便是缺乏悬念，而悬念可以驱使读者急于翻开书页、了解后事；于是，尽管托尔斯泰所讲的故事非常痛苦、生动、悲惨，读者却有些不胜其烦。他利用这些章节把各个零碎的细枝末节串连起来，但我以为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引出一个新的人物，此人对彼埃尔的精神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这个人就是彼埃尔的狱友柏拉图·卡拉塔耶夫，他是个农奴，由于偷盗木材而被判在军中服役。在那个时代，他属于引起俄国知识分子极度关注的那类人。他们生活在极端专制之下，深知贵族生活之空洞琐屑、商人阶级之无知狭隘，他们已然认识到，要拯救俄国，靠的是被压迫者和受折磨的农民。在《忏悔录》中，托尔斯泰告诉我们：对自身阶级感到心灰意冷的他，是如何求助于那些老信徒，以寻求赋予生命意义的善良和信仰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有坏地主也有好地主，有奸商也有良商，有好农民也有坏农民。认定只有在农民当中才有美德，这只不过是文学上的错觉。

    托尔斯泰对普通士兵的刻画，可算是《战争与和平》中最为成功的人物刻画之一了。难怪彼埃尔会被他吸引。柏拉图·卡拉塔耶夫爱所有的人，他毫无私心，心甘情愿地忍受艰难险阻。他的品性和蔼而高尚，彼埃尔一如既往地容易受到影响，他看到了柏拉图身上的善良，于是自己也开始相信起善良来：“曾经分崩离析的世界再次在他的灵魂深处激荡，具有一种全新的美感，立足于一种全新的、不可撼动的基础。”从柏拉图·卡拉塔耶夫那里，彼埃尔认识到“人类幸福只能从内心找寻，来自对人类简单需要的满足，不幸的根源不是贫穷，而是过于富足，生命中没有什么困难是无法面对的”。最终，他发现自己拥有了多年来一直都在找寻却从未找到的内心平和与宁静。

    假若有些读者感觉托尔斯泰对撤军部分的描写没什么意思的话，那么这一遗憾将在尾声的第一部分得到充分的弥补。这可真是个精彩的创新。

    老一代的小说家往往把该讲的故事讲完了，又告诉读者主要人物后来的遭遇。读者会得知：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在一起幸福地生活，景况很好，生了多少多少个孩子，而书中的恶人，倘若未在结尾被干掉的话，则必定生活窘迫，娶了个爱唠叨的老婆，可谓恶有恶报。可是这样一两页就交待了实在是敷衍了事，读者会产生这么一个印象：这只是作者不屑地丢给自己的一个抚慰之物。就托尔斯泰而言，他还是要把尾声部分写得具有真正的价值。七年过去了，读者被带到了尼古拉·罗斯托夫的家里，他已经娶了一个富有的妻子，还生了孩子。安德烈公爵在波罗金诺战役中身负重伤。尼古拉斯娶的正是他的妹妹。彼埃尔的妻子在入侵时死得甚为合宜，这样他便得以娶到爱慕已久的娜塔莎。他们也有了孩子，两人彼此恩爱，可是天哪，他们变得多么乏味，真是老生常谈啊！在遭受风险、承受痛苦之后，他们安安稳稳地过起了舒适的中年生活。如此温柔甜美、不可预知、惹人喜爱的娜塔莎，如今却成了一个大惊小怪、挑剔苛刻、脾气暴躁的家庭主妇。曾经英勇侠义、热情奔放的尼古拉·罗斯托夫，也已经变成一个固执己见的乡绅；而彼埃尔则比以前更加肥胖，他依然温厚和蔼，却不比以前聪明丁点。大团圆式的结局实则可悲得很。我认为，托尔斯泰之所以这么写，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因为他清楚结果定将如此，而自己必须讲述实情。

    注释：

    [1]达佛涅斯和克洛伊，古希腊田园传奇中被后人视为楷模的一对天真无邪的情侣。

    [2]原文如此（Sonya），实际上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的闺名应为“索菲娅”（Sofia）。——中文版编者注

    [3]参见新约《马太福音》5:39。

    [4]参见新约《马太福音》5:34。

    [5]参见新约《马太福音》5:44。

    [6]意即“是观点导致战争失败，亦是观点造成战争获胜”。

    [7]即指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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