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之祖”——何晏

    清谈，亦称“清言”或“玄言”，是魏晋时崇尚虚无、空谈名理的一种风气。清谈之风肇始于汉末清议，大兴于魏晋，余绪延及六朝。其间善谈的名士层出不穷，而真正称得上开一代清谈之风的，当推被誉为“清谈之祖”的“傅粉何郎”——何晏。

    何晏出身名门，兼富贵公子。后娶魏金乡公主为妻，岳母为魏沛王太妃，即魏武帝杜夫人。曹丕在位期间他并没有被授予任何官职，这可能是在宫中时即被曹丕所憎的缘故吧。曹丕即位后，一改乃父崇尚的刑名法术，转而效颦汉初的黄老之治，使中原士人轻五经而重《老子》。何晏自幼喜好老庄，又顺应潮流，得以精心研习老庄思想，步入名士之列。明帝曹睿太和元年（227年），他仍为冗官，闲散在家。

    受东汉以来人物品评之风的影响，名士们希望一见面就给人一种美好的印象。因此，何晏十分重视仪容的修饰。《世说新语·容止》：“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同书注引《魏略》也说：“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傅粉何郎”即由此而来。这种优雅的风度，是名士追求人格美的外在显现。此风在两晋南北朝时更盛，成为名士风度的一种追求。

    汉末，政教松弛，清议盛行，内容以“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后汉纪》卷二二）为主。汉魏禅代，文帝以九品中正制施政，致使天下无复清议。其实，“党锢之祸”以后，士人对于侧重政治的清议就望而却步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人物的品评。尤其是曹丕的黄老之治，更使老庄之学自然地纳入品评的范畴。至明帝太和初，人物品评已明显呈现出玄谈的色彩，真正意义上的清谈日趋形成。

    与何晏相比，傅嘏、荀粲、裴徽成名稍早。其言已露出玄谈端倪。何晏与夏侯玄等友善，夏侯玄又与荀粲友善，于是出现了何晏、邓飏、夏侯玄并求与傅嘏交友之事，虽然荀粲从中说合，但因所尚分歧过大，何晏等终未能与傅嘏亲近。

    但是，何晏、夏侯玄、荀粲等人的结交与谈论，在太和之初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何晏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夏侯玄、荀粲等既为论友，他们清谈的内容应当基本相同，即已近后来的“三玄”（《老子》、《庄子》、《周易》）标准，他们共同筹划了魏晋之际的第一次清谈高潮。

    何晏才情俊朗，又是皇室姻亲，在名士中享有崇高声誉。大将军曹真之子曹爽、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中书令邓飏等皆与之关系甚洽。他们不再恪守儒家礼教，纵谈老庄，相互标榜，成为早期的玄学家。明帝尚儒，面对经学废绝，士子浮华不务的状况，于太和四年（230年）曾下反“浮华”诏书，未见成效。太和六年，司徒董昭又上奏议，建议以法制之，帝从其议。于是，何晏、夏侯玄、诸葛诞、邓飏等十五人，以“浮华”之名，皆被罢黜。这就是震动一时的“浮华案”。

    景初三年（239年），魏明帝死，齐王曹芳即位，曹爽、司马懿受嘱辅政。

    次年改年号为“正始”。曹爽辅政后，素与亲善的何晏、夏侯玄、丁谧等浮华友，得以翻身，皆被引擢以为心腹。何晏以才能被用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不久又擢升为吏部尚书，典选举。“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晋书·傅咸传》）作为敌对的傅氏成员，傅咸作如是评论，可见何晏任官选举，是颇有政绩的。

    从正始元年（240年）开始，何晏逐渐成为执清谈界之牛耳者。每每聚会，口若悬河，驰骋辩才，得到了广泛的赞赏。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九八引《何晏别传》，记载了何晏在大规模清谈活动中作为“谈宗”的风采：“曹爽常大集名德，长幼莫不预会，乃欲论道，曹羲乃叹曰：‘妙哉平叔论道，尽其理矣！’

    既而清谈雅论，辩难纷纭，不觉诸生在坐。”何晏不仅是每次清谈的主辩，也是清谈活动的组织者、主持者。“何晏为吏部尚书，有威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以为客主数番，皆一坐不及。”

    （《世说新语·文学》）年少的王弼也在何晏组织的清谈活动中脱颖而出，与何晏接踵成为清谈盟主。他们共同掀起了魏晋第二次清谈高潮。

    从内容上讲，明帝期间何晏等人的清谈以老庄为主。至正始间，已有明显的糅合儒家经义的倾向，而这种杂糅也是先自何晏开始。“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司马师）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深”、“几”、“神”皆出自《周易·系辞》，何晏援引儒家经典之语入清谈之中，显然表明已是“三玄”兼顾了。它标志着玄学清谈已经初步形成。

    何晏为一代谈宗，也是魏晋服食之风的首创者。“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也。”

    （《世说新语》注引《魏略》）何晏自己亦明言：“服五食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同上）看来，五石散的确有近似鸦片一样的功效。

    至正始八年，玄学清谈达到了空前成熟与高度兴盛。《周易》与《老子》、《庄子》并列成为玄学清谈的内容和依据，“三玄”体系趋于完备。除何晏、王弼、裴徽等外，又有管辂、赵孔曜等继起。何晏仍然领袖群伦。他们以理会友，景慕相从，掀起了第三次清谈高潮。

    正始八年，司马懿称疾不预政事，暗地里却在谋划夺权。正始十年（249年）正月初六，乘曹爽与齐王曹芳等往高平陵扫墓之机，司马懿突然发动政变，杀曹爽兄弟。何晏、丁谧、毕轨等亦以谋反之罪被杀，诛及三族。一代清谈大师何晏就这样成为权力角斗场中的牺牲品。

    何晏的哲学着述以《道论》、《德论》及《论语集解》最为重要。“二论”已佚，只在张湛《列子注》中存有若干片断。《论语集解》被以后的历代帝王钦定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注解。他的思想有儒道兼容的倾向，但以“贵无”为主，认为天地万物皆恃无以生，由无以成。何晏亦善诗赋，今见《拟古》诗一首：“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畏大网罗，忧患一旦并。岂若集五湖，从流唼浮萍。

    承宁旷中怀，何为怵惕惊。”（存《世说新语·规箴》注引《名士传》）抒写忧生之患，“虽不具美，而文采高丽”（钟嵘《诗品》）。《景福殿赋》描绘宫殿建筑，文辞典丽，载于《文选》。

    何晏被后人誉为“清谈之祖”，其清谈之论理论化后，成为正始玄学的重要成分。对于其思想，后人虽多有非议，但丝毫不能动摇他作为正始间最重要的玄学家的地位。

    颓堕的抗争

    阮籍（210-263），字嗣宗，为阮瑀之子。他早年曾为大官僚蒋济、曹爽所辟举，但都不久即称病辞去。后来司马氏父子兄弟相继执政期间，他常在低微的僚佐职位。他为了爱好东平的风土，而去做了十天的东平相。又为羡慕步兵营厨中有美酒而一度做过步兵校尉，所以后世常依他做过的官职称他为阮步兵。

    《晋书·阮籍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曾登上广武山观看楚汉战场，而叹息着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他的《咏怀诗》第三十九首写道：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从这些可以看出，阮籍原是怀有事业宏愿的，但因看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危险，便把自己的抱负隐藏起来，而以酣饮来应付一切。司马昭向他求亲，钟会阴谋从他的谈论中找寻陷害他的借口，都被他以沉醉挡回去。他从不在口头上批评别人的是非，司马昭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谨慎。

    他虽然在口头上极力隐讳，不给仇视者以可乘之隙，但却在行为上以看来似乎消极的颓堕方式，给统治者所提倡的虚伪礼教以有力的冲击。他在母亲死时仍旧饮酒食肉，嫂嫂要归宁他赶去送别，这些行为都是与封建礼教绝不相容的。有人讥诮他不合礼，他说：“礼岂为我辈设！”他常以白眼对待一班礼俗之士，以致为礼法之辈的何曾所仇视，主张把他“流之海外，以正风教”，由此可见他的这种行为在统治集团中所得到的反应效果。究竟阮籍果真要推翻儒家所主张的封建秩序吗？

    从他在其《乐论》中所说“先王之为乐也，将以定万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声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声，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争，而忠义成”，可知他所反对的，乃是当时统治者作为幌子的虚伪礼教，而不是真正儒家所主张的教化原则。所以尽管他自己行为上那样放荡，当他的儿子阮浑也要仿效他时，他说：“仲容（阮籍的侄儿阮咸字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后来戴逵的《放达论》说：“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确是理解阮籍等人放纵的意义的。

