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快脱掉外衣。他的身体像通了电的磁场一样，欲火在每个汗毛孔里燃烧；最终以野兽般的激情，把我剥得赤身裸体。
我有些后悔，不该让他来我家里。我是个离婚不到半年的女人，我的前夫还常常要来取他的东西，或者来看看女儿。于是，我那升腾起来的女人激情也随之而降温。我想穿衣遮住羞怯的身体，可就在这时他让我的眼睛忽然明亮了起来。
这是不是一件艺术品？他雄健的躯体，让我莫名其妙地想起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大卫》。
我温柔了起来。在他粗犷的躯体下，我耳边响起大海的波涛声。那波涛声让我的眼前，蒙太奇般地出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画面：“一个男人的躯体上，正冉冉升起原子弹的壮丽的蘑菇云，它的画外音抒情而委婉。”
现在，他吃力地躺在桔黄的印花床单上，微眯着双眼，听时光在墙上钟摆的“嘀嗒”声中悄悄溜走，我默默地注视着他，他冷俊的脸孔上已经看不到昔日留下的痛苦痕迹，一股甜蜜的幸福感正在他的全身荡漾。
我东想西想，脑袋里一下又出现了一连串短促的节奏感极强的画面：“猫和睡衣，蜗牛和教科书，左轮手枪和乳房，电话和蛋糕，手术刀和猪血，摇篮里的婴儿和电影明星，死尸和盗贼，阳光和心脏，航天飞机和母牛，三角裤衩和奖杯，钢琴和世界地图，生殖器和脚盆，火车轮子和电冰箱，废墟和高速公路，邮筒和音响，饥饿和思想，小说和谎言，我和我的影子……”。这一切使我激动不已，充满了美好生活的内容。
我对他说：“那架从香港启德机场飞来的波音747，快到览桥机场了，我要去机场接我母亲和外婆，你赶快穿上衣服走吧。”
他侧躺着没有反应，好像是从前线打了胜仗退下来的士兵，耗尽了多年保存的力气。我推了一下他的脊背，他脊背上的皮肤不像他的脸那么粗糙、黝黑，几乎是非常光滑、白净。
“快穿上衣服走吧。”我的嗓门提高了八度，他嘟哝了一声：“别这样像赶叫化子那样赶我。”我只好吱吱嘎嘎地起床穿衣，嘴里哼着那支《weareintheworld》的歌。简单地化了一个淡妆，喝了一杯牛奶，冲着他气势汹汹地说：“再不起来，我就报警了。”
他并不生气。他提醒我别忘了带钱包和钥匙。我重重地关上门，从楼道上下来时，正巧有一辆“桑塔纳”轿车停在那里。
杭州的机场离市区比较近，没几分钟我就到达机场了。机场已有不少接亲朋好友的人，他们拥挤在出口处，给我有一种晕眩的感觉。我知道母亲是去香港接外婆来杭州住的，我已有六年没见到外婆了。我飞快地在脑海里算了算外婆的年龄，得出了她正好80岁的结论。不用说，一个年过古稀的老太太，要死要活一定要回杭州定居，肯定是为了落叶归根这个道理。
我伸长脖子望着出口处，大批旅客散去的时候，我母亲和外婆才从里面缓缓地走出来。她们一前一后，走在三月和煦的微风里。我十分惊讶外婆满头白发，却步履稳健根本不用人搀扶。我一个箭步追了上去，抱住外婆；她高兴得“唉哟唉哟”直叫。这时母亲提着两只旅行袋跟了过来，她虽说55岁了，可看上去顶多只有50岁。尤其她那一身打扮：米色的羊毛衫外面，披着一件长长的浅灰色风衣，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有风度、很有气质的知识女性。
我替母亲提一只旅行袋，挨着外婆坐在一辆出租车上离开机场。这是外婆第三次回杭州。一次是大陆开放政策的第一年，一次是1990年外公去世送骨灰回杭州安葬，这次是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次了。我见她的精神状况非常好，气色也颇佳，她很有可能活到一百岁。
马市街到了。这是我母亲的家。我搀着外婆在光线昏暗的楼道里上三楼时，外婆差点被回廊上人家放的纸箱和煤饼炉绊倒，幸亏我父亲和我女儿达琳拿来一盏应急灯，把整个楼道照得通亮。
外婆是第一次见到她的重外孙女。她搂着六岁的达琳，那副喜欢的样子，就像《红楼梦》里的老祖宗贾母喜欢贾宝玉一样。
吃完晚饭已经九点钟了，窗外簌簌地下起了小雨，我们一家人在雨声中天南海北地闲聊。外婆最喜欢聊她邻居的家务事。她说冯有根家从大陆来的儿子，为了钱与老爸打了起来，将冯有根的腰扭伤了，躺在床上无法翻身。潘良家就更倒霉了，上月遭了窃贼连十八岁的女儿也不幸被杀死了。外婆说到这里就凄然地落泪，她一边落泪一边又说：“那女孩是我看着她长大的啊！”
