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有资格参与竞争的人里，好像谁的实力都比这个六岁的小男孩要强，谁继位的可能性都比他大。
机缘巧合加上精心策划，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是皇位从天上掉下来，落到了年幼无知的福临头上。然而，谁能确定，这究竟是上天给予的一份美好礼物，还是命运的一个陷阱呢？
§§§第一节 天上掉下来的皇位
1．福临降生
到崇德三年福临出生的时候，庄妃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已经渴望一个儿子太久太久了。
作为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塞桑的小女儿，她的婚姻本来便寄托着联结后金和科尔沁的使命。而一个有着双方血脉融合的儿子，才是实现这种联结的有力纽带。因为皇太极的正妻、布木布泰的姑姑哲哲没能生儿子，她才嫁了过来；可是，从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时年13岁的她与皇太极成婚开始，她一次又一次失望。
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庄妃17岁，生皇四女，后来受封为固伦雍穆长公主；
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庄妃20岁，生皇五女，后来受封为固伦淑慧长公主；
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庄妃21岁，生皇七女，后来受封为固伦端献长公主。
五年间三次生育，可见其时皇太极和她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可是，和皇帝亲近的机会不少，却全生了女儿，她的失望与焦灼，可以想象。
而早在她的姑姑哲哲嫁过来之前五年，乌拉那拉氏就为皇太极生了长子豪格，两年后又生了第二子洛格，同年，钮祜禄氏生下一个儿子，名洛博会。洛博会夭亡，豪格和洛格，年纪比布木布泰还要大好几岁，已经跟着父亲沙场征战了。
她嫁过来的第二年，后金的年号从天命变成天聪，皇太极从四贝勒变成大汗，“儿子”的重要性更上一层，有可能，那便意味着一个帝国的继承之人啊！
而且，庄妃的竞争者在不断出现，皇太极的宠爱有太多人来分，她怎么能不着急呢？
天聪六年正月，皇太极声明：现在已经册立了中官皇后和西官妃，惟有东官未备，闻听蒙古扎鲁特部博尔济吉特氏戴青之女有贤名，特遣使前往下聘。新娘子顺利嫁进来了，她出身于蒙古的黄金家族，被册封为东官妃，皇太极当时曾大宴诸贝勒，以示郑重。中官皇后哲哲尊贵依旧，西宫妃布木布泰的位序却后移了。女真民族居室尚东，东宫妃的地位高于西宫妃。
布木布泰心里当然不会很开心。
当年，她的婚礼也得到过极高的重视，科尔沁贝勒的世子吴克善把妹妹送到了辽阳，皇太极亲自去半路上相迎，大汗努尔哈赤率领着自己的妃子和贝勒们摆下仪仗，出城十里迎候。入城后，“设大宴以礼成婚”。——她的姑姑哲哲嫁给皇太极时，仅是“太祖命太宗亲迎，至辉发扈尔奇山城，大宴成礼”罢了。
可是，她脸上没有半点不悦流露到别人眼中。这是好事，要祝贺大汗，要跟新来的姐妹和睦相处……她已经不是那个初嫁的十三岁女孩了，这些年，跟在皇太极身边，她学会了许多东西，包括忍耐。
幸好，那位素有贤名、出身高贵的东宫妃并未构成太大的威胁，她进宫后于天聪七年和天聪九年两次生养，也都是公主。
这些年里，哲哲也生了三个女儿。庶妃颜扎氏生下第四子叶布舒，侧妃叶赫那拉氏生下第五子硕塞。到了天聪八年，皇太极的事业发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皇太极一直声称要与明朝议和，原因之一是为了对付强大的漠南蒙古察哈尔部，阻止察哈尔部与明朝的联合。
当时的漠南蒙古，东到吉林，西至贺兰山，南邻长城，北距瀚海，在这广阔的土地上生活的部落，大多是元朝的后裔，其中最强大的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代，黄金家族的后人，被蒙古各部族奉为共主，称蒙古大汗。公元1604年林丹汗登上汗位时，只是个十三岁的少年，但他和皇太极一样雄心勃勃，立志要重振祖业，找回往昔一统天下的光荣。十数年来，他卧薪尝胆，积蓄力量，终于具备了号称十万铁骑的强大武力，蒙古各部无人能及。他试图循着先祖成吉思汗的足迹，统一蒙古，争雄天下，于是横行于草原诸部间，不断征伐。
两个同样雄心勃勃的男人同时生在草原上，自然是要一争雌雄的。
成吉思汗并不是容易做的，此时的蒙古的局面，也与成吉思汗时代已经完全不同。
皇太极恩威并施，许多部落纷纷摆脱林丹汗，归附后金以求得保护。这样一来，察哈尔蒙古与后金的敌对更尖锐了。
皇太极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对察哈尔部的强力打击，先后在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和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三次亲征，取得大胜。林丹汗先败遁西土默特部，后又逃奔青海，天聪八年病死在青海的大草滩。
皇太极终于灭掉了这个老对头，除去了他进军中原、完成大业的最大后患，后金国势大张，举国欢腾。
皇太极的后妃们包括庄妃，当然也一样兴高采烈。
但是很快，她们发现自己笑不出来了：与胜利同时到来的，是后宫里竞争者的突然增多。
林丹汗兵败远逃，病死在青海大草滩，他的部下和后宫妻妾们，纷纷率着部众投奔后金。
第一个，是林丹汗的窦土门福晋。天聪八年八月，窦土门福晋率领众多部属，由察哈尔贵族多尼库鲁克护送，在皇太极的军营行幄拜见了皇太极，然后移往木湖尔伊济牙尔地方驻扎恭候，要归嫁天聪汗。皇太极有点犹豫不决，大贝勒代善鼓动诸贝勒合词奏请皇太极应允，认为只有将窦土门福晋选人官闱，才能抚慰众心。
收纳窦土门福晋有利于笼络察哈尔部众，皇太极决定前往迎亲。他的这个决定让护送窦土门福晋来的多尼库鲁克为此十分高兴，说皇上肯纳窦土门福晋，则新附诸部和护送诸人都不胜踊跃欢庆之至。
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二月，皇太极授命贝勒多尔衮、豪格、岳托、萨哈廉率精兵一万西征，进入河套地区，消灭了林丹汗的残部，路上遇到前来归附的林丹汗多罗大福晋囊囊太后，又说降了林丹汗妻苏泰太后。
四月，大军班师回沈阳。皇太极亲率诸贝勒远迎至阳石木河。跟苏泰太后一起来的，不但有林丹汗的嗣子额哲，有大量部众，还有元朝的传国玉玺。这实在是皇太极梦寐以求的瑞祥和喜兆。
后金国上上下下，一片欢腾，觉得天命所归，人心大为振奋。
皇太极设大宴款待来归之众。宴会上，烈酒助长着人们的兴致，使他们更为兴高采烈。乘着酒兴，诸贝勒纷纷奏请，说囊囊太后乃察哈尔林丹汗多罗大福晋，既归我朝，必应使得其所，只有汗王纳娶，最为适宜。
两位太后都带来众多的部众，囊囊太后有一千五百户，苏泰太后也有一千户，察哈尔林丹汗作为大元朝的直系后裔，保存和搜集的财富也很可观。皇太后应允了臣子们的提议，纳娶了囊囊太后。
窦土门福晋、囊囊太后有部众、有财产，维系着蒙古的人心，是皇太极打天下的助力，她们的出身及影响力，决定了她们在后宫中的地位，让原来的后宫嫔妃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而此时，科尔沁蒙古也给皇太极送来了一个女人。
随着后金征战的马蹄，他的女人正和疆土一起增多，而哲哲和布木布泰仍然没有生下儿子来，在布木布泰婚后的第九年，她的哥哥吴克善坐不住了，他给皇太极送来了科尔沁的第三个女子，已经二十六岁的海兰珠。——亲姐妹同嫁皇太极，海兰珠比布木布泰大五岁，嫁来时间却晚了九年。这个年纪，应该不是初婚，以科尔沁格格的身份来说，嫁的不该是无名之人。有人推论，海兰珠的前夫，很有可能是察哈尔蒙古的人，甚至有可能也是林丹汗。
或许科尔沁的博尔济吉特家已经找不出合适的女孩了，也或许海兰珠的确美得无人可比。反正科尔沁的王公们对海兰珠寄予厚望，期待她获得皇太极的宠爱，生下溶合着爱新觉罗与博尔济吉特血脉的继承人。
皇太极的后官里，一下子增加了三位尊贵的大福晋。她们是：林丹汗窦土门福晋巴特玛，林丹汗多罗大福晋囊囊太后娜木钟和布木布泰的亲姐姐海兰珠。
这对原来的中宫皇后和东西二宫妃的地位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皇后哲哲毕竟是元配嫡妻，哪怕没有儿子，哪怕皇太极有再多的女人，她的地位总是不会轻易动摇的。而布木布泰的地位就没这么稳固了。
本来，她的地位仅次于哲哲，多次生育未能得子也没有影响皇太极对她的宠爱；后来，来了东宫妃戴青之女；现在，多了这三位，一下子就把她挤到了五大福晋的末位。
而皇太极对海兰珠的热烈情爱，让布木布泰倒吸一口冷气。科尔沁的王公没有送错人，皇太极恋爱了。这个已经人到中年、历尽世事的君王沉入对海兰珠的热烈情爱之中。
他对哲哲有结发之情，他对布木布泰亦曾看重宠爱，他还拥有过很多女人并且跟她们生儿育女。可是他对海兰珠的感情不一样，他真真正正地，爱上了她。
自从海兰珠进宫，皇太极就变得儿女情长了，一颗心全放在了她的身上。朝夕作伴，形影不离，三千宠爱一身专，六官粉黛无颜色。
布木布泰从来没有见过丈夫这个样子。或许，根本没有人想到过，他们的大汗，会这么样爱一个女人。
朝鲜臣服，察哈尔蒙古灭亡，元朝传国玉玺到手，汗位汗权空前强大，沈阳皇宫建成，皇太极志满踌躇，于公元1636年，正式登基为帝，称“宽温仁圣皇帝”，将国号由后金改为大清，并改元崇德。
七月初十日，皇太极在崇政殿举行大典，册封五大福晋，她们是：清宁宫中官大福晋哲哲，为国君福晋，称皇后；东关雎宫福晋海兰珠为东官大福晋，称宸妃；西麟趾官福晋娜木钟，即原察哈尔多罗大福晋囊囊太后，为西宫大福晋，称贵妃；东衍庆宫福晋巴特玛，即原察哈尔窦土门福晋，为东次宫侧福晋，称淑妃；西永福宫福晋布木布泰为西次官侧福晋，称庄妃。
五宫全是蒙古女子。
哲哲自不必说，她是皇太极的结发正妻，地位无可置疑。而海兰珠，她的地位只明明白白地昭示着一种东西，一种叫爱情的东西：她的封号用宸字——这个字，为帝王专用，“宸妃”二字，为后妃制度的例外。此前的历史中，曾出现过一次，是唐高宗李治给武则天的，并且，没封成，被臣子的劝谏所阻。她住的宫殿叫关雎官，“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关雎。如果哲哲不是早年嫁过来的、正位二十年的嫡福晋；如果哲哲不是海兰珠的亲姑妈，那么，清宁宫中宫皇后的地位一定会属于海兰珠。就是作为东宫宸妃，海兰珠的地位也已不啻于皇后了。
次东官为麟趾富贵妃娜木钟、西官为衍庆宫淑妃巴特玛，本是林丹汗的遗孀。有没有青春美貌不要紧，她们有她们的地位和作用，是以尊贵。
布木布泰居于五宫之末。虽然，她来得比宸妃海兰珠、贵妃娜木钟、淑妃巴特玛都早，还为皇太极生了三个女儿。
布木布泰不可能不失望、不落寞，她本来是最得皇太极宠爱的小福晋，还深得姑母哲哲的信任，一下子被挤到边缘，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怎么能感觉不到压力与危机感？
凤凰楼，是盛京皇宫后官的大门，凤凰楼后，一组建在高台之上的四合院式的宫殿，就是皇太极的后妃生活区。正中是清宁官，东宫为关雎官，西宫为麟趾宫，东宫下首为次东宫衍庆宫，西宫下首为次西宫永福宫，统称台上五宫。五宫之主位，就是当时后宫、也是大清国最尊贵的女人了。
每当高台五宫的后妃们凝目凤凰楼，等待着随驾侍卫的开路呼喊和官婢的禀告、等待着迎接皇太极回后宫时，心里总充满新的希望：也许在清宁宫帝后同坐、众妃请安拜礼之后，皇上会进自己的宫门，进自己宫内的暖阁，给自己一次获得皇子麟儿的机会。然而绝大多数时间，绝大多数宫妃们都失望了，因为皇太极只到关雎宫，只宠幸宸妃海兰珠。
总而言之，海兰珠一嫁过来，很快就与皇太极情投意合、形影不离了。所以，崇德元年，她能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位居四妃之首的东宫大福晋。
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七月初八，宸妃海兰珠为皇太极生下了皇八子。这孩子虽然称皇八子（按活着的皇子排行是第六子），但却是尊贵的大福晋所生的第一个儿子。
皇太极非常高兴，开有清一代的先例，在皇宫举行重大庆典的场所崇政殿，为这个孩子的出生特地发布了立国以来的第一个大赦令，御制文中说：“今蒙天眷，关雎官宸妃诞育皇嗣。”故而大赦天下，使万民咸被恩泽。一个初生的婴儿，被定为皇嗣，立为皇位继承人，可见其母在皇帝心中的位置。
一时间，举国欢庆。蒙古诸部，尤其是与大清有姻亲关系的各部，尽都不远千里，一路上驱赶着牛羊驼马，带着各种土产方物，奔赴盛京，朝见皇太极，献物示庆，上表称贺。朝鲜国王在元旦日上皇帝皇后贺表、敬献方物的同时，还上了皇太子贺表，并进献皇太子礼品，其中有绢、绸、葛、席、貂皮及高丽纸等。
皇太极于此时，正当登上皇帝宝座的第二年，他继承努尔哈赤的遗志，继续进行对黑龙江流域的统一。就在这一年，黑龙江上游南北两岸索伦部落各城各屯都来归附，鄂嫩河、尼布楚一带的蒙古部落和贝加尔湖以东的使鹿部落等，也都先后归附。国家稳定巩固，势力强大，皇室内部也平稳和顺，团结一致，后官兴旺，爱妻生子，真所谓春风得意，处在他一生的巅峰。为表庆贺，他数次大宴宾客于崇政殿、清宁官，着实盛况空前。
海兰珠是哲哲的亲侄女、布木布泰的亲姐姐，她的儿子身上，流着科尔沁博尔济吉特的血，对家族来说，算得上是件好事。可是，作为女人，谁能忍受丈夫的心完完全全被人夺走呢？
皇后哲哲和另外的三大福晋怎么对待和处理，做了些什么，不见端倪，布木布泰没有放弃努力，她不甘心，她已经从丈夫那里学到了不达目的绝不甘休的坚强毅力。
她绞尽脑汁，从姐姐专宠的缝隙中争取到了机会，在皇太子出生前的两三个月，她又怀孕了。
她怀孕怀得很辛苦也很紧张，同时满怀希望的时候，皇八子出生了，被立为皇嗣，关雎官的盛宠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
如果这一次又是个女儿呢？即使是个儿子，皇嗣已经立下了，以他母亲的受宠来看，地位难以撼动，一个儿子能带来她想要的东西吗？
想必那时候，皇太极是没有多少时间想起她和她腹中的孩子的，每一个寂寞的深夜，布木布泰或许都在深思。
她不是甘居人下的人，也不是轻易放弃、轻易认输的人。
皇太极的宏图大业正一日千里。
漠北蒙古喀尔喀三部的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和车臣汗，在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遣使来朝归附，皇太极给他们规定了每年各部奉献一匹白驼八匹白马的九白之贡，喀尔喀三部与清朝建立了臣属关系。漠南、漠北蒙古的广大地区，都成了清朝的势力范围。从此后，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兵团，成为了皇太极进攻明朝的重要军事力量。
然而，帝业大兴的同时，他的家事却过早地越过了高峰。谁也想不到，皇太极爱如心肝的皇八子只活了六个月，就不明不白地夭折了。一个娇弱的婴儿，因病天亡，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是很正常的事，不管他有多尊贵。不知道有没有人怀疑过什么，反正，看起来，皇太极极为悲痛，却好像没有怀疑和追究什么。
皇嗣死在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正月二十八日，两天以后，正月三十日，布木布泰在她的永福宫里生下了皇九子，后来的顺治皇帝福临。
福临降生的时候，并没有伴随着普天同庆的贺仪，也没有得到皇太极多少重视。
皇太子夭折和皇九子出生，两件事情几乎就在同时。皇帝和他心爱的东官大福晋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别人不管心里怎么想，行动和表情都得与皇帝一致，整个宫廷内外和朝廷上下都为国家失去皇嗣而被一团悲雾所笼罩，谁还想得起永福宫里的新生儿？
“是个男孩儿！”这一声报告，令疲惫的产妇脸上浮现出欣慰的笑，笑得不觉落下泪来。可是看到众人高兴得要拍手笑出声的时候，她又摇摇头，用眼睛向大家示意：不要得意忘形。
她更不能表现出一点欣喜，她一定得和大家一样显得悲痛惋惜，并且一定在月子里频频遣人去向失去儿子的亲姐姐和丈夫致以哀悼和慰问，表达出她无限的悲伤，和他们一样悲伤。
她的心里，无比踏实。
关于顺治皇帝的降生，《清史稿》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母孝庄文皇后方娠，红光绕身，盘旋如龙形。诞之前夕，梦神人抱子纳后怀日：‘此统一天下之主也。’寤，以语太宗。太宗喜甚，日：‘奇祥也，生子必建大业。’翌日上生，红光烛宫中，香气经日不散。上生有异禀，顶发耸起，龙章风姿，神智天授。”