    但是，阮籍对于当时世俗的愤嫉情绪，终未含默不言，他在《大人先生传》中，假托老庄之意，对封建制度的虚伪和罪恶，作了彻底的揭露和尽情的鞭挞：

    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阴藏其气，阳发其精；害无所避，利无所争；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为夭，存不为寿；福无所得，祸无所咎；各从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惟兹若然，故能长久。今汝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视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今汝尊贤以相高，竞能以相尚，争势以相君，宠贵以相加，趋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残也。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于是惧民之知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败之祸，此非汝君子之为乎！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

    在这段文章里，他对于原始社会那种淳朴风格之向往，现在看来是历史所不许可的开倒车的空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既不满于现实，而又找不着合理的前进道路，于是思想很自然地回到传说中的上古之世。这虽然是一种空想，但却表现了作者向往淳朴社会的愿望。在这里作者所揭露的，封建统治者以彻底的虚伪性制造一套封建礼制的目的及产生的后果是非常深刻的。他们为了自私目的而制造出的一套礼法，就是祸害天下的乱源。这虽是庄子的旧谈，作者却于此作了透辟的阐发和入微的心理刻画，从而表示他对于礼法的深恶痛绝，也为我们揭示了封建礼法的阶级本质。从阮籍在这里表现出的思想精神，即可证明他的放纵行为的意义。他之崇尚老庄，正发挥了老庄思想精神的积极的一面，即是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批判和反抗，不同于后来许多庸俗辈之以老庄为腐化生活的粉饰，而是“有疾而为颦”的。

    阮籍的诗作，五言诗八十二首总题为《咏怀》，另外尚有四言的《咏怀诗》三首，及《大人先生传》中的《采薪者歌》（杂言）、《大人先生歌》（楚辞体）各一首。我们所应注意的是《咏怀》八十二首。这八十二首诗是阮籍整个人生思想感情的总汇。它们并非一时的作品，而是作者随感的辑录。整个《咏怀》诗的思想感情，大多是对于人生的忧虑及对时世的讽刺，而这一切乃是通过各类的生活内容多方面地表达出来，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现象，使读者感到难于捉摸，正如钟嵘《诗品》所说的：“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但如结合当时的政局和他的处境仔细探索，是可以意识到他所寓托的思想感情的，而他寓托在许多诗篇中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又往往是互相联系着的。

    《咏怀》诗的第一首是整个八十二首的序曲：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在这首诗中，诗人给我们显示了他自己孤独无偶而万感交集的忧郁形象。他大量的咏怀诗篇，即是他的深刻忧郁情绪的宛转曲折的吐露，如下面许多首所描写的：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揖让长离别，飘砜难与期。岂徒燕婉情，存亡诚有之。萧索人所悲，祸衅不可辞。赵女媚中山，谦柔愈见欺，嗟嗟涂上士，何用自保持？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贯注在这些诗篇里的中心情绪，乃是对于人世祸患的忧惧。由于当时政治局势的险恶，使他感到人生道途之多危机而难于自处，于是对于人世荣华采取坚决的否定态度；而一班冒犯危祸以追求宠禄者，在他看来是极可悲悯的，倒不如布衣之人安然无患。这些诗篇里，即交织着他的这种复杂深切的思想情绪，但他对于现实并不是漠不关心的，有时也思有所作为，可是感到孤掌难鸣，只有默然自甘憔悴，如下诗所抒写的：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着斯章。

    何焯认为这首诗反映的是嘉平六年的政局，这年九月司马师废掉了皇帝曹芳，这是曹魏王朝极端严重的事件。诗中“绿水扬洪波”四句，以比兴的手法，形象地烘染出当时急剧紧张的政治气氛。诗人以忠于曹魏王朝的心情，面对这样严重的政治局势，深感自己无能为力，只能消极隐忍，但又不甘心，于是“咏言着斯章”，以表白自己当时的政治态度。诗人身处当时那样的政局下，既不甘心，又无能为力，在这种矛盾心情下，常常只想高举远行以自超脱。尽管他的思想感情如此浪漫，但他仍是生活在他所畏惧的现实中，而人生祸患常是笼罩着他，使他常陷于进退维谷而无以自解的矛盾中：

    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龄，养志在冲虚，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

    在这首诗中，就是矛盾复杂的思想感情反复零乱地交织着，深感无处自处的。这一切的思想感情，虽是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中产生，也是从历史上许多人的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因此，它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有其普遍意义，而具有激动读者心情的巨大力量。我们在这里必须明白，阮籍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之所以产生，即由于他抱有不甘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不然，一切问题都不存在了。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在这首诗中，诗人把封建统治者那种内一套而外一套的虚伪丑态，描绘得可谓淋漓尽致了。司马氏的贵族统治集团，正是以那样严肃正经的举止，掩饰他们腐朽透顶的荒淫生活的。这就是他的诗歌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所在。

    但是，这里必须指出，阮籍和嵇康对司马氏的斗争，仍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它的深刻意义，只限于对司马氏所标举的封建礼制的虚伪性的攻击，并未企图从根本上动摇封建制度。虽然有时看来他们似乎要否定一切现存制度，但那些只是策略性的过激之论，不能看作他们的本意。因此，他们的斗争，与人民反封建的斗争就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斗争的方式，虽也有积极地对司马氏政权的攻击和揭露，但更突出的是以放纵不羁的言论和行为，表示对司马氏政权的轻蔑及不合作。这类言论和行为，在当时虽有其一定的斗争意义，但在其后常被统治阶级作为生活上纵情腐化堕落的借口，对于政治及社会风俗有着巨大而深远的不良影响。

    在阮籍的《咏怀》诗中，我们可看到与建安时代显着不同的艺术特点。这种特点首先表现在道家思想在诗中占主导地位。但他并非如东晋许多诗人所作的那样，而是以道家眼光看待一切现实生活，是抒情而非说理。其次是在于他的思想感情乃是以壮丽的辞藻，曲折隐蔽地表达出来，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非如建安时代之显露的抒发。再就是运用典故较多，这一方面是为了便于隐蔽自己的思想感情，因为把一切寄托于古代人事，比之直接抒写可以避免触犯祸患；再则因为他的思想感情也是从无数古人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也就必然要牵涉到古代许多人的生活事实。由于思想感情的表达之曲折隐蔽，使用典故之较多，所以使得他的诗较难为人所理解。他的这几个艺术特点，完全是由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决定的。到了晋代，我们可看到阮籍诗歌的各种艺术特点，在不同时期和个别作家中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阮籍的诗，在魏晋之间诗风的转变上是有着关键性的影响的。而在唐代，从陈子昂的《感遇》到李白的《古风》诗中，我们可察觉出它们和《咏怀》诗的传承关系，尽管它们仍各自具有不同的风格面貌。

    生命绝响广陵散

    嵇康是三国魏时的着名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正当壮年时，即因拒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和为吕安鸣不平，遭司马昭杀害。其死甚为悲壮。据《晋书·嵇康传》载：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3年），“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另王隐《晋书》亦云：“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这两种记载清楚说明了嵇康之死在当时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更为我们生动地刻画出嵇康顾视日影、手挥五弦的超迈神姿，令人怅然惜之，慕其风烈。

    嵇康，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濉溪西南）人，生于魏文帝曹丕黄初四年（223年）。他的祖先原姓奚，本是会稽上虞人，因避怨迁至谯郡。铚有嵇山，家于其侧，遂改姓嵇。

    嵇康早年丧父，兄嵇喜有当世才，历太仆宗正等职。他身材高大，美词气，有风仪，不自藻饰也有龙凤之姿。嵇康有奇才，学不师授而能博通典籍；好老庄，不拘礼法；喜道教，修养生服食之事；还兼能音乐，善弹琴。

    嵇康娶魏沛王曹林之女长乐亭公主为妻，政治上倾向于曹魏，反对司马氏的篡权阴谋，再加之性格高傲刚直，不拘礼法，不受拉拢利诱，使他在政治冲突中缺少回旋余地，终于被构陷杀害了。

    嵇康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与阮籍、山涛、吕安、向秀都是神交，其逸举风韵可谓方中美范。魏晋时期的玄风很盛，特别重视人的风姿气韵之美。

    嵇康的风采在《世说新语》中被描绘得很成功：“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他的好友山涛的观察更准确深入：“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如玉山之将崩。”既赞美了他高大魁梧的身姿，又隐喻了其孤傲劲挺、纯净贞刚的品格。这在竹林七贤中也是鲜明独特的个性，他的魅力正在于此。

