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乌托邦

    “乌托邦”是欧洲拉丁文的音译，原意为“乌有之乡”，即不存在的地方。

    自从16世纪初叶，英国人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描绘了一个保留奴隶和宗教、废除私有财产、实行公有制、按计划生产和消费及人人都从事劳动生产的理想社会制度后，人们便把“乌托邦”理解为“空想的理想社会”，“乌托邦”也就成了“空想”的同义语。

    陶渊明一生都生活在社会动荡、灾害频繁的年代中，几次出仕，壮志难酬，终于归隐田园。自己一生的穷病交困，加之亲眼目睹了社会的腐败混乱与百姓的贫困痛苦，其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对美好、平等、安定的社会生活的渴盼，这使他唱出了一曲世界上最古老的“乌托邦”恋歌——《桃花源诗并记》。

    在《桃花源记》中，陶渊明以优美自然的文笔，再现了田园牧歌式的桃花源人的生活。

    晋太元年间，有一个以捕鱼为业的武陵人。他荡舟撒网，沿溪而行。鱼儿在网中跳跃，渔歌在水面回响，愉快的劳动让渔人流连忘返。

    忽然，一片桃花盛开的林木映入了渔人的眼帘。放眼望去，溪水两岸，百步之遥，桃花缀满枝头。碧绿的青草像锦缎一样，粉红色的花瓣散落其间。美丽的景色令渔人非常惊讶。小舟推波，继续前行。在溪水的源头，桃花林的尽处，一座小山出现在渔人的面前。

    山脚下有一个山洞，里面仿佛还有光亮。渔人便离开小船，好奇地钻进了山洞。起初，洞内非常狭窄，只能容一人通过。走了几十步后，突然间渔人眼前出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良田肥美，碧波展镜；桑叶婆娑，竹影摇风。田间小路纵横交错，左右乡里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作的男女衣着自不同山外人，老人与儿童怡然自乐。

    渔人的出现使村民大吃一惊，他说明了事情的经过后，村民疑虑顿消，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家中，杀鸡设酒，盛情款待。邻居们听说后纷纷涌来探问山外的消息。言谈间，渔人知道了这些人是祖上逃避秦时战乱，携妻带子来到此地的，从那时起再也没有离开这里，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汉代、魏晋的事情闻所未闻。村民听了渔人讲述的世事变迁，无不叹惋。此后，村中之人都邀请捕鱼人到家中做客，其乐融融。

    几日后，当渔人准备离开这里时，山里的人嘱咐道：“我们这里的生活不值得向外人提起，希望你能为我们保守秘密。”

    渔人摆舟归乡。路上，他做了很多标记。回到家中，他向本郡太守禀报了此事。太守派人和他一同前往，但出来时做下的标记再也找不到了，他们没有寻到进山的路径。

    后来，好游山泽的南阳人刘子骥（名驎之）欣然前往，想一睹桃花源的神秘，但也没有结果。刘子骥病故后，便再也没人关心此事了。

    这就是《桃花源诗》前的“记”。从体例上看，这篇“记”颇似一篇小说。

    文中自然景色优美宜人，社会生活安定祥和，令人产生无限的遐思。优美意境的创造、恬淡自然的叙述使这篇“记”的影响，在千百年间已经远远超过了《桃花源诗》本身，但《桃花源诗》以又一种文学形式，抒发了诗人对理想社会的热切期盼：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

    诗首先交代了贤人为避秦乱，过上了往迹浸湮、来径芜废的遁世生活。然后描写了遁世后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随时耕种，怡然自得。最后抒发了诗人的内心真情：我多么愿意能驾着轻风，高飞去寻找那些和我志趣相投的人们。

    这首《桃花源诗》道出了《桃花源记》中所没有揭示出的意旨：桃花源人富庶安定的生活关键在于，“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可见，无论是近似于小说的叙事散文，还是五言体的抒情诗歌，二者所表现的思想情志是一以贯之的，它们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现实社会中不存在的、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广大人民希冀的理想社会——有民无君，和谐友爱，民性纯朴，风俗淳厚。从《诗经·硕鼠》中对“乐土”的追求开始，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梦想着一个理想的乐园，陶渊明汇集了人们的梦想，以浪漫的艺术想象勾画出了这千古一梦——桃花源。现实的思索，先哲的启迪，酿成了这文学“白日梦”的底蕴。

    东晋末年，兵灾、水灾、旱灾不断，沉重的赋税徭役不止，加之匈奴、鲜卑攻陷中原后，统治者残酷屠戮汉人，平民百姓为苟全性命大量逃亡。他们选择“深险平敞之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晋书·庾衮传》就有全族逃入深山生活的记载。因此，现实生活为诗人理想的抒发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在《桃花源诗并记》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老子的“小国寡民”的政治图景：“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还能体味到《礼记·礼运篇》中儒家的“大同”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阮籍、鲍敬言等人的“无君论”思想。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指出，“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抱朴子·诘鲍篇》中，鲍敬言云：“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经过陶渊明的改造与创造，封建时代广大人民向往的理想世界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桃花源——中国古老的乌托邦，虽属空想，但对它的追求与摹画实属必然。诗人在对美好社会理想的描绘与歌颂中，完成了对丑恶现实的深刻批判。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陶渊明一生中曾几次出仕，做过祭酒、参军、县令一类的小官。然而，他所生活的东晋时代，统治集团腐败无能，苟且偷安，只知兼并土地，聚敛财富，鱼肉百姓。门阀士族擅揽大权，排挤庶族地主有志之士。陶渊明青年时代曾有过“大济于苍生”、建功立业的壮志。他数度出仕，也是试图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像他这样出身的贫士，根本无进身之路。加之他傲岸不群，有洁身自好的气质，更不肯与专横的士族地主妥协，所以，几次为官，都任期不长，就辞职而去。到四十一岁那年的彭泽令任上，他终于决心弃官归隐，从此过着躬耕隐居的生活。

    《归去来兮辞》就是他辞却彭泽令归田后所作。“辞”，文体名，是一种抒情赋体。

    正文前面有一篇小序，记述了作者就职彭泽令和辞官归隐的原因。

    作者在序文开篇就直截了当地说出离家赴彭泽令任上的原因，是由于“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是为了养家糊口，在亲戚朋友的劝说引荐下，才不得已出外谋官，以求“公田之利”，来缓和家中的窘境。然而，“在官八十余日”就“眷然有归与之情”。为什么呢？陶渊明是心胸开阔坦然的人，他不忌讳别人对他逃官之举的非议。所以，他堂堂正正地摆出了几条理由：其一，“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意思是，本性崇尚自然，不愿造作，勉强做自己不愿干的事。其二，则是“肌冻虽切，违己交病”。进一步表明饥饿寒冷虽然至关紧要，然而违反本心也非常痛苦。最后一点理由是要为死去的胞妹吊丧。显然，前两点是弃官归田的根本原因。陶渊明在官宦生活中，常常处在“一心处两端”的矛盾之中。

    他既想通过仕途实现报国为民的理想，但又憎恶官场黑暗，为保持节操，常思归隐。直到他的抱负志向被冷酷的现实撞得粉碎之后，他思想中坚守本志的一面才上升到支配地位，使他毅然归隐田园。其实，陶渊明所走的道路，也未出儒家所提倡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规范。至于序中提到的武昌奔丧。只是表面的事由而已。“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他坦诚而愧疚地宣称：

    过去做官，不过是为了糊口，回想起来，黯然神伤，愧对自己的“平生之志”。

    即“代耕非本望，所业在田桑”。这是沉痛的自责自咎，但也见出作者归隐的决心。序文最后说：“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辞》。”说明序文所述之事是写此篇辞赋的缘由。

    总观全文，既有直叙之句，又有委婉之言，辞意真切，文字洗练，结构谨严。一篇说明性的文字，写来却起伏跌宕，饱含感情。

    下面介绍这篇辞赋的正文。

    《归去来兮辞》赞美了美好自由的田园生活，抒发了作者对这种生活的热爱之情。同时揭示了陶渊明对官场生活的厌恶与否定。可以说，这篇辞赋是陶渊明与封建统治者决裂的宣言书。

    全文按内容的发展和韵脚的转换，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先介绍第一部分。原文是这样的：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风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这一部分，叙述和描写了作者归家途中的情形。

