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第一”的郭璞

    晋人郭璞是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史存其事迹，多有术士的传奇异闻色彩。他又是晋代诗坛被钟嵘誉为“中兴第一”的着名诗人，且学识渊博，精于文字训诂学，造诣极深。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生于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少好经术，但口讷不善言论。初为临沮长，常游境内清溪山，《游仙诗》中“清溪一千仞，中有一道士”即咏此。永嘉末年，河东将乱。郭璞卜之，知有变，投策而叹曰：“嗟乎，黔黎将淹于异类，桑梓其翦为龙（同垄）荒乎？”

    于是率亲朋乡邻十余家渡江而南，避地江左。既过江，宣城太守殷佑为参军。殷佑右迁石头（今江苏南京市）督护，郭璞随往。后丹阳太守王导看重其才华，任为自己的参军。建武元年（317年），晋元帝司马睿正式登基，建立东晋。元帝大兴初年（318年），郭璞作《江赋》，极写长江水流远阔，波涛汹涌，地势险峻，意在鼓舞江东统治者立国的信心。“其辞甚伟，为世所称”，但稍嫌艰涩。

    后又献《南郊赋》，为晋元帝登基治国以壮声威。元帝见而嘉之，以为着作佐郎，命他与王隐共撰《晋史》。不久升为尚书郎。

    郭璞为人不修威仪，性情轻率，形质颓索，嗜好酒色，时或过度，醉饱后常有失礼之过。着作郎干宝常告诫他说：“非适性之道也。”郭璞回答说：“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尽，卿乃忧酒色之为患乎？”但博学有通才，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历算。《晋书·郭璞传》载：“有郭公者，客居河东，精于卜筮。

    璞从之受也，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传说，郭璞私爱一个婢女，却无法得到，乃取小豆一斗，绕主人宅散之，主人清晨见数千赤衣人围其家，待近前细看时便消失，俄尔复现，甚恶之。请郭璞为卦。郭璞手指那个婢女说：“君家不宜蓄此婢，可于东南二十里卖之，慎勿索取高价，则此妖可除也。”主人从之。郭璞阴令人贱买此婢，复为符投于井中，数千赤衣人皆反缚双手，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悦，郭璞遂携婢而去。郭璞撰前后筮验六十余事，集为《洞林》。又抄京、费诸家精髓，撰写《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时人或讥笑其卜筮，他便着《客傲》一篇作辩解，同时借此发出“才高位卑”的感叹。实际上郭璞的经术卜筮，很大程度上只是借助此种形式，来隐晦曲折地表示对时局的看法。郭璞是一位具有政治敏感和抱负的文人，素有“除残去秽”之志。然出身低微，无法跻身于显位要职。面对统治阶级内乱分裂的危机，岌岌可危的国家命运，郭璞只好选择这种曲折的进谏方式，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谏元帝减轻赋敛，劝温峤、庾亮起兵讨伐王敦等，都借用了卜筮。

    最初，郭璞常言杀我者“山宗”。晋明帝太宁二年（324年），郭璞果然被一姓崇的构陷，为王敦所获。王敦将举兵图反，使郭璞卜之。郭璞曰：“无成。”

    王敦本来怀疑郭璞有悖于自己，又闻卦凶，乃问曰：“卿更筮吾寿几何？”答曰：

    “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王敦大怒曰：“卿寿几何？”答曰：“命尽今日日中。”王敦甚怒，下令于南岗斩之。临行，郭璞问行刑者欲何之。答曰：“南岗头。”郭璞曰：“必在双柏树下。”既至，果如其言。郭璞又说：“此树应有大鹊巢。”众人果于树枝间觅得一大鹊巢，密叶蔽之。遂就刑而死，时年四十九岁。王敦的叛乱平定后，晋明帝追赠他为弘农太守。郭璞好阴阳术数，以善卜筮闻名，由此也带来了好事者的敷衍传奇。

    郭璞在文学方面，成就可观的当属诗赋。《晋书·郭璞传》称其“词赋为中兴之冠”。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亦评曰：“景纯艳逸，足冠中兴，郊赋既穆穆以大观，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尤以诗名为最，有“中兴第一”之誉。今存诗二十二首，以《游仙诗》十四首为代表作。

    游仙内容在托名屈原的《远游》中已有涉及，以游仙名篇则始于曹植。它往往借描述神仙境界以寄托作者的情怀。两晋易代之际，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统治者内部相互倾轧。郭璞关心时政，意欲有为。然仕途险恶，只好借游仙之名，以宣泄对现实的不满，于歌咏之中，见出忧生愤世之情。正如钟嵘在《诗品》中所说：“乃是坎咏怀，非列仙之趣也。”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亦云：“景纯《游仙》，当与屈子《运游》同旨。盖自伤坎，不成匡济，寓旨怀生，用以写郁。”如《游仙诗·杂县寓鲁门》：

    杂县寓鲁门，风暖将为灾。吞舟涌海底，高浪驾蓬莱。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陵阳挹丹溜，容成挥玉杯。姮娥扬妙音，洪崖颔其颐。升降随长烟，飘摇戏九垓。奇龄迈五龙，千岁方婴孩。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

    诗歌开头即用典，春秋鲁国臧文仲为政，海鸟止于鲁东门，无知而祀之。

    展禽说他不知鸟避海风之灾而止于鲁东门。是岁海多大风，冬暖。“杂县”是一种海鸟。作者表面是写异常景观，实是暗讽为政者昏庸不明。接下是海上风灾的描写。“吞舟涌海底，高浪驾蓬莱。”吞舟之鱼从海底涌起，高高的海浪凌驾仙山，悲壮的景观，暗喻世道动荡险恶。“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绘写仙境，寄托理想。由“陵阳挹丹溜”至“千岁方婴孩”，作者选取了陵阳子明、容成公、嫦娥、洪崖、宁封子、五龙兄弟等仙人，极力渲染了他们悠闲自得的情趣，自由自在、不染尘俗的超凡生活。这里在对仙人的崇慕中寄托着诗人的人生理想。而这一切又与海上灾难景象形成了鲜明的比照，亦即理想与现实的比照。最后两句“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燕昭王、汉武帝在历史上均以求仙闻名，却都不能升天为仙，是因为他们不具备那种超凡脱俗、摈弃物累、飘然洒脱的性情和人格。诗人追慕神仙境界是基于现实世界的丑恶而抒发个人的感怀情绪，既蕴含着对现实的不满与批判，亦抒写着对理想世界及人格的追求。

    其《游仙诗》中还常抒写遁世的情怀。如“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“漆园（指庄子）有傲吏，莱氏（老莱子）有逸妻”；“放浪村泽外，被发师岩穴”。高蹈栖遁的情怀，愤世嫉俗的情绪，追慕道家的出世风采，在其游仙诗中均有表现。所以刘熙载评曰：“《游仙诗》假栖遁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艺概》）郭璞的《游仙诗》名为游仙，实为咏怀。刘勰评曰：“江左篇制，溺乎玄风。袁（袁宏）、孙（孙绰）以下，虽各有雕采，然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文心雕龙·明诗篇》）在“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蝾《诗品》）的玄言诗风行的永嘉时期，其诗能够“始变永嘉平淡之体”（《诗品》），清拔于玄风之中，别具一格。

    郭璞一生博学多才，在诸多领域都有建树。除诗赋、卜筮方面外，在古文字学和训诂学方面亦有很深的造诣，曾注释《尔雅》、《周易》、《山海经》、《方言》、《穆天子传》及《楚辞》等古籍。其中《尔雅注》和《山海经注》一直流传至今，影响很大。《隋书·经籍志》着录有《晋弘农太守郭璞集》十七卷，已佚。明人张溥辑有《郭弘农集》二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金丹道教始祖葛洪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这是杜甫《赠李白》诗中的两句。

    诗中提到的葛洪，是两晋时代着名的炼丹家，金丹道教始祖，字稚川，出生于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卒于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年），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葛洪少年时，勤奋好学，因家中贫穷，买不起书籍和纸笔，只好上山砍柴卖钱买纸墨。当时，书籍很贵，只能借别人的，连夜抄下来，供以后阅读。经过长期的刻苦攻读，青年时代的葛洪就已博览群书，以儒学闻名乡里。他非常爱好“神仙导养之法”，其渊源来自于他的从祖父。