母亲和我都被外婆感染得潸然泪下。窗外的雨和窗内女人的雨混和在一起，把我的心都洗得湿淋淋的。
我想起了死去的外公。他是一个牙医，拔牙、镶牙、补牙的技术特别好，只是他脾气十分暴躁，常常把病人的好牙给拔掉了。所以，到他这里来看牙的人并不十分多。这使他的手头十分桔据，心情也不怎么好。自然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借酒消愁，或者干脆出门赌博碰碰运气。只是他的运气一直不好，有一次他输得很惨，变卖了值钱的家当还债不够，他就去偷。第一次他非常成功地偷了一个女人的钱包，得了两仟元港币，再偷时却被警察捉住了。他被关了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成了他历史上的污点，让外婆伤心透顶。后来他虽然不赌博了，但酒比原来喝得更凶，高血压病就是这样埋下隐患的。外婆说，假如他不喝酒，起码能多活十年。
我想，如果外公还活着，外婆要镶满口的假牙就方便多了，至少不会拖延到今天还没有镶间！
外婆累了。外婆要安歇了。
我抱起达琳准备回自己家里去时，母亲说家明怎么不来呢？我说我们离婚快半年了，你还记着他？母亲说达琳怎么可以没有爸爸呢？我说那就给她再找一个吧！母亲摇摇头叹了口气说，我真不明白你们年轻人说离婚就离婚，像玩游戏似的。
人生本来就如戏。我朝母亲做了个鬼脸。后来我抱着达琳回到中街我自己的家里时，达琳早就在我怀里睡着了。我把她轻轻地放到小床上，关掉灯来到书房。
我坐在书桌前，很想写一篇题为《在分裂中重新抉择》的论文。可是面对井田一样的方格稿子，我的思绪乱糟糟的，一个字也写不出。我随手拿过一本福克纳的书，他在短篇小说《纪念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结尾这样写道：
那男人躺在床上。
我们在那里立了好久，俯视着那没有肉的脸上令人莫测的龇牙咧嘴的样子。那尸体躺在那里，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但那比爱情更能持久二那战胜了爱情的熬煎的永恒的长眠已经使他驯服了。他所遗留下来的肉体已在破烂的睡衣下腐烂，跟他躺着的木床粘在一起，难分难解了。在他身上和他身旁的枕上，均匀地覆盖着一层长年累月积下来的灰尘。
后来我们才注意到旁边那只枕头上有人头压过的痕迹。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从那上面拿起了什么东西，大家凑近一看——这时一股淡淡的干燥发臭的气味钻进了鼻孔——原来是一络长长的铁灰色头发。
这是非常精彩的结尾，它使我看到了艺术的残酷与爱情的残酷。于是，我想起了黄昏时分来我家里的那个男人，也想起了那个男人覆盖在我身体之上所向披靡的情景。
清晨的光线如玻璃一般刺目地在我眼皮上跳跃着岁月之舞。我把达琳送到行知幼儿园。回家的路上我走进一家个体餐馆要了一碗过桥米线。长长的米线，我用筷子触着它们的时候，想到了女人蓬乱的头发。
“池青青。”我从个体餐馆出来时听到有人喊我，我转过头，看见我的前夫家明朝我走来，他告诉我他要去我家里。
“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最好不要再踏进我的家门半步。”我恶狠狠地说着，骑上自行车逃跑似地拐进一条小巷。
其实，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不安。从前，与我丈夫一起的日子，也不见得有什么特殊的温暖。现在很好，我一个人支撑起一个家。家是我的男人和女人，也是我逃避喧哗嘈杂的最好城堡。我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我们出版社在东四十二号大街上，我的办公室在第二十三层楼；我抓起一只皮包，就去那座建筑雄伟的米色大厦上班。
今天我要编《李清照》的电影文学剧本。我从皮包里取出手稿，高高地堆在桌子上。在此之前，我刚编完翻译作品，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绿蒂·勃朗特的长篇小说《简·爱》。《简·爱》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一个乡村的小镇上。作者通过简·爱的个人奋斗，表现了妇女在冷酷的现实面前，顽强不屈的反抗精神，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正义与幸福的向往。简·爱虽有时代的局限，但至今在艺术上仍具有不衰的魅力。
