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探索双星道路

    一、“李锦是来潜水的”

    1992年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元年，改革卸下计划经济枷锁，翩然前行。

    在这历史性的转折年，我的双星调查与报道，成为市场经济初期的开路先锋。

    1992年春天，87岁的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个“南方谈话”，不但在政治上造成空前震动，也在经济上形成强大号召力。谈话指出，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上述宣言，自然对僵硬保守思潮是强烈反击。

    随着“南方谈话”的传达，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之共声。

    走在市场经济前面的双星集团掌门人汪海。他说：别人是来“游泳”的，而他是“潜水”的，能沉到水底。会散了，记者们潮涌一般地散了，只有李锦老弟一个人在双星住了下来。

    然而，对于要不要走市场经济仍在争论，市场经济道路该如何走，当时并无先例。当绝大多数人还在围绕“姓资”“姓社”的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我来到了青岛双星集团蹲点，在双星集团一下子住了42天，寻找破解这个难题的思路。

    1992年春天，青岛双星集团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企业管理经验。双星集团是一家以闯市场闻名一时的企业，它摒弃计划经济下企业只管生产、不顾销售、不问市场的旧观念，确立了“市场是企业的最高领导”的指导思想。1984年就以企业名义召开新闻发布会和新产品订货会，开始全面进入市场。在双星集团发展史上，总裁汪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志愿军出身的他个性张扬果断，曾亲自背着鞋四处推销。在他的运营下，双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旅游鞋制造商。

    新闻发布会当天，来了60多家新闻单位。那时，尽管“南方谈话”已经发表三个多月，但还没有人站出来说，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真正全党范围内的市场经济争论，还是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后才兴起的。当时改革开放仍在姓“社”还是姓“资”之间徘徊，报纸上还没有出现像双星这种闯市场的典型，理论界也只是出现一些探讨性质的文章。

    李宁的文章中记录下了双星集团董事长汪海说的情景：

    李锦是能为企业出大思路、拿大调查的人，他把双星作为调研基地，来了很多次。1988年优化劳动组合时便来采访，1992年“破三铁”时，他的双星报道在《经济日报》头版连载了6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92年春天的新闻发布会，来了60多家新闻单位。别人多是来“游泳”的，而他是“潜水”的，能沉到水底。会散了，记者们潮涌一般地散了，只有李锦老弟一个人在双星住了下来。

    我此时担任采访室主任已有五年时间，当时分社社长是蔡名照，新华社最年轻的分社社长，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新华社调查研究之风盛行时出名记者中算是最年轻的，一到任便从调查研究入手抓队伍建设。他鼓励我拿出打得响的东西，还特意嘱咐副社长杨凤山发挥我的作用。辞行时，蔡名照对我说：“你没有完成发稿任务的问题，有事便让杨凤山通知你，没有事便不要回来，蹲到基层调研去吧，现在正是国家需要拿出新思路之时，也是你写大文章的时候。有事组织上自然会考虑你的，你放心。”蔡名照这个人，头脑异常清晰，眼界高，关心和爱护人才，注重发挥干部长处，其爱才之心，令我一直感念不已。

    我去的时候带着《剩余价值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模式研究》等20多本书，还把l987年以来从报刊上剪下的400多篇关于经济体制论争的文章装贴起来，装了整整一箱子。汪海十分爽快，他对我说，双星就是你的研究对象，不管好的坏的，你都可以写。只要能给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建议，怎么样解剖都行。双星人的热情给我创造了良好的调研条件，一住就是42天。

    胡英暖在《发生在中央决定的70天前——记探索市场经济之路的记者李锦》一文记录了我在双星调查研究的情景：

    春天，李锦带着一箱子书和材料，来到了双星。不要人陪同，自己在车间找人谈话。他白天搞调查，晚上整理完材料再看书，每天的睡眠也就四五个小时。

    他多次参加双星的工作会议，也讲，也听，也记。一个女工提拔了，李锦四次到车间采访她，又跑很远到她的家中和她的婆婆交谈，人家说得落泪，他也跟着落泪。还有一个女工因写错一个字造成责任事故，李锦与她交谈了很久，分别找六七个人谈话，为这事用了整整一个上午。他需要的是生动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见多识广的双星人感到惊讶，一个新华社的大记者为一个小小的细节不厌其烦。在中国，当一个有饭吃的记者不难，但当一个有追求的记者却不易。如今找几份现成的材料带回去编稿的记者已经不算稀罕了，像李锦这样下大功夫做调查研究的反倒少见了。双星的总经理汪海在大会上号召双星人学习李锦忘我工作争创一流的精神。

    我一向认为，调查与理论研究都必须做到扎得下身子，沉得住气。沉到水底，摸清底细，才可能抓到鲜活的“大鱼”。在发表于《中国记者》的一篇文章里我曾写道：“出水要看两腿泥。深入群众抓第一手材料的能力，不仅影响我们研究成果与现实的距离，决定对实际工作的影响力，还将决定记者及时发现与提出问题的能力。”记者只有接地气，才有勇气，才有灵气。

    对于双星集团的调查研究，我正是采用的这种“笨功夫”的实践。从双星集团闯市场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种自发地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实践。然而当时对于双星集团所走的这条道路，更多的人是从市场营销的角度去理解，认识偏于狭隘。如何从更大的历史背景去认识双星集团的实践，成为我思考的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人民日报》记者杨振武也留在双星进行调查，那时几十家新闻单位的记者都已散去，杨振武在双星又住了一周时间，深入思索，反复琢磨，用心之深也是我在朝夕相处时亲眼看到的。当时，我们俩每天一起吃饭，饭后一起在海边散步一个小时。那时海边是一片荒滩，我们走到填海大坝的尽头再走回来，纵谈中国企业发展形势，交换在双星调查的看法。杨振武对我的蹲点调研深为感叹，并请我写出稿件后先给《人民日报》发一份。后来他收到我的稿件便将其发表在头版，看出两大新闻单位的记者之间同行相惜的情感。

    二、总结出市场经济的模型

    事实上，市场经济在中国民间早已暗流涌动，并非始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早在1982年，我调查的山东省商河县白集农民卖羊肉的事例，就发现了商品经济的萌芽。胡耀邦总书记还作出批示认为“这是一个极生动、极有说服力的例子。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胡耀邦的这番话，尽管没有明确指出“许多问题”为何物，但极有可能已经意识到市场经济之萌动。

    80年代中后期，我国曾掀起关于市场经济的论争。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出现了“商品经济”的提法，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然而1985年物价飞涨，通胀明显，中国经济“一放就乱”的老毛病重现。“商品经济”的提法，只能是改革岔道口前的折中选择。“企业主体改革派”的代表厉以宁与“整体协调改革派”的代表吴敬琏意见纷呈。1988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一文，党报上第一次正式出现“市场经济”这一名词，但也只是学术性质的探讨。第二年消费低迷，企业大面积倒闭，改革路线之争再次跃上前台，“计划派”向商品经济发难。整个80年代后期都在计划与市场的博弈中度过。这些关于经济体制争论的文章，我都一篇篇剪下来，装订成册。我因为了解了市场经济兴起的历史曲折，后来才能更好地从现实中归纳出问题。有些人怀疑你怎么能敢于肯定这些新东西，口气太肯定了。其实我自己哪有这么多先见之明，很多是报纸上已经提出来过，我只不过是心里装这么多东西，平时好剪报而已，关键时刻用上了。

    这次到双星，我还带了一本名为《生物全息学》的书，尝试着把双星集团作为经济改革的全息胚来分析，以回答当时争论很激烈的国企理论问题。

    “生物全息胚学说”由山东大学张颖清教授创立。这一理论告诉人们，一切动植物都是由全息胚组成的；全息胚都是整体发育的缩影，包含着生物整体的全部信息。

    我将这一生物理论运用到典型的调查与研究当中，提出了“新闻全息胚论”。我觉得，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生物体，双星集团就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全息胚，研究好了双星集团，就能为市场经济的道路开辟提供一个好的思路。把“双星”作为整个中国企业改革的胚胞进行研究，从中找出属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因素，然后推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内容与框架。在中央没有肯定市场经济、上级没有提出、报刊也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参考的情况下，我决心靠自己的调查研究完成这个课题，并系统地总结出典型经验，把双星集团作为第一个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模型推出来，以事实来回答当时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

