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感受分裂势力的阴影

    一、拉萨的另一面

    西藏，在许多人心目中，是神秘、纯净、信仰的代名词。雄伟壮观的布达拉宫、人潮涌动的八廓街、香火不息的大昭寺、蔚蓝如洗的神湖那木措、磕长头的信徒、迎风摇动的风马旗、纯蓝的天空……让无数人心生向往。

    西藏又是一块局势复杂的土地。

    长期以来，西藏是西方反华势力遏制与分化中国的一张王牌。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达赖在西方反动势力的支持下，披着宗教外衣，不断组织分裂主义力量，阴谋搞乱西藏，分裂祖国。分裂势力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极少数本应是佛教净地的寺院变成了他们的藏污纳垢之所和策划分裂活动的据点。1995年，达赖集团公然反对金瓶掣签，在活佛转世一事上掀起波澜，美丽的雪域高原又一次为世界所瞩目。

    风云聚拢，暗潮汹涌，形势波谲云诡。

    1996年5月8日，我到北京新华社总社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座谈会。这一年中央决定召开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问题。从元月起，山东分社便组织小分队做深度调研，总社让我们来做主题发言。会议期间，总社人事局岳春茂找我谈话说上级要将我派去新华社西藏分社担任副社长时，顿时愣住了。郭超人社长、夏赞忠、南振中副社长分别与我谈话，都称要“选一个有思想，能力强，肯吃苦，去就能打开局面的干部”，夏赞忠对我说：“我们从几个人中选，对你寄予厚望”。

    我离家26年，仍然说着一口地道的盐城话。领导们很会找话题，说盐城出了胡乔木、乔冠华，都为新华社写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他们是从艰苦、复杂的条件下干出来的。显然，他们是在不经意的闲谈中以家乡先辈来鼓励和鞭策我。我离开家乡后经历过许多磨难，但不管如何，都没有后退过，没有说半个“不”字，当即向领导表态，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郭超人社长问：“有什么个人要求？”我只说了一句话：“有人告状，你们一定要在我调查后再表态。”对此，我是有过深刻教训的。郭超人盯着我望了一会儿，不解其意，只是说了句“只要你努力干”。

    6月7日，我同帮我安排起居的妻子出发了，经成都登上去拉萨的飞机。飞机离开成都不久，便见到一片雪山，一片又一片，连绵不绝。

    西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气候类型复杂，垂直变化大，空气稀薄，气压低，含氧量少。刚一进藏，恶劣的气候条件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第一天，我到半夜也没睡着，翻来覆去，直到天亮。第二天吃饭时，饭菜吃在嘴里味如嚼蜡。当地藏族同事说，在西藏有三个一样，“吃饱和没吃饱一个样，睡着和没睡着一个样，有病和没病一个样”，意思是说，缺氧使人食无滋味，睡无感觉，始终像处于病态。办公室在二楼，爬台阶时，我上了一级，便感觉胸闷、头疼，猛烈地喘着粗气；上了三五个台阶，便停下来，喘着长长的粗气。藏族同事们都上楼，进了办公室，我还没到二楼。进了办公室，坐在桌子前，不一会就头疼欲裂，只好用毛巾把头扎起来。第三、第四天是最难受的时候，我几乎到了痛不欲生的地步，白天写稿只能一个小时，时间一长头脑便昏昏沉沉，只好用两个手指不停地按着太阳穴。心想，如果有一根铁条箍着脑袋就好了。猛然间想起西游记中孙悟空，怪不得西天取经要箍个紧箍咒，原来是缺氧。我们500年前的老乡射阳先生吴承恩一定是听从西藏回来的人讲过，他是有生活的。想起来自己暗地一笑。一直到第六天，高原反应才终见好转，晚上才能睡得着。

    在拉萨的前五个夜里，我一直没有睡着。没办法，只能在电灯下不停地看书。分社斜对面有个书店，新书来得很快，关于西藏的书很多，里面记有金瓶掣签的事，在连续几天的讨论会上，记者们都在不停地谈到这件事。

    1995年5月14日，达赖公然在国外擅自宣布所谓的班禅转世灵童，并以寺庙为大本营，屡掀波澜，以种种手段破坏班禅转世工作，企图造谣惑众、破坏社会安定。这一年11月2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用金瓶掣签认定第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真身，那天也宣告达赖妄图操控班禅转世的阴谋破败。

    西藏分社社长马宁轩给我送来一本党中央关于西藏工作会议的文件，小册子很薄，我到西藏当天便看了一遍，以后的一个月里，圈圈画画，看了无数遍。老马是克什米尔的回族，在拉萨是回族干部的代表，算是汉文水平最高的干部，为人老实、厚道、心肠好。我来后，他安排得很周到，还把新华社西藏分社的档案打开，让我看到了50年代遗留的文字稿、“文革”期间的一系列文件，还有中央领导来西藏的很多讲话。我如获至宝，一本一本翻过去看，整整看了五天。我有什么不懂的事就问老马，老马便告诉我并提醒我该注意什么。

    从胡耀邦时期的西藏政策，到张国华、任荣、伍精华、阴法唐、胡锦涛、陈奎元等人的治理西藏对策，一路研究过来，我心中逐渐明朗起来。一边研究，我就一边觉得时刻有个阴影强烈地压在心上，这就是达赖分裂势力对西藏的影响。在西藏的干部，要承受极大的压力，有时甚至要承受误解。作为北京方面的一个消息通道，我深感新华社的特殊地位与责任，心理压力很大。

    当时拉萨街头上随处可见反分裂的标语，一上街便能感觉到社会氛围的紧张与凝重。组织上还为我配发了一支手枪，这让我有种身临前线的感觉。听说1989年骚乱时西藏分社曾被喇嘛包围，还火烧了牌子，于是我特地找了一根铁棍放在门后，以防万一。我还围着分社的院子转了一圈，考虑遇到敌情从哪里爬出去，与区党委、武警、电力厅取得联系，怎样防止停电，保证与北京的畅通等等。

    刚刚过去的灵童转世斗争令我陷入沉思：为何达赖以乌合之众能够在国际斗争中屡起风波？为何陈奎元对寺庙整顿这么重视？想到这里，我内心便陡然升起一种沉重的责任感，伴随着一种时不我待的兴奋。我应该帮助中央了解什么，帮助西藏区党委做些什么？

    二、到帕拉庄园认识达赖

    刚到西藏，我就遇到一件麻烦事。一个从西藏成长起来的记者写了日喀则地方干部对援藏干部不满的内参，认为援藏干部来掌了权，使当地藏族干部无权了。我觉得这件事与中央援藏干部政策是相违背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藏区党委不仅让内地干部带资金来，还让这些援藏干部发挥作用，担任县委书记。当时山东的王书坚、赵文朝、黄希俭、时文进等都是这样走上一线岗位的。后来我见到时任西藏区党委常务副书记郭金龙时，谈到这个情况，郭金龙说：“中央政策是明确的。少数人不干事却找事，这个风气不能长。”我说起对援藏问题的看法，郭金龙说：“你在政治上过得硬，援藏就是要在政治上把好关，从大局上看问题，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郭书记提醒，在西藏问题上，一定要看到达赖分裂主义势力这个背景，看到西藏生产力落后这个背景，千万不能把内地一些做法简单搬到西藏来。

    在西藏，宗教问题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问题，在了解西藏的地理和历史背景以后，最好通过宗教去接近现代的西藏和西藏人。为了掌握达赖集团渗透农牧区的一手材料，高原反应一好转，我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宗教问题的调查中。

    根据我的建议，西藏自治区农牧区基层党建现场会在贡嘎县召开，参观了甲日水库。

    1996年6月，我到西藏后的第一次下基层，是到雅鲁藏布江南边的贡嘎县。郭金龙书记在西藏抓了“一江两河”工程，这个工程牵涉到主要农牧区，影响很大，投资三千万元兴建的甲日普水库就在贡嘎县。我前去察访，陪同的是两个藏族记者，央珍与索朗罗布。两个年轻人都是日喀则人，都是农奴的后代，他们一边担任我的翻译，一边照顾我的生活。

    在贡嘎县的饭桌上，我单刀直入问有没有寺庙与村党支部发生冲突的事。县长索朗旺堆对我讲述了甲日乡甲日村党支书丹增加措被喇嘛殴打的故事，称甲日乡几乎家家都有人当过喇嘛，这立刻激活了我的敏感神经。我从山南回拉萨前决定到甲日乡走一遭。采访过甲日普水库的央珍劝说不能去，这个村子太复杂，不安全。我问不会打死人吧，央珍说那倒不会，索朗说有我们哩，不怕的。我说，那我就更得要去啦。于是我们便直奔甲日村而来。

    甲日经验推广，使得甲日乡的群众与党和政府的感情更亲更近。这是甲日村村民欢迎参加现场会的车队。

    甲日乡是贡嘎县最穷的一个乡，地处离贡嘎机场很近的甲日沟里。因为严重缺水，土地大片荒芜，被喻为“贡嘎第二飞机场”。一进村落，我就看到了挂着五星红旗的党支部办公室，耀眼的红色，心情一振。紧接着，村里的寺庙又映入眼帘，气势巍然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比党支部办公室气派得多。西藏遍布寺庙，前几年就连贡嘎县县委、县政府也住在寺庙里。

    那天刚下过雨，村里坑坑洼洼。我们几人来到村里时，看到一堵泥墙把树围起来。索朗说，风太大，飞沙走石，树长不活，要有围墙护着。停下车，与几个干活的群众聊起来。其中有一个手持铁锨的老人，沉默寡言，一语不发。我没有想到他便是自己以后在甲日乡调查的主人公丹增加措。后来，翻看照片，原来我们进村最早见面的人中就有这个翻身农奴。刚下过雨的村庄，坑坑洼洼，走上一段路皮鞋便灌进了泥浆，我们一连走访了七八户，看看藏民看什么书，家里挂什么。