现在，我看到了宋高宗绍兴二年清明节的雨水，撒在一条乌篷船上。女词人李清照感到自己的每一块关节的筋肉都在黑色的丧服下松弛、倦怠。在慵懒困乏中，她眯眼望着富春江两岸的青山，被雨水淋得又滑又亮。渐渐地，她在烟雾中向我走来，诉说着收藏的珍贵金石图书散失殆尽，丈夫赵明诚病死后所受到的精神上的沉重打击。我听到她净说些：“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又听到她说：“怎一个愁字了得？”我想抓住她的手说：“你的心太寂寞了。”可她满腹忧愁地乘着一条乌篷船离我而去了。她留给我一个像帆一样高大丰腴的背影和冷雾中簌簌的风声。我想八百多年来，人们承认了李清照的出色才华，可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到她内心深刻的寂寞呢？
我读着《李清照》这个电影文学剧本，我的心与李清照默默交流着。我告诉我们的编辑部张主任，这个剧本写出了李清照的寂寞，、这时候我发现我的身后站着一个女孩子，她说，池老师你能看看我写的短篇小说习作吗？我说放下吧，我马上有事要出去，看完再与你谈。她有点羞涩地说，那我给你一张名片，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我笑笑说，到时我给你打电话就是了。
女孩子走后，我看了名片才知道她是杭州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我想要不是我急着赶去母亲家，接外婆去口腔医院看牙，我会与她谈些什么的。
外婆吃过早饭，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等我。我看看手表快十点钟了，赶快拔腿就走；可在出版社米色大厦的门口，我被一个正来找我的电视台女记者的满脸假笑拦住了去路。他们强奸人意地将镜头和麦克风对准我，请我谈谈对书商二渠道出书的看法。
“其实，书商出书并没有什么不好。”我故意做出冷静、沉思的姿态，力图演讲得充满睿智：“只是书商不要出黄书，也不要盗版就行。”我顿了顿又说：“真正的商人，不应该是二道、贩子，三道贩子。真正的商人应该凭良心和本事做生意。”
“那么，你对参加二渠道出书的作家有何看法？”女记者问得咄咄逼人。
“我只是希望二渠道出书的作家，无论是通俗小说还是严肃小说，他们的写作态度首先应该是严谨的，他们应该对自己的文学负责。”说完，我说了声谢谢，便逃之夭夭了。
我与外婆来到口腔医院。医院的大厅里坐满了前来镶牙。拔牙、补牙的人，也有拔完牙坐在那儿休息的人。我让外婆坐在一张椅子上，然后去排队挂号。
长长的队伍前面不断有人插队，我耐心地等着，不时地弯着头看旁边一张通知：“挂号费一元，病历卡伍角。”这时忽然从挂号口传来一声气咻咻的吼叫：“快一点，不要慢腾腾的。”
“口腔外科，要一本病历。”我递过去一元伍角钱。她不耐烦地撕下一张号子给我，我走了，两步想起她没有给我病历，就转回去对着挂号口那个穿白大褂，烫长波浪的塌鼻子女人说：“我没拿病历。”
“你自己没拿。”她气势汹汹地扔出一本病历。我想这么凶的女人，大概犯了更年期综合症。
我带着外婆进了诊室。我首先听到那种钻洗牙齿的嗞嗞声，那嗞嗞声迅速在我全身每一个细小的神经周围弥漫。与此同时，我看见无数颗牙齿像雪片一样在我身前身后翻飞起舞，纷纷扬扬，散发出一股红草莓般的清香。
外婆的病历被叫号员划在第16号何萍医生的诊椅上。在她之前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仰躺在诊椅上张着大口在苍黄的聚光灯下啊啊地呻吟，嘴角逐流着出血的口水。女孩子拔掉了一颗大牙。
我帮助外婆躺到诊椅上，外婆架着老花眼镜仔细地看了她的四周：左侧扶手都有一个冲盂和水杯。左上方是一套可以推拉旋转的器械和一只小电风扇。头部正上方是一个很大的聚光灯，它围绕牙齿患者的口腔转动。外婆看后显得有些紧张。
年轻的何萍医生拿着电钻、钩子、钳子，一会儿将外婆摇下去，一会儿又升起来，外婆紧闭双眼，像一只任人宰割的老母猪。此刻，她用柔软但有力的手指在外婆不大的口腔空间不停地转动，后又用一种亮闪闪的东西挨个敲她所剩无几的牙齿，每敲一下必问一声：疼不疼？外婆总是干脆地回答：不疼。何萍医生就说，只有一颗可以拔掉，其它几颗没有毛病。