    青岛双星集团开辟市场，到沂蒙山区的沂源县金星乡办企业，成批的山里妹子成为新一代双星职工。

    调研过程中，我探索性地总结出双星集团“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三个阶段”、“建立产品销售等五大市场体系”、“以竞争激励机制为核心的五大机制”和“全面换脑筋的二十项内容”等市场经济特征。双星集团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以全员、全面、全过程的三方面转变为标志的。所谓“全员”，即“全员走向市场，人人参与竞争”，双星集团动员所有员工一切向市场看齐，一切围着市场转；全员走向市场，也加速了双星集团“原材料市场”、“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全面建设；而所谓“全过程”，就是从产品的生产、营销到售后服务等所有的企业工作都以市场为导向。

    上述围绕市场而展开的工作，还要依赖一定的经营机制。所谓经营机制，是决定企业经营行为的各种内在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总称，主要指企业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活动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我在调查研究及学习理论著作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双星集团“以竞争激励机制为核心的五大机制”：

    双星集团是从五个方面创新，终而形成了新的经营机制的体系框架。

    经营机制的创新。他们通过兼并联合，走上集团化经营之路，根据市场需求优化要素配置。特别是销售机制由单向封闭的“计划—开发—生产—销售”机制转换为以市场为龙头，带动了向市场的全面转轨变型。

    管理机制的创新。双星集团根据市场经济需要与企业特点，对企业内部配套改革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炼，最终形成“双星九九管理模式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哲学理论”，其基本特征是“借鉴国外的，继承传统的，创造自已的”。

    领导机制的形成与创新。双星集团有一个以全国优秀企业家汪海为核心的决策层。他们这里从来没有过“中心”、“核心”的争论，都以市场为中心，形成万众一心奔市场的局面。

    竞争激励机制的形成。以破除干部“铁交椅”为突破口的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多能少的制度改革，使双星集团及时解决经营机制的核心问题，为其他机制的创新准备了条件。

    约束机制的形成。为了在市场经济中做到趋利避害，双星集团注意发挥部门预防风险的功能，在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长期见效与短期见效的关系问题上，形成自我约束的能力。

    上述内容是我在双星集团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其后20年间中国企业研究一直讲经营机制转换，实质上与我在1992年提出的框架是基本吻合的。

    在这组调查稿收尾时，特意加上一句当时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的话，“双星道路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社会主义大有前途”。这个主题有归纳提升的作用。俞正声对调查做了较长批示。

    7月25日，在双星调研一个多月后，我返回济南探家。刚刚回去，青岛支社社长张荣大就打来电话，说化工部部长顾秀莲从新华社请来王文杰、杨理科等工业报道名记去双星考察，短短几天内便写出了一组调查。

    斜刺里杀出这样一支实力强悍的队伍，我有些措手不及。因为最后发稿都要走新华社内参这一绿色通道，这一行人来自北京，显然处于强势。当时对于市场经济，全国上下仍在争论不休，我原本还想调查一段时间，但“强者”出现，打乱了我的计划。担心自己一段时间来的研究成果会付之东流，我被迫转变策略，抓紧赶制自己的市场经济模型。

    时值夏天，济南天气异常炎热，气温高达39度，坐着不动也会燥热难耐、大汗淋漓。7月26日这天夜里，我一口气写出了《市场经济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的长篇访谈录。接下来的两三天里，依旧夜以继日地写作，连吃饭也顾不得，也没有胃口吃。爱人端来西瓜，我看也不看就往嘴里递，常把牙签吃到嘴里。为了抢时间，急得嘴唇上长满了泡，在高强度的写作状态下，我陆续写出了三万多字的调查报告、通讯特写与访谈录。

    三、比十四大提前七十天

    稿件完成时已是7月29日。

    这时我才想起自己已经三天三夜未合眼，但此时正处于极度亢奋中，毫无睡意。我找到分社副社长杨凤山，说自己要马上到北京去。社长特批让办公室新来的小姑娘党慧给我打字。直到1992年，新华社仍然是记者稿件自己抄写，然后用传真机发到北京，通常只有单位文件或社长写的材料才由打字员打字。

    当晚，我便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到了北京，直奔二编室，找到主任张述忱。张述忱看了一下标题，便说，正需要，马上发。

    7月31日晚上，发生了一点小摩擦。那天值班编辑在编发我的稿件时，将其中的“市场经济”一词一律改为了“市场竞争”。我认为市场经济是体制，市场竞争是经营现象，这一改便把层次降低了，于是跟编辑争执起来。我认为中国下一步肯定是市场经济体制。编辑反问，这是谁定的？市场竞争便是市场经济。我着急起来，说市场经济是个大概念，市场竞争是个小概念，二者怎能互换呢？然而无论我怎样解释，这位编辑丝毫不为所动。

    一般情况下，记者必须对编辑高度尊重，不能过度坚持自己观点。可是市场经济与市场竞争确实不是一回事。无奈之下，我当晚硬着头皮找到了张述忱家中。张述忱是新华社内参部门负责人，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业务干部，认识问题深刻而敏锐，稳健而厚重。对我的调研从来都是“高看一眼”。每次见面，我汇报不超过10分钟，他便拍板怎样上版面的问题，常常被安排在当天头条。

    盛夏天热，人们纷纷在家乘凉，没有串门的，更没有因为工作找到家里的。我敲开门，连声向张述忱道歉。看到我一头是汗，张述忱没有责怪。听完我的陈述，张述忱马上拿起电话给值班编辑打了个电话，这才将标题中“市场经济”一词保留下来。

    我敢于以“市场经济体制”立意，在于当时自己的政治判断。江泽民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毕业班上的讲话指出，要加快改革步伐，把增长目标提高到每年9%至10%（当时五年计划的官方目标仍是全国人大会议上所说的6%）。江泽民说，要大胆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进而把这些想法概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这一说法是取代“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天以后，邓小平表态：“其实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开始在内部传阅，如果反响好的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作为十四大报告的主题。不出意外，果然反响巨大。

    就在江泽民“6·9”讲话在社会上层引起关注之时，我的调研文章发表了。

    1992年7月31日、8月1日，新华社4期内部报道分别以《背水决战，八年杀出一条生路》、《一切围绕市场转》、《重要的是形成新的机制》、《创新管理是一场革命》为题，系统地介绍了青岛双星集团公司开拓市场经济道路的经验。

    我的新闻生涯中最有特色的便是调查报告。通过典型的调研与经营过程，展示出新华社内参记者作为政府智囊的形象。新华社内参多是2200字以下的消息，而我的调研报告多是上下篇或几篇组成一个专题，是新华社当时少有的常发成组调查的记者。这是因为我的报道总是与中国的一号主题相关，多了便得到编辑部的信任与倚重。

    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此时正在大连休假，辽宁省委书记岳岐峰、《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前去看望。万里说，你们看看新华社的双星调查吧。万里认为，双星经验的总结是以第一手材料为依据，说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是市场经济中一个好的典型，应好好宣传，使人们增强信心。

    范敬宜听后，立即赶赴济南，在南郊宾馆里听了我的汇报。范敬宜是范仲淹的二十八世孙，早期为《辽宁日报》记者，后来被打成右派。农村改革初期，因写作《莫把开头当过头》一文引起轰动。我们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早已经认识。听完汇报后，范敬宜说：“双星是市场经济中最成熟的典型，也是最成功的报道。”《经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调查报告，并连载六天。之后，范敬宜又亲自编发了我的长篇通讯《汪海与双星事业》，在头版头条予以采用。首都新闻界在头条一般不采用新华社地方新闻的通稿，范敬宜的破例处理可见其胸襟与气度。从此，我与范敬宜多次联系，结下深厚友谊。范总去世后，我曾写出四篇文章悼念他，都在博客上发表了。

    与此同时，国内诸多新闻媒体也纷纷刊载我的调查报告，如《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共计33家，136篇（次）。《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我的《双星在市场竞争中腾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9天在中午12点的黄金时间分播我的调查。中央电视台以我的调查为脚本，拍摄了6条专题片。连香港《大公报》都以大半个版面来刊登我的双星报道文章。

    杨尚昆、李瑞环、朱镕基、姜春云等中央领导以及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等领导相继肯定了报道。朱镕基说，我看到内参上介绍双星经验，有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也认为，现在关键是大中型企业转换经营机制问题，怎样发挥好各种生产要素作用，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企业效益，“双星”经验值得推广。化工部部长顾秀莲把我请到自己家中，听取汇报并一再表示感谢。范敬宜甚至说，“搞调查研究，我们报社有个李锦就好了。”