    记者伍皓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主动要求到西藏两年，他陪着我拜会了拉萨市委书记洛桑顿珠。洛桑顿珠在市委书记办公室里讲起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则故事。有一次，他乘坐的车子路过甲日乡，一头毛驴横挡在路中间。周围的喇嘛们不赶毛驴，却大声骂道：“你这个蠢驴只知道吃，还不滚回家去。”他们的指桑骂槐，给洛桑顿珠留下了深刻记忆。洛桑顿珠走了，专员向巴平措接上，昌都的副专员胡春华到山南当专员。

    郭金龙书记也对我讲起“一江两河”在甲日普水库的情况。始于1989年的“一江两河”开发工程是一项耗资巨大、与当地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项利民工程。这些年，虽然一直在为工程拔款，但原料总是被偷，致使工程迟迟不能完工。

    彼时，恰逢王敏等率山东党政代表团来看望援藏干部，我陪同他们参观了帕拉庄园。帕拉庄园是西藏大贵族帕拉家族的主庄园，位于江孜县城西南的班觉伦布村，是目前西藏唯一保存完整的旧西藏三大领主贵族庄园。帕拉庄园一行，让我对西藏封建农奴制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1959年之前，西藏地区一直处于政教合一体制下的以官家、贵族、上层僧侣“三大领主”为统治者的封建农奴制度下。构成“三大领主”的农奴主阶级，虽然只占藏族人口的5%，却占有了当时西藏地区所有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而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困民众则处于被压迫、剥削与奴役的境地，不仅人身和家庭牢固地束缚于所属领主的庄园土地，而且几乎全部精力和体力也都要无偿服务于农奴主。农奴除了终日进行无偿的劳作外，还必须承担名目繁多的差税和费税。旧西藏政权统治的特色就是把封建领主的利益置于宗教皈依的掩盖下，寺庙领主对农奴的剥削被当成了对宗教的供养，掠夺者被打扮为精神领袖，从而以思想麻痹掩护着残酷和野蛮的压榨，使农奴乖乖忍受剥削的痛苦。山南地区贡嘎县一带便是西藏最大的寺庙哲蚌寺的领地。

    帕拉庄园陈列馆里陈列的实物带给我内心极大的震撼。人头盖骨做的酒碗、人大腿骨做的艺术品、抽筋、剜眼、断足，一件件惨绝人寰之事令人毛骨悚然。我意识到，达赖集团妄图复辟的，正是这种政教合一下残忍的封建农奴制度统治。这成为我认识西藏问题的思想起点。

    大道至简，从复杂的局势中抓住一条主线极为重要。从帕拉庄园回来后，我初步弄清了农奴制度产生的历史，决心到甲日乡了解寺庙的喇嘛殴打党支部书记的原因，查个水落石出。我想起郭书记在西藏问题上，一定要看到达赖分裂主义势力这个背景的提醒，我隐隐觉得甲日乡有一篇大文章，也可能挖出达赖分裂势力与寺庙的关系。根本问题，是谁控制政权与人民的问题。陈奎元书记正在抓寺庙整顿，这件事已经铺开了，算是短兵相接。下一步怎么办？我觉得更大的力量要用在农牧区政权建设上，要找出一条新思路。

    第二节甲日道路

    一、发现甲日乡的斗争

    为了全面掌握寺庙整顿的情况，查清达赖分裂主义势力对农牧区的影响，我带着背包住进了甲日乡甲日村。

    20世纪90年代，在西藏农村采访非常艰苦，很多县委没有招待所，到农牧区去，要自己带着铺盖。从拉萨出发时，我同索朗罗布、司机嘎玛一个人出一张“大团结”，买来一箱馒头、一箱啤酒、一箱咸菜、火腿肠与肉，还有油盐酱醋、砧板与刀，什么都是自己带着，自己起火做饭。村里只给了一张睡觉的门板，搬几块石头垫起来便是床。喝水都要到沟渠里舀凉水喝，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早上起来洗脸漱口，水太冷了，牙齿发疼。嘴里抿一小口水，刷一下马上吐出来，牙刷一进水，拿出来便很快结成冰了。

    调查中的小细节，使我在甲日村藏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到养猪场采访时，十几只苍蝇叮在我的脸上，尽管瘙痒难忍，但为了尊重藏族人不杀生的习惯，我坚持着没有用手赶。我用眼睛使劲眨，但苍蝇就是赶不走。索朗看到说，老李，没有问题，不要这么认真了。与西藏当地人比较，我们内地人显得白净，坐着小汽车进村，总是到穷人家走一走，一家一家地看。我见人总是笑眯眯的，从拉萨买了很多小礼品进村，见到小孩就分一支铅笔、几块糖果等小礼物，见到老人就一口一个“阿爸”、“阿妈”，主动打招呼。村里人从没见过这么和蔼的“本部拉”(藏语“大干部”)，再加上我不赶苍蝇的小细节在村里传开了。索朗罗布告诉我，你太和蔼了，村里出现传说，佛祖到民间视察来了。以至于每次我走在村子里，遇到的村民都会低下头，远远地站着不动，直到我走得很远后才抬起头。

    在甲日村采访时，一个常在我居所外徘徊的瘦弱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老人一头卷发，不言不语，他的儿子手持木棍，卫兵似的站在身旁。开始我以为是哑巴或闲人，没放在心上。结果老人连吃饭也盯着我看，但就是不吭声，只会说“雪结巴”与“二元钱”两个词，听得我一头雾水。索朗罗布告诉我，这就是索朗县长说过的被喇嘛所打的支部书记丹增加措。丹增加措讲起共产党进西藏的历史，说起自己入党的经历，说现在年轻人不行，对毛主席不忠诚。我隐隐觉得，里面大有文章。

    先后6次来到甲日乡，走访了几十户人家，我终于掌握了达赖分裂势力在基层的活动情况。

    长期以来，达赖披着宗教的外衣，组织分裂主义力量，阴谋搞乱西藏，分裂祖国。他推行“控制一所寺庙，就是控制共产党的一个地区”的策略，妄图以寺庙为阵地，与我们争夺群众。甲日村的达果扎仓寺便是他们的一个据点。寺庙的有些喇嘛不务正业，长期与境外分裂主义集团保持联系。他们恢复在旧西藏为地方政府服务的反动组织“雪结巴”，从隐蔽走向公开，与乡政府公开展开斗争。社长马宁轩告诉我，“雪结巴”是寺庙外围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出现，标志着西藏寺庙组织向社会组织的转化，这不是小问题。

    在甲日乡，“雪结巴”组织不仅严重干预乡政府的行政事务，还干涉农业生产和农民正常生活。他们暗地阻挠“一江两河”工程在这里的实施，砸钻机、偷工具和材料，使内地来的工程技术人员提心吊胆，无法开展工作。他们甚至派人跑到乡政府叫嚷说“甲日乡只有‘雪结巴’组织，乡干部都可以回家了”。并扬言要是有人来干预“雪结巴”组织，替汉人说话，连家属孩子“一锅端”。乡干部有的不吭气，有的干脆就不到乡政府来，使得分裂主义势力气焰更加嚣张。甲日村党支部书记丹增加措坚决不参加“雪结巴”在寺庙举行的宗教活动，被“雪结巴”罚款。当他拒绝交款时，“雪结巴”竟派打手到他家中对其进行围殴，硬拔去一把头发，其嚣张程度令人发指。

    后来丹增加措跑到县政府揭露“雪结巴”组织，县里有关部门派来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把寺庙组织罚款十元擅自改为两元。这个被打的支部书记气愤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不能参加寺庙活动，这不是两元钱的事，寺庙的人怎么能罚共产党员的钱？

    开始时，丹增加措总是到我住的地方徘徊，只是看着我，什么也不说。我有几分紧张，拿起一块糖，剥了递给他。他吃完糖，还是不吭声，盯着我看。我就让索朗问他什么事，他总是说“不是两元钱的事”。为了了解情况，我一次又一次地摸到丹增加措的家中。这位翻身农奴对我慢慢地亲近了，开始说话了。一次，他嫁到城里的女儿回来，做了一桌饭菜，还特地拉着我去品尝。丹增加措的女儿说起父亲被寺庙欺负的经历，泪流满面。她对我说，叔叔，他们的力量太强大了，阿爸害怕。

    在“雪结巴”的横行之下，甲日乡党支部变得十分涣散，几个支委都欠着老百姓的钱。老百姓议论纷纷，认为“雪结巴”的兴起是因为乡党委的风气不正与领导能力不强，无法带领群众前进。这时，县委新派来一位乡党委书记——贡嘎坚参。贡嘎坚参原来是吉雄乡乡长，也是旧社会的农奴。刚上任两天，门被砸了，自行车也被偷走了。但他不顾这些，每天挎包里带着糌粑，走村串户，与群众谈心。怕影响其他群众的休息，他就在牛棚里与农民促膝交谈，酥油灯常常亮到凌晨二、三点。就这样，他连续调查了两个多月，依靠丹增加措等老党员和翻身农奴，利用寺庙不搞宗教仪式便不让收青稞造成损失的事，组织群众与寺庙斗争，使很多群众觉醒。不久后，公安部门取缔了非法的“雪结巴”组织，拘捕了两名反动头目。

    贡嘎坚参在组织乡党委迅速稳定局势的同时，一手抓住群众意见最大的干部财务问题进行整顿，搞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手抓住影响经济发展的干旱问题，带领群众改变生存条件。他把水库建设作为乡党委工作的中心，一到任就住到甲日普水库上。寒冬里，跳进水里施工，被人硬拉上来。在他的带动下，党员、团员也都住进了工地。大雪天，没有帐篷，他们就躺在悬崖下。天一亮，抖掉脸上的雪，抓着雪团烧水，一啃完糌粑就开始干活，有时干到深夜11点。

