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顺治出家了，原因又何在？是因董鄂妃去世，他万念俱灰？还是别有隐情？
说起来，这样的争议本是不该出现的。煌煌帝王，天下瞩目，一言一行，载诸史册，又怎么会说不清最后的结局呢？
然而，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朝廷宣告，皇帝驾崩，并且为他举行了盛大的丧仪；而几乎就在同时，已经开始有另外的说法在悄悄流传：天子并没有真正去世，他是削发出家，跑出去当和尚了。
皇帝与和尚，是相距多么遥远的两个名词。就是编故事，这种编法也有点太过出奇了。而顺治出家的说法，整个天下都在流传，一直流传了几百年……
§§§第一节 痴情天子的出家传说
1.顺治皇帝与董小宛
顺治皇帝为董小宛出家的传说，流传很广，出现得很早。就在官方宣布他驾崩没多久，诗人吴伟业写下了一组《清凉山赞佛诗》：
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台。台上明月池，干叶金莲开。
花花相映发，叶叶同根栽。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
汉主坐法宫，一见光徘徊。结以同心合，授以九子钗。
翠装雕玉辈，丹髹沉香斋。护置琉璃屏，立在文石阶。
长恐乘风去，舍我归蓬莱。从猎往上林，小队城南隈。
雪应异凡羽，果马殊群材。言过乐游苑，进及长杨街。
张宴奏丝桐，新月穿宫槐。携手忽太息，乐极生微哀。
千秋终寂寞，此日谁追陪？陛下寿万年，妾命如尘埃。
愿共南山椁，长奉西宫杯。披香淖博士，侧听私惊猜：
今日乐方乐，斯语胡为哉？待诏东方生，执戟前诙谐。
薰炉拂黼帐，白露零苍苔。吾王慎玉体，对酒毋伤怀。
伤怀惊凉风，深宫鸣蟋蟀。严霜被琼树，芙蓉凋素质。
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孔雀蒲桃锦，亲自红女织。
殊方初云献，知破万家室。瑟瑟大秦珠，珊瑚高八尺。
割之施精蓝，千佛庄严饰。持来付一炬，泉路谁能识？
红颜尚焦土，百万无容惜。小臣助长号，赐衣或一袭。
只愁许史辈，急泪难时得。从官进哀诛，黄纸钞名人。
流涕卢郎才，咨嗟谢生笔。尚方列珍膳，天厨供玉粒。
官家未解菜，对案不能食。黑衣召志公，白马驮罗什。
焚香内道场，广座楞伽译。资彼象教恩，轻我人王力。
微闻金鸡诏，亦由玉妃出。高原营寝庙，近野开陵邑。
南望仓舒坟，掩面添凄恻。戒言秣我马，邀游凌八极。
八极何茫茫，日往清凉山。此山蓄灵异，浩气供屈盘。
能蓄太古雪，一洗天地颜。日驭有不到，缥缈风云寒。
世尊昔示现，说法同阿难。讲树耸千尺，摇落青琅矸。
诸天过峰头，绛节乘银鸾。一笑偶下谪，脱却芙蓉冠。
游戏登琼楼，窈窕垂云鬟。三世俄去来，任作优昙看。
名山初望幸，衔命释道安。预从最高顶，洒扫七佛坛。
灵境乃杳绝，扪葛劳跻攀。路尽逢一峰，杰阁围朱阑。
中坐一天人，吐气如栴檀。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
烟岚倏灭没，流水空潺湲。回首长安城，缁素惨不欢。
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
惟有大道心，与石永不刊。以此护金轮，法海无波澜。
尝闻穆天子，六飞骋万里。仙人觞瑶池，白云出杯底。
远驾求长生，逐日过濛汜。盛姬病不救，挥鞭哭弱水。
汉皇好神仙，妻子思脱屣。东巡并西幸，离宫宿罗绮。
宠夺长门陈，思盛倾城李。枚华即修夜，痛入哀蝉诛。
苦无不死方，得令昭阳起。晚抱甘泉病，遽下轮台悔。
萧萧茂陵树，残碑泣风雨。天地有此山，苍崖阅兴毁。
我佛施津梁，层台簇莲蕊。龙象居虚空，下界闻斗蚁。
乘时方救物，生民难其已。澹泊心无为，怡神在玉几。
长以兢业心，了彼清净理。羊车稀复幸，牛山窃所鄙。
纵洒苍梧泪，莫卖西陵履。持此礼觉王，贤圣总一轨。
道参无生妙，功谢有为耻。色空两不住，收拾宗风里。
吴伟业（公元1609-1672年），字骏公，号梅村，是明朝崇祯时榜眼，卓有才名，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入清后任职秘书院侍讲，后来升任国子监祭酒。顺治十四年，吴伟业借口身体有病，辞官请假归里。他的诗歌颇有唐人格调，辞藻华丽，长于七言歌行，尤工关于时事之古体诗。后人以“诗史”评价他的诗歌，说他“诗中有史”。
一些文人学者在诠释吴伟业这组诗的时候，感觉此诗意境颇为“惝恍迷离，莫测其旨”，字里行间似乎有些另外的寓意，并不仅仅是在赞佛。结合吴伟业的生平，推演之下，有人作出了这样的解释：
“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据吴伟业像《汉武帝内传》所载，双成全名叫做董双成，是传说中王母娘娘的侍女；“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千里草——草下千里重叠，也分明是个董字。
这些诗句，讲的是一位董姓女子和皇帝钟情眷恋，后来儿子夭亡，那女子早逝，皇帝备受打击，伤心之下，以非常奢华的礼仪安葬了她。后来，全靠佛法慰藉，他才得到心灵的解脱。这个女子温婉多情，多愁善感，与皇帝游乐时，“携手忽太息，乐极生微哀”，欢愉中会生出伤感；“千秋终寂寞，此日谁追陪？陛下寿万年，妾命如尘埃”，她感慨生命的无常，人生的寂寞；“一笑偶下谪，脱却芙蓉冠”，“游戏登琼楼，窈窕垂云鬟”，也像是江南女子的服饰风格。时人分析说，吴伟业身历沧桑，在异族统治下，常有偷生之叹，写诗更怕触怒新朝，所以故作诡谲之词，像白居易的《长恨歌》里用“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借喻来说唐朝玄宗皇帝的故事一样，他也用“汉皇”来影射当时的皇帝。
董双成，千里草……诗中的这个“妾”，指的应是董小宛，而陛下，无疑就是深爱着董小宛的顺治皇帝。最早为吴伟业诗作笺的程穆衡则说此诗“为皇贵妃董氏咏”。那么，皇贵妃董氏，就是董小宛。研究者说，吴伟业在朝中任职，深知朝廷内情，又不敢明言，于是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用隐晦手法记入诗中。而“房星竞未动，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四句，等于明白地告诉人们，朝廷宣布驾崩了的顺治皇帝，当时并没有死。
反复研读吴伟业的这首诗，人们对其中的一句“八极何茫茫，日往清凉山”，生出一种猜测：据吴伟业笔记记载，诗中的清凉山，指的就是佛教圣地五台山，那么联系上下文来看，吴伟业是否在暗示，顺治皇帝并没有真的死在宫中，而是退位前往五台山出家了。
于是，四首诗就把这样几个谜摆到了人们面前：
董姓女子和皇帝的故事究竟是什么样的？
皇贵妃董氏是不是董小宛？
顺治十八年，皇帝究竟死了没死？
顺治帝究竟出家没出家？
从那时起，为解这些谜，文人墨客、民间故事编纂者据此创作了许多故事和传说。说法各不相同。一直流传到后世、影响比较大的，是顺治帝与董小宛的传奇。它把解谜演化成一个缠绵凄恻的爱情故事，其中寄托了身处异族统治、心含亡国之恨的汉士子的痛苦情怀。其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江南名妓、秦淮八艳（马湘兰、卞玉京、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顾眉生、寇白门、陈圆圆）之一的董小宛才貌双绝，倾心于“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如愿以偿，嫁给冒辟疆做了侧室，闺房唱和，感情极笃。时逢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顿时陷入一片战乱之中。早年投降清朝的原明朝大臣洪承畴，作为新朝的两江总督来到南京。洪承畴本是好色之徒，早闻“秦淮八艳”之名，尤为倾慕董小宛。洪承畴在攻占江南时，抓到了董小宛，藏在自己府中，企图占为已有，无奈董小宛心里想着丈夫，誓死不从。洪承畴无计可施，最后不得已，于顺治二年（1645年）将她献入皇宫，遂成为顺治帝宠妃。
也有说董小宛是豫亲王多铎俘获，送入宫中的。董小宛美艳惊人，才艺兼具，带着江南女子的温婉特质，入宫后深得顺治的宠爱，最终被顺治立为贵妃，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董鄂妃。
董小宛入官初，思念冒辟疆，不肯屈服，还想方设法让他装扮成医生或她的哥哥到宫中相会。由于宫禁森严，冒辟疆的行动受到许多阻隔，未能成功，灰心南归。顺治帝却对董小宛一往情深，百般宠爱，以至于没有她在身旁就食不甘味、寝不安枕。董小宛感动于福临的真诚，对他也产生了感情，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但是，一个汉人，还是青楼女子出身，居然成了大清的皇贵妃，宠冠六宫，皇太后十分不满，为维护皇家的尊严，为制止儿子因儿女私情而荒废国事朝政，便下旨赐死董小宛。赐死未成，她以学佛的名义，将董小宛送到西山玉泉寺。董小宛被送走以后，顺治仍千方百计与董小宛约会，并一再威胁太后说，如果董小宛有什么不测，他就不再当皇帝。后来，太后设计烧了玉泉寺，告诉皇帝董小宛已被烧死。顺治痛不欲生，从此沉迷于佛教中，以排遣心中伤痛。