    一时间，“双星”似乎照遍中国。学习双星的活动也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据山东分社采编室《“双星”道路典型调查在各界引起的强烈反响》一文记载：

    辽宁省省长岳岐峰在看到内参后，带人专程来双星考察。他说，双星经验是令人佩服的，看现场后更觉得名不虚传。中国北方的企业都能做到双星这样就大有希望了。他认为辽宁学山东，首先要学双星走市场经济道路的经验。回到辽宁后，他数次在大会上介绍双星的经验。辽宁省各地先后有300多个企业来双星参观，不少单位还组织“学双星，找差距”的活动。

    双星集团各部门仅向外界发放关于市场经济的经验材料就达数万份。专程来双星参观学习的也络绎不绝，开始是化工系统业务部门来得多，现在已发展到由省长、市长和体改委主任带队，企业领导班子一起来。双星集团总经理汪海成了闯市场的英雄，受到很多人的尊崇。在全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汪海的发言被一次又一次热烈掌声所打断。双星的产品也更加紧俏。尽管各分厂加快生产仍供不应求，春节前在济南和青岛市场买上一双双星高档旅游鞋也变得不是件容易的事。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四大召开。会议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山东分社的双星报道，先于十四大70天，提出了第一个国有大型企业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模型，在全国新闻界第一个总结和推出市场经济典型的系统经验，同时用实践提出与回答了重大理论问题，为推动与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鲁采的《显示出调查功夫与研究水平》一文便认为：“这组调查引起反响的主要原因是思想的超前性，较早提出市场经济的体制问题。当理论界仍然为姓‘社’姓‘资’问题争论不休时，而我们却已以第一手材料回答应该和必须‘下海’，这是中国社会主义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胜之路。理论界据此认为，新闻界为确立市场经济立了功。这充分显示出新闻‘用事实说话’的力量的探索性意义。”

    四、调研者的“三重境界”

    1994年，我的双星集团调查报告——《开拓市场经济的双星之路》，获第8届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山东理论界的最高奖，也是山东省首次把理论界最高奖授予非专业研究人员。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赵锦良在全省理论界会议上，特地表扬我只身住在基层几十天进行蹲点的经历，并号召全省理论工作者学习这种深入改革一线的踏实作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论创新道路。

    一个奔波在报道一线的记者获得专业性理论大奖，在别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引起议论。获奖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始终不满足于新闻事实的纯粹报道，总是志于探寻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规律。90年代，我提出新闻记者的“三重境界”说，表明这时我对记者有了新的眼界与诉求。

    中国古代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说法。受这种说法的启发，我在1994年完成“双星道路”、“兴福现象”调查后提出了新闻记者的“三重境界”说。我认为当记者有三个层次：刚参加工作时以捕捉与报道新闻信息为主；后来对报道事实力求入其里、求其质，以寻找角度提出观点为要；再后来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探求上，意在报道重要的新思想。当然，这三重境界常常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

    新闻报道的目标，在于以新闻渠道传播理论观点，以理论思维提高新闻报道水平，走一条“发现思想，引领社会”的道路。

    我还有一个典型调查报道的“五个一”工程理论，也是在双星调查后形成的。即一个典型要有一组探讨发展思路的调查报告、一篇推出人物的通讯、一篇阐释观点的人物访谈、一组表现现场的新闻照片、一篇开拓深度的理论文章。调查报道搭建了骨骼和框架，通讯特写勾勒了血脉与肌肉，人物访谈点击神经敏感部位，新闻照片活跃了眼睛等五官，理论文章亮出了头脑灵魂，这样几个东西都出来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便跳出来了。这一理论意在表达对一个典型要充分地开发，调研成果要从广度和深度上去挖掘，有个系统的思维。

    一个优秀记者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我认为，应该是“比别人更早地发现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主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众不同，恰恰是真知灼见，在最恰当的时候传播出去，影响社会、推动历史进步。”这是我在1994年提出的新闻人才的六条标准。这六条要素中，“比别人更早，问题最重要，报道最及时，社会影响最大”是根本性的，也是我个人奋斗目标的定位。

    80年代初，我曾在新华社提出“新闻信息网”、“三级朋友网”、“第一个浪头新闻”、“上得天光，下接地气，以总书记的眼光、农民的心来思考”等一系列理论看法。90年代前期，我开始了第二次理论总结。新闻全息胚论、新闻记者的“三重境界”说、“五个一”工程、人才的六条标准论，这些不是教科书上得来的知识，而是在改革与新闻实践中提炼出的人生精华。

    很多记者到了36岁便觉得走上顶峰，便无路可走了，发生转型现象，转行当官去了。其实这是个瓶颈阶段。我是从30岁后有一次总结，到了40岁后，确立了一些更高远的标准，只有到了这时候，也才能够提得出来。到了成熟期，再总结一次。我经历了30岁、40岁、55岁三次大的总结，每次确立新的目标，寻找到新的动力，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第二节发现“兴福现象”

    一、被跟踪的神秘人

    20世纪90年代是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解放了体制问题，便轮到所有制了。从1992年起，长期在政策反复间动荡的中国经济经过数年调整，逐渐驶上高速、健康、稳定的“黄金车道”。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一个核心问题——所有制问题，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难题。

    在中国，“私有”或“私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名词，私营经济也经历了由死到生的过程。1989年至1992年，私有制经济出现较大的回落和滑坡，私营企业大量歇业。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使私有制经济再度兴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那年秋天召开的十四大也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然而“补充”一词仍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私有制合法问题，仍然是困扰中国经济前行的核心问题。

    1993年，山东滨州市社联《渤海论坛》的编辑吴昀国来济南向我提供了一个新闻线索，说滨州地区的博兴县兴福镇出现了100个百万元户，报纸上还没有报道过。当时所有制问题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这些百万富翁都是个人创业，当地干部称这里是“白区”，“白区”是战争年代人们对国民党统治区的称谓。县里胆小的干部都不敢去那里，怕将来解释不清。一个小镇出了100个百万元户，在山东乃至中国北方都是个奇迹。

    这一年年底，天气正寒冷，吴昀国领着我到兴福镇转了两天。我觉得，市场经济在相当程度上是能人经济，一个小镇出这么多能人，里面肯定大有文章可做。我决定再冒一次险。

    1994年春天，我由济南直奔兴福镇。我是带着两个大问题到兴福镇来的，一个是欠发达地区如何发展市场经济；一个是所有制改革问题，到底该不该承认私营经济。

    来到兴福镇的当晚，我住到了公路边的一家小旅馆，那是一间略显阴暗的简陋小屋，除去一张木架竹子床和一把椅子以外没有任何摆设，每个床位只要20元。在那里，我断断续续地住了48天，最长一次住了28天。这28天里，没有回济南，也没有到县城去过，一直在镇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先画了一张地图，标明每个村庄的具体位置，找准“白区”的中心位置，看哪里出“土匪”多。我找来一辆自行车，一个村一个村地逛。逛了没几天，就觉察到有人跟踪。原来我的出现引起了镇上的注意，镇领导特地派来农民通讯员王际灵来探查情况。后来镇委书记张英锋想要陪同我一起采访，我推辞道：“你一陪，我就不自由了，何况我要住几个月，你陪得起吗？”张书记被唬住了，但是他要求小王每天晚上向他汇报一次，以便了解我的行踪。

    张书记提出要给我派一辆调研车，我说：“如果坐着小车进村，便听不到真话了。”就这样，我骑着自行车转遍了兴福镇的每个村和每个企业，走访了300多家农户，光采访本就用了10多个。见到老人就喊大爷大娘，棉花怎么管理、小孩是否孝顺、亲家间能否合得来……在洪福园采访，我像村里人一样卷着煎饼大葱啃，大娘说，你可像俺庄户人哩。兴三村60多岁的农民吉德昌与老伴拌嘴生了气，还从家里拿着花生米来找我唠嗑消气，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

    陪同采访的通讯员王际灵，后来成了我的学生，他很聪明，学习很用心，耳闻目睹我的调查研究过程，进步很快，成了县委专职新闻干事。在《兴福作证——李锦是怎样开辟民营经济调研基地的》中他记载了我在兴福镇调研的情形：