乍听起来，这种说法颇为耳熟，许多皇帝以及其他杰出人物出生之前都有过这样的“吉兆”。但是，这种汉人玩熟了的把戏，在尚且较为淳朴的清朝早期，是第一次出现。
第二次出现，是在十几年之后，未来的康熙皇帝身上。《清史稿》记载：“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少保、固山额真佟图赖女。后初入宫，为世祖妃。顺治十一年春，妃诣太后宫问安，将出，衣裾有光若龙绕，太后问之，知有妊，谓近侍日：‘朕妊皇帝实有斯祥，今妃亦有是，生子必膺大福。”’这一次的“衣裾有光若龙绕”，发生在孝庄太后官里，而且，是她看见然后问出来的。
——所谓“吉兆”的背后，是这个女子的玲珑心思。
是不是真的做过神人送子的梦，只有她自己知道。但她一定会把这个哪怕是编造的梦告诉皇太极。不过，她选择的进言时间绝不是本纪所记载的福临诞生前夕。
这个前夕，当是崇德三年正月二十九日，正当皇太子去世的次日，关雎官乃至整个后宫都还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宸妃被失子之痛击垮了，伤痛至昏迷；皇太极强忍焦虑伤感，寸步不离地陪伴在旁。聪明的布木布泰，是绝不会在这个时候去向皇太极说梦讲神话的，而皇太极此时也不可能有“喜甚”的心情。
而且，她讲这个梦给皇太极听的时间也不会是在皇太子还活着的时候：有皇太子在，怎么轮得到你的儿子成为“统一天下之主”？你竟敢有夺嫡的心思？
只有在皇太极因皇太子夭折的伤痛基本平复之后，布木布泰才会选择适当的机会，以一种很自然的方式，不无天真和惊异地，把她产前的梦兆说给皇太极听。皇太极毕竟是一代雄主，接受了皇太子夭折的事实之后，或许会对一个得到神明福佑的儿子产生一点喜悦。
然而，皇太极虽然回答了“奇祥也，生子必建大业”的话，还给这个孩子起名“福临”，满文的意思，是“天生福人”；而且，皇八子死后，福临便成了皇太极的儿子们中母亲身份最高的，他也没有半点将八子立为皇位继承人的意思。除了这个吉祥的名字之外，他并没有再给福临什么。
皇太极直到去世，也没有再立太子。也许，他还在盼望宸妃再为他生一个儿子，也许，他没料到自己的人生会结束得那么突然、那么快。
2．太宗驾崩留下的权力乱局
布木布泰精心养育儿子、并且开始教他如何做好一个皇子的时候，她的姐姐海兰珠正在痛苦中沉沦不可自拔。
在关雎官里，随着皇八子的死，海兰珠的生命一下子委顿了，就像一朵花，被迅速抽干了水分。关于这个女子，史料上只记载了皇太极对她的热烈爱情，此外，对于她的性格、才能、行事，一无记述。总觉得，她应该是个心机并不深刻的女人，却妩媚、感性而温暖，充满女性特质和直抵人心的魅力。皇太极这样的男人，会热烈地爱恋的，不会是端庄严谨的皇后，也不会是有见识有心机的布木布泰。可是，一个简单多情的女人，在后官这个地方，要活得长往往很难——如果她得到了人所不及的爱重，就更难。人家或许根本不用直接下杀手，无形之中，充斥于生活的压力与抑郁，便能让她的生命加速消耗。
失去儿子，尤其是已被立为皇太子的儿子，这样残酷的打击是宸妃海兰珠难以承受的。她终日哭泣，日夜悲伤，寝食不安，一天天的消瘦了。这使得皇太极更加关怀怜爱，多方劝慰，赐珍宝锦缎，调饮食药饵，只要穿过凤凰楼回到后宫，就在东关雎宫里陪伴郁郁寡欢的海兰珠，还不时带她去到郊外散心。这一切都不见效时，皇太极又请来了海兰珠的娘家人，试图由祖母和母亲的抚慰来消除爱妃心头的创伤。
崇德三年夏，年前刚刚受皇太极封赠为和硕福妃的科尔沁蒙古大福晋，莽古思之妻、哲哲之母，带领着儿媳妇寨桑之妻和孙子满珠习礼、吴克善等前来朝见，都是凤凰楼下五宫里姑侄三人的至亲。皇太极亲自率领诸王贝勒福晋到演武场迎接，直迎回盛京皇宫。
皇太极在崇政殿里对亲戚们举行了规格最高的接见之礼，和硕福妃献上鞍马、骆驼和贵重的貂皮。
皇太极在金銮殿上摆开了盛宴，家族亲戚欢聚一堂，歌吹响亮，舞队翩翩，欢快达于顶点时，在筵席间打起了莽式，这满洲传统的粗犷又豪放的舞蹈，几乎把所有的宾客都卷进了欢乐的旋风之中。皇太极宴前申明：大家都要尽欢！
亲人相见，不知道海兰珠是感到安慰，还是看着众人的欢愉笑脸，愈加伤情？
几天之后，皇太极又诏封海兰珠和布木布泰的母亲科尔沁小福晋为贤妃，并赐给仪仗。这可是非同一般的极大荣宠，可算是爱新觉罗氏家族之外的独此一家了。
然而，这一切可以让科尔沁蒙古感到荣耀，感到自己家的女儿有福气、嫁对了人，或许，还可以激起后官其他人的羡慕与忌妒，却无法再带给海兰珠真心的笑容。不管皇太极如何施恩赐物，不管皇太极用怎样的怜爱去抚慰、去宽解，她仍然一天天的衰弱下去。
公元1641年九月，海兰珠的一生走到了尽头。那时，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前来援救关外重镇锦州。皇太极御驾亲征，在锦州、松山一线主持明清之间的一次重大决战——松锦大战。他本是要陪在海兰珠身边的，可是八月十四日，前线局势危急，皇太极只好六个日夜长途奔驰六百里，前去主持大局。一个月后，战局得以扭转，就在此时，京城传来海兰珠病重的消息。时值两军对垒的时刻，皇太极却毫不犹豫地立刻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及各固山额真，命他们固守杏山、高桥，随后，九月十三日一大早，皇太极就车驾起行，赶回盛京。他昼夜兼程，一路上累死了六匹宝马，十七日，抵达旧边界驻跸。当夜一更时分，盛京遣使来奏报宸妃病危，皇太极闻讯立即拔营，连夜赶奔，并遣大学士希福、刚林及冷僧机、索尼等急驰前往候问病势来报。希福等人五更赶到盛京，方人大清门、至内门击云板叫门时，官内传出一片哭声，宸妃正于此刻薨逝，没能与丈夫再见最后一面。冷僧机和索尼等人不顾人马劳乏，立刻回马急奔，在盛京城外遇到圣驾，便以宸妃已逝奏闻。
皇太极犹如五雷轰顶，登时恸哭失声，飞马驰人大清门，直扑关雎宫，直扑到海兰珠的遗体上，恸哭不止，捶胸顿足。皇后与众妃力劝、诸王贝勒跪求，都不能阻止他如流泉一样的热泪。海兰珠去世的时候三十二岁，来到皇太极身边只有六年，却成为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得到了他全部的爱恋。
海兰珠去世的消息，粉碎了他的心。史书记载说，皇太极大恸，连续六天六夜不吃不喝，并一度在恸哭中昏迷不醒。后妃与臣子、太医们乱成一团，对他的哀伤无计可施。
皇太极哀毁逾垣。都察院参政等人谏劝说：“天佑皇上底定天下、抚育兆民，皇上一身关系重大。今天成所临，功成大捷，松山锦州克取在指顾间，此正我国兴隆、明国败坏之时，皇上宜仰体天意，自保圣躬，可为情率而不自爱乎？”他说：“天生朕为抚世安民，岂为一妇人哉？朕不能自持，天地祖宗特示谴也。”
也许是英雄志终于克服了儿女情，皇太极终于有所醒悟，表示今后要善自排遣。但实际上，他仍是难以自拔。他为宸妃频繁地举行各种祭奠：初祭、月祭、大祭、冬至节令祭、岁暮祭等等。重要的祭祀，皇太极都亲率王公大臣、后妃福晋等参与典礼，宣谕祭文，献茶献酒；还召喇嘛、僧、道等念诵经文，使宸妃早生福地；在宸妃丧期内作乐的官吏和宗室，都招来皇太极的暴怒，被一一革职禁锢。这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国丧，连外藩蒙古、朝鲜等都遣专使来朝吊祭。
十月里，宸妃海兰珠受册谥为敏惠恭和元妃。
后来为了恢复衰弱的身体，排遣忧伤，皇太极每月出猎郊原；但每一出猎必定过宸妃茔墓，皇太极必定又恸哭一场，并与同行的皇后诸妃奠茶奠酒。自他闻宸妃病的消息从前线赶回盛京后，就再也没有重返松锦战场，从而也就结束了他四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他的身体虽也有见起色的时候，但元气已伤，已无完全恢复的可能了。
看着丈夫为另一个女人伤痛至此，不知布木布泰心里是什么样的滋味。人前，她当然会流足够的泪，夜静无人之时，她是否把儿子紧紧抱在怀里，一语不发？
人宫十六年，曾经是皇太极最心爱的小福晋，在宫里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降到第三位，可以解释为没有生儿子来自我安慰；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降到第五位，无疑已是失宠；好不容易生了儿子，而且是在皇嗣死后立刻出生、正足以补缺的皇子，却仍然不能挽回丈夫的心。皇太极的爱恋、皇太极的情意，海兰珠生时由她全部领受、死后由她全部带走，所有的聪明美貌，全都败在她的手下，这又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
在皇太极的伤痛与布木布泰的百感交集之中，日子仍在继续，大清的国势仍在蒸蒸日上。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大事：松锦大捷，洪承畴被俘，在守节许久之后，归降。
据说，使他转变态度的关键人物，便是布木布泰。
她亲自来到三官庙，温柔劝说。洪承畴折服于她的美貌和智慧，拜倒归降。
这件事究竟有没有发生，姑且存疑。洪承畴不是没见过美女的人，只是，当时的他，纠缠于节操、对明朝的失望以及求生欲望之中，或许，一个以温柔的面目出现的契机，有可能促使他做出决定；而对当时的满洲人而言，一个女性能收服一个英雄，并不是一件该当对她产生鄙视的事情。
反正，此后的岁月里，洪承畴对大清，尤其对布木布泰和她的儿子，竭尽忠诚。
松锦大战，明朝的有生力量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而洪承畴的归降，无异于让清帝国拥有了一个入主中原的引路之人。
然而，公元1643年——大明崇祯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八月九日亥时，皇太极在沈阳城中宫清宁宫东暖阁猝然逝去。离海兰珠的去世不到两年。
那一天的深夜，盛京皇宫宫门云板传出哀音，大清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在清宁宫端坐而崩。
《清史稿》上说，皇太极“庚午，上御崇政殿。是夕，亥时，无疾崩”。无疾而终，是一种痛苦最少的死法，可是好端端一个人，五十二岁也不算太老，怎么会上午还在办公，晚上便这么突然地“无疾崩”了？
皇太极的暴崩，也曾引起质疑，引申出无限传闻，比如，他是被人谋害的，谋害他的原因，有争权说、政变说、私情说等等。金庸小说《碧血剑》中，则说他撞破了庄妃和多尔衮私通，被多尔衮情急之下背后一刀杀死。
而从医学角度分析，有人推论皇太极死于脑血栓引起的脑溢血。皇太极久历战阵，身体本来还是甚为强健的，不止一种史书记载道：远征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时，途中缺粮，皇太极与全军将士一起射猎为生。他一个人一次便猎杀黄羊五十八只，其中，竟有不少一箭贯穿两只黄羊者，可见其武功神力。据说，沈阳实胜寺里收藏着皇太极当年使用的弓箭，矢长四尺多，寻常的强壮汉子根本就拉不开那张弓。
只是，皇太极是个大胖子，身材比父亲努尔哈赤还魁梧，中年以后发胖得厉害，体重大约在二百五十斤左右，加上很重的盔甲，致使一般的战马都负担不起这超常的重量。他有两匹心爱的战马，名字分别叫大白和小白。皇太极死后，他的陵墓前面有两匹石雕的骏马，据说就是按照大白和小白的形象雕制的。皇帝心爱的战马，应该是最为神骏的了。可是，这两匹马，其中一匹，皇太极一天只能骑乘五十里，另一匹，一天也只能驮着他走一百里而已。
《清史稿》太宗本纪开篇就描述说：皇太极“颜如渥丹，严寒不栗”，就是说，他不畏严寒，脸色就像涂了红颜色一样赤红而有光泽。天聪四年，时值十一月，正是东北冻裂石头的时节，皇太极带领满、蒙、汉官兵举行大规模围猎。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寒风中瑟缩，唯独皇太极，只戴一顶小窄帽，手不入袖，像根本不知道寒冷一样纵马驰骋，致使周围的人们惊异兼钦佩莫名。虽然如此，这“颜如渥丹，严寒不栗”，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观察，这种体征可不是好现象。身材高大肥胖，再加上脸色赤红，其实是多血症加上高血压的体征。史料中也有记载，晚年的皇太极鼻衄严重，时常大量流鼻血、晕眩，他在伏案工作中猝然死去，可能就是因为高血压导致的颅内出血和脑溢血。
可能皇太极本人对他这样的突然死亡毫无思想准备，他没有留下遗嘱，在宸妃所生之皇嗣夭折后，他也没有再指定继承人。
正因为如此，于是，皇位继承再一次成为一个爆炸性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皇帝猝然死亡，使得大清王朝的权力结构突然间就失去了平衡。受到激烈震动的统治层内部意识到，他们将要面临诸王兄弟为窥伺帝位相争为乱的局面。当时在盛京的朝鲜使臣也看出，因为国本未定，而诸王各分其党，必有争夸之事，竟也幸灾乐祸地奏报他们的国王说：“汗死，则国必乱矣！”
国会不会乱，取决于继位问题能不能妥善解决。
妥善解决此事的关键，在于推举出一个令诸王大臣都口服心服的皇位继承人。
谁来继承皇位？
当时的大清，尚存部族社会的遗风，并没有如汉族王朝那样坚定的嫡长子继承观念，皇太极本人，也是在努尔哈赤死后由王公亲贵推举继位的。这样一来，有资格竞争皇位的人选就比通常情况下的汉族王朝多得多。
第一拨竞争者为皇太极的儿子们，第二拨竞争者为努尔哈赤的儿子们，第三拨竞争者为近系子弟。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四子叶布舒、五子硕塞、六子高塞……接下来，努尔哈赤的二子代善、七子阿巴泰、九子巴布泰、十二子阿济格、十三子赖慕布、十四子多尔衮、十五子多铎，直至努尔哈赤的侄子济尔哈朗以及其他近亲……从理论上说，都是有可能的继承人。
时年六岁的福临，原本连这场赛事的入场券都拿不到，争位的早期，好像也没什么人想到他也是可能的人选。但是他的生母，那个聪明厉害的女人，将他送上了皇位。
此刻，各派政治力量都在积极活动，努力争夺自己的权益。盛京城内空气分外紧张，就如夏日暴风雨来临之前那么阴霾，那么令人窒息，翻滚的浓厚乌云中，不时传来隐隐雷声、灼灼闪电，使得所有的人，不论有关还是无关，都异常焦躁不安。
一一排查下来，最有夺位实力，又有继位权利的，当属礼亲王代善、肃亲王豪格和睿亲王多尔衮。
3．礼亲王代善
代善是努尔哈赤的元配嫡妻佟佳氏·哈哈纳札青所生的次子，在长子褚英死后，曾经被努尔哈赤立为皇太子。努尔哈赤安排代善监理国政，并一度让他和自己一样，一个人兼任了两个旗的旗主。努尔哈赤还表示，自己百年之后，要将深受宠爱的大妃，还有年幼的子孙们托付给代善。从而，一度使代善的权势极为显赫。
但是，天命五年，发生了两件事，将代善推下了太子之位。
这年三月，努尔哈赤的一个小妃子德因泽告发大妃阿巴亥让贴身侍女将一匹蓝布送给情人。当时，女真人中有一项严格的禁忌：不经丈夫同意，女人若将财物送人，就是欺骗丈夫，若是送给男人，就会被认为是倾心于该男子。德因泽进一步揭发说：“阿巴亥曾经两次备饭送给大贝勒代善，一次给四贝勒皇太极。代善接受并且吃了，皇太极接受而没有吃。而且，大妃一日之内两三次派人去大贝勒家，不知道他们在谋划什么？大妃自己深夜出去也有两三次。”努尔哈赤命人调查，结果证实揭发属实。
而且，每当诸贝勒大臣在汗王家里议事或宴饮时，大妃阿巴亥都会浓妆艳饰，精心打扮，并且可能在语言眉目之间对代善颇多表示，使在场的其他人很尴尬，又谁都不敢声张，只能假装看不见。
虽然努尔哈赤表示过自己百年后将大妃托付给代善的意思，他死后大妃嫁予下一任大汗也是当时满洲的婚俗，但是，这不等于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大妃可以和代善私相往来。
努尔哈赤当时并没有对代善做出处罚，只宣布大妃“奸诈虚伪”，“人所有的邪恶她全都有。我努尔哈赤用金银珠宝从头到脚地妆饰你，用别人见所未见的上好绸缎供着你，养着你，你竟然不爱你的汗夫，把我蒙在鼓里，去勾引别人，难道不该杀吗？”随后，将这位大妃休弃。
而到了九月里，有人告发代善之子硕托要潜逃投明。努尔哈赤立刻将硕托监禁，在事情还没弄清的时候，代善竟一反常态地向汗王五六次跪求杀掉他的儿子。努尔哈赤很疑惑，反复查问，硕托才讲述了父亲虐待他的内情，他不过是喝醉了酒，发泄对父亲的不满时说了些气话。努尔哈赤再次找代善查对，代善竞拙劣地诬蔑儿子硕托与他的侍妾通奸。努尔哈赤亲自审讯，弄清了代善的继福晋密谋诬陷硕托的真相，进一步了解到代善听信继福晋之言，长期虐待前妻之子岳托、硕托的事实。他怒斥大贝勒说：“如果称了你的心，使硕托受诬陷被杀，你是不是又将去对付岳托？岳托、硕托都是你的儿子，你若听信你妻谗言而杀亲子，又将怎样对待其他兄弟？你这样听信妇人谗言而欲将亲子诸弟全都杀尽的人，哪里有资格当一国之君执掌大权？”