    一开始作者就开门见山地呼喊：“回去吧。田园已经荒芜。怎么能不回去呢？”起势突兀，语气迫切，明确点题。表现出作者归隐的信念果敢坚决。这样写能抓住人心，引起关注。下面六句，以检讨的口吻和宽慰的心情，否定昨天，肯定今日。“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心为形役”，内心为形体所驱役。是说过去本心不愿出仕，但为生活所迫，不得已出外为官。现在既然铸成大错，又为何要惆怅悲伤呢？陶渊明旷达之处即此可见。加以“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认识到过去虽已不可挽救，但未来之事尚可弥补。但作者怀着乐观慰藉心情的更重要原因，则是“觉今是而昨非”，这是全文的重点句。鲜明地表示出作者对过去仕途生活，也就是对士族地主政治的否定；对今天归隐田园，也就是与上层统治者一刀两断的肯定。辞赋通篇正是将今日和昨日对比，重在描写“今是”即田园生活的美好。作者既然有这样泾渭分明的认识，他当然毫不犹豫地告别过去，欢欣鼓舞地走向未来了。

    接下去，作者以流畅的笔调，描写了归家途中的动人情形：“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小船摇荡，掠浪疾驰。轻风拂来，吹动衣襟。这是写水路。陆行则是“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他频频地向行人问路，急于早些到家。这里似乎小船有知，轻风会意；一则疾行，一则送爽。何其快哉！然而，“陆行多歧”，问路必然耽搁时间，而晨光迟迟未启，又令人心烦。快与畅，表现出作者挣脱束缚、恢复自由的轻松感；而慢与阻，反射出急于返回家园的迫切感。将作者复杂的心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在第二部分中，作者描写了初归家园的生活情形。这部分因为中间换韵，又可分为两层。

    先介绍第一层，原文如下：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

    僮仆欢迎，稚子候门。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这一层是紧密衔接、音调急促的八个四字句。

    用形象而带有动感的词语描述了回到家乡及走进院里的动人情景。“衡”即横木。以横木为门，言屋之简陋。“载”，是语助词，有“则”和“乃”之意。“载欣载奔”，不顾旅途的劳累，竟兴奋地奔跑起来。接着写仆人和孩子早已等候在门前，见到作者归来，心情同样高兴。随后写作者进到院里，又是另一番情形：“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三径”，典出汉朝蒋诩，他隐居后，园中开三径，只与另外两位隐士求仲、羊仲二人交往。作者入院之后，看见庭园小路已经荒芜，却喜松菊还在。他在孩子们的簇拥、搀扶下进到屋里，亲人们已经为他预备好酒。这里，提到了松菊和酒。陶渊明一生固穷守节，忠贞正直，常以松菊自沉自勉。这在他的许多诗文中都可见到，使读者“每观其文，想其人德”。至于谈到酒，萧统的《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说陶诗篇篇有酒，当然夸大了些，但他在作品中谈到酒的地方确实不少。他饮酒，既表现出壮志未酬的忧愤之情，又流露出狂放自适、知足常乐的情绪。这里将松菊与酒并提，则反映出他归隐后本志不移，但又无力回天，只得过一种“浊酒且自陶”的生活。

    下面介绍这部分的第二层。原文如下：

    引壶觞以自酌，眄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陶渊明终于摆脱了俯仰由人的官宦生活，回到了静谧安适的家乡。他每日或以酒相伴，自斟自饮；或闲视庭树，喜形于色。时而凭窗远望，寄托自己的傲世之情。斗室虽小，却已满意。时而漫步庭园，体味着生活的妙趣。门同虚置，设而常关。这里，并不是不与任何人来往。而是表达出他与黑暗社会绝交的信念。陶渊明的心是不会被小小的庭园所局限的，于是，他“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

    “策”，拄着。“扶老”本是竹名，即扶竹，因可用为杖，故称杖为“扶老”。这两句的意思是：拄着手杖或游或息，时时抬头远眺，但见峰际流云，天空归鸟。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这两句是本篇的名句，为后人所传诵。从字面看，是写景，但是，用“无心”和“知还”来形容云与鸟，就使自然景物人格化，赋予这两句诗以新的含义。过去虽然出仕，但实际上是无心做官；如今厌倦了官场生活，应该像鸟儿归巢一样回家了。这里自然界的景致和作者的心情互相吻合、渗透，天衣无缝地绘出一幅诗意蕴藉、疏淡清远的水墨画。宋人叶梦得曾谓：“此陶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景，不能为此言也。”他一语揭示了作者的天机和匠心。这一层的最后两句：“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作者伫立在日将西下的昏暗暮色中，心中别有一番暮年之感；手抚孤松，不忍离去，却又道出永葆苍松气节的心志。这正对应了上文提到的“松菊犹存”的句意。

    最后介绍第三部分，先把原文朗读一遍：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这一部分，作者描写了自己的日常生活。

    “归去来兮”，这个祈使句的再现，与首句呼应，但不是简单的重复。它是在作者经过最初的隐居生活，进一步肯定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之正确之后，发出的语气更重和意义更深的呼喊，起到深化和强调主题的作用。这里的“请息交以绝游”，与上文的“门虽设而常关”同为一个意思。“世与我而相违”两句，意为出外与世俗交游，世俗与我和不来，我再出游去做什么呢？作者与统治者决裂，遗世独立，倔强峥嵘的高风亮节赫然可见！但作者是热爱农村、热爱生活的，乐于与乡亲父老来往的。一方面他与亲属话家常，以琴书解忧愁；另一方面，他又听从乡邻的忠告，春天来临，该到西边地里去耕种了。“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是说准备车船到西边地里去。陶渊明走出了家门，来到了大自然中，这里是广阔的天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得到了新的解脱：“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作者兴奋已极，不辞劳累，寻奇访胜，攀山登高。举目所见是欣欣向荣的茂林，细流涓涓的春水；壮丽寥廓气象万千的大自然展现在作者面前，他身处苍冥之下、天地之中，想的是什么呢？“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他羡慕万物复萌得时，叹惋自己老之将至，而不能有所作为，流露出一种苍凉凄恻的感慨，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世事并没有完全冷淡和忘怀的心事，其表现是情不自禁的。

    这种愁绪何以解脱呢？在最后一部分，作者通过说理谈玄表达了一种既达观而又无可奈何的宿命的人生态度。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算了吧，一个人寄身于天地之中能有几多时日，为什么不随心所欲任性而行，还要遑遑终日，想求得什么呢？追求荣华富贵吗？这不是作者的愿望。作者是“忧道不忧贫”的，是“审容膝之易安”的，仙境也不可及。陶渊明是反对当时流行的佛教思想“神不灭论”的，他并不将“帝乡”放在眼里，还是及时行乐，老守田园吧！应该在美好的日子里独自出去游山玩水，或者到田地里，把手杖放在一边，去锄草壅土；或者站到田边的高地上，仰天长啸，到清清的流水旁边赋诗作辞。这种皈依自然的生活，使人宠辱皆忘，有多少乐趣啊！终篇两句：“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乘化”，顺随生命自然变化。“归尽”，意思是死亡。“乐夫天命”，语出《易经·系辞》：“乐天知命故不忧。”这两句意思是：姑且顺随着生命的自己变化了此终生，抱定乐天知命的想法，还疑虑些什么呢？在陶渊明看来，人的生死就像季节的更替一样，都是大自然自身运动的结果，无须过多思虑。这里反映出他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但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陶渊明虽然初步看到万物发展有其客观规律，但是对如何掌握它却不可理解。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就使他面对自然界，常常抱着无所作为、听之任之的消极态度。当他在社会生活中遭受到一连串的厄运，而又不能忘怀现实和人生时，为了解脱心中的矛盾，只有求助于自然，求助于自己的人生哲学，万般无奈而又不可移志地唱出这一阕生命的挽歌。本篇结尾确实流露出消极的情绪，但从全文看，仍然贯注着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对农村生活的热爱之情，充满了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凛然正气。

    《归去来兮辞》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隽永的诗意，继承和发扬了楚辞和建安辞赋“发愤抒情”的优良传统，可说是掷地作金石声的千古绝唱。