    4年来，甲日乡的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全乡粮食由200多万斤增到485万斤，农民人均收入由1993年的298元增加到7O0元，贫困面由45%下降到18%。当然，更大的变化发生在群众心里。“雪结巴”组织刚解散时，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贡嘎县委与乡党委因势利导，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群众觉悟得到明显提高，既认清了分裂主义势力的倒行逆施，也看到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新形象。经过几年努力，甲日乡风气大为好转，社会秩序逐渐稳定。

    从贡嘎坚参带领甲日乡人民开展反分裂斗争、大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基层组织整顿中，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性。过去的调查总结都是从投资建水库角度，我却抓住反分裂斗争这个要害，把两个问题结合起来了。山南地区的“笔杆子”金书波、段襄征在很长时间总是夸奖我能站得高，抓得准。

    在后来为《西藏日报》所写的评论员文章中我写道：

    在当前的基层组织整顿中，我们应当从政治上着眼，从根本问题入手，以反分裂问题作为检验基层组织与干部的试金石，抓好以反分裂斗争为中心的基层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建设一支适应稳定与发展的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

    就在调查逐渐深入之际，我陷入了绝粮的困境。6天下来，肉吃完了，馒头也吃完了，没有一点油水。看到村里有人家杀羊，我掏出36元买了一只羊腿，熬了一大锅。没想到乡里搞计划生育的、丈量土地的、开拖拉机的这时一下子都冒了出来。十几个人边喝酒边跳舞，一锅羊肉转眼间就吃完了。我吃了一天糌粑，嗓子总是发干，咽不下去。肚里没进食，身体虚弱，加上夜里受凉，接连拉了5天肚子，站都站不住，大便也都是血丝，只能扶着墙走，浑身发冷、直打颤。索朗说不行了，这样要出事的。

    到了县城，我与索朗找到县长交流情况。县长说，你们社长像个县级干部，索朗纠正道，“是厅级，与你们山南的向巴平措、胡春华一样大”。县长领着我找到县委书记边巴，说人家是厅级干部，该管一顿饭的。这个县很穷，县里能动用的流动资金只有几万元。县委书记边巴对县长说：“你陪一下，不要超过150元，不要忘记带发票。”他们讲的话都是用藏语交流，我听不懂。最后索朗说，他们管你一顿饭，因为你是厅级。我知道西藏现在还太穷，一点怨意也没有，只是说今天兄弟们能吃到肉了。

    甲日乡的反分裂斗争让我十分兴奋，此时我想到的不只是一篇报道，而是要借此组织一场活动。如果在西藏高原掀起一场基层党建的红色风暴，就能够对西藏区党委的寺庙整顿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支持。夜里县委大院里停电，我就点着蜡烛写了起来，落笔先把标题写好——《暴风骤雨——西藏甲日乡反分裂斗争一幕》，接着一气呵成。在文章结尾，我激动地写道：

    多难兴邦。对于久经动乱而步履艰难的民族，对于久受挫折而饱受折磨的人民，深知没有什么比稳定更为宝贵的了。不管是达赖分裂主义，还是国内外其他反对中国统一、反对历史进步的丑恶势力，都将在中国人民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向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是任何力量无法阻挡的。尽管甲日乡走向富裕还刚刚起步，但是从甲日道路透射出的希望之光，正像雪域高原早晨刚升起的太阳，那么强烈，那么振奋人心。

    二、来自中组部部长张全景的祝贺

    我们一行前前后后到甲日乡调查了6次。每次回拉萨，每当过了曲水大桥，顺着拉萨河拐几个弯，远远见到耸立在山上的红色的布达拉宫，索朗便喊“到家了”，而司机嘎玛便唱起“回到拉萨”。从甲日乡回来，身上痒痒的，一摸一个瘙子。脱下衣服来一看，黑黑的三四个瘙子。手指甲一按，噗嗤一声响，很清脆。我只得把所有衣服都脱下来，在锅里煮。

    写好调查，我先提供给区党委陈奎元书记。那天，我列席区党委常委会，坐在会场最后一排很不起眼的角落。陈奎元书记并不知道我在场，也不认识我。他介绍说，最近来了位很有水平的新华分社社长，他的长篇调查帮助我们理清了思路，提出带方向性的问题，值得深思，你们可以看一看。

    话音刚落，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汉昌便对陈奎元说，李社长就在这里。陈奎元听后，招招手把我请到前面，握住我的手说：“你来几个月了，也不吭声，一来就下乡调查，我也没能见到你。你的调查报告写得很有深度，为我们区党委理清了思路，我们在座的各位都要谢谢你。”说罢当场把区党委常委一一介绍给我认识，与热地、郭金龙、巴桑等人一一握手。握手时，陈奎元说：“李锦同志刚来，不熟悉，大家要帮助他”。又对我说，“你有什么困难就说。”

    陈书记又吩咐李立国秘书长将我的调查报告复印一下，每个常委发一份。接着，陈奎元再次说：“这个调查写得扎实，很有水平。西藏问题比较复杂，基层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党委为什么这么抓，抓得对不对，这个典型回答了问题，想得深透，指导意义很强。也帮我们区党委理清了思路，常委都要学习一遍。”

    调查报告以内参形式发往中央高层。胡锦涛曾在西藏执政四年，西藏的政治局势与矛盾冲突，他比其他领导人有更深刻的体会。1994年，胡锦涛同志在飞机上听我汇报九间棚情况时，曾说有什么好典型可以直接寄给他。当时，我从有关渠道了解到胡锦涛同志正在江苏视察，还担心他看不到这份调查报告。

    11月13日清晨，尚在睡梦中的我被电话铃声叫醒，拿起话筒，听到的是一个熟悉的德州口音：“李锦吗？我是组织部张全景啊。伙计，一炮打响啊，祝贺你！”中组部张全景部长告诉我，胡锦涛同志对于我所写的调查报告作了较长批示。胡锦涛认为：“甲日乡的经验很好，要认真总结推广。如果西藏所有的乡都像甲日乡这样做，反分裂斗争就有了坚实的基础，而西藏的稳定与社会发展就会大有希望。”张部长说，中组部下一步也要组织宣传，张全景原是山东省委组织部长，抓九间棚典型时认识的。他认为甲日乡典型是边疆民族地区的新鲜经验，是九间棚之后党建的好典型。张全景让我回来时找他一下，他会安排组织局局长李景田抓一下此事，随后又嘱托我替他向陈奎元、郭金龙等人问好，并说一定要让他们重视这一典型，做好宣传推广工作。

    当天下午，我又接到新华社副社长南振中打来的电话，他也对“甲日道路”的一炮打响表示了祝贺。张全景与南振中两位领导都是从山东走出去的，对我熟悉。现在两位领导都不约而同地用“一炮打响”来形容，让我感到既欣慰又激动。

    在胡锦涛同志作出批示之后，我决意把这一成果迅速转化，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给郭金龙书记写了一封信，提出宣传推广甲日乡典型的8条措施。在西藏推行典型有一定难度，主要是人才缺乏，按照我的策划，写材料的任务相当大，但上述建议郭金龙书记最后竟全部采纳，并责成区党委组织部召开协调会一条条落实。写完这封信后，我随即赶赴甲日乡，想进一步进行调研，加大宣传力度。然而此时索朗旺堆县长却不同意宣传，他认为“一江两河”工程已经开展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做很好总结，为什么这次要从党建角度总结，他感到不理解。

    在组织部召开的协调会上，有些人唱起了反调。有人认为其他地方比甲日乡好，甲日乡尽管近几年有发展，但仍旧很穷。把甲日乡树立为典型而大加宣传，是丢人现眼。不断的质疑与诘问使得会议气氛有点紧张。

    这次会实际上是落实郭金龙书记提出的意见，而这些意见是我建议的。主持会议的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昂强巴开始感到会议气氛难以扭转，觉得顶不住了。给我写了一个字条递过来，上面只有三个字：“怎么办？”我心想，讲什么道理也没有用，胡锦涛、陈奎元、郭金龙等领导都有明确态度，这是中央高层批示下来的典型，要按照上层指示办。我于是回了一张字条，上写“按中央领导说的办，这是一个落实的会议”。昂强巴马上扭转主题，说中央与区党委都已经决定了，我们要讨论的是怎么落实。昂强巴部长把我推到前台来，我口气似乎很轻松地说出事情该怎么落实。难办的事多是写文章写材料，我总说这个由我们来。大家对我这个北京调来的文人有什么背景也不了解，见我大包大揽，便也不再说什么。会议当即决定，在甲日乡召开西藏农牧区基层党建工作现场会。

    随同我调查的央珍与索朗一直在外面等候，看到散会，马上围上来。我只说了一句“胜利了”，便觉头晕，站立不稳。当时天气寒冷，会议又开得紧张，缺氧让我的身体压力剧增。索朗扶住我，连声劝告“不要说话，不要说话”，与央珍把我扶上车。

    这次会议决定在《西藏日报》公开登载基层党支部与寺庙分裂主义势力的斗争情况，很多内幕一下子被揭开。这是西藏报纸上第一次公开报道分裂势力在基层复辟的活动，而且写得具体，审稿过程复杂而艰难……

    1996年12月的一个深夜，在长篇通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发表的晚上，我与索朗、央珍在西藏日报社看完最后一遍校对稿，直到稿件送到印刷厂要开机印刷时，才返回朵森格路西的新华分社。那时已是深夜一点，印刷厂搞校对的汉族老师傅提醒我说，这个稿子不能署真名，他们要暗杀，在西藏这个地方不能太认真。

    走在清冷的夜色中，我想着印刷厂师傅说的话，心里不由泛起一阵寒栗。我对两个年轻记者说：“你们得有思想准备，这是第一次公开把基层党组织与寺庙中分裂势力的斗争捅开，会引起社会震动，防止那边派来的人盯梢暗杀，他们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我是内地人，迟早要走的，你们年轻，是当地人，要注意安全，晚上不要出门了。”

    央珍过去说自己是属兔的，素来胆小，此时却说道，“老李，我们不怕。”