有一天，顺治打坐时恍惚看见董小宛出现在五台山，于是他毅然放弃皇位来到五台山，建了三间草房，从此就做了和尚。他的第三子玄烨继位成为康熙皇帝后，传说曾几次以进香名义到五台山去见父皇，但顺治根本不与康熙相认。人们还说，康熙亲政后，曾经以进香为借口，多次到五台山看望顺治，希望顺治能回到宫中，但是顺治不为所动。康熙帝有诗哀悼：“又到清凉境，蠼岩卷复垂。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膏语随芳节，寒霜惜大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
民间还传说，顺治帝和董小宛共设经堂于“兰馨宫”，后来愤世出家，在这座宫殿留字说：“西方有土乐无涯，何必偏来帝王家。白玉黄金非为贵，唯它干净是袈裟。”还传说，康熙即位之后，孝庄皇太后曾多次带着他上五台山礼佛。此类活动本可以在北京举行，可他们偏偏不远千里来到五台山，而且这样的活动不只进行过一次。如此看来，顺治在五台山出家修行，也许才是隐藏在礼佛背后的真相。而这也就恰恰能够解释吴伟业在诗中所写的“日往清凉山”。
光绪年间庚子之变的时候，慈禧太后仓皇西逃。到了山西北边的时候，当地官员要迎驾，慈禧出来时很匆忙，没带什么东西，当时的物质条件又比较差，就从五台山佛寺里借了一些用具。有人说那些用具跟宫廷器具相似，可能是顺治当年用过的。
康熙与孝庄的五台山之行，五台山佛寺里神秘的御用器具，民间关于顺治与董小宛爱情的传说，这一切似乎都在印证《清凉山赞佛诗》中迷离的影射。
皇帝为情出家，他至爱之人还是前朝名妓，这样的传说，既香艳多情，又曲折离奇，投合了民间百姓的喜好，流传极广。抗战时期著名史学家黎东方老先生于重庆开讲“细说清朝”之时，谈到了这一传说，也不敢妄下定论。
但是，先不说顺治是否出家，董鄂妃与董小宛并非一人，却是可以得出明确结论的。董小宛，历史上确有其人，她本名董白（公元1624-1651年），字小宛，一字青莲，别号青莲女史，金阊（今苏州）人。自小“年甚绮，才色为一时之冠”，因为仰慕唐代大诗人李白，所以在取名取字时都用了和李白一样的“白”字。幼时因为生活所迫，沦为青楼歌妓，精习妓家百艺，读书识字，习音练琴，由于她的聪明颖慧，勤奋刻苦，因此，不经几年，便已经对各种才艺非常精通。随着时间的推移，董小宛变成了一个妙龄少女，她轻盈苗条，口朱玉色，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飘飘如仙女下凡，滟滟如出水芙蓉，一时名声大震，与马湘兰、柳如是、顾眉生、陈圆圆、卞玉京、李香君、寇白门合称“秦淮八艳”。
她聪明灵秀、神姿艳发，为秦淮间第一流人物。
十六岁那年，她认识了名士冒襄，对他的风度才学大为欣赏，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嫁予他为妾。
冒襄，字辟疆，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家，因其家世才学和参与组织了明崇祯年间江南学士反抗阉党的活动，声名颇著，与侯方域、陈贞慧、方以智一起，并称“明末四公子”。冒辟疆一生著述颇丰，传世的有《先世前征录》、《朴巢诗文集》、《水绘园诗文集》、《影梅庵忆语》、《寒碧孤吟》和《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等。其中《影梅庵忆语》洋洋四千言，回忆了他和董小苑缠绵悱恻的爱情生活，是我国语体文字的鼻祖。连毛泽东都曾对冒辟疆加以评价：“所谓的明末四公子中，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要算冒辟疆。清兵入关后，他就隐逸山林，不事清朝，全节而终。”
董小宛嫁给冒辟疆以后，两人就再没分开。他们感情真挚，相敬如宾。战乱中，夫妻二人颠沛流离，相依为命达九年之久。董小宛终因劳瘁过度，于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正月初二病死，时年28岁，葬于如皋冒氏的影梅庵。所以单从年龄和小宛去世的时间上推论，董鄂妃也不可能是董小宛。
董小宛去世后，冒辟疆写下《影梅庵忆语》一文，在此文中，他详细记录了为董小宛赎身、二人成婚、一起回家后遭遇的战乱逃亡以及董小宛最后病死的全过程。董小宛死去的地点，是江苏如皋的冒家“水绘园”中他们日常生活的居室“影梅庵”。她的死亡，还得到了当时一些著名学士的见证。
文中追忆同董小宛相识的时间，是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这年董小宛十六岁。如此推知，董小宛应该是在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出生。而顺治帝则出生于清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这样算来，董小宛十四岁艳帜高张、红遍秦淮的时候，顺治皇帝刚在遥远的盛京出生；顺治十四岁的时候亲政的时候，董小宛已经二十八岁；而历史记载的董鄂妃入官的那一年，董小宛已经去世。当然，如果一定要找理由的话，或许有人会说，没准顺治就是喜欢成熟女人，而一个浸透了江南温婉风情的名妓，很可以让一个少年神魂颠倒；董小宛所谓的去世，也可能是障眼法，她在江南的生活以假死了结，事实上是北上入宫……可是，董小宛的丈夫冒辟疆，本也是一代名士，在江南认识他的人很多，他和董小宛的生活有很多人知道，他以名士的风流风雅写了《忆梅庵忆语》，记录详尽，情节细腻，道尽了他和董小宛之间的温柔缠绵，并不是可以轻易否认的。再一个说，顺治皇帝和董小宛很难有相见的机会。顺治并未去过江南，传说里，是洪承畴征讨江南俘获了董小宛，将她献于皇帝。可是，作为一个老于世情、熟知人心的大臣，他怎么知道以董小宛的年龄，一定会得到皇帝的宠爱呢？清朝制度，汉女不许人宫，何况董小宛出身风尘，如果“顺治皇帝与董小宛一见钟情”这种小概率事件没有发生，他如何应对皇太后和朝廷的怒火？
这种危险大而收益小的事，哪个大臣会去做呢？
顺治帝曾经钟情于一个妃子董鄂氏，这个董鄂妃，就是“顺治帝五台山出家”这一传说中董小宛的真实原型。这个“董”字，大概就是“顺治帝为董小宛出家五台山”这一传说的起源。
董小宛与董鄂妃，原本风马牛不相及，只是因为她们俩的姓氏中都有一个“董”字，二人又都是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便引得一些文人在编写野史时，为了使情节离奇，有吸引力，或出于对清朝皇帝的故意中伤，于是便采用了移花接木之术，将董小宛说成是董鄂妃了。
其实，董鄂妃的“董”是满语译音，“董鄂”也有译为“栋鄂”、“东古”、“冬古”、“东果”的。——如果不是“董鄂”，而是“东古”、“冬古”、“东果”什么的，可能就没有顺治皇帝和董小宛的故事满天飞了。
顺治帝与董鄂妃感情极好，其向佛之心，也和对她的深切思念不无关系。对董鄂妃的描述中，顺治用了“倪静”二字。倪静用来形容妇女的仪态，意指妩媚。满族妇女多高大丰满，性格爽朗，娇小妩媚的确不是满族妇女典型的特征，描述一位南国佳丽倒更为合适。或许这两个字的形容，也是好事文人的猜测附会的起因之一。
董小宛身为“秦淮八艳”之一，名声极大，生逢明清易代乱世，其遭遇自然也是文人骚客们关注的对象。冒辟疆在其《影梅庵忆语》中说，他曾经在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三月底，梦见董小宛被人抢去，又说在同一天夜里，董小宛自己也梦见被人抢走。这难免成为无聊文人们猜测的起源。
将美人与英雄联系在一起乃是文人通病，西方有所谓“英雄征服了世界，美人征服了英雄”的名言，而中国也有“英雄难过美人关”的古语。顺治毕竟是满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而董小宛却是当时名满天下的美女，异族皇帝与汉族名妓的惊世之恋，卿卿我我，缠缠绵绵，江山美人，风情无限。最后的“美人早逝、皇帝出家”，更是极富戏剧性与传奇色彩。这样的故事，难免会受到文人们的青睐，成为他们头脑里最动人的灵感，笔下最华美的文字。
文人们将这些只言片语的传闻与董鄂妃事迹结合，就成了董小宛被清兵掳走，为顺治皇帝宠爱而后又为她出家的故事。
而中国文人向有以“才子佳人”入戏的传统，还有人将《红楼梦》与此事联系起来，声称贾宝玉的原型便是顺治皇帝，林黛玉的原型便是情深而亡的董小宛。这种“索隐”早已被红学界批驳为不经之谈，但后来却流传于民间，甚至于有《冒辟疆与董小宛》的京剧问世，演绎董小宛如何入宫，她人宫后丈夫冒辟疆如何痛不欲生，买通宫中太监，乔装打扮，入宫来见董小宛，又如何事情败露，董小宛被赐自尽，冒辟疆被凌迟处死……