    汉赋讲究铺陈，本篇写田园生活的部分也袭用此手法，但是又有创新，主要表现在不罗列大量奇诡艳丽的词语，而是以抒发内心情感的清词雅句入文。

    本文是抒情性辞赋，作者以其高超的技巧将抒情和写景融合在一起，寓情于景，借景抒情。语言朴素自然，不露雕琢痕迹。

    总之，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里，抒发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充满了诗情画意，在艺术上获得了不朽的成就。

    《归园田居》二首

    提到陶渊明的诗歌，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他那些脍炙人口的田园诗。陶渊明的田园诗淳朴真率，素淡隽永，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宝库提供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农村画面。尤其可贵的是，他在田园诗中讴歌了农业劳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劳动人民的感情，较之历代田园诗人的诗作，有更高的审美价值。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田园诗的发端时期。在那个时代，地主庄园经济发展迅速。大批士族地主在厌倦了声色犬马的都市生活之后，将注意力转向农村。他们凭借手中特权，兼并土地，广设园宅。许多士族文人生活上追求享乐，苟且偷安，精神上则沉溺于崇自然、尚清谈的玄风之中。他们在饱食终日之余，浪迹于山林村野，制作了大批的玄言诗和山水诗，借以填补他们内心的空虚。

    然而，陶渊明的田园诗歌与士族文人的山水诗却不可同日而语。陶渊明经济地位偏于中小地主阶层，家道不富，后来，几至陷于贫困的境地。他自幼生活在农村，熟悉农村各方面的人物、生活和景象。他胸襟高旷，固穷守节，不与统治者合作，毅然弃官归隐。这样的生活经历和本人的性格气质，决定了他的田园诗歌有至高的情趣，更充实的内容。

    《归园田居》一首是陶渊明田园诗的代表作之一。此诗写于他辞去彭泽令，还乡归隐的第二年，即公元四六年。这一年，他四十二岁。《归园田居》共五首，成一组。诗中反映了他归隐之初的生活和感受。这里，我们介绍其中的第一、第二两首。

    先讲第一首：《少无适俗韵》。这首诗叙述了诗人归田的原因及归田后的生活和愉快的心情。按内容可分三层，下面分析第一层。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句中的“适俗”，是适应世俗的意思。“丘山”，这里泛指田园、自然界。“韵”和“性”是指人的气质、性格。这两句直言本志，是说自己从年轻时就没有迎合世俗、俯仰由人的性格，本志是热爱山水田园，放情于大自然之中。的确，不慕荣利，洁身自好，独立不羁，这是陶渊明的性格特征。无论为官抑或归隐，他始终持操守节，决不与世俗，也就是决不与社会上的黑暗势力合作妥协。

    当然，陶渊明也曾试图通过出仕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壮志，但他在官宦生涯中，一直处于“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的矛盾状态中，只是在不断地目睹了官场的丑行劣迹，尝尽了社会上尔虞我诈、人情世态炎凉之后，他才决然地摒弃了仕途，走上了归隐的生活道路。及至到作者写本诗的时候，隐居躬耕已经年余。他在篇首即直言本志，可看出他坚决归隐，不再出仕的决心。

    当陶渊明过上了真正的田园生活，对比回想以往的官宦生涯，他痛切地感到过去为官实在是“误落尘网中”。“尘网”，是将尘世比作罗网。一个“误”字，恰切真实地反映出诗人对以往生活的懊悔和厌恶之情。这里，要解释一下“一去三十年”一句。“三十年”应当看作“十三年”。理由是，陶渊明自太元十八年（癸巳）即公元三九三年为江州祭酒，至乙巳年即公元四〇五年辞去彭泽令回归家园，是十二年。此诗写于归田后次年，正好是十三年，所以应将“三十年”理解为十三年。

    接着，诗人以形象性的诗句暗喻了自己十余年来的尴尬处境：过去自己像一只关在笼中的小鸟，时时眷恋着旧日栖息的树林；又像一条困在水池中的游鱼，常常思恋着旧日邀游的潭水。这正是上文“一心处两端”诗意的形象化。“恋”与“思”则体现出诗人向往田园生活的执着而深厚的感情。

    第二层描写了诗人归田后的乡居生活和愉快心情，同寄身官场的窘困和矛盾的处境形成强烈的对比。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意思是，到南边的郊野去开垦荒地，躬耕归隐是依守着我的本性。“拙”，是愚拙的意思，是诗人自谦之词，与世俗的机智灵巧相比而言。陶渊明曾有“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之句。作者以“拙”自谓，体现他傲世独立、刚直不阿的气节。

    接着，诗人感情真挚、平淡自然地描绘出一幅闲适恬静而又充满生气的田园画幅。

    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方宅草屋、绿树环抱、浓荫匝地、清爽怡人的景致。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四句，是为人们所称道的名句。“暧暧”，昏暗貌；“依依”，轻柔貌。“人村”，言村中人影幢幢。这四句的意思是：远处的村舍人影晃动，隐没在一片雾霭之中，依稀可见。

    近处，村落里几缕炊烟徐徐飘动。深巷树间，鸡鸣犬吠，彼此呼应。这里，远与近，静与动，实与虚相结合，画面丰富含蓄，情趣盎然，展现出宁静安详而又生气勃勃的农村景象，给人一种亲切新鲜的感觉。作者在描写这些习以为常的家园景象时，何以能流露出新鲜的感觉呢？这正如一个人重新得到他长久失去的心爱之物时，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而一件件地细数家珍一样，物虽平常，却倍觉亲切。这是诗人摆脱尘网，重返自由天地时的典型心情。

    诗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犹如置身净土。“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尘杂”，指尘俗杂事。“余闲”，即闲暇。这两句的意思是：归居家中，没有尘俗杂事相扰，因而有很多闲暇时间。这正是诗人向往已久的生活境界，如今他已身在其中，想必会产生清静闲适的心情吧！这样的生活与那喧嚣混浊的官场相去甚远。在这里，他可以不受约束地去享受生活的乐趣，他再不用顾虑官场的倾轧构陷而带来灾祸，也无须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低眉顺眼，他的身心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最后一层是结尾的两句，作者如释重负地唱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樊笼”，关鸟兽的笼子。这两句的意思是：重归田园，如同长久被关在笼中的鸟兽重返大自然一样。《陶诗析义》中曾说：“有适俗之韵则拙不肯守；不肯守拙，便机巧百端，安得复返自然？”陶渊明不为尘俗所扰，坚守本志，追求自由的生活，经过苦斗与折磨，终于展开双翼，飞回大自然的怀抱。这两句，也是为本诗作一个结束，再次将“樊笼”（即“仕途”）与“自然”（即“归隐田园”）相对比，一方面衬托出诗人解脱后的幸运感和自足心情；另一方面，关照全文，使全诗浑然一体。

    下面再讲《归园田居》第二首。《野外罕人事》这一首，主要描写诗人居家和与农民互相来往的日常生活。全诗可分三层。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人事”，指人与人交往之事，“鞅”是指套在马脖子上的皮带，“轮鞅”，指车马，“穷巷”，这里作僻巷讲。这两句的意思是：住在郊野僻巷里，极少世俗往来。比之勾心斗角、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乡村当然是一派事简人静的景象。但即便住在这样的地方，诗人仍然觉得没有和世事彻底隔绝，所以，他便“白日掩荆扉”以达到“虚室绝尘想”的境界。

    然而，单是衡门常关，守静抱独就能绝尘想吗？并非如此！历史上有相当一批“身在江湖，心怀魏阙”的假隐士。他们打着隐居的招牌，实际上沽名钓誉，借以抬高自己，为升官晋级设下阶梯。陶渊明当然不属此类。正如他在《饮酒》诗中所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远”，正表明他的思想观念与统治者大相径庭，表明他的人格操守与那些靠钻营拍马而官运亨通的势利小人有天壤之别。他义无反顾地告别昨天，毫不动摇地走向新的生活，有这样的坚定信心，才能做到真正的“绝尘想”。

    陶渊明并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在本诗第二层中，我们看到他并非整日闭门幽居，不与尘世接触。而是“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墟曲”，指村落、郊野。“披”，是拨开的意思。诗人常常走到村里和僻远的郊外，拨开草丛荆棘，与农民往来。为了生活，陶渊明也要过问农务，参加一些劳动。这就使他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劳动人民。“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看，他与农民相见时，共话桑麻，推诚相见，已经有了共同的语言。在他的村居生活中，与农民的关系竟达到过从甚密、难舍难分的程度。这种情形反映在他写的《移居》一诗中：“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陶渊明有着较为牢固的重农思想。在他的诗文里不止一次地抒发出来。如在《劝农》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他还常常用诗歌来讴歌劳动，对农民的境遇表示同情。这样的思想意识是由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决定的，也是他背叛统治阶级，回到农村后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以此来评价陶诗，说它们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决非过誉。