努尔哈赤的渐次推理的责备可能是太过分了。但对于他这个大金国的创始人来说，是很实际的担心，是很可以理解的。他接着就宣布了对代善的严厉惩罚：“先前欲使大贝勒袭父之国，故曾立为太子；现废除太子，将其所属的僚友、部众，全部褫夺！”
代善失去了父亲的欢心，被迅速边缘化。代善屈服了，认罪了。九月二十八日，代善亲手杀掉被父亲视为祸根的继妻，用她的血洗刷自己，向父亲请求赦罪。天命六年，他得到了汗王的原谅，被复封为贝勒。然而这两场风波，使他在家族中的声望地位一落千丈，永远失去了成为储君的可能。
努尔哈赤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从此不再立皇太子。
天命五年九月，努尔哈赤表达了想在子孙中立八人为王，称八和硕贝勒，共柄国政，将汗王置于八和硕贝勒的监督之下的想法。次年二月，努尔哈赤便指令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为四大贝勒，协助自己“佐理国政”。四人按月轮值，一切军国机要事宜，由当月轮值的贝勒负责处理。天命七年三月初三，努尔哈赤以《汗谕》即国家元首文告的形式，宣布了以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以推举制传承国家最高权力的制度与原则。
从此，八和硕贝勒会议成为努尔哈赤之后的最高国家权力之所在。
努尔哈赤逝世后，没有留下清楚可信的遗嘱，由众贝勒推举新汗王。四大贝勒中，二贝勒阿敏是舒尔哈齐的儿子，虽属王族，但系旁支，在资格上天然不具优势；三贝勒莽古尔泰是努尔哈赤的五儿子，凶猛能打仗，但声名狼藉，曾亲手把自己的母亲杀死，以取悦父汗。他虽然因此得到了努尔哈赤的欢心，但是，这桩恶行使得他名声很坏，没什么威望和人缘。
大贝勒代善那年四十六岁，是努尔哈赤诸子中最年长者，有功劳、有部众，本来是有实力一争的，却在与大妃的暧昧传闻中被弄得灰头土脸，锐气尽失。而四贝勒皇太极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污点。他跟随努尔哈赤征战已近二十年，在一系列重大战役中，如萨尔浒大战、辽沈战役、征服叶赫、驰援科尔沁等，他都独当一面，身先士卒，立下了卓越的战功，而且，在努尔哈赤的众多子侄儿孙中，只有皇太极在满、蒙、汉三种语言和文字的修养上最为出色。努尔哈赤认为皇太极就像是自己的眼珠子一样重要和宝贵，以至于爱如心肝（《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而其他人更无法与皇太极抗衡。
在推举继承人时，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很轻易地就作出了选择。
代善的长子岳托和三子萨哈廉是青年一代将领，军功、才干、影响力都不低，岳托是掌管一旗的旗主贝勒，萨哈廉的地位同样很高，是议政贝勒，相当于今天的国务委员，此二人认为皇太极“才德冠世”，“众人心悦诚服”，因此，建议他们的父亲推举皇太极尽快接替汗位。
代善表示，自己早就有这个想法，“人心正合天意，不会有人反对”。于是，亲自出面找到二贝勒阿敏和三贝勒莽古尔泰，征得他们的赞同后，代善又立即通报诸兄弟子侄。
皇太极众望所归，登基继位。皇太极做了汗王后，情况变得异常复杂，特别是在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几个大贝勒的关系上。
按照八大贝勒共理国政的制度，皇太极登上汗位之后，与其他和硕贝勒之间并没有君臣之别，在理论上讲，他们的身份是平起平坐、平等共处的，在举行朝会、各种集会和重大典礼时，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共同接受大家的叩拜。在元旦大典时，皇太极还要率领众兄弟子侄们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行拜贺大礼。有证据显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这种 制度原则下，大体上维持了一种均衡的态势。随着形势的发展，皇太极威权日重，最后，平衡终于被打破了。
皇太极有集权的需要，而阿敏和莽古尔泰不肯将自己放在臣服的位置，也不能适应情势的变化，做了很大的错事。几番较量之下，阿敏和莽古尔泰相继被剥夺了原来的地位，崇德五年，阿敏在幽禁中死去；而莽古尔泰在天聪五年十月，众贝勒议定，以莽古尔泰“御前露刃”的“大不敬罪”，革去其大贝勒爵位，降为多罗贝勒，罚款一万两白银，夺五牛录。第二年，莽古尔泰参与了征伐蒙古察哈尔部与攻掠大同、宣化的战斗。十二月，莫名其妙地死去。三年后，莽古尔泰的弟弟德格类死后一个月，有人告发莽古尔泰兄妹三人合谋危害皇太极。抄家时，发现了十六块刻着“大金国皇帝之印”字样的牌印，遂削夺封爵，莽古尔泰的妹妹和一个儿子被处死，六个儿子降为庶人，所有人口财产抄没人官。莽古尔泰所属的正蓝旗收归皇太极自己统领。
四大贝勒中，除了皇太极，只剩下了一个大贝勒代善。
皇太极继承汗位时，代善推举最力。皇太极取得汗位以后，无论在对阿敏和莽古尔泰的处理上，还是在由四大贝勒并坐受朝变为皇太极独坐南面的改革中，代善都是站在皇太极一边的，二人的关系还算不错，团结多，斗争少，即便有斗争也从不涉及根本的利害关系，一旦触及，代善立即谦让后退并坚定支持皇太极。皇太极对代善也格外礼敬，常赐给良马金帛等物，常召请他到清宁宫行家庭礼，举行家宴，元旦时还命中官皇后及众妃向代善拜贺节庆，等等，比对待其他兄弟都要优厚。
问题是，当阿敏和莽古尔泰被除去以后，无论怎么说，代善仍然是对汗权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威胁。代善本人又毛病不少，很容易被善于等待时机的皇太极抓住。
皇太极只要抓住，就不会轻易放过。
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征服察哈尔蒙古之后，当皇太极命诸贝勒在前来归附的察哈尔蒙古贵妇中挑选中意之人时，代善看中了富有而美貌的苏泰太后。但因苏泰太后是济尔哈朗的妻妹，皇太极已先许给济尔哈朗而不能答应代善，便退一步让他娶囊囊太后。代善却嫌囊囊太后穷，娶了有钱的察哈尔汗女泰松格格。事情本该就此告一段落，代善却不肯罢休，仗着自己是皇太极之兄，是国中大贝勒，此后又多次提出要强娶苏泰太后为妻，皇太极一直不准，代善便耿耿于怀。
这不满很快勾起了代善多年埋藏在心里的怨恨，有怨恨就得找出气口，出气的机会说来就来，几乎就在同时。
诸贝勒选娶察哈尔蒙古贵妇时，豪格娶了伯奇福晋，这一下惹恼了他的岳母大人哈达公主莽古济。
莽古济是努尔哈赤与继福晋富察氏衮代所生的女儿，是莽古尔泰的同母妹、德格类的同母姐，皇太极的同父异母姊。初嫁哈达贝勒武尔古岱，所以人称哈达公主；天命末年夫死，后嫁蒙古敖汉部琐诺木杜棱。莽古济与前夫所生两个女儿，一个嫁给岳托，一个嫁给豪格。她一听说豪格又娶了一个蒙古贵妇，便生气地说：“我女儿还在，为何又令豪格娶妻？”她一向与皇太极关系不好，此时更迁怒于他，满怀愤恨之下，不经皇太极同意，就从远迎凯旋大军的阳石木河擅自回家。这一行动，是明明白白地向皇太极示怨示威。
当莽古济回家途中路过代善营前时，代善竞一反常态，和他的大福晋一起，把莽古济迎进大帐，设大宴款待，并赠以名马财帛——自然是因为同病相怜。
得知此事，皇太极非常生气，不但遣人去责问代善是何用心，而且盛怒之下，撇下众贝勒，独自先回盛京，进了宫后就紧闭官门，不上朝也不许诸贝勒大臣进见。
数日后，皇太极召集所有贝勒大臣与侍卫，当面痛斥代善。他长篇大论，痛说革命家史，把数十年来和代善之间的恩恩怨怨一一倾诉。他愤怒责问代善，为什么过去和哈达公主的关系并不好，如今看到哈达公主与自己闹别扭，就这样对待哈达公主？居心何在？然后，又一一点名痛斥其他贝勒。最后，他愤怒地表示，你们悖乱如此，我将杜门而居，你们另外推举一个强有力者为君吧，我安分守己过日子足矣。随后，怒火万丈地返回宫中，关闭宫门不再露面。
最后，心惊肉跳的诸贝勒大臣会同六部官员公审代善，拟定革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职，夺十牛录，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并拟定处罚他的儿子萨哈廉。然后，所有人等一齐来到朝门前，跪请皇太极出官视政。皇太极挣足了面子，遂下令宽免代善、萨哈廉，罚款了事。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代善、萨哈廉就成为拥戴皇太极上皇帝尊号最为积极的人物。皇太极也在登上帝位之后，封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成为皇帝之下的第一亲王。
当年十二月，代善随皇太极征朝鲜。次年皇太极命法司追论攻朝鲜时违法妄行之罪时，代善又被议得六条罪状——这些罪行其实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皇太极亲自在崇德殿将代善之罪宣谕诸王贝勒贝子及群臣。虽然没有给任何处分，但对代善的威望又是一次沉重打击。
恩威并施，忽冷忽热，一边拉拢厚待一边时不时敲打两下，代善在皇太极手下锋芒敛尽、意气消磨。
代善在诸贝勒发誓效忠皇太极时明确表示：“自今以后，效忠于皇上。”他效忠的具体表现，就是以年老为由，从此不问朝政。
如今，皇太极又去了。代善是年岁最长、行辈最高、资历和战功最显赫的在世者，论尊、论长，都非代善莫属；论实力，他掌握着两红旗，仅次于手握上三旗的皇帝本人。他的实力与影响力，是不容轻视的。
然而，代善这年已经六十三岁了，多年的征战消耗了他的体力，年事渐高，也使他越来越保守，特别是政坛上的风风雨雨，更消磨掉了他对朝政的雄心。
他会怎么做呢？
4．睿亲王多尔衮
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公元1612年11月17日），为太宗皇太极的异母弟。他的母亲是努尔哈赤的大妃乌拉那拉·阿巴亥。努尔哈赤的第一位妻子佟佳氏早亡，生有两个儿子嫡长子褚英、次子即后来的大贝勒代善。佟佳氏之后，努尔哈赤的第二位大妃是富察氏，有人称呼她为衮代皇后。她为努尔哈赤生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四大贝勒之一、三贝勒莽古尔泰就是这位衮代的亲生儿子。努尔哈赤起兵不久，衮代便成为他的妻子之一，与他患难与共，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努尔哈赤成为天命汗之后第五年，年近五十、已经色衰失宠的衮代突然获罪，被努尔哈赤下令离弃。不久，她的亲生儿子莽古尔泰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妈妈。第三位大妃则是皇太极的生母孟古姐姐。她出身叶赫部，十四岁嫁给努尔哈赤，也曾一度受宠，但是当阿巴亥嫁过来之后，她迅速失宠。
大明万历二十九年，阿巴亥12岁的时候，嫁给努尔哈赤。当时，努尔哈赤43岁，已经有了六七位妻子，一大群孩子。史书记载说，阿巴亥风姿俊美，颇有心机。老夫少妻，阿巴亥很受努尔哈赤宠爱。两年后，皇太极的母亲大妃孟古格格病逝，不久，阿巴亥便被立为新的大妃。
共同生活26年，努尔哈赤去世时，阿巴亥37岁，正值盛年，丰姿饶艳，养育三个儿子：阿济格22岁、多尔衮15岁、多铎13岁。
阿巴亥十分得努尔哈赤宠爱，即使在前文与代善的暖昧事件中，努尔哈赤休弃了她，也在不久之后又把她接回了汗王宫。
据说，多尔衮长得最像努尔哈赤，生母地位高又受宠，使得他极得汗父的爱重。
努尔哈赤崩逝的时间是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下午，地点是在离沈阳尚有四十里的瑷鸡堡；身边除了一般侍从仆役之外，只有应召而来的大福晋乌拉那拉氏阿巴亥。诸贝勒大臣赶来，轮班肩抬汗王棺柩，当夜初更时分才到了沈阳。
大福晋忍泪叙述了汗王临终的遗言：由十四子多尔衮继承汗位，由大贝勒代善辅政，待多尔衮成年后，代善归政。
众人难以置信。这是真正的汗王遗嘱吗？为什么完全违背了他生前反复训示过的八王共执国政的体制，违背在八王中择贤者继汗位的原则？多尔衮才十三岁，还是个孩子，没有任何功劳，很难说贤与不贤；而且代善辅政，不就等于为天命五年那件汗王极力要遮掩的丑闻翻案吗？
没有书面证据，没有旁证，只凭大妃的一句话，就此把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推上汗位，这些手里掌握着旗兵、有战功有实力的大贝勒，怎么能甘心？
须知，汗王薨逝之时，诸贝勒无人在侧，只凭大福晋口述遗嘱，谁能心服？
此时的八旗，皇太极掌握两黄旗，代善掌握正红旗，阿敏掌握镶蓝旗，莽古尔泰掌握正蓝旗，所余镶红、正白和镶白三旗旗主，分别是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在皇太极等跟随努尔哈赤驰骋疆场时，多尔衮还没有出生。这三兄弟在他们分别只有十九岁、十二岁和十岁的时候，就成为拥有一旗、与诸兄并驾齐驱的旗主。所谓“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他们的兄长得为旗主，无不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流血拼命，对幼弟恃母亲受宠而得汗王厚赐，怎能心平气和？平日碍于汗王的威严、碍于兄弟情分还都能忍耐，现在还要奉其为主，怎么可能？
阿巴亥想为儿子和自己夺取权势地位，可是，她毕竟只是个无知妇人，以为单凭着一句汗王遗命就可以让四大贝勒俯首。其实，就算努尔哈赤真有这样的命令，她又如何保证它的施行，多尔衮又怎么来保证权力的顺利交接呢？
理论上说来，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这三个同母兄弟所掌握的力量已经超过四大贝勒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再有他们的母亲阿巴亥以国母之尊联缀其上，也是可以一拼的。然而，三个没有经验、没有战功威望的半大孩子，加一个没有政治能力的女人，并不能发挥手上军队的效力。
而阿巴亥的这一举动，表明了她的野心，给她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她对其他旗主是有威胁的，她和她的儿子们有实力，只是眼下无力发挥，一旦有人出主意或者多尔衮他们有了能力，阿巴亥就能因此而左右八旗、左右整个大金国的政局，破坏八王共执国政的均衡，对大金国、对他们每个人，尤其是对与阿巴亥有宿怨的皇太极和莽古尔泰，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
必须除掉阿巴亥。因为除掉这个总挈首领的母亲，就容易使三个同母兄弟分离，不能成就对抗的雄厚力量。而当前正是多尔衮、多铎尚未成年还不具备竞争能力，阿济格一人难以抗拒众兄的时候。
办法也很现成，那就是殉葬。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前后，和硕贝勒们转达努尔哈赤遗命，让大妃为老汗王殉葬。他们说，汗王有这样的遗言：大福晋虽然丰姿美貌，但心怀嫉妒，常常使汗王不悦，虽有机变，终究逃木出汗王的明察，如果留下，将来恐怕会成为乱国的根由，所以，“俟吾终，必令殉之”！
阿巴亥大吃一惊，她没想到生殉的命运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按当时的习俗，妻殉夫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爱妻，一是没有年幼的儿子。阿巴亥虽然符合前一条，但她却有两个幼子需要抚育，而且她也不相信诸贝勒掌握的这个汗王遗言，努尔哈赤去世前五天，自己一直随侍在旁，大汗并没有流露过让自己殉葬的意思。
她要据理力争。
但是，她面对的，是战功赫赫、魁梧威严的四大贝勒，他们进一步威逼说：这是汗王的遗命，他们纵然不忍心、不愿意，却不敢不从。从殉的仪式都已经准备好了：按规矩，当殉者盛装坐炕上，众人对之下拜，然后以弓弦扣颈勒毙；若殉者不肯殉，则群起而扼之，至死为止。
没有人为她说话。阿巴亥传达的遗嘱对大贝勒代善有利，况且天命五年的案件表明，他对大妃还是情有所钟的，这时理应出面保护阿巴亥才是。但代善自失去太子之位以后，变得谨小慎微，杯弓蛇影，此时避嫌尚且不及，哪敢替阿巴亥说话？一个为了求得汗父谅解、恢复荣华富贵而亲手杀妻的人，是不可能为另一个女人再冒风险的。
这些努尔哈赤的成年儿子们，以汗王对国政及子孙早有明训为名，断然否定了阿巴亥所传达的“多尔衮嗣位、代善辅政”的所谓努尔哈赤临终遗命。他们是有道理的，因为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不但汗王生前反复强调，而且书写成训示交给了每位贝勒，白纸黑字，证据确凿；而所谓的临终遗言没有第二人能够证明，即使汗王真的在去世前的昏迷中说了类似的话，也只能视为乱命，不可执行。