接着她问：“心脏有问题吗？”
“没有。”
“血压高吗？”
“不高。”
“那好，我们开始。”她的语句简约而准确，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何萍医生转身去取麻药，外婆神情紧张地攥紧拳头，本能地把它们放在腹部。然后不放心地问我：“会不会大出血呢？”
“不会。”何萍医生在外婆面前俯下身来说。她很快拿起针筒往外婆的上跨上注射了麻药，然后转向另一个牙齿患者那边。
一会儿，何萍医生用钳子充满内聚力地将外婆的一颗大牙拔了下来。
血出得不多。外婆嘴里塞着个大棉球，不能讲话。我搀扶着外婆走出口腔医院时，正午的阳光照耀着光秃秃的树干，一股浓烈的焦糊味和呛鼻酸眼的烟雾从沿街的一间屋子里弥漫出来，严重地污染了环境，同时也让外婆差点把棉球呛了出来。
外婆两个小时以后才能吃东西，我将外婆安顿在家里，去食品商场给她买挂面，她刚拔过牙必须吃柔软一点的食品。然而冤家路窄，我在那里又遇见了家明。他正跟一个披肩长发，化妆很浓，穿一身火红色套裙的年轻女郎说说笑笑地选择食品。那女人我从来没见过，脸蛋长得不难看，身材也挺好，只是看上去有一股俗气。
我打量过那女人，想回避开去时，被家明喊住了。他放开手头正要买的咖啡、巧克力、牛肉干和泰国芒果。
为了不失他在人前的面子，我很有礼貌地与他打了招呼。他随即介绍那个女人“梦达利”皮鞋店的老板娘宫雪姣。那女人就将一只柔软得像棉花一样的手伸了过来，我总觉得她太矫揉造作，时下摆个摊，开了鸽于笼大的店都叫老板或者老板娘了。
“达琳怎么样？”家明装做很关切的样子问。
“她还在弹钢琴，已经弹到车尔尼599了。”我得意地说。
“你别硬要她弹钢琴，你要多给她一点自由。”他显然是在开导我了。
“孩子的学习习惯要从小培养的，你懂不懂？”我说完与宫雪姣勉强地说了声再见就走掉了。但我没走多远，忽然听家明说：“下午我去接达琳，我要带她去踢足球。”
我想转过头去说：“你没有这个权利，孩子是判给我的。”可商场里人太多，大声喧哗总有失自己的形象，只好就此罢休。
回到母亲家，外婆大叫肚子饿。父亲和母亲正从医院里下班回来，他们一个在厕所里，一个在厨房里洗菜、烧饭。我对母亲说：“要不要帮忙。外婆吃挂面。”
“不用，不用。”母亲说得很干脆。
正是午间新闻的时候，我打开电视。外婆问：“有香港台吗？”
“没有。不过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或许杭州也会像广州那样收到香港台的。”我一边说着，一边拿起一块饼干塞进嘴里。
“熊猫生了一对双胞胎。”我看见这则新闻时大叫父亲和母亲过来看，他们十分惊讶，新生的熊猫婴儿怎么这样小？这么小的一个精灵，要养大可真不容易，这要化费多少心血呀！
外婆说：“熊猫是我们的国宝吧！”
“外婆你真行。”我夸奖外婆时，外婆又说：“外婆都活了这一把老骨头了，还有什么事情不知道？”
外婆洋洋得意的时候，我把电视频道转到了杭州台。杭州台的午间新闻，正在播城河边一个男人抢救落水儿童的事迹。我眼睛紧盯住画面：我看见一个男记者把话筒对准了浑身湿淋淋的穿牛仔衣的男人，围观的人不少，救上来的小女孩马上被送去医院抢救了，我听见那男人说：“有人喊救命，我来不及脱衣服就跳下去了，救人是应该的。”
“这声音那么熟悉？”我从皮包里取出近视眼镜，这时正好电视画面有一个特写镜头。我清楚地看见了他粗糙、黝黑的脸庞上，那双闪亮的大眼睛。
“周树森，你怎么当上英雄啦？”我自言自语地说。母亲在旁边问：“谁是周树森？”
“一个朋友。”
这时电视画面已转到旅游新景点：宋城。我走在宋城的画面上，是一个春暖花香的午后，我带着达琳骑上一匹枣红马，奔驰在宋城的石板小路上。后来骑完马，我看见他从宋城中走来，把正要偷我钱包的小偷当场抓住了。不过，我的皮包还是被小偷划破了一个口子。
我们就这样相识在八百年前的宋城。他告诉我周树森这个名字。一个男人气十足的名字。
太阳变成淡金色，黄昏蹑手蹑脚地袭来的时候，我从出版大厦下班后直接去幼儿园接达琳。可年轻的郁老师说：“下午两点钟，达琳就被她爸爸接走了。”原来家明果真接她去踢足球了？我一边走一边气乎乎地想：达琳又不是男孩子，踢什么球灌输什么马拉多纳、罗马里奥、贝贝托呢？家明这混蛋离婚了还要与我唱反调，真他妈的气死我了。