    李锦老师每天早上7点出门，下午6点回宾馆整理采访笔记，晚饭后步行到附近农户家中走访，晚上10点回家。一天工作15个小时，我觉得非常累，通常一觉就睡到天亮。而李老师头脑里装满问题，像不知道累似的。在兴福镇第4天晚上，小旅馆的老板忽然找我，说这位客人不自觉，每晚灯总亮大半夜。我婉转地将宾馆老板的意见转告了李锦老师，得知他每天晚上看《马列选集》和《资本论》，写东西都写到凌晨两点以后。旅馆老板很感动，说为公家的事这么卖命，真少见。

    1994年初夏的一天晚上，风雨大作，电闪雷鸣。李锦老师突然接到女儿的电话。李老师爱人出差了，正上小学的女儿，就一个人在家，自己做饭吃。济南正下暴雨，家中窗户被狂风吹开后，女儿不敢关窗户，还说煤气罐漏气，屋里有煤气味，不敢点火做饭。他赶快打电话请邻居郝晓云照顾。接着又打电话给女儿哄着说：“爸爸有急事，过两天就回去。”我发现李老师打电话时眼里噙着泪。从4月28日到5月26日，李老师这次在兴福镇一住就是28天。济南离兴福镇只有两个小时的路程，镇党委多次派车劝他回家看看，而他为了摸清情况，蹲在农村就是不回去。在这28天里，他从没打过一次牌，唱过一次歌，连博兴县城也没去过一次。他是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投入到调查研究中来了，心中哪有自己。

    通过28天走访调查，我对于兴福镇的总体形势与兴福镇暴发户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兴福镇位于山东滨州、东营、淄博三地市的交界处，战争年代，这里是国民党军队、日本人、土匪与八路军拉锯的地方，社会关系复杂。长期以来，这里资源匮乏，基础薄弱。然而十四大召开一年多后，这个3.3万人的小镇却突然涌现出100多个百万元户，农村经济发展以每年57%的速度急剧上升，农民人均存款达2870元，居山东省乡镇最前列。

    这个镇一直到1985年还是一个“鸡鸣听三县”的荒芜之所，不依山傍水，地下没资源优势，地上没有名优特产，不靠大城市，又没有国家的项目、资金启动，为什么比其他地方发展得快？是什么促成了兴福奇迹的产生？我觉得有一种东西在撞击着自己，一时间又说不出来。

    走访过程中我了解到，兴福镇的突破来自闯市场的私营企业主。1983年，只有29岁的赵村农民王志华挑着担子到青岛替人家挨家逐户修蒸笼混饭吃，后来学会做铝笼。1984年秋后，他与王向云、王志水、王志温和王长明等人联合创办了兴福镇第一家蒸箱厂，接着王志华便大胆地与山东工业大学签下了第一份合同，承接了首批加工任务。接着赵马、兴福、南吴、付元、西毛、东秦、西秦也相继办起了蒸箱厂。到了1986年，王志华投入14000元，经半年多技术攻关，试制出我国第一台电汽两用蒸箱，刚出手的60台很快销售一空，这项技术革新成果一下子带起50多户；接着他们又搞起电烤箱、冷冻箱……产品覆盖全国三十个省、市、区，并走向韩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

    “一人富，数人跟，一群富，带全村。一业带多业，一村带多村”，正是这种连带效应使兴福镇86%的劳力搞家庭工业，50%的劳力从土地中走出来，专门从事二、三产业。兴福镇经济在发展中也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规律，即以家庭工业为基础，以全国市场为依托，主要原料与产品两头在外，以购销队伍为骨干，以“一户带全村，一村带多村”为形式的发展模式。如今，兴福镇的厨房设备有12大系列184个品种，在全国各城市开设了500多个厨房设备柜台，产量占全国厨房设备的三分之一，而成套厨房设备产量占全国的70%，是全国最大的厨房设备生产基地。

    在兴福镇调查一个星期后，听说山东省省长赵志浩在滨州检查春耕，我立即赶赴滨州市区。赵省长开完会，已是晚上10点钟，我向他汇报了半小时，请求他到兴福镇去看一看。当时在场的还有省政府秘书长邵桂芳、副秘书长董昭和。董昭和在平原县王村店当公社书记时，我就曾去采访过。他向省长介绍，说我是山东改革开放的大功臣，邓小平、胡耀邦、胡锦涛都表扬过。听了我的汇报，赵省长也感到十分惊讶，说从来没听说山东还有私营经济这么兴旺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赵省长就专程赶赴兴福镇。在那里，他走访了五、六户人家，最后在范曰光的展览室里写了“国兴民福”几个字。赵省长是从基层上来的，对下面情况熟，做事也有魄力。临走上车前，他对我说，兴福镇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发展市场经济，很有典型意义。但是不能忽视政府的作用，政府在这时干什么，还有个混合所有制问题，到底怎么混合，要回答好。你好好调查，如果确实有推广价值，回去后我们商量一下，看是不是能在全省宣传推广。

    二、与市委书记密室长谈

    赵志浩省长走后，滨州市委书记王道玉不断向县委打听我的行踪，到了调研的第24天，王书记派秘书小冯将我接到了滨州。晚饭由市委副书记黄学军、滨州市宣传部长贾玉忱、滨州市社联编辑吴昀国作陪。黄学军主抓农村工作，他对我的调研精神很佩服，对“兴福现象”态度也很明朗。晚饭后，王道玉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两个人关起门来谈起了国家的经济制度问题。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历届重要会议，都突破了传统模式的束缚，为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有过一系列的建树，推动了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十二届三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经济定义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四大确立了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了具体规划，并对“公有制为主体”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这些都已触及到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理解。

    但是，当问题涉及到正面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特别是私营经济问题时，便戛然而止，不再深入了。所有制已成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主要思想障碍。当时已是十四大召开的一年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立思潮又起，所有制问题已经成为争论焦点。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只有私有化一条出路，只有个人利益最大化才有最大的积极性；反对者则认为，社会主义已实行市场经济，不能再朝后倒退，迈进私有制这道坎，社会主义就完了。而我则认为争吵无济于事，最要紧的是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兴福镇所做的，便是找这样一条路。

    调查中我千方百计想要绕过“所有制”这一敏感话题，可是又实在无法逃避。调查愈是深入便愈觉得要坦然地面对这个问题。

    兴福镇曾经是私营经济极为发达的地方，或者说兴福的繁荣是建立在私营基础之上的，而兴福农民成功地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当需要进行规模经营时，又向集体所有制靠拢。经过一个周期性循环，使他们明白，根子本来就不在所有制上，而是在经营方式上，要求变更所有制或害怕变革所有制，都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本质。

    看到了这一点，我对于所有制的思考变得清晰而深入起来。

    通过兴福镇的调查，我回答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所有制问题的疑惑：一是提出混合所有制结构，在落后地区可以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私营经济是很有生命力的。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要作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下来；二是提出所有制实现形式，公有制可以找到与市场结合的实现形式，不同所有制可以采取同样的实现形式，同一种所有制也可以有不同的实现形式。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并不直接决定所有制的性质；三是可以把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结合起来。最后我得出结论：我们党要承认私有制的地位，在党的报告和宪法上要写出来。

    听到这里，王道玉书记十分震惊。王书记是山东鄄城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博兴县湖滨公社，是从基层干起来的领导，很了解实情，为人又厚道，平时很谨慎。可是听过我的这一番分析后，他有点接受不了。他说，老李啊，你为我上了一堂党课。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山东不少领导说你是真懂马克思主义的，有大见识。我今天是开了眼了。不过，你研究的问题太大了，我一个小市委书记可担不起啊。

    王道玉的话很客气，对我说了不少勉励的话，自然是感谢有加，可是让他承受太大的政治风险，他实在受不了。滨州市在山东是穷地方，被称为欠发达地区。我的调查报告标题便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我的调查尽是在说民营经济，给人感觉只有民营经济才能发展。文章的结论是说私营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王道玉关起门来与我谈话，便是想摸个底，定个调子。因为兴福镇在博兴被人称为“白区”，也叫“小台湾”，王道玉在博兴待了许多年，十分清楚。他见我到白区这么长时间，又是新华社记者，如果捅出娄子，出了大事，弄不好要犯政治错误。但他从内心里也觉得这条路子是对的。我跟王道玉讲，私营经济肯定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以前没有这一条，以后肯定会加上，只有公有制是不行的，事实上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只是宪法和理论上还没有承认。对于兴福经验，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个是所有制，一个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如果重点讲所有制，风险大一点。如果讲市场经济，没风险，但力度小一点。王道玉马上说，那就是市场经济吧。