到了这一步，阿巴亥还有什么办法？她只能屈从，换上礼服，戴满珠宝饰物，哀告诸贝勒，请求他们照顾她的幼子多尔衮和多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还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我自十二岁侍奉汗王，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汗王恩厚，我不忍离开他，所以相从于地下。”
阿巴亥生殉而死，时在八月十二日辰时。与努尔哈赤崩逝，相距不过十八个小时。
那么，她宣称的那条遗命是真是假呢？努尔哈赤有没有让多尔衮继位的意思？
汗王最疼爱幼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人的王府离汗官最近，几乎就挨在汗官墙边。按照当时的标准，多尔衮虽然已经成年，并且最受晚年努尔哈赤的喜爱。但他当时没有尺寸战功，在皇太极跟随努尔哈赤驰骋疆场时，多尔衮还没有出生。按照努尔哈赤确定多年、且生前从无改变迹象的八旗制度根本原则来看，他没有可能被推举成继位的汗王。假如努尔哈赤要强行指定他为继承人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异常复杂。因为，那将意味着八旗制度中根本原则的改变，意味着游牧渔猎部族国家文化上的改变。我们知道，除非在特别特殊的情形之下，这种改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就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晚年最喜爱幼子拖雷，但拖雷终究没能当上蒙古大汗一样，年轻的多尔衮只能得到旗主的权力与财富，却不能坐上部族国家汗王的位置。
而且，努尔哈赤并不是笨人，他也对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们十分了解，该当明白，让多尔衮继位，成年的、亲掌各旗的大儿子们是不会同意也不会服气的，这样岂不是给国家种乱、引逗他们兄弟相残吗？如果说他想用代善来制衡的话，以代善的能力性格，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吗？后金方当立国，周围蒙古、朝鲜、大明，强敌环绕，怎么禁得起内乱？
在努尔哈赤初崩、议立继承人的时刻，多尔衮兄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被记录下来，皇太极被推举为大汗之后，他们也没有表达出什么异议。
皇太极虽然登上汗位，但从登基那天开始，便一直实行着四大贝勒并坐大政殿同受群臣朝贺的形式，而且还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政务，都由值月贝勒掌管，成了轮流执政。三大贝勒以汗兄自居，拥功自傲，在皇太极继位后，都或多或少地有藐视汗王的表现。
当时的满洲社会想要进一步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就必须更快地脱离氏族奴隶制社会的束缚，尽快地完成封建化过程。表现在国家政权方面，就是必须放弃努尔哈赤晚年所制定的八旗旗主联合共同主政、社会财富也由他们平均分配的体制。事实上，这种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合议制，已经严重地阻碍着后金的前进：事权不一，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外交上都会陷于被动和混乱。
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汗王本人，这都是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为了压制三大贝勒，皇太极极力笼络优待四小贝勒，尤其是身为旗主的多尔衮、多铎兄弟，以增强与三大贝勒抗衡的力量。
皇太极长期保持着对三位兄长的谦恭和礼敬，长期维持与三位兄长并坐受朝贺的御殿之礼，但是．在他即位后的第二个月，便向每旗派设了一名掌管旗务大臣，他们有参与国政的权力，有稽察旗内一切事务的权力，直接向汗王负责。
不久，又扩大了议政会议的范围，所有贝勒都参与议政，每旗再增派三名议政大臣，打破了八旗旗主独享的对国政的控制权。
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以政事繁杂、不应使兄长过于劳累为理由，免去三大贝勒按月分掌国事的旧例，而以诸小贝勒代理值月当班。在诸小贝勒中，阿济格懒散、平庸，多铎更是借荒唐胡为，时常故意与皇太极作对。而多尔衮跟随皇太极南征北战，勤学向上，谨慎自持，深得皇太极的好感，便有意识地培养和优待他，对他多次委以重任，多尔衮得到了不少建功的机会，而他的出色表现，则为自己争得了更大的舞台。
天聪二年三月，即皇太极继承汗位一年半之后，十七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征察哈尔蒙古凯旋，庆功宴上，皇太极说，“两幼弟初次远征，克著勤劳，克期奏凯”，应予嘉奖。于是赐多尔衮号“墨尔根代青”，是汉文“睿智”的意思。多尔衮和硕睿亲王的汉文爵位便是由此而来。同时，还晋封多尔衮为固山贝勒。显然，皇太极对多尔衮的才智具有清醒的认识。同月二十九日，阿济格违犯制度，擅自为多铎定亲，被皇太极罚银一千两，并罢免了他镶白旗旗主的名位权力，多尔衮这才正式成为镶白旗旗主。
后来，为了进一步笼络幼弟，皇太极给多尔衮和多铎做主聘娶了继福晋，她们是布木布泰三哥索诺穆的两个女儿，即皇后的侄孙女、庄妃的亲侄女，以婚姻关系来巩固多尔衮的忠诚。
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七月，皇太极初设六部，命十九岁的多尔衮掌管吏部。吏部乃六部之首，掌理着官吏任命升迁等人事调动，是权力很大的一个部门，重要的权力机构。除了笼络的目的之外，皇太极也看中了多尔衮的聪明机敏。多尔衮不是一个只会带兵打仗的赳赳武夫，他知书达礼、通满汉文字，政治头脑远在其他王公贝勒之上。他曾经对大学士刚林回忆说：“以前经常看明朝的朝报，下面的人糊弄皇上，皇上的旨意也糊弄下面的人们，最是可笑。越看越不得了，索性不看了。”可见此人的文化素养与政治敏感。
他任事以后，勤勉政务，才能出众，办事妥善，常得众人赞扬，吏部被皇太极称为他最放心的一个部门。在战场上，多尔衮也是出众的将领，“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他富于谋略，在战争中能够因势利导，以较少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屡立大功。
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察哈尔林丹汗病死青海，其子额哲驻兵于托里图。皇太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天聪九年二月，命多尔衮为主帅，同岳托、萨哈廉、豪格率兵一万前往征讨。多尔衮一路严明军纪，先至锡喇珠尔格招降了察哈尔林丹汗妻囊囊太后和台吉索诺木及所属一千五百户，然后进逼托里图。到达时适逢大雾，多尔衮恐额哲所属人众惊溃逃走，下令按兵不动。他利用额哲之母苏泰太后是叶赫贝勒金台什的孙女这层亲属关系（金台什是皇太极生母叶赫那拉氏的哥哥），特派已是后金大臣的苏泰太后的亲弟弟南褚前去劝降。
败亡之后无路可走的苏泰太后母子，遇着靠山强大的亲弟亲舅来说降，焉有不从之理？多尔衮和领兵贝勒还与额哲郑重盟誓，保证秋毫不犯。于是，林丹汗余部不战而降，并献出了中华帝国失踪二百多年的“传国玉玺”。据说，这颗传国玉玺从秦始皇之后一直传到了元朝，具有天命所归的象征意义。
多尔衮得到这颗传国玉玺并献给皇太极，对于皇太极和后金臣民的影响极大。他们真诚地相信后金汗国确实得到了上天的护佑，而皇太极也就接受了大家的拥戴，在“服膺天命”的崇高名义下，登上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宝座。
皇太极称帝时，册封了四大亲王，他们是和硕兄礼亲王代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肃亲王豪格。
称帝之后，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十二月，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第二次征朝鲜，围困朝鲜国王李棕于南汉城。李棕虽然递了请降书，却紧闭城门不出，意在拖延时间以待援兵。皇太极立命多尔衮率军进攻朝鲜王子王妃大臣及其眷属所驻的江华岛。多尔衮一改多铎等人大肆屠戮、侮辱俘虏的做法，严令部下对这些妃嫔、宗室、眷属待之以礼，并派兵护送，将她们交还给朝鲜国王。结果，朝鲜国王立即率群臣出城投降，并对多尔衮的温文有礼、冷静老练大加赞赏。这一年，多尔衮只有二十四岁。
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八月，多尔衮首次被任命为奉命大将军，与扬威大将军岳托各统左右翼大军分道伐明。多尔衮从青山关人，岳托从密云东北墙子岭入，两军会师于北京东郊的通州。
铁骑纵横山西、河北、山东三省，“自北京以西，千里之内明军皆溃散逃遁”。在长达半年时间里，“转掠二千里”，“旌旗所指，无不如意”。大明总督、名将卢象升和那位为了给监军太监祝寿而喝了一百杯酒的总督吴阿衡，就是这一次战死在多尔衮手下。洪承畴和孙传庭也是这一次被急急调离围剿李自成的第一线，从而，导致李自成有了喘息之机并死灰复燃的。右翼军统帅岳托病死在军中，多尔衮攻克山东重镇济南，生擒了德王朱由枢，陆续攻克城池五十余座，杀死两名总督级大员，在五十七次战役中全部获胜，俘获人畜四十六万余，黄金四千多两，白银九十七万余两。在八旗铁骑先后五次大规模绕道伐明的军事行动中，多尔衮指挥的这一次战果最为巨大。他的军功，使素以勇猛善战著称的豪格、阿济格、多铎等人全部相形见绌。
大明千里国土尽被蹂躏，给河北、山西、山东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而对清朝来说，削弱明朝的国力，搅乱明朝的人心，增加自己的财富以解决国内的困难，正是一项大大的功劳。多尔衮又一次得到了皇太极的嘉奖。
此后，多尔衮又参加了历时两年的松锦之战，清军在松锦战场上的两名主帅，一位是郑亲王济尔哈朗，一位就是多尔衮。此战歼灭明军十三万，俘获洪承畴，多尔衮更率军围困锦州，迫使明朝守将祖大寿投降；又攻克塔山、杏山，为清朝入关前与明朝的最后一次大战赢得了辉煌胜利。
应该说，多尔衮能有这样的成绩与地位，和皇太极的栽培、重用、给予机会是分不开的。
皇太极主政十七年间，几乎所有王公贝勒都受到过严厉处罚。皇太极最有出息的儿子豪格曾经三次受到过降级、罚款的处分，而多尔衮只受到过一次。崇德六年三月，皇太极确定了对锦州长围久困的战略，下令部队轮番围困锦州，由远渐近，最后直逼城下，意图迫使锦州守军弹尽粮绝后不战而降。不料，时间一长，锦州城内被围的人们几近崩溃，城外围城的人们也受不了了，结果，领兵主帅多尔衮和豪格等助手商量后，私下里决定放官兵轮流回沈阳探家。兵员减少后，害怕城里的明军乘虚劫营，又将包围线后撤了三十里，事实上等于撤除了包围。
皇太极知道后勃然大怒，他把多尔衮等人调回来，不许进城，在城外听候处置。从多尔衮、豪格开始，皇太极一一点名痛斥，多尔衮的睿亲王爵被降为郡王，罚款一万两白银，夺两牛录；豪格的肃亲王爵被降为郡王，罚款八千两白银，夺一牛录。其他三十多人受到处分。
训斥的时候，皇太极对多尔衮说：“我对你特加爱重，超过了所有诸子弟，好马任你挑，好衣任你穿，好饭任你吃，比对谁都好。就是因为你勤劳国事，能够恪遵朕命。如今，你让我怎么再信任你？”
皇太极“特加爱重”，多尔衮自己心里也是有数的。对于皇太极，他的感受十分复杂，他曾经说：“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而母亲的死，皇太极也是有责任的。另一方面，他也亲口对大小贝勒们说过：“太宗之所以给予我特殊不同的恩情培育，超过了对于所有其他子弟，是因为他知道诸子弟只有靠我才能成就事业。我很明白他的意思，你们明白吗？”
他当然靠了自己的努力与才能、功绩才获得了权势地位，赢得了皇太极的信任重用，可是，他不能否认皇太极的恩情培育。
现在，按照推举制的旧规，就能力、威望、地位与实力而言，多尔衮最应该被推举为最高权力继承人：有老汗王要他继位的遗嘱，尽管被否认了，但是这样的说法也够成合法性的来源；他的母亲是尊贵的大福晋；他身为旗主并手中握有两白旗，实力很强；他有显赫的军功；他有卓越的治国行政的才能。四大亲王里，代善年迈软弱，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的侄子，支脉已远；肃亲王豪格正当盛年，军功卓著，但是政治素质与他相差甚远。其他未封亲王的亲贵们，希望更为渺茫。
但是，豪格功劳不比他多，政治素质与才能远逊于他，却能构成强有力的威胁。因为此时的情形已经和当年努尔哈赤去世时大不相同了。皇太极十七年经营，收缴亲贵手中之权，翦除威胁，削弱八旗旗主共掌国政的旧制，集中权力，把当年的后金改造成了一个集权的大清，无论是组织结构、决策与施政程序，还是政策法令、思想观念，这个政权都已深深汉化了。
豪格能力功劳威望各方面都比不上多尔衮，但是，他的一个身份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力：他是皇子，先帝太宗的皇长子。
5．皇长子豪格
豪格出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三月十三日子时，母亲为皇太极的继妃乌拉那拉氏。他是皇太极的长子，年龄只比父亲的嫡妻哲哲小九岁，比叔叔多尔衮还大三岁，比九弟福临的母亲庄妃大四岁。他的母亲乌拉那拉氏史料上记载不多，只知她是海西女真乌拉贝勒博克泽的女儿，跟随皇太极很早，生有二子一女，除了豪格之外，还有比他小两岁的弟弟洛格，以及皇太极的长女固伦敖汉公主。从生育子女的数量与时间来看，乌拉那拉氏早期还是颇受皇太极宠爱的，只是，随着爱新觉罗家的家业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皇太极便愈加需要来自更高贵更有势力的家族的女儿，一来，配合整体利益的需要，二来，加重自己的分量。
在豪格五岁的时候，皇太极以庄严的婚仪迎娶了科尔沁蒙古贝勒莽古思的女儿哲哲为正妻；在豪格十六岁的时候，皇太极亲迎至沈阳北冈，努尔哈赤也率大小福晋出迎十里，大宴宾客，迎娶哲哲的侄女布木布泰，连她的地位也比豪格母亲高；接下来，皇太极迎娶东宫妃、迎娶察哈尔林丹汗的遗孀苏泰太后、囊囊太后，迎娶海兰珠，她们每一个的地位都比乌拉那拉氏高。
年华流逝，乌拉那拉氏不再拥有青春美貌，也没有那些出身高贵的福晋们的见识与风范，皇太极对她颇为冷落，称帝封妃时，她只是五宫大福晋之外一个微不足道的偏妃。
沾不上母亲什么光，也没什么母族的势力好依靠，豪格只能靠自己。好在，豪格生性勇武，满洲以武开国，最重军功，豪格凭着沙场搏杀，争取到了自己的地位与实力。
豪格少年从征，随同祖父和父兄进行统一女真的战争，在对蒙古董夔、察哈尔、鄂尔多斯诸部的作战中屡立战功，十六七岁时就得到贝勒的封号。他作战极为勇猛，后来又多次同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等统兵出征，立下不少功劳。天聪三年，皇太极第一次绕道入关伐明时，在广渠门外，与袁崇焕的宁锦援兵发生激战，豪格勇悍异常，一直冲杀到了护城壕边上，令明军大溃。
豪格也不仅仅是个武夫。在对待大明、朝鲜与蒙古察哈尔的战略关系上，他眼光独到，认为大明是需要首先对付的主要矛盾，并颇有创见地建议，应该想办法联合农民军，共同削弱大明的力量。在当时，能够看到这一点的，在王公贝勒中并不多见。
天聪六年豪格晋升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时，更被封为肃亲王，并兼理户部。他是天命天聪间有名的战将之一。但是，皇太极对他十分严格，豪格受过不少处分，但不久又因军功得到宽免。成为诸王贝勒中沉浮最频繁的一个，其中第一次比较严重的处分，与他的家事有关：
后金平察哈尔，林丹汗的诸妻妾带着不少贵族女子来降，诸贝勒选娶察哈尔蒙古贵妇时，豪格娶了伯奇福晋，这一下惹恼了他的岳母大人——哈达公主莽古济。