    “勤则不匮”的结果是：“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庄稼长势旺盛。

    “我土日已广”则是“开荒南郊际”的结果了。像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一样，东晋时代，统治者也极力鼓励开荒，以实现“野无遗壤”的。陶渊明家居“野外”、“穷巷”，周围可开垦的土地自然很多。他的生活状况虽然远低于一般士族文人，但高于农民。他决不会去耕种别家的土地。他的“方宅”就有“十余亩”，还有“僮仆”，当然具备了开荒垦地的物力和人力。因之，在保证熟地收成的同时，他又拓土垦殖。眼下，面对着庄稼和土地如此喜人的发展，诗人心中一定充满喜悦和欣慰。然而，诗的第三层，却笔锋骤转，道出他内心深沉的隐忧。

    “常恐霜霰至，零落成草莽。”“霰”，指小雪粒。“莽”就是草。诗人常常担心：风霜雨雪袭来，使桑麻遭受摧残，如野草般零落。这是语义双关的两句诗。字面上，是害怕长势良好的庄稼被霜雪所欺，零落枯死。实际隐含的意思是：

    担忧现在美好的田园生活，会被意外的事件侵扰，不能长此下去，保持生活安定，诗人热爱眼下的生活，不愿重返仕途。但多年在外做官，他看尽社会上恶势力的黑暗与凶险。在他的诗中就有“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一类愤懑叹惋之词，形象地反映出社会上以强凌弱、摧残人才的行为。陶渊明归隐也有避祸保身的原因，他宁肯退避三舍，过着“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吟”的遗世生活，只求“但愿保粳粮”，所求所期，甚轻甚微。但在那动荡混乱的社会中，谁能保证这种生活能平平安安继续下去呢？诗人有此忧虑，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

    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陶渊明的田园诗有着独创的艺术风格，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和吟咏。他在田园诗中创造出“淡泊渊永，夐出流俗”的艺术境界，历代众多的诗人追随他、模仿他，却很难达到他的艺术高度。他的田园诗歌为什么能取得“叹为观止”的艺术成就呢？这是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农村，热爱乡村朴野的风土人情和宜人的山水阡陌；是由于他在参加劳动、接触农民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也是由于他具有高尚的人格和操守所致。

    那么，我们从以上介绍的《归园田居》两首诗中，可以看到哪几方面的艺术特色呢？

    金代的元好问曾称赞陶渊明：“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是这两首诗的一个创作特点。以第一首的结构而言，谋篇布局是以今天与过去相对比而安排的。第一层写做官时的困境，第二层则描写美好和谐的田园生活，通过两种生活的鲜明对比，明确表达出诗人向往田园生活，摒弃官场生涯的心声。在第二首诗中，则是以农事昌隆和可能出现突遭不虞作对比，流露出内心的隐忧。更为重要的是，他笔下的草木山水、田宅村落无不带上个人感情的主观色彩，自然界的意境和诗人的心境杂糅在一起，而意境是心境的反映。

    其二，情景交融和借景抒情是这两首诗的又一艺术特色。第一首中“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两句，寓情于景。视线由远及近，摄入农村亲切宜人、生气勃勃的优美景象。这种景象，只有陶然自乐、心满意足的诗人才能写来入诗。尤其“依依”二字，不仅极妙地形容了炊烟徐缓飘散的样子；同时，“依依”两字又使人联想到《诗经·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句意，透露出诗人眷恋田园生活的情怀，借景抒情，何等高妙。至于“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写家中景况，对自己的思想行动着墨不多，但诗人悠闲自适的精神举止已跃然纸上。

    平淡自然，色调淡雅是这两首诗的又一特点。诗中，或闲庭信步，或虚室绝俗，或开荒南野，或披草来往，都是日常的农村生活，写入诗中，使人觉得亲切。又如“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不加修饰，全为本色，拈来入诗，反觉诗意丰厚，色调宜人。再如“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明白如话，淳朴直率。前人有说陶渊明诗“平淡有思致”，确为不刊之论。

    封建时代某些文人以陶渊明诗句语言“不文”，而对其诗大不以为然。其实，这正是陶诗语言运用的一大优点。他的诗歌语言一反当时文人的雕章琢句，务求华艳的浮靡文风，力求简洁、清淡、平安。如上面讲的第一首诗中“暧暧远人村”四句，没有什么典故，也没用华美的辞藻，只是信手写来，轻抹几笔，却将生意盎然、和谐安谧的生活气氛和诗人闲适慰藉的心情表现出来。真是“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啊！陶渊明的田园诗没有浓墨重彩的渲染，也没有刻意求工的雕饰，但他却精心锤炼文字，准确深刻地表达出诗意。如“误落尘网中”的“误”字；“依依墟里烟”中的“依依”一词等，都运用恰当、贴切，传达出诗人的感情。此外，像“但道桑麻长”这类句子，直以口语入诗，却不减诗味，反增添了生活气息。至于“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以极其精练的语言表现出闲静的情景，使人有置身其中的感觉。

    《饮酒》诗二首

    陶渊明自晋义熙元年十一月辞去彭泽令以后，一直在农村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直到宋文帝元嘉四年十一月死去。在这期间，他写了许多赞美淳朴恬静的田园的诗，描写他归田后安闲自得的生活情趣，抒发他厌恶虚伪黑暗的官场生活，追求理想境界的思想感情。《饮酒》诗，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饮酒》诗共二十首，大约作于晋义熙十三年，是陶渊明归田十二年后的作品。在这些诗中，陶渊明回忆了他青少年时代“游好在六经”，努力学习，想在未来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抒发了他在环境的压迫下，直至老年却一事无成的悲哀；回忆了他“投来去学仕”，“志意多所耻”的十三年的官场生涯，表示了他对“举世少复真”，“世俗久相欺”的社会现实的痛心和不满；描写了他归田后啸傲东轩、远离世情、浊酒自斟、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表明他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生活态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的《饮酒》诗，实在是借“饮酒”的题目来“咏怀”。陶渊明为什么要以“饮酒”为题来“咏怀”呢？我们知道，我国自魏晋以来，社会一直动荡不安，政治十分险恶黑暗，一些富有正义感而对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常遭杀戮。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心情苦闷，经常需要用饮酒来安慰自己，也往往要借酒醉逃避意外的灾祸，陶渊明也是如此。

    他在《饮酒》诗的小序里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可见他归田以后，寂寞孤独，心情是十分痛苦的。

    在寂寞痛苦的时候，他常借酒浇愁，而酒入愁肠，愁却不免要借酒力发泄出来。

    常言说酒后露真言。陶渊明在酒后所题的“数句”诗，并不是“辞无诠次”的胡言，而是他长期积聚在胸中的真心话，但在当时，说真心话是会招来灾祸的。

    不是有人想抓住陶渊明的真心话做文章，陷害他吗？陶渊明声明说：“但恨多谬语，君当恕醉人。”我虽然说了许多不合时宜的“谬误”的话，但你应当谅解我是一个喝醉酒的人。喝醉酒的人，对自己的话是可以不负责任的，可以看出，陶渊明的用心确实是很苦的。关于这一点，最早编《陶渊明集》的萧统就已经看出来了。萧统在《陶渊明集序》里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

    在二十首《饮酒》诗中，第五首“结庐在人境”和第九首“清晨闻叩门”，是历来为人们传诵的名篇。现在我们分别介绍如下。

    先请听第五首：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抒写的是诗人归田后清静无为、悠然自得的生活情趣。陶渊明于晋义熙元年毅然与官场决裂以后，一直住在农村，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居住在“人境”，自然免不了有车马喧闹声，然而陶渊明对此却可以充耳不闻。显然这里的“车马”，不是指农民生产用的推车、牛车之类，而是指达官贵人的高车驷马。

