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皇帝不是好做的，在这个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一个满人要做皇帝，则是一件更为困难的事。
征服留下了深重的伤口，战争尚且此起彼伏，满人与汉人在利益与情感上尖锐对立，少年天子何去何从？
§§§第一节 亲政
1．多尔衮的身后结局
早在顺治刚即位的时候，豪格就曾扬言多尔衮身体不好，恐怕难终摄政之事。他或者是发泄自己的不满，也有可能多尔衮的健康状况真的有问题。
顺治四年底，接替济尔哈朗为辅政王的多铎，率领王公大臣们上奏皇帝，请求免去多尔衮的跪拜之礼，理由是他日理万机、十分劳累，并且患有风疾。
后来，文武百官陆续开始到摄政王府去面请裁决政务，理由也说是多尔衮身体不好。
在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多尔衮鞍马劳顿，应是伤痛不少。作为摄政王，总理国政，事务繁杂劳累，还要和各色人等勾心斗角，对健康也不无伤害。
顺治六年三月十八日，多尔衮的有力助手、他的同胞弟豫亲王多铎因患天花而病死，时年36岁。十二月二十八日，多尔衮的嫡福晋博尔济吉特氏又亡故了。
亲人的接连亡故，对多尔衮的打击很大，尤其是多铎的死，在他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创伤。多年以来，多铎是他最亲近、最信任的人，不管他做什么，多铎都是站在他这边的。现在，多铎死了，他又该上哪里找一个这样的人呢？
他心中的天人交战从未止息。他对皇太极的恩怨纠葛，对豪格的切齿痛恨，两次与皇位失之交臂的遗憾，对君臣名分的顾忌，对帝国肩负的责任，定鼎中原对大清帝国毋庸置疑的丰功伟绩，或许，还有一份对孝庄皇太后的秘密情感，一切的一切无不交相煎迫，使他心中充满了焦虑和愤恨不平。要不要做皇帝？要怎么处理眼下的局面？进退得失，左右为难，全是难以承受的煎熬。
他曾在许多场合维护福临的尊严。有一次，济尔哈朗等人商议，要将对摄政王的礼仪提高到诸王之上。多尔衮说：“在皇上面前不敢违礼，其他可以像你们商量的那样办。”第二天上朝时，诸王公大臣们在朝门口跪着迎接多尔衮，多尔衮马上命令调头回去，并责问他们何故如此。史料中，不止一次记载着多尔衮“待皇帝长大后，就要归政给皇帝”的谈话。
多尔衮召集王公大臣开会，对他们说：“现在大家只知道取媚于我，很少尊敬皇上。我岂能容忍这样？当年，皇太极死时，大家跪着请我继大位，我誓死不从．遂推举了现在的皇上。那个时候，我尚且不肯做这样的事情，今天难道能够容忍你们不敬皇上面来给我拍马屁吗？从今以后，凡是忠于皇上的，我就会爱他用他，否则，虽然给我献媚，我也绝不宽恕。”
另一方面，郁愤不甘郁胸中，使多尔衮的一些举措暴戾跋扈，也得罪了不少亲贵。比如，对豪格和济尔哈朗的处置，不但失去了人心，也让皇帝心生戒惧，对他十分不满。据说，当福临听到豪格的死讯之后，福临的反应极度狂乱，几近疯狂，将身边的宫女太监们鞭打得鸡飞狗跳，一片狼藉。
某次多尔衮卧病时，还曾对他的心腹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以我为皇帝，以现今的小皇上为皇储，我哪里会得病呢？”
他不能对福临彻底狠下心来，也不愿在他面前当一个俯首帖耳的臣子；他做不到毫无顾忌地起兵称帝，也不能放下心中的渴望。
顺治七年七月初十日，多尔衮病了一场，顺治皇帝没有去看望。多尔衮心生不满，抱怨皇帝无情，待固山贝子锡翰等人把他的病况奏报皇帝，顺治亲临摄政王府探病以后，又说锡翰等人擅请临幸，治了他们的罪，锡翰降为镇国公，冷僧机、鳌拜等的差事都被黜罚。
各种矛盾与煎熬，折腾着多尔衮的身心。
他无法做出决断，唯以声色自遣。
据说，多尔衮酷嗜烟草，每日烟袋不离口；酷爱狩猎，饲养了三千多只各种名犬，还有不知数目的良马与猎鹰。当时，一位外国传教士目睹过多尔衮出猎时的壮观景象。在他的笔下，多尔衮一次出动的大型猎鹰就有一千多只。
多尔衮此人还颇为好色，在嫡福晋去世不到一个月的顺治七年正月，他又将他的政敌肃亲王豪格之妻、他的嫡福晋之堂妹娶过府来。
与此同时，还派人去朝鲜选美女。
朝鲜国王在和王室有关系的女孩子里，挑选出一位，千里迢迢地送了过来。多尔衮知道后，命令“速行进送”。并且自己还以打猎为名，出山海关前去迎接，在宁远以东的连山地方，接到了新娘子。多尔衮迫不及待地掀开车帘一看，发现新娘子不够美貌，多尔衮恼火至极，当场便把朝鲜送亲使者痛斥了一顿。说是“公主不美，侍女丑陋，足见你们国家没有诚意”。然后，立即下令把那可怜的女孩子遣送回去。并恫吓人家的使者说：“如果选来漂亮的，以前的嫌疑都可以烟消云散。不然，你就是来解释十次，也没用。”
朝鲜国王只好再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选美女。后来，终于选出若干。结果，就在送往北京的半路上，接到了多尔衮的死讯。
至此，他的正式妻妾已达十人之多：
嫡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青巴图鲁桑噶尔寨台吉之女；
继福晋，佟佳氏尚书孟噶图之女；
三娶福晋，扎尔莽博尔济吉特氏根杜尔台吉之女；
四娶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拉布希西台吉之女；
五娶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索诺穆台吉之女；
六娶福晋，朝鲜李氏金林郡公李开音之女；
媵妾，察哈尔公齐特氏布延图台吉之女；
媵妾，博尔济吉特氏杜思噶尔卓农台吉之女；
媵妾，济尔莫特氏帮图武之女；
媵妾，李氏李世绪之女。
算上他夺得的豪格嫡福晋，足有十一人之多。
此外，没有名分的妾室姬人恐怕还有不少。
有诸多妻妾，却生不出一男半女。无奈之下，多尔衮只得从拥有八子九女的亲弟弟多铎家过继来一个儿子——多铎的第五子多尔博。
这样的放纵，只能加速使他越来越衰弱，戗害他的元气，甚至送掉他的性命。
多尔衮不喜欢北京潮湿闷热的夏天，准备在清凉的喀喇城修建一座夏宫避暑。为此，他不顾百姓死活、不顾国家的严重财政危机，下令在河北、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个省份，除正常赋税外，加派地丁白银二百四十九万两。一时间，举国哗然。
多尔衮的心态在长久的矛盾煎熬之下，已经有些失控了。
这些行为，简直就是最后的疯狂。
公元1650年即大清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也就是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多尔衮猝死于喀喇城，其治所在今天的河北省承德附近。时年39岁。从他患有“风疾”，并伴有眩晕的症状看，他的病和哥哥皇太极很像，也有可能和高血压有关。
多尔衮死了，死得或许十分不甘，也或许觉得如释重负。
七年之前，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即皇帝位的时候，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一起，当众发誓要秉公辅佐皇帝，若“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以恩仇为轻重，则天诛地灭，令短折而死”。
不知道临死的时候，多尔衮有没有想起当年的誓词。三十九岁英年早逝，果然是“短折而死”而了，是他违誓才遭到上天惩罚吗？
不管怎么说，对大清，多尔衮是有大功的，对福临，他也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克制。
他毕竟是人，不是机器，没有设置完美的程序。
多尔衮的死，对福临来说，就像一下子移开了一块压在身上的大石头。他终于可以走出阴影、走到阳光下了。
假设一下，如果多尔衮能活到皇太极的年龄，顺治帝的心理、性格与情感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会糟到什么地步？
或许，福临真是有上天福佑的。现在，他要做一个真正的皇帝了。他要自己拿主意的第一桩大事，就是处理多尔衮的身后之事。
他没有把自己内心的轻松与欣喜摆在脸上。十二月十七日，多尔衮的灵柩运回北京。十三岁的福临立刻诏命臣民易服举丧，亲自率诸王贝勒文武百官缟服出迎到东直门外五里。他在多尔衮灵柩前连跪三次，酹酒祭奠，痛哭失声，表现得至为悲痛。
次日下诏赞颂多尔衮的丰功伟绩，十二月二十五日，顺治发布哀诏，追怀其功德：“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群臣拥戴皇父摄政王。我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不幸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以疾上宾，朕心摧痛，率土衔哀，中外丧仪，合依帝礼。”接着，又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追封其元妃为“义皇后”，夫妇一同升榭太庙祭享，视同一位真正的皇帝，极具哀荣。
他的这些姿态，无疑对稳定和消除因摄政王骤死而引起的朝政动荡、人心疑虑大有好处。在追尊多尔衮的同时，福临却不动声色地派亲信大臣大学士刚林等到摄政王府，将多尔衮生前擅自取走的皇帝印信兵符，连同赏功册，全部收回大内贮存。
就在发布哀诏的第二天，顺治便开始安排议政王大臣会议集体讨论英亲王阿济格的罪行。最后，声称他在多尔衮死后，意图发动政变，将萁幽禁。随后，据说这个凶猛而粗野的战将在狱中藏刀、纵火、闹事，遂被处死。
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多尔衮死后一个月零三天，福临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接受诸王群臣朝贺，接掌帝国军政大权，并颁恩诏大赦天下。这—天，他距离满十三周岁还差十八天。他在庆贺典礼中表现出的自尊自信和才能胸襟，给所有的人以深刻印象。参加典礼的朝鲜使臣向他们的国主报告说：“清主年今十四，而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
顺治帝借亲政之机大封了一批年轻的亲王、郡王和一批新的议政大臣，有了足够的支持者，站稳了脚跟。
一个月后，曾经最得多尔衮信任的议政大臣苏克萨哈出面控告多尔衮。他说，多尔衮死后，他的侍女吴尔库尼告诉他的亲信人员，要将王爷生前准备好的八卦黄袍、大东珠、黑狐褂等皇帝才能穿用的服饰等放进棺材。这样的举动，意味着多尔衮“显有悖逆”、“逆谋果真”，于是诸王大臣群起攻击，称多尔衮专擅，有谋逆之心。
二月十五日，也就是福临亲政一个月零三天，朝廷宣布多尔衮有十大罪状，削其爵号，撤其庙享，黜其宗室，籍其财产，没其府第，毁其陵墓，继子多尔博归宗。