    葛洪的从祖父名葛玄，孙吴时从学于方士左慈，传说后来得道成仙，号曰“葛仙公”。他耗尽毕生心血研制了炼丹秘术，并将此术传授给弟子郑隐。葛洪少年时拜郑隐为师，继承了从祖父的炼丹之法。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道术，葛洪又长途跋涉，南下师事南海太守鲍玄。鲍玄也是道教人物，非常器重葛洪，并将女儿嫁给了他。

    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义阳人张昌、石冰在荆州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流民起义。十二月，晋义郎周圮（周处之子）联合前南平内王矩起兵江左，共推吴兴太守顾秘都督扬州九郡军事，发动江南地主共同起兵围剿石冰。二十几岁的葛洪也募集了数百人与各路大军共同进击，立下了赫赫军功。于是加官为伏波将军。晋惠帝永安元年（304年）三月，石冰在徐州一战中被张统所杀，起义失败。葛洪性格木讷，不好荣利，在平息石冰事件中，屡立战功，事后却从未谈及。为了搜求异书，提高自己的学识，葛洪又北上京师。时“八王之乱”未息，同时江东又发生了陈敏领导的农民起义，普天之下兵荒马乱、人心惶惶。葛洪遂南下避祸，在广州刺史嵇含军中任职。嵇含被害后，葛洪便留在了广州。葛洪留居南方十多年，直到317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才返回故乡。

    在江南十多年中，葛洪经常登山采药，服食养性，修仙学道。他将民间流传的土方收集起来，加以研究总结，写出了一部着名的医学专着《肘后备急方》（意为经常挂在胳膊上的以备应急之用的药方），其中记载了许多疾病的治疗方法。一次，葛洪遇到有人被疯狗咬伤，得了狂犬病，便让人把疯狗打死，取出脑浆敷在病人的伤口上，不久病人果然痊愈了。这种方法和今天的免疫法极为相似，都是依据以毒攻毒的原理治疗的。葛洪还是我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医学家。《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一种叫做“尸注”的疾病。得这种病的人，感觉疲乏，软弱无力，精神不振，高烧怕冷，身体逐渐消瘦，时间一久就会慢慢死去。这种病还具有传染性，经常一人发病，祸及全家。葛洪所记载的这种“尸注”病，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结核病。

    东晋王朝建立后，统治者极力笼络江南的土着士族。葛洪因征讨石冰有功，赐爵关内侯。晋成帝咸和（326-335年）初年，司徒王导征召他为州主簿，不久又升迁为咨议参军。这时葛洪已经年老，听说交趾（古地区名，相当于今广东、广西的大部和越南的北部）出丹砂，于是向朝廷提议，希望出任句漏县令。晋成帝认为他资望高，任句漏县令未免太低。他却说：“非欲为荣，以有丹尔。”晋成帝也希望有人能炼出仙丹妙药，以求长生不死，遂答应了他。途经广州时，被刺史邓岳强留，便在罗浮山（位于广东省东江北岸，道教称为“第七洞天”）修道炼丹，继续着书立说。他在总结前人炼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写成《抱朴子》一书。此书分为《内篇》和《外篇》。《外篇》五十卷，主要讲述儒家的处世之道。《内篇》二十卷，主要论述道教理论，并对丹方药术有所论述。

    炼丹术亦称“点金术”或“黄白术”，是古代人企图把普通金属变为黄金、白银或“长生丹”的一种方法。在古代的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地都很流行。主观上讲，葛洪烧炼丹药的目的是迷信的；客观上讲，葛洪炼治丹药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许多物质变化的规律，包含有自然科学研究的因素，成为近代化学研究的先驱。比如在炼制水银的过程中，也炼出了诸如密陀僧（氧化铅）、三仙丹（氧化汞）等外伤用的药物，这些都为后世化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抱朴子》还渗透着葛洪宗教化道学思想。葛洪的道学思想渊源于春秋的老子，但老子的学说是一种哲学，葛洪却将它演绎成为一门宗教，又因与炼丹术相结合，被称为金丹道教。在葛洪的笔下，哲学的“道”已成为一种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神物，它无处不在，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他所传授的也只是炼丹修仙的方法。本质上讲，葛洪的金丹道教只是那些享尽人间荣华，又梦想长生不死的达官贵族的梦想，是永远无法实现的。

    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年）的一天，邓岳接到葛洪的一封来信，打开一看，上写九字：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邓岳来不及收拾，便匆忙骑马上路。罗浮山上，香雾缭绕，葛洪沐浴更衣，盘膝而坐，徒弟垂立两边。日近中午，徒儿上前探视，葛洪双眼紧闭，形同入眠，但气息已绝，享年八十一岁。及至邓岳飞马赶到时，葛洪早已魂归西天，但脸色光滑红润，四肢柔轻如初。众人抬起尸首，准备入殓时，感到轻若无物。后来大家议论此事时，都认为葛翁的尸首早已化解，魂魄也已升天为仙。笔亦随之，一生荣辱得失，于父母墓前喷涌而书，动人情怀。回归后，终日游山玩水，垂钓为乐，又曾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为采集药石不远千里，遍游江东诸郡，访名山，泛沧海。王氏家族笃信道教，王羲之亦认为学道可以升天为仙，服用药石，可以长生不死。

    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四年（379年），王羲之病卒，时年五十九岁。

    盛大的文人诗酒兰亭会

    晋代会稽郡位于长江以南、茅山以东。其西南有东山，巍然屹立于群峰之间。山上青竹密集，泉水叮咚。登顶远望，西、南、北三面群山拥裹，千嶂林立，姿态各异，或如惊鹤飞舞之姿，或如龙腾虎跃之势。其东，下视沧海，天水相接，堪称世间绝境。当世名士孙绰、李充、许询等，都在此建屋筑室。谢安出仕前，亦居于此，并于山巅筑有白云、明月二堂。王羲之离京任会稽内史时，常与孙绰等人在东山纵情丘壑，赋诗宴饮，于名山胜水之中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并通过赋诗撰文以显示其人生观和富贵派头。山阴有兰渚，四周崇山峻岭，森林茂密。渚上有亭一座，曰兰亭。亭旁流水环绕，林竹倒映。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是传统中举行禊事（一种消除不祥的祭祀风俗）的日子，王羲之集谢安、孙绰、谢万等四十一人盛会于兰亭。是日，天晴气爽，春风和畅。兰亭四周山水相映，林竹伴生，浓荫蔽日，春色宜人。众人沿曲水一一列坐，将酒杯从曲流上游放出，顺流浮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赋诗一首，否则便取而饮之。席间，谢万吟诗一首：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

    青萝翳岫，修竹冠岑。

    谷流清响，条鼓鸣音。

    玄崿吐润，菲雾成荫。

    这首诗通篇写景，在景物描写中暗寓着一层缥缈虚幻的玄理帷幕。“肆眺”四句，先从远处着笔，给人一种高远之感。肆目远望崇山峻岭，满眼绿树青竹。

    “青萝翳岫，修竹冠岑。”山中的穴洞被青青的藤萝遮蔽，近处的山丘则被细竹所掩盖。用“冠”字描写修竹蔽山的样子，既形象又恰切。后四句，目光由上及下，由远及近，写深谷声色。“谷流清响，条鼓鸣音”，谷中细水潺潺，清流回响，树木垂条随风作鸣，悦耳动听。“玄崿吐润”写出悬崖吐芳，青翠葱郁，充满生机活力。谷中雾气浓厚，遮山蔽水。“吐”字化静为动，将幽谷中饱含的春色写得生机盎然。全诗水声枝响相互交织，青山秀竹彼此掩映，共同构成一个声色俱佳的世间美境，因此清人王夫之《古诗评选》评其为“兰亭之首唱”。