    索朗也坚定地说：“死了也是烈士。”

    久久的沉默之后，索朗又说：“老李，你署上我的名吧，把我的名署在你前面。他们要暗杀，先砍我的头”。

    深夜里，这句话是那么清晰，铿锵有力。那天晚上月亮很亮，月光照在朵森格路的石板上，看到自己长长的身影。这时候已是深夜一点多了，四周一片沉寂，只有我们三人走在青石板上的脚步声，清脆又有几分沉重。我面对两个勇敢的农奴后代，不禁愣住了，一股热浪不由得涌上心头。

    三、在高原掀起红色风暴

    1996年12月23日，西藏区党委在贡嘎县召开了全区农牧区基层党建工作现场会，组织部门与县委书记参加了会议。

    那是个格外寒冷又令人心旌荡漾的清晨。会议一开始，郭金龙书记就介绍了新华社的报道，并当场让我站起来，举着刊登通讯的《西藏日报》，说道：“这个大调查是新华社李锦社长写的，新华社为西藏稳定立了一大功。”会议上，郭金龙书记还指出，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政权建设是西藏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要通过宣传推广甲日乡经验把基层党组织整顿好、建设好，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在山南地委所在地泽当的晚宴上，当郭金龙书记看到我坐在另外一桌上时，马上把我叫到主桌，坐在他旁边的主宾位置上。各地区、各县的书记们和厅局长们来向郭金龙敬酒，郭书记说，“你们想不想抓党建工作？抓好了就有人来总结。要总结，你们就要敬李社长，李社长是个高人”。一场“敬酒风暴”顿时在席间掀起，县委书记们排成队，一杯接一杯地转向我。尽管喝得浑身发烫，心情大好的我总是来者不拒，一饮而尽。

    为了加大宣传力度，《西藏日报》特别开辟了“学甲日经验，抓基层党建”专栏，刊登了16个头版头条，前6个头版头条都是我自己动笔写的。每天下午4点开始写，5点半交给报社，报社总编李而亮把版面留着，我的稿子一到便拼版。一个省级报纸依靠新华社稿件的这种程度，在新华社范围内也是少有的。

    随着全区农牧区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现场会在甲日乡召开和宣传高潮的形成，甲日道路、甲日经验、甲日样本也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甲日乡的经验，在雪域高原卷起一场红色风暴，成为共产党治藏的一道亮丽风景。从12月到次年2月，整个高原都在说甲日，议甲日。

    1997年2月19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与世长辞。这一年，悲伤的云雾笼罩国人，久久不散。我的悲恸难以言表。15年前，邓小平“你有发言权”的褒奖被我视为不断前行的动力，邓小平一手掀起的改革大潮使我有了纵横驰骋才能的机会。邓小平逝世后，大型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在全国多次播放，作为受到邓小平接见的记者出现在片中，我是整部纪录片中唯一的一位记者，也是当时西藏地区唯一出现在片中的人物，《光明日报》、《西藏日报》与西藏电视台相继对此进行了报道。

    甲日乡典型的树立以及电视纪录片《邓小平》的播放，时间挨得这么近，让我在西藏名声大噪，也因此引起了达赖集团的密切关注。由于“甲日经验”与达赖培养的“克西精神”仅一山之隔，美国之音便开始疯狂地攻击“甲日经验”，并对我这个“神秘人物”进行猜测。就在与郭金龙一起参加现场会的当晚，我们从现场回宾馆的路上，听到美国之音的藏语广播，攻击甲日经验，并提及“从北京来的神秘的人”。懂藏语的汉族干部说：“李社长，你在那边出名了。”当时在西藏，中央广播电台与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只在拉萨周围能听到，在远离拉萨的地方听的多是美国之音和欧洲一些藏语台。

    当时，还有人从西藏大学回来后告诉我，那边盯上你了，你已经上了他们的暗杀名单。我听了有种不安全的感觉。每天晚上睡觉前，便把枕头下组织配备的手枪拿出来检查一遍。分社后面隔墙是自治区医院，我特地准备了一条长绳子，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便可越墙而出，与自治区有关方面取得联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白天待在办公室，天快黑时，才戴上大大的墨镜，穿上风衣，把礼帽压得低低的，带着索朗罗布到街上转一转。索朗说，老李你太像地下党的书记了。

    甲日乡典型的推出，是我在西藏主持的第一场战役。与以往典型调研不同的是，在这一次“甲日道路”的发现与培养过程中，我又多了一个新的角色——组织者：不仅是典型的发现者、推广者、思想研究者和培养者，而且也是组织年轻记者进行调研的“导师”。我从以往的单枪匹马作战转换为一个运筹帷幄而又亲临战场的指挥者，转换为传道授业、扶掖后进的师长。这种角色上的转变，对于我来说，更多了一份责任。

    坚持群众路线，深入群众搞好调查研究，是一个分社的立社之本，也是发展之本。为了帮助年轻记者提高调研水平，我把记者们的稿件装订起来，每个记者一本，研究他们的写作，发现每一点优点便在评报栏里贴出来，以教育大家。我所看重的，是薪火的相传，是经验的延续。在新华社《新闻业务》发表的《发展之本——我们是怎样抓调查研究的》一文中，我记下了培养年轻记者的一些心得：

    过去，西藏分社记者多数缺乏调查研究的经验，我们既要提出具体的目标，严格要求，又要循循善诱，耐心帮助，使他们逐步尝到甜头，自觉明确走到这条路上来。这就要求分社领导“靠”上去抓，付出相当大的精力与时间来做这件事。我们比较重视抓好“三前”，即出发前分社开会研究调研的主题，提出调研的目标；调查后，开会研究调查来的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发稿前，分社领导提出修改意见并帮助修改，力求调研获得理想的效果。这样一来，调研成果多了，记者也成长起来了。

    后来，与我同时在西藏分社的一些年轻记者如多吉占堆、伍皓、罗布次仁、多穷、尕玛多吉、赵承、赵新兵、沈路涛、索朗罗布、白冰、马书平、刘喜梅等人，多数成了新华社有影响的调研记者。

    第三节与美国议员沃尔夫的遭遇战

    一、沃尔夫潜入拉萨

    因为西藏所处环境的特殊性，新华社西藏分社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个“以对外报道为主的分社”，一直坚持“内外并重，侧重对外”的报道方针，在国际舆论的引导与斗争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97年，我就同美国反华议员沃尔夫展开了一场被国务院外宣办认为是“西藏经验”的国际舆论之战。这是我新闻生涯中参与对外报道最有影响的一仗，也算为我国对外报道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动势力推行“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西藏问题一直是他们攻击的重要目标之一。当翻身农奴初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西方反动势力就散布“西藏发生了人间悲剧”。40年过去了，这种诬蔑与攻击并没有停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更有愈演愈烈之势。达赖势力的猖獗与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而弗兰克·沃尔夫便是反华势力中较为活跃的一员。

    弗兰克·沃尔夫是美国老牌反华议员，长期在所谓的宗教、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说三道四。以他为代表的反华势力歪曲历史，制造争端，多次在美国国会起事。由于沃尔夫的“成功”表演，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受到了很大损害。

    1997年，在沃尔夫牵头下，美国反华势力纠合100多名发起者向众议院提出1685号议案，即《1997年摆脱宗教迫害法》，将矛头对准中国。为了组织这次活动，沃尔夫搞了一次所谓的“调查研究”。那年8月9日至13日，他以旅游为名潜入拉萨，带着一名藏语翻译与一名助手，找到很多“内线”，掌握了一些所谓西藏问题的材料。当时，拉萨市区危房正在拆迁，有部分居民有意见，有的因犯罪被关在看守所，沃尔夫专门找到这些“不满者”的家属，日夜不停地搜集材料。

    回到美国后的8月20日下午，沃尔夫在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这次所谓的“地狱旅行”，抓住人权、宗教等问题大做文章，说他“看到了中国正在大规模逮捕与残酷镇压”、“近二十年汉人屠杀了100万藏人”，“被压制的人民在不可言喻的野蛮条件下生活”，“人文方面一点点也没有进展”，“人民在受苦受难，他们最大的希望是离开中国”，“西藏正在消失”，煽动西方世界干预，“拯救这个喜马拉雅山下的佛教文化”。

    因为沃尔夫是美国众议院中的反华领袖人物，他的出面具有很大影响力。8月22日，美国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法新社发出美国华盛顿的一篇报道《美国议员警告说，中国在“吞并”西藏》，接着路透社从华盛顿播发《美国国务院支持国会议员关于西藏的言论》等报道。一时间，西方舆论界推波助澜，反华恶浪骤起。

    8月22日，新华社对外部政治文化编辑室编辑李希光从网上得知美国动态，立即向对外部报告。副社长高秋福、副总编马胜荣同意对外部立即反击的意见，指示由对外部记者在北京采访，同时通知西藏分社在西藏组织采访。

    那天晚上10点，我接到对外部副主任李志高的电话后，认为美国国会内反华势力就西藏问题屡屡对我政府发难，作为西藏分社，守土有责。驻藏记者，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应把报道着力点定在事实“揭批”上。我立即组织分社对外采访室、政文采访室两支队伍全力投入战斗。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从“红机子”打电话给西藏自治区党委秘书长李立国，报告情况并提出报道设想，请求协调。李立国说热地书记刚从内地回来，自己正准备去机场接他。我决定兵分三路，马上采访。我与对外采访室主任多穷赶赴区党委常务副书记热地家中。

    热地刚进家门，连口水也没喝，李立国秘书长与我马上跟进。李立国让我先汇报，我汇报了情况，也表示道歉，热地书记说“特事特办”。这时他还不知道沃尔夫在华盛顿的发难，但是态度非常鲜明，他说西藏人民最有发言权。我把沃尔夫诬蔑西藏的言论简单说了一下，提出几个问题。热地书记说，“这个美国人讲的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都是达赖讲的嘛。”