多尔衮或真或假的罪行被长篇大论地公之于世。一大批官员凌迟处死的凌迟处死，撤职查办的撤职查办，抄家流放的抄家流放。
二月二十一日，追论睿亲王多尔衮罪状，诏书称：“逆谋果真，神人共愤，谨告太庙社稷，将伊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布告天下，成使闻知。”
耶稣会士卫匡国在《鞑靼战记》中记载：多尔衮死后被“毁挖坟墓，掘出尸体，用棍子打，以鞭子抽，砍掉脑袋，暴尸示众”。
福临尽情发泄他曾经在多尔衮身上感受到的压力。在他看来，他的皇位是父亲皇太极传给他的，当初在沈阳清宫大政殿里命将出征，是他授给多尔衮奉命大将军印，是他向多尔衮亲口下谕说：因朕年幼，特令摄政王代统大军，往定中原。因此，多尔衮的仗是在他领导下打的，打下来的，自然是他的天下。多尔衮有功劳，可以封赏，这封赏得出于天子的恩赐，皇帝不给的，多尔衮不能伸手要，更不能自己动手抢，否则，就是标准的大不敬，是目无君上，是无人臣礼，是专横跋扈、专权擅政。
按照当时的观念，福临的这种想法，并无错误。
而多尔衮，盖世功劳，却落得一生骂名。
有人说，他错就错在没有当皇帝，直接把福临拎下来，恐怕谁都会闭嘴。
或许是吧。
五年之后，御史彭长庚、给事中许尔安为多尔衮鸣不平，认为皇太极创业于沈阳，而今定鼎天下，将士都有功劳，但多尔衮之功为冠，要求为他平反昭雪。这两位勇敢的官员不但没有能够让大家学会尊重事实，他们自己反而被判处死刑，最后，皇帝下令将他们流放到了宁古塔。
直到一百二十多年后的乾隆四十三年，福临的曾孙乾隆皇帝本人才为多尔衮平了反，恢复王爵，追谥为“忠”，配享太庙，并命多尔博一支再次过继，承袭其爵世袭罔替，成为清初的八个铁帽子王之一。乾隆皇帝专门发布诏谕，肯定多尔衮统兵入关、平定天下的功劳，“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并称每览《实录》中所载其言行，“未尝不为之坠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能笃忠荩、感厚恩，深明君臣大义，尤为史册所罕觏”，断然否定了多尔衮有谋逆之心，“实为宵小奸谋，构成冤狱”。因此，下令将多尔衮复还睿亲王封号，并追谥为“忠”，补人玉牒，仍令多尔博一支承嗣。
这些都是后话了。
现在的福临，清除了多尔衮和他的党羽，基本解决了满洲内部的激烈冲突，满带着报复的快意与挣脱束缚的轻松感，重新掌握了上三旗，踌躇满志地，要亲自治理他的国家了。
2．难愈之伤：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摆在福临面前的大清国，是一个十分棘乎的局面。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满人与汉人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未曾平定的各地战火。
入关之初，多尔衮以“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为号召，招揽人心，一时间缓和了汉族人民的对抗心理，从而迅速平定天下。但是，当时的满洲的军队习惯了对汉人的屠杀掳掠，短时间内尚可强令约束，时间一长，便又故态复萌，在征服过程中八旗军队杀人无数、令人发指，极大程度地伤害了汉族人民的感情。
当初太祖努尔哈赤对辽东汉人采取的基本国策，或者说，他的核心治国理念，就是“诛戮汉人，抚养满洲”。
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二月，努尔哈赤刚进入辽阳，便纵兵大杀在辽商贾五万人，甚至按籍查对，凡状貌可疑的一律戮尽。同年七月，为改建辽阳新城，又将汉民强行驱赶到城北。次年和第三年，又不断把汉民逐出家园。在这过程中，更杀了许多不愿迁出的穷苦百姓。这就是当时辽东人民所说的“头年杀富户，二年杀穷鬼”。
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夏州一万八千汉民密谋逃往明军驻地，努尔哈赤闻讯，立即派大贝勒代善统兵三万，杀尽该地男丁，使辽南地区出现了“赭地数百里，辽人不复耕”的凄惨景象。
后金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不分青红皂白，成千成万地屠杀手无寸铁的汉人，努尔哈赤更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嗜血好杀、荼毒生灵、灭绝人性的凶恶形象。
努尔哈赤和他的满洲八旗，带着强烈的原始野性，这原始的野性带给他顽强而蓬勃的生命力，同时，它更接近于兽性，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是野蛮和残酷。
他对汉人要么进行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要么以暴力将其胁迫为奴，残暴至极。整个满洲八旗，就是一个对汉人进行屠杀掳掠的巨型军事集团。他们不种地，不生产，只以从汉人那里抢劫为生。对满洲人而言，这样的残暴几乎是天性，不会引起心理上任何的罪恶感。
在皇太极、多尔衮乃至每一个八旗士兵眼里，杀汉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他们习惯了。在清朝早期的历史里，有许多关于满洲军队抢了什么地方、杀了多少人、抓了多少奴隶的记录，这都是成绩和功劳，是光荣而且正确的。屠城，也是他们习以为常的，是一种威慑的好手段，还可以趁机多抢些东西，好事。
在这样的心态之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保卫战之后的屠城，湖南湘潭争夺战之后的屠城的发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四月里，多铎挥师南下，攻打南明，分兵毫州、徐州两路，向南推进，迅速占领了徐州、毫州、盱眙，并乘势下淮安，夺泗州，强渡淮河，势如迅雷猛电，只用了十二天时间，就逼近扬州城下。
四月十九日，明将许定国引多铎师至扬州，扬州被清军水陆各路重围。南明大臣史可法统率军民，坚守孤城，同时，向弘光小皇帝求援，弘光不应，扬州告急。
扬州地处南北交通枢纽位置，历来得漕运、盐运之利，一向最为富庶，商业十分繁荣，手工作坊非常发达，资本主义因素已经开始萌芽。一来是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二来物华风流的扬州对粗蛮落后的满洲人感情上既厌且惧，扬州的百姓最大限度地支持明军，苦守孤城。
清军攻城，史可法率军民浴血而战，历七昼夜。
围城七日间，多铎数次派人招降史可法，均遭拒绝。多铎先后五次亲自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四月二十一日，明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拔营出降，形势更为危急。
史可法等拼死坚守，渐至弹尽粮绝。此时，多铎却运来了威力极大的先进武器：红衣大炮。大炮攻城，摧毁了扬州守军的顽强抵抗，军民逐巷奋战，大部壮烈牺牲。
城破时史可法被俘，在多铎百般的诱降时，他斩钉截铁地说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态不可屈！”于是惨遭杀害。史可法的部下在这种情形下，仍率余部继续鏖战，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清军一路势如破竹，只有兵临扬州，才第一次遭到史可法领导的扬州保卫战最坚决、最顽强、也最具杀伤力的反击，在扬州城，清兵付出了惨重代价，扫垢山尸体丛葬，三个将领、一个王子阵亡。多铎因此下令大屠杀，作为报复。
对于这个顽强不屈的城市，对于如此富庶的地区，清兵破城后，不杀百姓不足以解恨，不抢夺财物不足以饱私囊，不奸淫掳掠、四处放火不足以发泄其兽性。
除此之外，多铎还有另一层用意，便是用屠杀来威慑江南其他地区。清兵攻克南京后，多铎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的布告中，就露骨地宣称：’“昨天兵至维扬，城内官员军民婴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将祸福谆谆晓谕。迟延数日，官员终于抗命，然后攻城屠戮，妻子为俘。是岂予之本怀，盖不得已而行之。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话说得委婉，言语之间的真意，无非是说我满洲的军队 来了，各地官兵百姓便应俯首归降，否则扬州的血腥屠杀便会再次降临。
所谓“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的誓约，早已成为一纸空文。
清军纵兵屠戮，“十日不封刀”。烧杀淫掠，无所不至，繁华都市顿成废墟，人民死亡在八十万之上。
亲历者王秀楚写下了《扬州十日记》，记下了当时的惨况。这些文字是这段历史的忠实记录，是清兵屠杀中原人民的罪恶见证，它永远地将野蛮和罪恶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且看经过屠杀的这片土地上血淋淋的场景：“……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从其后门直入，屋宇深邃，处处皆有积尸……”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吴嘉纪《挽饶母》诗也说：“忆惜荒城破，白刃散如雨。杀人十昼夜，尸积不可数。”
关于扬州大屠杀惨绝人寰的历史真相，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有亲历、亲睹的逐日实录，还有各种稗官野史的杂录，当日史可法部下、幕僚的回忆录，大量的诗篇；有至今保存完好的写真图画，以直观的视觉形象作厕史；还有同时代扬州人的话本，在歌颂史可法民族气节的同时作扬州百姓遭遇的痛史。
《扬州历代诗词》所收大屠杀相关作品不下50首，如：“兵戈南下日为昏，匪石寒松聚一门。痛杀怀中三岁子，也随阿母作忠魂。”（清·黄宗羲《卓烈妇》）；“深闺日日绣凤凰，忽被干戈出画堂。弱质难禁罹虎口，只余梦魂绕家乡。”（张氏《绝命诗五首》之一）；“明日还家拨余烬，十三人骨相依引。楼前一足乃焚馀，菊花（婢女名）左股看奚忍！”（清·蒋士铨《焚楼行》）等等，令人不忍卒读。
扬州十日，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情形直如人间地狱。
扬州，历来是中国最为繁华的城市。“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是古代中国的人生至乐，是梦想和人生目标。有记载说，这座在明代拥有百万人口的美丽都市，连续十天的屠城后，剩下的人口大约不超过千人。