    孙绰四言、五言各咏一首。

    春咏登台，亦有临流。

    怀彼伐木，肃此良俦。

    修竹荫沼，旋濑萦丘。

    穿池激湍，连滥觞舟。

    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

    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

    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

    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

    两首诗都极力描摹诗人眼前所见的秀美景物，尽情点染兰亭四周的融融春姿。前首写春日登高歌咏，借《诗经·伐木》表达朋友相聚的欢乐，心中自然生起流连风物的闲逸之情，所以接着写诗人放眼远望，竹林山泽、急流山丘尽收眼底，心物遒会，恬然自适。这是一首纯粹的山水写景诗，不杂有任何玄言的成分，艺术上写景、咏怀融为一体，不乏形象性和感染力。后首开头四句是诗人对春日的具体描绘：微风轻拂。浮云投影，竹林里流莺欢唱，澜涛中游鱼戏水。透过字面韵味，不啻展开一幅色彩鲜明的画卷。一“吟”一“戏”，用语极为恰切形象，将盎然生机凸现纸面。后四句，承上抒怀，表现了诗人放逸山林、倾慕隐逸的心情。“忘味在闻韶”点出作者的人生追求。如果说孙绰四言《兰亭诗》是一篇纯粹的山水诗的话，那么五言《兰亭诗》则是一篇山水与玄言相杂糅的诗篇，诗中对山水景物的审美最终都归结到对玄理的阐悟之中。这种写法对后来的谢灵运、陶渊明等产生了巨大影响。

    集会中，孙统、王羲之也都有诗作。孙统《兰亭诗》之二曰：

    地主观山水，仰寻幽人踪。

    回沼激中逵，疏竹间修桐。

    因流转轻觞，冷风飘落松。

    时禽吟长涧，万籁吹连峰。

    这也是一首典型的写景诗，与谢万《兰亭诗·其一》如出同辙，在景物描写中，体现了名士的风神标格。

    王羲之时任会稽内史，集会间赋诗两首，四言、五言各一首。诗中虽然也未脱尽玄言的影响，但其中亦不乏一些写景的佳句、鲜明的形象。例如五言《兰亭诗》中“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一“碧”一“绿”，颇能见出天朗气清、水木明瑟的春日美景，从而赢得了后人的赞赏。清牟愿相《小澥草堂杂论诗》中评曰：

    “王逸少（羲之）传诗不多，其《兰亭》一篇，如‘苏仙高屋，翘视群儿’。”

    席间，谢安、许询等人也纷纷吟诗助兴，最后集二十六人诗作合为《兰亭集》。谢胜等十五人，未能赋诗，各罚酒三斗。王羲之以东道主身份，挥毫作序，即为人们所熟知的《三月三日兰亭集序》。序中，王羲之详细记叙了这次集会的时间“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地点“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然后承前议论，感兴抒怀：“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人活一世，志虽各异，修短不期，但朋友相聚、率尔赋诗的快乐之情竟使人忘掉将要到来的衰朽残年，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人生苦短的感慨和忧虑，最后点出写作此序的缘由。虽古今人生态度不一，但“每览昔人感兴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由此联想“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以盼后人，观赏此集时亦同感于己怀。此序非一般的游览记事，而是有感而发，寓情怀于议论，兼有记叙、说明、议论诸种表达手法。全篇行文平实，毫无虚浮雕琢之弊。写景自然清新，抒怀情感真挚。山川秀色，景明时和，理趣隽深，文辞清丽互为融合，达到完美的艺术统一。

    兰亭之会是东晋时代一次影响较大的文学集会，文人名士吟诗赋文，各显风流，后世传为美谈。他们所作的诗文有较多清丽的山水景色描写，表现出玄言诗向山水诗（文）转变的倾向。

    “小圣”王献之

    “书圣”王羲之家族名人辈出，七个儿子中，有五个在当世有高名，其中第七子王献之尤为知名。后世将王羲之与王献之父子并称“二王”，对其书法颇为推重。

    王献之在八岁时，就已熟读《左传》，对其中典故已烂熟于心。一次看门客赌博，王献之禁不住脱口而出“南风不竞”。此典故出自《左传·襄公十八年》，楚国出兵攻打郑国时，晋乐师师旷说：“吾骤（屡次）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意为南方的曲调不强），多死声，楚必无功。”王献之借此典来喻南面的门客要输。门客说道：“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王献之瞋目怒曰：“远惭荀奉倩（荀粲），近愧刘真长（刘恢）。”于是拂袖而去。荀奉倩和刘真长二人严于择交，不蓄门生，即令有也不与深交。这里妙用荀粲、刘恢事，悔顿自己轻率出言，以致受辱。

    王献之的书法师从其父。幼时学书，父授以《笔阵图》，王献之临摹得可与父乱真。曾在墙壁上书写方丈大字，引来数百人观看。王羲之在他凝神练字时，悄悄来到身后，猛然拔其笔，结果没有拔动。事后王羲之赞叹说：“此儿后当复有大名！”王献之师承家父，又研习过三国书法家钟繇和东汉书法家张芝的作品。钟繇精于隶、楷、行书；张芝尤善草书。他的书法能兼善各家，融会贯通，自创新体，有其父之风，得钟、张之美，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深得后人好评。他精于楷、行、草、隶诸体，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着名，行书以《鸭头丸帖》为最。尤善草书，在师承其父与学习张芝的基础上，独变自创了一种“连绵体”，如《十二月帖》一气连贯，多字一笔草成，笔势流畅奔放，潇洒风流，被称为“王献之一笔书”。唐代着名书法家张旭、怀素的草书，即本于王献之草书而演成狂草一体。这种对草书的变化与创新，正体现了其人格精神的神韵：疏放不拘，风流倜傥。深而论之，它蕴含着一种艺术自觉精神，即书法艺术从实用走向审美，而其背后也正是魏晋时代人的自觉。

    王献之不仅精于书法，亦善丹青。大将军桓温曾叫他画幅扇面画，不巧墨汁误落扇面，众人甚感为难。他却灵机一动，因势利导，挥毫泼墨，顷刻之间一头体色斑驳、筋骨精壮的犍牛跃然纸上，神态逼真，堪称妙笔。

    王献之身出名门，性情高迈，容貌端整，言不妄发。曾与兄长王凝之、王操之一同拜望谢安。座中，二兄侃侃而谈，多为琐碎俗事，王献之寒暄过后，端坐一边寡言少语。三人走后，座中客问王氏兄弟优劣，谢安回答说：“小者佳。”

    客问：“何以知之？”答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由此推知。”谢安本人风宇条畅，志趣高洁，亦颇为尊崇超逸之士。车骑将军谢玄曾质问谢安：“刘真长禀性严厉，哪里值得如此敬重？”答曰：“此乃未见之故，今见子敬，崇敬之情，吾尚身不能已。”王献之俊爽的风度、横溢的才华，很得谢安的赏识，特意提拔为长史。晋孝武帝太元（376-397年）中，太极宝殿落成，谢安欲使献之题匾，以此作为流传百代的珍品，然难以言之，便试探地说：“曹魏时，明帝筑凌云殿，误先订匾，忘题字，且无法取下，于是高悬木凳，令侍中韦诞题匾。

    韦诞悬立空中，提心吊胆，完工时，须发皆白。回家后，告诫子弟，不要再学这种玩命的书法。”王献之闻言，深知谢安的用意，正色曰：“韦诞，魏之大臣，尚且遭遇此事，由此不难推知曹魏国运小长的原因了。”听完此言，谢安以为名言，遂未强逼，心中对子敬愈加敬服。后有人问曰：“子敬可与先辈谁比？”谢安回答说：“阿敬近撮王、刘之标。”意思是王献之集中了当世名士王蒙、刘恢二人的风度。中书侍郎郗超亦推崇王献之端庄率直的为人。范启本性矫揉造作，絮烦多事。一次写信给郗超说：“子敬全身干瘪无肉，纵使将皮剥光，也毫无光泽。”郗超回信说道：“俱身干瘪无肉者，何如举体非真者？”郗超的回信既嘲讽了范启的为人虚假，又赞美了王献之真淳的人格。

    魏晋时代颇为讲究名士风度，举止旷达，宽容平和，处变不惊，方不失名士风流。王献之曾与其兄王徽之同处一室，忽然火起，风助火势，迅速蔓延。王徽之匆忙逃避，连鞋都没穿，光着脚就奔出去了，而王献之神色安详，镇定自若，徐呼左右，扶持而出。世人由此评定二王神情气度的高低。还有一次，王献之夜间睡觉时，有小偷入室，尽盗室中物，内有一毡，先世所传。王献之伏卧未动，若无其事地说：“偷儿，青毡乃我家传之物，务请留之。”群贼闻言大骇，竞相逃遁。