莽古济是努尔哈赤与大福晋富察氏生的女儿，大贝勒莽古尔泰和贝勒德格类的同胞姐妹，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原准备把她嫁给哈达部贝勒孟格布禄。后因孟格布禄与努尔哈赤侍妾通奸，又想谋反，被努尔哈赤一怒之下杀掉。为了笼络哈达部的人心，努尔哈赤把她嫁给了孟格布禄的儿子武尔古岱，她因此被称为“哈达公主”或“哈达格格”。天命末年，武尔古岱病逝后，莽古济守寡，直到其弟皇太极登基，又改嫁蒙古敖汉部博尔济吉特氏琐诺木杜棱。
莽古济与前夫武尔古岱生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了代善的长子岳托，二女嫁给了皇太极的长子豪格。莽古济于豪格，既是姑姑，又是岳母，这样的近亲结婚在当时的满族社会中颇为流行。但这种亲上加亲的做法，并不一定能化解家族内部的矛盾，何况莽古济性格倔强暴烈，与皇太极一向不和，随着这对同父异母姐弟间愈演愈烈的仇怨，处境两难的豪格被卷入了无法摆脱的纠葛中。
察哈尔来降，诸王贝勒纷纷纳娶蒙古贵妇，豪格选娶了伯奇福晋。欢宴之中，喜庆之时，他的姑母兼岳母莽古济大怒，对皇太极说：“我女儿还在，为何又令豪格娶妻？”她满怀愤恨，径自从远迎凯旋大军的阳石木河擅自回家，向皇太极示怨示威。
她在路过代善营前时，得到代善与他的大福晋大宴款待，并赠以名马财帛，前文已经说过。
当着众多贝勒和蒙古宾客，莽古济大闹婚宴，本来就让皇太极很下不来台，代善这样的做法，更让他感觉这二人有给自己示威、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感觉。皇太极大怒，遣人去责问代善是何用心，而且盛怒之下，撇下众贝勒，独自先回盛京，进了宫后就紧闭官门，不上朝也不许诸贝勒大臣进见。次日，他在内殿召集诸贝勒大臣，声色俱厉、长篇大论地训斥代善有六项罪行，指责莽古济一贯行为暴戾、谗毁他人；对皇上早就心怀怨恨，其夫琐诺木杜棱还假装酒醉，多次破口大骂皇上。所以，对她的险恶用心一定要提高警惕。随即议定莽古济的罪状三条：“一、怨恨皇上；二、诬陷部属；三、与丈夫擅自出猎。”
诸贝勒大臣议拟革除代善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爵，夺十牛录属人，罚银万两。莽古济革除公主名号，夺其所属满洲牛录并罚款。
代善服罪之后，皇太极又开恩免革代善贝勒爵，还给十牛录属人。对莽古济的处罚也恩免，却补充了一道特殊规定：今后所有亲戚，不许与莽古济往来，否则，处罚不贷。这样，就把莽古济一家彻底孤立起来。
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年底，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暴卒后，其弟德格类继为旗主。莽古济是德格类和莽古尔泰的亲姐姐，在这次事件中，德格类和莽古济的两个女婿岳托和豪格也受到处罚，理由是他们身为莽古济的亲戚，没有与她划清界限。
九月受罚，十月初二的夜里，德格类就像三年前的莽古尔泰一样，暴毙身亡了。据清朝官书记载，两兄弟临死前的症状如出一辙，都是“口不能言”，非常痛苦地死去，而且只说是“暴疾”，究竟是什么样的暴病却说不清楚。和莽古尔泰死时一样，德格类之死也获得汗王亲临其丧的崇高待遇。莽古尔泰死时，皇太极在灵前痛哭，并摘帽缨，着丧服，居侧殿，亲送灵舆到寝园后才回宫；德格类灵前，皇太极哭得更为悲痛，三更以后才离开，不回寝殿而在凤凰楼前设帐幄而居，并撤馔三日以示哀悼。在诸贝勒大臣的再三劝解之下，汗王才回官。
然而，一个月后，有人告发莽古尔泰兄妹三人合谋危害皇太极。抄家时，发现了十六块刻着“大金国皇帝之印”字样的木牌印，他们曾对佛跪焚盟誓，要夺皇位。这样重大的案情，处理也就非常严厉。莽古尔泰与弟德格类已死，于是决定将两人的坟墓平毁，骸骨抛洒；莽古济及知情的异父兄昂阿拉、莽古尔泰之子额必伦都被诛杀；参与盟誓的其他人并其亲友兄弟子侄一概凌迟，莽古尔泰和德格类的所有儿子也都降为庶人，所有人口财产抄没人官。有逃亡者向明朝官员报告：“两家相争厮杀，四王子（皇太极）将大王子蟒五儿代（莽古尔泰）儿子三个俱都杀死，还杀死相关的重要人员一千多人。”莽古尔泰所属的正蓝旗收归皇太极自己统领。就此，形成了正黄、镶黄、正蓝的所谓上三旗。
这起案子牵连甚重，还运用了凌迟这样极其残酷的千刀万剐的酷刑，处罚之严、诛戮之惨，令人惊心。引起这起惊天大案的导火索、莽古济那个嫁给豪格做嫡福晋的女儿，本来并没有受到皇帝的直接处罚，出嫁了的姑娘是不用为母亲的行为承担责任的，但是，她依然没能逃出性命。
她的丈夫豪格，刚因与莽古济的关系受到处罚，心有余悸。对于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案，再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审时度势，很快表明了自己在这场大火并中的立场，他义正词严地说：“我乃皇上所生之子，妻之母既然想害我父，我怎能与谋害我父之女同处！”然后，亲自下手杀了他的妻子。
豪格用妻子的鲜血，向父亲清洗自己的嫌疑，表示效忠之心，挽回此前因为“不曾与岳母划清界限”在父亲心里扣掉的分数。事后，皇太极将莽古尔泰的妻子指婚给他，作为这次杀妻行为的补偿，还在分配莽古尔泰财产时，给了豪格诸多好处，分给他八个牛录的人口。——和他同样娶了莽古济女儿的岳托被挤到了夹缝中，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心下不忍，皇太极问他怎么处理时，岳托反问道，“大汗要我怎么办？”皇太极不好下让他杀妻的旨意，饶过了他妻子的性命。但不久之后就在岳托家中发生了莫名其妙的魇魅事件，皇太极以此事为岳托之妻即莽古济的长女所为的理由，将她定罪幽闭，永远不得与岳托见面。
在这件事里，可见豪格对权势的热衷，也可以看到他在父亲面前的心态。但是，在次年，即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六月，豪格刚当上亲王两个月后，就同上次的难兄难弟成亲王岳托一同被论罪，降级为贝勒，罢了掌理户部的职位。此事的起因，是岳托对谋逆案表示怀疑，说过“德格类哪有此事？定是妄言”的话，豪格没有告发，以“党附岳托”的罪名受到惩罚。诸王会议的结果，认定豪格与岳托结党，有怨恨皇上之心。但是在讨论对岳托、豪格如何处罚时却出现意见分歧，一半人主张处死，另一半人主张监禁。最后，由皇太极裁断，他说：“虽然他们对朕抱有异心，朕如加以诛戮，将招致恶名。二人一为朕的儿子，一为朕的侄子，朕应以宽容对待他们。”以降爵、罢职、罚银了事。
两个月后，豪格用同睿亲王多尔衮一起攻锦州的功劳，换回了皇太极的原谅，让他仍旧管理户部。
好景不长，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豪格属下的马屁精强迫一个蒙古部落酋长把女儿献给他，豪格没有治那个马屁精的罪，被皇太极再罢部务。这次的贬谪长达两年，直到他随同睿亲王伐明，入关、下山东，多所斩获，凯旋时，才因大功恢复了肃亲王爵，重管户部。
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豪格又同睿亲王多尔衮一起去围困锦州，因擅自离城远驻，和多尔衮一起被处分。多尔衮的睿亲王爵被降为郡王，罚款一万两白银，夺两牛录；豪格的肃亲王爵被降为郡王，罚款八千两白银，夺一牛录。这一次贬谪又是两年，他戴罪立功，在大败洪承畴率领的十三万明军的战斗中功绩辉煌，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七月，复封肃亲王。
虽然如此，他总还算是皇太极儿子里最有出息、有功劳的一个，心中自然怀有对储位的希冀之心。当宸妃盛宠，八阿哥刚生下来就被立为太子时，豪格一定极为失望。皇八子天亡，他又重新有了机会，怎么能不全力争取？
现在皇太极驾崩，没有留下遗嘱，作为皇子中唯一的亲王，豪格已经成为大清国位高权重的人物。而皇长子的身份，更令豪格具有了其他宗室诸王包括多尔衮在内都不具备的优势，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尤其是皇太极生前亲掌的两黄旗。
豪格与多尔衮，成为继位可能最大的两个待选者，剑拔弩张。说起来，豪格的母亲乌拉那拉氏是努尔哈赤的大妃、多尔衮生母阿巴亥的族姑，豪格也有许多次与多尔衮共同领兵的记录，他们多次并肩作战，经常是多尔衮为主帅，豪格为副帅，那颗传国玉玺就是二人一起拿到的。但是，战争上共同经历生死厮杀、协同配合，二人母族的亲戚关系，再加上叔侄血缘，却并没有在豪格与多尔衮之间催生出多少良好的关系与情感。
或许，这与皇太极对他们二人的态度有些关系。皇太极明显对多尔衮更为重视、赞赏，着力培养；豪格是他的亲生儿子，却不见他给豪格多少特别的关照，反而更为严苛。豪格比多尔衮年纪要大上几岁，上战场也比他早，对这个父亲口中大加赞扬的叔叔好像也并不服气。在围困锦州被处罚时，多尔衮自请死罪，豪格的表态意味颇有些复杂。他说：“多尔衮是亲王，我也是亲王，因为他是叔父，所以命令他为主帅。既然他失策犯了错，我跟着他，自然也该死。”言语之间．他对多尔衮多少有点忌妒、也有点不以为然。
现在，两个人站在了一个PK台上。
豪格是皇长子，并有很突出的战功，但是他母亲地位不高；他虽是黄旗下的一员大将，却不是一旗之旗主。因为两黄旗及正蓝旗是天子自将，旗主是皇帝本人。另外，从他不断犯大大小小的错误和杀妻求宠的行为来看，作为皇长子，他不无跋扈横暴之嫌。
然而，皇太极生前自领的两黄旗将士和多尔衮三兄弟所属的两白旗之间，关系不太和睦，而一旦多尔衮继位，两白旗的地位势必上升，而两黄旗不再是天子亲掌，其利益必然受到损害。因此，两黄旗的重臣特别不愿意看到多尔衮继位，他们的目光转向豪格。
6．各方博弈的结果：福临六岁登基
如果按照父死子立的方式，豪格是帝位的当然继承者。问题是兄终弟及，在满族先世也有俯拾即是的惯例。推举制已经没有努尔哈赤崩逝时那么大的威慑之力，而嫡长子继承，在当时的满洲也还不曾真正成型。这样的情况下，矛盾变得分外尖锐复杂。
各方蓄势待发，剑拔弩张，局势一触即发。原来旗主是皇帝本人的两黄旗，是大清国最精锐的队伍，集中了满洲的精兵强将，更享受着高于其他各旗的荣誉和待遇。要想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立皇子继位是唯一的途径。豪格在皇子中年最长且居亲王高位，久经征战，声望素著，所以两黄旗大臣一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他。
两白旗也在积极奔走计议。他们听说两黄旗要拥立豪格，坚决反对，都说：“若立肃亲王，我等都活不成了！”一致拥戴他们的旗主多尔衮。多尔衮的同母哥哥阿济格、弟弟多铎和一批王公贝勒、高级将领跪在多尔衮面前，请求他当机立断继承大位。他们分析形势，认为死心塌地拥戴皇子的就是两黄旗那些人，甚至在两黄旗中，也有重臣拥戴多尔衮。因此，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多尔衮，不必畏惧两黄旗。
豪格在两黄旗大臣的支持和怂恿下也积极展开活动，派人到郑亲王济尔哈朗府中，告知两黄旗大臣已定：立肃亲王豪格为君。济尔哈朗表示不反对，但是又提出尚需与睿亲王多尔衮和诸王商量。
原来的天子自将上三旗，显然拥立皇子；两白旗则坚持拥立皇弟；济尔哈朗的镶蓝旗倾向于上三旗，而也有继位可能的代善和他的两红旗态度暧昧，处身事外作壁上观。
在这种实力分布中，双方可能都感受到了形格势禁，都产生了投鼠忌器的心理。不管是多尔衮还是豪格，若想强行继位的话，都难免遭到激烈反弹，甚至引发满洲人的内乱。
多尔衮不动声色，仔细衡量各方面的力量对比。为了打破两白旗与两黄旗各持己见的僵局，在皇太极死后的第五天，八月十四日凌晨，多尔衮来到三官庙。他要在三官庙里会晤皇太极生前最为信任的内大臣索尼与图赖。这两个人都是由皇太极一手提拔起来的，是两黄旗中最为重要的管理大臣。多尔衮约见他们的目的，是要探询两黄旗对皇位继承人的最后态度。
索尼告诉多尔衮：“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多尔衮听完，没作任何表示就离开了三官庙。
索尼语气很坚定，看上去没有商量余地。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而是代表了整个两黄旗的态度。但是，索尼并没有说一定要立豪格，而是要在先帝的皇子中“必立其一”。内容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想来他们也已知道两白旗坚决反对立豪格为君的消息，对自己的立场作了一定的修正，后退了一步。——事实上，只要拥立的是皇子，他们将来就依然归皇帝亲领，利益并不会受到损失。
也有可能，他们得知了另一股力量的态度——皇太极的遗孀，大清尊贵的女主人们。宸妃海兰珠病逝后，五大福晋只余下四位。大福晋们手中没有直接的武装力量，却并不意味着她们对于谁来继承皇位的问题无所谓，漠不关心。首先，她们当然都是主张立皇子的，皇子即位，她们便是太后太妃，立了多尔衮，她们的利益与地位便会受到损害。
那么，立哪个皇子呢？豪格的生母乌拉那拉氏当然希望立自己的儿子，可是对四位大福晋来说，立一位年纪不比自己小多少甚至比自己年龄还大、与她们毫无亲缘关系、有功劳有地位的皇子，并不是一个有利于自身的选择。这样的皇子，怎么会尊重厚待她们呢？
此时由尊贵的五宫大福晋所生的皇子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次官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所生的皇九子福临，当时刚刚五岁多；另一个是西麟趾富贵妃娜木钟所生的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当时还不到两岁。皇后哲哲无子，以母亲的地位而论，福临和博穆博果尔是头一等，地位高于豪格，更高于其他侧妃庶妃所生之子，福临年纪稍长，但是西麟趾官贵妃位在西次富永福官之先，博穆博果尔自然比福临更尊贵一点。
在皇九子福临与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两个孩子之间，皇后哲哲自然要立亲侄女的儿子福临。她嫁予皇太极多年，是堂堂正正的皇后，西麟趾富贵妃是无法和她相比的。
两黄旗旗主皇帝本人去世，皇后作为女主人，对旗下大臣自有她的影响力。所以，很有可能，两黄旗大臣得到了后宫之主派人送来的懿旨，向他们指出：两白旗坚决反对豪格继位，如果两黄旗依旧坚持，将会产生僵持不下甚至内乱的后果，不如就立福临，可以两全。
上三旗态度改变，镶蓝旗的济尔哈朗也会跟着改变。两红旗始终骑墙，不足为虑，关键就在两白旗有没有可能改变态度，最重要的就是多尔衮能不能退让了。
对多尔衮这一方，哲哲和布木布泰也不会安静地等待他的态度，而是会主动做出些什么。她们应该告知了他后宫的态度：上三旗和镶蓝旗可以扬弃豪格，但决不立皇弟。可以解决目前僵局的最好安排，是立福临、设辅政王，由多尔衮执政，掌握实权，辅佐幼主。皇后勉励多尔衮为国家大局着想，不要因争位而使祖宗百战艰难而获得的宏业毁于一旦。皇后和庄妃的态度，应该是很温柔、很恳切的，调动起自己全部的智慧和情感，来打动多尔衮的心。他们认识很多年了，他的嫡福晋也是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的格格，是庄妃的堂姐、皇后哲哲的堂侄女。
传说里，庄妃是用爱情征服了多尔衮。在这样的时刻，我相信，为了儿子的皇位，为了自己的未来，布木布泰什么都不会吝惜。她或许不会有什么直白明确的行动，却一定会温婉地用目光、用表情、用姿态、用所有的热情，表白自己的心意，成为压倒多尔衮决定的最后一根稻草。按照满洲旧俗，皇太极已死，只要过了丧期，他们两个要在一起，是并没有什么障碍的。
多尔衮面对这样的情势，如何抉择？
和硕兄礼亲王代善，也被请进清宁宫，同皇后皇妃商讨过继位的人选。老迈的礼亲王总是那样模棱两可，其实他心里有数，也已拿定了主意。他本来是有资格问鼎的，但是，他老了，雄心不再，已经无意跟弟弟和侄子争位，那么，就要尽力保证国家和自己的利益。
八月十四日上午，崇政殿中，皇太极灵柩之前，王公亲贵齐集推举大清皇帝的继承人。
皇太极驾崩已经五天，这五天中有多少幕后活动，难以记述。现在到了公开较量的白热化阶段了。此时，全副武装的两黄旗精兵已经把皇城内外围得铁桶一般。按照制度，皇宫警卫历来由皇帝自领的两黄旗护军担任。不同的是，今天拱卫的兵力显然比平时多得多，崇政殿沿途与四周也被围得水泄不通。
会议的过程，被一位在大清做人质的朝鲜世子写在了秘密报告中。他在滞留沈阳期间，颇受满清王公贝勒们的礼遇，交游很广泛，了解许多大清朝高层的秘辛，很多重要的场合都有所参加。他的《沈馆录》中记载了这样的情形：
这一天的黎明时分，两黄旗大臣便会于大清门对天盟誓，要同心协力，誓立皇子。两黄旗的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说是保卫会议，其实大有武力威慑的意思。他们本来便有护卫皇宫的职责，能比其他旗更方便、更名正言顺地控制会场。