这样的暴行的确威慑了某些人。多铎渡过长江，五月初八日占领镇江，南明的武装力量尽降，多铎没有受到任何阻挡。五月十四日，多铎的前锋抵达南京城下；二十三万守卫南京的军队很快放下武器，五月十五日，多铎率大军开进南京城，宣告南明弘光小朝廷覆灭。
多铎进入南京时，南明的大批官僚，冒着滂沱大雨跪在道边迎降。次日，南明的文武各官，争趋朝贺，职名红帖堆了十数堆，每堆高达五尺。
六月，南明降臣钱谦益、赵之龙等向多铎献策日：“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但是，随着一道“削发令”，所谓“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却在松江、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反抗满清暴行最为壮烈的嘉定，遭遇了三次惨绝人寰的屠杀，史称“嘉定三屠”。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破南京，明弘光帝南逃。三十日，南明原嘉定县令钱默出逃。六月二十四日，清政府委派的县令张维熙到任。就在当日，故南明嘉定总兵吴志葵率领百余人，白布裹头，潜伏在东门外时家坟，于晚间各持火把逼近县城，扬言捉拿张维熙，张逃之天天。二十七日，吴志葵再临县城，士民夹道迎接复明之师。
闺六月初七，一个叫李成栋的南明降将所部骑兵路过境内新泾桥，大肆奸淫妇女，致死7名。李成栋曾是史可法的部下，奉命镇守徐州。当清军固山额真准塔统兵南下，逼近徐州城之时，时任守城总兵官的李成栋竟望风而逃，不久遂降于清。初八，李成栋率兵船百艘、马步兵2000余名停泊县城东关，大肆奸掠。初九，李率兵去吴淞，留偏裨将梁得胜等300名守护兵船。六月十二日，清廷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严重伤害了江南百姓的民族感情，于是纷纷起而抗清。嘉定百姓更为激愤，远近乡兵，竞相围攻李成栋船队。船只及所掠财物悉数焚毁，斩杀清官兵84名。十五日，李成栋去太仓求援，遂带领清军，逼向嘉定。
十八日黎明，李成栋率兵攻罗店，支洪、陆文焕率乡兵抵御。李暗遣精兵东渡练祁，西渡荻泾，乡兵背腹受敌，退人镇内。时值早市，清军入镇屠杀，居民死难1604名。
嘉定文化昌盛，多饱读诗书之士，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出现了一批学识渊博、讲求气节的爱国志士学者，“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此时的嘉定城中，人们公推黄淳耀、侯峒曾出面领导抗清。侯峒曾，字豫瞻，原任南明弘光朝通政司左通政，南京沦陷后，避难于老家嘉定。黄淳耀，字蕴生，是崇祯年间的进士，与弟弟黄渊耀均世居于嘉定城。在侯峒曾和黄氏兄弟的指挥下，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为鼓舞士气，侯峒曾下令在嘉定城楼上悬挂一面“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十九日那天，侯峒曾在城楼上“集众公议”，决定“划地分守”嘉定城：由南明诸生张锡眉率众守南门，秀水县教师龚用圆佐之；南明国子监太学生朱长祚守北门，乡绅唐咨佐之；黄淳耀兄弟守西门；侯峒曾亲自守东门，诸生龚孙炫佐之。此外，由已经七十岁的诸生马元调与唐昌全、夏云蛟等负责后勤供给。集议已定，各头领率众在城上日夜巡逻。“嘉人士争相执刃以从，人情颇觉鼓舞。”为阻止清军进犯，侯峒曾又下令将城外各桥毁坏，“东，北二门俱用大石垒断街路，西，南二门用圆木乱石横塞道途。”以黄淳耀、侯峒曾等为代表的嘉定士绅，把节义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尽管只是一介文弱书生，但当民族危难之际，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起，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二十五日，吴志葵遣游击蔡乔率兵200余名支援嘉定，扎营城外。次日五更，遭李成栋伏兵袭击，蔡乔战死。李成栋引兵归吴淞过新泾桥时，纵火焚屋，鸡犬不留。七月初一，各路乡兵10万余会集砖桥与清兵决战。清兵分左右两翼冲杀，乡兵大败，被迫杀不计其数。李成栋部入娄塘镇后屠杀1073名，并纵兵奸淫妇女，不可名状。
七月初三，李成栋汇同太仓清兵攻城，日夜炮轰。
随即李成栋下令，集中火炮齐轰东西二门。“清兵攻城甚急，多缚软梯至城下，城上砖石如雨。”守城民众虽“亡失甚众”，但仍顽强不屈。如果有某断城墙被炮火轰塌，城内民众便及时用木料和充土布袋堵塞；同时，“守城者若有伤亡，乃立即补充。”
激战持续到黄昏时分，天色突变，暴雨如注，狂风骤起。守城的民众仍毫不畏惧，冒雨抵抗。是时，因“城中遂不能张灯，（李）成栋令兵丁潜伏城下之穴城，而守者弗觉也”（文秉《甲乙事案》）。翌日破晓时分，暴风骤雨仍然不止。当时城上民众已连续守城三昼夜，遍体淋湿，加之饮食已绝，故人人身疲力竭。李成栋遂令士兵“置灯于地穴中，炮发震城”。火炮声“终日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婴儿妇女，狼奔鼠窜”（朱子素《嘉定屠城略》）。在这腥风血雨之中，劫难降临了。随着城墙一隅在炮声中轰然倒塌，清军乘机登城，蜂拥而入。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
当时，侯峒曾正坐镇在东门城楼上。城陷之时，士卒都表示愿意护卫他逃走，侯峒曾说：“与城存亡，义也。”遂下城拜家庙，赴水自杀未死，遂与长子玄演，次子玄洁身受数十刀，惨烈被杀。东门破，城中居民纷纷奔西门逃生，而清兵截段堵杀，居民投河死者无数。
当时镇守西门的黄淳耀见大势已无可挽回，遂与弟弟黄渊耀骑马至早年读书的西林庵，黄淳耀得知了侯峒曾已死的消息时，便在墙上写下了自己的绝命词：“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进不得宜力王朝，退不得洁身远引，耿耿不没，此心而已。大明遗臣黄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其弟黄渊耀说：“兄为王臣宜死，然弟亦不愿为北虏之民也。”黄淳耀兄弟自缢而死。（黄宗羲《弘光实录钞》）
南门守将张锡眉，闻城破，偕妾投水而死。身留绝命诗一首：“我生不辰，侨居兹里。路远宗亲，邈隔同气。与城存亡，死亦为义。后之君子，不我遐弃。”
教师龚用圆赴水自尽，他的两个儿子随之而死。诸生马元调、唐昌全、夏云蛟、娄复闻，均死于城破之时。又有一位姓黄的嘉定人，在与清军巷战中，“手挥铁简，前后杀数百人，后中矢而死。”
嘉定城中的百姓抵死苦战，无一人投降。辰时，李成栋人城下令鸣炮屠城。
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藉。”若见女子，则“妇女若容貌不佳者必杀，有美色者生虏，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史载：如遇市民，遂大呼献财宝，“恶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所献不多者，则砍三刀而去。当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骨肉狼藉，遍地皆是。投河自溺者不下数千人。三日后，自西门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行舟无处下篙。血污浮于水面，高出数分。”
初六日，李成栋纠集民船300余艘，满载所掠金帛、女子、牛马猪羊驶往太仓。又有史载：清兵人北门，“乃奸民导敌入”。至于趁火打劫者，亦不在少数。有汉奸徐元吉者，“以削发为名，日出行动，割人腹，啖人心肝，动以百计。”
但是，满清的暴行并未扑灭民众的反抗怒火。
嘉定被屠后，葛隆、外冈、马陆、杨行等镇乡兵复聚，再议抗清，誓不反顾，并时有偷袭斩杀清兵之义举。七月二十四日，有江东人朱瑛自封游击将军，率兵五十余人回到嘉定城。朱瑛率部会同城内市民，将清军赶出城外。第二天，逃至城外的李成栋急令万国昌率兵增援。李成栋本人则坐镇城外织女庙，指挥各路兵马第二次攻城。七月二十六日清晨，清军乘城内民众武装力量尚未集结完毕，再次攻进城内。有一个汉奸名叫浦嶂，向李成栋献计说：“若不剿绝，后必有变。”于是，清军第二次屠城。此时，城内许多居民尚未起床，“遂于屋中被猝然杀之。”顿时，“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
到了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吴之番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兵溃。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然而，吴军毕竟乃乌合之众，清兵反扑之时，“一时渍散”。史载：吴之番“连杀数人，不能定。呼天曰：‘吾死，分也。未战而溃，我目弗瞑矣！’挺枪欲赴东门死”。
清兵涌入城内，第三次血洗嘉定城。如果说前两次屠城，对满清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隐患的话，那么这第三次屠城，他们可谓如愿以偿。在这累累白骨之上，总算插上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死亡者达两万余人。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人数字可能有出入，但杀戮之惨，成为汉人心中的深刻伤痕。二百多年后，辛亥革命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就是对这些政策的不满与反抗。
3．恶政：圈地，投充，捕逃，剃发，易服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屠戮之惨，成为江南人心中的永伤，而影响范围更大、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圈地、投充、捕逃、剃发、易服。
所谓圈地，是指清初满洲贵族大规模圈占汉人土地的活动。入关之初，为满足满洲贵族对土地的贪欲，笼络八旗将士，发布过圈地令，派遣官员跑马圈地。
顺治元年十二月，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凡近京各洲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地甚多，……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要将京畿地区即北京周边包括今日天津、河北部分地区的无主荒地清理出来，安置人关后的八旗将士。