    从热地家回来后，我与多穷便迅速投入到写作中。从热地的谈话中抽出“西藏人民最有发言权”几个字为标题，稿件1990字，很快发往北京，编辑部一字未删，全文发出。这篇稿件观点鲜明，把具体事实摆在公众面前。对于“到底谁对西藏问题最有发言权？”“汉人在西藏究竟有多少？他们都在干什么？”“西藏宗教信仰有没有自由？”“西藏文化有没有得到尊重与保护？”等问题都一一作了阐述。

    很快，稿件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发表，路透社、法新社都转发了报道。接着美国的《侨报》、《世界日报》、菲律宾的《商报》、香港的《明报》、《商报》以及泰国的《中华日报》都刊登了文章，新华社报道以最快速度与美国的主流舆论交上了锋。美国人没想到，中国人在第二天便发来批驳的稿件。中国人也没想到，美国最大的报纸《华盛顿邮报》居然刊发中国人写的稿件，实在因为这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太出新闻了。

    与此同时，我从政治上、内容上、业务技巧上与报道规模上进行分析，开始酝酿一个大的作战计划，决心把这场遭遇战打成一个运动战。

    1997年5月，我曾专门去北京向新华社秘书长蔡名照汇报西藏困难，要求重新启动援藏工作。蔡名照对西藏工作非常关心，询问西藏分社还有什么困难，说各部门都会优先考虑。我提出办公楼扩建、职工住宅楼建设与建立林芝记者站的三项工程。蔡名照当场答复都可以办。我把已经写好的报告拿出来，蔡名照一项一项都帮助解决了。新华社的援藏工作停了多年后在蔡名照安排下也重新开始了。于是总社从上海、江苏、浙江与国内部、对外部调来赵承、赵新彬、朱仲良、石永红、潘海平等一批援藏记者。这批人水平整齐，新生力量的加入，使得我雄心大发，决心形成一次对外宣传的“突破”。

    我首先从沃尔夫的讲话中对沃尔夫本人做了一个深入了解。在通过特殊渠道以最快速度拿到沃尔夫在美国国会讲话内容后，一个字一个字看过去，在一旁写满了批注。然后把自己的观点发给参加报道的每个记者，让大家大体了解这个人的能量、动机、活动方法、思维特征与传播途径，对他的影响圈、议题、发难的时机、目的、阵地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仅用一个小时，便迅速拿出了全面的作战部署，确定了作战思路。

    8月25日，外交部发言人就沃尔夫所谓的“西藏见闻”发表评论说，沃尔夫众议员戴着有色眼镜，无视西藏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对中国肆意进行诋毁，这种行径是可悲的，也是不会得逞的。紧接着，新华社铺天盖地的发稿便跟了上来。

    自此开始，这场国际舆论斗争轰轰烈烈地铺展开来，从那年8月一直持续到寒冬。

    这期间还有个小插曲。8月27日，欧洲议会副议长海默夫人来到西藏。我认为这是以西方人之嘴堵西方人之口的最好时机。海默夫人到西藏，提出到西藏监狱去参观，我便与多穷一起去西藏监狱，寸步不离地跟着她。海默夫人在访问中说“百闻不如一见”、“这里的监狱管理科学、合理，看到的与听说的不一样”。我特地问了一下翻译，她是否说了“百闻不如一见”，翻译说是这个意思，这个女议长也朝我点了点头。之后，我在报道中如实写了进去。当晚，我便以此为题发了稿件，新华社当即向全世界转播。

    当报道为《欧洲时报》等西方媒体传播后，海默夫人已离开拉萨，到了尼泊尔。面对西方舆论压力，她矢口否认自己说过的话。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我意识到国际斗争的复杂性将使西方政治家可能扮演多变的角色，于是便去找在场向她提出问题并且亲自听到她讲话的监狱长，再次向编辑部提供稿件。后来，我从陈奎元书记那里得知，这位副议长后来又转变了态度，在会上讲“西方最好再也不要干预中国的内政了”。

    二、陈奎元说，这一仗打得漂亮

    西藏分社揭批美国议员沃尔夫的斗争，是一场国际舆论战，不是普通的对外报道。这场斗争成为中美两国政府的舆论战，在党的十五大上引起很大反响。十五大上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这场报道也得到中宣部、中央外宣办与西藏区党委的高度重视。

    9月30日晚，陈奎元书记约请我与政文室主任伍皓到住处交谈，一见面，陈奎元就兴奋地对我说：“你们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沃尔夫刚开始胡说八道，我们就发了报道，交上了锋。他们反击你们的报道，证明你们有战斗力。在大是大非面前就应该旗帜鲜明，针锋相对。你们的报道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一晚，我们一直谈到深夜两点，才离开陈书记的宿舍。

    在我的具体组织指挥下，西藏分社连续组织了五个小战役，改变传统的单篇写作方式，使西藏的对外报道形成气势，如排山倒海般接踵而来，形成了四个阶段、五个浪头的反击。

    第一阶段是前三天，围绕西藏监狱与犯人权力问题。人权问题焦点在监狱问题上，沃尔夫也是先从这里做的文章，因此我决定就从监狱开始采访。短时间内采访了政法委书记、司法厅长、监狱管理局长等，组织了5篇稿子。

    第二阶段是前十天。在8月23日至9月2日的10天里，所发的11篇直接批驳沃尔夫的稿件为西方主流世界报纸纷纷采用，这段时间的报道有反击战特色。

    第三阶段是前一个月，把报道转向主权与人权报道，有歼灭战特色。分社在9月份发对外稿达45篇，例如《西藏自治区监狱文明改造犯人成效显著》、犯人亲属探监与犯人交心的现场特写《铁窗内外的亲情》，以及体现中国政府人道主义精神的《西藏一批犯人获减刑》等一系列反映监狱人权的报道，从各个侧面对沃尔夫的观点进行批驳。

    第四阶段便是后期两个月，对西藏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报道，带有运动战的特色。在三个月里，西藏分社陆续发出监狱、人权、主权、宗教文化、环境、人民生活、民族团结与民主选举等五组系列报道，发稿量达120多篇。这些报道几乎发发中靶，落地生花，为海外报纸广为刊登。

    同时在四个阶段中，又形成了五个浪潮的报道攻势。这五个浪潮浪浪相接，蔚然成势。第一个浪潮是以当事人身份的访谈为主，构成对沃尔夫最初的反击。当这个浪潮起来时，以监狱反映人权的报道浪潮随即而起。紧接着是第三个浪潮，反映的是主权、文化与人民生活这三个系列，这是沃尔夫重点攻击的问题，因此发稿量最大。第四个浪潮是西藏的民主选举，因为西藏在青稞收完便开始搞基层选举，是全国搞得最早的。最后一个浪潮是西藏环境保护，这个报道一直发到翌年年初。这五个浪潮因为没有间隔，便形成一个大潮。到1998年元月，援藏记者陆续返回内地过年，这场战役性报道才告一段落。

    在揭批沃尔夫的日子里，西藏分社的机房每天都是灯火通明，来自总社、江苏、上海、浙江的对外记者围在我周围，气氛紧张而又融洽。那段时间，他们不仅仅是在写稿，也是在前线作战，在以智慧守卫国土，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却“兵戎相见”的战斗。这场轰轰烈烈的国际舆论之战历时3个多月，粉粹了沃尔夫妄图利用西藏问题掀起反华浪潮的阴谋，也充分显示了西藏分社的对外报道能力。国务院外宣办高度称赞了这次新闻报道，认为是对外宣传报道的“新鲜经验”，后被称为“西藏经验”。

    我们在与沃尔夫的遭遇战中，以密集的火力压倒了他，迅速化解了沃尔夫利用西藏问题反华的攻势，我们搭上他这趟车，使得中国人的声音在西方主流大报上露了脸，使美联、路透、法新等大通讯社都传播了我们的声音，为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留下一笔。

    第四节零下四十一度的严寒

    一、杨传堂口中的“大手笔”

    1997年，随着十五大的召开，这一年成为解决经济问题的“大年”。十五大报告发表后，西藏上下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展开了讨论。

    西藏是从封建农奴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特别是国有企业普遍生产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生产成本高、市场生存能力弱，对政府依赖性强。进入90年代后，亏损面不断增加，职工生活无着落，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稳定，成为政府抹不去的一块“心病”。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常务副主席杨传堂分管经济工作，他是位能吃苦又肯学习、善动脑筋的领导。我每次列席自治区会议后给中央写的内参中总会有他的一段谈话，因为他能说出东西来，而且有主见，有分量。在我看来，西藏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最终都要依靠经济发展来解决。只有经济上来了，西藏人民感到幸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一年，我们在进行对外舆论战国有企业的同时，在杨传堂的支持下又抓出了拉萨啤酒厂这一国有企业典型。

    拉啤进入我的视线，最初来自西藏人对啤酒的爱好。西藏人很爱喝啤酒，而且清一色喝的都是拉啤，这种啤酒味道清凉纯正，口感也好，喝起来比青岛啤酒不差在哪儿，是拉萨人的最爱。当时在西藏，买啤酒都要排队，要走后门。拉萨啤酒厂是老牌的国有企业，但多年以来一直处在举步维艰的境地。1989年亏损708万元，资产负债率28%。后来，累计亏损达2700万元，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1994年，拉萨啤酒厂被列为全国百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1996年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5月，拉萨啤酒厂以股票上市标志着他们终于完成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形成以国有资产控股的混合所有制。

    拉啤进行企业改革的线索是分社记者马书平在采访中发现的，马书平在文章中回忆：

    8月15日，我在经贸体改委采访，了解到拉萨啤酒厂改革方面的一些情况，我及时向分社领导作了汇报。第二天，副社长李锦带着我去请示自治区领导，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自治区领导一致同意把拉萨啤酒厂作为西藏国有企业改革的典型。