    嵇康的天资很高，所学无不通，但不以才性缨世，平淡自守。他所做的普通平凡甚至被人认为低贱的事情，恰恰表明了这种心志，表明了他脱俗、宽厚、从容的个性品格。比如，嵇康喜欢打铁，每年夏天都在他家院里的大柳树下干活。吕安很钦佩他这种乱世自守、淡泊名利的高卓情趣和从容自得的超俗襟怀，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嵇康也友而善之。有一次，吕安来，正赶上嵇康不在，他的哥哥嵇喜出来，请他进屋坐坐，他谢绝了，在门上写一个“凤”字就走了。嵇喜不明何意，但觉高兴。其实“凤”字拆开乃“凡鸟”之意。由此可见吕安对嵇康人格的钦敬程度，我们亦可由此反观吕安。二人可谓堪托生死的至交。吕安的妻子被哥哥诱奸，自己反被诬流放、入狱。嵇康为他鸣不平，结果双双遭到杀害。虽然此事的背景较为复杂，但直接的导火索确缘于斯。慕嵇康风仪、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是嵇康锻铁的助手，为他拉风箱扇火。嵇康死后，向秀深感失俦丧志的孤弱，入仕洛阳司马氏去了。应郡举归来，到嵇康的故居凭吊他，并写下伤感隐曲的《思旧赋》。

    嵇康被害与他刚直不阿、爱憎分明的性格关系很大。与同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相比，两人思想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性格及为人处世态度颇有不同。在正始末年，司马懿执政后，他就脱离了政坛，而阮籍仍虚与周旋，故能自保。阮籍虽好为青白眼，但口不臧否人物，而嵇康“刚肠疾恶，转肆直言，遇事辄发”。阮籍能在哲学的观照与思考中找到一个独立而自得的形而上世界，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远离现实，至少能保持两相无害、各自相安。而嵇康刚直的性格及火热的心肠使他无法借哲学思考而保持与现实的距离，面对充满伪善与罪恶的生活，他不能保持缄默，必须发言。对于自己的性格弱点他并非不自知，也有一些朋友给予善意的劝告。如早年在汲郡山中，他遇到一个叫孙登的道人，二人深有交谊。平时孙登沉默自守，无所言说，但在嵇康辞别时，孙登告诫他说：

    “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正因如此，嵇康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哲学史留下了最具特色和光彩的一页。

    嵇康是一个多才多艺之人，他的朋友向秀在《思旧赋序》中说：“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但是从他留下的资料看，有关音乐的东西已经不多，倒是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特征更突出些。嵇康诗长于四言，风格清峻秀逸。代表作有《幽愤诗》和《赠秀才入军十八首》。前者为狱中所作，自述身世、志趣和耿直的性格；后者为送兄嵇喜从军之作，感情真挚深厚，语言清简峻逸。试读第九和第十四两篇：

    良马既闲，所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诗中借描写嵇喜的军中生活，实际展示和表现的是作者自己的襟怀，颇可想见其潇洒脱俗、凌厉超迈的个性风采，所谓“魏晋风度”于此亦可见一斑。

    嵇康之幽愤

    嵇康现存诗五十三首，体裁有四言、五言、六言、杂言及乐府等，其中，尤以四言成就为最。他的四言诗或清淡遐远，或慷慨豪迈，或愤郁悲怆，情感极为丰富。在其四言诗中，《幽愤诗》又是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同时它也是嵇康所有诗作中成就最高的一首。

    《幽愤诗》可分为三层。第一层，作者先叙述自己幼年时期的不幸遭遇及青年时期的思想追求。其诗曰：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姐，不训不师。爰及冠带，凭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

    作者幼年失祜，遭遇不幸，在母亲和哥哥的养育之下长大成人。然而母兄二人慈爱有余而威严不足，使作者养成了旷放任逸的性格：“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在思想上，作者笃信老庄，他自称“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因而有了“志在守朴，养素全真”的人生追求。作者在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思想性格特征：放任不羁，崇尚虚无，这就为下文叙写自己不为社会所容，终遭迫害埋下了伏笔。

    日予不敏，好善暗人。

    子玉之败，屡增唯尘。

    大人含弘，藏垢怀耻。

    民之多僻，政不由己。

    唯此褊心，显明臧否。

    感悟思愆，怛若创痏。

    欲寡其过，谤议沸腾。

    性不伤物，频致怨憎。

    昔惭柳惠，今愧孙登。

    内负宿心，外恧良朋。

    仰慕严郑，乐道闲居。

    与世无营，神气晏如。

    咨余不淑，婴累多虞。

    匪降自天，实由顽疏。

    理弊患结，卒致囹圄。

    对答鄙讯，絷此幽阻。

    实耻讼冤，时不我与。

    虽曰义直，神辱志沮。

    澡身沧浪，岂云能补。

    第二层，诗人叙述了遭到邪恶之人的陷害而身陷囹圄的经过，抒发了积于内心的愤慨之情。这一层是全诗的重点部分。

    首先诗人痛悔自己没有看清吕巽的本质。吕巽是诗人的好友吕安的哥哥，任大将军司马昭长史。此人卑鄙龉龊，在奸污了自己的弟媳——吕安之妻后，又恶人先告状，致使吕安被囚禁。诗人也因吕安事件牵连被系狱中。虽然因不识吕巽本质，使诗人“怛若创痏”，但“显明臧否”之心却不能改变。

    接着，诗人又阐明自己本是“欲寡其过”、“性不伤物”的，却仍遭到“谤议”、“怨憎”。这里隐含了诗人对礼法之士钟会之流及司马氏统治集团的愤怒和憎恨。

    诗人是魏武帝杜夫人之曾孙女婿，这种“与魏宗室婚”的特殊关系使他反对司马氏统治集团的态度更为坚决。况且，司马氏统治集团的伪善与残暴早已使诗人愤怒不已。在诗人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不满司马氏统治的名士，他们以放荡不羁的行为，犀利尖锐的文章对虚伪的名教礼法、对司马氏统治集团进行攻击。作为政治上的宿敌，礼法之士与司马氏集团早已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这一次诗人入狱，为钟会报个人恩怨找到了契机，也为司马氏集团除掉他找到了借口。

    钟会是倾心依附司马氏集团的爪牙、帮凶。为了说服嵇康，同这位名士领袖拉关系，钟会曾乘肥马、衣轻裘、携名士拜访嵇康。时嵇康正与向秀在柳下锻铁，对钟会的到来视而不见，不理不睬。尴尬的局面相持良久，钟会恼怒至极，拨转马头要走。嵇康这才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愠怒地回答：

    “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此事使钟会怀恨在心，一直在伺机报复。现在嵇康入狱，时机来到，他便不失时机地向司马昭进谗言：“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这也就是诗人所说的“谤议沸腾”。

    出于对司马氏统治集团的愤怒，诗人又想起了古之贤者柳下惠和今之名隐士孙登。柳下惠因“直道而事人”（《论语》）被三黜。孙登曾直言告诫嵇康“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也”（《世说新语·栖逸》注引《文士传》），今果然被其言中了。诗人悔恨自己没有听取孙登之言，早隐世避祸，而今身陷囹圄，他更是愤怒不已，对狱吏的审问，不屑对质，表现出他纯正高洁的情操。

    嗈嗈鸣雁，奋翼北游。

    顺时而动，得意忘忧。

    嗟我愤叹，曾莫能俦。

    事与愿违，遘兹淹留。

    穷达有命，亦又何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

    奉时恭默，咎悔不生。

    万石周慎，安亲保荣。

    世务纷纭，祗搅予情。

    安乐必诫，乃终利贞。

    煌煌灵芝，一年三秀。

    予独何为，有志不就。

    惩难思复，心焉内疚。

    庶勖将来，无馨无臭。

    采薇山阿，散发岩岫。

    永啸长吟，颐性养寿。

    以上为第三层。诗人抒发自己失去自由，有志不能实现的感慨。他不能像鸣雁那样振翅高飞，只能“奉时恭默，咎悔不生”。越是痛悔，愤怒之情就越强烈。

    当然在第三层当中，也流露出了老庄消极避世思想，说明自己应该向“万石周慎”那样“安亲保荣”，并且将来一旦出狱，就“采薇山阿，散发岩岫”，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的自由自在的隐居生活。

    这首诗，作者以自叙的方式，从襁褓写起，直叙至眼前，叙述当中又间有抒情，一唱三叹，感慨颇深，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正如诗题所书“幽愤”。