    “人境”尽管有达官贵人营营奔走的车马声，陶渊明竟能充耳不闻，为什么呢？

    “心远地自偏”。陶渊明的挂冠归田，不只是身子由官场移到田园，更重要的是“心”远离了官场。因为心中没有官僚们高车驷马的丝毫地位，所以才能做到耳中听不见高车驷马的喧闹声。“心远地自偏”，能做到这种功夫，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它是陶渊明区别于历史上所谓“隐士”的特殊风格。历史上的所谓“隐士”，他们的身子虽然隐居在深山幽谷之中，远离“人境”，但心却始终牵挂着官禄，所谓“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样，他们虽然远离“人境”，不仅不能做到不闻“车马喧”，而且还往往“每逢车马便惊猜”呢！陶渊明并不远离“人境”，他居住在“人境”，由于“心远”而不闻“车马喧”，这充分表现出陶渊明鄙视官场，不屑一顾的思想感情。

    对人境的车马喧闹声，陶渊明是有意摒弃，听而不闻。对人境的其他，陶渊明是否也视而不见呢？不是的。人境的一切良辰美景，诗人本无意追寻，但他们却是“竞用新好，以招余情”。对此，诗人不仅是视而有见，而且是见而欣慰，为之陶醉。你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人世间的一切良辰美景，使诗人感到是那样的赏心悦目、心旷神怡！陶渊明是喜爱菊花的，这从他的诗文中可以多次看到。例如《归去来兮辞》在描写想象中回家之后的情景时就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句子，说明他在家里就种有许多菊花，萧统在《陶渊明传》里说陶渊明“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陶渊明的爱菊，是因为菊有傲霜雪的品格，它正好可以作为诗人傲世的高洁品格的写照。陶渊明的爱菊，据说还因为“菊解制颓龄”，即采菊泡酒喝，可以延年益寿。现在，诗人宅边东篱下的菊花正在竞相开放，诗人欣喜地无忧无虑地去采摘。采菊中，诗人偶一抬头，远处秀美的南山，即庐山，立即扑入眼底。啊，在空宇澄澈的秋天里，苍翠挺拔的庐山是何等的美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历来为人们赞不绝口的着名诗句，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就是以这两句作为他的诗中“无我之境”的典型例子的。他说这种“无我之境”的诗，只有“豪杰之士”才写得出。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中说，所谓“无我之境”，即“物来动情者，情随物迁，彼物象之惨舒，即吾心忧虞也”。这就是说，在“无我之境”的诗中，“我”为被动，“物”为主动，我本无意追寻，而物却主动来招我之情，我情即随物而变化，物忧我亦忧。物喜我亦喜。陶渊明难道不正是这样吗？他本无意欣赏庐山的秀美，偶然见之，庐山的秀美却使他无限欣喜。如果说庐山的秀姿尽管让人可以心驰神往，赞叹不已，但毕竟还不过是一个无识的死物，那么，有了“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两句，庐山便可以活起来了，变得充满了勃勃生气。在缕缕晚霞的照射下，苍翠的庐山像是披上了一件色彩绚丽而又通体透亮的舞衣，而随着夕照流动，庐山的层峦叠嶂也显出起伏之势，像是在翩翩起舞。这时，倦飞的鸟相与归林，唱起欢快的歌，像是有节奏地给翩翩起舞的庐山伴唱。这是多么和平、安适、惬意、欢畅的境界啊！这种境界，只有“心远地自偏”的陶渊明才能体会出，才能写得出。

    陶渊明在把有车马喧却因心远而不闻，和无意追寻而南山飞鸟却能动我之情的两种相互关联而又互相区别的情趣作了强烈的对比后，本来想有所议论，说明其中的“真意”，然而最后还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以不辨而结束。

    其实所指的“真意”，诗人在前面的对比中已明显地说出来了，那就是“心远”二字。只有心远远地离开官场，丝毫不受世情的羁绊，才可以听而不闻车马喧，进而领略大自然的无限美。这真意，对那些热衷于官禄的人来说，是根本无法做到的，也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因此陶渊明觉得不必要，也不值得去辨言，自己得意于心则足矣。其实，惟其“忘言”不辨，诗才含有不尽之意，耐人寻味，如果一旦点破，反觉索然无味。即使如此，古人也有以为点出“心远”、“真意”嫌露痕迹呢！

    通过以上的串释，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在诗中抒写了他归田后一种特殊的生活情趣：人境的车马喧声，由于心远，终不能动我之情；秋菊、南山、飞鸟，我无意追寻，见之却能动我之情。这中间，就充分地体现出诗人极端厌恶官场，无限热爱农村生活的思想感情。

    下面请听《饮酒》诗第九首：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这首诗，假托田父，设为回答，以抒写自己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坚决意志。

    陶渊明弃官归田以后，由于连遇火灾、虫灾、水灾，生活日趋贫困，正如他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中描写的，是“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最后竟至乞食的地步，但他却始终再没有出去做官，“义熙末，征着作佐郎”，他也不应聘。陶渊明的态度为什么这样坚决呢？因为他的弃官归田，决不是意气用事，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以后的慎重决定。断断续续十三年的官场生活，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当时社会“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间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的本质，他感到这样的环境决不是他实现“大济于苍生”的理想与抱负的场所，在这样“世俗久相欺”的环境混迹，是违背自己“爱丘山”的本性的。

    然而，对诗人这种“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的生活态度，就连一些好心人也感到有些疑惑不解，这就不免使陶渊明万分感慨：“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赐也徒能辨，乃不见吾心”。没有人能明“吾情”，“见吾心”，他只好假托田夫来找他，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说明自己的志向。

    在农村感到寂寞孤独，因而“起晚眠常早”的陶渊明，清早听到有人叩门，他顾不得穿好衣服就去开门。他边走边问叩门的是谁，听回答知道是好心的田父前来慰问。田父疑惑不解他为什么要与世俗作对？说：“穿着破旧的衣服，住在茅草屋下，这不是你过的日子。人们都以与世俗同流为贵，希望你也能与世俗同流合污。”陶渊明回答说：“深深感谢父老们的劝慰，但我的禀性没有与世俗和谐的地方。再出去做官诚然可以，但违背自己的本性岂不是糊涂吗？让我们共同来喝酒吧，我是决心不再出去做官了。”

    有人或许会问：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江州刺史檀道济曾劝陶渊明出仕，走时给他送了“粱肉”，他虽“偃卧瘠馁有日”，竟“麾而走之”。现在田父来劝他，要他与世俗同流合污，他为什么能热情接待，并共同饮他们拿来的酒呢？

    我们说，诗中的田父，本是陶渊明假托的人物，并非实有其人而且重要的是，这假托的田父，不是陶渊明所厌恶的檀道济等“闾阎”、“市朝”中的人物。田父劝陶渊明，是站在人之常情的立场上，为陶渊明着想。而檀道济劝陶渊明，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则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为统治阶级游说。陶渊明深知田父是出于淳朴友善的好心，因为他们肯定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污浊的社会，只是劝他汩其泥；不像檀道济，肯定当时社会是“文明之世”，劝说之中实际是指责陶渊明行为的谬误。

    另外，我们已反复指出，在这首诗中，陶渊明是假托田父，设为问答，以见其志的。有了田父的劝，才能引出陶渊明的答，以表明自己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意志。这比自己直述要自然、生动、深刻得多。“一世皆尚同”，这本是陶渊明心中的愤世语，却借田父的口说出，就丝毫不见发牢骚的痕迹，而他的回答也只言己志，不评论当时的社会，显得十分平静。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孙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他“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

    陶渊明的这种特殊风格，我们从这首诗中也可看出一斑来。

    狂放疏诞的元嘉文豪颜延之

    南朝宋代诗坛上闪烁着两颗璀璨的巨星，那就是颜延之和谢灵运，世称“颜谢”。

    颜延之，字延年，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出生于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年）去世。

    颜延之年少孤贫，喜读经史子集，文章冠绝当时。他好饮酒，不拘小节，年过三十，犹未婚娶。当年，他的妹妹嫁给了刘裕的得力将领刘穆之的儿子，刘穆之闻其才名，便约他相见，想要任用他，而他却拒绝前往。可见其狂放、不慕豪势的性格。宋武帝刘裕称帝后，颜延之补太子舍人。