吴伟业的诗文，正好为编故事的人提供了依据。他娶了和董小宛并列“秦淮八艳”的卞玉京，又是冒辟疆的好友，对董小宛颇为熟悉，还曾为“冒辟疆名姬董白（即董小宛）小像”题诗八首，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乱梳云髻下妆楼，尽室仓黄过渡头，钿合金钗浑弃却，高家兵马在扬州”，被很多人认为可疑，认为其中另有隐寓。还有“欲吊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明显的暗示出了有豪门世家想强抢董小宛。其《古意》第六首，说：“珍珠十斛买琵琶，金谷堂深护绛纱。掌上珊瑚怜不得，却教移作上阳花。”“上阳”两字，本意为上阳宫，难免会将人们的猜测引向宫廷。然而，董小宛当年的确曾为豪门觊觎，险些被抢走，吴伟业所指，本来应该是这件事。
吴伟业的《清凉山赞佛诗》或许不是无意为之，但所指的并不是董小宛，而是董鄂妃。吴伟业不懂满语而误会其姓董，好事的文人们却将这些暗示认为是顺治为董小宛出家的铁证。王国维先生就曾经专门撰文《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与董小宛无涉》辩驳此事。从另一个方面想来，吴伟业是冒辟疆的好友，又怎么极尽笔墨地描写朋友的妾室被人所掳，并且与他人恩爱缠绵呢？岂不是有意令朋友难堪么？
顺治皇帝不管出没出家，都与董小宛没有关系。
说清了传说里顺治皇帝与董小宛之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重点关注一下“出家”。
2．野史传说里的顺治出家故事
有许多关于清朝皇室的野史笔记中，都提到了顺治出家的说法，其中不无颇有学问的作者所写的很有影响力的作品。
《清室外纪》里说，五台山有一长老，平时的言行举止及所穿的衣服和平常和尚不太一样，看起来有帝王之相。据说当时寺中还有这个长老的遗像，像上涂了金漆，和寿皇殿中的顺治像看起来很接近，而且像中的人穿的是黄龙袍。还有人说，这个长老在世的时候，康熙曾经到过这个庙中三次，长老对康熙都不行叩首之礼。
《清诗纪事》中还收录过一首名叫《西山天太山慈善寺题壁诗》的诗，传言为顺治皇帝所作，诗里说：“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流落帝王家？十八年来不自由，江山坐到几时休！”
在《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清宫遗闻》之《世祖入五台山之原因》中记载：“世祖（顺治）之于董贵妃，所谓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者也。乃红颜短命，世祖对之，忽忽不乐，未数月，遂弃天下，遁入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佛土……满洲族人，虽百方劝解，卒不能回。由是于十八年正月，谬谓世祖病殁，而以十四罪自责之遗诏下矣。”顺治没有董鄂妃在身边，寝食不安，在她死后万念俱灰，跑到五台山落发为僧。满洲贵族劝不了、留不住，只好假说皇帝驾崩，自行代顺治撰写了充满自责的遗诏。
在蔡东藩的《清史演义》里写道：“顺治帝经此惨事，亦看破世情，遂于次年正月，脱离尘世，只留重诏一张，传出宫中。”
在清人笔记《十叶野闻》说：顺治帝在董鄂妃死后，心情抑郁。有一天顺治独坐便殿，偶然看见梧桐叶从树上飘落，突然有所领悟，对左右的人说：“人生在世，不过数十寒暑，追逐名利，何时可已。我虽然贵为天子，开国承家业也有十八年，长此营营，何时方得满意。我觉得这世事啊，有如浮云过眼，事后追维，味同嚼蜡，不如真修悟道，实为无上上乘。我小时候就有此念头，如今饱经世患，勘破情网，现在还不解脱，更待何时。”话刚说完，顺治立刻命御前会议大臣玛尼哈特等入见，简单的跟他们说了几句，要他们好好辅佐幼主，尽忠尽责等。大臣们听后如闻惊雷，不知所措。顺治说完，拔脚就走，大臣们这才明白皇帝不是开玩笑，赶紧蜂拥而上，抱着顺治的腿乞求皇帝留下来。顺治大怒，命太监把早已准备好的黄袈裟拿出换上，并戴上喇嘛帽，随后便甩开群臣疾行出了东华门。玛尼哈特等人，亦步亦趋，排队跑在顺治前面跪求皇上留步，有的甚至拽着顺治的袈裟不撒手。顺治大怒，大骂这些大臣，出家的态度极为坚决。孝庄太后闻讯赶来，知道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于是便命侍卫护送，皇帝走到哪儿，侍卫就跟到哪儿。顺治不耐烦地说不用侍卫，但禁不住这些大臣的苦苦相求，最后才勉强同意让四个侍卫跟随。后来，顺治到了五台山后不走了，这四名侍卫便被顺治打发回来了。
在《清稗类抄》等野史中，更有对康熙五台山寻父有详细记载，说道：“圣祖四幸五台，前三次，皆省觐世祖。每至必屏侍从，独造高峰叩谒。末次，则世祖已殂，有霜露之感。故第四次幸清凉山诗云：又到清凉境，境岩卷复垂。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膏雨随芳节，寒霜惜大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说康熙皇帝诗中悲恸之情跃然纸上，是因为这一次父亲已经去世了。
而在天柱山藏经阁前门楼中，题有一首诗，相传亦为顺治帝的出世遗诗：
天下从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
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肩难。
朕为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烦，
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
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
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后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
不如不来又不去，来时欢喜去时悲。
悲欢离合多劳虑，一日清闲有谁知。
若能了达僧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
世间难比出家人，无忧无虑得安宜，
口中吃得清和味，身上常穿百衲衣。
五湖四海为上客，皆因夙世种菩提，
个个都是真罗汉，披塔如来三等衣。
兔走鸟飞东复西，为人切莫用心机，
百年世事三更梦，万里乾坤一局棋。
禹开九洲汤放桀，秦吞六国汉登基，
古今多少英雄汉，南北山头卧土泥。
黄袍脱换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
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生在帝王家？
十八年来不自由，南征北讨几时休，
我念撒手归山去，谁管千秋与万秋。
在这首诗里，尽情展现了这位天子的多愁善感，他的浪漫与惆怅，使他不像政治家，倒更像一位诗人。他羡慕出尘脱俗的僧家生活，不留恋荣华富贵、江山皇权。
而在河南省民权县白云禅寺，也有顺治帝住锡的遗物和民间传说。
白云禅寺位于河南省民权县城西南20公里处，建于唐贞观元年（627年），为中州四大名寺之一。由于久经风雨沧桑，白云禅寺的现存建筑规模和周边地理环境已非盛时之貌，仅存明清建筑有四座大殿及多宝塔、佛公塔、御碑、运木井等，仍为豫东地区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
白云寺在清康熙年间达到鼎盛。寺庙占地五顷有余，有一千二百五十多僧人。当时的住持释佛定大和尚声名远著，信者众多。
佛定（1647-1721年），祖籍河南长垣，少投五台山清凉庵出家，后在清凉普度律堂受具于太虚禅师，印证于清霞杰师，得洞宗上乘，携友游于中原，九登法座，数迁名刹。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众信请至白云禅寺。有碑文记载说，佛定禅师的俗家弟子中多有名流权要，其中包括河南巡抚杨宗义、布政使牟钦元、开封知府杨乾晋、归德府知府卢化龙等，为顺治皇帝撰写遗诏的翰林院掌院大学士王熙，为白云寺题写匾额“有求必应”，康熙朝礼部尚书马齐题写的“壮严清净”，寺院曾保存有“天子宝剑”、康熙御赐“翡翠玉如意”、“满朝銮驾”、“八大柜藏经”、“御敕铸铜钟、铜锅”、“康熙御扇”等文物，现存的康熙“當堂常赏”石碑、“八义和尚烧炸的铁锅”、康熙手植的“铁锅槐”、“方丈院雕龙闪屏”等，隐约可见这个寺院与皇家关系密切。白云禅寺铁锅槐、八义和尚、烧火老僧、行兴变法、康熙到白云禅寺寻父、鲁班打工、韦驮化盐等故事和传说在今河南省民权县白云寺村一带广为流传。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佛定和尚被众信请到白云禅寺，随行的僧团中有一老僧，在随后寺院的大规模修建中，这老僧经常在寮房帮厨，专司烧火，大家都叫他烧火老僧。因为这老僧留有大胡须，和尚们称他行道人。这老和尚从来不发一词，专心烧火，有的叫他痴和尚，有的叫他傻和尚。传说康熙寻父到白云禅寺斋僧，唯独这烧火老和尚不与康熙见面。后来，康熙专门拜访了这个行道人，问他的法号，他只回答说叫“八义”。康熙回京与孝惠太后说与此事，太后说康熙是一代明君，糊涂一时，“八”、“义”合在一起便是“父”字，康熙恍然大悟。这就是“八义和尚”。康熙再次来到白云禅寺，“八义和尚”再也不肯与他见面。康熙见父心切，竟直奔“八义和尚”烧火寮房。“八义和尚”已不在寮房烧火，只有弃置在院中的一口烧炸了的铁锅。康熙顿悟：“锅”乃“国”也！他终于明白了父皇“弃国而去”的寓意。众僧将老和尚烧炸的大铁锅置于院中，康熙为怀念父皇，亲手在锅中栽了一棵“龙爪槐”。一是寓意“国不可弃”，你弃我用，种“龙爪槐”说明“龙在国位”；再者“槐树”有“怀父”的意思（河南商丘一带方言，“树”音“父”，“槐树”即“怀父”）。