这一刻我走在人声鼎沸的大街上，真想哭，像南宋女词人朱淑贞那样默默地哭。我的脸仿佛就是南宋的那条青石板马路，任马车辚辚地碾来碾去，任垃圾污水甚至马粪遗落在上面；可我的四脚却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马路两侧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了，它们看上去无比坚固却又空洞无物。
现在，我们这个被称为天堂的城市上空没有一片云彩，我的灵魂吃力地游荡在通向天国的十字路口。擦肩而过的行人，谁也不为谁而存在。我的心底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空虚、忧伤、厌倦与苍凉感。我想清明节不远了，我要列栖霞岭南麓岳王庙去。我要到西山路三台山麓的于谦墓去。我要到南屏山荔枝峰下的章太炎墓去。我更要到孤山西麓西麓桥东的秋瑾墓去。我要用血红的杜鹃花来祭奠他们，他们的魂儿曾在天堂哭泣？！
我回到母亲家，家明已把达琳送到母亲家了。他正要走，我听见外婆说：“怕什么，吃了饭再走。”他就留下来陪外婆聊天了。我因为与外婆感情笃深，就只好不持反对意见，并且把刚才对家明的气也克制了下去。
“外婆您老今天有稀客啊！”我装做很轻松自在的样子说。
“傻丫头，外婆的稀客不就是你的稀客么？”外婆狡猾地将我一军。
我目瞪口呆无话可说。
外婆就转话题问我：“上午拔了牙，什么时候再去镶牙呢？这里镶一颗牙要多少钱？”
“三十元。”
“太便宜了，香港可没那么便宜。”
“那你就镶满口的金牙吧。”
外婆嗬嗬地笑了起来：“这我出门得用保镖了。”
“真是宝刀未老，外婆的接口令棒极了。”家明连连称赞外婆，乐得外婆神采飞扬。
我打开电视机，正是唐老鸭和米老鼠的动画片。达琳听到主题曲，从阳台上跑进来，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看电视。我想变换频道的可能性没有了，只好进母亲的卧室，斜躺在床上读罗兰·巴特的《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这本书的扉页上说：“本书于1977年在法国问世后立即风靡西方文坛，成了罕见的畅销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搬上舞台。这是一部无法用传统体裁定性的奇书。作者在此尝试了一种高度神经质的‘发散性’行文，揉思辩与直接演示为一体。这是一种‘散点透视’的‘零度写作。’恍如一万花筒，作者撷取出的恋爱体验的五彩碎片在他哲人思辩的反光镜折射下，结构出扑朔迷离的排列组合。”这段扉言好像要把某种观点强加于读者，所以我读书一般是不喜欢读序言和内容提要的。
三月的杭州是灵峰探梅的季节。
我们祖孙四代四个女人在三月的某一天，“打的”去灵峰探梅。母亲准备了牛肉闷子、红肠、烤鸡、酸辣萝卜、肚丝。我准备了水果、蜜饯、瓜子。我们出发的时候外婆说：“幸亏大陆的民警好，要不然我们去不成了。”
原来外婆在赏梅的早一天下午，做了件令母亲着急的事。她没跟家人打招呼，一个人蹓踧到街上去了。她本意是想给家人一个惊喜：把赏梅时吃的食品买回家。可她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她像一只丧家犬一样，记不起自己住的那条街叫马什么街了。后来天渐渐暗淡下来的时候，外婆又累又饿，急得站在十字路口的栏杆旁呜呜地哭了。民警见了走过来问她什么事？她说不认得自己的家了。民警想这老太太虽说得一口杭州话，但看样子倒是从港台来的家乡人。于是他便问：“一点也记不得了吗？”
“好像叫马什么街的？”外婆吞吞吐吐地说，泪水干了一半。
民警想：“杭州有马字当头的街吗？”民警想来想去只想到一条马坡巷。过了一会儿，民警似乎绞尽脑汁拍了拍脑袋说：“对了，浙二医院旁边那条小巷就叫马市街。”
母亲急得要报告派出所时，民警把外婆送到了家里。外婆窝囊得倒在床上就睡。
现在，外婆坐在一片梅花丛中，她忽然想起昨天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懊恼得直喘粗气。
“外婆你气什么气？你要是不迷路，可真比你闺女都年轻了。”我取笑她时从包里拿出一只傻瓜相机，我说：“四个女人合张影吧！”
人类最终是要回归大自然的。