这道政令里说的是无主荒地，既然这样，以此安置八旗将士似乎也无可厚非。只是，圈地令下达后，在执行过程中却演变得一塌糊涂，成了随意掠夺当地人民土地的名副其实的恶政。
顺治二年九月，圈占的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等京东、京南府州县。顺治四年正月下令于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42府州县内圈地。此后，大规模圈地停止，但是零星的圈地、换地，“带地投充”仍不断发生。
圈地持续了几十年，共圈占汉族人田地22万余顷。圈占范围主要在直隶6府2州1县，共计77州县，方圆2000余里，少部分在山西之太原、潞州，山东之德州、徐州等地。所圈之地，最初为无主荒地，继之有主无主之地一体圈占；圈占还包括庐舍、场圃，使大批汉人地主和农民骤失家园，生活无着。后来，圈地所到之处，原来的主人立即被驱逐出去，房产田地被无偿占有，甚至妻子儿女都有被强行留下为奴为仆为妾的。
满洲贵族用圈占的土地设立庄园，赏赐王公勋臣，分给八旗兵丁。对王公勋臣的赏赐，按宗室、王公、官员的等级和所属壮丁数目，给以不同数量的庄田和壮丁地；八旗士兵按照“计丁授田”的原则，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使得他们可以依靠这些田土解决生活所需。
当时，中央政府下令，为了保证满、汉民众不至于发生纠纷，要将他们的居住地分开来，因此，要求地方政府务必根据土地质量，给那些土地被圈给满人的汉人以补偿。但实际上，这些政策口惠而实不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由此，京畿地区大批人口流离失所，各种史籍中，充满了当地人民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土地撂荒、吃糠咽菜的记载。
清初圈地是野蛮的劫掠，致使百余万人破产失业、流离失所，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时也破坏了农业生产，阻碍了社会进步。
与圈地相伴而生的，则是另一个社会现象，投充。所谓投充，指的是自由民投到满人门下充当奴仆。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京畿地区曾经大量出现。中央政府听之任之，多尔衮甚至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可以“为贫民衣食开一条生路”。
实际上，真正自愿投充为奴的人很少，大部分乃是无奈之下不得已而为之。圈地令下，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再加八旗军兵的威势胁迫，可能还有逃避徭役赋税因素，只好投身为奴。满洲将士上至诸王贝勒，下至八旗兵丁，都以打仗为职业，一般不从事社会生产，他们在京畿地区圈占了大量田地后，继续推行辽东的编庄制度，役使奴仆壮丁从事生产。因有此制度，一些土地已被圈占但又不愿迁移的农民，也投靠了新的土地占有者。投充为奴之后，徭役赋税就可以豁免，至于其定额是否转嫁到别人头上，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满洲贵族和替他们管事的庄头，更以投充为名，强迫失去土地的农民充当奴仆。因此，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汉人不得不给满人种地、做奴做仆和当差纳税的局面。
据统计，当时投充人总数为9900丁，连同家口当有数万人。
这种生产关系较之汉族居住区早已盛行的租佃制是一种倒退，劳动者变成农奴，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增强。遵化经过圈地和投充后，剩下的纳税民地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一，蓟州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二，东安县更彻底，根本没有剩余。如此，没有纳税的人丁，国库亏减，肥了私人，亏了国家，有人称之为“上下交困，莫此为甚”。
与投充相对应的一项恶政，则是逃人律。早在努尔哈赤的后金时期，女真人就曾经以暴力将大量汉族自由民转变为自己的奴隶。这些奴隶他们不甘忍受压榨，思家心切，大批逃亡。这些奴隶的逃亡，成为困扰后金政权与大清朝的一个大麻烦，当年皇太极出兵朝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朝鲜把大批逃亡汉人交还给明朝，不肯将他们遣返后金。如今，这种逃人现象愈演愈烈。顺治初年，甚至几个月间就有数万人逃走。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多尔衮谕兵部“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旗下奴仆大批逃亡直接影响八旗生计，清廷为此制定了严苛的逃人法，设立督捕衙门，督捕逃人，惩罚窝主。
逃人法规定，查获的逃人鞭打一百，归还原主。藏匿逃人者从重治罪，本犯处死，家产没收，邻里、甲长、乡约，各鞭打一百，流徙边远地区。
该法令的主旨在于保护满族人的财产不受损失，因此，就将惩罚重点放到那些收留或藏匿这些逃人的人家身上。这些人不但自己会失去性命，就连左邻右舍的十户人家也都要被牵连同坐。
逃人律极为严酷，不少人家被牵连处死，家破人亡。
当时，还有一些满、汉流氓勾结起来，假扮成逃人，躲藏到一些殷实人家，然后，再以检举揭发相威胁，以敲诈钱财。史书记载说，为此而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并且，花样翻新，到了令人防不胜防的地步。
逃人法颁布后，并未阻止奴隶逃亡，一些绝望的逃人，在走投无路之际，选择了自杀；还有一些强健悍勇的，他们逃回家乡藏匿或聚众自保，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未逃亡的奴隶和投充者在编庄内形同牛马，没有生产积极性，畿辅地区的社会生产也因此受到影响。到了顺治六年，奴隶逃亡者极多，以至多尔衮发出了“逃亡已十之七八”的叹息。
平心而论，圈地对于当时处于征服者地位的满洲贵族而言，势在必行，投充法与逃人法也是满族当时所处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的必然产物。而且跑马圈地主要在京畿地区，波及山东等邻省，投充为奴的汉人在全国范围内终究是少数，所以这三大弊政还是局部性的弊。引起最大范围内的反抗、进而造成无数杀戮的，是剃发易服。
所谓剃发易服，是指中国明末清初时期满人统治者用暴力手段强迫全国汉人改剃满人发型、改穿满人服装的政令。
汉人历来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成年之后就不可剃发，剃头剪发本是刑罚的一种，对犯了罪的人才用。满族的发型与汉人迥异，该族男子把前颅头发剃光，后脑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
汉人的服装汉服以交领、右衽、无扣等为主要特色，满装的主要特点是立领、对襟、盘扣等。
剃发易服令关系着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整个汉民族的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家庭。
对汉人而言，衣冠发式，是民族文化的标志，意味着尊严、人格、生活方式与民族感情，这道法令理所当然地要激起广大汉民百姓的反抗。顾炎武《断发》诗说：“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表达了当时汉人的心声。
满汉在这个问题上的较量，引发了无数战乱。
早在满洲初建国时，皇太极就强令投降的汉人效法满洲人的发式，对被征服的汉人一律强令改变发式、更换服装，投降的明朝将士也必须剃发易服，作为臣服的标志。天聪五年（1631年）清太宗在大凌河之役胜利时令：“归降将士等剃发”，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又下令：“若有效他国衣帽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是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国。自今以后，犯者俱加重罪。”
清政权还严厉禁止私藏明朝衣冠，不少人因为私藏“方巾”等明代服饰而被清政府扣上大逆罪名而遇害。满清大力推行满洲服饰，逼迫汉人穿马褂、长衫，戴瓜皮帽和类似于毡帽一类的帽子。而官场上则继承了明代的补服，朝服也行上衣下裳之制度。清朝历代皇帝都不遗余力的保护满洲服饰，说什么“满洲先民之遗风，自当永远遵守”、“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衣冠不可轻易”。就这样，“剃发易服”政策的执行与清王朝相始相终，一直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为止。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多尔衮帮吴三桂抵御李自成的先决条件便是要他剃发；清军打败李自成进入山海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头。五月初一日，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过通州，知州迎降，多尔衮“谕令剃发”。初二进北京，次日多尔衮给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别发出命令，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朝汉族官员遵令剃发的为数寥寥，不少官员观望不出，甚至为了不剃发而南逃，京畿地区的百姓也常揭竿而起。多尔衮见到这种情形，自知操之过急，宣布收回成命，在顺治元年五月二十日谕旨中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多铎打下南京之时，还贴出了安民告示：“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头来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剃发令上的放松，一时为清廷收揽了不少民心，缓和了民族矛盾。