    从写法上看，所抒感情由“幽”而起，渐起渐愤，于平缓中见急促，同时在诗中诗人还一再用典，以表明心志。沈德潜在评论此诗写法时说：“通篇直直叙去，自怨自艾，若隐若晦。‘好善暗人’，牵引之由也。‘显明臧否’，得祸之由也。至云‘澡身沧浪，岂云能补’，悔恨之词切矣。末托之‘颐性养寿’，正恐未必然之词，华亭鹤唳，隐然言外。”（《古诗源》）在诗中，嵇康敢怒敢言，情真词切，是其四言诗的代表作。

    刘勰云：“嵇志清峻。”（《文心雕龙·明诗》）钟嵘也说：嵇中散诗“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谕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诗品》）。可见“清峻”是嵇康诗的特色。所谓“清峻”一是指诗人傲视世俗，锋芒毕露，很少有委婉含蓄之言。这一点从《幽愤诗》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再如《述志诗》中亦有“荣华安足为”之句。这些诗句心志彰显，不言而明，蔑视权贵之情跃然纸上。“清峻”的第二个方面是诗人对委心自然、服食游仙的追求。这类诗实际上也是诗人贬斥世俗，蔑视权贵所作。如其《游仙诗》中就有“自遇一何高，独立迥无双”之句，以示诗人傲世特点。《五言诗三首》其三也称“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与赤松子、王子乔为邻，是作者委心自然的表现。而导致诗人委心自然的原因是“俗人不可亲”。正因如此，作者在《幽愤诗》中明确表示要“采薇山阿，散发岩岫”。

    在嵇康的四言作品中，艺术成就较高的还有《赠秀才入军》（共十八首）。

    诗中作者或写军旅之事，或抒内心感受，有的激情亢奋，有的意境高远，而犹不失“清峻”。如第十八首中毫不隐讳地写道：“安能服御，劳形苦心。身贵名贱，荣辱何在？贵得肆志，纵心无悔。”嵇康耿介，其诗多抒感愤，往往“径遂直陈，有言必尽，无复含吐之致，故知诗诚关乎性情，嫜直之人，必不能为婉转之调审矣”（《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八）。

    与山巨源绝交书

    魏齐王曹芳正始四年（243年）前后，二十岁左右的嵇康入洛阳，娶魏公主，拜郎中，迁中散大夫。不久，迁居河内山阳。时阮籍、山涛亦居于此，三人神交已久，遂很快成为挚友。《世说新语·贤嫒》记载了三人交往的一件事：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僖负羁）之妻亦亲观狐（偃）、赵（衰），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返。公人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另据《文选》注，嵇康还曾与山涛一起前往颍川，造访过太守山嵌（山涛叔父）之所。可见，二人交情确非一般。

    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政变”发生，一时天下名士减半。司马懿父子的暴行，激起了嵇康、阮籍等人的不满与愤慨。然而在腥风血雨中，他们只好暂且回避。时名士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亦暂居河内，皆朗达有俊才。于是，他们声应气同，相与友善，共游于竹林之下，即所谓“竹林七贤”。他们遨游山水，纵酒谈玄，在行为方式上处处表现出越礼悖俗的反传统倾向。

    随着司马氏集团地位的日益巩固，“竹林七贤”亦开始解体。山涛等人相继出仕朝廷。阮籍虽亦重新出仕，但并未真正与司马氏集团合作，而是酣饮避世，佯狂自晦。唯有嵇康，我行我素，无视权威，坚决不肯与司马氏集团合作。

    魏高贵乡公曹髦甘露三年（258年），阮籍母亲去世。他居丧过礼，哀毁至性，但对前来吊唁的礼法之士嵇康之兄嵇喜以白眼相对。嵇康闻之，拾酒携琴而来，与阮籍饮酒食肉，弹琴啸引。治丧之礼，禁忌酒肉，否则视为不孝。嵇康、阮籍对此置若罔闻，可谓“大逆不道”。

    司马氏集团口倡礼法仁义，暗行窃国勾当。嵇康对此深恶痛绝，因而，他攻击名教礼法，主要是针对“朝廷有法”（《与山巨源绝交书》）之“法”，而不似阮籍，侧重于“人伦有礼”（同上）之“礼”，这就带有了很强的政治色彩。

    嵇康与司马氏集团对立，首先表现在现实行为上，表现在他与“礼法之士”的关系上。高贵乡公曹髦正元二年（255年），镇东将军毋丘俭起兵于寿春，讨伐司马师，不久兵败而亡。《三国志·王粲传》注引《世说新语》道及此事：

    “毋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嵇康居然欲起兵响应毋丘俭，可见他已完全站在司马氏集团的敌对立场上了。而如此大事，竟向依附司马氏集团而时任吏部郎的旧友山涛问询，可见二人相交深厚。

    钟会为名门公子，见宠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欲识嵇康。于是乘肥衣轻，宾客如云，“要于时贤隽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锤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世说新语·简傲》）。钟会本欲鼓舌弄藻，说于嵇康，结果反而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怏怏而返。钟会后撰成玄学着作《四本论》，为点缀风流、扩大影响，欲让嵇康一见，但他已领教过嵇康的为人，怕再碰钉子，于是至嵇康家门外，远远地将文章抛掷进去，然后急回便走。

    嵇康对于名教与礼法之士的批判，对于司马氏集团伪善狡诈、僭妄凶残本性的揭露，更充分地体现在他的名理文章之中。《难张叔辽自然好学论》是一篇猛烈抨击礼法之士、否定六经儒学的论文。他指出：“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途，故奔骛而不觉。”苟且之徒“积学明经”，不过是为了追名逐利，“以代稼穑”而已。故“六经未必为太阳”，应以“鬼语”、“荒秽”、“臭腐”等视之。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名教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可谓惊世骇俗之论。而在《太师箴》中，他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司马氏集团：“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崇丘山。”对司马懿父子把持朝政、屠戮异己的暴行做了彻底的揭露。

    《释私论》为嵇康又一篇反叛名教的哲理论文，其中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是嵇康哲学思想的核心，在魏晋南北朝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魏元帝曹奂景元元年（260年），高贵乡公曹髦被杀，司马昭之心更是路人皆知了。为了取得舆论的支持，他加紧了对名士领袖嵇康的拉拢。景元二年（261年），山涛出任散骑侍郎，原任吏部郎出缺，山涛便举荐嵇康以代。嵇康蔑视司马氏集团，也蔑视这位昔日好友的为虎作伥行为，于是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开门见山，一开始就给山涛以辛辣的讽刺：“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这手荐鸾刀浑身膻腥的“庖人”又岂止山涛一人？简直活画了钟会等所有礼法之士的嘴脸。如此写来，虽未明言绝交，但其意已显。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立身处世的法则，贵在能遂其志。老子、庄周、柳下惠、东方朔，先贤达者无一不是如此。故“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嵇康明朗、坚决的态度已经告诉了山涛自己的选择。

    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嵇康又将自己的思想性格与“人伦有礼，朝廷有法”的纲常相比较，归纳出了为官“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的九条理由。其中“二不可”之一为“非汤、武而薄周、孔”，为世俗礼教所不容。嵇康非议古之圣贤，实为“名教罪人”。然而，正是这狂妄至极的言论恰恰戳到了司马氏集团的痛处，因为“司马氏的僭妄，甚至篡夺，却是取法于先王——尧舜之禅让与汤武之征诛，以此欺蒙了世人”（侯外庐等《中国思想史》）。而嵇康的言论一下子戳穿了他们的面具，使其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全文的核心部分，也是嵇康反叛精神的集中体现。

    《与山巨源绝交书》实际上是一篇反对名教礼法的宣言，也是一份坚决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的郑重声明，感情强烈，态度严峻。其文词气纵横，自然流畅，为抒情散文杰作。刘勰《文心雕龙·书记》赞扬道：“嵇康《绝交》，实则志高而文伟。”

    明李贽也在《焚书》中说：“此书实峻绝可畏，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其人。”

    嵇康虽然与山涛绝交，但从《绝交书》的内容看，其言论主要是针对司马氏集团而发。实际上，山涛不过是他借以说明自己思想和立场的桥梁。否则，嵇康临死之前就不会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的话了。正如张溥所言：“中散绝交巨源，非恶山公，于当世人事诚不耐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东平吕安与嵇康友善，其兄吕巽亦与嵇康相识。吕巽人面兽心，将其弟妻奸污，且抢先状告吕安不孝，吕安被治罪流徙。嵇康愤而作《与吕长悌绝交书》，怒斥吕巽，而矛头所向，仍是司马氏集团。嵇康两写绝交书，再也不能为司马昭所容。而钟会亦乘机进谗：“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景元四年（263年），嵇康终为司马昭所杀。