我从小住在马市街。马市街自南向北排列着六条巷，它们是：小营巷、银枪板巷、工农巷、光芒苍、冯三人巷、灰团巷。这六条巷中巷使马市巷这条小巷四通八达。其中小营巷是毛泽东主席到过的地方，它的干净卫生是世界闻名的，几乎每个月都有几批外宾来参观。小营巷的巷口有一个小营公园，那里的草坪、回廊、假山是我儿时捉迷藏的最好地方。银枪板巷口有个茶室，茶室边上是一条横贯杭州南北的东河。所以这地方是文化人士的聚集地，三流的通俗唱法的歌手，到处拉广告的报社和电台记者，囊中羞涩的如我这般的出版社编辑和大学教授、讲师；还有邋遢的蓄着长发目中无人又激情奔放的诗人。只有一个画家例外，他是我的朋友里安。他不住在我们这个区域，他住在离我们这里比较远的南山路中国美院边上的一间平房里。
我出现在里安背后的时候，他正与一位邋遢诗人谈从巴黎回来的感想。他中气实足地说：“巴黎是全世界的艺术中心，艺术精神之所在。我到巴黎去的最大理想，就是给中国画开出一条新路来，把中国艺术精神介绍给世界，让中国画的美揉进西方艺术里，为全世界人接受，不局限在中国一个地方。”里安说到这里点燃了一支烟，喝了一口龙井茶后又说：“只是我的运气不好，那次卖画是在一个早春时节，我拿着中国画到赛纳河边的画市上去摆地摊。这天阳光灿烂，微风拂面，赛纳河水波光粼粼，河岸边袅袅飞舞的柳条儿，发出翠绿的新芽。景色美丽极了。许多留着大胡子，穿着奇奇怪怪衣服的画家们，也像我一样把自己的精心杰作小心而郑重地一张张摆出来。当然来逛画市的人不少，男士淑女，商人学者都有。说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的人都有、画家们有的大着嗓子兜售自己的作品，但成交的总不太多。我的地摊前也站了几个人，那个美国佬用英语说：‘很欣赏你的几幅画，但每一幅总好像缺少一些什么？’老人左看右看最后还是没有买我的画。我一天下来一个法郎也没有赚到，回家的路上用自行车推着一只大纸箱，心情沉重极了。”
现在里安在杭州开了一家装璜公司，他曾对我说“搞艺术需要钱，赚些钱再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吧！”其实这话很难讲，有多少人赚了钱后还能真正地在灵魂深处热衷于艺术呢？
里安的房间不大只有十二平方米，但很肮脏，四壁挂满了自己的作品，地上床上到处是奥袜子、脏衣服、啤酒瓶、烟灰缸、宣纸和一大捆型号不一的画笔。
那个邋遢诗人要走的时候，里安转过身才发现我，他惊讶地问：“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说：“来看你的画也不容易，得静站十分钟。”他解释说：“我和诗人一谈天就目不斜视了，我们俩像同性恋似的。”
里安送走邋遢诗人，回转来亲切地对我说：“在这里吃饭吧，我有鸡尾酒和一只北京烤鸭。”
我说：“我是来看你的那幅画的。”
“非常遗憾，那幅画我卖给一位日本商人了，他出高价。”里安充满喜悦地说。
“那你把钱怎样化在艺术上呢？”我阿。
他顿了顿说：“我想让你与我一起去西藏。西藏是我们杭州的姐妹城市，布达拉宫是没有理由不去的。我将行期安排到五月劳动节前后，到时你再请几天假就行了。”
“我走不开的。四月底出版社要在南京开个图书会议。”可里安说：“那就换到暑假，到时把达琳也带上？”
我只好说一切随缘吧！
里安拿出来一瓶酒，又递过来两只杯子和烤鸭。一酒和烤鸭的味道都不错。只是他的杯子和碗都积着厚厚的污垢，让我有点受不了。
“池青青，你为什么沉默不语？”他说着从桌上滑下一只手伸向我，攥住我的一只手。
可我的沉默是因为听见窗外汽车喇叭的嘈杂声，就想起一片宁静的乡村风光。那里金黄的干草堆，凋敝的秃树，空旷的农舍以及一片片摇曳的水稻，都具有一股与城市景观迥然不同的独特韵味。
我终于被他攥住我的手而按捺不住地说：“我喜欢乡村。”
里安说：“乡村倒是比城市宁静，没人知道你是谁。”
我说：“我就是不喜欢别人知道我是谁。”
里安给我添了酒，说：“那你喜欢隐居？年纪轻轻的为什么想到隐居？”世界正热热闹闹地走向二十一世纪呢！
我说：“我的心太疲劳了。我害怕阳光和人群，更害怕像迷宫一样庞大的中国式人际关系。所以独自隐居是我最好的归宿。”
“男女不一样，有时女人能躲开的男人就要挺而走险地去面对和承担。”
我们相识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发现里安白皙瘦弱的外表里隐含着力度与深刻。我有点吃惊地看了他一眼，说：“当然，我能理解你说的。”
里安笑了起来：“说这些多没意思，干杯吧！干杯！”里安把酒杯举得高高的，一口干完后莫名其妙地说：“呵，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
里安压低了声音说：“我喜欢你！”
我一时呆住了不知说什么好，就没吭声。