多铎文告里这个“无耻官员”，名叫孙之獬，他为了讨好满洲人，自行剃发，多铎鄙薄他的人品，加以斥责，其他汉大臣也不屑于他为伍，对他加以排挤讽刺。孙之獬恼羞成怒之下，向摄政王多尔衮提出重新颁发“剃发令”。
多尔衮前时虽然嘴里说从此以后，汉人剃发束发自行决定，却并没有真正在这件事上就此放手，只是迫于形势，现在江南渐定，孙之獬的上书便成了导火线。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六月初五日，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报之时，多尔衮即遣使传谕给在江南前线统领大局的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十五日谕礼部道：“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同年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要求礼部通告全国军民剃发，规定自布告之日起，京城内外限于十日内，各地方，亦是在通令到达后的十日内“尽行剃发”；还规定了严格的惩治办法：“……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这是对民众的。同时要求地方官员严厉执行，更不许疏请维持束发旧制，否则“杀无赦。”这是一道严令，只能执行，不许违抗。
在多尔衮看来，满清的辫子绝不仅仅是一个发式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辫子其实就是“良民证”，是汉人降服的标志，剃不剃头，是敌我之间的区别，它的功能是“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剃头换装，可以让汉人在心理上认同自己身为满洲人治下之民，放弃他们的民族反抗意识和民族自尊。
汉族人尤其是读书人看来，发式与衣冠也不是小问题，而是做人的根本。
随着剃发令的下达，本来已经归附的江南，顿时斩木揭竿，纷然四起，杀官披甲，奋起反抗，安徽、山东、江西、湖北、陕西、甘肃等地，都因此而掀起了抗清斗争的汹涌怒潮。
这一道剃发令，在客观上促成了大顺、大西等农民军残部与南明永历朝廷联合抗清，形成了以南方为主的全国性的抗清高潮。
入关之初，只用了短短一年完成的统一大业、大好形势，转瞬而过。摆在福临面前的，是烽火遍地，劳师糜饷，战事连年，国家经济与政治承受着极大的负担，顺治亲政后的三月初六日，召户部尚书询问国库情况，结果国库仅存银二十万两，而四月需支各官俸银就得六十万两，逼得福临只好动用内库银两补齐。
对多尔衮而言，这些引发无数战乱、葬送无数人命的政策，也有他的原因与理由。
满族人在刚入关时只有十几万八旗军，在辽东、辽西的满族人迁入关内后，也只有五十多万人口，而各地的汉人人口经过战乱还有5000万以上，如何尽快统治百倍于己的汉族人民，是一个摆在多尔衮等人面前的严峻问题。“剃发易服”就是他们选择的一个无比狠毒但却有效的方法。强迫各地的汉人穿满服，剃成满洲发式，就使得人们从外观上分不出谁是汉人，谁是满人，汉人在心理上开始放弃自己的民族尊严与自我认同；同时以屠杀立威，在“留发不留头”的清洗中杀戮了大量的潜在抵抗人员，使得汉人无法组织和进行有效的抵抗，进而巩固对汉族人民的统治，同时，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保持满族不被汉族同化。后来的历史表明，满族统治者的这一措施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汉人逐渐淡忘本民族服饰，习惯了满族的发式和服装。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号召民众剪去辫子时，居然有许多人不愿意剪，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剪去辫子后被官府杀头，可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易服”政策对汉族影响之深。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剃发令废除，不少人遂剪去辫子，但仍有如张勋等保皇人士，坚持留辫子并率领辫子军，以表示对清朝的效忠。
福临或许理智上也知道多尔衮的理由，但是，面对这么一个乱摊子，他还是会觉得烦恼并且不满：你应该处理得更好一点。
而他自己，当了这么些年的傀儡皇帝，却没有亲理过政事，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甚至连奏章都看不懂。当初，大臣们屡次上奏要求为皇帝请师傅读书学史，都被多尔衮以福临年幼为名拒绝。顺治自己曾说：“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人，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薨，方始亲政，阅诸臣章奏，茫然不解。”
这“茫然不解”的无措与狼狈，大概也是他对多尔衮残酷报复的原因之一吧。
但是，福临是骄傲的，面对这个“民心不足恃、钱粮不足恃、兵力不足恃”的“极敝之势”，他决心用自己的能力与努力，来扭转它，造福天下，成就一代明君伟业。
§§§第二节 励精图治
1．苦学与纳谏
皇帝不是好当的，一个满洲人要在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当皇帝，更不是件容易的事。光辉灿烂的汉族文化摆在面前，少年顺治做何选择呢？
福临幼年之时，多尔衮屡屡阻止他读书学史，满汉朝臣数次联名上奏，请选博学之士为幼帝讲经史、讲帝王修身治国之道，都被他搁置不理，导致亲政之初的福临看大臣所上的奏章时，茫然不知所云。
福临的自尊心不允许他透露出自己的无知，也不允许他安于听侍臣讲读奏章的可笑地位，于是自亲政始，他就发愤读书。他决心用自己的努力，来真正了解他的国家与百姓，从而找到最好的治国之道。
每天从辰时（早晨七点钟）到午时（中午十二点），顺治用来处理军国大事，之外的时间，他都读书不止，直到天黑。不过，十三四岁的男孩子，玩心还重，常常读了就忘，为此他痛下决心，每天五更起床，对着空明广阔的天宇，强读硬记，非达到能够背诵的程度不可。就这样，他前前后后苦读了九年，曾读到呕血的地步。
汉家文化的优美渊深，对顺治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广泛涉猎经史子集，通略儒释真谛，文化水平远远超过了他的父亲皇太极和祖父努尔哈赤，而且诗、书、画、文都好。他的书法造诣颇高，留存至今的乾清官里的“正大光明”匾额，就是福临的手笔。顺治帝的画也颇具造诣，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顺治帝画作，笔墨清简，神韵溢彩。他被视为清代指画的代表人物，最著名的是一幅手指螺纹画《渡水牛图》。关于这幅画，清人笔记说：“章庙勤政之暇，尤喜绘事，曾赐宋商邱冢宰手指螺纹画《渡水牛图》，笔意生动，虽戴嵩莫过焉。王文简（士禛）曾记以诗。”王士稹则在自己的笔记中说：“戊申新正五日，过宋牧仲（宋权子宋荦）慈仁寺僧舍，恭睹世祖皇帝画渡水牛。乃赫磃纸上用指上螺纹印成之，意态生动，笔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风竹一幅，上有广运之宝。”清人所记，或者不无夸张，但福临的书画确有一定水平倒是事实，孟森先生也曾言：“世祖善画，得自天授……亦见其禀质之美。”顺治帝的小幅山水“写林峦向背，水石明晦之状”，亦颇为时人称道。
福临有一次到内阁，内阁中书盛际斯慌忙回避。顺治帝把他叫住，让他跪到面前，端详片刻，然后取笔画了一个盛际斯像，面如钱币大小，却须眉毕肖。福临画罢出示诸臣，全都赞叹不已。盛际斯拜伏在地，请求皇上将画恩赐予他。福临笑而不许，焚烧而罢。
清初诗人尤侗，号西堂，长洲人，其诗文多出新警人之思，常杂以谐谑，每篇作品一出来，立刻传诵人口。其中不少愤世嫉俗之作，甚至直攻清初三大弊政，同情广大百姓因此而遭受的痛苦。顺治帝因非常欣赏尤侗的诗文，竟也不怪罪他对满洲统治的冒犯。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汉学士王熙在与皇上讲读书史的经筵上谈及尤侗的文章，顺治帝立刻索去阅览，亲加圈点，再三赞叹，称之为“真才子”！过些日子，又亲自摘录尤侗文集中《讨蚤檄》一文示王熙，说：“此奇文也！”就有人跟着献上尤侗的杂剧《读离骚》。福临读后更加喜爱，令梨园弟子播之管弦，为宫中雅乐，自比之为李白为唐玄宗所作的《清平调》。
尤侗仕途蹭蹬，顺治年间考取拔贡，官职低微。直到康熙十入年，应召博学鸿儒科。康熙帝见到他的名字，说：“此老名士也。”尤侗于是在自家堂楹上刻写了父子两代皇帝对他的评语：
真才子章皇天语 老名士圣上玉音
见者无不艳羡，他自己也深以为荣。
苦读九年下来，顺治已经成为博学之士，可以同当时任何有学问大家名号的大臣、诗人、高僧对话。
他不仅自己刻苦攻读，还颁下了这样的谕令：“满洲、蒙古、汉军及汉人之幼少年者，学习骑射之外，也应旁涉书史。”决意要改变满蒙的落后与粗蛮，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他以极大的热诚，刻苦研读孔孟经典、史书史籍，从积累了几千年的儒家政治理论中找寻治国之路。数年之间，顺治不再是一个对政事茫然无知的少年，读书苦学使他明白了许多东西，形成了自己的主张和思路。这些学说告诉他一个道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最高统治者必须行王道、施仁政，才能长治久安。
反观本民族历来的行事，福临产生了深刻的疑惑与不以为然。民族高压政策和军事征服手段，显然是不能得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之心的。杀戮劫掠，绝不是王者之道。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一月底，福临在大学士范文程的陪同下，到御马厂检阅马匹甲胄。面对着威武雄壮的铁马银甲，顺治帝竟说出这样一番话：
兵器固然不可不备，但戈甲虽备，也不可徒恃军威；军威虽盛，若德政不足以合天心顺民望，也不行的。
但是满洲素以军威立国，正是凭借着无敌的铁骑，才占有了中原的广阔土地。现在顺治皇帝发现不能只靠军队的威压来治理国家，可是具体的政策该如何施行呢？面对这个战乱未平的国家，他又该怎样来履行帝王之责？