这样一来，议立嗣君的会议一上来气氛就非常紧张。
会议一开始，索尼和鳌拜抢先发言，提出了立皇子的要求。多尔衮命大臣们暂退，因为这是诸王议立嗣君的会议，大臣无权参与。大臣们遂退后静听，不再出声。
冷场片刻，资历最高、年长威重的礼亲王首先发言，他说：“帝逝当立皇子。豪格乃帝之长子，当继皇位。”
郑亲王济尔哈朗接着表示附和礼亲王的意见。
肃亲王豪格说：“我福少德薄，不能当此大任！”说罢，竟退出会场。——或许，他已经通过某些渠道探知了自己的处境，自知无力回天？
总之，他的离场，使自己再无半点机会。
豪格一走，豫郡王多铎和武英郡王阿济格就更加坚决地反对立豪格，说两白旗大臣都怕豪格继位后不得活路，可知他如何的不得人心。
本人退席、反对者又非常强烈，代善和济尔哈朗顺势收回提议。随后，阿济格与多铎提议多尔衮继位，多尔衮沉吟不语，未置可否。多铎即声称：“你若不愿意，就立我为帝。我的名字是在太祖遗照里的。”
多尔衮迅即反驳道：“太祖遗诏里也提到了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不止是你一个人。”
多铎气鼓鼓地说：“要是不立我，论长就该立礼亲王！”
礼亲王一听多铎提到的三个人选：多尔衮、多铎自己，还有他代善，都是皇太极的兄弟，没有一个是皇子，便十分圆滑又十分巧妙地说：“睿亲王若应允，当然是国家之福；否则还是应该立皇子。我老了，难胜此任了。”
代善把自己的意见最后又落实到了“立皇子”，这无疑是对两黄旗大臣的一种提示，也无异于火上浇油，他们一齐佩剑而前，大声说道：“我们吃穿都是皇帝恩赐，养育之恩大于天！如果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从死皇帝于地下！”
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从死皇帝于地下”，充满火药气息，表明不惜一战的决心。
在这一触即发的时刻，代善说道：“我是皇帝的大哥，我老啦，皇帝在时，我都不参与国家大事，现在哪里还能过问这么大的事？”
随即起身离开了会场。
阿济格见多尔衮已经继位无望，也跟在代善后面走掉了。
多铎眼看事态突变，便也不作声了。一直在观望中的济尔哈朗更是一言不发。
多尔衮则当机立断，顺着两黄旗大臣的话说道：
“你们说得对！肃亲王既然谦让退出，无继位之意，那就当立皇九子福临为帝。只是他还年幼，由我和郑亲王左右辅政，分掌八旗军。待他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这一折中方案，符合两黄旗大臣立皇子的要求，保住了他们上三旗的地位；两白旗因多尔衮为摄政王也得到实利；济尔哈朗与代善都没有任何损失；而且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左右辅政，也是皇太极崇德末年的实际状况，顺理成章。
唯一一无所获的，是豪格。他既已离场，而且，失去了黄旗的力挺，不足为患。
多数人的意愿被满足了，各派政治势力再度达到了新的平衡。
大家按照惯例，在崇政殿共同盟誓，效忠皇帝，绝无异心。诸王、贝勒与满蒙汉文武大臣都参加了盟誓。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六岁的福临在大政殿正式举行了即皇帝位的盛大典礼，改明年为顺治元年，尊中官皇后哲哲和生母西永福官庄妃布术布泰为皇太后，命叔父睿亲王多尔衮、从叔父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
此时此刻，多尔衮和豪格，想必心里都十分不是滋味。他们都觉得，自己比一个六岁的孩子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来坐那个宝座，却因为形势所迫使大好机会从身边溜走。
福临的优点，就在于他的“弱”，他的“小”，所以，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威胁。并且，只有他即位，能容留出一个“辅政”的空间，来协调各方的利益与要求。他的母亲以巧妙的方式四两拨千斤，借助各方的冲突，将他送上皇位。
或者说，正是因为皇长子豪格和皇弟多尔衮两派势均力敌，才有了福临的机会。他们不能接受对方，也没有足够的压倒性实力迫使对方接受自己而剑拔弩张，不惜以武力相拼。千钧一发之际，哲哲和布木布泰这一对科尔沁博尔济吉特家的姑侄，以国母皇妃之尊，以两黄旗主母的身份介入争端，软化了双方的立场，以幼主登基、叔王摄政的折中方案，避免了流血冲突，避免了满洲八旗的分裂和大清国的内战。
登基大典这一天，福临表现不俗，留下了不少轶事传闻。
据说，小临离开永福官前往大政殿时，已是秋凉，宫女跪进貂裘披风。小皇帝看了一眼就推开了，说：“这披风里子不是明黄的，朕岂能着它？”
出了官门，高大华丽的御辇在阶下候着。福临的乳母李嬷嬷习惯地抱起小福临，就要一同上辇入座。福临却—本正经地对她说：“这不是你能坐的。”李嬷嬷先是—愣，接着满脸笑容，把福临安置在御辇中，自己在道边跪送。
大政殿内外，庄严肃穆地排列着仪仗卤簿、侍卫亲兵、文武百官、王公贵族，这样的场面没有使这个六岁的小男孩慌乱失措，反倒是那些长辈的脸叫他心里疑惑起来：他悄悄问身边的内大臣：“一会儿诸位王伯王叔王兄来朝贺，朕应当答礼呢，还是应当坐受？”内大臣说：“不宜答礼。”接下来钟鼓齐鸣，王公百官朝贺跪拜之时，那个小小的男孩便端坐龙椅，安然受拜，俨然天子之风。
喀尔喀蒙古的使者朝拜的时候，举止不合规范，起落与众人不齐。小皇帝板起了脸，问：“这是什么人，怎么不会行礼？”侍臣赶忙回答说，因是远方使者，礼节未能娴熟。福临这才微微点头，表示理解。
朝贺完毕，按照礼仪，王公大臣们应当恭送皇上退朝出大政殿回官。福临却走到白发苍苍、德高望重的礼亲王代善面前，一再谦让，定要礼亲王先行，才肯升辇回宫。礼亲王十分感动，老泪纵横……
这些故事里，可能有为表明顺治皇帝“天纵英明”夸大和渲染的成分，就像他出生时“满室异香、红光满天”一样。不过，作为皇太极和布木布泰的儿子，自幼耳濡目染，做出这样的举动也并不十奇怪。
小皇帝坐在了龙椅之上，背后，是他美丽聪明、洞察人心的母亲。
但是，皇帝不是容易做的，所有的一切，才刚刚开始。
§§§第二节 幼主与权臣
1.摄政王
福临登基，多尔衮与济尔哈朗辅政，本来已经最大程度地顾及了各方面的平衡。但是，这样的权力结构，仍然有人心怀不满、意图颠覆。
在亲贵王公们盟誓效忠皇帝之前，镇国公艾度礼便表示：“二王迫胁盟誓，我但面从，心实不服主上幼冲。我意不悦。今虽竭力从事，其谁知之二王擅政之处亦不合我意。每年发誓，予心实难相从天地神明。其鉴察之。”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多尔衮和济尔哈朗的胁迫，心里实在不服，主人年纪太小，他很不爽；两个辅政王掌握权力，也不合他的心意。令人叹息的是，艾度礼并没有做什么实际的颠覆行动，只把他的不满写了下来，在王公们一起盟誓的时候把他的这些牢骚焚告上天。或者，他是一个很诚实也很简单的人，认为天地神明不可欺瞒，必须把自己的真实心意告诉他们？
而且，他不仅不想瞒上天，连人也不想瞒。大概他的行动做得并不隐密，被穆成格和卓佛知道了，想告发他。在告发之前，他们找了个人，让他占卜什么时候去告发比较好。这个占卜的人或者觉得艾度礼并不是坏人，或者他和艾达度家有什么私人关系，总之，他悄悄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艾达度的儿子海达礼。海达礼通知了父亲，艾达度便去向郑亲王济尔哈朗自首。法司部门查得果有其事，艾度礼、他的妻子、儿子海达礼和那个通风报信的卜者都被斩首弃市，了结了这场闹剧一样的逆案，——说起来，帝制时代实在是残酷的，艾达度只不过对上天焚告了一张表白自己心意的纸，连告诉他人以行煽动都没有，便被送了一家人的性命，可惜了他的朴诚，枉费了他的自首，连那个卜者也牵连被杀。
或许，执政当局的意思是要杀鸡骇猴，威慑其他有可能心怀不满的人？
其他心怀不满的人倒的确是有的，这一次的人地位更高，乃是礼亲王代善的儿子固山贝子硕托和他的儿子、代善的孙子多罗郡王阿达礼。在盟过誓之后、福临登基之前，阿达礼跑去对多尔衮说“王正大位，我当从王”，表白自己愿意拥戴多尔衮当皇帝；又跑到郑亲王济尔哈朗府上，对他说自己的祖父、礼亲王代善“命我常至其府中往来”，隐约间表明他们已得到代善的支持。硕托又派一个叫吴丹的人去多尔衮那里，说“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等皆从我谋矣，王可自立为君”，内大臣和御前侍卫他们都联络好了，大家一起拥戴多尔衮，鼓动多尔衮自立为君。当时代善病着，阿达礼、硕托去到代善府上，托名探病，在代善耳边说他们已经商量好了，一起拥立多尔衮做皇帝。代善沉默不语。
硕托等人紧锣密鼓，极力把几个最有权势的人拉下水。他们实在是见事不明，对代善和济尔哈朗而言，在大家已决议扶立福临之后再来拥戴多尔衮，是一件并无利益可得的事，却有可能搅乱刚稳定下来的大局，得不偿失。于是代善和多尔衮告发了他们，将他们私下的密议公之于众，审问之后，阿达礼、硕托扰政乱国，以叛逆论罪，阿达礼的母亲、硕托的妻子有结党助逆之罪，俱被处死。同谋的吴丹、罗洛宏等人，亦一一治罪。
对代善和多尔衮而言，处死阿达礼和硕托，内心应该并不情愿。但是，情势格禁，亦只能如此。有一个最危险但不能轻易处置的人，在瞪大眼睛盯着他们的行事，稍有不慎，先前极力避免的内讧或许就会忽然爆发。那个人，便是在皇位之争中一无所获的皇太极长子豪格。现在豪格的情绪，便如同一个火药堆。
在豪格看来，多尔衮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过去，因为他是叔父，所以领兵打仗时才会成为主帅，压在自己头上。如今，明明自己最有资格继承皇位，偏偏又被多尔衮搅了好事，身为先帝的长子，没当上皇帝，也没有当上辅政王，那些曾经依附自己的两黄旗大臣们，现在也渐渐疏远了自己、倒向多尔衮那边，让他如何甘心？
经过这一场皇位之争，原本关系便不好的多尔衮和豪格，就此成为死敌。他们两个两败俱伤，在心灵上全部创巨痛深。
多尔衮好歹当上了辅政王，可以掌握实际权力，豪格却一无所获。如果此时多尔衮真有什么接受阿达礼和硕托拥立的举动，郁愤之下，豪格一定会不惜动用最激烈的手段来反对的。
阿达礼和硕托策划败露之后，多尔衮也已经无法从轻发落他们。阿达礼和硕托的人头，成了这种情形下的稳定器。不管是被逼无奈还是大义灭亲，代善在付出一子一孙的性命为代价的情况下，又一次为大清发挥了安全阀的作用，巩固了刚安定下来的局面。
多尔衮十分内疚，此后，他大力提拔阿达礼的同母弟弟勒克德浑，使还很年轻的勒克德浑屡立战功，后来成为清朝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硕托的儿子也一直由多尔衮恩养，照顾有加。代善当初和阿巴亥有暧昧，阿巴亥被逼殉葬时又袖手旁观，多尔衮心中是不无芥蒂的，后来却对代善一直礼敬有加。当他大权独揽，大力打压宗室的时候，也极力绕过代善的正红旗，反而对其子孙多加提拔，代善的儿子满达海，还被封为亲王，成为后来掌权的理政三王之一。这些，都是后话了。
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即皇帝位。两位辅政王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当众发誓，要秉公执政，效忠皇帝。但是，就在半个月之后，他们的誓言余音尤在的时候，辅政王多尔衮替小皇帝发布谕旨，命令另一位辅政王济尔哈朗率军攻伐锦州与宁远，两天后就要出征。
这是一个很古怪的命令。仗具体要怎么打、完成什么样的目标、各方面如何配合，全都语焉不详。当时的大清多有名将，为什么一定要辅政王出征？为什么仓促如此，必须在两天后就要出发？为什么是排名在后的多尔衮命令排名在前的济尔哈朗？
这件事很容易导向一个结论：多尔衮要揽权。
果然，济尔哈朗带兵刚走，多尔衮就代小皇帝发布谕旨，晋封自己为摄政王。虽然这只是一字之差，但是，“辅”与“摄”之间，分量大有不同。辅政者，辅助君主处理政事；而摄政，则是代君主处理政务，已经可以直接发号施令了。
虽然，摄政王多尔衮礼仪上很客气、很温和，依然把自己的名字排在济尔哈朗的后面；但是，有了辅政王改摄政王的实际利益，排名先后，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多尔衮接下来的步骤更有实际影响力：一个月后，他召集诸王、贝勒、大臣们开会，会议的决定是，从摄政王开始，所有亲王、贝勒、贝子“悉罢部务”，不再分管政府六部事务，所有政府工作全部由各部尚书负责，各部尚书直接对摄政王负责。这是中央集权的有力举措，这样一来，多尔衮大权独掌，对整个朝廷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大为加强，同时，诸王贝勒们的权力大为削弱。
一个月后，济尔哈朗从宁锦前线返回沈阳京城，发现在这短短一个月时间里，情势已经大为不同。济尔哈朗是个聪明人，深通明哲保身之道，他很快召集了诸亲贵王公大臣，当众宣布：今后一切政务都要先报告多尔衮，排名顺序也要把多尔衮的名字写在前面。
当初设立辅政王之时，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并列，并且让济尔哈朗排名在多尔衮之前，本来是有制约之意的。只是，面对多尔衮雷厉风行的手段，这一安排就这样失去了意义。
就在多尔衮把朝廷的权力一一集中在自己手中之后，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
清顺治元年即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军攻陷北京，就在那一天的凌晨，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今景山）寿皇亭旁的一棵老槐树上自缢而死，大明皇朝灭亡。
在崇祯把自己挂到树上之前，下令明军弃放宁远，赴京勤王，山海关外的大片土地尽为清国所有。
现在，明朝亡了，对大清上下而言，实在是一个很诱人的机会。但是，消息传到盛京的时候，清王朝统治层中对是否入关却颇有分歧。本来，占领了关宁，以满族的人口而论，已经是好大一片国土了，许多人觉得该当知足，以长城为界，与中原南北分治。也有有雄心、有眼光的人士，力主人关，一统天下。
四月初四日，大学士范文程上书摄政王，极力建议人关，指出现在进取中原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百年难遇，成基业以垂万世正在此时，失机会而遗悔将来也在此时。他建议在战略上作出两项重大改变：一是明确主要敌人已不是明王朝，而是李自成农民军；二是把过去对明王朝的掠夺性战争，转变为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战争，为此，必须严申纪律，秋毫不犯，一改过去八旗将士烧杀掳掠的恶习，变为“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
范文程的分析和建议高瞻远瞩，极大地鼓舞了诸王大臣，尤其是年轻的多尔衮。他听取了范文程的建议，作出了大举入关的决策，并且马上下达了紧急动员令，“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征调兵马迅速集结。
就在出征之前，多尔衮还做了一件事。
在顺治元年的四月初一那天，正蓝旗的固山额真何洛会，在“力谏不从”的情况下，出面检举豪格“悖乱”，揭发了他经常散布的一些不利于多尔衮的言论，“睿亲王素善病，岂能终摄政之事？”又说，“睿亲王非有福之人，乃有疾之人，其寿几何而能终其事乎？”说多尔衮身体不好、福薄、短命鬼，这个摄政王当不了多久——如果是这样，这豪格未免有点无聊，说这些话有什么用，身体不好又不是什么罪名，并不能激起朝野的不满，多尔衮大权在手，谁还能因为这个罢了他不成？豪格四处扬言：“我岂不能手裂若辈之颈而杀之乎？”想扯断人家的脖子，还整天嚷嚷，简直像个暴力狂神经病。
豪格对多尔衮当然是十分不满的，他本来就对多尔衮积愤已久，见他这样一步步把朝廷大权全抓到自己手里，焉能不怒？多尔衮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而他自己，就连两黄旗大臣也一个个被多尔衮拉拢了过去，也难怪他郁闷。只是，豪格真的有这么没头脑吗，说这些无用无聊的话，招惹一个自己明显敌不过的对手？但是，他有没有真说过不重要，司法部门的调查结论是他的确说过，还有其他的“罪恶多端数不胜数”。多尔衮乘势对豪格加以打击，他召集诸王大臣会审，豪格的心腹固山额真俄莫克图、议政大臣杨善、伊成格、罗硕等，均以“附王为乱”罪名处死，豪格本人也差点送命。诸贝勒大臣请杀豪格，只是由于幼帝福临念及这位长兄的骨肉之情，终日啼哭不食，才使豪格免于一死，但受到罚没七牛录、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的重惩。