    “肃肃中散，俊明宣哲，笼罩宇宙，高蹈玄辙。”（李充《嵇中散颂》）嵇康虽亡，然其高洁人格，将与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同在。

    非“玄士”又非“俗士”的贤人山涛山涛，字巨源，河内（今河南武陟县西）人，生于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年）。父山曜，曾为冤句令。山涛早孤，家境贫寒，但少年器重，介然不群，宿士犹不敢轻慢。“年十七时，宗人尝谓宣帝（司马懿）曰：‘涛当与景（司马师）、文（司马昭）共纲纪天下者也。’帝戏曰：‘乡小族，哪得此快人邪？’”（《世说新语·政事》注引虞预《晋书》）宗人预示将来山涛当与司马懿二子共同治理天下，可见其少年大器。

    山涛出仕较晚，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后举孝廉，辟为河内从事。尝与石鉴共宿客店，山涛夜里忽然起踢石鉴说：“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司马懿）卧何意？”石鉴曰：“宰相三日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君何虑焉？”山涛曰：

    “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世说新语·政事》）于是舍之而去。山涛看到了司马懿称疾实是与曹魏的矛盾，指斥石鉴不要在危险的马蹄间行事了。不及三年，果然发生了“高平陵政变”，曹爽等人被诛。眼见司马氏与曹氏两大集团的矛盾日趋剧烈，山涛遂隐身自晦，不交世务。

    正始以来，名士间谈玄蔚然成风，山涛受其影响，亦雅好庄老，故心存事外，与时仰。时名士嵇康、阮籍等亦皆怀任逸之情，三人彼此倾慕，遂为密友。

    后与竹林七贤常集于山阳竹林之下，纵酒谈玄，肆意酣畅。“七贤”为名士之英，各具风姿。王戎对山涛的评鉴为：“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世说新语·赏誉》）山涛淳深渊默，气度不凡，饮酒八斗不醉。

    山涛雅好庄老，但并非将其作为最终的精神归宿。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他主张二者协调，有儒道互补的倾向。与嵇康、阮籍等把臂入林，只不过为一时避世，在其内心深处，还是较热衷仕途的。当司马氏集团完全控制了政权以后，他即迫不及待地重新入世，倾心依附司马氏。

    宣穆张皇后之母为山涛之从祖姑，故山涛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为姑表亲。

    有了这层关系，山涛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先后举秀才，拜郎中，迁尚书吏部郎。魏元帝曹奂景元二年（261年），转散骑侍郎，举昔日好友嵇康以自代，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与之绝交。元帝咸熙初（264年），封爵新沓子。大小政事，司马昭多咨于山涛。又以山涛乡间宿望，命司马炎拜之为师。司马炎居长，但司马昭以齐王司马攸曾为司马师继子，素又见重。故欲立其嗣位，举棋不定，问于山涛。山涛曰：“废长立少，违礼不祥。国之安危，恒必由之。”世子位乃定。武帝司马炎即位后，即晋爵为新沓伯。

    武帝泰始六年（270年）前后，羊祜执政。山涛因维护尚书令裴秀而得罪权臣，出为冀州刺史，加宁远将军。“冀州俗薄，无相推毂。涛甄拔隐屈，搜访贤才，旌命三十余人，皆显名当时。人怀慕尚，风俗颇革。”山涛冀州任上政绩颇显，经他举荐的乐广、裴楷等人后来皆成为台阁重臣。山涛后遭母丧，归于乡里，虽年逾六旬，仍居丧过礼，哀毁至性，亲自负土筑坟，手植松柏。

    其母去世后，武帝即下诏，征用山涛为吏部尚书，主管选官。时选用官吏，主要依“九品中正制”，即县郡中正考定士人品德，分为等级，呈报吏部，由吏部尚书从中选拔朝廷所需官吏。每一官缺，山涛常列举数人，然后启奏武帝定夺。山涛用人，任人唯才，深得武帝信赖，居选位十余年，每甄拔人物，皆亲自评论，世称“山公启事”。严可均《全晋文》辑其《启事》五十余则，今撮录数则于下：

    臣举汜源为太子舍人，源见称有德素，久沉滞。举为大臣，欲以尉后闻之士。

    吏部郎史曜处缺，当选。涛荐成（阮咸）曰：“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之职，亦妙绝于时。”

    诏选秘书丞，涛荐曰：“绍（嵇绍）平简温敏，有文思，又晓音，当成济也。犹宜先作秘书郎。”

    “山公启事”每一则皆寥寥数语，篇制短小。从内容上看可分为两部分：

    一是所举何人，荐选何职。二是对被举者的评价，此为主体部分。人物评价侧重于德能才识。如汜源“见称有德素”，阮咸“真素寡欲，深识清浊”，才能亦为山涛所重视。嵇绍“有文思，又晓音”。“德才兼备”已被山涛用为选拔标准。

    “启事”中对人物的评价准确、精当、简洁，概括性强，无一赘语，犹如一篇篇精致的袖珍散文。

    山涛高居选位，握有选举大权。那么，希求援引者自然就不乏其人了。秘书丞司马彪十年来未曾徙官，于是作《赠山涛》诗以求引擢。“班匠不我顾，牙旷不我录。冀愿神龙来，扬光以见烛。”诗中直接将山涛比作“神龙”，用意十分明显。

    武帝咸宁初（275年），山涛转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除尚书仆射。太康初（280年），迁右仆射，掌选如故。后以年高体衰，疾病日重，上疏告退，其文曰：

    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岂遗力于圣时。迫以老耄，不复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从而静之，百姓自正。但当崇风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复何事。臣耳目聋瞑，不能自励。君臣父子，其间无文，是以直陈愚情，乞听所请。

    既要告退，就应有充分理由，故山涛罗列了两条理由，以期打动武帝，恩准告退。年事已高可能是最充分的理由之一，因而落笔便言“年垂八十，救命旦夕”。接下来便由写自己转向写天下：四海升平之时，陛下无事，臣亦无事。更何况臣已是“耳目聋瞑”，废人一个了。为了避免告退引起武帝猜疑，还捎带表明了自己纵有毫末之力，也当效于圣时的态度。这篇《上疏告退》清明流畅，一气呵成，用语天然，文约意广，可视为山涛现存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

    尽管山涛情恳辞切，苦表请退，武帝终是不允。山涛不得已，又起视事。

    东吴平定，天下统一于晋，武帝便频诏天下，各州郡应息武备，罢军役，偃武修文，以示海内大安。山涛认为不宜，因而与尚书卢钦等共论孙、吴用兵之道，十分重视他们在国家安定时期不应放松武备的军事思想，举座为之叹服，皆曰：

    “山少傅乃天下名言。”晋武帝死后，果然发生了“八王之乱”及李特等流民暴动，一时郡国皆以无备而不能制，天下遂大乱，果如山涛所言。

    以山涛“年耆德茂，朝之硕老”，后拜为司徒，位列三公。山涛上表辞让，不准，又上表乞骸骨，表曰：

    臣事天朝三十余年，卒无毫厘以崇大化。陛下私臣无已，猥授三司。臣闻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庙门之咎。愿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

    为表“要见尽题意，又忌太露”（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山涛这篇《乞骸骨表》虽短，却较好地体现了上述两个特点。开始用一句话总结自己一生的历程，已暗含年高自请退隐之意。以下是感激之辞，又间以“力少”、“德薄”言明自己不想有“折足之凶”、“庙门之咎”，最后提出“乞臣骸骨”点尽题意。

    山涛终得遂所请。于武帝太康四年（283年）亡故，时年七十九岁。谥曰康。山涛位极人臣，却能清廉自检，内无嫔媵。所居仅旧屋十间，子孙不能相容。死后禄赐俸秩皆散与亲故。

    流传千古的《思旧赋》魏齐王曹芳正始之末（248年左右），竹林七贤聚于山阳，向秀是其中之一。他们常在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七贤”活动的主要内容，除纵酒以外，便是谈玄。被称为三玄之学的《老子》、《庄子》、《周易》是他们清谈的主要内容。向秀“雅好老庄之学”，参与清谈，发言玄远，众莫能难。

    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父子发动“高平陵政变”后，“竹林七贤”唯有嵇康、向秀仍留在河内，其他人相继出仕。东平吕安，志量开旷，有拔俗之气，与嵇康相友善，每相思，辄千里命驾来访，由是向秀亦与之为友。三人性情爱好各不相同，嵇康傲世不羁，吕安放逸迈俗，独向秀雅好读书，因而时常为二人所嗤。嵇康性绝巧而好锻铁，宅中有一柳树，枝叶繁茂。夏日清凉，嵇康就在树下锻铁。向秀常为之佐，袒右肩，司职鼓排，二人相对欣然，旁若无人。向秀又常与吕安灌园于山阳，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费。“或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游浪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复修常业。”（《太平御览》卷四○九《向秀外传》）不虑家之有无，外物亦不足以拂其心。三人志同道合，相交如水。