在从书籍中寻找答案的同时，福临的目光，也转向了朝中的汉臣文士。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除夕之夜，福临开了清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先例，在中和殿宴请内大臣、大学士、汉尚书，还特别赐给汉大学士洪承畴、陈名夏、陈之遴，汉尚书高尔俨、胡世安、金之俊、李化熙、张凤翔等人镶貂皮朝服各一袭，称他们“皆朕倚任大臣”，瞩望他们洁己奉公，做属员的榜样。
福临还屡幸内院，和内院大学士们日夜探讨治国行政的良策。内院，即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国史院的总称，原是皇太极时期创建的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班子，集中了一批国内学识才干出众的智囊人物，如范文程、宁完我等。在皇太极集权的过程中，内院更成了皇帝与六部之间的枢纽，具备了内阁的雏形。入关后多尔衮摄政时期，全国的抗清战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朝廷根本没有精力进行政治上的建革，内三院也就得不到重视。直到福临亲政后的顺治九年、十年，内三院备受皇帝青睐，不但提高了衙门的品级，迁入了紫禁城内，而且官员的品位也升了上去：大学士与六部尚书同为一品；学士与六部侍郎同为二品，成了责、权都很重大的政府部门。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朝廷将内三院改为内阁的同时，又恢复了翰林院，升为从二品衙门，设满汉掌院学士各一人，都兼有礼部侍郎衔。翰林学士是从科举考试出来的进士中挑选，而清初的科举，几乎是汉士子的专利，因为通晓四书五经、能作八股文的满洲蒙古士人，在当时可说是凤毛麟角。这样，翰林院也就成了汉官的天下。后来，福临竟谕令在紫禁城内乾清门东侧的景运门内建造直房，诏令翰林院各官分班直宿，以备顾问。
此时的内三院，聚集了当朝的才俊。新进的汉大学士，如陈名夏、金之俊、冯铨之流，都是品格低下、无甚气节、降了李自成又降清的前明官吏。但他们都满腹诗书，文才出众，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说起历代的兴亡、政治的成败得失，头头是道，一套又一套，颇能以他们博洽典故、谙练政事的特点，向福临提供所需的咨询，所以受到顺治帝的信用；他们的才学与风度，也让皇帝颇为喜爱，时常亲近。
有一次，汉臣徐元文、叶方霭等人被皇帝召人乾清官。进入殿中，他们看到了这样一番景象：
皇帝未穿平日的袍褂靴帽，却身着汉人文士常穿的单纱暑衫和禅裙，脚曳江南吴地的草鞋，神态安然，举止风雅。
行礼之后，皇帝命他们升殿观看他的藏书。殿中书架数十，经史子集、稗宫小说、传奇时艺，无所不有；书架间又列长几，上面罗列着商彝周鼎、哥窑宣炉、印章画册，数不胜数；其间的布置与气氛，充满了书香与雅气。
顺治帝赐他们席地而坐，问起群臣贤否，时政得失。词臣们以“初进小臣，不能备知”而避开回答。但说起诗赋文章，谈话就有兴致了，聊了很久，皇上才命词臣们出宫。
这一次的会晤，给汉臣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个以铁骑征服天下的异族君王，能有这样的气质风度，何其难得！他们赞叹道：“难怪天下忘其为夷狄之君焉。”顺治皇帝与汉族文臣的距离越来越近，时时共聚趣谈，但是，他并没有一味放纵自己沉溺在诗文之乐中，而是时刻提醒自己勤于政务。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五月初五日，福临又到内院，发现官员们大多回家了，便不满地说：“内院各官下班太早了吧！”陪同的大学士范文程等赶忙奏答说：“因为今天是端午节，所以下班较早，平日不如此。”十五岁的顺治帝于是训诫说：“要想安逸，必须先习惯于勤劳，等到国家大定，安乐才能长久。如果只图眼前快活，先替自家打算而后才想国家，那纵使安乐也是暂时的！”大概他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严厉了，又谦虚了几句：“自今以往，从朕躬做起，有过就改，卿等也各宜自勉。”
顺治在内三院再三表示，他日求天下太平，切望诸大臣尽心协力，以匡扶朝廷，纠正他的不到之处。顺治十年，内三院接到这样一道圣谕：“近来言官条奏，多系细务，未见有规切朕躬者。朕一日万机，岂无未合天意、未顺人心之事？尔诸臣得无畏惮忌讳而不敢进谏者？朕虽不德，于古帝王纳言容直每怀欣慕。朕躬如有过失，尔诸臣须直谏无隐，即偶有隔闵，不妨再三开陈，庶得者改误失，力行正道，希臻至平。进言切当者，必加旌奖，言之过者，亦不谴责。内三院即传与大小诸臣，卑成悉朕意。钦此，合行传知。”
从这份档案看，年轻的顺治皇帝确实是真心实意地希望臣下给自己提出意见，而且希望不要净说些琐碎的具体事务，要直接针对自己的言行，指出有何不当之处，倘若我一时接受不了，也应该再三陈述，说对了有奖，言词过激也不会怪罪你们。
顺治帝这么说，也的确是这么做的。有一位叫朱之弼的给事中曾上疏指责顺治，说：“今日之病在六部，六部之病在尚书，尚书之病在推诿，推诿之病在皇上不择人，不久任，不责成效，不定赏罚。”这位大臣言词尖锐，把官僚衙门产生种种弊端的原因，一股脑儿全扣在了皇帝头上，矛头直指顺治，确实让人很难下台。这位青年皇帝虽然一直很要面子，却并没有对这样的批评生气，还表示确实是自己用人不当，赏罚不明。
还有一次，顺治下诏说国家没有治理好，百姓生活不安定，边疆战事不断，屡屡征兵征粮，这都是自己领导无方所造成的，并下令自即日起给他上的奏章都不许称圣。几年后，一位在工科任给事中的马屁精姚延启上疏大事赞美他的文治武功，请求恢复称圣，结果顺治不吃这套，将这位溜须小人臭骂一顿了事。
顺治苦读经史、虚心求学，努力弄清行王道施仁政的道理，自身得到了很大的进步。
有一次，顺治帝又至内院阅《通鉴》，问大学士范文程、宁完我、陈名夏等人：
“汉高祖、汉文帝、汉光武帝及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哪一个皇，帝最优？”
陈名夏抢着回答说：“唐太宗似过于诸帝。”
福临说：“不然。明太祖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详，可垂永久，历代之君都比不上他。”
顺治的眼光和见识之独特，出人意料。学识渊博的大学士们一个个年纪一大把，却无不为之惊讶、惊叹乃至惊服。
数年学习之中，皇帝立下了宏阔的志向：他要为大清创建制度，进行改革。
自幼受着“徒恃军威”影响的顺治帝，突然把德政、把合天心顺民望放在更高的位置上，令人震惊，这不但会在朝廷上下引起极大的震动，也确实表现了福临自己的观念正在转向。
他决心要走一条和父兄不同的路，使他统领下的国家和军队，不再只有杀伐之威、兵戈之盛。
2．剿抚并用
面对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面对人口百倍于满洲人的汉族被统治者和光辉灿烂的汉家文化，顺治皇帝挟着少年的锋锐，决心改革弊政、仁德治国。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面对一个如此广阔的天下，一味靠铁骑与刀枪也是实在行不通了。
在亲政之初，福临原本也继续了多尔衮实行的穷兵黩武政策，在全国各条战线上继续维持强大的军事压力。
摆在最前线的，是久经沙场的四位汉王的兵马。他们是定南王孔有德、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跟汉王们并肩作战，或者做他们后盾并在实际上负有监视他们职责的，是满洲八旗军，把最要害的战场交给真正信得过的满洲亲贵率领的军队。统领各个战场和各路兵力的奉命大将军，必定是皇室宗亲中那些能征善战的名王。
只是，当年随着努尔哈赤、皇太极在腥风血雨中征战多年的老一辈开国名将，到顺治亲政的时候已逐渐一一谢世。
顺治三年，饶余亲王阿巴泰病死，时年五十八岁；
顺治五年，德高望重的礼亲王代善病死，时年六十六岁；
同年，功勋卓著的肃亲王豪格冤死狱中，时年四十岁；
顺治六年，平定江南、智勇双全的豫亲王多铎病死，时年三十六岁；
顺治七年，专擅朝政、文韬武略的摄政王多尔衮病死，时年三十九岁；
顺治八年，消灭李自成有大功的英亲王阿济格因密谋作乱罪赐死，时年四十六岁。
顺治帝的父辈中最有威望最勇武的诸王消殒殆尽，至此只剩下了郑亲王济尔哈朗。但郑亲王是辅政叔王，不能轻易离朝，况且他年老体衰，已难以承担出征作战的任务了。
好在长期战争的磨炼，皇室中又成长起新的一代战将，都是顺治帝的堂兄弟和堂侄。他们中的许多人，如巽亲王满达海，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等，在顺治亲政之初，随同郑亲王济尔哈朗一起，合词奏请严惩有谋逆大罪的摄政王多尔衮，给少年皇帝以极大的支持。另外，还有谦郡王瓦克达，信郡王多尼，承泽亲王硕塞，安郡王岳乐、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简郡王济度、康郡王杰书等人，都有过出色的战功，都是顺治亲政初实行武力征服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年轻的一代在顺治七八年间初露头角，比起满洲亲贵中的老辈人，他们也更容易理解和支持初亲政的小皇帝。
当需要加强各个战场的军事压力或挽救危势时，皇帝就立刻派遣他们领大将军衔出马征战，以示威压。凭着本民族的尚武精神，凭着对剽悍善战、凌厉无比的八旗将士的信心，再加上这样可靠的亲贵统兵，福临曾以为打平天下、统一天下当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但是，现实很快打碎了他的盲目乐观。事实在不断地告诉福临：一味的军事压力是不够的！
亲政两年多，全国各地的战事呈胶着状，远远看不到势如破竹、大获全胜而后天下俯首的前景；而军费开支的沉重包袱，使国家财政进一步恶化，也使朝廷腾不出手来做任何政治与民生方面的大事。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对福临来说是十分难熬的一年，充满了打击与失望。
这年二月，三十二岁的巽亲王满达海之死，揭开了朝廷厄运的序幕。三月里，四十岁的端重亲王博洛和二十四岁的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在十天之内先后辞世；八月，谦郡王瓦克达又去世了，时年四十七岁；还是在这个八月，又传来一个令举朝震惊的噩耗：南明永历朝大将李定国取湖南、进广西，大败清军，攻陷广西省城桂林，镇守广西的定南王孔有德兵败无路，闭户自焚而死！
孔有德一向有虎将之称，他降清最早，在明朝降官降将中封王最早。当初他带着一支装备着最先进的火炮火铳和兵船的部队从海上来投皇太极，皇太极大喜过望，远迎十里，亲自在浑河岸设宴欢庆。因为这支在当时可称为最精锐的军事力量归属了皇太极，对明清双方实力的消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后来在大清国的兴起和进军中原、统一天下的战争中，孔有德血战数年，建立了卓越功勋，位列三顺王之首，与开关迎降的吴三桂并驾齐驱。所以，桂林失陷、定南王败死，对清朝廷、对顺治帝是一大打击！