行兴，俗名郭玉明，绰号“黑和尚”，山东鄄城人，佛定和尚四大弟子之一。行兴、行痴形影相随。佛定命行兴照顾行痴老和尚的生活起居，一起在伙房劳作。“铁劈柴”的传说，就是讲行兴和尚用三昧真火为众人烧饭的故事。行痴老和尚把锅烧炸了后，佛定藉此借口要烧化行兴，命行兴寅夜赴京，成就一段善缘。行兴在康熙四十五年赴京觐见仁皇帝，钦赐方丈，敕借僧复元禅师，恩赐紫绶珠衣，又赐《大藏经》五千四百八十八卷，赐铸铜钟、铜锅、铁锅、满朝銮驾。“黑和尚变法酬工匠”的传说和“铁劈柴”的传说脍炙人口、传舆中原。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春，圣祖仁皇帝由行兴伴驾来白云禅寺，观者如潮。因有人说：“那个黑脸的和尚就是行兴。”“黑和尚”的绰号遂留传至今。康熙到白云禅寺后，亲笔手书“當堂常赏”四字，以示对父皇的永远供奉。御碑历劫，终幸存至今日。
白云禅寺现存有一张“行痴道人画像”照片，据传便是到此出家的顺治皇帝所留。从画像中可以看出，老和尚气度不凡，坐龙椅，穿朝靴，披黄“海青”和袈裟。有研究者认为，这张画像当是顺治在此的铁证，当是其弟子为他画的，应是鸿雁留爪，虎行留迹的意思。
白云禅寺还曾挖掘出一块断碑，碑文撰文者是“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袁钟麟”，篆额者是“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盐山赵尔孙”，书丹者是“赐进士出身考授内阁中书吴学颢”，佐证了白云禅寺与康熙王朝的密切关系。该碑记载了白云禅寺当时的盛况：“旧有地五顷余”，“呗音喧嚣，花雨缤纷，不减鹫岭祗园矣。”
白云禅寺从康熙二十六年开始扩建起，每座主殿所用的建筑风格均按皇家寺院的设计，大殿用黄色琉璃瓦，屋脊为衮龙背，方丈院的屏风为云龙，处处显现帝王的尊严。
清史专家二月河在考察了白云禅寺后，撰文《顺治逝世在商丘》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9月25日）认为：“一个事实是，康熙是来过白云寺的。……有正统的记载。康熙四十六年春天，康熙是公开地来了白云禅寺，赏有八柜藏经、如意、扇子。他的大学士马齐写了‘庄严清净’四个字。他自己留下的墨宝则是‘當堂常赏’四个字。这四个字明显的是字谜，我看了那石刻，不是假的，也不可能是假的，在清代造这样的假，是要祸灭九族的。他为什么要造这个字谜给后人呢？我搜寻自己的记忆，康熙与不熟悉的臣工，从不开玩笑，更遑州府里一座兰若丛林，这是什么意思嘛？四个字上头都有一个和尚的‘尚’字，下半部分分别是‘田、土、巾、贝’——这是赏赐的物件了。然而我认为不是，康熙这人没那么小气，赏你什么就赏什么，不会造这个谜故作张扬让人去猜。若说‘當堂’是尊父的意思，那就不能用‘赏’字，这谜猜不清。他不仅要赏，而且还要‘常赏’，莫非是请和尚们‘耆堂’，自己要‘當赏’。然据传闻，此时的顺治已圆寂了，‘當堂’二字，或许是守灵的意思？”
究竟白云禅寺的传说真相如何，尚待考证，不过已可想见“顺治皇帝出家为僧”流传之广。
到了现代，这个故事更成为小说家与电影电视的导演编剧们极青睐的题材，有许多的小说、戏剧、电视电影，来讲述“痴情天子出家为僧”，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金庸先生的《鹿鼎记》和二月河的《康熙大帝》，以及由此改编的影视剧。在《鹿鼎记》里，顺治皇帝不仅出了家，而且在出家之后，仍旧对董鄂妃念念不忘，派人追究她的死因，因此引出了无数波折；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康熙大帝》里，也说顺治皇帝是为了董鄂妃的去世离宫出走，在五台山出家，成为一代高僧，终得解脱。
由于这些作品颇为畅销，“顺治皇帝五台山出家”在现代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其实在历史上，信佛的皇帝并不少见，甚至皇帝出家，也曾经真的发生过。南朝时候的梁武帝萧衍，就是狂热的佛教徒。他精通佛学经典，常到寺院给人讲学，同高僧一起切磋，大开规模空前的“四部无遮大会”，和尚、尼姑、善男、信女，无论男女老少，贵贱贫富，全都其乐融融地聚在一块儿探讨佛理。探讨得高兴了，便脱下龙袍，穿上袈裟，在那里当起了普通的和尚。都说“国不可一日无君”，他却能轻松地将江山放置一边。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竟然当了四次和尚，最长的一次达51天。梁武帝每次出家，百官都再三上表，百般劝谏，最后凑出亿万钱财，将他赎出佛寺。
唐中宗李显，在佛教典籍中被称为“佛光王”，出世刚满一月，便举行了出家落发剃度的仪式，寄名佛门。
宋末帝赵显，在国亡后被蒙古朝廷俘获，囚禁了12年，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忽必烈赏赐他“钞百锭”，命令他出家，到吐蕃去学习佛法。他19岁那年，正式在西藏喇嘛庙里出家，得法号“合尊”，此后潜心学习藏文。数年后，赵显在西藏佛教界崭露头角，他把大量汉文佛典译成藏文，并担任过萨迦大寺的总持，成为当时的佛学大师，四处讲经、潜心研究佛学，后来还翻译了《百法明门论》，还有深奥的《因明入正理论》，在扉页留下了题字，自称“大汉王出家僧人合尊法宝”，被藏族史学家列入翻译大师的名单，成为一代佛学宗师。到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四月，他以一个僧人的身份在西藏去世。
而明太祖朱元璋小时候做和尚是人尽皆知的事，虽然他的出家谋生的因素较多，与信仰关系不大。他的孙子建文皇帝朱允炆，在成祖朱棣起兵靖难、攻入皇宫时，神秘失踪，也有传说他换了僧装出逃，以和尚的身份了却余生。
一个人对佛教产生狂热信仰，或者走投无路以及受到重大打击心灰意冷之时，佛门往往成了一个可去之处。皇帝虽然拥有天下，在这一点上，或许与普通人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顺治皇帝本人，的确曾与佛家十分亲近，甚至公开畈依佛门，而在他的生前身后，也的确有着许多痕迹似乎在无声地印证着传说。
巍巍紫禁城，沉默不语。
是什么样的真相，被尘封在岁月之中？接下来，让我们去正史中看看官方的说法。
§§§第二节 史料里的线索与轨迹
1.《世祖实录》、《遗诏》与《玉牒》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藏有明清两朝遗留的原始档案一千余万件。在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中，最受当时的朝廷重视的，是《世祖实录》、《遗诏》和《玉牒》。在那段历史已经远去的今天，探索顺治死亡的真相自然应当从它们开始。其中的《实录》，是由继任的皇帝组织班底，依据各种原始的文书资料，以时间为序，为上一任的皇帝编撰的一生记录，是研究皇帝生平的最权威的档案。这是皇帝继位之后必须要做的一件事，而且，要做的十分郑重，选用的编撰人员都是当时的名臣宿儒，所编成的《实录》，在漫长的清朝统治时期，被单独专门保存在皇史宬（位于北京南池子）的金匮里，由专职守卫看护，别说平民百姓，就是朝中的文武大臣，不经特许，也很难看到片纸只字。由于保存精心，《清世祖实录》金黄色的绫面到现在还像新的一样。
然而，在《清世祖实录》的一百余万字中，涉及顺治皇帝死亡的，只有第一百四十四卷里这样一段记录：“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视朝。免诸王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孟春时享太庙，遣都统穆理玛行礼。壬子，上不豫……丙辰，谕礼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著开列应遣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上大渐，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一，顺治帝没有土朝，免去了群臣的朝贺礼仪，而且当日应该举行的春季第一个月祭祀太庙的礼仪，也派都统穆理玛前往。初二日，顺治帝身体不适。到了初六那天，顺治帝传谕礼部，大享殿的合祀大典礼仪，自己本来想亲自参加的，现在因为身体不适，去不了了，需要派官员代祀，让礼部列出代祀官员的名单。在这份谕旨里，所用的词汇是“朕躬偶尔违和”，只是身体有些不舒服的意思，但是就在当天，病情迅速加剧，“上大渐”——“大渐”这个词，在皇帝身上应用，应该是非常慎重的。因为这个词表示病情急剧加重而且很危险。同时，皇帝派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赦免京城内十恶死罪以外的一切罪犯，为皇帝消灾祈福。初七日子时，相当于现在二十三点到一点这段时间内，顺治帝就去世了。