    当时注解《庄子》者有数十家，但都莫能究其要旨。向秀注《庄子》，于旧注之外，为之解义，发明奇趣，振起玄风。沈约《竹林七贤论》评论说：“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向秀将注《庄子》之时，曾告于嵇康、吕安。二人皆曰：

    “此书还须作注？徒然妨碍人作乐罢了。”及成，再示二人，吕安叹曰：“庄周可以永生了。”向秀以《庄子注》奠定了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席地位。

    魏元帝曹奂景元三年（262年），嵇康因牵涉进吕安兄弟案中，与吕安一起被司马氏集团杀害。两位好友同时逝去，使向秀悲痛至极。他尚未从悲痛中摆脱出来，又被迫从河内郡赴洛阳应举。司马昭问道：“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对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迫于形势，向秀不得不巧言应付。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应举归来，途经山阳嵇康旧居，见人去室空，不禁回想起与嵇康、吕安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感慨万分，便写下了这篇流传千古的名作《思旧赋》。此赋由序与正文两部分组成。其序云：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晏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序文交代了写作缘起。首先说明自己与嵇康、吕安的关系——“居止接近”，此语轻描淡写，但极有分寸。他与嵇康同为竹林中人，又与二人有着锻铁、灌园的难忘经历，其关系岂止“居止接近”？显然欲说而不能。接着概括了各自的个性，暗示了“见法”的原因。然而，好友嵇康留给自己印象最深的还是临刑前“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的凛然之气。今经其故居，不由得又想起，而此时正是日薄西山，寒凝大地，又有幽远的笛声在空旷中回荡。作者营造了一种凄清悲凉的氛围。

    序文写得简洁、流畅，内容频频转换，短短的篇幅中却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读来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感慨凄恻之情油然而生。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悯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唯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

    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正文抒发了对故友的痛悼、思念之情。作者落笔从自己的行程写起，暗示了选择的无奈。今看到旧友山阳之故居，怎能不触景伤情，昔日与故友饮宴欢乐的情景又浮现眼前。然而这一切都不存在了，物是人非，“穷巷”、“空庐”，一派肃杀、冷落。此情此景，不由得使作者产生了《黍离》之悲、《麦秀》之感。

    作者引此二诗，既表达了对故友的思念之情，又暗含对魏室行将倾覆的隐痛，以古人伤逝之词表达了自己的怀旧之意。“形神逝其焉如”一句深情的叩问写尽了作者绵绵不尽的哀思。

    接着，作者用秦丞相李斯临刑而叹之事，与嵇康相对比，暗示嵇康于临刑前片刻对于生命的感悟。嵇康临刑，顾视日影，“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向秀抓住这一细节，将其彻悟命运之后处变不惊、镇定自若的风采描写得极具神韵，使其骏逸的身姿与生命定格在永恒的瞬间。因此，这慷慨、悠扬的琴声在作者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琴声与笛声交织，过去与现实混融，造成了一种奇妙的效果，使人感慨万端。至此，作者戛然收笔。

    此赋虽然短小，寄意却含蓄深厚。作者表达了对好友的深切悼念，也抒发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但读罢却总有一种言犹未尽的感觉。对此，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联系自己的思想经历作了合理的解释：“年青时候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了。”残酷的现实和高压的政策，迫使作者只好如此。

    应郡举之后，向秀历任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晋惠帝司马衷永康元年（300年）前后，卒于任上。其文今仅存《思旧赋》与《难嵇叔夜养生论》两篇，但分别是文学史和哲学史上的名篇。

    青史留名的饮者刘伶

    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这诗用在刘伶身上，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刘伶是位饮者，但又不是普通的饮者，普通的饮者是不会青史留名的，而刘伶却是青史留名的饮者之一。他之所以青史留名，还因为他是一个集名士、酒仙、文学家于一身的奇人，一个千百年来几乎家喻户晓的奇人。

    刘伶约生于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字伯伦，沛（今安徽省宿县西北）人。其父曾经做过大将军司马懿手下的属官，备受恩宠，只可惜刘伶还在幼时，他便离开了人世。因此，刘伶自幼便失去了父爱。谁知天公也不做美，给了他一副极为丑陋的面孔，而且身材矮小，及至长大成人后，身高也不过六尺。刘伶青年时代的经历史无明文记载，因此不得而知。但大体上可以推断，在魏齐王曹芳正始之末（249年），他已成为当世名重一时的名士，并且常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王戎、阮咸集会于山阳竹林之下，饮酒赋诗，弹琴作歌，当世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大约在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初年（265年）前后，他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建威参军，不久朝廷下诏，入宫中策问。他大谈老庄，强调无为而治，非但没有得到重用，反而连参军之职也被罢免了，从此再无进仕。大约在晋惠帝司马衷永康元年（300年）前后，以寿而终。

    刘伶与诸位贤士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争权夺利的关键时期。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在此后的十几年间，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继续加剧，大批名士无辜被杀，沦为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

    司马氏集团假倡名教、血腥杀戮的行为，引起了刘伶等众多名士的不满与愤慨。对于这种离经叛道的伪道士，他与嵇康、阮籍等一样，他不屑与之为伍，但暂时又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因而，同游竹林便成了他们最佳的处世方式。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支配下，他们共同表现出了违礼背俗、荒诞不经的行为倾向。

    “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不知是酒选择了刘伶，还是刘伶选择了酒。总而言之，酒成为了刘伶赖以生存的精神寄托，成为了他须臾不可分离的亲密伴侣，也成为他表现喜怒哀乐的工具和手段。本来刘伶也是胸怀大志之人，但是，残酷的现实将他的理想击得粉碎。现在，他只有与酒为伍了。喜静不躁，沉默寡言，不轻易与人交友，也不轻易与人出游，这是他的性格特征。但如果是与阮籍、嵇康相遇，或他们相邀，他会喜不自胜地欣然前往，与他们携手入林，一醉方休。

    家中财产的有无，他从不介意，饮酒倒是时刻挂在心上。平日里常常驾着鹿车，携带一壶酒，优哉游哉，边走边喝，并且让仆人扛着铁锹随后跟着，告诉他们说：“如果我死了，随时随地挖个坑将我埋了就是了。”这是何等的放情肆志，何等的达观洒脱！这是在生活失衡、道德失范、生命失去了价值之后，一种对于生与死的态度，对于生命的评价。

    他的妻子见他终日耽于酒中，连命都不顾惜，十分痛心，于是倾倒他的酒，砸坏他的酒具，流着眼泪劝他说：“夫君饮酒过度，这不是养生之道，您应该马上戒掉它。”刘伶说：“很好，但我自己私下戒不了酒，只有在向鬼神祷告时发誓，方能戒掉。你马上准备祷告用的酒肉。”妻子信以为真，不一会儿准备就绪。刘伶十分虔诚地跪下，祷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祷告完毕，依旧是饮酒吃肉，不一会儿又是烂醉如泥。妻子见他这样，长叹一声，也就无可奈何。刘伶病酒如此，终日沉醉其中，只是为了求得暂时的解脱，减轻内心的痛苦。

    刘伶饮酒远近闻名，其酒量之大，也无人能比。他对于酒的那份狂嗜，更非一般人所能及。关于他与酒的种种趣闻，也被人广为流传。尤其是“杜康美酒，一醉三年”的传说，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相传有一次，刘伶来到洛阳城南的杜康酒坊，见门上贴有一副对联，写的是“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眠”，横批是“不醉三年不要钱”。刘伶看后，觉得很不服气：杜康虽是酿酒的祖师，杜康酒也早已如雷贯耳，三杯两盏醉倒别人也许可能，但要醉倒我刘伶，恐怕没那么容易。谁不知我刘伶，喝遍东西南北天下酒，还没有能让我醉上半天的。于是，负气走进了酒馆。一连饮了两大杯，仍要求上酒。杜康劝他说：“不要再饮了，再饮就醉了。”刘伶哪里能听得进去，执意要饮，又要了第三杯。三杯酒落肚，他便觉得天旋地转，眼冒金星，这回他是真的醉了。一路上摇摇晃晃地回到家里，醉倒在床上，再也不能起来。

    他觉得自己就要死了，于是向妻子交代说：“我死后，把我埋在酒池内，上面盖上酒糟，酒杯酒壶放在棺材里。”这就是刘伶，临死也没忘了酒。妻子是了解他的，遵从他的意愿将他埋了。