    王献之为人方正率直，纯真自然，自恃清高，任性不羁，为世人所慕，但有时不免太过。一次，去谢府拜望谢安，适逢习凿齿在座。按礼节，王献之应与其并坐，而王献之鄙其出身寒门，迟迟不肯入座，最后谢安只好拉着他的手，让他坐到了习凿齿对面。客人走后，谢安对谢朗说：“子敬清拔卓立，但过于傲慢、自负，足损其天然本性。”王献之由会稽途经吴郡，闻吴地顾辟强有名园，池馆林泉号称吴中第一。他与顾辟强素不相识，然径往其家。正遇主人大宴宾客，而王献之旁若无人，独自遍游花园，指手画脚，品评优劣。顾辟强勃然大怒，说道：“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人，伧耳！”吴人贬称中原人为伧，随后便把王献之的随从赶出门去。王献之独坐轿中，等待随从，久而未至；然后顾家仆人将其逐出门外，他神情怡然自得，不屑一顾。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390年），王献之病重，请道人主持上表文祷告。按五斗米道教规，本人应坦白过错。道人问及王献之一生有何过错，他说：“不觉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王献之所言郗家，指高平郗氏。当年郗昙将女儿郗道茂嫁给王献之，后因奉诏婚配新安公主（简文帝第三女），而与郗氏离婚。他在病危之际深感愧对郗氏，忏悔不已，后病终不愈而死。与新安公主生有一女，后立为安僖皇后。

    王献之既尚公主，又缠绵侍妾，风流韵事，世有所传。至陈时其《桃叶歌词》仍盛传江南，歌曰：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

    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诗中采用江南情歌惯用的双关语写法，既写自然之桃叶，又写宠妾桃叶。

    写出自己对桃叶的宠爱，情感委婉含蓄，联想自然贴切。散文中名作甚少，唯有为谢安表功而上的疏文，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可称佳作。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收有《王大令集》。

    德才兼备的顾恺之

    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年），建康的瓦官寺内，寺僧们为了修整寺院，正在募集布施。不少达官贵人纷纷捐钱捐物，以求神灵赐福，但多日以来没有捐过超十万钱的。一天，一位青年后生慷慨解囊，答应捐助一百万。寺僧让他兑现时，他却吩咐寺僧把寺内北小殿的一面墙壁粉刷洁白，关闭殿门，谢绝来客，整日面对那堵墙壁苦思、揣摩、涂描。一个月后，一幅惟妙惟肖的维摩诘士像（维摩诘是佛教中信佛而没有出家为僧的居士，又名“舍粟如来”）赫然出现在众僧面前。全部画完后，他才让寺僧将殿门打开，让大家参观，并且规定：第一天来参观的人每位必须布施十万钱以上，第二天来的要超过五万以上，第三天来的自由布施。殿门一开，色彩鲜艳的壁画光彩耀目，整座寺院顿时生辉。人们闻知此事，纷纷前往观赏，整座寺院异常拥挤，有些人为了能够一睹这罕世绝笔，不惜重金，一百万钱的捐款很快便收足。后来大诗人杜甫游瓦官寺时，亲眼目睹了此画，题诗赞曰：“虎头舍粟影，神妙独难忘。”这位作画的青年就是我国东晋时代杰出的画家、诗人顾恺之。

    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故世称顾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市）人，大约生于晋康帝建元二年（344年），死于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顾恺之出身于江南望族，父亲顾悦之，官至尚书左丞。顾恺之博学多才，精于绘画。

    青年时代，就已闻名于乡里，人称其为“三绝”：画绝、才绝、痴绝。

    “三绝”中，顾恺之的“画绝”最为有名，尤其擅长人物绘画。他的人物画善于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气质，尤其善用眼睛来传达人物的神韵。民间流传着顾恺之“点精（睛）便语”的故事：有一次，某人请顾恺之画几幅扇面。他拿起笔，略一思索便画了几幅嵇康和阮籍的肖像，画中的阮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嵇康则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形象逼真传神，栩栩如生。主人非常高兴，连声道谢，当接过扇子仔细观赏时才发现没有画眼睛，感到很奇怪，就询问其中缘故。

    他回答说：“点睛便能语也。”是说不能随便点睛，要深思熟虑，揣摩透人物的性情，才能下笔点睛。点睛之后要使人物达到欲语的效果，这样人物才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他为求人物的“传神”，有时不惜改变人物的原貌，借助细节的特写来传神达意。西晋名士裴楷风度“神俊”，顾恺之为他画像时，为了表现这一特点，故意在脸颊上点缀了三根毛。看画的人感到奇怪，就问他这是什么原因，顾恺之回答说：“裴楷俊逸爽朗，很有才识。”人们再回头品味此像时，顿觉裴楷的“神俊”之气全部集中在三根毛上。从此以后，人们对顾恺之的绘画才能更加钦佩。

    荆州刺史殷仲堪瞎了一只眼睛，顾恺之要为他画像时，他担心画像会难看，推托说：“我的容貌不佳，就不想麻烦你了。”顾恺之对他说：“你只是碍于眼睛罢了，如果明显地点出瞳子，再用飞白画法从上面轻轻掠过，如同一抹轻云遮月，若隐若明，这样不是很美吗？”画完后，殷仲堪细细端详，果然如此，像画得既传神又美观，殷仲堪十分满意。顾恺之神妙的绘画艺术在当世就已受到人们的推崇，宰相谢安曾评价说：“顾长康的画，是自有人类以来所没有的。”

    他的绘画艺术对后世影响深远，《女史箴图卷》是我国人物画的代表作品，《洛神赋图卷》是现存最早的山水画，它开辟了中国“画中有诗”的绘画艺术风格。

    顾恺之除了是一位着名的画家外，还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诗人，所以时人称之为“才绝”。征西大将军桓温驻守江陵时，城楼久经战火，破败不堪，遂重新修复，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高度，并将城楼粉刷成红色。完工后，桓温和宾客僚属来到汉江渡口，放眼望去，修整一新的江陵城依山傍水，高大雄伟，异常壮观。桓温自豪地说：“在座哪位若能说出此城的妙处，将军我必有重赏。”顾恺之当时沉吟了一会儿，咏道：“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温听后连连夸赞，当即赏赐婢女二人。青年时，顾恺之就才华横溢，雅致清高，尤其擅长用诗一样的语言描写所见到的景物。兰亭之会后，顾恺之回到荆州，人们问他会稽山水如何，他脱口说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意思是那里峰峦层叠，竞相比高；沟壑纵横，争先奔流；茂密的草木笼罩在山野之上，就好像彩云涌动，霞光灿烂。

    顾恺之任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参军时，一次请求回乡省亲，按规定，不该为他提供帆船，顾恺之再三恳求，殷仲堪出于无奈，方才答应，条件是不得有任何损坏。不久便升帆起航，行驶到破冢（今湖北江陵）时，江面上狂风大作，波涛汹涌，帆船在风浪中上下颠簸，岌岌可危。众人齐心协力总算避免了船沉人亡的结局，但船帆却被大风吹坏了。事后，顾恺之给殷仲堪回书一封，写道：“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顾恺之为了避开帆坏的事实，但又不能说谎，很机智地将“无恙”与“安稳”的位置做了颠倒，其中原因，留待殷仲堪自己猜想。

    顾恺之性格既天真狡黠又朴实愚钝，故人称其“痴绝”。桓温曾评价他说：

    “恺之体中痴黠各半，合而论之，正得平耳。”晋安帝义熙（405-418年）初年，顾恺之任散骑常侍。一次与谢瞻在月下咏诗作赋，谢瞻假意夸赞他的文才，顾恺之信以为真，兴奋异常，夜已很深，却一点倦意都没有。谢瞻极度困乏，欲眠，便找来一人替代自己。顾恺之专心凝志，一直到天亮，对于谢瞻的离去丝毫未觉。顾恺之为人朴实憨厚，颇讲信义。有时友人故意开他玩笑，欺骗他，也从不计较。有一次，他把自己认为画得较好的作品装入一木橱中，用纸将橱口封好，交给桓玄暂且保管。桓玄打开木橱，取出画卷，又封好还给了他，骗他说没有开橱取画。他见木橱封纸依旧，但里面画卷已失，自言自语地说：“妙画通灵，变化而去，亦犹人之登仙。”实际上他早已心中有数，只是毫不在意罢了。