    我们最后商定，还是叫“兴福现象”，不能称“兴福道路”，或者“兴福方向”，那样就太出格了。“现象”这个词是中性的，提出来让上面定。他又提出来可以加“政府创造环境，社会发展经济”这句话，把这个意思作为主调。我答应可以加上去，政企分开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与王道玉书记的谈话进行了7个小时，从晚饭后一直到深夜两点。王书记体恤下属，十一点左右便让秘书小冯与服务员回去了。到深夜两点，钥匙开不了门，两人只好越墙而出。市委书记托着我的腚将我推上去，我再把市委书记拽上来。两个人上来后，同时观望四周，没有人看到，两人相视而笑。这次长谈画好了“兴福现象”系列活动的蓝图。省里由王道玉找省委书记姜春云、省长赵志浩汇报，请他们表态；北京由我发内参；市里则组织完善“兴福现象”经验，让黄学军组织人去北京请专家，组织研讨会，开展学习“兴福现象”活动。

    在兴福镇调查期间，傅园管区书记赵秀明还向我介绍了一件令我感兴趣的事情。在官厂村，农民出于脱贫致富的愿望，把非上级指定的候选人建筑公司经理王树学选举为村委主任。因为王树学个人财产有100多万元，镇上不敢答应群众要求。于是40多名农民联名请愿，最后王树学获准任命为村委主任。听罢赵秀明的介绍，我专程赶赴官厂村调查，并写出题为《请市场经济先锋人物上台》的调查报告。我是这么写的：“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是一笔无可估量的政治资源，必将在21世纪初发挥巨大作用”。2001年，通过博兴县兴福镇24个私营企业主入党并担任基层党支部书记的报道与分析，我提出“新阶层入党论”，在理论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也因此为自己招来一场猛烈的抨击，这便是后话了。

    在与王道玉书记彻夜长谈后，我返回兴福镇。经过前后48天的调查采访，我完成了一组五篇共计两万余字的调查报告，以自己亲手调查来的材料为“兴福现象”背后的所有制理论提供了依据。重点稿件《欠发达地区农村改革的新思路》和兴福镇调查(一组三篇)刊出后引起反响。

    山东省省长赵志浩在调查报告上作了批示，认为兴福的“真经”是抓住了人的要素，找到了农村发展的突破口，这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典型，是山东农村改革的新鲜经验，应当予以重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也认为这是个好典型，并批示责成省委副书记韩喜凯抓好这个典型的公开报道。1994年8月11日，姜春云在听取我汇报后专程至博兴调查，予以充分肯定，认为“这个典型不仅在欠发达地区农村深化改革方面找到新思路，而且在基层党建方面有新的探索。”

    刚刚搞完“兴福现象”，回到济南，我便接到省委通知，让我随同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同志调研。在飞机上，胡锦涛问我还有什么好典型时，我向他介绍了兴福镇。胡锦涛说：“这可作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典型，有特点。不过先要放一放，过一段再说。”

    为了使这项报道形成规模效应，我在访谈录、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又完成包括长篇通讯、消息、评论员文章和一组照片在内的“六个一”工程，不同体裁的文字稿计达4万多字，照片24幅。我带着这一大堆材料，到北京找到南振中、范敬宜、徐光春等老熟人当面汇报。经新华社总社各编辑部发出后，为国内外报纸纷纷采用。

    1994年11月7日至9日，一个规模大、层次高的“‘兴福现象’与推进农村经济市场化研讨会”在博兴召开，来自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宣传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农民日报社及山东省农委的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紧接着，滨州地委、行署又召开一次“滨州现象”研讨会。会议上，王道玉书记介绍了“兴福现象”的调研过程，称赞我为山东省的大手笔，北京的专家学者发言时也纷纷盛赞我在群众中调研的功夫，说了些鼓励的话。

    这是滨州在建国后召开的理论层次最高的研讨会，当时市委副书记黄学军安排宣传部副部长庞允悌和研究室李延典到北京请到不少人。玉珏、刘伟、贾春峰、魏杰、范恒山、马建堂、艾云航、范照兵、郑秀满、叶光庆、马传栋等知名学者齐聚一堂，阵势浩大。

    “兴福现象”的推出使兴福镇一跃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内参首次推出后，从中央、省、地到县先后有13个部门派出工作组到兴福镇进行调查，从不同角度提交的调查报告就达16份，体改委、建委、农行、工商局等部门纷纷把兴福镇作为全国或全省试点单位。同时，学习兴福镇的活动迅速由滨州地区向山东省乃至全国各地展开。截至1994年11月底，来兴福镇参观取经的已有11个省的3万多人，既有来自政策研究部门的，也有乡镇干部，其中自费来参观的个体户就达4000多人。

    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去世后，中国将走向何处，人们期待着这次会议能作出明确的答复。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对传统公有制理论作出重大调整，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同时，十五大报告还提出所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理论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把公有制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区分开来，从理论上回应了公有制完全可以和市场结合的难题。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五十年的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以至于有人将其视为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后第三次重大的思想解放。

    我到兴福镇调查研究、总结出“兴福现象”，早于十五大三年。十五大的召开，终于回答了国人对于所有制问题的困惑，随着十五大对姓“公”姓“私”争论的终结，兴福镇再一次成为山东人的朝拜之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姜春云说：抓出好典型，一要靠典型自身硬，二要党委政府抓，三要靠高水平的记者与理论家。只有深入到事物内部才能抓住本质，讲起话来才有说服力。“九间棚沂蒙精神”与“兴福现象”都离不开李锦同志，他肯深入群众，也会深入群众。

    实际上，从“兴福现象”开始，我就把兴福镇当作了自己的“思想实验区”，跟踪10年。通过兴福镇的实践，我已经走出了传统的新闻记者老路，集政策探索、理论研究与新闻报道于一身。此时，我已经学会运用献计献策直接参与典型培养、运用内参渠道参与政治、运用新闻媒体推广思想的做法。

    1997年10月，十五大一结束，山东省委副书记韩喜凯就带领30多个厅级干部直奔博兴县兴福镇，研究兴福镇民营经济现象，以此作为对十五大精神的响应。此时的我，早已远赴西藏担任分社副社长，然而那次研讨会上，众人还是不由自主地说起我在兴福镇的深度调研，说了不少好话。

    第三节提出资本经营理论

    一、国有企业的困境

    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关键期。

    从1984年起，尽管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破三铁”、利改税、股份制等一系列改革，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却持续恶化。1988年之前，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一般不超过20%，但是进入90年代初，国有企业出现了盈亏“三三制”，即明亏、虚盈实亏、盈利各占三分之一。随着民营经济异军突起，国有经济日益窘迫。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户已达40%，经济效益全局性下降，700万人停工，200万人下岗，3000万人成为“富余”职工，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

    就在这一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南下考察苏、沪、浙三省市，6月又北上考察黑、吉、辽三省。两次紧锣密鼓的出行，阵容庞大，似乎把企业改革推到了改革舞台的中心。然而企业改革到底要走什么路，上面对此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思路。

    此时，计划经济思想与社会上“左”的思潮纠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暗流。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会造成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社会主义前途面临安全问题。经济界“左”的思想不像思想理论界那么露骨，但其影响力更大，破坏性更大。刚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着市场经济庸俗化的挑战和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强力反扑。我到了总社国内部经济室，编辑吴锦才说，总编室传达下来的口径是“只讲国有资产不流失，其他不要宣传”，命令式的口吻使我的心一下子沉到底，恰恰激起我的一种逆反情绪。我个人感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后面临第一场“颠覆”，虽然报端并没有这么讲，但我敏锐地觉察到这是“收”了。

    从宏观上看，中国需要继续回答什么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怎样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是什么。从微观上看，1995年的形势需要回答企业改革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国有资产能不能流动，这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实践问题。如果找到突破口，便风流云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晴朗的天；如果找不到突破口，阴云聚集，更多的乌云会翻滚而来。