    “浔阳三隐”之一的周续之，以精通儒学着称于世。宋武帝永初年间，周续之被征召到都城，开馆讲学。宋武帝刘裕亲临学馆，朝臣毕至。颜延之官职低微，却被引入上席，刘裕请颜延之向周续之讨教儒家经义。周续之文辞汪洋恣肆，而颜延之每每以简约言辞连挫周续之。刘裕又让颜延之解释自己的观点，颜延之依然是要言不烦，理义通畅，在场的人莫不拍手叫绝。刘裕升他为太子中舍人。当时重臣尚书令傅亮自认为文章第一，时人莫及。颜延之却自负其才，不以为然，引起了傅亮的嫉恨。由于和庐陵王刘义真交好，颜延之又招来了徐羡之的猜疑不满。少帝刘义符即位，颜延之被贬为始安太守。领军将军谢晦戏言：“昔荀勖忌阮咸，斥为始平郡，今卿又为始安，可谓‘二始’。”黄门侍郎殷景仁感叹地说：“人恶俊异，世疵文雅，大概就是如此吧。”赴任时，颜延之途经汩罗江畔，撰写了《祭屈原文》以抒发胸中抑郁之情。

    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傅亮、徐羡之等人被诛，颜延之重新受到赏识重用，但是狂放疏诞的性格使得颜延之不为当世所容。他看到朝中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后来他又到刘湛父亲手下为官，见到刘湛时说：“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耳。”意在讽刺刘湛父子。肆意直言、辞意激扬的颜延之因此被贬为永嘉太守。颜延之愤愤不平，写下了着名的《五君咏》，这样便更加惹恼了权臣，被黜官七年。

    颜延之狂放傲诞，但在朝中也有些好友。深受宋文帝刘义隆重用的何尚之就是一个。二人自幼交好，且均矮小丑陋，体又不直。何尚之戏称颜延之为“猿”，颜延之戏称何尚之为“猴”。一次，二人同游西池，颜延之问路人：

    “吾二人谁为猴？”路人指向何尚之，颜延之高兴得笑了起来，这时路人又说：

    “彼似猴耳，君乃真猴。”率情的颜延之再也笑不起来了。宋文帝曾经问起过颜延之：“你的几个儿子才能如何？”颜延之答道：“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奠得臣义，跃得臣酒。”何尚之戏之说：“谁得卿狂？”颜延之说：“其狂不可及。”颜延之与何尚之关系虽然不错，但颜延之对喜好阿谀的何尚之的儿子何偃也不放过。何偃曾称颜延之为“颜公”，颜延之训斥道：“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见呼为公？”其倨傲率性常如此。

    颜延之一生好酒，常独饮郊野，旁若无人，如遇旧友，更是一醉方休。前朝晋恭思皇后去世，邑吏送信请他参加葬礼。时值颜延之酩酊大醉，投信于地说：

    “颜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即便是宋文帝召见，他也是醉醒乃见。一天，颜延之醉访何尚之，何尚之假装睡去。颜延之熟视良久说：“朽木难雕。”待他离去，何尚之对左右人说：“此人醉甚可畏。”

    颜延之年少家贫，一生俭约。他的长子颜竣在孝武帝刘骏时权倾朝野，但颜延之从不借儿子的权势奢侈无度，并拒绝儿子的资供。他常乘牛车行于路上，一旦碰上气势煊赫的颜竣，便回避路旁，并说：“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他不慕豪势，更鄙视钻营仕宦的小人。有人曾谋求吏部郎的官职，何尚之感叹说：“此败风俗也。官当图人，人安得图官。”颜延之大笑说：“我闻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势，彼势之所求。子何疑焉？”嬉笑之间表现了他对腐败社会现实的不满。

    颜延之与谢灵运在当时均以文章辞采驰名。据说，宋文帝让二人各做乐府诗一首，题为《北上篇》。谢灵运很久才完，颜延之顷刻便成，文思奇速，才华极高。

    关于他和谢灵运的创作，颜延之曾请鲍照点评优劣。鲍照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自然之美的呈现、人工之美的展示正是二人的风格所在。颜延之因鲍照的评价终生遗憾不已。

    颜延之的诗歌创作确实缺少谢灵运的自然英旨，错彩镂金、精雕细刻的形式美的追求使得他的诗缺少真实的内蕴。《应诏观北湖田收》中有这样的诗句：

    ……桃观眺丰颖，金架映松山。飞奔互流缀，缇彀代回环。神行埒浮景，争光溢中天。开冬眷徂物，残翠盈化先。阳陆团精气，阴谷曳寒烟。攒素既森蔼，积翠亦葱仟……多数诗篇中都充满了这样流光溢彩、绚丽华美、巧制精工的诗句。

    虽然颜延之的诗从总体上看缺少“自然英旨”，但是显示他刚劲不阿性格的《五君咏》却非谢灵运的山水诗所能及。《五君咏》借述“竹林七贤”（除出仕的山涛、王戎）之事，抒发心中的积愤。诗中形象刻画鲜明，性格把握准确，于华美繁密中尽显慷慨激昂之气，以“五君”之形，显己之志。沈约《宋书·颜延之》中称：“咏嵇康曰：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阮籍曰：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咏阮咸曰：屡鉴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刘伶曰：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此四句盖自序也。”如沈约所言，这几句诗确实也是他一生情性的最好写照。

    由于颜延之的创作更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所以人们称他为“元嘉文豪”。

    颜延之原有文集，后散佚。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收有《颜光禄集》。

    山水诗派第一人

    晋宋文人雅爱山水，怡情吟咏，风气蔚然。《世说新语·赏誉》中记载，玄言诗人孙绰与庾琮等人共游山水。孙绰嘲讽卫永说：“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在孙绰看来，要作山水之文，首先神思情致都要融于山水之中。谢灵运“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山水名篇，正是他一生纵情山水的自然结果。

    东晋末年，由于物质与文化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妩媚的青山、绮丽的碧水在文人的心灵中生气灌注，对自然之美的追求成为时尚。《世说新语·言语》中描述了晋简文帝司马昱对山水及自然之物的感受：“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在这里，自然万物与人的关系不再是无关或对立的存在，而是一种物我合一的天然亲合，是人向自然的一种回归。“康僧渊……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处之怡然，亦有以自得。”东晋画家顾恺之从会稽回来，有人问他，山水之美在何处？顾恺之回答：“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兴霞蔚。”山川草木，流水云霞，这壮丽画卷实在令人流连忘返。

    在这样一种时代风气的熏染下，华丽家族——谢氏，对山水的钟爱，自然也不能甘于人后。东晋中宗年间，谢安的伯父谢鲲就曾对同僚们讲：“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鲲不如亮（庾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所以当有人问画家顾恺之，为什么要把谢鲲画在奇石秀岩之中时，顾恺之答道：“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谢灵运的曾叔祖谢安，不仅本人纵情山水，而且还在秀山丽水间营造别墅，并经常携带族中子弟优游享乐。他的妻子刘氏曾嘲讽他说：“大丈夫怎当如此？”后来，即使谢安官拜宰相，也没有打消寄身山水的情怀。

    在这种社会风气和家族风气中成长起来的谢灵运本能地对自然山水心驰神往，情有独钟。谢灵运的祖父谢玄在山明水秀的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经营宏丽优美的庄园。郦道元在《水经注·浙江水注》中记载：此庄园“右滨长江，左傍连山，平陵修道，澄湖远镜”。由于谢灵运父亲早亡，袭封康乐公后，这一切就非他莫属了。门阀大族的社会地位，给谢灵运纵情山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保障。

    谢灵运不仅在物质上拥有富足的财产、美丽的庄园；在生活上锦衣丽服，豪华奢侈；更重要的是精神上有清尚出尘、俊洒秀逸的贵族气质。他笃好佛理，精通梵音，诗歌文赋无所不能，谈玄论理更胜一筹。因此，他自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其他人共用一斗。可见他不仅是一个门阀贵族，更是一个精神贵族。

    刘宋政权建立，谢灵运在政治上受到徐羡之、傅亮等人的排挤，被外放为永嘉太守。此时的谢灵运，既想不营世务，又不甘心失落；既少实际才干，又不愿屈居人下。在这种矛盾的心境中，青山绿水就更成了他的人生知音。