    据说，顾恺之吃甘蔗也很特别，每次都从尾部吃起，再吃本部，别人感到很奇怪，他却说这叫“渐入佳境”。

    两晋时代，阴阳五行、道教方术盛行。顾恺之也很相信方术，认为非常灵验。一次，桓玄送给他一片柳叶，说道：“传说这是蝉用来蔽身的柳叶，人如果用它来遮蔽自己，别人就会看不见。”顾恺之信以为真，并当场用它来遮匿自己，桓玄为了蒙骗他，便在跟前解衣小便，毫不避讳。顾恺之见此，更加深信它的灵验，对这片柳叶愈加珍惜。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顾恺之任散骑常侍时，死于任上，享年六十二岁。一生所着文集二十卷、《启蒙记》三卷，行于当世，后皆散佚。现存有《神情诗》、《观涛赋》、《冰赋》、《虎丘山序》、《祭牙文》等各体诗文，散见于《艺文类聚》等书。

    《拾遗记》中的帝王传说

    中国古代的正史，多是承帝命之作、官修的产物。虽然有良史董狐的榜样与秉笔直书的传统，但作者在言及本朝史事，特别是帝王事迹时，慑于帝王威势，不得不曲婉史笔，谨慎从事。历史上因修国史或直书而获罪者屡见不鲜，司马迁受宫刑的间接原因就是直书汉武帝事，所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古代帝纪，多是歌功颂德之作。倒是在野史与传说中，能看到许多帝王生活中的另一侧面。东晋时前秦王嘉撰有志怪小说《拾遗记》十九卷，其中多是帝王的传说。

    王嘉，字子年，是当时有名的方士，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县）人。王嘉相貌丑陋，但才智聪明，性格诙谐滑稽，举止不经，行迹若仙。初隐居东阳谷岩穴中，前来授业弟子达数百人，又曾在终南山隐居，弟子追随者甚众。前秦世祖苻坚累征不起，后秦太祖姚苌入主长安，逼迫王嘉跟随自己。据传王嘉料事如神，未卜先知，曾为苻坚、姚苌作谶言皆应验，后以预言不合姚苌意被杀。作为隐士，他不交俗流不与统治者合作，具有高拔超尘的风姿；作为方士，他又迷于阴阳术数及神仙怪异之说，因此写下了《拾遗记》。

    现存《拾遗记》十卷是经梁萧绮整理的，是杂史体的志怪小说。前九卷记事上自庖牺，下迄后赵石虎，记叙历代奇闻逸事、神话传说及域外异国风俗物产，以帝王异闻传说为主。

    卷一记庖牺、神农、黄帝、少昊、高阳、高辛、尧、舜八代的传说。书中盛赞传说中远古帝王，记述他们出生时的祥瑞及治世的功德。如《春皇庖牺》云：“春皇者，庖牺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不仅其诞生离奇，相貌也怪奇神异：“长头修目，龟齿而龙唇，眉有白毫，须垂委地。”特别是垂被后人的赫赫功德，“比于圣德，有逾前皇。礼仪文物，于兹始作。去巢穴之居，变茹腥之食，立礼教以导文，造干戈以饰武，丝桑为瑟，均土为埙，礼乐于是兴矣。调和八风以画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于时未有书契，规天为图，矩地取法，视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群祠，审地势以定川岳，始嫁娶以修人道”。

    庖牺，又称伏牺、伏羲、太昊等。伏羲自先秦以来传说不绝，《易传》、《庄子》、《荀子》、《礼记》等均有所涉。但先秦是把伏羲作为实有的古帝王加以描述，实是借之以追溯文明的发祥。自秦汉以后其神异色彩更浓，汉代是人首蛇身，到王嘉这里则有龙象，除却神异色彩，在这里仍是对传说中古帝王伏羲的众多发明制作及对文化贡献的赞美。

    还有远古其他几个帝王的记载，如教民耒耜的炎帝神农氏；造书契、考历纪、造舟楫等的黄帝轩辕氏；皇娥与白帝之子太白之精，在缥缈的穷桑之浦谈情说爱而生的少昊；生时“手有文如龙，亦有玉图”的高阳氏颛顼，还有高辛氏帝喾、唐尧、虞舜等。这些传说在博采既有传说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加浓厚的神话色彩和方士的谶纬符命祥瑞之说。如写炎帝“圣德所感，无不着焉。神芝发其异色，灵苗擢其嘉颖，陆地丹蕖，骈生如盖，香露滴沥，下流成池”。这是写圣德所感下的祥瑞景象，又如写皇帝“乘云龙而游殊乡绝域”，纯是神仙风姿。

    卷二至卷四记夏至秦事。对大禹治水、玄鸟生商、殷纣昏乱、周武王伐纣、周穆王西游及燕昭王、秦始皇等均有记述，亦杂以神仙方术、符瑞祯祥等怪异奇遇，但对帝王的荒淫残暴亦多有揭露，如写秦始皇不唯好神仙，亦残暴。《怨碑》故事说：“昔始皇为冢，敛天下瑰异，生殉工人。倾远方奇宝于冢中，为江汉川渎，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为舟楫，金银为凫雁，以琉璃杂宝为龟鱼；又于海中作玉象、鲸鱼，衔火珠为星，以代膏烛，光出墓中，精灵之伟也。昔生埋工人于冢内，至被开时皆不死。工人于冢内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辞赞。汉初发此冢，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则知生埋匠人之所作也。后人更写此碑文，而辞多怨酷之言，乃谓为‘怨碑’。”作者从真实历史上幻化出志怪的情节，对秦始皇陵墓的豪侈及生殉工匠的残忍，都赋予了一种批判的态度。

    其他暴君夏桀、殷纣等也有所涉及。

    卷五、卷六记汉事。写了西汉刘邦佩剑来历的神异传说、惠帝时泥离国朝使、武帝与李夫人、成帝与赵飞燕、哀帝荒淫等故事。如《哀帝》云：“哀帝尚淫奢，多进谄佞。幸爱之臣，竞以妆饰妖丽，巧言取容。董贤以雾绡单衣，飘若蝉翼。帝入宴息之房，命筵卿（筵应为圣，圣卿，贤字）易轻衣小袖，不用奢带修裙，故使宛转便易也。宫人皆效其断袖。又日，割袖恐惊其眠。”故事中写了一个荒淫奢侈的昏君，因喜好男色，致使宫廷内外淫风炽烈。哀帝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昏君，政权在这样的君王手中能维持下去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没过几年就被王莽夺去了政权。

    灵帝也是个荒淫无耻的帝王。灵帝中平三年（181年），游于西园，起裸游馆千间。选宫人玉色体轻者乘舟，使舟覆没，视宫人玉色。又“宫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靓妆，解其上衣，唯着内服，或共裸浴”。帝王荒淫到如此的程度，汉代政权已是风雨飘摇了。

    卷七、卷八记三国事。记文帝曹丕所爱美人灵芸，被征入宫时泪凝如血，文帝迎接极尽豪华排场。写尽了帝王的骄奢淫逸与美人的悲泪。写吴主孙权也是好色之徒，蜀主刘备亦惑于淫宠之玩。

    卷九记晋及石赵事。中记石虎起楼台栋宇极尽豪华，丝竹之乐，夜以继日。

    又为“清嬉浴室”与宫人解服宴戏其中，浴室水流出谓“温香渠”。

    《拾遗记》虽多涉神仙方术、符命祥瑞等怪诞不经的内容，体现了方士的创作特点，但其中也保存了一些优美的神话，记载了一些历史人物鲜见的异闻趣事及殊方异物、风俗物产。尤其是大量记载了帝王异闻传说，这在六朝志怪小说中是独一无二的。况且虽是小说家的“虚词”敷衍，然褒贬之中仍微见史家的目光。其对远古帝王多是理想化的肯定，自夏以后则贬多于褒，对帝王的豪华奢侈生活、荒淫无耻的行径、凶残丑恶的本质，在主观和客观上给予了暴露，尤其对在历史上声名狼藉的帝王更是如此。即使是名声较佳的帝王，或许以一种客观的甚至是欣赏的态度去描写其豪华的生活，也具有客观暴露的效果，更何况时而杂以鲜为人知的丑行。通过远古帝王与后世帝王的对照，作者隐士的社会观与历史观便卓然可见了。清末谭献评曰：“今三复乃见作者之用心。奢虐之朝，阳九之运，述往事以讥切时王，所谓陈古以刺今也。篇中忠谏之词，兴亡之迹，三致意焉。”可谓深见其意也。