    听取汇报后，杨传堂书记说，老李你是靠搞典型起家的，我们一起来抓拉啤这个典型吧。我的看法是，典型要有全国意义，才能立得住，但这个典型是否能体现江泽民的“5·29”讲话精神，反映所有制结构调整问题，是否在全国有指导意义，当时并无把握。于是带着马书平一起住到了厂里。在那里，我们先后调查了半个月时间，了解到四川人进藏参股的事情以及企业改革中“姓川姓藏”的争论，这些都形成了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的种种艰难与阻碍。

    当时关于所有制问题，全国企业中还没有成熟的典型推出。经过分析与研究，我认为，可以通过这个混合所有制企业调查，反映西藏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体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讲话精神，对于封闭的西藏经济改革与发展可望形成冲击。

    10月10日，杨传堂在西藏宾馆审阅了拉萨啤酒厂的调查报告后说，我们西藏也出大经验嘛，这个调查在全国也算是有水平的。杨传堂对我和马书平二人的调查报告十分满意，他说：

    李锦同志从山东来，抓过不少大典型，是提出大思路的人，功力深厚。到西藏来，向区党委、政府推荐两个典型，一个是党建的，一个是经济的，还建议在两次全会召开时宣传推广这两个典型，这两个建议都是高招。新华社让李锦同志这样有主见、有思想的社长来西藏工作，是智力支援，这是对西藏工作的重视，我们从内心里感谢你们。小马一到西藏工作就跟着李社长进拉萨啤酒厂搞调查，写出大材料，这个调查研究的路走对了。

    西藏经济工作出经验不容易，也很少在全国露脸，为了形成一定影响，我专程到编辑部送稿。10月20日，新华社内参刊发了调查报告《思想解放带来企业改革的新突破》(上)、《新的所有制形式催生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下)，系统介绍了拉萨啤酒厂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经验。

    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汉昌亲自安排《西藏日报》在区党委五届三次会议期间以整版篇幅刊登分社记者写的调查报告全文，在会议上引起较大反响，拉萨啤酒厂成为十五大精神的载体，在会议上被热烈讨论。热地、杨传堂、丹增、李立国、江措、徐明阳、肖怀远、苟天林等都在发言时讲到拉萨啤酒厂的经验，强调解放思想对于西藏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12月4日，区党委五届三次全会结束的第二天，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联合举行拉萨啤酒厂改革成果表彰大会。会议授予拉萨啤酒厂“改革排头兵”的称号。这是继上一年冬天“甲日乡”调查后，西藏分社的调查报告再次在西藏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在拉萨出现了“家家说啤酒，户户话改革”的现象。

    区党委常委、秘书长李立国高度评价了西藏分社的工作：

    去年贯彻十四届六中全会与今年贯彻十五大精神都是在冬季，区党委都是以分社的典型调查开路，都引起轰动效应，社会效果非常好。在西藏的同志对中央精神正在传达时，你们用自己的调查提出见解和思路。关键时刻新华分社总是起重大作用。近年来，新华社的报道在推动西藏实际工作方面，贡献很大，功劳很大。

    自此之后，我宿舍里的红色电话机，成了区党委与新华分社联系的热线。遇到急事，可以随时与李立国秘书长联系，凡是我们提出的，西藏区党委都大力给予支持。

    二、吸着氧气到藏北重灾区

    1997年9月，横扫全球的“厄尔尼诺”现象降临世界屋脊。到12月中旬，已出现40余次不同程度的降雪，降雪量是历年同期的3倍。这场空前的“白色风暴”使包括那曲、阿里、日喀则3个专区在内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藏北草原变成一片银色世界。藏北草原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雪灾发生了。

    12月20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我到会时已经坐满了人。那时雪灾已沿着喜玛拉雅山、冈底斯山与念青唐古拉山向全区蔓延。全藏32个重灾县的1030个村子被大雪包围，40多万平方公里的藏北已成为一片雪海，26万灾民处在危急之中。在杨传堂主持下，区党委作出了把抗雪救灾作为西藏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的决定。

    实际上，早在12月4日，新华社首播的消息《那曲地区遭受严重雪灾》就已为《人民日报》、《文汇报》和美国《世界日报》等6家报纸采用，比其他新闻单位早发稿18天。区党委副书记巴桑诧异地对我说：“你们耳朵真灵呀。”我告诉她，新华社常年有记者在基层调查研究。11月下旬，记者白冰、觉果到藏北了解牧区冬宰情况时，在与群众接触中，得知今年可能发生重大雪灾，而且是毁灭性的，便打电话向我汇报。我当即要求把采访重点由“世界屋脊采风”转向采集雪灾情况。在区党委开会前，分社已经三次开会，研究部署雪灾报道。

    当时拉萨也连降大雪，分社没有暖气，夜里常常被冻醒，已经有七八位记者感冒了。在西藏感冒，非常容易引起肺气肿，危及生命，何况要到氧气最少的藏北。这时气温已经低至零下40多度，一位缺乏经验的司机没有戴手套去推车，手碰上去便拿不下来，用力撕扯，最后竟然一整张手掌皮被粘在了冰冻的汽车上，寒冷程度可见一斑。

    这时，我决定以重兵投入，采用两线作战，分三个梯队轮流上阵，并挑选身体最壮的罗布、觉果、白冰作为第一梯队，马上奔赴500公里外的藏北重灾区。技术局援藏干部赵建国感冒还没好，也三次找到我，坚决要去。随着灾情发展，元旦这天，分社第二次派出报道组，我特地在分社门口为他们组织壮行送别，讲话，发言，然后把啤酒、馒头与铺盖抬上车。

    到灾情最重时，报道上出现了难题。雪灾是否造成死亡，死亡人数具体几何，记者们众说纷纭，做不了主，不断给我打来电话。我此时已经在西藏一年半了，气力明显大不如前，但还是不顾身体孱弱，决定奔赴灾区，参与调查并现场指挥。当时拉萨气压不稳，我因缺氧而难以入睡，已经连续十多天处在眩晕状态，头脑像要崩裂，平时只好用双手紧箍着太阳穴，不敢放松。

    出拉萨往北，地势越来越高，气候也越来越冷。千里藏北，雪海茫茫，无法辨认路，我与记者赵承坐的越野车一会儿爬雪山，一会儿在冻结的河面上走。车不时地蹦跳起来，我的头也不停地撞着车顶。到了灾区下车，连站立都极为困难，走一步，脑门疼一下，只得把氧气袋抱在怀中，把氧气管插在鼻孔里，坚持采访。

    在《母亲魂兮归来》一文中，我记录下了前往灾区采访的艰难历程：

    到那曲，满世界被白色塞满了，眼际尽是厚厚的大雪。车过雪拉山山口时，已是海拔6000米，我在车内闷得喘不过气来。开了车窗门，一阵猛烈的暴风像棍子打过来，硬是把我的脸扳过去，头想转，竟转不过来。一瞬间脸已冻得像冰一样，没有了知觉。肆虐的暴风雪就像惊涛，一浪一浪冲过来，想掀翻我们乘坐的一叶孤舟似的越野车。世界上只有呜呜的风，震天动地地嘶叫着，其他什么也听不到。车不敢停，也不能开窗，只有缓缓地爬动。在死亡可能出现时，我想起了妈妈，如果我走了，妈妈怎么办？我是母亲的希望与寄托。当时唯一的念头是，一定要活着回去，父母亲在等着我，妻子与女儿在等着我。我不敢打瞌睡，怕自己缺氧时昏死过去，也怕激烈的颠簸会折断脖子。

    下山时，找不到路，车就在河道冰面上开。开快了，在那青玉色的冰面上打了一个360度的圈，我意识到要翻车了，不由得喊了一声“妈”，车转危为安，又平静地向前滑行。许是菩萨保佑，许是母子之间心灵的相通吧，我仍然活着。车到大众乡时，我已紧张得不能说话。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脑袋疼得像要爆裂，脖子的筋像被冻住，头也转不过来。看到成群成群的牦牛瘫在地上，多已死了。那死死的白色，使人感受到惊栗与恐慌。

    正是死亡线上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让我写出了三千多字的通讯《震撼世界屋脊的壮歌——来自西藏抗雪救灾一线的报告》。这篇通讯由新华社总编辑何平亲自编发。何平打电话给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徐光春又与《人民日报》打好招呼，总编辑范敬宜批示是一篇感人的好文章，安排在全国两会召开前一天发出。通讯为《人民日报》全文刊用，当即在“两会”上引起反响，使得西藏雪灾成为中央领导与北京各新闻单位和西藏领导交谈时的主要话题。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在北京开会期间专门打电话给分社，赞扬这篇通讯写得好，发得及时，社会影响大，感谢新华社的雪灾报道。《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在报纸上写出评论，认为“写得生动感人”。

    在这场报道雪灾的战役中，新华社前后派出6批17人奔赴那曲灾区。技术员卓玛不顾孩子年龄小，也要报名“上前线”，我不同意。卓玛说：“老李，你们抛家舍业，从内地来这里吃苦，还不是为了我们藏族人。你们不怕苦不怕死，我们还怕什么？”说着眼泪往下落。在春节前，伍皓、卓玛等第6批人又进了灾区。区党委副书记丹增开玩笑说：“新华社已搬到灾区来了。”正是在这种直面生死、勇敢无畏精神的感召下，西藏分社出色地完成了藏北特大雪灾的报道任务。

    中央领导江泽民、李鹏、罗干、姜春云、邹家华、李贵鲜分别在我们所发的调查上作出批示，促成中央“专门听一次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杨传堂同志对我说：“你们新华社太重要了，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大作用。”