从以上《清世祖实录》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皇帝被明确记载患病，是在初二日，而初六日，稍早还不过是“朕躬偶尔违和”，接下来，则“大渐”了。至于去世的具体时间，记载是“丁巳，夜，子刻”。这里，“丁巳”是初七日的天干地支记日。“子刻”，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三点到一点，在旧历的记时方法中，本来表示的是“开始”——记时是从“子时”开始往后按子丑寅卯的顺序推算的。所以“丁巳，子刻”，本应该是初七这一天的凌晨零点或一点的时候。
但是，因为中间的“夜”字，又引起了另外的解释。按照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习惯，天亮了才算一天的开始，至于夜里，往往算成前一天的时间。即使到了现在，我们仍然习惯于此，下意识地，常常并不说“今天凌晨两三点的时候”，而是“昨天夜里两三点的时候”。许多史学研究专著中，都因此将其解释成是初七的深夜，也就是将顺治的去世时间，向后拖了二十四个小时。即便如此，顺治皇帝从生病到去世，在时间上仍然显得特别紧凑，实在是太突然、太快了些。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何至于此？
而《实录》对皇帝的日常活动有着详细的记载，相形之下，记录顺治生病、死亡的文字，实在是少得可怜，而说到他的死亡，只有“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短短十一个字。时间，地点，此外，再也没有任何线索。为什么顺治的日常活动能有如此详尽的记载，而一国之主的生死大事，却以如此简略的方式交代过去？
而且，在《世祖实录》里，顺治的病因只字未提，这也是很蹊跷的。
档案馆还藏有《玉牒》，《玉牒》是皇帝的家谱。清朝的《玉牒》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开始记录，塔克世子孙后代这一支，称“宗室”，使用黄色；塔克世兄弟的子孙各支，称“觉罗”，使用红色。在家谱格式上，分“横格”和“竖格”两种版式。横格《玉牒》只简单记录世系，竖格《玉牒》则不仅有世系的表述，而且还详细记录此人的生卒和婚姻。记录顺治皇帝情况的《玉牒》，其去世的时间，与《清世祖实录》的记载相同，但同样对其病因未作任何表述。
另外，档案馆还存有顺治皇帝的《遗诏》。这一《遗诏》长五百四十八厘米，宽九十三厘米，黄纸墨迹，卷轴状保存，其内容一样令人费解。这份遗诏又叫罪己诏，一直以来备受争议。
遗诏内容如下：“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极，高厚莫酬，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宾天，朕止六岁，不能服衰经行三年丧，终天抱憾。惟侍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宗室诸王贝勒等，皆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遏，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晋接既疏，恩惠复鲜，情谊暌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讫，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与己侔，未能随才器使，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才，是朕之罪一也。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明知其不肖，不即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诸王大臣会议，未能别有奇策，止议裁减俸禄，以赡军饷。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无益之地，靡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端敬皇后于皇太后恪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太过，逾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朕性耽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是朕之罪一也。人之行事，孰能无过？在朕日理万机，岂能一无违错？惟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纳。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工缄默，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朕既知有过，每自刻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省改，过端日积，愆戾愈多，是朕之罪一也。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讫讬。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成使闻知。”
在这份遗诏里，顺治给自己总结了十四条罪状，深切自责。第一条，说自己才疏德浅，继承了太祖、太宗的帝位却没能发扬他们的遗风，而是渐习汉俗，以致国家没有治理好，没能给百姓造福。结合顺治朝的实际状况而论，他的统治与决策当然有失误的地方，但大方向还是好的，为刚定鼎中原的清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更是为后来的“康雍乾盛世”奠定了基础。“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是事实，但是这一事实是有现实需要的，也并不一定导致治理不好国家。所以，这一条近乎开场的套话，说的罪状应该不太成立。
第二条，说自己年幼丧父而继帝位，母后抚养教育自己长大，但如今却先母后而去，未尽孝仪，现今让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诚为不孝。孝庄皇太后抚养顺治、把他送上皇位、扶持他做皇帝，曾经面对种种危机都艰难支撑，力挽狂澜，如今顺治年纪轻轻却因病先母亲而薨，永违膝下，心中深感愧疚和自责也是很自然的。而且，古人重孝悌，尤其是皇室，子不能为母养老送终可谓是大不孝。
第三条，是对第二条的再度加深，当年没能为父亲服衰居丧，深为遗憾，而今再无机会回报母亲养育之恩，反而让母亲承受丧子之痛。自诉的十四条罪状有两条都是强调对母后不孝的，可见顺治是很在乎母后的，尽管他们的关系曾经一度陷入紧张，也说明当时的孝庄皇太后的地位十分重要。
第四条，说宗室诸位王公贝勒，都是太祖、太宗的子孙，理应得到优厚的待遇，但自己却疏远他们，友爱不周。
第五条，说自己尤为倚重汉族官员而压制满族亲贵大臣，以至于满臣无心任事，不能施展个人才能。过重文官本是明亡之因，自己没能吸取教训，寒了满洲臣子的心，使得他们心灰意懒。第四第五这两条，一反顺治亲政以来的基本态度。他自身对汉学十分重视，努力用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尽管以简亲王济度等为代表的满臣们的不满情绪一浪高过一浪，但顺治仍然逆流而上，坚守着他的用人方略。事实证明，他的举措虽然遭到朝廷满臣的打击，但却得到了超过满人数倍的天下汉人们的心，促使大清入关之初动荡的局势逐渐得以稳定，更是促进了满汉的民族融合。在遗诏中做出这样的自责，看起来未免勉强，也因此引出不少怀疑，认为这不是顺治本人的真实表达，进而推论出这份遗诏是皇太后和满洲亲贵们的意思。
第六条，说自己所持的用人标准过苛，而没能及时地发现人才、任用人才，致使举朝无才。顺治临终如此总结本朝的用人状态，显得十分自谦。顺治是大清征服天下的第一代皇帝，不少前明降臣降将在新朝廷上任职，他们要得到新主的认可就必然要兢兢业业，再加上顺治对前来归顺的汉臣十分重用，这就更使他们一心一意埋头苦干了。满臣们也都是刚跟着皇上得了天下，个个雄心勃勃，热情高涨，虽然皇上的重汉政策令他们不服，但也都能尽好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的差事。