    《拾遗记》是以志怪小说杂史体的写法写成的，在艺术上与其他六朝志怪小说截然不同。在文笔上，一改六朝志怪小说较通俗简洁的笔法，多用文人富有文采的笔法。因此，小说写得极富文采，遣词造句颇为讲究。长短句相间，时用骈偶，绘声绘色，绚丽多姿。尤其描写帝王生活，常用富丽堂皇、光彩耀目的语言加以铺排渲染。这种语言风格正是当时文人津津乐道的，可用于小说首试于王嘉。

    “西天取经”，矢志不渝

    法显，俗姓龚，平阳郡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人。约生于晋成帝司马衍咸和九年（334年）。他的三位哥哥皆于幼年夭折，所以在法显刚满三岁时父母便将他送入寺院，度为沙弥（童僧），以求“神佛”保佑，不再夭折。不料想，法显长大后对佛门异常虔诚，决心终生为僧，家人数度相劝也无济于事。二十岁时受大戒，因“志行明敏，仪轨整肃”，后逐渐成为精通佛学的高僧，法号法显，又因原籍平阳人，或称“平阳沙门”。

    西汉末东汉初，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由天竺东来传教的僧侣也逐渐增多。东晋以后，社会动荡不安，再加上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佛教盛行一时。僧侣潜心研究佛学，但因当时的佛经或经本不全，或转译失真，于是僧侣意欲亲自奔赴天竺求取真经。汉明帝时，郎中蔡倍、博士弟子秦景等奉命出使天竺，后在西域月氏遇天竺沙门摄摩腾、竺法兰，邀之东还洛阳，并携来《四十二章经》。为了进一步完善戒律，使佛教戒律“流通汉地”，法显决定亲自西上佛教的发源地——天竺（今印度）取经求法。

    晋安帝司马德宗隆安三年（399年）三月，年逾花甲的法显开始踏上西天取经的漫漫旅途。同行的有慧景、道整、慧应和慧嵬。他们由长安出发时，得到了笃信佛教的后秦皇帝姚兴的大力资助，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经费和物品。行至张掖（今甘肃张掖），宝云等五人也随之同行。

    他们从敦煌西走，出阳关后遇到的第一道难关便是长达千里之余的漫漫“沙河”（即今大戈壁沙漠），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白日骄阳似火，夜晚寒气袭骨，风起之时，沙浪腾空，遮天蔽日，随时有可能被埋葬。法显等人靠太阳辨别方向，借死人的白骨识明道路，在跋涉了十七个昼夜后，终于走出了“沙河”，经过罗布泊西南的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到达了乌夷（今新疆焉耆县）。

    休整了几天后，法显等人又奇迹般地穿越了“中无居民，涉行艰难”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入丝绸之路南道的于阗国（今新疆和田），然后沿着昆仑山北的古道一路前行，开始翻越终年积雪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佛国记》）。及至手攀长索渡过新头河（今印度河），到达北天竺的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时，同行的十人中只剩下年迈的法显和患病的慧景了。在翻越小雪山奔往佛教中心——中天竺时，令法显伤心的是唯一的同伴慧景饥冻而死，法显忍住悲伤，继续独自前行。当手拄拐杖、银须飘拂的法显出现在当地僧侣面前时众僧惊叹不已，对这位孤身一人来到这里的中国老僧钦佩万分。

    法显在中天竺、东天竺、南天竺共住了五年，“学梵书、梵语、写律”，专心研究佛法，并几乎访遍了当地的所有佛教寺院和佛迹名胜，着意寻求收集经典戒律。

    晋安帝义熙五年（409年）初冬，法显在天竺求律取经结束后，便从多摩梨底（今孟加拉国）乘船到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并在此继续求律。后于一佛殿内偶然看到一柄来自故乡的白绢扇，这位孤处异域的银须老人禁不住热泪盈眶。《佛国记》中追忆法显当年的心情时说：“法显去汉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

    晋安帝义熙七年（411年）秋，在异域他乡度过了七个春秋后，法显终于乘船东归。在经历了海上“黑风暴雨”后，法显飘过台湾海峡，穿越长江口，于晋义熙八年（412年）七月十四日最终在青州长广郡（今山东即墨）的牢山（今青岛崂山）登陆。年近耄耋之年的法显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受到了长广郡太守李嶷和当地百姓的热情接待，并于次年夏天，到达东晋国都建康（今南京市），开始了艰苦的译着工作。

    法显西天取经，陆去海还，遍游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三十四个国家和地区，前后共用十三年零四个月的时间，行程数万里，成为我国僧侣西行求法的着名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到达中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人。对于法显的壮举，时人给予了高度评价：“自大教（佛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法）显之比。”唐代高僧义净亦曾称赞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王路。”由此观之，法显的西行取法对于唐代玄奘的西天取经意义匪浅。法显回国后，将随身携带的大量的佛学典籍翻译成汉文，这些都对中国同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将这次艰难的旅行记载下来，以供后人参考、借鉴，法显又写成《佛国记》一书。《佛国记》又名《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或《法显传》。

    全书共九千五百多字，以精练流畅的笔调，质朴无华的语言，详细记述了两晋时代中亚、南亚及东南亚诸国的地理环境和风土民情。如在描写葱岭高原地带的物产时写道：“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介绍斯里兰卡时写道：“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抓住了它的气候特征，语言朴实、简练。这些描写不仅开阔了中原人的地理文化视野，而且也为研究这些地区的历史原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千百年来由于其资料原始、记事翔实而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青睐，特别是19世纪以来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外国学者纷纷从事此书的翻译、整理和研究工作，迄今为止，它已先后被译成英、法、日等多种文字，成为研究佛学的重要典籍。

    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法显这位东晋时代着名的旅行家、佛学家、文学家，在荆州（今湖北江陵）辛寺溘然长逝，享年约八十七岁。

    一个清谈机辩的时代

    魏晋时人讲究辞令，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清谈之风的影响。清谈要求言简意赅，辞锋锐利，思辨力强，寓意深远，因此人们在其他场合也追求应对得体，或含蓄，或精微，既要富有文采，又要意味隽永。在这种时风下，产生了许多机辩趣闻。《世说新语·文学》中就记录了不少这类故事，其中之一是：

    有北来道人好才理，与林公（支道林和尚）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于时竺法深、孙兴公悉共听。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晰，辞气俱爽。此道人每辄摧屈。孙兴公问深公：“上人当是逆风家，向来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风！”深公得此义，夷然不屑。

    这是一段记载东晋时期清谈机辩的文字。孙兴公的话，意在说深公（竺法深）本不在林公之下，当不会甘拜下风，一定会顶风而上，做逆风家。深公虽知其意，却并不明确作答。林公却以白旃檀（即白檀香树）喻深公，意思是深公也不是自己对手，因为白檀香树只能顺风闻其香味，以此作比的深公要做逆风家自然不会有利。辞含机锋，简洁隽永而有深蕴，实可见清谈机辩之一斑。深公显然亦知其话中之意，但却坦然自若，不屑置一语。

    魏晋时人的精彩辩驳并非一时之功，他们从孩提时代就已经开始注意辞令的学习了。例如，顾和（曾任东吴尚书令）的孙子顾敷（七岁）和外孙张玄之（九岁）都聪颖善辩。顾和常说顾敷略胜一筹，对他有所偏爱，张玄之常怀不满。一次，顾和带他们一同到庙里去。见卧佛像旁边，佛的弟子有的哭，有的不哭，就问他们为什么。玄之解释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言语》）语带双关，明里是说佛之弟子受到宠爱的就哭，未受宠爱的就不哭，暗含埋怨顾和的偏爱之心。顾敷自然知道张玄之的耿耿于怀、话里有话，就说：“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表面上是纠正关于佛弟子哭泣的原因，实则责备张玄之不思祖父的疼爱之心、无动于衷，真是小小年纪而伶牙俐齿，语不让人。再如东汉隐士徐稚（字孺子）九岁时，别人问他：“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