    正在此时，胜利油田大明集团正遍寻调研高手，大明的人通过东营电视台的刘勇请我来调研。

    当时，胜利油田管理局对大明集团非常重视，在资源上提供支持，大明成为胜利油田的一面旗帜，在全国石油战线也有点影响。大明集团请我的目的是为上市树立品牌形象。当时对上市公司指标控制十分严格，1995年，山东省只有两个指标，意图上市的企业不下于100家，竞争十分激烈。在全国石油系统还没有一家上市的情形下，大明集团被胜利油田推到了前台，具备了竞争优势。但在山东，名牌企业很多，关系也很多。这种情况下，大明集团上市遇到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需要树立形象，形成优势。

    大明集团的前身是以胜利油田待业青年与富余职工为主体组成的劳动服务公司。1993年改造为股份制企业后，仅仅经过两年时间，集团利税即达5581万元，税后利润达4111万元，分别相当于两年前的8.9倍和9.8倍，全员人均税后利润是两年前的15倍，净资产增加15倍。在国有企业全面亏损的普遍状况下，堪称一枝独秀，显然具有调研价值。

    为摸清企业的情况，在大明集团的几十天里，我调查了17个企业，走访了200多人。企业领导班子的11个人，我一个一个谈过去，每个人单独谈半天，就用了6天。听说有个叫董玲的落聘女工对领导有意见，我也不亮身份，找上门一聊就是半天，采访记录写了几十页。

    “观千剑而后识器”，是提出新思想的重要途径。除了调研，我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时间进行理论学习。季明的《一个重大经济理论的发现与提出——记李锦在大明集团提出资本经营理论》一文，记录了我当时学习与研究的状态：

    5月31日晚，李锦在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调查，我与他住在一个房间。到夜间12点我便睡了，他仍在看书。快天亮了，我上卫生间推门一看，李锦正坐在马桶上捧着厚厚的《资本论》在学习。宽大的洗漱台上摊开《管理新潮》、《资本实证论》等几本书，书边沿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他划的标志与批注。

    原来，他怕灯亮着影响别人睡眠，便到卫生间看。我看了，感到一种极大的震动。他说：现在企业改革进入深层次，对马克思讲的资本价值要认真领会与研究，不仅要研究原著，还要研究西方现代经济学新著，结合市场经济新实践，解决好企业发展中的难题。他住在企业调查，从济南带来包括《资本论》、《邓小平文选》在内的20多本经济理论书籍，把房间的窗台摆满了。白天搞调查，晚上学习与啃书本。学一会儿，写一会儿，一夜写到天亮。据我所知，油田有三个人与他住过一个房间，都说他一夜学到天亮。

    调查中，我两次推翻了自己设定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富余职工的奋起”，反映国有企业的困境，这与传统的新华社口径相吻合；第二个主题是“投资回报率”，反映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这与中石化的口径相吻合。思前想后，我觉得两个主题都不能最恰当地表达出大明集团的特点来。更重要的是，这不是国家的迫切需要。但集团公司希望能以投资回报率为主题，因为这样更能凸显出公司形象来，为此我与总裁还僵持了一段时间。他请我吃饭，饭桌上说我们请您来，是为我们说话的。我含蓄地与他开玩笑，我得先考虑国家，再考虑你们集团，最后也把我新闻需要考虑进去，你不着急，我们商量着来，最后是三者都满意。我们来个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他也笑了，说我们相信你，这算是沟通吧。

    正当我为报道的主题踌躇难定时，大明集团一条花岗岩切割生产线给我带来了灵感。

    1993年冬，大明石油新技术开发公司制造出多条花岗石切割生产线。没想到，一部机器的试制成功引发了大明集团的资本经营结构革命。

    当时大明集团准备办石材公司，需要花岗石切割生产线，若从国外引进，每条需200万美元，这对大明集团来说，几乎是倾家荡产的一掷。年轻的总工程师张鑫奉命很快拿出制造方案，开支不到400万元，价格仅占引进设备的1/8。

    然而，建造这条生产线并没少花功夫，仅图纸就画了2000多张，叠起来有1米高，技术涉及自动化、机械、液压、焊接等多门学科。张鑫请12位教授与高工分头设计，并分别在6处工厂加工，最后借用机修总厂的大车间组装试车，设备材料也多是利用闲置的材料。当决策者们来到近百米长的钢铁长龙面前，很多人不相信这是大明人自己干的。

    张鑫干过车工，懂生产流程，知道怎样又省料又快速；干过技术员，上过大学，会搞开发设计；干过总经理，会经营。他把人生经验也当做资本配置到花岗石切割生产流程各个环节，他这个总工程师实际上是资本总配置师。从工程师张鑫的一条生产线的成功中，我确认了资本组合而增值的规律，这是市场经济的本意，也破解了资产不能流动的难题，我高兴地对陪同的大明集团党群部刘彦华说，“找到钥匙了！”这天的午饭吃了四个小时，两人边吃边讨论，在饭桌上把这个主题敲定下来。

    由这条生产线反观整个大明集团，资本因合理流动与配置，岂不正是其一枝独秀的原因所在？我顿时豁然开朗。就这样，我与马克思《资本论》的核心词汇——“资本”狭路相逢了。

    二、钻入《资本论》

    资本是能够增值的价值，这是我在大明集团调查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

    与以往报道不同的是，我的这次调查首先是以理论新发现引起全国关注的。这样总结，首先便遇到一个巨大的拦路虎，这就是马克思对“资本”的定义。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是马克思对“资本”所下的经典定义。他把资本家当成一种物化的资本，揭示的是资本的社会属性。在1995年前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我们都找不出“资本”这个词。如果有的话，是作为政治词汇“资本家”、“资本主义”出现的。当时，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经济观》收录了中国最著名的100位经济学家的代表性论文，这套长达120万字的丛书，有厚厚的五大卷，我一篇一篇读过去，竟找不出一篇与资本相关的论文。所有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回避了“资本”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一块基石，没有人敢去碰撞这一官方认可的结论。

    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可以用马克思的话来破解马克思的另一些话，对于再生产和总生产进行分析的《资本论》的第二、三卷，马克思不仅承认了资本的社会属性，也承认其自然属性。而我们的习惯思维则过于关注资本的社会属性，忽略其自然属性，甚至用其社会属性取代其自然属性，这就使得资本在我国经济再生产过程中应有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

    资本的社会属性是资本归谁所有的问题，而资本的自然属性则是资本一定要实现价值增值的问题。资本不管归谁所有，在谁手中，就其本质而言，它都要实现其价值的增值，否则它就不成为资本。而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表明，人们之所以要在资本的归属问题上费尽心力，就在于资本是可以带来增值的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的社会属性是由资本的自然属性决定的。

    基于以上思考，我“胆大妄为”地重新定义了“资本”一词：资本是能够增值的价值，也就是说把剩余价值的解释摒弃了。

    如今看来微不足道的小改动，在90年代是要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因为资本虽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但这样的改变绝不只是一般的理论是非之争，它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发展与创新的核心问题。

    通过大明集团资本流动的情况，我想告诉人们：一、资本是一种价值形态，不仅是资金；二、资本能增值；三、资本需要运动。资产是“死”的，死的放在那里就会消失，而资本是“活”的，活的就能增值。四、产权也要流动。有了资本的思想，就得想办法增值，就得突破所有制与产业结构的限制，就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企业改革向最深处推进。

    山东大学教授、经济学家臧旭恒认为：

    李锦先生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对“资本”概念的界定能不能修改？他认为可以把“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改成“资本是能够增值的价值”。这犹如一声霹雳，令人震惊。对资本的定义来自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马克思在这部鸿篇巨制中对资本作了深刻剖析。资本加上“主义”二字就是资本主义，特指一种社会制度，加上“家”一字就成了资本家，特指一个阶级。这在学术界是一个长期回避的概念，提起“资本”一词，大家知道便是“资本金”。

    一直到1995年，“资本”仍然是令理论家噤若寒蝉的名词，国家主流大报均延续旧见。我记忆深刻的是《经济日报》头版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资本经营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资本便是资本金。我看后，既失望又兴奋。失望的是主流媒体的后知后觉，兴奋的是自己的研究具备开创意义，有种时不我待的兴奋感，下决心以最快速度将理论难题攻克。

    在重新定义“资本”一词的基础上，我对“资本经营”的含义作了界定：

    资本经营是指围绕资本保值增值进行经营管理，把资本收益作为管理的核心，实现资本盈利能力最大化。通过流动、收购、兼并、战略联盟、股份回购、企业分立、资产剥离、资产重组、破产重组、债转股、租赁经营、托管经营、参股、控股、交易、转让等各种途径优化配置，提高资本运营效率和效益，以实现最大限度增值目标的一种经营方式。