    一晃三年过去了。这一天，杜康来到村上找刘伶，讨要三年前的酒钱。刘伶的妻子气愤地指责他说：“他三年前喝了你家的酒，回来就死了。你讨酒钱，我还向你要人呢！”杜康连忙说：“他只是醉了，并没有死，快去挖墓，救他出来。”众人打开棺材，只见刘伶躺在里面与生前一模一样，气血充盈，面色红润。杜康叫道：“刘伶醒来，刘伶醒来！”刘伶果然睁开眼睛，连声叫道：“杜康好酒，杜康好酒。”从此，“杜康美酒，一醉三年”的故事就广为流传了。杜康酒也因为刘伶一醉更加出名。据说杜康酒醉刘伶，是专为度刘伶成仙有意安排的，而刘伶也因此成了名副其实的酒仙。

    刘伶以酒为命，行为举止也更加放荡不羁。任建威参军期间，曾经在家里一丝不挂地饮酒。有客人来了，也不回避穿衣，还笑着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为何钻入我的裤中？”竟然放诞到了如此地步。不能否认，这里面有佯狂的因素，也有自我悔顿的成分。但这种走向极端的行为举止，恰恰证明了他内心的焦虑与困惑。也许，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将心中久积的愤懑与痛苦释放出来。

    实际上，刘伶并不只是酒鬼、酒仙。作为一个大名士，他也是个机敏聪慧、很有才气的文学家。只不过不太留意笔墨文翰罢了。偶尔成篇，却也是特征鲜明的佳作。诗歌仅存五言《北邙客舍》一首。在诗中，诗人比较隐晦地表达了对黑暗政治的不满，对清明社会的期望，风格幽深孤峭，虽有古傲冷僻之嫌，却也不失为一篇上乘之作。明代竟陵派大师谭元春对此诗十分推崇，称其“藏细响于粗服乱头之中，发奇趣于嵌崎历落之外”。

    《酒德颂》为刘伶的传世名篇，也是文学史上的一篇奇文，其语言流畅自然、生动形象。文中虚拟了一位大人先生，这位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如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行无辙迹，居无室庐”，但不论何时何地，“唯酒是务”。纷攘的万物，对于他来说，如烟如云。怀抱酒缸，手把酒槽，口衔酒杯，啜饮浊酒，箕踞而坐，旁若无人。这就是大人先生的形象，实际上是刘伶自身的真实写照。他把自己对于生活的态度与理解，都写到了酒德之中。显然，他所追求的，是一种酒醉之后“无思无虑，其乐陶陶”、“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的物我两忘的境界。只有在这种境界之中，他才可以做到对尘世的超越，对流俗的解脱。酒中自有天地宽，在醉乡之中，他才是真正自由的，才能真正体味到生命的本真。

    这就是刘伶，一个集名士、酒仙、文学家于一身的奇人，但更多的时候，他的名字是与酒联系在一起的。刘伶离不开酒，酒也同样离不开刘伶了。

    狂放不羁阮仲容

    从行为价值取向看，“竹林七贤”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派别：嵇康、阮籍为激进派；山涛、向秀、王戎为温和派；刘伶、阮咸为旷放派。仅就旷放派的两位“贤士”而言，刘伶嗜酒成癖，放情肆志；阮咸放荡不羁，任诞疏狂。二人皆有旷放不拘的一面，但就程度来看，阮咸与刘伶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阮咸，字仲容，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生卒年不详，“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之侄，在当时与叔父并称为“大小阮”。他是两晋着名音乐家，曾官散骑侍郎、始平（郡治在今陕西兴平）太守。他与嵇康、阮籍等虽然同作竹林之游，被称为贤士，但他既不信儒，也不崇道，既无济世理想，亦无生活目标，只是随心所欲，率意而为。

    陈留阮氏虽为魏晋间世家大族，历代奉儒守业，但各分支也并非皆大富大贵。至魏正始前后，阮籍阮咸这一支已现中落之势。在阮咸总角之时，他们已与富裕的同族分道而居。诸阮居道北，他与叔父阮籍居道南，北阮富而南阮贫。按民间节令习俗，七月七日白天要曝晒衣物和书籍。据说，这些东西在这一天晒过之后，永远不会再生蛀虫。这一年又到了七月七日，富有的北阮将绫罗绸缎做的衣物都晒了出来，鲜艳夺目，光彩无比。阮咸见状，便取一长竿，将自己的一条大布短裤挂在上面，晒在院子里，与北阮隔道相对，倒也煞是可观。有人责怪他不该如此无礼，他却说：“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魏齐王曹芳正始之末、嘉平之初（249年），二十岁左右的阮咸成为竹林名士的一员。他随同叔父阮籍等人，常常集会于山阳竹林之下，纵酒谈玄，抚琴赋诗。阮咸对诗赋哲理无甚兴趣，却对音乐情有独钟，在当时即以“妙解音律，善弹琵琶”闻名遐迩。因此，他人吟诗作赋，高谈阔论，他在一旁弹奏琵琶，也是仪态优雅，风神兼备。

    受时代的影响，也受叔父阮籍的影响，阮咸也以自己荒诞无比的行为对传统的礼教习俗给予无情的嘲讽。阮咸姑母家有一鲜卑婢女，他十分宠爱她，早就与之私通。在他为母亲服丧期间，姑母将要远行移居。当初曾说过将婢女留下，上路时才临时决定将其带走。时方有客来吊，阮咸闻听之后，骑上来客的马，身着守丧重服便拍马追赶。追上之后，与婢女同骑一匹马而返，并且说：“人种不可失。”他如此纵情越礼，遭到了世人的纷纷指责。不过后来胡婢果为其生子，即次子阮孚，字遥集，字还是由姑母为其取的。

    从子阮修，性情简任，嗜酒酣饮，常常以百钱挂于杖头，至酒店独斟独饮。

    阮咸与他秉性相投，最为相善。二人在一起，每每得意为欢，有时无言，便欣然相对，坐视良久。诸阮皆善饮酒。除音乐外，阮咸的另一嗜好也是饮酒。有一次，族人共集宴饮。阮咸到了之后，不复用常杯斟酌，更换大盆盛酒，错乱座次，众人坐在一起，相向牛饮。更有甚者，“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与猪同盆而饮，闻所未闻，可谓放诞之极。不过，这种放诞之风在魏晋时确实十分盛行，并且一直波及东晋之初。溯本追源，这种放诞之风是一种道德反常现象。阮咸生逢乱世，儒学衰微。嵇康、阮籍等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因而士人们陷入极度的痛苦与烦恼之中，继而通过种种越礼悖俗的行为来排遣内心的焦虑与不安。这种时候，人伦纲常也就不复存在了，疯狂地纵欲便是唯一的要求。

    阮咸放荡越礼，同宗众兄弟亦以放达为行。唯阮籍不予赞同，他的儿子阮浑长大后，风神韵度颇似乃父，亦欲作达。阮籍说：“仲容已入此列，你不得再步其后尘。”阮咸等人的不轨言行，虽然对传统的礼教冲击不小，但相沿已久的规范世人行为的礼教仍然根深蒂固。因而，阮咸的行为也遭到了世人的訾议，更何况他只知弦歌酣宴，不交人事。故自魏末至晋武帝司马炎咸宁初（275年），他仍沉沦湮没于闾巷之中。直至咸宁中，始出任散骑侍郎。

    时七贤之一的山涛仕任吏部尚书，主持荐选官吏，权高望重，人称“山公”。经他荐选的贤士多显名于朝廷。他对阮咸十分垂青，有意举其仕任。适值吏部郎史曜出处缺，当选。山涛于是《启事》荐评咸曰：“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职，亦妙绝于时。”（《世说新语·赏誉》注引名士传）但是武帝以耽酒浮虚，未加擢用。《竹林七贤论》对此评曰：“山涛之举阮咸，因知上不能用，盖惜旷世之俊，莫识其意故耳。”阮咸是否为旷世之俊似可存疑，但太原郭奕为其折服倒也是事实。“太原郭奕高爽有识量，知名于时，少所推先，见咸心醉，不觉叹焉。”

    魏晋时期，世人雅好音乐。上自君王，下至名士，很多人都解音律，善弹奏。在执政者看来，音乐可以正教化，易风俗，是强化统治的手段；在士人看来，它是个人修养的形式之一。尤其是在正始玄学兴起之后，士人们对于音乐的爱好，便同追求自我理想的人生态度联系在了一起。于是嵇康“弹琴咏诗，自足于怀”，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嵇绍“善于丝竹”，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