收拾好了后院，消除了可能来自背后的威胁，多尔衮领兵出征。
顺治元年四月初七日，多尔衮举行庄严的誓师仪式，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师。
四月初八日，六岁的小皇帝福临驾临大政殿，大会诸王诸将，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战守方略，一切赏罚，俱便宜行事”，并赐给御用旗帜黄伞等物，以重事权。——多尔衮得到了类同于皇帝亲征的所有权限和军事力量。
四月初九日，大军开出沈阳城，摄政王多尔衮亲统满蒙八旗的三分之二及全部汉军，约十四万人马，以亲兄弟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为副帅，统帅八旗的各勇将名王以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个汉臣降将及范文程、洪承畴等重要谋臣，集中大清国的所有精英，倾国而出，直压中原！历史又一次送给大清和多尔衮一份厚礼：四月十五日，大军行至翁后所地方，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向清军求助借兵，请灭流寇李自成，为崇祯皇帝报仇。
吴三桂写给多尔衮的信很有文采，也很煽情。他说：“流寇逆天犯阙”，“先帝不幸，九庙灰烬”，自己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之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上，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他还说，“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除暴剪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贼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所至，皆为所有，此又大利也。”清朝出兵攻打李自成，既可以得仁义功名，又有巨大的好处，这种摧枯拉朽的机会，实在是千载难逢，他请求多尔衮“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胁西胁，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并承诺一旦平定了李自成，“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唯财帛？将裂土以酬，不敢食言！”明朝不仅用财物报答，还将割让土地以为酬谢。
走投无路之时，吴三桂顾不得什么华夷之分、敌我之辨，向昔日不共戴天的死对头发出了乞求。他当时想的，是借兵复仇，然后用金银土地作为清朝军队帮忙的“工资”。
但多尔衮的胃口，远比吴三桂预料的要大。在范文程的建议下，多尔衮现在想的根本就是登堂人室，拿下全中国，做整个天下的主人。
他给吴三桂的回信写得十分巧妙：“……至于今日，唯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因此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期必灭贼，出民水火，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出兵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出兵，谁是主导，是“借兵”给明朝，还是清朝自行“救民于水火”，他含糊了过去。
他安慰吴三桂道，过去，虽然你与我为敌，今天却不需要有任何疑虑。为什么？就像昔日管仲射齐桓公，齐桓公反而以管仲为仲父，终于成就了霸业。今天，你能给我写信，我深为欣慰。你带领部众归附我朝吧，我们一定让你“封以故土，进位藩王”，“一得以报国仇，二可以保身家，世世子孙长享富贵，永如山河……”
这封信比吴三桂那封写得更高明。既没有断绝吴三桂的希望，又没有认下来按他的要求办。此后，双方信使往来凡八次之多，吴三桂坚持借兵，多尔衮坚持自己的想法。
李自成的大军越逼越近，吴三桂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多尔衮悠哉游哉，隔岸观火。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领大军开始攻打山海关。激战已进行了一天一夜，大顺军的攻势越来越猛，有的地方已攻上了城墙。有记载说，就在当天，城池的一角便险些被攻破。
而那天夜里，多尔衮来到了山海关外五里处的欢喜岭。此时的吴三桂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来讨价还价了。多尔衮望着他那满脸的焦虑，不慌不忙地提出，吴三桂得先剃发改服，他才能出兵。
吴三桂答应了。在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他头顶上的一缕缕头发，飘落到地上。或许当时，他并没有理解这一行为的真正意义，头发一剃，衣服一换，他的身份便不同了，他再不能是代表大明向满清借兵的主人，而是归顺投降了满清的一个臣子。多尔衮终于同意出兵了，吴三桂现在已经是他的掌中之物。不过，他依然从容不迫。为了保存八旗兵的实力，他命令吴三桂为先锋出城去冲击敌阵。这样，既可以检验吴三桂的诚意，又能探知大顺军的实力，以便他随后实施有力的突击。吴三桂的人马出城了，四月二十二，从早上到晚上，他率领大军冲锋陷阵，连杀数十阵。清人彭孙贻在《平寇志》中这样描述道：“三桂悉锐鏖战，无不以一当百。自成益驱群贼连营进，大呼，伐鼓震百里。三桂左右奋击，杀贼数千。贼多数鳞次相搏，前者死，后者复进，贼众（三挂）兵寡，三面围之。自成挟太子登庙岗观战，关宁兵东西驰突，贼以其旗左萦而右拂之，阵数十交，围开复合。”
激战中，被优势兵力攻击的吴三桂军渐渐不支。突然，从海上刮起一阵大风，卷起漫天沙尘，咫尺不见人影。多尔衮指挥数万八旗将士齐声鼓噪，“声传十里”。据说，如此三次鼓噪之后，大风霾渐渐转弱。八旗铁骑遂在多尔衮号令之下，疾驰而出，向农民军猛烈冲击。一旁观战的朝鲜世子在给朝鲜国王的一份秘密报告中写到，仅仅一顿饭的工夫，战场上便积尸相枕，弥漫大野，农民军全线崩溃。吴三桂和阿济格二人率军一直追击到了永平。吴三桂派人前往李自成处，提出以交出明朝太子为条件停战，李自成接受了这个条件，将太子送到吴三桂军营，战事暂停。
这一仗打下来，吴三桂再也回不了头了，他从此只能做满洲人的一条忠心耿耿的狗，替他们撕咬自己原来的同胞。他与李自成已经不共戴天，后面，是多尔衮虎视眈眈的目光，身边是并肩作战的，是悍勇、残酷，只要一说起杀人放火抢东西就两眼放光的阿济格。
吴三桂很快被封为平西王。这个王位换来的，是他为清朝所起的任何人都代替不了的、千军万马都换不来的作用。
吴三桂率关宁铁骑在前面开路，阿济格以“为中原人民复仇”的名义陪伴在旁，范文程以自己汉官的头衔、名义与温文风度发布秋毫无犯的安民告示。一路上，吴三桂以大明的“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总兵官平西伯”的名义发布文告，声称要拥立太子，复辟明朝。
同时，多尔衮一再重申军法，这一次，他们是“仁义之师”，不可妄动百姓一棵草、一粒米，违者当即处死，长官一体问罪。因此，有记载说，尽管清军食品短缺，“人马饥馁”，但从未发生骚扰百姓的事件，甚至有大军路过处，州县的长官拿着慰问品前来献殷勤时，多尔衮仍然下令“不受所献”。
于是，进军北京的六百里征程，他们走得轻松如意，行进神速——四月二十五日到达抚宁，二十六日到达昌黎，二十七日到达滦州以南，二十八日过开平卫城以西十里，二十九日到玉田，三十日至蓟州，五月一日来到通州西二十里。
北京城已是近在眼前。
北京城里的李自成在四月三十日匆匆即皇帝位，过了一把皇帝瘾，然后便向陕西撤退。临走时，按照军师牛金星的主意，仿效西楚霸王，在美仑美奂的紫禁城中放了一把大火。这把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除一座武英殿尚完好之外，其余全都残破不堪。
当时，北京城里盛传吴三桂大将军已经从李自成手中夺回了太子，即将要拥戴太子回京登基。李自成退走了，一批前明朝官员准备了全套的法驾卤簿，出朝阳门五里前去迎驾。结果，烟尘起处，大军浩荡而至，只是，这军队拥簇而来的不是大明的皇太子，而是大清摄政王多尔衮。——正如当时的一段民谣所唱的那样，“朱家麦面李家磨，做得一个大馍馍，送给隔壁赵二哥。”朱家—一明朝，李家——李自成，赵二哥—一清朝，说得准确而深刻。
多尔衮在大明皇家仪仗的迎接下，踏进了朝阳门。而那个大将军吴三桂，在通州便接到多尔衮的命令，命他绕过北京城继续向西追赶李自成，
不许他护送太子进入北京。他那个借兵复国的如意算盘已经彻底落空了，只能拖着一条辫子、秃着半边脑门，穿一身大清平西王的袍服，为满洲人征战。
多尔衮的手段太高明、分寸拿捏太到位，吴三桂只能彻底俯首。
两天后，公元1644年、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五月五日，多尔衮发布了第一份政治宣言，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为你们明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返辙。”这是一篇很高明的声明，极力缓解天下汉人的恐惧感与敌意，又为清军的攻伐找到了足够的理由。
毕竟，汉人的天下太大了，汉人也太多了。
此后，他发表的一些文告和谈话也保持着这种姿态，一再声称“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甚至放出了可以考虑和南京弘光政权“南北分治”的信号，来麻痹和收服汉官汉民的人心。
多尔衮还做了许多收揽人心的实际举动。比如，调派三千名蒙古八旗将士守城时，多尔衮命令他们把武器弓矢等全部包裹起来，运上城墙，以免惊吓百姓；一个叫吴惟华的明朝侯爵在战乱中收罗了一些明朝勋旧子女，从中选了二十个美貌温柔的，敬献给多尔衮。多尔衮却说：“明朝勋旧，不就和你我一样吗？把你我的子女送给别人做婢女侍妾，你会怎么想？”然后一个不留，下令为这些女孩子找良家子弟嫁之；为崇祯帝和周皇后依礼举行国葬，建造陵寝，并为其服丧三日，还在景山东坡找了棵槐树定为崇祯皇帝自缢处，并将此树定为“罪槐”，用铁链锁住，立下马碑，令文武官员临近此处必须步行而过，以示对前朝皇帝的“敬意”，也提醒八旗子弟，要引以为戒，不能重蹈明朝的覆辙。
多尔衮打着“义军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之仇”的旗号，以“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相标榜，争取和笼络人心，把本来满与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巧妙地转嫁到明朝人对“流寇”的痛恨之上，为人关拆除了民族樊篱。多尔衮命令明朝原有官员，一律以原有官职恢复工作，和满洲官员一道开始办公，从而，使中央政府部门的国家机器迅速运转起来。当时，在多尔衮的手下，聚集了大明朝遗留下来的庞大官僚队伍。这些人在崇祯皇帝时代曾经分属各个不同派系，党争争得天昏地暗，捞钱捞得天高三尺，有事情拼命推，有功劳拼命抢。如今，在多尔衮麾下，他们争先恐后地表现着自己，仿佛一个个都是廉洁奉公、谦恭能干的良臣，并且，对大清忠心耿耿，愿效犬马之劳。
六月，多尔衮谕令官员百姓，严禁行贿营私。命令中说：明朝之覆亡，皆由于贿赂公行，有钱财者无德无能也能升官，不拿钱的虽然贤明也无用武之地。乱政坏国，罪莫大于此。因此，一经抓住，一定杀头示众。他接受范文程的建议，宣布按照万历年间的标准征收赋税，将崇祯所有加派的苛捐杂税全部取消，百姓积欠的税款全部豁免。并下令，若有巧立各种附加税名目加收加派的，一律按照贪赃枉法处理。
在继续追剿李自成农民军的同时，他又用重兵压境外加招抚手段，使山东、山西两省迅速归附，并立刻建立起两省的地方政权，负起守地治民、筹措粮饷的重任。有了这两省从东西两翼拱卫京师的有利态势，清朝统治者在军事上立住了脚。山东、山西的这种模式，成为后来清王朝统一战争中的定式：军队打到哪里，就把招抚使或总督、巡抚派到哪里，立刻建立起地方政权。这是它在长期的激烈战事中，尽管处境险恶，却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李自成号称雄兵百万，转战千万里，被他的敌人骂为“流寇”，这个“流”字，正说着了他的弱点。多尔衮的强点却正是避免“流”，着力于“定”。这恐怕也是多尔衮最终打败李自成的一个政治素质上的差异吧。
多尔衮确实雄才大略，他为清朝所建立的功劳，的的确确重如泰山。如果不是他采取恰当的措施，以最快的速度平定中原，战争拖延下去，以后会怎么样，是件十分难说的事。要知道，直到顺治五年，满、蒙、汉八旗男丁总数才有346931人，其中，汉军八旗男丁为262816人，蒙古八旗男丁为28785人，满洲八旗男丁为55330人。而早在万历年间，大明朝的人口总数可能就已经超过了1亿人。
现在，多尔衮的功劳威望如日方中，他如果要自己当皇帝，没有任何人可以再来阻挡。事实上，在盛京皇宫里的太后和皇帝也正在惶恐不安：多尔衮人居明朝大内武英殿，被京师人称作九王，以致关内人只知有九王，不知还有皇帝；多尔衮出征前紧急征兵动员，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精兵强将、精壮男丁都被他带去，留守盛京及各要地的，多属老弱病残；他的才略功业已震慑当世，一个六岁的小皇帝、两个深宫中的女子，就算拥有至高无上的名分，又怎么拦得住他的脚步？
但是，多尔衮没有那样做。他回奏盛京，说先帝清太宗皇太极曾有遗愿：“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而且“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请顺治皇帝迁都北京，并派人前往迎驾。
顺治皇帝采纳了多尔衮的意见。七月初八日，小皇帝前往福陵和盛京太庙，以底定中原、迁都燕京，祭告列祖列宗。八月二十日，顺治皇帝与两官皇太后起驾，由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扈驾，离开了盛京，前赴中原。
九月初，顺治皇帝驾过山海关；九月十二日，驾至永平府；九月十八日，驾抵通州，摄政王多尔衮率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群臣至通州迎驾。
九月十九日，顺治皇帝驾至京师，自正阳门人宫。
十月初一日，七岁的福临行定鼎登基礼，在南郊祭告天地后，即皇帝位于大内武英殿，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
十月初十日，顺治皇帝于皇极门颁发登基诏书，布告天下。全文共五十五款，对故明宗室勋臣、文武官员、进士举人、食廪生员、山林隐逸，乃至商贩车户等，在政策上作了种种优惠的规定，同时正式宣布废除明末三饷，并严禁各地官员侵害百姓。这实际上就是清政府的一篇极其完备的开国政策声明，影响极为深远。
就在这一天，顺治皇帝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正式给予他独秉大政的权位，赞扬他的功业超过周公，并且为他建碑，来铭记他定’鼎燕京、征伐中原功劳的大功。顺治皇帝和他背后做决定的两宫太后，尽全力来表彰、安慰和拉拢多尔衮，以补偿他为大清作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
在那个典礼上，多尔衮忠心耿耿，福临则对叔父充满信任、欣赏与感激。只是，很可惜，这样的君臣和谐、叔侄情深，并没有延续太久。
2．在权臣阴影里长大的小皇帝
十月初十发布登基诏书的那一天，福临不止封赏了多尔衮，还加封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豫郡王多铎为豫亲王，恢复豪格的肃亲王爵位，加封武英郡王阿济格为英亲王，并大封了一大批宗室的有功者郡王、贝勒、贝子、公等爵位。
封赏了这些亲贵之后，就要靠他们来继续平定天下的征程了。
十几天之后，多尔衮发布文告，授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所部，全军共两万余骑，率大军下江南征伐南明小朝廷。