第七条，说自己明知道官员的品德操守十分重要、不可忽视，却在实际操作中优容姑息，对不称职的官员即使知道其不尽责也不撤换，还举了刘宗正的例子，说自己已知他“偏私躁忌”，却还是让他继续任职。顺治作为一国之君，他是最高的管理者，在吏治方面自然要承担责任，而每朝每代，不称职的官员比比皆是，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管理者肯定会鞭长莫及，那么只要保证国家的重大职位及大部分岗位称职就已经很不错了，种种资料显示，顺治没有什么大的用人失误，反而他的用人制度有不少方面都很值得称赞。
第八条，说自己厚己薄人，损上益下，不顾国用艰难，在宫中花费甚多，甚至依靠减少官员俸禄来补贴军饷。
第九条和第八条的意思类似，又着重强调了自己在宫殿建造和生活器具上的奢靡浪费，而未能体及老百姓水生火热的生活。帝王为天下主，皇家的奢华在帝制时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当时是在建国初期，国库不是特别充裕，建设国家各方面都需要大笔银两，顺治对于皇宫开销还是有把握的，不说节俭，至少不是很奢侈，这对于一个年轻帝王来讲已经是说得过去了。
第十条，说爱妃董鄂氏去世，自己追封其为端敬皇后，丧礼逾制，诸事太过，并且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过分追念，甚至影响了国政。这一条提及了影响顺治人生的重要因素——他与董鄂氏之间的深切爱情。顺治是古代帝王中少有的性情中人，董鄂氏的葬礼的确奢靡盛大，有违当时的礼制，她去世后顺治极为伤痛，无心政务，纵情任情，甚至一心要剃度出家，弄得朝野猜忌不安。作为一个平常的男人，这只说明他的深情，但是对一个影响力巨大、决定一个国家前途的君王来说，却的确算得上失德了。
第十一条，说自己不以前明宦官误国为戒，过分信用委任宦官，还设立了十三衙门，致使其营私作弊，比以前还要严重。顺治的身边有个太监叫吴良辅，他对此人十分宠信，视其为心腹，甚至让他处理内务府的一些事宜。太监一般都没有什么文化，当有主子宠着他时，他就很有可能仗势做些苟且之事。吴良辅便如此，更何况他的主子是当朝皇帝，他与官员搞贿赂勾结，影响朝政，可是顺治仍然他没有严办。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有当时人的笔记说顺治皇帝前往悯忠寺看吴良辅落发，有可能他是作为皇帝的替身出家的。顺治去世后，朝廷以“变易祖制制度”的罪名将吴良辅处死。
第十二条，说自己常常贪图安逸，很少上朝，与大臣们缺少沟通联系，情谊也不深。顺治是否像其子康熙一样每日上朝不辍已无从知晓，但可以说，他绝非贪图享乐、不务朝政。顺治十四岁亲政，还正是少年贪玩的年龄，但他却以一国之君的身份亲理政务了。他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整顿吏治，委任汉官，畅通驿政，规整军纪，短短的十余年皇帝生涯，已充分体现了顺治的政治才干，说明他的确是一位勤劳政务、颇有作为的皇帝。
第十三条，说自己自认为聪明，不能充分收纳臣子们的劝谏，以至于无人敢进言。事实上，顺治颇有纳谏的实例，有的臣子进谏之语颇为严峻他也能够接纳。当然，作为皇帝，尤其是一个年纪极轻的皇帝，纵情任性、骄狂暴戾的事情自然也是有的。
第十四条，说有时候明知自己做错了，很是后悔，却只注重表面文章，没能做出有效的更正，导致错误越来越多。这一条应该是对上面所有罪状的总结，对自己的诸多错误已无暇改正而感到遗憾，也可以说是一句结束的套话，一句谦逊的言语。
这十四条罪状，写来不是不严苛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自责，对顺治皇帝一直以来的政治措施进行了大幅度的否定，使不少人猜度它并非出自顺治的本意，而是出自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在康熙皇帝继位以后，大臣辅政，以这份《遗诏》为凭据，推翻了顺治的许多政策。在离开人世之前，顺治皇帝真的对自己本身和自己的政治态度如此充满悔意吗？
《遗诏》的另一部分便是顺治的传位大计，虽然所占篇幅很少，但却算是《遗诏》的核心内容。言道佟妃所生的皇三子玄烨聪颖智慧，特立为皇太子，继承皇帝大位，新帝年幼，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勉励他们尽忠竭力，佐理政务。
顺治生有八个儿子，在他去世时，除长子牛钮、四子、六子奇绶、八子永斡早殇外，还有次子福全、三子玄烨、五子常宁、七子隆僖四个皇子尚在，并且都没成年。还有一种说法，说顺治因为儿子年龄太小，有将皇位传给堂兄弟的意思，为皇太后阻止。当时的皇族里并没有实力强大到可以问鼎皇位的，顺治的这点“国立长君”的念头未曾掀起波澜，便被太后轻而易举地压了下去。
皇位人选要在福全、玄烨、常宁、隆僖中产生，而福全、常宁、隆僖的生母地位较之玄烨生母景仁官主位佟妃都要低几分，并且玄烨自身也的确很聪明敏锐，加之孝庄皇太后的力主，所以最终顺治敲定了八岁的玄烨为继大位者。皇子们尚且年幼再加上皇太后的威慑，这场皇位继承没有血腥的宫廷斗争，一切按照《遗诏》内容有条不紊的进行，十分顺利。
这份顺治《遗诏》真迹档案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学者们对它的研究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最大的争议，便是它究竟出自何人之手，是顺治皇帝本人的意思，还是他驾崩后由皇太后和满洲亲贵篡改而成？
而且，《遗诏》里也没有提及顺治的病因，如果它真是皇帝的意思表达，倒是可以看出撰写之时他神志清醒、逻辑思维颇为严密。
《实录》、《遗诏》和《玉牒》，三种最重要的皇家档案，都对这位皇帝陛下的确切病因讳莫如深。而为顺治起草《遗诏》的大臣王熙，却留下了一份《自定年谱》，其中提及了皇帝的病因：天花。
2．天花
王熙（公元1628-1703年），字子雍，顺天宛平人，清初名臣。他是明代礼部尚书王崇简的儿子，顺治四年中进士，入选庶吉士，授官检讨。曾充日讲官，深得顺治皇帝看重，升迁甚快，历任国史院学士、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加尚书衔。当时他的父亲王崇简亦为尚书，皇帝说：“父子同官，古今所罕。以尔诚恪，特加此恩。”顺治对他不仅是君臣之谊，更有一份私恩相予，连他的两个儿子都是由顺治起的名字。
王熙《自定年谱》中写道：“辛丑三十四元旦，因不行庆贺礼，黎明入内，恭请圣安。召入养心殿，赐座赐茶而退。翌日，入内请安，晚始出。初三日，召入养心殿，上坐御榻，命至榻前讲论移时。是日，奉天语面谕者关系重大，并前此屡有面奏，及奉谕询问密封奏折，俱不敢栽。”元旦取消了庆贺礼，王熙曾在黎明时入官给皇帝请安，被召入养心殿，顺治赐座赐茶之后，便让他退了出去；初二人大内请安，天晚了才出来；初三那天，亦在养心殿皇帝御榻间君臣谈论多时。所谈论的内容十分秘密，关系重大，王熙不敢留下任何记录，终生也不曾对人提起一星半点。但是并没有说顺治帝有什么不适，更没有说有病。而《世祖实录》里的记载却是“壬子（初二），上不豫”。《东华录》也有“上不豫”的记载。
王熙《年谱》记载中，顺治帝从初一至初三都召见了他，君臣二人相处时间相当长，距离也很近。这三天没有说有什么病。初四、初五两日没记，这两天顺治皇帝的起居，王熙应该知道，为什么没记？
顺治朝内阁中书舍人、迁兵部督捕主事张宸《青琱集》则说：“先是正月初二日，上幸悯忠寺，观内珰吴良辅祝发。”悯忠寺，后来改名法源寺，在宣武门外西南，距皇宫甚远。按照佛门戒律的要求，阉人是不能出家为僧的，吴良辅一个太监，为什么要在此时“祝发”？区区一个太监的“祝发”仪式，何以能让连元旦朝贺都取消了的皇帝亲自前来观礼？还是说，吴良辅的落发，是作为顺治的替身出家为僧，抑或准备先行剃了头发、准备服侍打算出家的皇帝的？
重用内监、设立十三衙门，本是顺治《遗诏》中为自己拟下的一条罪名。而康熙在当年正月初九日即位，二月十五日即裁撤十三衙门，并在罢十三衙门的圣谕中说明吴良辅已经处斩。
这其中，蕴含着什么样的秘密？吴良辅是被康熙皇帝杀掉了，还是追随顺治离去了？而初二日顺治去悯忠寺观太监吴良辅“祝发”，王熙为什么也没有记录？
王熙紧接着说：“惟自念身系汉官，一介庸愚，荷蒙高厚，任以腹心，虽举家生生世世，竭尽犬马，何以仰答万一，岂敢顾惜身家，不力持正论，以抒诚悃也？吾子吾孙，其世世铭心镂骨，以图报效也。”他在后文中又说，“面奉凭几之言，终身不以语人，虽子弟莫得而传。”表白了自己对皇帝、对皇家的忠诚，也隐约可见他决心将这几天来与顺治帝反复交谈的话语变成永远的秘密。是什么样的谈话，神秘至斯？