    永嘉（今浙江温州一带）地处浙江东部沿海，以风景清幽着称。谢灵运出京后，先回会稽始宁祖宅，然后沿富春江溯流而上，至金华舍舟登岸，至丽水又扬帆东下，直抵永嘉。《昭明文选·行旅》中选录的《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过始宁墅》、《富春渚》、《七里濑》等，可确定他的行程路线。夏日受任，秋季登程，一路上无限风光，尽收眼底，“秋岸澄夕阴，火曼团朝露”（《初发都》）；“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赏心悦目的山水并没有消除他心中的抑郁之情，但他自认为已无路可走，所以只能在山水之间寻找心灵的慰藉。于是在永嘉任上，青云失路的谢灵运更加随心所欲地出外游玩，陶醉其中，百姓的诉讼、官府的政务全部抛在了脑后。在永嘉任上只一年，谢灵运便托病辞官，族中兄弟书信相劝，也无济于事。

    谢灵运回到老家始宁，除继续游玩山水外，又开始修建祖父留下的庄园。优美的山水、华丽的庄园使谢灵运对山水之美的观察感受更为精细，丹笔描绘更见精美，这在《山居赋》中有充分的体现：

    九泉别涧，五谷异巘……抗北顶以葺馆，殷南峰以启轩，罗层崖于户里，列镜澜于窗前。因丹霞以赪楣，附碧云以翠椽。修竹葳蕤以翳荟，灌木森丛以蒙茂，萝茑蔓延以攀援，香花芬薰以媚秀。日月投光于柯间，风露披清于岫……作品极力追求形式上的华美，以尽显山川景色之秀媚。优美的文笔不仅雕绘出山水风姿，也使我们感受到谢灵运那份对山水的独爱。

    后来宋文帝刘义隆登基，诛杀了徐羡之等人，谢灵运重被召回朝中，但只不过扮演了一个文学侍臣的角色，为此，自恃才可参政的谢灵运心中大为不满，常常称病，无止无休地调用公役，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开挖池塘、遍植翠竹等对自然的赏玩追求中。有时出城游玩，一天要走出百十余里，经旬不归，也从不向朝中请假。

    最后惹得宋文帝婉转传旨，请他辞官归乡。这样，谢灵运又不得不回到会稽始宁。

    谢灵运因承袭了祖父与父亲留下的家业，生活安逸。众多的奴仆、数以百计的门生，为谢灵运出游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正因如此，谢灵运每次深入山中，必到最幽僻险峻之处。有一次，谢灵运自老家始宁入山，没有路径，便命令仆众伐木开路，一直抵达临海郡（今浙江临海）。当数百人出现在临海郡时，临海太守王琇大吃一惊，以为是山贼到来。谢灵运邀请王琇继续一同前行，王绣没有应允。谢灵运顿发慨叹，赠诗曰：“邦君难地险，旅客易山行。”类似于这样的举动也曾引起其他地方官员的不满。

    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有这样的诗句：“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可见谢灵运的山水生涯对后人产生了深刻影响。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谢公屐”。谢灵运出游时常穿木屐，上山时则去其前齿，下山时则去其后齿，世称“谢公屐”。其山水之爱可谓用心良苦。

    当谢灵运获罪受刑时，他作了一首诗，既抒发了心中对刘宋政权的不满、怨恨，更流露出对生死无复关注的人生态度。结尾二句“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表现了一生钟爱山水，但不能终归于山林的深深遗憾。

    虽然谢灵运的山水之情有无奈与放纵的成分，但他的空谷独步、碧水清音为山水诗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游得浮生半日闲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读谢灵运诗》中写道：“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

    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谢灵运正是将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转为对山水的迷恋。他遍游江南的名山大川，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山水为题材进行大量创作的着名诗人。

    在他的作品中，奇丽秀美的山水风光如诗如画一般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早已厌倦了“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的人们马上为之耳目一新，因此，出现了每有一诗传至都邑，贫贱人等莫不相抄的情形，大有洛阳纸贵之势。让我们读一读他的代表作品《登池上楼》，感受一下其中的韵味。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这首诗作于谢灵运在永嘉任上的春天。当早春的阳光驱走了冬日的严寒，诗人登楼远眺，感慨万千。虽然全诗基调略显低沉，但池塘春草，园柳鸣禽，着实让人感到美好的自然景色在诗人的内心唤起的无限喜悦。潜虬自赏幽姿，飞鸿响远四方，而自己呢？进退维谷。进取功名？智所难为。退隐耕田？力不从心。心境复杂，卧对空林，一个冬天就这样无可奈何地过去了。乍暖还寒，凭栏远眺，涛声盈耳，青山满目，阳光明媚，春色无限。碧绿的嫩草环绕着春水，快乐的小鸟在柳林中欢歌，祁祁豳歌，幽幽楚吟，离群孤苦，归思萌生，要效仿古人的遗风，归隐山林，无苦无忧。

    这样，全诗以潜虬、飞鸿起兴，象征着退隐与建立功业，联想起自己的人生境遇，无奈中临窗远眺，耳闻目睹江南的早春景色，有感于此，引起归乡、归隐之思。因情见景，见景生情，层层推进，自然洒脱。特别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二句，简直是神来之笔，无一丝一毫的雕琢痕迹，浑然天成。姜夔《白石道人诗说》谓诗有四种高妙，第四种是“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称此二句自然高妙，当之无愧。《南史·谢惠连传》中记录了这样一则有趣的故事：谢灵运在永嘉西堂赋诗，终日不得，睡去后，忽然梦见谢惠连，即得“池塘生春草”句。所以他说：“此语有神功，非吾语也。”强烈的春天气息，万物复苏的生命感受，跃然纸上。

    从《登池上楼》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把握住谢灵运山水诗在结构上的基本特点：一是先交代游览时间、地点或时令景色；二是游历经过，描山画水，极尽能事；三是联系景物，抒发内心的情思，而这情思无外是在老庄思想的影响下，对于现实生活产生的失望和苦闷情绪，或是抑郁深沉的哀愁，或是以愉悦的姿态表现出消极的旷达。而最有价值的、最为人们首肯称道的是第二部分。这一部分是“出水芙蓉”风格的鲜明表现。在《登池上楼》中即为：“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草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在《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有这样的诗句：“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远看，密林山壑渐渐湮没在茫茫的暮霭之中，天边的晚霞在愈来愈浓的夜色中弥漫消散；近观，散发着清香的层层相叠的菱蔓荷叶在清清的湖水中投下浓重的阴影，依依相连的水草在微风轻波中摇曳生姿。恬淡幽静的景致历历在目，如诗如画的湖光山色真是令人心驰神往，如醉如痴。

    在谢灵运的诗作中，这样优美的画面比比皆是。“远岩映兰薄，白日丽江皋。原隰荑绿柳，墟囿散红桃”（《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连障叠巘崿，青翠杳深沉。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晚出西射堂》）；“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游南亭》）；“疏峰抗高馆，对岭临回溪。长林罗户穴，积石拥阶基”（《登石门最高顶》）。这里，远山映树，白日丽江，原上绿柳，墟里红桃，群山连碧，枫染晨霜。密林中浮动着的岚气若有若无，夕阳下的逶迤群山半显半隐。幽淡的兰香弥散于小路，浅粉色的荷花竞放于湖中。疏峰抗馆，对岭回溪。长林罗户，积石拥阶。树影山光，云容花色。曲写人微，如入真境，没有丝毫的雕饰，不用任何典故，在自然的所见所闻的描摹中浸透着精思密虑。它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无穷胜境，更让我们从对山水的精雕细刻中品味了诗歌艺术的永恒魅力。自然山水的美再也无法逃脱谢公的双眼、心灵和诗笔。

    谢灵运的山水诗不像陶渊明的田园诗那样，把主体情感倾注到所写景物之中，而是以山水为独立的描写对象，对山水进行精雕细刻，力求形象逼真。所以情、景有时难免相分，关于玄理的阐释不免乏味。但从艺术表现上看，谢诗善于抓住景物特征，以精练准确的词句出之，故静而不壅，优美生动，富艳精工，典丽厚重。钟嵘在《诗品》中评价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富为累……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这里钟嵘客观地指出了谢灵运山水诗的缺点：

    “繁冗缛采，寓目则书”。加之“记出游——写景物——抒理思”的单一而少变化的结构，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有句无篇的缺陷。然而那些名句有如灌木中的青松，尘沙里的白玉，自成高格。如：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登池上楼》