    阮咸所弹琵琶，属“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之“丝”类。是汉代发明的一种弹拨乐器，直柄，四弦，十二柱，圆形音箱。初无明确名称。因阮咸善弹，无人能及，故大约自唐后，人们便称此种乐器为“阮咸”或“阮”。直接以弹者之名给某一乐器命名，音乐史上可能只有阮咸有此殊荣。

    当时，宫中执掌乐器的是中书监荀勖。他是一位目录学家，更是着名的音乐家，常常同阮咸一起讨论音律，窃以为远不及阮咸，由是暗生妒意。他又曾考定古律，修止雅乐，但是，所定音律与古律仍有不合之处。阮咸予以指正说：“勖所造声高，高则悲。夫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声不合雅，惧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长短所致。”（《世说新语·术解》注引《晋诸公赞》）。荀勖一向自矜，知后甚是不快。于是，凼事左迁阮咸为始平太守，阮咸以寿终于是职。

    阮咸也是一个名教礼法的叛逆者，但他的叛逆走向了极端。虽为竹林名士，徒有名士之名，而无名士之实，他所得到的只是名士的皮相而已。不过，在中国音乐史上，他却是值得一提的人物。

    “俗物”名士王戎

    在“竹林七贤”中，有一位被阮籍称为“俗物”的名士，他就是贪吝成性的名士王戎。

    王戎，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生于魏明帝曹叡青龙二年（234年）。出身于世家望族，祖父王雄曾任幽州刺史，父亲王浑官至凉州刺史，封贞陵亭侯。王戎自幼聪颖慧悟，神采秀彻。个子虽然长得不高，但一双眼睛却清澈透明，视日而不眩。裴楷见后，品鉴说：“王戎眼睛灿烂光明，犹如高岩下的闪电。”

    六七岁时，他曾在宣武场观戏。有猛兽在笼中吼叫，众人纷纷逃奔，只有王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魏明帝曹叡在阁楼上看见，大为称奇。王戎又曾经与一群孩童玩耍于道侧，见路边的李树上结了很多李子，孩子们争相前去采摘，只有王戎一人没有前去。有人问其原因，王戎说：“树长在路边而有很多李子，必定是苦李子。”摘下品尝，确实如此。此事成为佳话，至今传颂。

    王戎十五岁时，与父亲的好友名士阮籍成为密友，王戎小阮籍二十岁，二人结成忘年之交。阮籍每次到王浑处，呆一会儿便走；去看望王戎，却很久才出来。他曾经对王浑说：“王戎清赏，非你所能比。与你相谈，不如与阿戎谈。”

    后来，王浑卒于凉州任上。曾与王浑共事的官吏们为给他办丧事，捐钱数百万，王戎坚辞不受，由是名声大显。

    王戎十六岁时，成为“竹林七贤”之一，在“七贤”中年龄最小。他们常居于山阳竹林之下，抚琴赋诗，纵酒谈玄。一天，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四人在竹林下酣饮，王戎后至。阮籍笑着说：“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戎也笑着说：

    “卿辈意，亦复可败邪？”魏晋名士以脱离世务为高，常以“俗物”讥讽那些系累世俗功名的人。王戎可能有入世为官之意，故阮籍以“俗物”相称。不过，王戎后来既富且贵，倒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俗物”，还是被阮籍不幸言中了。

    大约在魏齐王曹芳嘉平三年（251年）前后，“竹林七贤”解体。王戎承袭父亲爵位，辟为相国掾，又历任散骑常侍、荆州刺史等职。王戎很有人伦识鉴，钟会就曾评价他说：“阿戎了解人意。”（《世说新语·赏誉》）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3年），钟会奉司马昭之命率军西进伐蜀。临行前与王戎告别，并问王戎计将安出。王戎说：“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

    不及一年，钟会恃功在蜀中谋反，结果被杀。谈及此事的人都认为，当初王戎的话的确是智人之言，对他愈加钦服。

    王戎还很擅长品评人物。他善于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从风度、举止、识见、处世等不同角度对人物进行品评。他品评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品评王衍“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品评阮文业“清伦有鉴识，汉元以来未有此人”（《世说新语·赏誉》）；认为“裴硕拙于用长，荀勖工于用短”。他的品评皆深得要旨，给人以鲜明印象。

    司马炎即帝位之后，王戎迁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受诏伐吴。王戎派遣参军罗尚、刘乔为先锋，进攻武昌。见大兵压境，吴将杨雍、孙述、江夏太守刘朗率众向王戎投降。武帝咸宁二年（277年），吴平。王戎晋爵为安丰县侯，食邑增六千户，赐绢六千匹。王戎率军渡江后，安抚慰问刚刚归附的吴人，以宣扬其武威和恩惠。吴光禄勋石伟为人正直，不被吴主孙皓所容，称病归家。王戎赞赏他的品节，上表推荐他。石伟被拜为议郎，以每月二千石的俸禄直至终身。于是荆地民众心悦诚服。

    王戎至孝，但不拘礼法。他的母亲去世了，他依然饮酒食肉，或观看弈棋，但看得出来，他内心悲痛已极，以至于容貌憔悴，必须借助拐杖方能站起。女婿裴前来吊唁，见此情景，对人说：“如果一次极度的悲哀真能伤害人的身体，那么溶冲一定免不了会被指责为不要命。”当时和峤父亲亦丧，他严格按礼法而行，量米而食，但悲伤的程度不及王戎。武帝对刘毅说：“和峤哀毁过礼，真令人担心。”刘毅说：“和峤虽睡草苫，食稀粥，但这是生孝；王戎是死孝，陛下应当先忧王戎。”王戎原来就有时常呕吐的病，居丧期间病情日重。武帝派太医为其诊治，赐予药物，断绝宾客来往，让他专心养病。

    惠帝司马衷永康六年（300年），赵王司马伦杀辅政的贵戚贾谧、司空张华、尚书仆射裴等，自任相国，执掌大权。因裴是王戎的女婿，故王戎因此而免官，并被中书令孙秀逮捕。司马伦之子欲用王戎为军司，博士王繇劝阻说：

    “王戎诡计多端，怎么肯为一个少年所用？”因而未被起用。后来惠帝在齐王司马同的拥戴下返回宫中，王戎被任为尚书令。不久，河间王司马颙使臣游说成都王司马颖，将诛齐王司马同。司马同问计于王戎，王戎说：“您首举义旗，匡扶社稷，开辟至今，是从未有过的功德。然而，论功行赏不及真正劳苦功高者，致使朝野失望，人怀贰志。现在河间王与成都王率兵百万，锐不可当。如果投降，也不会失去原来的爵位，这是求安之计。”司马同手下一个姓葛的谋臣听后大怒，要斩王戎，王戎假装药物发作，堕于厕所之中，方免一死。

    眼见晋室方乱，王戎遂与世浮沉。一天，他身着公服，驾轻车出行，当经过洛阳城内着名的黄公酒垆时，他回过头对后面的宾客说：“我当年与嵇叔夜、阮嗣宗常在此垆酣饮，竹林之游，我也参加了。自嵇生天逝、阮公亡故以来，我便为时事所束缚。今日看到此垆，虽近却遥远如山河。”于是慨叹不已。

    此时玄学盛行，王戎、山涛等既是权贵，又是玄学名士。他们追寻自然，又舍不得放弃权势，于是宣扬名教与自然相结合的思想。王戎官拜司徒以后，曾接见过阮籍从孙阮瞻，并问他：“圣人（指孔子）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阮瞻回答：“将无同。”王戎叹息良久，即命辟其为掾属。这就是时人相传的“三语掾”的故事。“将无同”之意，即调和名教与自然，既不放弃现实利益，又追求超世间的玄理，这正合王戎之意，所以辟他为官。

    王戎仕途显达，但却吝啬异常，爱财如命。他广收田园，积敛钱财，常常亲摆筹码，与妻子昼夜计算。女儿嫁给裴时，向他借了几万钱，没有马上还他。

    以后女儿每次回娘家来，他都不给好脸色看，直到女儿把钱还上，他才喜形于色。侄儿将要结婚，王戎送他一件单衣，侄儿完婚之后，他又要了回来。王戎家有一棵良种李树，果实个大味鲜，他既要卖果攒钱，又恐别人得到良种，因而总是先将李核全部钻透，才拿出去卖，因而遭到世人讥笑。晋惠帝司马衷永兴二年（305年），王戎去世，时年七十二岁。

    王戎虽为名士之流，只不过是借名士风度装点门面而已。纵观他的一生，既爱官，又爱钱，完全是一个“俗物”，而他的吝啬，丝毫不亚于中外文学作品中着名的吝啬鬼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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