接下来便是对起草遗诏一事的表述：“初六日，三鼓，奉诏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恭听天语，五内崩摧，泪不能止，奏对不能成语。蒙谕：‘朕平日待尔如何优渥，训尔如何详切，今事已至此，皆有定数。君臣遇合，缘尽则离，尔不必如此悲痛。此何时，尚可迁延从事，致误大事！’随勉强拭泪吞声，就御榻前书就诏书首段。随奏明恐过劳圣体，容臣奉过面谕，详细拟就进呈。遂出至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至夜，圣驾宾天，泣血哀恸。”
从这段记录中可知，作为天子信臣的王熙并不知道、也没有看出来顺治病情危重，是皇帝自己说的“朕患痘，势将不起”。顺治说明了由他来起草诏书的意思，王熙的反应，是“五内崩摧，泪不能止，奏对不能成语”。皇帝则催促他说，朕平时对你待遇十分优渥，详细切实地对你加以教训培养，现在事已至此，都是定数。君臣遇合也是看缘分的，缘分尽了，自然要分开，不必这么伤心。现在这是什么时候，你怎么能一味婆婆妈妈，拖泥带水，误了大事？
顺治在这里用“定数”、“缘尽”来劝说王熙，言辞间颇有佛家意。
王熙在御榻前写下了诏书的第一段之后，退到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根据顺治的意思撰写《遗诏》，写完一条，立即呈送。一天一夜，御前大臣们三次修改，三次进呈，顺治皇帝则是在病榻上三次过目钦定。到初七日傍晚，《遗诏》的撰写与修改方告完毕。王熙说，初七“入时”诏书“始完”，“至夜”，到了夜里顺治便驾崩了。“始完”与“至夜”里的一个“始”字、一个“至”字，言语间颇有些意味深长。“三次进览，三蒙钦定”，顺治看上去还是颇有精力的，为什么诏书刚写好，到了夜里，便去世了？
而康熙朝《东华录》中则说：“麻勒吉、王熙遵旨于乾清门撰拟，付侍卫贾卜嘉进奏。谕日：‘诏书着麻勒吉怀收。俟朕更衣毕。麻勒吉、贾卜嘉，尔二人奉诏奏知皇太后，宣示王、贝勒、大臣。’至是，世祖崩。麻勒吉、贾卜嘉奉遗诏奏知皇太后，即宣示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侍卫等。宣讫，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侍卫等皆痛哭失声。”与王熙的记录相对照，顺治不但有精力三次审定《遗诏》，其最后的安排也从容安详、井然有序，安排了收藏诏书的人、安排了奏知皇太后与通知诸王贝勒大臣的人选与程序，连更衣这样的小事，都考虑在内。而众人的反应也像排练过一样，做出了恰当合理的反应。
顺治对王熙说，自己得了痘症，势将不起。而这个“痘症”，指的是天花。天花是一种传染性很严重的病，而且死亡率比较高。特别是满族入关之前，在山海关外地广人稀，疾病传播的机会相对少一些，入关之后，到了中原地区，细菌传播就比较厉害，另外他们刚一进关，水土也不服，导致天花对满洲人的杀伤尤其厉害，满洲王公亲贵之中，死于天花的例子已有多起。《汤若望传》记载：“顺治对于痘症有一种极大的恐惧，因为这在成人差不多也总是要伤命的。在宫中特为侍奉痘神娘娘，是另设有庙坛的。或许是因他对于这种病症的恐惧，而竟使他真正传染上了这种病症。在这个消息传出宫外之后，汤若望立即亲赴宫中，流着眼泪，请求容许他觐见万岁。……顺治病倒三日之后，于一六六一年二月五日到六日之夜间崩驾，享寿还未满二十三岁。”康熙皇帝之所以被立为嗣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出过痘，不会再因此让大清再一次失去年轻的君主。
《青琱集》则说：“初四日，九卿大臣问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问安，见宫殿各门所悬门神对联尽去。一中贵向各大臣耳语，甚仓皇。初七日晚，释刑狱，诸囚狱一空，上马逢知、张缙彦二人不释。传谕民间勿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民间禁止炒豆、点灯、泼水，是皇帝出痘时的举措。
综合这些记录，顺治皇帝死于天花，似乎是有根据的。然而，从天花的症状来看，却颇有可疑之处。《张氏医通》说：痘疮成浆之时，精神倦怠，神思昏沉，不省人事，呼之不应，自语呢喃，如邪祟状。现在西医也认为，天花重症会导致高热昏迷。如果顺治真是得了天花的话，又是几天之内便去世的急症重症，又怎么可能如此神志清醒、思路清晰，亲自口授遗诏、开列自己的十四条罪状，安排下继位和辅政大臣的人选，又更衣后才从容而逝？
张宸的《青琱集》则是从“传谕民间勿炒豆，毋燃灯，毋泼水”中推论出皇帝出痘的，不无揣测之嫌。
从种种史料和迹象推断，顺治患天花而去世，这似乎是最接近真相的答案。但是令人费解的是顺治患病去世，应该属于正常死亡。然而清官档案为什么对顺治的死因只字未提，讳莫如深，难道顺治死亡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史料的研究结果，几乎全都倾向了顺治死于天花的说法，这样的说法似乎能够消除所有的疑点，但是为什么几百年来，对于顺治的死亡，依然还有那么多的猜度和怀疑呢？
而顺治皇帝的死亡时间，在这几种相对可靠的笔记中的记载，也不无差异。他的葬礼，也有许多令人疑惑之处。
3．天子之丧：顺治皇帝的后事处理
《世祖实录》及《玉牒》中，都说顺治皇帝崩于十八年正月初七子时。在王熙《年谱》记载的却是：“初六……至夜，圣驾宾天。”《东华录》中说：“丙辰（初六）……至是，世祖崩。”张宸的《青碉集》则说，“初五日，又问安，见宫殿各门所悬门神对联尽去。一中贵向各大臣耳语，甚仓皇。”既然初五便已去了宫中各门的门神对联，说明此时皇帝已死，开始办丧事了；如果说是这样，那后来的谕旨又为何人所下？这几处顺治驾崩时刻的记载，相差虽不甚远，却委实令人生疑。
还有一个人，在当时距离顺治很近，他就是顺治皇帝尊以师礼的玉林琇大和尚（也就是金庸小说《鹿鼎记》中那个负责教导、保护出家后的顺治皇帝的玉林大师的原型）。顺治十八年正月，他正被尊奉在万善殿。《玉林国师年谱》：“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三，中使马公二次奉旨至万善殿云：‘圣躬少安。’师集众展礼御赐金字楞严经，绕持大士名一千，为上保安。初四，牵近侍百：‘圣躬不安之甚。’初七亥刻，驾崩。”这里记载的“初七亥刻”则是又一种说法。
王熙、张宸，皆是顺治的近臣，当时就在宫中，而《东华录》是国史馆根据《实录》及其他官书有关方面编纂而成，玉林琇则为皇家尊奉，还参加了接下来的国葬，为何出现这样的偏差？天子之丧，又是在承平之时，也不见有政变夺嫡之类的阴谋，岂不该是庄严从容、肃穆划一的么？
顺治皇帝的葬礼，玉林琇和尚“初八日，皇太后慈旨，请师率众即刻而王熙则在顺治驾崩后，“初八日，同内阁拟上世祖章皇帝尊谥，又同内阁拟今上皇帝即位年号，又为辅政大臣撰誓文。”作为文臣，他则忙于笔墨之事，为顺治皇帝拟定谥号、新君即位年号，还有辅政大臣的誓文。
张宸则对顺治的葬礼描述甚详。他是初八日欲上朝时得知皇帝驾崩的消息的：“初八日，各衙门开印。予黎明盥漱毕，具朝服将入署，长班遽止之日：‘门启复闭，止传中堂暨礼部三堂入，入即摘帽缨，百官今散矣。’予错愕久之。盖本朝制度，有大丧则去缨，讵上春秋富，有此变也？早膳后出门问讯，则入复讯予，无确音。时外城门俱闭，列卒戒严，九衢寂寂，惶骇甚。”他被拦住了，得知今天百官不上朝，只传了中堂及礼部的人进去，一进去便摘了帽上红缨。摘缨是国有大丧的标志，皇帝年纪正轻，突然传出丧讯，张宸十分诧异，好半天没反应过来。他吃完早饭出门打探，没有得到准确的消息，只见城门紧闭，全城戒严，气氛令人惶恐惊惧。
“日晡时，召百官携朝服入，入即令赴户部领帛。领讫，至太和殿西阁门，遇同官魏思齐，讯主器，日：‘吾君之子也。’心乃安。”
“二鼓余，宣遗诏，凄风飒飒，云阴欲冻，气极幽惨，不自知其呜咽失声矣。宣已，诫百官毋退，候登基。群臣惟余辈及科臣就署宿，馀俱午门外露坐。是夜，彗星见中天，芒东北指。早，风日睛和，上升殿毕，宣哀诏于天安门外金水桥下。群臣有饥色，各退就本衙门守制。蚤暮哭临九日，在丧二十七日，毋得归私第。”
张宸详细记载了领孝布、服丧、听遗诏、尊奉新君柩前登基等事，描述了当时的肃杀气氛以及群臣的惶然心态。接下来，是一个颇具满洲色彩的行为：宣誓。
“阅三日，辅臣率文武百官设誓。旗下每旗一誓词，各官每衙门一誓词，词正副三通。一宣读，焚大行殡宫前，一赴正大光明殿焚读上帝前，一藏禁中。词日：‘臣等奉大行皇帝遗诏，务毕力一心，以辅冲主。自今以后，毋结党，毋徇私，毋黩货，毋阴排异己以戕善类，毋偏执己见以妨大公。违斯誓者，上天降殛，夺算凶诛。’语小有不同，然大意如此。”
辅政大臣率领文武百官，宣誓效忠幼主，公正廉洁。每一旗、每一衙门都有自己的誓词，并且一式三份，一份在顺治棺前宣读焚祭，一份在正大光明殿宣读焚化，以上天为见证，另一份则藏予禁官，或有留做证据之意。
宣完誓，张宸等才进了乾清门哭祭：“予是时始得入乾清门，仰观内殿，盖哭临在宫门外，惟一、二品大臣上殿哭，馀俱不能也。殿上张素帏，即殡宫所在。两庑俱白布帘，壶闲肃穆，非外廷可比。宫门外大厂二，东释西道，竖禧竿，昼夜礼经忏。大光明殿在宫城太液池西，圆殿，白石梵，碧瓦金顶，十宵耀日，光奕奕动。”然后，在正月十四日，“焚大行所御冠袍器用珍玩于宫门外。”这里将顺治皇帝所用的衣物饰品珍玩等物尽行在官门外焚毁，据说是满洲葬礼旧俗，却隐隐让人觉得有些异样。“所焚诸宝器，火焰俱五色，有声如爆豆。人言每焚一珠，即有一声，盖不知数万声矣，谓之小丢纸。”珠宝焚于火中，而此时尚在官门处哭临的百官尚未散去，听见宫中哭声震天，而皇太后则在珍珠爆裂声中“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栏立，哭极哀”。