    石浅水潺凌，日落山照曜。

    ——《七里濑》

    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

    ——《过始宁墅》

    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

    ——《岁暮》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

    ——《登江中孤屿》

    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

    ——《初去郡》

    在这些悦人眼目、愉人心灵的佳句中，诗人对自然景色的处理仿佛漫不经心、信手拈来，造成一种浑然天成的效果，实则每一句、每一字都体现着作者的精思密虑。尤其是动词的形象化、拟人化的运用，将山水日月等自然风物的风韵神姿全部烘托出来。正因如此，才有了鲍照的“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评价。

    谢灵运一生着述甚丰。明嘉靖年间沈启源辑《谢康乐集》四卷，包括赋十四篇、诗九十一首、文二十四篇。他的文、赋也如其诗，“才高词盛，富艳难踪”。《艺文类聚》所载《岭表赋》、《长溪赋》，《宋书·谢灵运传》中所载《山居赋》均模山范水，连绵密丽，刻画景物，络绎奔会，虽乏社会内容，但有较鲜明的艺术特色。然而，最终令谢灵运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的还是他的“出水芙蓉”般的五言诗作，而非文、赋诸篇。

    谢灵运的山水诗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内容讲，开辟了新的题材领域，唐代李白、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就是步谢灵运后尘写了大量山水景物。就艺术表现看，他极貌写物和穷力追新的取向，客观上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技巧，为“永明体”诗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所以钟嵘称他为“元嘉之雄”。

    仕途险恶，此路难行

    谢晦，字宣明，东晋末年、南朝初年着名的政治人物、诗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他的曾祖父谢据和谢灵运的曾祖父谢奕，及东晋着名的军事将领谢安都是同胞兄弟。谢晦出生在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389年），死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

    谢晦风姿秀美，倜傥潇洒，喜欢谈笑。他广泛涉猎文章典籍，博学多通，时人比之杨修。杨修是曹操手下的才子，才华横溢，足智多谋。虽以杨修比之，人们认为他还是稍逊一筹。为此谢晦深感遗憾。可是，以杨修比之，这已是很高的评价了。

    谢晦的族叔谢混也俊逸洒脱，气度非凡，被人们认为是江左第一。当谢晦与谢混一同出现在刘裕的面前时，刘裕神情为之一振，不禁赞叹道：“一时顿有两玉人耳。”

    谢晦在刘裕的政治集团中特别受到重用，深得刘裕的欢心。

    晋安帝义熙十一年（415年），刘裕率兵与司马休之交战。当时刘裕手下的大将徐达之战死，情况危急。刘裕要亲自登岸参加战斗，将领们百般劝说，无济于事。这时谢晦抱住刘裕，刘裕说：“快放手，不然我杀了你。”谢晦说：“天下可以没有我谢晦，但不能没有将军您。我死了有什么可惜的。”后来大将胡藩出战，取得了胜利。

    第二年，刘裕在军事上节节胜利，抵达彭城（今徐州）。在庆功宴会上，刘裕开怀畅饮，略有醉意。他让左右笔墨伺候，准备即席赋诗。谢晦唯恐刘裕在属下面前出丑，急忙起身主动替刘裕写了一首诗：

    先荡临淄秽，却清河洛尘。

    华阳有逸骥，桃林无伏轮。

    这首诗用华阳奔腾的骏马比喻刘裕，用桃林中没有停止的战车表现众将一往无前的决心，以扫荡污秽、清去尘土歌颂刘裕的武功，所以深得刘裕等众人的欢心。全诗虽有阿谀奉承的嫌疑，但对仗工整，音韵铿锵，确实充满刚劲、昂扬向上的气魄。

    晋义熙十四年（418年），夏军攻占咸阳。刘裕想兴兵收复失地，谢晦却认为，兵马疲惫，不宜打仗。刘裕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众人登上城墙向北方眺望，刘裕心中悲伤不已。他让手下的人吟诗，谢晦当即吟诵了王粲的“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刘裕听了痛哭流涕。

    420年，刘裕做了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谢晦被加封为武昌县公。后来他又做了领军将军散骑常侍，负责皇宫保卫工作。但是，正如俗语说：“伴君如伴虎。”

    刘裕在病危时嘱咐太子刘义符：“谢晦随我征战多年，机谋善变。我死后一旦出现问题，肯定就是此人。”刘裕死后，谢晦和徐羡之、傅亮共同辅佐少帝刘义符，谢晦被加封为中书令。少帝被废，徐羡之为防不测，令谢晦为外援，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加都督。谢晦意识到自己卷入了是非之中，心中非常忧虑。

    果然，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刘义隆开始清算徐羡之、傅亮、谢晦杀害少帝刘义符、庐陵王刘义真的罪行。当时朝政混乱，很多事情经常泄密，谢晦的弟弟谢嚼派人送信给他，让他多加防范。谢晦并不相信，因为不久前傅亮还写信给他，议论朝中对北伐的态度。可是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了传闻的准确，徐羡之、傅亮被杀，谢晦不得不面对现实。

    谢晦认为，荆州（今江陵县）地势险要，兵员粮食补充方便，决定与朝廷拼上一拼。他对属下说：“我不是怕死，那样会有负先帝的托孤之情，但现在又能怎样呢？”

    谢晦上疏文帝，又发表征讨檄文。表书与檄文写得慷慨激昂，尽显谢晦的文章辞采。当他看到旌旗相照、战舰待发时，不禁慨叹：“恨不得以此为勤王之师。”不知真是忠心耿耿，还是随随便便做做样子，总之这一句话着实让人感动。

    出征前，谢晦安排南郡司马庾登之：“现在让你领三千兵马把守南郡，抵御来犯之敌。”庾登之回答说：“我的父母亲戚都在京城，又没打过仗，难当如此重任。”谢晦又问其他将领：“三千兵马，能否守城？”南蛮司马周超回答说：

    “不但能够守城，如果真的有来犯之敌，还可破敌立功。”庾登之急忙说：“这件事周超能胜任，我请求辞去司马职务，把南郡交给周超。”于是谢晦任命周超为南郡司马，改任庾登之为长史。也就是这个三千兵马可破敌立功的周超，在谢晦兵败时投降了刘宋王朝。谢晦在逃跑途中，被他原来的手下光顺之捕获。

    当初谢晦深受刘裕赏识重用时，曾从彭城回京去接家眷。当时宾客云集，高朋满座，他的哥哥谢瞻十分惊讶，他对谢晦说：“你的名望不大，官位不高，可你却权倾朝野，一些人对你趋炎附势。这对我们谢家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恬淡退让，不干时政，这才是我们谢家福分所在。”因为不愿看到这种情势，谢瞻用篱笆把院子隔开。谢瞻临终前写信给谢晦：“我侥幸得以善终，没有什么遗憾的。你可要既为国又为家，勉励自己，好自为之。”可惜谢晦没听从谢瞻的劝说。

    谢晦在被押送京城的路上有感于自己的一生，写了一篇赋，题为《悲人道》。其赋首先阐明宗旨：“悲人道兮，悲人道之实难，哀人道之多险，伤人道之寡安。”然后沉痛地说，自己本是豪门贵族的世家子弟，应该树美德，做学问，积善延福。但为什么被朝廷缉拿呢？实在是祸惹得太大了。

    接着叙说了天下大乱时随宋武帝刘裕东征西杀，建功立业，取得了赫赫威名。但徐羡之、傅亮令他招祸，不得已兴兵造反，“苟成败有其数，岂怨天而尤人”。自己无怨无悔，但兄弟子侄都受到了牵连，实在愧对家人。所有的一切都灰飞烟灭了，罪比山高，百死难雪。

    赋的结尾又回到对世事人生的感叹。以前害怕躬耕，追逐名利，但是现在看到宦海沉浮；以往认为获取功名实在简单，今天临死才知道并非如此。最后，谢晦与庄子的“无为”思想发生了共鸣。由此看来，谢晦完全堕入了虚无主义的人生境界。全文音韵委婉，其情伤感，令人心叹。思想虽然消极，但也确实发人深思。

    谢晦的女儿是彭城王刘义康的妃子。当谢晦被押赴刑场时，她光着脚，披散着头发追到车前。她对父亲说：“大丈夫应该战死在疆场，今天父亲怎么落到了这般地步？”说罢，大声哭叫，气绝身亡。围观的人无不为之落泪。

    谢晦的侄子谢世基与他一同赴死。谢世基作诗说：“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反为蝼蚁食。”谢晦续道：“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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