    徐稚答道：“不然。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言语》）真是比喻恰切，思维敏捷，回答得豁人耳目。

    年幼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饱习诗书的士人呢？当时许多机辩都是非常诙谐的。如西域僧人康僧渊，目深而鼻高，东晋丞相王导常以此嘲笑他。僧渊回答说：“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排调》）巧妙地为自己的生理特征进行了有力的维护。郝隆（曾任东晋征西将军桓温的参军）更为幽默。七月初七之时，人们都晒经书和衣裳，他也仰卧于太阳下。别人问他干什么，他回答：“我晒书。”（《排调》）意思说，我满肚子的经书也要晒一晒。东晋丞相王导枕在周伯仁（曾任尚书仆射）的膝上，用手指着他的肚子说：“卿此中何所有？”以玩笑的口吻讥其腹中空空。素有风流才气的周伯仁则回答：“此中空洞无物，然容卿辈数百人。”（《排调》）借此表明自己胸怀宽阔、大肚能容，实在是精彩妙极。

    巧言机辩常被用来自我炫耀。西晋王济（曾任中书郎）和孙楚（官至冯翊太守）各自谈论家乡风土人物的出色之处。王济说：“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楚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押渫而扬波，其人磊石可而英多。”（《言语》）都是极尽其文才以渲染之。再如魏国的刘桢（建安七子之一）在魏文帝曹丕责问他不遵法纪时，回答说：“臣诚庸短，亦由陛下网目不疏。”（《言语》）婉辞讽谏文帝法网过密，也是为自己的巧妙辩护。

    巧言善辩常可化险为夷，排忧解纷。例如《品藻》中记：

    桓玄为（东晋）太傅。大会，朝臣毕集。坐裁（才）竞，问王桢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王献之）？”于时宾客为之咽气。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一坐欢然。

    桓玄性暴烈，又酷爱书画，尤喜二王书法，常以王献之自比。王桢之如果回答不好，就有可能触怒他，将招不测，而王桢之所答，既未贬低自己的叔父，也未得罪桓玄，用语是颇为巧妙的。

    《世说新语》中许多辩论都精彩绝伦，所以如此，是辩谈者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的结果，其中运用最多的是巧妙引用和恰当比喻。如邓艾口吃，每同人说话，自称其名时，总说成“艾艾”。晋文王司马昭就和他开玩笑说：“卿云‘艾艾’，定是几艾？”（《言语》）他便巧引古时接舆称赞孔子“凤兮凤兮”只指一只凤来解释，意思说“艾艾”也只是一个艾，十分精当。贴切的比喻，也常使人获得耳目一新的感觉。如东晋太傅谢安曾问众子侄：“子侄们又何需过问政事，为什么总想培养他们成为俊彦之才呢？”大家都不说话。车骑将军谢玄回答说：“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恰当地使用了芝兰和玉树两个事物作喻回答，意即希望美好、高洁的东西都能出自自家之门。

    《世说新语》中所载善于机辩的佳句名言十分丰富，尤以《言语》、《排调》二篇中为多，趣事连篇，极具可读性。其辞机警深刻、含蓄隽永，可谓魏晋时期汉民族语言和智慧的结晶。

    星空中的点点繁星

    正如靛蓝色的夜幕中的钻石般闪烁的繁星，它们不管多么渺小和遥远，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和位置，文学史上那些作品不多、名气不大的作家们即如这样的小星，也在人们心灵的天幕上留下一道道美丽的光芒。西晋散文家鲁褒，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

    鲁褒，字元道，南阳（今属河南）人，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晋武帝太康至晋惠帝元康年间。据《晋书·鲁褒传》记载，他“好学多闻，以贫素自立。元康之后，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着《钱神论》以刺之”，并且终身不仕，因而无人知其所终。他的着作，现仅存《钱神论》一篇，但由于其犀利幽默的文笔，文章一出，立即受到当时人们的传诵。这篇文章在写法上仍沿袭辞赋问答之体，虚设主客，一问一答，对金钱万能的腐败现实，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试读其中精彩之处：

    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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钱之为言泉也，无远不往，无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淡，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佑，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由此论之，谓为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

    文章用幽默而又犀利的语言，纵横捭阖，极论钱之妙用，酣畅淋漓地描绘了一幅晋代社会的“拜金图”，其穿透力不亚于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对黄金万能作用的描绘，把金钱无微不至、无坚不摧的渗透、腐蚀力量，作了入木三分的阐发，说出了千古不易的真理。察其言，观其行，我们亦可从中看到鲁褒守正不移、洁身自爱的高尚品德，因而虽仅有此一作传世，已堪为后世讽诵与学习的模范了。

    陆凯也是以一篇作品知名于世的作家。他是南朝宋代的诗人，字智君，生于河北代县（今河北蔚县东）。为人谨重好学，曾任正平太守。据《太平御览》引盛弘之《荆州记》载：他与范晔友善，曾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至长安给范晔，并写了一首诗问候他：

    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这首诗语言不饰雕琢，朴素无华，但于其所要表达的感情，却又格外贴切，因为只有这种语言才能把“君子之交淡如水”那种平易、亲切而又深淳的风致写出来，从轻淡中画出浓情。另外，作者又选取了具有丰富文化含义的自然物“梅花”来传达对友人的问候，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的空间。我们首先在字面上，即能读出梅花象征着春天，把它寄赠友人，无疑又包孕着作者充满温情的怀念与问候；再深入一步看，江南本是气候温暖、物产丰富、人杰地灵、经济发达的地区，但作者无所视无所取，只把梅花当成江南的象征，寄意深厚可以想见，而把这样一个蕴含丰满的象征物，不加丝毫诠释地送给长安的友人，可见两人彼此的高度信任，思想感情上的相知相亲，因为作者这首诗的深刻意蕴和影响，后人遂以“一枝春”作为梅花的代称，也常用作咏梅或别后相思的典故，并成为词牌名。陆凯亦以此诗名留后世。

    与陆凯的言简意丰、曲折幽深不同，以武功着称的梁朝大将曹景宗留下来的一首诗，则是快人快语，意气昂扬，给人一种爽捷开朗的印象，亦恰如其为人。

    景宗，字子震，新野（今河南新野县）人，生于宋大明元年（457年），自幼善骑射，喜游猎，因胆勇知名。齐时以战功累迁游击将军、竟陵太守等职，助萧衍夺取帝位后又屡立战功，晋爵为公，升任侍中、领军将军，后出任江州刺史，死于赴任途中，时为梁天监七年（508年）。景宗为人处世豪放仗义，不拘小节，性喜运动，不能沉默。他坐车出行时，常常要掀开车的帷幔，左右劝他注意礼仪，他对身边亲近的人说：“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礔砺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脯，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此悒悒使人气尽。”这段自述十分形象地说明了他的性格。

    除了行为豪爽、不拘小节，景宗还有一个特点：喜欢喝酒，并且搞些节目取乐。有一次腊月岁前驱除邪疫时，他派人出去向市民们讨要酒食。本来是以此取乐，但部下却奸淫妇女，掠夺财物，影响很坏，连梁武帝萧衍都被惊动了。他害怕了，赶紧制止住这场恶作剧。与这种性格相关的趣事，还有不少。梁武帝曾经多次宴请功臣，共道故旧。景宗贪杯之后，常说些荒唐无稽的话，梁武帝则故意逗引他说下去，以此取乐。他在文学史上留下来的那首诗，也是酒醉以后的任性之作。当时正为他打败魏军的胜利举行庆功宴，萧衍命沈约等即席分韵赋诗。

    景宗本是武将，萧衍没让他参加，以免做得不好，为文士耻笑，他却意色不平，求作不已。可是沈约已把诗韵分尽了，只剩竞病二字，景宗遂以此为韵，援笔立成。诗云：“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满座叹服。诗写得颇有气魄，毫无南朝靡丽浮艳之风。

    王籍，南朝梁诗人，字文海，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市）人，约于南齐末年至梁武帝中大通二年之间在世。父王僧佑，仕齐为骁骑将军。王籍自幼好学，有才气，七岁能属文，任昉见而称赏不已。曾在沈约处作《咏烛诗》，亦深受赏识。入梁后历任安成王主簿、钱塘令等职。湘东王萧绎镇会稽，引他为咨议参军。他常遨游于奇山秀水之间，往往累月不返。他的《入若耶溪》就作于此时。