    1998年2月12日，新华社社长郭超人签发嘉奖令，嘉奖令里写道：

    在这次报道中，分社全体记者、技术后勤人员积极请战，争先恐后，表现出了强烈的工作责任感、拼搏精神和敬业精神。主管业务的副社长李锦吸着氧气赴灾区，指导工作；援藏记者赵新兵、赵承，技术人员赵建国主动要求参加报道组；记者罗布次仁、白冰、驾驶员嘎玛及赵建国都是两次承担任务。分社参加报道的9名记者、2名技术人员和4名驾驶员，不畏海拔五六千米、气温零下三四十度、风雪弥漫的严酷环境，深入现场采访，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除夕夜，当千家万户喜气洋洋吃年夜饭之时，西藏分社第三支报道小分队的4位同志却身处藏北部“无人区”的旷野里，因带去的方便食品冻成冰块无法食用，在茫茫雪海中挨冻受饿，表现十分感人。

    希望全社同志向西藏分社的同志们学习。学习他们忠于职守、艰苦奋斗的工作精神，学习他们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学习他们连续作战、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进一步推动“抓作风、改文风”的开展，努力提高新华社宣传报道的整体水平。

    郭超人曾在新华社西藏分社工作10年，以实地调查，写出很多好文章。他是在值班简报上看到这个信息的，要求发出社长嘉奖令。新华社一年也就是发几次，遇到特殊情况才发嘉奖令，表明他对我们西藏工作的关心与重视。

    第五节提出治藏方略

    一、喇嘛叛逃事件

    1998年9月，我刚从内地休假回来，刚进门，就看到社长马宁轩一脸焦急地在院子里等候。老马见到我，连忙说道，区党委等着你呢，已经催好多遍了。中央办公厅为这个乡的事情复电，在西藏是首次，中央在等着报告呢。

    让老马心急火燎的事情源自一起喇嘛叛逃事件。几个月前，克西乡贡嘎县苏若林寺有11个喇嘛叛逃到了印度，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克西事件”。“克西事件”发生后，“美国之音”用藏语日夜不停地宣扬“克西精神”，欧洲30多家藏语电台也全力配合，一时间，“克西精神”像瘟疫一样，传遍整个藏区，西藏区党委压力重重。

    老马告诉我，前一阶段这个喇嘛寺庙的人都跑空了，现在已经挖出经师，这个人与达赖分裂势力有直接联系。热地书记要求派得力人员解剖并总结，把调查拿出来，上报中央。中央办公厅在6月14日有个批复，中央领导等着了解情况。现在一个40多人的工作组已经进驻克西乡了，陈奎元、热地、江村罗布、郭金龙等领导都非常重视。区党委常委会研究，最后决定还是请新华社的李锦社长出面调查。

    我一回来，老马就派好车，把馒头、啤酒和氧气袋都装上车，让司机嘎玛把车开到楼下。刚回到拉萨的我还没有适应恶劣天气，但政情如火，进办公室把铺盖卷起来，又下楼带领伍皓、罗布次仁两个记者，沿着拉萨河，过曲水大桥，顺着雅鲁藏布江南行，直奔克西村。

    克西乡位于贡嘎县，与甲日乡仅有一山之隔。1993年以来，这里接连发生了25起政治事件。从拉萨到山南，再往境外，便是达赖1959年的外逃之路，一些地方可以感受到达赖势力的影响。我意识到，达赖集团宣扬的“克西精神”是“甲日道路”的一种对立。共产党抓“甲日道路”，达赖那边便抓了一个“克西精神”，显然是一场对垒战。

    到克西村的当晚，工作组的德吉、白玛朗杰向我介绍了他们掌握的情况。在苏若林寺调查时，我们一行与经师“老狐狸”展开了交锋。经师“老狐狸”群培是浪卡子县人，已经年过八十。早年他是哲蚌寺的喇嘛，1989年来到苏若林寺当经师。苏若林寺的活佛已经跑到印度，群培现在主持着寺里的工作。

    我们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见到群培，他白发盈耳，胡子很长，表面呆若槁木。与他对话，只要谈及达赖，他便沉默以对，无一言外泄。尽管群培异常狡猾，但还是不能掩盖苏若林寺与达赖分裂势力的紧密联系。据群培招供，这20年间最令他兴奋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拉萨参加藏传佛教大法会，他们把录相带回来一遍遍看，边看边喝青稞酒庆祝，狂叫“到大干的时候了”。这些调查，让我的思考变得具体而深入。

    调查期间，恰好遇到克西乡民主选举，同时又是防水工程的开始。人们像过节一样从四面八方赶来，场面很热闹。

    揭露了群培与达赖集团的联系，我进而思考，为什么达赖集团没有为群众做好事，却得到一些人的拥护？尽管群众拥护社会主义政权与共产党，但达赖在群众中的宗教和精神领袖地位却是难以撼动的。藏传佛教教义的“政教合一”与达赖地位的“人神合一”，是和内地佛教乃至西方教派不相同的。达赖搞分裂祖国的行为，非常容易煽动和影响群众，影响整个西藏政局的稳定。他的狡诈之处，正在于利用宗教寻找群众基础。调查时，我随身带来两本书，一本是《达赖喇嘛传》，一本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我边读书边思考。达赖分裂势力确实是造成西藏不稳定的根源，研究达赖分裂势力与苏若林寺的联系，再调查寺庙与克西村、秀吉村、秀伍村的联系，我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

    调查期间，恰好遇到克西乡民主选举，同时又是防水工程的开始。人们像过节一样从四面八方赶来，场面很热闹。那一天，群众们特地为工作组唱了许多欢迎的歌曲。我问罗布歌曲唱的是什么意思。罗布告诉我：农村老百姓不会唱新的歌，很多是宗教内容的，有一首歌的大意是祝福达赖万寿无疆。我感到震惊。比政治制度更顽强的是文化信仰，宗教在西藏有深厚的土壤，从文化上去消解与抵制达赖的分裂主义将比投入资金修建大量工程会更为彻底与有效，但也更为艰难。

    这件事，因为美国之音反复宣传，给我国压力很大，中央要求写出报告。工作组进驻4个月后，陈奎元、热地、江村罗布与郭金龙陆续批示，一个重要精神就是拿出大报告向中央汇报。这个汇报，非常重要。区党委决定由我们来写，压力一下子转到我身上来了。经过调查，我住在村里一行查明问题是由西藏主权归属讨论引起的。苏若林寺的喇嘛们拒绝回答西藏主权归属问题，导致扎西旺堆等6名喇嘛离寺，最后共计34人叛离。显然，这是达赖分裂主义势力多年经营的结果。

    我前后5次来到克西村，深入调查这34人叛逃的情况，做出判断，使得我对西藏治理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与领悟。藏族人民是好的，老百姓是可爱甚至可怜的。尤其是分社的藏族人，我视他们就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般。我认为，解决西藏问题从根子上着眼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上进行综合治理。以“克西事件”为切入点，在与甲日乡的对比与分析中，我们充分肯定系长区党委工作组的成绩，并据此提出了西藏长治久安的六项对策：

    克西乡分裂主义势力活动逐步升级，是在我们宗教政策过于放宽的背景下出现的，为了扭转局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中央对西藏的正确决策不能动摇，坚决贯彻既定政策，使西藏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对社会主义政权与达赖的双重信仰，是克西乡乃至整个西藏社会出现混乱的思想根由，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是影响西藏稳定的主要根源。因此，必须坚决揭批达赖，使群众充分认清达赖集团的本质及达赖其人的形象，同时要不失时机地着手宗教改革。把“政教合一”、“人神合一”教条从藏传佛教中剔除出去。

    克西农村贫穷落后的状况是达赖集团煽动群众分裂祖国的社会基础。因此，必须以发展经济为中心，把群众主要精力引导到发展经济，创造幸福生活上来。

    克西乡的一些人公开与共产党唱对台戏，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基础。这里的寺庙组织健全，而乡村基层组织极为软弱。因此，一方面要整顿寺庙，动摇达赖集团在农牧区的根基；一方面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反分裂斗争的坚强堡垒。

    克西乡政治动乱是与封建农奴制下的宗教文化氛围分不开的，而西方舆论攻势成为思想上的“助推器”。因此，与达赖集团斗争的主战场在思想与精神文化领域，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与农牧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把治穷、治乱与治愚结合起来，使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克西乡分裂主义活动猖狂有着达赖及国际反华势力的指挥和支持，有强有力的国际背景。因此，应当制定综合治理的方针，实施大安全战略，内外统筹，加强边防力量，切断西藏与境外分裂主义势力的联系，并有效地打击境外的分裂主义势力。

    后来，我与西藏领导人当面陈述了上述治藏方略，这六项对策明显比甲日经验进了一步，也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调查结束后，我带着伍皓、罗布次仁一起到泽当与山南地区领导交换意见。我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讲完之后，我请书记和专员指点。

    向巴平措说，提出一个标准很重要，否则我们坐着嫌矮，站着嫌高，不知怎么办才好，千万不能再有起伏了。他讲了半个小时后，专员胡春华接着说了十分钟。他说区党委请李锦老师来调查，是对我们的帮助。你们调查很有深度，有事实，有数字，有观点，特别是六条方略有很强的规律性，深刻准确，讲到位了，他谦虚地表示一定好好学习理解。他还提出藏传佛教是在封建农奴制下形成的，根子在“政教合一”的制度设计。宗教必经改革，不改革是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制度的。寺庙管理问题难度大，问题多，很容易按倒葫芦浮起瓢，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对西藏存在的双重意识形态现状要有清醒的认识，想出破解难题的对策。

    胡春华所讲的有些是多数干部没有想到的，足见他的思考深入而有见地，还有点学者的味道。他讲话很谦虚，但是深刻而与众不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到贡嘎县甲日乡、克西乡的两次调查，都是带着被、包住到村里，挨家逐户走访。而当时的山南地委委员、秘书长金书波从1976年参加工作后便在贡嘎县基层干起，对贡嘎县情况很熟悉，是为人诚恳、办事认真的干部。每次我写出调查报告，他都会认真阅读，多次称赞我蹲点调查作风扎实，问题抓得准，是个高人。因此新华社只要有人到山南，金书波总是会安排得很周到。我离开西藏前，金书波还专门为我送行。