其实，我不想谈两人的关系，也不想听到他这样的话。可我们又是一通干杯，烤鸭没吃完，酒瓶就空了。这时我想起许多年前歌星程琳在我们省体育馆穿着一身黑衣唱《酒干倘卖无》的情景，便哼了两声。
里安讥讽地说，电视上很少有美声唱法，尽是些三四流的通俗歌手在登台亮相。电视除了新闻以外，耗费人时间最多的要算那些低级庸俗的娱乐文化了。里安说他不看电视，他宁愿去西湖边保椒路尽头一座叫做“兰桂坊”的酒吧。那儿迎接你的是萨克斯管与钢琴现场演奏的世界名曲《蓝色多瑙河》《昔日重回》《绿袖子》《阿尔汉布拉的回忆》。你只要在音乐声中穿过店堂，找个舒适的位置坐下来看看菜单，选一杯巴西或哥伦比亚咖啡豆现磨的咖啡，再来两三碟意大利、法国风味的西餐小食，便可享受异国情调了。如果你不喜欢古典音乐，那么就看些迈克·杰克逊或惠特尼·休斯顿的现场演唱会影碟片，甚至还有那《猫和老鼠》的动画片。
“你忘了你是中国人了。”我听得有点不耐烦地望望窗外说。
里安嘿嘿笑了一下，忽然像是爆发出一股勇气，猛地抓住我的肩，把他的面颊贴在我的脸孔上。顿时他的面颊仿佛是一团燃烧的火焰烫得我慌乱地逃了开去。
我本来不想告诉他周树森的故事，可他的所作所为使我丧失了对他倾诉衷肠的热情。我打算离开时，电话铃响了。里安对着话筒说了一大堆平面图、布局等装璜设计的行话，然后用手比划着告诉我，意思是他的装璜公司接到了一笔大业务。
我与达琳回到自己的家中。我旋亮钢琴上的一只微黄的台灯，达琳就自觉地坐到琴凳上演奏《lovestory》爱情故事这部影片里的插曲。我非常喜欢这部影片。那个黑头发的姑娘被奥列佛四世所爱，他们历尽艰辛，当爱终以幸福结合的时候，那女孩得了白血病死了。而这时画面出现滑冰场的看台上那个男低音忧伤的诉说，他诉说着充满爱的往事。但往事如烟，在戏剧性的快节奏的音域宽广节奏很快的琶音之后，一切又归于了平淡。达琳的演奏技巧已接近了标准。只是我脑海里那个看台上的男人形孤影单，再也没有了黑头发姑娘百灵鸟般清纯而响亮的笑声。我对达琳说：“要弹得如泣如诉地……”可达琳问：“妈妈你怎么了？”
“妈妈想再听听你为童话故事《小红帽》谱写的一首钢琴曲。”我吻了一下达琳的额头说。
达琳爽快地答应着。她谱写的曲子弦律极简单，但理想与愿望的情调却异常鲜明。她是我唯一的女儿，也是我唯一的私人财产。我牵着她的手走上了漫漫的铺满荆棘的人生之路，也牵着她的手随风漂泊，在生之过程中寻找精神家园。
如今达琳已经六周岁了。她的体型很漂亮。腿很长，健康而又充满弹性。这些天她穿一件我编织的黄色毛衣和一条黑色健美裤，常常在楼下院子里骑一辆20寸的小自行车。她很快学会了骑车，像大孩子一般在黄昏的夕阳中，她显得那么矫健。可晚上的她还要抱着一只玩具小动物白布狗睡觉。她喜欢动物，最喜欢《动物世界》的电视节目。也最喜欢到野生公园去。
现在我把阳台上的金鱼缸搬进房厅来，那里游着金冠、小红帽、黑水手三条金鱼，每天晚上达琳总要给它们喂一些小金虾，与它们默默地对对话。而这时我就围上围裙，去整理房间和洗换下来的脏衣服。
电话铃响了起来。
家明在电话的那头说，他有一种被人远掷千里之外的苍凉感。他想与达琳说说话。于是我把话筒交给达琳，可达琳对着话筒大声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回家？”
达琳毕竟还太小，许多事情她都不明白，也没有必要让她明白。我从达琳手中又接回话筒对家明说：“你别用心险恶，别再来烦我们，我不会与你复婚的。”
“谁要与你复婚？我五月一日就要与宫雪姣结婚了，你来不来喝喜酒？”家明挑衅道。
“祝贺你。你结婚我会送婚纱给新娘的。”我冷冷地说完，随即放下了电话。
后来达琳睡着了，房间里很安静。我就不打开灯，想象自己在一个石洞里静静地呆着，脑子里没完没了地像演电影似地滑过许许多多的人与事。松弛中，我任凭那些镜头一幕幕闪现。
现在我脑海里的镜头是1993年的盛夏时节，我在瑞典多声部影片《野草莓》中，紧紧地拥抱了那个令我迷恋的男人——英格玛·伯格曼。他的如诗如画般的忧郁都渗透在旅途中。我喜欢野草莓野草莓野草莓，我与他们身处两个不同的疯狂时代，却能心息相通，那是一种诗的精神。
这晚我翻来复去睡不着，我在漆黑中抓过枕头边的纸与笔，写了一首《失眠》的诗，钟声敲过十二下后/翻来复去还是昨日的思绪／只野猫凄楚的叫声/叫碎了／悬在我枕边的一颗泪……/我写完这首诗，仿佛如释重负，呼呼地一直睡到太阳照在我的床头边，以至于匆匆忙忙送达琳去行知幼儿园，路上差点出车祸。