    后又任安西府咨议参军，兼荆州作唐县令，很不得志，郁郁寡欢，不理政务，终日饮酒。有人来县诉讼，他不问情由，鞭挞而遣之。不久就因病而死了。萧绎曾集其文为十卷，已佚；今仅存《入若耶溪》、《棹歌行》二首。试读前者：

    艅艎何泛泛，空水共悠悠。

    阴霞生远岫，阳景逐回流。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

    这首诗，写作者长年在外、倦游思归的心情。前六句的景色描写是作为一种铺垫。首联写其泛舟水上所感到的无聊和茫然，并隐然有一种焦躁的情绪渐渐滋生出来；次联写远山萦绕的阴云，阳光追逐着回曲的水流，给人一种遥远、变动不居、难以把握之感；三联以动衬静，把山林在蝉鸟的喧闹中那无边的空旷孤寂写得十分真切恰当，没有人能抵挡住这种情境的无形压力，倦游思归之感顿时油然而生。据说，此诗第三联被时人誉为“文外独绝”，也深得萧纲、萧绎、颜之推等人的赞赏。王籍写诗极仰慕谢灵运，但以此诗观之，王籍在写景融情、选词炼句、安排结构等方面，水平都较谢灵运为高。这说明诗歌发展到梁代，已在艺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寻化出世的佛学思想

    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并在哲学上发生了影响。晋室南渡以后，佛教的哲理渐被引入诗文创作中，而使佛教发生这种影响的先驱者，主要是一些着名的僧人。

    支遁是将佛教哲理引入诗歌创作的一位名僧，俗姓关，字道林，也称支公、林公，别称支硎。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南）人，家世信佛。支遁幼有神理，聪明秀彻。早悟非常之理，隐居于余杭山。二十五岁始出家。初到京师，王蒙即评价他“造微之功，不减辅嗣”，把他比拟为玄学家王弼，足见他深沐玄风，可谓是当时清谈家的领袖人物，因而围绕他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据《世说新语》

    载，支遁经常饲养一些自己喜欢的动物，比如鹰或者马，但他又不是喜欢放鹰骑马的人，有的人便讥讽他说，道人畜马不雅。支遁答曰：“贫道爱其神骏。”支遁还喜欢养鹤，住在剡中峁山时，有人送给他两只鹤。不久鹤的翅膀长大了，扑展欲走。支遁有些不舍，便剪掉了翅膀上的长羽。鹤扇举翅膀时不复能飞，于是头俯视两翅，好像很懊丧的样子。支遁说：“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就把它们的翅膀养成放飞了。我们从他豢养的这几种动物可以看到他峻洁超迈的志趣和善待外物的爱心。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支遁被描写得最多的，是与当时一些名士的交往，他经常与他们辩论一些玄学问题，其文采风流甚为时人追随仰慕。《庄子》是后世玄学师承的一部重要着作，其中的《逍遥游》

    最是难解，并且已有郭象和向秀二人的透辟阐说。支遁有一次在白马寺中与冯太常闲侃《逍遥游》时，却依旧能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外，也是时贤寻味未得的，深受王漾、孙绰、王羲之、谢安等人推崇。在会稽时，郡守王羲之没太瞧得起支遁有关《逍遥游》的新理论，于是支遁与孙绰前去拜访，试为申说其理，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令王羲之披襟解带，留连不已。

    支遁亦颇具文学才能。《世说新语》的笺疏者余嘉锡说：“支遁始有赞佛咏怀诸诗，慧远遂有念佛三昧之句。”在把佛理输入文学领域并用诗文形式加以表现方面，支遁也是一个领风气之先的人物。他现存诗十七首、文二十四篇（有残缺不全者），其诗以表现说明佛理为主，亦杂有玄言，以及描绘山水风物，其中比较可读的《咏怀诗五首》第三首：

    阳熙春圃，悠缅叹时往。感物思所托，萧条逸韵上。尚想天台峻，仿佛岩阶仰。泠风洒兰林，管濑奏清响。霄崖育灵蔼，神疏含润长。丹沙映翠濑，芳芝曜五爽。苕苕重岫深，寥寥石室朗。中有寻化士，外身解世网。抱朴镇有心，挥玄拂无想。隗隗形崖颓，冏冏神宇敞。宛转元造化，缥瞥邻大象。顾投若人踪，高步振策杖。

    这首诗把寻化出世的佛教思想与山水风光的描写拼合在一起，中间夹杂着许多佛教术语，其描写景物的笔调也显得玄涩迂阔，缺少灵感，更乏高境。当然，这与佛理刚刚被引进文学领域，在表现方法上还缺少训练和积累有关。在文学史上这种倾向还是很值得注意和研讨的。支遁嵌佛理、玄理入山水与玄言诗，人们共开模山范水之风，中经谢灵运，最终酿育成晋宋山水文学的勃兴。对此，沈曾植在《海日楼题跋》第一卷曾评论道：“‘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此亦目一时承流接响之士耳。支公模山范水，固已华妙绝伦；谢公卒章，多托玄思，风流祖述，正自一家。挹其铿谐，则皆平原之雅奏也。”这已经比较清楚地说明了山水文学（主要是指山水诗）的流变轨迹。支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亦由此规定着。

    慧远是支遁后又一个有影响的僧人和文学家。他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属山西）人，生于东晋成帝司马衍咸和九年（334年）。慧远自幼就爱读书，博综六艺，尤善老庄之学。二十一岁遇释道安，遂感悟而出家，随之奔襄阳。晋孝武帝初年（373年）襄阳陷落，慧远乃移居庐山，修筑精舍，念佛讲经。此间曾与慧永、宗炳等一百二十三人结成庐山莲社，自入庐山，三十余年从未离开过。东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十二年（416年）去世，时年八十三岁。死后，谢灵运为造碑文。综其一生，慧远对佛教义理与老庄玄学的修养甚为深广，他的山林生活与净土信仰在其弟子及晋末世大夫中间的影响亦极大。谢灵运诔文中说：“昔释安公振玄风于关右，法师嗣沫流于江左。闻风而说，四海同归。尔乃怀仁山林，隐居求志。于是众僧云集，勤修净行，同餐法风，栖迟道门。可谓五百之季，仰绍舍卫之风，庐山之煨，俯传灵鹫之旨。”他的影响远播后世，中唐以后，关于庐山莲社的传说成为净土信仰的美谈，慧远成为结社十八贤者之首。

    慧远着述宏富，原有文集十二卷，已佚。从现存遗文看，多是阐释佛教经义的文字。《庐山记》是他住在庐山时写的散文，比较有名。其《庐山东林杂诗》

    是很有影响的作品：

    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腾九霄，不奋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这是一首描写庐山东林寺周围景色的诗，诗中也借景抒怀释志，表达了自己对佛理的理解与追求。词气清雅安远，韵律和谐朗畅，已不像支遁诗那样滞涩，显示出这类作品及其风格的进步与成熟。关于他在东林寺的生活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慧远当时送客从不过溪，一日和陶渊明、陆修静边走边聊，不知不觉间就过了那道小溪。突然听到老虎的吼叫声，仿佛是在警告他侵入了虎的领地，三人大笑而别。至今此遗迹尚存。

    帛道猷是东晋诗僧，本姓冯，山阴（浙江绍兴）人，生卒年不详。出家于若邪山。帛道猷少时即以文才着称，性情率直，喜山水，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风。与高僧道壹有讲筵之遇，《高僧传·道壹传》存其一信一诗。试读其《陵峰采药触兴为诗》：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此诗已十分近于纯粹的描写山水之作，入于人境，亦入于诗境，已有陶渊明、王维清妙自然的旨趣。文字全为山水风物的描状，意象深邃清幽，境界幽逸，但不玄涩；韵律和谐，节奏流畅。由此诗可以看到僧人们最初引佛理入诗终于在山水林野中结出了鲜美的果实。

    此外，直接或间接地给六朝文学以影响的僧人们还有很多，如释道安、释法显、鸠摩罗什、释道融、释宝月等等，他们都可以作为佛教对于中国文学施予有益影响的先例，留在我们的文学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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