哭临自初八直到十六，到了二十日，则开始票本制敕，张宸登太和殿，请“皇帝之宝”。又过了几天，开始商议给顺治皇帝的谥号，有人提议谥“高”字，因为这个“高”字逾越了太祖太宗，所以最后定下来的是庙号“世祖”，谥为“章”，顺治皇帝便成了人们口中的“世祖章皇帝”。
张宸又详述了移柩寿皇殿的过程。他说，移柩的前一日，陈列卤簿仪仗，摆象辇。那些大象出东华门时，眼中都流下泪来，看到的人都深感诧异。第二天有小雪，黎明时分，百官排班跪在自东华门至景山的街道左边。他在那里，见到了全套卤簿：“开道二红棍，有黑漆描金如竹筒上广而下锐者，几十余对。又二红棍，如前筒而剖其半，又十余对。自后则有若枪者，若戟者，若戈若矛者，蛇其首者，若锥者，如瓜者，如手执锥者，皆镀金朱杆；有若节者，幢者，旃者，旌者，旃者，麾者，锦绮辉耀，每每色各数十对。每易一仗，即间二红棍。诸仗俱直立持，不横仆。惟箑伞最多，扇有圆者，方者，兜者，如鸟翅者，每式具五色，色各一；伞亦具五顶，每色五项，俱刺绣五檐，惟黄罗曲柄者止二顶。”
卤簿之后，是要焚化的东西：“队中有散马，辔而不鞍，八十余匹，有鞍马数十匹。刻金鞍辔镫，黄鞦靷，鞍首龙衔一珠，如拇指大，鞍尾珠三，如食指大，背各负数枕，备焚化，枕顶亦刻金为龙衔珠，如鞍首，共百余。驼数十匹，繁缨垂貂，极华丽，皆负绫绮锦绣，及帐房什器，亦备焚。腰弓插矢者数十人，俱乘马。捧御弓箭者数十人。牵猎犬御马者数十人。御箭皆鸦翎粘金。御撒贷俱黄绮，针缝处密密贯明珠，计一袋珠，可当民间数妇女首饰，真大观也。近灵舆，各执赤金壶，金瓶，金唾壶，金盘，金碗，金盥盆，金交床椅杌等物，皆大行所曾御者，亦备焚。”
再后面，是顺治皇帝的灵柩。“灵舆黄幔软金檐，紫貂大坐褥，其后即梓宫，用朱红锦袱盖，诸王大臣乘马执绋，盖至是不觉哭声之愈高矣。”后面跟着殉葬的贞妃灵柩，再往后，则是皇太后黑缎素服，素幔步辇；举哀之后，又有几辆素车和青幔车，应当是后宫嫔妃。
到了景山，“梓宫启东墙入。命妇在寿皇殿门内，百官在殿门外。”众人哀哭送葬，顺治生前所用的东西，金银珠玉、锦绣绫罗、弓箭鞍镫、日常用物，等等等等，全部焚烧，称作大丢纸。烧得这样彻底，亦不禁让人生疑，这其中是完全出于习俗，还是也夹杂着抹去什么痕迹的用意？此处张宸感慨了一下皇家的富丽奢华，初九康熙登基时，离先帝驾崩不过一昼夜，所用的仪仗已全套制出了新的，当真是“上方制器，又何神速也”！
三天之后，是二月初五日，二十七天服丧之期已满，百官到景山圆孝，解下所系的素带，一起焚化，然后换衣服各自回家。张宸说“诸臣哭泣之哀，为前代所未有”，赞美顺治皇帝登基十八年，无日不以民生疾苦为念，对臣下也不分新旧一体对待，哪怕“间有不测恩威，亦雷霆雨露”，于是臣下都十分感念。
张宸还讲述了他守制时的一些见闻。他说，“东华门晨启，命诸妇入哭，俱细白布袍，白帕首，后垂二白带，长竞身，手执一细竹杖，抵暮方散，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此俱从龙贵人一、二品大臣妻也”；“有柴车载器具入内库，询之为马逢知籍产”，那时他知道了马逢知罪在不赦。他还说，宫里有一只狐狸，长得样子很奇特，“纯黑色，额点白，遍体光泽，前趾螺文如柔荑”，它养在一只大木笼中，那笼子“如三层楼，上层以备其寝息，中层以饷食饮，下层以备溲溺”，还有一只三条尾巴的羊——想来是顺治皇帝的宠物——都要放到野外去；而宫中最近新造了很多佛像，工艺精绝，分送到京城各个奇院；顺治皇帝的珍玩，没有烧掉的，要卖给民间，换得的钱用来给顺治皇帝造陵墓——皇太后这样俭德，引得张宸又喷喷赞美了一场。总之，这样一来，顺治皇帝的遗物在宫中尽行消失了。
顺治皇帝的葬礼里，“焚烧”是个很重要的举动，不仅东西要烧，人也要烧——这位皇帝是实行了火化的。
在《清圣祖实录》卷一中可见，安放顺治帝遗体的梓宫在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二日被移放到景山寿皇殿。其后，继位的康熙皇帝在所有应该致祭的日期都前往致祭。卷二中又记载，在四月十七日这一天，康熙皇帝来到安放着顺治帝梓宫的景山寿皇殿，在举行了百日致祭礼以后，将顺治帝的神位奉人了乾清官，以等待选择吉日奉人太庙。二十一日，则举行了“奉安宝官礼”。这说明，到二十一日时，顺治帝已经被火化了，因为所谓“宝宫”，宝骨之官。宝骨系佛家语，为舍利之类。佛家火化后的骨殖，谓之舍利子。故盛殓帝王骨灰的葬具，亦谓之“宝官”，便是俗称的骨灰罐。
关于顺治皇帝被火化的详细记录，在官方记载的档案里尚无记录。康熙朝以后，疆域广大，各民族往来，人民生活安定，同时深受汉民族习俗的影响，因之，满族丧葬习俗也随之逐渐转变。故从康熙帝开始以后各代皇帝均不火化，而用土葬，并将此葬俗列入国法，即“一概不许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清高宗实录》卷五）。对先朝皇帝之词，也多加隐讳。但是在《敕赐圆照溪森禅师语录》里却有记载。这一《语录》中说，顺治帝临终前有遗愿说：“祖制火浴，朕今留心禅理，须得秉炬法语……”满洲祖制是火葬，而今皇帝信奉佛法，更要遵佛门弟子火化之仪。如果茆溪森和尚能赶到，就由茆和尚主持火化，如果赶不到，则由位于北京的善果寺和隆安寺来主持。
茆溪森和尚是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住持玉林琇的弟子。茆溪森对佛法的阐释，曾深深打动了顺治帝并由此得到深度信任。于是，“辛丑（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三日，钦差内总督满洲大人通议銮仪正堂董定邦，奉世祖遗诏到圆照（指杭州圆照寺），召师进京举火，即日设世祖升遐位。”四月十六日，茆溪森奉旨至京，表贺康熙皇帝。次日，“诣世祖金棺前秉炬”火化。火化时，茆溪森在景山寿皇殿举火，口中说谒曰：“释迦涅槃，人天齐悟，先帝火化，更进一步。”对左右众人道：“大众会么？寿皇殿前，官马大路。”于是举火，亲自为顺治帝遗体秉炬火化。
《旅庵月奏对录》中说，顺治是四月十七日举行火浴，旅庵作诗记述其事，内有“梓宫璀璨火空腾”之句。
茆溪森和尚四月十六日入京，次日为顺治皇帝举行火化仪式，正与《清圣祖实录》中四月二十一日为先帝“奉安宝宫”相合。
中国皇帝举行火葬的并不多，顺治这样的葬礼，大焚珠宝用物，百日火化，看上去总让人觉得怪异。
满族早期丧葬习俗里，有确有死后实行火葬而并非土葬的特点。形成这一习俗的原因，一来是受佛教及周边蒙古等族的影响，二来是本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状况。雍正皇帝说：“本朝肇迹关东，以师兵为护卫，迁徙无常。遇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清高宗实录》卷五）满族人的先世以狩猎为主要生活来源，通常要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猎物，有时一次狩猎就要几天或十几天。在这一过程中，难免有人因疾病或意外事故而丧生，同伴很难将尸体携带回家，因此火葬就成了最简便的办法之一。其具体做法是，如果人是死在距家很远的地方，由同行者将死者发辫剪下，将尸体焚化后，拣一两块骨头与发辫共同装在一个皮口袋里，带回交给死者亲属。
清朝入关后，八旗兵士外出作战中阵亡仍是采用这种火葬的习俗。顺治崩时，满清入关只有十几年的光阴，本民族的风俗时尚还依然保留如初，帝崩而火化，也并非说不过去。然而，满洲旧俗中，对于并非死在荒郊或战场的死者，其丧葬制度是“停丧于家，埃造坟完，方出殡，期年而化”，先将棺材停放在家里，等造完坟后出殡，隔一年再火化。
皇太极于崇德八年八月九日亥刻突然崩逝，尸体于次日“旧没之后入棺”，梓官停放沈阳故宫崇政殿内。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将大行皇帝梓官迁于沈阳城北之昭蔹，当时“而别无造墓襄葬之事，新构殿宇，姑为奉安其中”。可见这次只是将梓官“姑为奉安”在新建殿内，既未入土安葬，也未火化，只是一次临时的安置。直至一年后，即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九日，为皇太极举行第二次安葬祭礼。据《清世祖实录》卷七记载：“甲子小祥，致祭大行皇帝。”八月十一日：“丙寅，恭奉大行皇帝宝宫安葬昭陵。”可见皇太极便是死后过了一年才火化的。
顺治皇帝的火化何以如此之急、如此之速？究竟是为什么，史料在这么多关键之处的记载，会有如此之多异常明显的出入，这似乎很难用记述者的失误来简单地下结论？会不会是顺治皇帝的死亡另有隐情呢？
在遥远的岁月里，究竟曾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去看一下顺治皇帝的生平，分析一下他的径历、性格、感情、信仰与处世态度吧。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