到了这个地步，深受满洲传统影响的福临，仍然执迷不悟，又命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征讨被南明永历朝控制的湖南、贵州。为表达皇帝的厚望和全力支持，福临排出浩大的仪驾，亲自远送敬谨亲王直到南苑。
尼堪率精锐十五万、号称三十万的兵力进入湖南，衡州一战，竟全军尽没。尼堪本人阵亡，年仅四十三岁。
南方战场上这丧师失地、两蹶名王的大失败，震动了朝野，也击碎了八旗军战无不胜的神话。一时间朝中竟出现了放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南明永历朝媾和的提议。这样的挫折与羞辱更不啻为当头棒喝，促使顺治皇帝清醒，逼迫他认真地检讨朝廷政策的失误。
这一年福临十四岁，这前所未有的挫折压力巨大，使他昼夜焦虑、寝食不安，一再询问众臣：“天下怎么能够大治？又怎么会大乱的？怎样才能国祚长久？”焦灼和急切溢于言表。
数年来的攻读书史，以及汉臣的潜移默化，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周密筹划、反复磋商之后，顺治终于决定放弃多尔衮时期和顺治亲政初年的“穷兵黩武”，在军事上采取“以抚为主、剿抚并举”和“招降弭乱”的怀柔新策略。
五月十日，顺治帝敕封据守福建对抗朝廷的郑成功父子叔伯为公、侯、伯、大都督，指出过去是因多尔衮“不体朕心”，对郑氏心怀猜忌、处处防范，造成郑氏保众自全的局面，并非郑氏悖逆。这样就一笔勾销了郑成功十年抗清的罪名。在敕书中，福临不仅许可郑成功拥兵自保，还划出泉州、漳州、惠州、湖州四府为其驻兵之地，文武官员，各食俸禄如例。并保证：敕谕到达之日，满洲大军即行撤回，闽海地方保障事宜就全都委托给郑氏，请他们会同当地督抚商酌行事。
这样的招降条件不可谓不优厚了。虽然郑成功没有接受，但郑成功的部下却有不少人陆续降清，使郑氏力量大大削弱，以致渐渐难以在大陆立足。
五月十四日，顺治帝谕令兵部，对各地小股抗清武装，不能概加诛戮；应考虑他们当日多因饥寒贫困或迫于贪官污吏的压榨欺凌才沉陷为盗。所以，凡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啸聚山林、劫掠道路、曾为贼匪的，无论人数多少、罪犯大小，只要真心改悔自首投诚，前罪一概赦免，并由当地政府负责安置。谕令中，福临还要求各级政府于通衢要道遍张告示，广为宣传，务必使百姓人人知晓。
五月二十五日，顺治帝又郑重宣布，他对南明永历政权，将以文德绥怀，不欲穷兵黩武。为此，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特升洪承畴为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节制巡抚、提督、总兵以下所有官员，授以便宜行事，先斩后奏的大权。
洪承畴建议抽调的兵力分别由京师、直隶、宣大、陕西（包括固原、宁夏）、山东、河南、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各处驻军内挑选。陕西、山西、辽东、河南籍的精锐兵将，“其北直、山东、江浙腹里弱兵不得混入”。“通计边镇、内地选调将兵共一万一千有零”，将领有虾（侍卫）张大元、马豹子（即王辅臣），正黄旗下李本深、刘忠、各饶营总兵刘芳名、高弟、胡茂祯、副将王平、高谦、高万里、张鹏程、李荣、张洪德，张国勋、刘应杰、范绍祖等，“镶黄旗下替职闲官白广恩老病，不能领兵，止随臣军前为招抚榜样。”不久，清廷考虑到在广东的尚可喜、耿继茂位居王爵，不便交洪承畴节制，在同年七月二十七日由内三院传旨：“广东贼势溃散，地方渐平，且去湖南辽远，应专任两王（指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及该督抚料理。江西切近湖南，一应用官调兵事宜时有关涉，袁州、吉安一带余贼未清，应抚辑剿御，著经略辅臣洪承畴兼理，敕印即与换给。尔内院传谕该部遵行。”洪承畴在八月十四日行至山东武城县郑家口接到新颁敕谕一道、银方印一颗，即将闰六月初八日原任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敕谕、银印交使者缴回。敕谕中说：“兹以湖南江户地方底定已久，滇黔阻远，声教罕通，不逞之徒，未喻朕心，时复煽惑蠢动，渐及湖南，以致大兵屡出，百姓未获宁息。朕承天爱民，不忍穷兵黩武，困苦赤子，将以文德绥怀，归我乐宇。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假以便宜，相机抚剿，方可敉宁，遍察廷臣，惟尔克当斯任。前招抚江南，奏有成效，必能肃将朕命，绥靖南方。兹特命卿经略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敕谕中授予洪承畴相当大的权力：“巡抚、提督、总兵以下悉听节制，兵马粮饷悉听调发，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有违命者听以军法从事。一应抚剿事宜，不从中制，事后具疏报闻。……务使滇黔望风来归，官民怀德恐后，庶称朕诞敷文教至意。功成之日，优加爵赏。候地方既定善后有人，即命还朝，慰朕眷想。”
福临谕令洪承畴，归顺官员要酌量收录；投降军民要随宜安插；事机可乘就立即督兵进取，时当防守则慎固封疆。总而言之，务必尽快平定南明，使得早日国泰平安。
起用洪承畴经略南方，是顺治帝以汉制汉政策的得意之笔。从此，在南方与永历政权作战的，主要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所部及各省提督总兵所率领的地方军，满洲八旗很少上第一线参战，只在五年后向云、贵发起最后总攻时，他们才大举出动。
这样一来，民族征服的色彩大大淡化了，争斗厮杀的两个对立方，都是汉人，看上去几乎是汉人之间的内部斗争，满洲人退到了幕后，其残暴形象出现得少了，尖锐的民族矛盾得以缓和，从而在更大程度上争取人心。
顺治明了这一点，于是极力发挥前明降将的作用。有一次南明方面施反间计，假刻吴三桂告示四处张贴，示意他有复明之心，被清朝川湖总督上报。十四岁的福临竟能一眼看穿，派专人转告吴三桂说：“朕与王谊属君臣，情同父子，区区反间计岂能间离！”吴三桂自然深受感动，更加卖力地为清朝打天下。
为了表达对汉王们的优待与礼遇，顺治还拿起了政治联姻的武器。此前皇家的公主、郡主，从来只嫁给满、蒙贵族世家，现如今也下嫁到汉王家了：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太宗的皇十四女和硕建宁公主嫁给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肃亲王豪格之女赐和硕公主号，下嫁靖南王耿继茂长子耿精忠；次年，固山贝子苏布图之女赐号固山公主，下嫁耿继茂次子耿昭忠；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封承泽亲王硕塞之女为和硕公主，下嫁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隆。
定南王孔有德战死之后，他的女儿被皇太后接人宫中，亲加教养，待以公主之礼。
朝廷用这样的礼遇，换来了汉王汉将的效忠，逐一平定了各地的战乱。
福临的新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顺治十年以后，北方地区的抗清斗争渐趋消沉，南方的两大抗清力量也在逐渐地衰落。福临亲政时的极敝之势，已渐渐缓和并初步改善了。
到了顺治十六年，清朝灭掉南明，完成了统一大业。这个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再传到福临的三代人的心愿，在福临手中实现了。
自从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福临授命洪承畴经略南方以来，整整四年多，洪承畴基本上是围而不攻。朝中亲贵大臣对此猜忌百出，不是攻击洪承畴老师糜饷，不堪重用，就是猜度他念明朝旧情，不肯进军，甚至刻毒地密奏他私通南明，纷纷要求将洪承畴革职罢免。
洪承畴为此也是自危不安，多次上奏自陈：“年已六十有四，须发全白，牙齿已空；右目内障，久不能视，只一左目昼夜兼用，精血已枯。”而且任职三载有余，“一筹莫展，寸土未恢；大兵久露于外，休息无期；民人供亿于内，疲困莫支”等等，请求皇上予以罢斥处分。
福临却力排众议，始终重用洪承畴。在朝廷上下非议洪承畴最起劲的时候，福临却说：“大学士洪承畴受命经略已经三年，所统各官眠霜冒雨，不得休息，理应颁赏嘉奖。”拨发了大量甲胄、鞍马、弓矢、衣服等物品颁赐给洪承畴及所属提督以下、千总把总以上官员。当洪承畴迫于朝中攻讦的压力，自陈老病无功，请求罢免的时候，福临不但不准，而且明谕留任，还给洪承畴加太傅，兼太子太师等朝廷的最高荣誉头衔。
在顺治帝始终如一的大力支持下，洪承畴得以实现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军事策略和“遍晓皇仁，广行招抚”的政治手段，促使南明永历朝廷内部发生变化，不战自乱。从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起，南明的文官武将陆续降清，越来越多，南方局势也逐渐向有利于清朝的方向发展。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南明内部公开分裂，号称秦王的主要军事领袖孙可望，在十一月二十八日赴长沙，抵湘乡，投降了洪承畴。
这样一来，清王朝进取云贵就有了最好的向导。
消息传到朝中，顺治帝大喜过望，立即在十二月初六日发下敕谕，特封孙可望为义王，并不失时机地马上在十五日部署进兵云贵。半个月后，即顺治十五年的正月初九日，福临命多罗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多罗平郡王罗可铎、多罗贝勒尚善、杜兰等大将率领八旗大军远征，并命驻兵四川的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驻兵广西的赵布泰为征南将军、驻兵湖广的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分三路进取云贵。
顺治十五年十月，安远靖寇大将军多尼就与洪承畴、吴三桂、赵布泰等会师于贵州的平越，跟着就进军云南。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的正月初三日，也即受命出征的整整一年后，清军攻进云南昆明，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出奔缅甸。
