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严格要求妻子有口皆碑，杨炬理解支持丈夫同样堪称楷模。
当年，杨炬调京分配到海淀区卫生局防疫科任科长。从家到海淀，坐公共汽车往返得两个多小时。1961年，她调到军事科学院任门诊部主任，往返一趟需要三个多小时，可她从没让王树声的专车接送过。对于工作上的事，特别是干部问题、领导成员之间的关系问题，王树声从来不让夫人插手。杨炬通情达理，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一听来客是找丈夫谈工作、谈人事问题，她总是自觉地默默地避开了。
他俩有三子一女：长子王鲁光，前面提到出生在沂蒙山区；次子楚还，出生在打回湖北的第二年；三子建初，出生在国家大规模建设之初；幼女季迟，姗姗来迟于1955年。这一个个富有寓意的名字，饱含了大将夫妻教育子女的良苦用心。
当孩子们相继进入幼儿园和小学时，大将夫妇一个个别出心裁的“生活规矩”出台了，小手绢、小袜子，自己洗；升到三四年级时，洗自己的小衣服；进入中学，该自己洗被单。他俩三天两头抽查，不允许保姆或勤务员代劳。一旦发现偷懒者，少不了一顿“刮”。他俩还对孩子“约法三章”：不许在同学中夸耀父母；不许奇装异服与众不同；不许小车接送上学；完不成作业或做得不好的不能玩。所以，直到今天，他们的几个孩子都是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从他们身上见不到某些高干子女表现出的那些毛病。
再说房子。1969年，随着总军械部建制的撤销，王树声的住地成了另一单位的属地。上级决定为他选建新居。一天，大将夫妇应城建规划部门之邀，审定环境幽静、风景如画的玉渊潭附近的房基。
他俩一看连连点头，城建部门负责人松了一口气。也难怪，这是第三次为王家选房基，前两次都因“不满”而告吹。第一次选在西城护城河畔的一座古庙上。不料，王树声的态度从“不错、不错”改为“不妥、不妥”。因为这是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有违党的宗教政策”。第二次选在东城的一个旧院落里，单门独院挺理想。当王树声得知这儿原是某民主党派总部所在地时，立即决断地表示“不能侵占民主党派的机关”。
当领着选房的人说“他们早被红卫兵赶跑了”时，他浓眉一锁：“那是胡闹，是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早晚还得请人家回来！”
而今，总算满意了，城建的同志正暗自高兴，想不到王树声指着冒着炊烟的几间民舍问：“碍不碍事？”当听到“得搬迁一下”时，大将顿时皱起眉头：“不行，不行，凭什么撵人家老百姓？这房子我不盖了。”
就这样，直到王树声逝世，再也没有提起建房的事。如今王家仍住在那五十年代建造的平房里。廊檐很窄，光线暗淡，没有防潮设施，一到雨季墙壁就潮，有时地下还出水。
然而，他俩很知足，因为，他俩深知当“人民公仆”不能仅挂在嘴上，而是要一点一滴地去做的。
至于拒礼，他俩更是步调一致。一次，湖北麻城县委的同志捧出一包春茶对王树声说：“县委的同志知道您爱喝茶，这两斤是特意给您送来的。”接着，又取出两包分别标着转送董必武和李先念的茶叶。王树声招待客人酒足饭饱后，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的一片心意，我代表董必武和先念同志收下了。家乡还不富裕，以后，万万不要送东西来。”说着，朝杨炬递了一个眼色，杨炬心领神会，付了六斤茶叶钱。
患难与共生死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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