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所部，全军共三万余骑，取道大同向榆林延安进兵，西征南下，追剿李自成农民军。
多尔衮派出去的领兵主帅，是他的亲兄弟。兵权在他们手中，他才能放心；而只有他们建立大功之后，不会成为他的威胁。
多尔衮的这一布局，不能不说是相当冒险的。满洲军队战斗力虽强，人数却实在太过有限，就这样投放到相隔数千里的两大战场上，同时发动两个规模巨大的战役，不免把这场战争看得太过容易了些。
李自成退居西北之后，在河南怀庆（今日河南省沁阳地区）与阿济格发动了大规模的战斗，一时间占了上风。
阿济格战局失利，却提醒了多尔衮。幸好此时多铎还没有走得太远，多尔衮便火速命令多铎立即改变行军路线，暂停南下，掉过头去对付怀庆的李自成军队。
而李自成在退出北京、缩回陕西老家之后，方寸大乱。关中地区本是所谓四塞之地，自古易守难攻。李自成若是收缩形势，在此苦心经营的话，将会给多尔衮带来很大的困扰。他却未经周密准备，便冒然与阿济格大战，虽然胜了一时，却无济于大事。
经过一场大规模会战，清军大获全胜。取胜后的多铎渡过黄河，进攻潼关。在潼关大战中，李自成再次失利。此时，阿济格于陕北一路节节进逼，李自成的老家米脂也告易手。由此，形成了阿济格、多铎两路夹击李白成主力的态势。李自成陷入进退维谷、两面受敌的困难境地，此后，他退到哪里，清军便追到哪里，基本丧失了发动大规模反击战的能力。
被击溃的李自成大顺军退往陕南，再退往商洛地区，在顺治二年的六月里，主力全部葬送在湖北通城县，李自成也在通城县的九宫山下被杀。
清朝的大军忙着对付李自成时，山东、河北一带兵力空虚，如果此时南明乘虚而人的话，一定会让多尔衮十分头大。有识之士提议南明立即出兵，“攻其不备，必建奇功”。但是，这样的建议无人理睬，皇帝和大臣没兴趣，他们很忙，臣子忙着彼此争权夺利，弘光皇帝忙着糟蹋女孩子，阉党和东林党忙着对掐，连大名鼎鼎忠肝义胆的史可法都在一心一意地期望“悉简精锐，直指秦关”，在他眼里，还是李自成更可恨，他要“报君父之仇”，联合清军，消灭李自成。这样的建议也无人理会，不管打谁，将军们都没什么兴趣。不过也幸好如此，如果史可法的设想实施了，多尔衮没准会活活笑死，历史上也会少了一位赤胆忠心的史阁部，却会多出一个傻得可笑的汉奸了。
南明的苟安并没能维持多久，多铎配合阿济格完成攻破李自成的任务之后，便率军掉头南下，分别出虎牢关、龙门关、南阳府，分兵三路，不到半个月，就杀到了河南安徽交界处的归德；又十天，攻陷徐州、颍州、太和等处，兵锋所至，凌厉无前，很快就逼近到了长江边。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四月里，多铎挥师南下，强渡淮河，势如破竹，只用了十二天时间，就兵临扬州城下。二十五日，扬州城破。多铎纵兵大杀，血洗扬州。
多铎乘势渡过长江，五月初八日占领镇江，南明的武装力量尽降，多铎没有受到任何阻挡。五月十四日，多铎的前锋抵达南京城下；二十三万守卫南京的军队也很快放下武器，五月十五日，多铎率大军开进南京城，宣告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覆灭。
多铎进入南京时，南明的大批官僚冒着滂沱大雨跪在道边迎降。次日，南明的文武各官，争趋朝贺，职名红帖堆了十数堆，每堆高达五尺。
醉生梦死的南明政权，被多铎一举摧垮。
多铎占领南京后，却又如多尔衮人北京时一样，实行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他亲自去拜谒了明太祖朱元璋孝陵，对被弘光帝囚禁的所谓崇祯“太子”，奉若上宾。他命南明大小官员每日照旧人内办事，一概予以留用，还下令建史可法祠，优恤其家属，以示对他忠心的敬重之意。他下令将八名抢劫百姓的八旗兵斩首，还郑重出安民告示于各城门，说：
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头来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南明小朝廷着实大不像样，把江南蹂躏得太苦，百姓们对新统治者未免存有幻想，多铎这些举措，安定了民心。
这样一来，多铎的大军从南京到杭州，一路长驱直入，节节胜利，兵锋所向，如摧枯拉朽。许多地方，简直是传檄而定，杭州的明潞王、绍兴的明淮王都投降了清朝。
清军顺利地占领了全国最富庶的江浙全境，多铎的战功，可谓空前。
十月七日，摄政王多尔衮命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及洪承畴前往替代驻守江南，以慰多铎部日久劳苦。十月十五日，多铎班师还京。顺治皇帝亲率诸王贝勒、文武群臣到南郊相迎，并赐金五千两、银五万两，又加封多铎为和硕德豫亲王。
顺治三年正月，多尔衮任命在小皇帝第二次登基时恢复了肃亲王爵位的豪格为新的靖远大将军，前往四川对付张献忠。
顺治三年（1646年）三月，豪格统率大军自陕人川，开始了他一生最辉煌的军事业绩。在四川，他连败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当年十一月，在四川南充地区的凤凰山金山铺，大雾弥天。张献忠刚愎自用，不信清军神速，未加提防。豪格大军突至，张献忠仓促间被一箭射中胸口，当即死去。于是后世编造出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广为流传，说张献忠在一座古塔中拆出了一块石碑，碑文写着：“造者于化龙，拆者张献忠。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所谓“吹箫不用竹”，是指箫字去掉竹字头为一肃字，指张献忠毙命于肃亲王箭下早有预兆。
是不是天命不好说，总之，李自成、张献忠这两支号称拥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兵力的农民军，至此星散。他们的一部分部下与明朝残余力量合流，试图共同抵抗清军。无奈，强弩之末，又各怀机心，他们再也没有能够形成足够强大的力量。而多尔衮则十分顺利地实现了各个击破的总体战略目标。
而且，在军事胜利的同时，多尔衮主持了制定与完善了各种规章制度，除军事上以八旗制度为其根本之外，其余几乎全部沿袭了明朝的制度设计。多尔衮率大军人关时，一再宣称自己的天下是得自李自成，而不是明朝的朱家天子。顺治三年，还以顺治皇帝的名义作序，将朱元璋的《洪武宝训》颁行天下，直截了当地自认为是明朝的继承人，将与天下共同遵守大明祖训。
大明的整个天下，已掌握在多尔衮手里。清军入关后，不到两年时间，打垮了李自成和张献忠百余万大军，推翻了腐朽的南明政权，统一了整个北方和江南地区，进展神速如霆击飚举，这其中固然有时势的因素，但是多尔衮的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战功显赫，盖于当世。威权既重，生杀予夺。多尔衮的功劳已经太大了，大到皇帝无法封赏；多尔衮的权势也太大了，大到皇帝坐立不安。
福临还小，但是，他生而为皇子，冲幼便为皇帝，自然而然地唯我独尊。
福临从小聪明过人，天分很高。宫廷里等级森严，使他早就懂得奴与主、君与臣是怎么回事，也很小就有了皇帝的优越感，他的母亲也会不停地向他灌输皇家至尊至贵、皇帝至尊至贵的信条。所以，从他开始懂得人事起，自视甚高、骄纵自傲就成了他主要的性格特征。
按照大明旧制，皇家子女出生后，不能由亲生母亲抚养，要交由宫中女官、乳母、宫女、太监和师傅们养育辅导。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制度，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孝庄皇太后住进了慈宁官，七岁的福临大约是住在位育宫，他只能和母亲分开来自己单独住。
他是皇帝，却连自己生活中的一点细节都无力安排。这件事对福临刺激很大，多年以后，早已把死后的多尔衮挫骨扬灰的顺治皇帝，仍然充满怨恨地谈到，多尔衮摄政时，自己和皇太后要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官室里，经常要几个月才能见上一面，以至于皇太后时时牵挂，特别难受。
而且，这样一来，围绕在福临身边的人，全是奴才下人，对他毕恭毕敬，任他生杀予夺，灌输给他天子的无上尊贵；而一到外朝，尤其是面对多尔衮的时候，他便必须克制自己，表达出应有的尊敬。这两种极端的处境，极大地伤害了一个孩子的心理健康。
没有人能给福临应有的教育，也没有人能安慰他迷茫惶惑的幼小心灵。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样的成长环境，实在是太糟糕了。
福临过的是和平常孩子完全不同的生活。他的衣食住行都是全国最高规格的，他的仪仗随从都是全国最庞大最气派的，他要接受除了嫡母、生母之外的所有人的跪拜礼敬，他还要在各种隆重的祭祀活动中，代表国家和全体人民直接和天地神灵打交道。他的至高无上、至尊至贵的天子意识就这样逐渐形成，再加上他先天的敏感气质和后天娇惯出来的任性，在他幼小的心里，种下了狂妄和暴戾的种子。
多尔衮的能力与功劳，对大清是好事，但是，对福临本人，却不是那么好受的存在了。多尔衮太耀眼，他这个皇帝便完全隐在阴影中。
多尔衮的跋扈擅权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从他的角度讲，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以他的功劳能力威望，没有废帝自立已经是绝顶的委屈了，难道还要在一个什么都不懂、除了身份以外并无所长的小孩子面前谨小慎微？
就在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因清军攻占南京叙功的时候，多尔衮由叔父摄政王加封为皇叔父摄政王。有个御史赵开心疏称多尔衮以皇叔之亲而兼摄政王之尊，仪制宜定，“称号必须正名”，他说原来的“叔父摄政王”不妥，“夫叔父，为皇上叔父，惟皇上得而称之。若臣庶皆呼，则尊卑无异矣”，建议正名为“皇叔父摄政王”，经礼部等议定批准。济尔哈朗于是提议说，皇叔父代天摄政，赏罚等同于朝廷，因此必须加礼，开了诸王大臣对多尔衮行跪拜礼的先例，以后便形成了制度。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五月十五日，多尔衮借口处理紧急军情需要，将存放在紫禁城中的皇帝专用印信兵符，取回他的睿亲王府收存使用。顺治四年四月初九日，顺天巡按廖攀因上疏称皇叔父摄政王为九王爷，而被革职，下刑部拟罪。
顺治四年七月初六日，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停罢辅政。
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年底，新年朝贺大典即将来临，多铎领受多尔衮的示意，联合济尔哈朗上奏，说多尔衮因有风疾，不胜跪拜，请免去君前行礼。十岁的顺治皇帝照准。多尔衮的权势地位极高，却还要步步加封，小皇帝怎能不心生疑惧？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正月，豪格率大军抵达京师。顺治帝亲自在太和殿设宴犒劳风尘仆仆、凯旋的长兄与诸将领。然而，豪格回京只享受了一个月的功臣待遇，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先是一批以贝子吞齐为首的亲贵，检举郑亲王济尔哈朗，在罗织的各项罪名中，与豪格有关的两条：一是说当皇太极逝世时，“谋立肃王（豪格）为君”，“擅谋大事”；二是偏袒受到罢爵处分的豪格，让豪格的妻子在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的福晋前面行走。并得出济尔哈朗“向与肃王同谋，心生怜悯，显令僭越”的结论。郑亲王济尔哈朗被定以死罪，后从轻处置，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
济尔哈朗既被治罪，豪格在劫难逃。
两天之后，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专门讨论豪格的问题。于是以豪格犯有庇护部将、冒领军功及欲提拔罪人之弟等罪名，定其死罪。多尔衮表示不忍，诸王大臣揣摩多尔衮的意旨反复上奏，甚至引“太祖长子（即褚英）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为前例，坚持严惩不贷。最终，免豪格一死，囚禁狱中，削去爵位，没收所属人员。
豪格身陷狱中，绝望到了极点，居然对人说：“把我释放也就罢了，不然的话，我一定要用石头把这帮小子砸死！”不久，便因激愤卒于狱，年40岁。
多尔衮囚死豪格之后，纳其嫡妻为侧福晋，却对豪格的儿子富绶多方呵护，将其接来同住，还让他到自己的府第担任校射。多尔衮的亲信对此很不理解，说：“见到此人，就令人心悸，为什么不除掉他？”多尔衮回答：“因为你们不知道我是爱护他的。”这样，豪格的儿子幸存下来。
豪格死，他名下的正蓝旗收归多尔衮兄弟。不久，豫亲王多铎出痘身亡。多尔衮实领两白一蓝三旗，在朝中形成莫与争锋的实力。
顺治五年十一月初八日，以南郊礼成，颁布恩诏大赦天下，第一条即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经部院大臣集体讨论，多尔衮的称号定为“皇父摄政王”。
这个“皇父摄政王”的称号，引起了后世无数猜疑，并成为“太后下嫁”和证据之一。多尔衮既非皇帝，又不是皇帝之父，既称“皇父”，岂不是娶了皇帝的母亲，由“继父”而称“皇父”？不管太后有没有当真下嫁，这个“皇父”的称呼，令福临大感屈辱却是一定的。
在专制社会，权力集中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必然趋势。勋劳日著、地位日崇、威望日高的多尔衮也不出此例。顺治帝福临即位的最初几年，还是个幼童，再聪明也无法过问朝政。一切军国大事，由摄政王掌管。在平定天下的战争中，多尔衮和他的同胞兄弟阿济格、多铎，还掌握了全国最精锐的军队。
多尔衮以皇父摄政王的身份，处理一切政事及批示本章，可以不奉皇上之命，概称诏书圣旨下发。摄政王凡有所请，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无不允准。一些朝廷大臣的尊崇摄政王的提议奏疏，无论是出于他们自己想巴结多尔衮，还是他们受多尔衮暗示所托，小皇帝和两官皇太后也都一概同意，并以皇帝的名义发出诏书，不断给多尔衮加尊号，为多尔衮歌功颂德。
顺治说过：“睿王摄政，朕唯拱手以承祭祀。几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
皇太后和皇帝的这些举措，在开始的时候，是出于感激之情，后来就成为不得已了。他们只有名分而没有权势，只能采取守势，只能韬光养晦。
这个强权的摄政王带给小皇帝巨大的心理阴影。福临时时感到孤立无援、仰人鼻息，他不仅见不到名义上全部属于自己的天下帝国，见不到大臣，连母亲也不能随意相见。没有人能给他强有力的保护。
这个聪明而敏感的孩子，承受着安全感的极度缺失，以及强烈的孤独感。他没有玩伴，也没有师长，未受系统全面的教育，懂得的东西十分有限。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这样的煎熬，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他保护自己的法子，是装成一个得没心没肺、毫无心机的顽童，整天玩闹嬉戏，闲游乱逛，逗猫惹狗，打猎，驰马，射兔射雉，全然像个没出息的贪玩好动的野小子。对摄政王则感激加恭敬，从无违逆的表情。他的戏演得不错，多尔衮把他当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不无轻视，也不无怜惜。
福临用这样的面具，维护了自己的安全，可是在心理上，他因此承受了极大压力。用外表的贪玩嬉戏、恭顺感激来掩盖内心的仇恨和算计；又要以高傲的面孔去压住内心的惶恐和胆怯……他喜怒无常，刚愎狂暴，常常以鞭打侍从太监来发泄仇恨和怒气；内心的自卑与脆弱又使他时常依在乳母怀中落泪。
如果这样的心理状态持续上十年二十年的话，福临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心理高度扭曲的暴君，或者变成一个真正的疯子。幸好，老天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他拯救出这种压抑狂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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