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认为“知”是“行”的开始，“知”的内容关乎“行”的善恶好坏，所以要“致良知”，这样才能行善行，这一思想被明代的王阳明所推崇和发展，形成新的儒学理论。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知即行，不行仍是未知”，可见在未行之前要有善良的、正确的、符合人性的良知为准备，才能做到行为的正直无私。致良知，是王守仁的心学宗旨。”良知”来自《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大学》有“致知在格物”语。朱熹解释格物致知为“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向外穷理以求得知识。王守仁不同意朱熹的解释，他将《大学》的“致知”与《孟子》的“良知”结合起来，说“致知”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王守仁的良知比孟子的良知意义广泛，除个人知是知非的内在主观的道德意识外，也指最高的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圣愚所同，个个自足，不假外求，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泯灭，虽有时为私欲习气所蔽，但只要良知一旦自觉，则本身就具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不必依靠外力的帮助。照王守仁的说法，良知对于善恶的辨别，是一种直觉的认识，并不是一种道德的判断，就是说，是一种直接的反应，并不是经过思考而得到的命题。王守仁以良知为衡量一切真假善恶的标准，认为良知对于一切事物，如同规矩尺度对于方圆长短一样。王守仁在给邹守益的信上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日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送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他又对门人陈九川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滴骨血也。”还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尚书》说“知难行易”，程颐说“知先行后”，王船山说“行先后知”，孙中山说“知难行易”，但不管有多少差异，最终都要归结到知行合一上来。”知”要解决的是个深度问题，“行”要解决的是个程度问题，知行合一就是这深度和程度的完满结合。

    在实际的生活中，行动往往要比学知识更难，做到知行合一并不容易。《中庸》记载孔子所说：“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意思是说，君子的道理有四条，我孔丘一条也不能做到：第一，我要求做儿子的应该尽孝道，但反求我自己侍奉父母却不能尽孝道。第二，我要求做臣子的应该尽忠心，但反求我自己奉事君主却没有尽忠心。第三，我要求做弟弟的应该恭敬，但反求我自己服侍兄长却没有做到恭敬。第四，我要求做朋友的应该要有信实，但反求我自己却没有能先对朋友做到信实不欺。平常的道德，要着力实行，平常的语言，要谨慎地说。所言所行或有不足之处，不敢不尽力奋勉，所言所行或尚有余力，也不敢说尽做绝，要留有余地。口里讲的话，要顾到身体所行的事；身体所行的事，要顾到口里讲的话。如果言行一致，岂不可称是忠厚笃实的君子吗！

    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聿》这首诗中写到：“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古人做学问是不遗余力的。终身为之奋斗，往往是年轻时开始努力，到了老年才取得成功。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终归是浅薄的，未能理解知识的真谛，要真正理解书中的深刻道理，必须亲身去躬行实践。这是一首教子诗，是要告诉儿子做学问的道理。首句是对古人刻苦做学问精神的赞扬。做学问要无保留，竭尽全力之意。次句是说做学问的艰难。只有从少年开始，养成良好习惯，打好扎实基础，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最后才能有所成就。这是以古人刻苦学习的精神及做学问的艰难来告诫自己的儿子：做学问一定要有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精神。后两句，诗人更进一步指出实践经验的重要性。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终归是浅薄的，未能理解知识的真谛，要真正理解书中的深刻道理，必须亲身去躬行实践。”纸上得来”，指的是书本知识。”绝知此事”，指的是真正把握事物的底蕴。”躬行”，就是指亲自去实践。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地做学问，固然很重要，但仅此还不够，因为那只是书本知识，书本知识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能否符合此时此地的情况，还有待实践去检验。一个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人，才是真正有学问的人。

    由于“行”比“知”难，同时行要落实到实际，所以儒家对“行“更为关注。孔子教人非常注重实践。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可见孔子是非常重视学问的躬行。荀子也十分重视行在认识中的作用，论述了知、行关系，他《儒效篇》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他把行看作是认识的最后归宿，行包括认识，高于认识。儒家德育认为，道德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要引导他们进行实际锻炼，把提高思想认识与培养道德行为习惯结合起来，使学生做到知行统一，言行一致。孔子说过：“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力行近乎仁”。朱熹也指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熹强调知是行的基础，主张知先行后。王守仁讲“良知”，并不是一般地讲认识论。”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这个“行”也不是一般的行。他讲“知行合一”，并不是一般地讲认识和行为的关系，也不是一般地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知行合一”是王守仁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所讲的“知行合一”也就是“致良知”。王阳明认为主观的意念活动就是“行”，抹煞了知行界限，提出了“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主观唯心论的“知行合一”说。另一些哲学家，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把朴素辩证法思想运用于认识论。在知行关系上，王夫之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知行统一观。清朝儒学家颜元说得更明确：“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因此，在德育过程中，道德实践是高于道德说教的。所以说，要想做一个儒家的智者，必要先做一个儒家的“行”者。虽然儒家的思想博大精深，但是如果脱离行为实践这一环节，修身治国平天下都是空话。我想一个儒者，应当是一个学者，更应当是一个社会中的“能”者与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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