    二、凌晨的一个电话

    在西藏的四年，我不仅要奔波调研，还常常要挑灯夜书。西藏的春节是氧气最少的时候。陈奎元曾对我说过，过一个春节，对身体的损耗相当于一个冬天。他劝我春节还是尽量回内地好。我到西藏整整十个月后才第一次回内地，连续在拉萨过了两个春节，平时也总是到深夜一两点才睡。拼命工作的代价，便是健康状况的每况日下。

    1999年1月的一个凌晨，天还未亮，寒冷刺骨。我接到了区党委秘书长李立国打来的电话，一讲就讲了40分钟。

    李立国是个责任心非常强、非常勤勉也非常负责的领导，区党委日常事都是他在操持，分社平时有事也是直接找他。也不知他是一夜未睡，还是起得太早，才8点就打来电话。拉萨与内地有两个小时的时差，8点便是内地的6点。室内没有暖气，气温低至零下二十度，寒气逼人。接电话时，立国秘书长就稿件谈起看法。我没有料想到会讲这么长时间，也就没有披上衣服。没想到讲到中途，我就被冻得鼻涕流了下来，不得不拖来被子，裹在身上。身着单衣讲得时间太长，我的双腿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天亮后用热水泡了很久，膝头仍是凉凉的，显然寒气已经侵入身体。

    早饭后，我身体开始发热，浑身无力，站不住。上午仍然硬撑着身体与记者一个个谈话，处理援藏的稿件。当天下午，我与马书平找到杨传堂采访援藏问题，边谈边擦鼻涕，手帕湿透了，杨传堂就把自己的手帕给我。严重感冒的我被马书平送到了西藏军区总院，当时已经不能走路了，马书平与司机把我架到病床上。一量血压，竟然高达126／226，我自己也大吃一惊。在18岁离家参军后的三十多年间，我的血压一直维持在70／110左右，刚进藏体检时仍是70/110，不到三年间就蹿升了一倍，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我愣了半天，说不出话，只能住院接受治疗。

    住在医院的日子里，为了不耽误工作，我把骨干们都叫到病床边，亲自部署西藏民主改革四十周年与援藏报道。同时还坚持一手挂着吊瓶，一手写调查报告。因为李立国讲的意见，我得落实好，关键稿件得自己动笔。

    在西藏工作始终有个把内地经验简单搬到西藏来的问题，弄不好便会使工作很被动。我多次向分社记者要求，关于反分裂斗争与援藏等重大问题，一定要在政治上与区党委保持一致。总社也规定，所有内参稿件都是由我签发，再传到北京去。没有想到我到内地休假时，有个内地分社的记者到西藏来抓“新闻”，把援藏的基本建设工程写成“面子工程”，认为应把资金用在农牧区民的脱贫上。这种脱离西藏实际的看法，激起西藏区党委与援藏干部的反感。这件事与西藏分社没有关系，但是分社顾全大局，尽力挽回过失，分社记者连写几篇内参，但总社都嫌份量太轻。社长郭超人、总编辑南振中都等着看稿子。无奈之下，已经躺在病床上的我只好一边挂水，一边自己动手写调查，写好一页就让司机送回城内打印。后来新华社内参发出我的稿件，也慢慢消除了误解。住院期间，自治区政府杨晓渡副主席与区党委组织部分管援藏的处长王志明都专门到拉萨北郊的军区总医院看望我，劝我一定不能干得太猛，以免寒气侵入身体，一辈子受累。

    刚刚进藏时，我的身体还很壮实，没想到不到三年就垮了下来，一年不如一年。每天早上泡一大缸子水，放上十多根人参，把自己的气提上来。到后期已经很难支撑。几个春节，当多数援藏干部纷纷如候鸟般飞回内地时，我还坚持在西藏进行春节报道。一场大雪灾，几个难熬的严冬，无数个夜不能寐的夜晚，一点点地摧毁着我的身体。为了能多为西藏做点实事，最终却无可奈何又有几分悲怆地败给了恶劣的高原气候。我自己也觉得是拼得太过了，组织上一遍遍提醒过自己，只能怪自己太要强了。

    西藏留给我最刻骨铭心的，或许就是这终生难愈的隐疾。在其后的十几年里，病痛如同梦靥般，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我，如影随形。这是长期高血压带来的后果，而高血压正是那凌晨的一个电话带来的重感冒引发的。这样的结果，有些残酷与无奈。而李立国本人则一直不了解这个情况。

    1999年9月，新华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张宝顺搞“三讲”到了西藏，要求当时还在内地的我马上回藏。这时候，张宝顺率领的工作组已经与分社干部职工谈了一圈。一见面，张宝顺便对我说，你在西藏继续干，西藏需要你。又说，大家对你只有一条意见，就是太不顾惜身体了。第二天，在区党委接待室里，张宝顺代表组织与我谈话后，拿出血压计亲自为我量了量，高压216。张宝顺十分震惊，他神情严肃地说：“你必须回去。大家都说你为工作拼命，我们不知道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我说：“您昨天不是还让我在这里好好干吗？”

    张宝顺情绪有些激动：“西藏需要你，老马也到点了，准备让你当西藏分社社长，但你不能把命丢在西藏！昨天那是我们不知道，今天我知道了，就不能看着你这样不顾自己的身体。组织上不能把一个干部的命丢在这里呀。”他劝慰我说，你放心，组织上一定对你负责，不会亏待你的。

    这一年，西藏分社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先进集体，有多少人知道，这其中太多成就，是分社各族成员用自己的健康换来的。

    三、再三要求回西藏

    对于我来说，1999年是一个无限悲恸的年份。

    11月18日，我到北京开会，接到了母亲病危的电话，当即从北京直飞盐城，从盐城把车直接开到射阳医院的病房。母亲已处在昏迷状态，姨母们喊：“大儿子回来了！”母亲让人搀坐起来，枯干无神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着我，转脸对弟弟妹妹们埋怨说：“你们哪个叫大哥家来的呀，他肩上担子重呀！”说完母亲又倒下去，很快昏睡过去。我泪如雨下。

    2000年9月，我正式向西藏辞行。在西藏连过几个冬天，特别是经历那次大雪灾后的酷寒，寒气侵入骨髓，我的身体一下子衰弱下来，已经不能再承受高原气候的侵害了。我不得不向这块让我为之奋斗了四年的土地告别。

    在西藏待了四年，可是很多地方还没有看过。临行前，我特意到天葬台住了一夜，走访一夫多妻婚姻制的家庭，看了珠峰。我第十二次来到甲日村，这个被我搅得风生水起的地方。贡嘎坚参书记走了，寺庙仍然在那里。回想四年前，我一次一次地到村中调查，甚至冒着被达赖暗杀的危险将甲日经验推广出去，不由地生出一种依依不舍的情感。我找到丹增加措，年迈的丹增加措住在果园里，睡着地铺，日子仍然很艰难。我留下300元钱，也许只是杯水车薪，但也是一种安慰。

    我是满怀感激离开西藏的。在西藏有一批长期驻守的汉族干部，对援藏干部给予很多支持与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临走时，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杨晓渡还专门送行。这位上海来的干部，对人非常谦和关心，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乃至到苛刻的地步，从大学毕业后他便在缺氧严重的那曲工作，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他当财政厅厅长时，邀请我与记者马书平到财政厅去坐一坐。去时是星期天，杨晓渡自己烧水，为我们沏茶。谈完工作，杨晓渡便在家里招待我俩。两室一厅的房子，没有饭桌，就搬一张椅子，一人一个马扎。杨晓渡从厨房跑进跑出，一个肉炒芹菜，一个肉炒菜花，一个豆腐，一个花生米，最后再打开一个沙丁鱼罐头。然后又跑到食堂，以为能带回一个大菜，最后只拿回了三个馒头。吃饭时，我几乎要掉泪，此时已是90年代中期，一个财政厅厅长就是这样在家里招待新华分社社长的。

    这位长期在西藏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干部让我从内心里由衷地钦佩。我在军区总医院住院时，已经当上区政府副主席的杨晓渡听说后立即赶去看望，他最初在医院待过，帮助我号脉，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西藏有这样一大批好干部，与这些人相比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累我也没有怨言。觉得在西藏虽然只有四年时间，待得却还不够。想起这些人来总有一种美好的情感冲击和洗刷着自己。

    我又是带着遗憾离开西藏的。对于西藏纷繁复杂的局势，还有许多想法没有机会实施。如果不是熬那么多夜，如果不是在这里撑过那么多严冬和春节，也许还能多干几年，多写几组调查报告，为党和国家多解答几个大的疑难问题。

    我感到遗憾的是，西藏有很多大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援藏新机制问题，青藏铁路、川藏铁路问题，拉萨50万人口大城市问题，藏南开发问题，大藏区综合治理问题，特别是藏传佛教的改革问题，必须让西藏人民告别“政教合一”、“人神合一”的教义，需要十到十五年时间研究，把这些研究上升为中央意志，变成一系列新政策。我觉得自己还是有这个能力的。我觉得，这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自己也就对得起国家了。

    后来我给张宝顺、何平与其他领导都写过信，三次要求回西藏工作，哪怕临时组织的小分队也行，然而他们都认为我精神可嘉，但也仅此而已。

    我任职的这四年，西藏区党委是满意的，陈奎元、郭金龙、杨传堂、李立国等领导都一再为我说好话；新华社党组是满意的，张宝顺副社长亲自考察并明确让我担任西藏分社社长。但是因为过于劳累，自己的身体垮在了西藏。我进藏时血压是70/110，出藏时是126/216，几乎翻了一番，我无法再干下去了。我的身体完全是在西藏期间垮下来的，而日夜思念自己的母亲也在我援藏期间去世了，我无愧于西藏！无愧于祖国！只是这四年，是在老母亲的思念中度过的，我回来了，母亲却永远走了，我虽移孝为忠，然而对不起生我养我的母亲。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