    我以马克思“资本是一种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的思想为起点，对资本经营的特征、内涵、内容、运行特点、基本原则、意义、理论价值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探索性地建构起系统的理论体系，并特别强调了资本经营理论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按照这种理解，资产能否流动起来，是国有企业搞活的根本标志。目前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且逐年下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上万亿元的存量资产难以流动，滞死在那里。现在国有经济领域的诸多问题，如资金不足、三角债、企业开工不足、资源闲置等，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国有资产的流动实质是产权的流动，资本经营思想的确立不仅将推动国有企业走向商品市场，还将推动其走向生产要素市场与产权市场，加速产权的流动。企业的资金、资产和资源将被视作能够增值的价值进入流通领域，一个企业可以收买另一个企业，资本在市场上自由出入。资本经营不仅是产权制度的基础环节，也是产权的实现过程与途径，将推动企业彻底走向市场，使得企业经营机制真正地得到转换，使国有经济的活力焕发出来。我的这篇《资本经营试论》，长达一万八千字，最后都收入我的《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一书。

    诸多学者、专家也关注并肯定了这个经济学的新思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到山东讲课时，我摸到他房间，向他汇报情况。一开始吴敬琏盯着我看说：“资本就是资本金呀。”

    我解释说：“马克思本来就是讲的价值形态，后来才变化的呀。”

    吴敬琏惊讶地看了我一眼，我说道：“资本这个词在1956年之后便没有再碰了，也不能碰了。”

    我说：“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我的经济观》中，100位经济学家都没有人碰这个事，实际上是政治上怕出事。”

    吴敬琏提醒道：“也是出过事的。”那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吴敬琏因为第二天还要爬泰山，便说，你这个调查与文章我带回去看看吧。

    在这之前，我与吴敬琏并没有见过面。当我拿着《资本经营试论》摸到吴敬琏房间时，吴敬琏只是瞥了一眼标题，便说，现在年轻人总是爱提新概念。一下子浇了一盆凉水。晚上十点，当我带着吴敬琏已经出版的三本书又前去拜见时，吴敬琏看到书上划满条条杠杠，也说“我已写了4本书，你买了3本”。大概是出于好感，便认真与我谈了起来，讲起自己当年提出市场经济的过程，一讲便是一个多小时。第二天下午，吴敬琏爬完泰山便从泰安坐车返京。陪同的省体改委的夏季亭把材料带了回来，说吴老在我走后很认真地看了一遍，晚上看到很晚，并说像李锦这样的记者很少看到。吴敬琏在调查上批注，认为“借鉴意义大，道理也讲得朴实明白”，认为资本经营把重点放在资本运行结构上，把企业当作资本增值的机器来看，这个说法是透彻的。

    中国社科院工业所研究员陈乃醒也高度评价了资本经营理论，认为这是经济学研究的成果，突破了资本仅仅为资金的概念，使资本从财务分析现象中走出来，成为新的管理思想，从产品经营到商品经营再到资本经营，是企业管理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资本论》的研究者王珏的观点竟与自己十分相近。我把论文与调查报告寄给他，他在回信中认为是个突破。

    分社老记者杨凤山与我一贯谈得来，常在一起交流业务，这时候是分管业务的副社长，他为我出了个主意，你这次调研的课题理论性太强，最好把上述几位的评价整理成文，给新华社编辑部及各级领导附上一份。我照此做了，两篇理论性很强的调查很快被上呈中央。

    三、“资本”一词写入十五大报告

    调查第56天，我拿出了调查报告《资本经营试论》，在文中我写道：“资本经营的提出是一场思想革命”。

    资本经营是我国经济管理思想继产品经营、商品经营之后必然出现的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催生的新理论。资本经营也是当代中国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首要的实践课题。研究这个问题，意义极其重大。

    如同卞和献玉般，怀着发现新理论的激动之情，我带着稿件赶赴京城。逐一造访《人民日报》的范敬宜、新华社的南振中、《光明日报》的徐光春与《经济日报》的杨尚德等总编。他们表现出对晚生的热情与关心，然而却委婉地告诉我，国家正规的宣传口径是“只宣传国有资产不流失，不要提新口号”，这是一位副总理说的话。在通常公开发稿的主流渠道，我的努力没有得到认同。

    我没有让领导与师长们为难，转而投向南方各报。在公开报道中，大明集团的调查报告首先刊登在了南方报刊上。四川当时的《厂长经理日报》以新锐、大胆、敢于揭露矛盾而著称，在中国企业界影响极大。这份报纸以5个头版头条报道了我的调查报告，使资本经营报道形成了一定的声势。当中国新闻界“只讲管理上堵漏洞”，形成“舆论一律”时，他们借资本经营报道撕开一道缺口，使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本质得以弘扬。

    随后，调查报告由广州、深圳、成都、重庆、上海、无锡、济南、北京，一路北上，形成连续冲击。16家报刊以24个头版头条转载。其中有《经济参考报》、《社会科学报》、《中国信息报》、《中国经营报》等8家报刊发表我代拟的评论员文章，形成了一定气候。我精心准备的“北伐”策略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后，各家新闻单位纷纷向我约稿。同时，我的讲座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新闻照片为海外几十家报纸刊发。《人民日报》也在短期内连续3次刊登大明资本经营的报道，图片由范敬宜总编辑亲自处理，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载。

    资本经营的这种报道规模，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个企业调查报告在短期内被媒体采用的最强势头之一，全国范围内也由此掀起了一场资本经营的热潮。如果说双星集团的调查形成气候，有着十四大这个政治背景，是顺势而为；而资本经营的调查则是逆势而为。从此，我的理论勇气便不可遏止地张扬开了。

    山东省委书记赵志浩在调查上作了批示，又专门听取了我的汇报。彼时恰逢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在考察山东企业改革情况。吴邦国是分管工业的副总理，他到山东调查就是为了突破目前这一困境。10月12月晚，当赵志浩书记与我一起向他送交调查时，吴邦国称我的调查报告是“很有意义的探索”。当赵志浩介绍我为搞调查在企业住50多天时，吴邦国欠身与我握了握手说“你为企业改革与发展下这么大力气，感谢你了。”

    1995年9月底，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响亮地提出了“两个转变”，即市场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整个宣传工作有了新的基调，一时间主导中国新闻舆论界的“国有资产流失论”、“堵漏洞论”销声匿迹。两年后，十五大第一次把“资本”一词写入党的政治报告。

    1997年1月开始，由经济学者阐述资本经营理论的著作接连问世。从1997年至1999年，中国经济书籍中最为热销的便是资本经营。

    经济学家赵锋的《资本经营研究“第一人”——评李锦对资本经营理论的探索》一文认为：

    当我们翻看这些关于资本经营理论书籍以后，便可以得出结论，李锦是中国提出资本经营理论“第一人”。他创建了这个理论体系，树立了这面旗帜，不仅在时间上、在空间上，而且在社会效果上也都是无人可比的。

    在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正统的国家，一个记者以斩钉截铁的明确语言，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新见解，解放“资本”这一重要词汇，且成果为理论界逐步接受，引发中国的资本经营理论热潮，使得理论界很多人感到惊诧。这个理论怎么是一个记者提出来的？山东大学教授臧旭恒认为，“李锦有生活，接地气，有底气，了解当前的紧迫需要，他能够把最深奥的东西看得简单，把很强的新闻敏感运用到理论发现中，这恰恰是理论家所缺少的。”实际上，自此开始，“发现思想，引领社会”成为了我的座右铭与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当时分社的年轻记者多是我的崇拜者。我每一篇调查还未出来，他们便要打听有什么新观点。这一次，知道我的做法后，记者王洪峰提醒我，“资本”是一个敏感的词汇，一词之改，地动山摇，会让“资本主义”、“资本家”的味道全都发生变化，你要有坐牢的思想准备。我不是不知道自己所冒的巨大风险，但国家在实践与理论上的迫切需求让我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的主见。我觉得，每个时代都需要甘为真理献身的勇士。马克思本人也是新闻记者出身，他随着实践需要不断转换主题，从1844年以后才专注于经济学研究，他的成功在于不断创新与突破。