这个于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以后坚持了十三年的小朝廷，在境外又延续了两年后，终于被赶下了历史舞台。
胜利使福临欢欣鼓舞，但是，南明的灭亡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更难的任务还在后面。
3．仁德之政
顺治皇帝决定以仁德为政，按照儒家的治国思想来维护和巩固大清的统治。他的策略一项项实施了，比如鼓励农耕，奖励开荒，重用人才，整顿吏治，逐步缓和民族矛盾，并且渐渐显现出它们的效果。
中国历来是农业经济，以农为本。而满洲人不事生产，以劫掠为业，对农业毫不重视。顺治改变了这一点，一再宣示鼓励农耕。
圈地对中原农业破坏极大，在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福临下谕旨“永不许圈占民间土地房屋”，由圈地引起的投充，在严厉惩处借投充强占土地财产的罪犯之后，也渐渐平息下来。
他接受了范文程提出的设立兴屯道厅、推行屯田垦荒的建议，开始了清政府建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屯田垦荒，后来又以官府贷给耕牛、种子以及三年不征、五年不征等优厚条件，奖励全国各地招民垦荒。顺治帝的这一措施，收到了预期效果，大战乱之后濒于绝境的农业生产，因此而渐渐复苏，流亡纷纷回归，户口日益繁盛，国家财政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在经济实力上很快超过了南明永历政权。
政策是要官员来实施的，顺治大力整顿了吏治，吏部尚书谭泰、江宁巡抚土国宝、大学士陈名夏、顺天巡按顾仁等都因贪贿被诛杀。顺治帝甚至面谕刑部说：“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一向法度太轻，革职问罪之后，还能享用赃资，以致贪风不息。今后大小官员，凡受赃银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一概籍其家产入官！着为定例！”国家制定了对朝廷官员贪污的非常严厉的惩治制度，凡贪污十两银以上者，革职拿问下狱，直至流放杀头。顺治帝派出权力很大的监察御史巡视各地，对地方的高层官员如总督、巡抚、总兵等人的不法及害民行为随时纠举。监察御史出巡前顺治亲自召见，并严格规定：一经点差，他们就不许见客、不许收书信、不许沿途州府县司等官送迎，违禁者给以重惩。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福临采纳汉官魏象枢的建议，实行大计天下，即对全国地方官进行甄别考核，并规定以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形成制度。每次大计，都有详细的考核内容和奖惩办法。这一年经过大计，全国大小官员被革职、降调、退休的有九百六十九人之多。
在大计天下的同时，又对中央政府各个部门进行同样的甄别考核，名为京察。第二年正月起，再对地方最高官员即总督巡抚们严加考评，结果在全国十四名总督巡抚中，有六名分别受到降级、解任和革职的处分。
福临崇拜立法周详的明太祖朱元璋，在自己治国的实践中，大加效仿，建立制度。大计、京察，就是他为整顿吏治所立的法，经过法治的清洗和淘汰，提高了各级衙门的行政效率，推动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在权力集中、政令统一方面明显地优于南明永历政权，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动。
辅佐福临完成这次观念转变并进行政治经济建设的辅佐者，主要是汉大臣。他们娴熟政务，饱有才学，把汉族的统治之术一一引导给顺治皇帝。
福临重用的汉大臣，首推范文程这位身历太祖、太宗和顺治三朝的大学士。
范文程，字宪斗，是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后代，明朝初年自江西迁居沈阳。他的曾祖父曾任嘉靖朝兵部尚书，宦海沉浮数十年，颇有政声；却受权臣严嵩陷害，革职削籍，郁郁而终。范文程自幼好读书，颖敏沉毅。家庭的遭遇，使他比同时代的许多人更早地预见到大明气数已尽。当年努尔哈赤攻占沈阳后，因敬他是名臣之后，在大量屠戮汉人之际，免他一死，还邀他参与政事。他也就半推半就，成为大金国最早的汉人文臣。皇太极继位后，范文程大得宠信，是朝廷最重要的谋臣，凡军国大事，皇太极无不向他咨询。当李自成攻进北京、推翻明朝时，范文程又以明睿的政治眼光，看到了千古难逢的机遇，向摄政王多尔衮进言大军入关、逐鹿中原、夺取天下。大清定鼎燕京之初，范文程为稳定局势、收揽人心、缓和民族矛盾做了很大努力。一旦多尔衮专擅朝政，变得势焰熏天，范文程又明智地后退，与这位摄政王保持相当的距离。
顺治帝亲政，范文程才又一次焕发了他的政治光彩。少年皇帝倚之如肱股，言听计从；授议政大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又进太傅兼太子太师，礼遇极厚。顺治帝曾亲自调制药饵赐给生病的范文程；还特遣画工到范文程府第为他画像，并将画像收藏在宫内，为的“见画如见人”，能日日晤面；恩赐给范文程的御用衣物食品，更是多不胜数。最令范文程感泣不尽的是，顺治帝竞考虑到他的形貌颀伟，下令为他特制衣冠，以求合身称体。老臣与少主之间的感情，已超越了一般的知遇之恩了。
在范文程的建议之下，内阁、翰林院、宗人府等政府机构的相继建立和充实，随着各种官制、法律、条令的颁布实施，整个国家机构基本得到完善，巨大的统治机器运转正常，效率也在不断提高。
福临懂得了儒家的文教治天下的奥秘，在范文程等人的影响下，他学会了尽量利用汉民族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去不断完善他的统治。他和历史上的汉族统治者一样，把四书五经奉为最高教义，把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大力提倡德治仁政和教化，反对苛政和嗜杀；提倡已成为汉民族传统习俗和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特别提倡忠君，极力推崇孝道，还把这些观念推广延展到满蒙社会，以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
和他的父亲皇太极、叔父多尔衮比较，福临的汉化政策又进了一大步。皇太极和多尔衮的汉化还只停留在模仿明朝的政治制度、录用明朝降官的阶段，而福临的汉化已经深入到思想文化、习俗风尚这一领域，不仅缓和了清初尖锐的民族矛盾，而且由思想统一推动和加强了政治统一，对清韧迅速出现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起了重大的作用。
为了提高汉官在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和地位，福临又突破了许多祖制旧规：
同级的满汉官相见，汉官必须长跪，满官不叫起不得起；顺治帝命改为见面时汉官一跪见礼即起。
改变了汉官不得掌印的祖制，下令说：“以后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着掌印，不必分别满汉。”
改变了同级满臣高于汉臣、武臣高于文臣的薪俸制度，在顺治十三四年（公元1656年至1657年）间，实现了文武俸禄不论满汉，一例照品级支给的新制度。
改变了同官满臣高于汉臣的品级制度，如原来同是六部尚书，满官为一品，汉官为二品。顺治十五年满汉官员品级划一，例如六部满汉尚书俱为正二品。
在提高汉臣地位的同时，顺治皇帝还大力推行科举。有名的丁酉科场案，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一件大事。科举制度原本是使“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的统治者的妙招。清朝一入关，就连年开科取士，以迎合汉士子，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为了显示清正廉明，为了拔取真正的人才，对科举考试过程中人人痛恨的贪赃枉法、作弊贿买施行严刑峻法，是顺治帝的必然选择，也是他肃贪的一贯作风。诚然，丁酉科场之狱，主考官、房考官及考中的士子，许多人因此被杀、被遣戍流放，处罚太重，常常被当做民族压迫的一个例证；但此事发难者是汉人，受祸者也是汉人，清朝用严刑峻法处理了此案，竟能使大多数未能考中和年年被摈的士人感到出气、感到痛快，并使后来的科举受到震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比较清正、较少弊端，又是顺治帝乃至大清朝的一得了。
福临仰慕朱元璋立法周详可传永久，亲政七年、积累了相当统治经验之后，他组织了一批大学士校订《大清律》，这是福临立法治国的一件大事。《大清律》一直沿用到清末，虽然在后来的两百多年间，有所增减，但它的基础和基本构架是福临建设的。
由于福临推崇儒家学说、提倡文教治天下，全盘继承汉民族的精神文化，一方面，使明朝的降官和士子们可以在儒家忠君的旗帜下，卸却民族大义的道德负担，心安理得地效命于新朝；另一方面，国力的增强、严厉处置丁酉科场案，也大大地消解了汉族士人对异族统治者的敌意，一些闭门不出或隐匿山林的高人名士，此时纷纷重登仕途、再进科场，出现了“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齐夷下首阳”的奇观。
由于政策对头，保证了基本安定平稳的社会环境，惩贪、垦荒、轻徭薄赋等项措施，逐渐恢复了社会生产力，全国人丁户口由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的1000万增加到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的1900万；田地也由290万顷增加到514万顷，差不多都增长了一倍。国库充实、物价稳定，许多地方都出现一派丰昌景象。
但是，就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发生好转的同时，顺治与满洲亲贵们的矛盾却越来越激烈了。他于汉族文化的逐渐深入，拉远了他与本族传统的距离，他的改革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甚至感情上，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使得顺治越来越多地陷入两难境地，无法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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