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大学章句》上说：“程子曰：‘亲，当作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诗经》上描写理想的君子形象，是我们道德修养的模范。这样的君子形象是会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因为人们的心是永远向善的，永远指向美好的未来，而和美的君子风范，是苍茫路上的生命之光，它将永远指引人们走向至善和完美。《诗经》中说：看那淇水的河岸弯曲迤逦，绿色的竹林茂盛优美；有文采的君子，就如同用锉刀雕刻过的象牙，用砂石琢磨过的美玉。庄重而严整，威严而亲切。这样的君子，真是令人终生不能忘记呀！君子专心求学，内心谨慎恭敬，仪态严整威严，外表正气凛然，德行高尚美好，尽善尽美，百姓们当然不会忘记他。《诗经》中还曾描述理想的圣王形象，是万古帝君所效仿的楷模，他们也永远活在人们心中，《诗经》说：啊！前代的文王、武王，使人不能忘怀啊！前代的君王继承先人的法制与德行，发展先人的遗志，亲近君子，安抚百姓。百姓们丰衣足食，和睦安详。前代君主的德行如此美好，前代君王的功绩如此卓著，后代的百姓怎么会不怀念他们呢！《诗经》中还赞叹说：庄严肃穆的周文王，他的德行高尚美好，人们无限崇敬。周文王顺从天命，谨慎的治理国家；对待长辈谦恭有礼；对待弟兄亲爱友善；对待子孙后代和善而又威严；推行仁爱治理天下，百姓得以生活富足和睦，国泰民安。出现了相互仁爱的盛世景象：做君主的，施行仁政，造福百姓；做臣子的，恪尽职守，辅佐君王造福百姓；做儿子的，孝顺父母，继承先辈的遗志；做父亲的，既疼爱子女，又要严格要求；与别人做朋友，诚实亲爱。这种景象难道不是我们所应当追求的吗？《诗经》说：黄鸟“缗蛮”的叫着，栖息在幽密的深林里。孔子读到这些诗句的时候，说：“连黄鸟都知道最适合它栖息的地方，难道人还不如一只鸟吗？”

    做到“止于至善”，需要通过不懈的努力，达到尽善尽美之后才可停止，然而，世间的凡夫俗子何时才能做到至善呢？这也许是留给现在人们的一个永久的问号。

    天人合一，日月同辉，养浩然之气

    【子曾经曰过】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元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孟子·公孙丑上》

    【智者感悟】

    公孙丑说：“请问老师您长于哪一方面呢？”孟子说：“我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语，我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公孙丑说：“清问什么叫浩然之气呢？”孟子说：“这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这种气，极端浩大，极端有力量，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加以伤害，就会充满天地之间。不过，这种气必须与仁义道德相配，否则就会缺乏力量。而且，必须要有经常性的仁义道德蓄养才能生成，而不是靠偶尔的正义行为就能获取的。一旦你的行为问心有愧，这种气就会缺乏力量了。所以我说，告子不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成心外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培养义，心中不要忘记，但也不要一厢情愿地去帮助它生长。”

    “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可以说是儒家最基本、最普遍和最一贯的思想。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发端于孟子、大成于宋明理学（道学）的天人相通的思想；二是汉代董仲舒的天人相类的思想。《孟子·尽心上》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大意是说，尽量保持善良的本心，这就是懂得了人的本性。懂得了人的本性，就懂得了天命了。保持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这就是对待天命的方法。在孟子看来，人与天是一个整体，人的各种良善的品德，如仁义理智都是本于天，源于天的，或者说是为天所赋予的；善存之，善养之，也就是善待天意了。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说：“孔子所说‘天’，其实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如《论语--阳货》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究天人之际”问题时，把“天”与“人”纳入一个能自觉维持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认为天人之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汉初，董仲舒提出“天人相类说”，认为人与天相似，天是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的主宰，人受命于天，天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关系；天人之间用王者贯通起来，王者依天行事，“天瑞应诚而降”；反之，王者逆天行事，将招致“天谴”。显然，其目的旨在寻求天人的和谐统一，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传统儒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有机的自然观，也是儒家文化特质之一。

    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再具体地说：天道曰阴阳，地道曰柔刚，人道曰仁义。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

    儒家的理想人格表现为君子、大丈夫身上散发的一种浩然正气。孟子发展了孔子培养理想人格的学说，这主要表现在他提出的"养浩然之气"的主张上。所谓浩然之气，就是刚正之气，就是人间正气，是充塞宇内的一身凛然大气。它具有一种极大的人格感召力，首先不在于它是一种气而在于它的至大至刚，流布于天地之间，具有笼天罩地的恢宏气派，它的广阔无边、浩浩荡荡与无处不在的品格不就是富有魅力的儒家圣贤人格或人伦之至的象征么，千百年来，儒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平治天下不就是为了获得与天地相参的阔大气象。然而浩然之气不是天生地成就的，必须与人的实际作为相配匹，只有安道行义才能使这种浩然之气得到培护与扩充，否则多行不义必自毙，行为不正、问心有愧，浩然之气必将荡然无存。气有正邪，行有善恶，所以才有“善养”，这样，孟子就将深邃的人生境界与人的现实行为联系了起来，从而为人走向圣打开了一条可行的通道。他说：“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舜是人，我也是人，他能成为圣人，我也能成为圣人！这是胸怀浩然之气的孟子对人性所发出的慷慨激越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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