    幸运的是直到最后，这种担忧也没有成为现实。然而，我的理论探索勇气一发而不可收拾，也使得自己的发展常踏入荆棘与陷阱。

    第四节中央领导的调研随行记者

    一、乔石的《倾听》

    20世纪90年代，我的新闻生命进入了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

    这一阶段，既是由调研记者向学者的过渡阶段，又是由新闻记者向智囊记者的过渡阶段。这两个阶段几乎是重叠的，互相支撑，并行不悖。1989年九间棚典型的推出是转折点，之后我的调研作品接连出来，从双星集团、“兴福现象”到大明集团，影响都比较大，不断有人问我：为什么你笔下的每个典型都能引起轰动？

    几年间，我长期蛰伏于民间，深入到乡野基层去做实地考察。长期在外，不回济南，已是常事。我自己还总结了两个“不是”：不是单位开会不回去，不是中央领导来不回去。第二个“不是”，道出了我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使命：作为新华社随行记者陪同中央领导下乡调研。我的调查研究之所以屡屡中的，与我这一时期独特的工作状态大有关联。

    1987年4月担任山东分社摄影部主任之后，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的中央领导到山东来，基本上随行记者这一角色都为我所担当。中央领导到基层都希望轻车简从，随从人员要少而精。一般一位中央领导到基层，山东方面会派遣三四名随行记者。新华社山东分社派一名文字记者和一名摄影记者随同前往。80年代中后期，我已经从单纯的图片报道转向一手抓文字，一手抓摄影。这一时期，我撰写的《新春佳节夸支部》、《灾区观门联》、《喜听农民夸麦收》等新闻稿件，常常以小见大，注意揭示出小事背后的时代变迁。山东分社领导便让我既负责图片报道，也负责文字报道。这样每次中央领导来山东调研，分社派我一人前往便可，这在山东分社，可以说是首开先例的。

    那几年，我随同胡锦涛、朱镕基、彭真、李鹏、宋平、乔石、吴邦国、万里、田纪云、邹家华等众多国家领导人到基层调研。我为乔石拍摄的一幅照片，以及围绕这幅照片所发生的故事，可以看出中央领导的信任与器重。

    《倾听》的照片，是1991年1月我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到沂蒙山区调查时拍摄的。当时，乔石到一位年迈的老大娘家里去走访。因为屋子太小，门也太窄，随同人员进不去，只有我一人快步走进屋内。乔石进屋后，大娘只顾得跟领导说话，也没顾得让座。老大娘坐在床头，跟站在一旁的乔石兴致勃勃讲起话来。我迅速按下快门，抓拍下了这一幕。这幅照片，以现场抓取展现出领导人和群众之间的亲密情感，是我所拍摄的领导人照片中的得意之作。

    图片的前景是农村常用的水瓶和两只碗。乔石与老大娘位于中景，且老大娘位于乔石的前面，突出了群众的主人地位。站着的乔石，头微微向老大娘倾斜，而老大娘则坐在床头，头稍稍仰起，形成呼应关系。照片中乔石所代表的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的形象”，而人民群众则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的基础，领导立于群众之侧，专心倾听群众呼声，构图将党群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人物形象上看，图片中的乔石与老大娘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乔石穿戴整齐，显出倾听状，表情认真而严肃；老大娘穿着棉袄，仰起的脖子与虚化的手将她滔滔不绝的倾诉状态表露出来，无拘无束，生动自然。两人一动一静，一站一坐，对比鲜明又彼此呼应，完成了“倾听”这一主题的表现。从光线上看，整幅图片以暖色调为主，给人以温暖、亲切之感。从细节上看，前景中的水瓶与瓷碗，是农村用来喝水的器具，表现出“到群众中去”的生活现场。尤其注意的是后景中墙上所挂的绘有红色五角星的喇叭，象征着党的声音传遍千家万户，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整幅图片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提炼与升华。党的声音从哪里来，是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后发出的。

    有人问起这幅图片的意境时，我觉得，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起家法宝，也是党中央非常重视的传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共产党的认识路线与工作路线。党的干部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声音，按照群众的意愿，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能够永葆生命的保证，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显然，这个典型瞬间的抓取，倾注了我对群众路线的理解。

    乔石同志对这幅图片表示满意。1995年8月，他一到山东便要见我，在泰山上，他与夫人郁文说起我拍摄的照片，连声称赞，说我抓拍得好，有思想。那一阶段，乔石到山东5次，都是我随同调研。

    2004年，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主席要为乔石作一幅肖像画，乔石想到了这一幅照片。他特地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请把这一幅图片再寄一份给他。这时距离拍摄这幅照片已经14年，乔石还能清楚地记得这幅照片，可见他对这幅照片的印象是很深的。

    二、感受领导的思维

    由于从1981年到1996年的十多年间，我经常与处在权力中心的人物接触，得以思考有关中国发展问题的战略。我发现，领导人总是带着问题下来的，他们在例行公事视察或参加活动后，总是要转一转，想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或者是宏观经济，或者是农村发展，或者是企业改革，或者是党的建设。领导问什么、怎么问、关注什么，我细心地分辨着，也记录着。领导的内部讲话，我总是很快整理出来，通过新华社内部刊物供各级干部参考。

    这些领导人中，处事方式上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恐怕要数朱镕基了。朱镕基向来以雷厉风行、敢说敢做、个性爱憎分明著称。一次，我陪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他考察山东棉花种植情况，地方领导在致欢迎词时说了一句“欢迎总理来视察工作”，朱镕基立刻打断讲话，纠正道：“不要叫我总理，我是副总理。”一位县长在汇报工作时，拿着稿件读，刚念了两三句，便被朱镕基打断：“把稿子放下，别说那些虚的，都是废话！”其强悍与严厉可见一斑。

    而朱镕基为我修改稿件一事，更让我对其不说虚话、套话，只说实话的性格深有感触。撰写新闻稿时，我按照常规的写作套路写道：“朱镕基同志考察山东时强调指出，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一定要把农业生产放在突出地位……”，朱镕基大笔一挥，将我的新闻稿里的套话删完，导语里只留下一句话：“朱镕基同志考察山东时强调指出，国家需要棉花，鼓励农民多种棉花。”一句话，简单扼要，实实在在。此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自己也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已经是老记者了，对领导的研究这么不到位？心中不安。一人一个面，思维与表达方式也不同，要研究深透，把握精准。

    有时领导人到下面考察，极少讲话。有些单位新闻记者写不出新闻稿，回去无法交差，急得要命。我则不慌不忙，总是能在领导离开前拿出报道，领导同志也总是一次通过，在我的稿件上签字同意发表。省里一些领导感到诧异，不知道我是什么时间与领导谈话的。我说，没有谈过话，我知道每个人心里想什么，这时候国家需要他说些什么新话。每位领导人到来前，我总是要把这位领导人的所有讲话找出来研究分析，分析他的思想倾向与讲话风格，并与当前国情和地方的地情结合起来，分析领导人说什么话是最适宜的。时长日久，我的思路总是十拿九稳，得到领导首肯。

    为了全面掌握领导人的信息与思想观点，我特地把中央20多位政治局委员的每篇讲话都从报纸上剪下来，一篇也不敢落下。领导讲话精神是40多本，平时无事时，我便一本一本翻开研究，一个字一个字读过去，努力寻找彼此间不同，从中发现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发展趋势，不断做出自己的判断与分析。我整理的历届领导的讲话剪贴有80多本。经济类如宏观调控、通货膨胀、结构调整、产业政策、县域经济、金融形势等；政治类如政治文明、组织创新、党建、群众路线、新阶层入党、民主选举、廉政建设等等。自进入新华社工作后，我整理的各种剪贴本达400多本，堆起来能一直到天花板。后来有了电脑，信息搜集容易多了，我把分类整理信息的方法移用到网络搜集上来，这个方法笨一点，但是很管用。那400多本剪贴能占半个屋子，我一直没舍得扔掉。

    刚进新华社，老同志们总是说“吃透两头”，经过20多年我觉得这不仅是经验，而且是规律。吃透中间容易，吃透“最上头”与“最下头”，并不是容易的事，只有扑得身子，到老百姓中去，才能接地气，讲话有底气，看事有胆气，写稿有灵气。连续10多年的基层蹲点调研与随同最高层领导调研，这是不可多得的条件，这是老天对我的恩赐。我感谢这个时代，也感谢新华社为我创造的条件，使我不断走向新的高度、新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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