从幼儿园出来，我忽然想起那个中学老师苏艺成交给我的一叠手稿，我想无论如何这两天要给她看完。于是我想在家里看稿，但必须与编辑部张主任打招呼。这么一想我就跑到公用电话亭，给张主任拨了个电话。
电话亭旁有一个牛肉粉丝和油煎锅贴的摊点，热腾腾的锅贴一出锅，空气中就弥漫着一股诱人的香味。许多人在那里吃得津津有味，真让人有点馋涎欲滴。一个农村妇女拉了我的衣角问：“丝棉要吗？”我说：“不要。”我就买了一碗粉丝，四只锅贴蘸着辣酱吃起来。我一边吃—边想我在大街上吃粉丝，倒真是比宴席上吃山珍海味来得自由多了，要是有周树森在的话，他定会像个侠客那样，坐下来先要一碗酒喝，然后说不定他就又抓住了一个小偷。可周树森此刻在哪里？他可真让我思念。
吃完粉丝，我用餐巾纸抹了抹油腻腻的嘴巴，然后顺路走进新生路服装市场。那些琳琅满目的服装让我看得眼花缭乱，我抓起一条厚厚的黑裙又抓起一条牛仔裤，这时一个胖胖的大肚皮男人走过来了，他见我犹豫不决地说：“小姐，这是正宗的牛仔裤，你穿起来一定很潇洒的。”
“什么牌子？”我问。
“树森牌。”那胖男人指着图案似的标牌说。
我一听树森牌，定睛看了看商标觉得没错。那英文字母，确实这样写着。
“多少钱一条？”我问。
“一佰伍拾元。”
“太贵了。”
“那你说多少一条？”
“一佰元我买两条。”
那胖男人顿了顿，忽然一沉头说：“一佰元就一佰元吧。”
我手中提着背袋内的两条牛仔裤，有一种十分委屈的感觉。因为一条大尺寸我要把它送给周树森，选择一个美好的黄昏送给她，他肯定会吐着烟圈哈哈大笑的。对了，他早就要我跟他练武，什么剑、刀、枪、棍、拳都得学，那我不成了女侠了？
离开新生路服装市场，就像离开炼狱般的城市。在一阵混沌和喧闹之后，我发现我从一个货摊到另一个货摊，招摇来去，始终有一只眼睛紧紧跟随着我。我试图看见这个人的整个脸孔和身体，但除了一只眼睛我看不见其他部位。我惊恐了一阵，我很快看出来了，那是我外公的一只眼睛。他不断在我耳边发出鬼怪般的鸣叫，好像在说：“千万莫让我的孙子移居英国伦敦，让他1997年与香港一同回到祖国的怀抱吧！”外公的声音在空中飘浮，紧接着他的低语和脚步声就飘然而去了。
我去母亲家看望外婆时，对外婆说：“我看见外公的一只眼睛了。”外婆说：“你别睁眼说瞎话了。”我说：“外公要给你镶牙呢！”外婆跺跺脚说：“你这个小丫头，想气死我啊！”
外婆还是到口腔医院镶了上下四颗大牙，这样她吃东西就方便多了。母亲说：“外婆口中有了顶天立地的四颗大牙，就天天想吃肉了。”我说；“外婆现在不多吃些，到了阎王殿就吃不到了。”外婆说：“我哪里能多吃，吃了两块就吃不动了。”接着外婆说我孝顺，常想着去看她。
我想起小时候在梦中遇见外婆的情景：她好像坐在院子里一边剥毛豆，一边给我讲许仙与白娘子断桥相会的故事。她讲到高兴时总会从口袋里摸出壹角钱给我，说：“买糖吃去吧！”其实糖我是不买的，我把钱存起来全部买《安徒生童话集》《克雷洛夫寓言》和《唐诗三百首》了。
现在，我拖着一具沉重的躯壳回到自己的家。我坐在沙发上休息想起了不久前，我国南方一家报纸之约采访过一个疯子画家的故事。他是一个老人，他长期失眠。因为不睡、他看到别人睡着的时候所看不到的各种形象。然后他画了许多画。但有一天他忽然大哭大笑，孩子们围拢来看疯子，看他哭、看他笑，他成了一个真疯子。他一疯就是三年，三年后才终于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痊愈了。
这会儿我看完苏艺成的小说手稿，我想静下心来继续写《在分裂中重新抉择》的论文。我要写的是：“我们的文化与文学的今天的确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抉择，取决于我们对于自身位置的选择。”可我写了不到三百个字，就写不下去了。我顺手拿过一本《动物世界》的杂志，最先见到欢歌曼舞的琴鸟。它是澳大利亚热带森林里的稀有珍禽。其外形奇特，美丽非凡，还能模仿其他鸟类和鸣声，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口技大师”。
琴鸟的尾巴长得很美丽，雄鸟有十六枚尾羽，大部分呈栗色并镶有黑缘。最外侧一对尾羽长达70厘米，宽3.5厘米左右，色彩斑斓。当尾羽竖起展开时，就像古希腊的七弦竖琴。它们冬季繁殖。雄鸟从娓娓动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以及那漂亮艳丽的琴尾，频频开屏向雌鸟求爱，一会儿站在树枝引吭高歌，一会儿又跳到地面展开美丽的尾羽，反复表演，直到雌鸟来临，雄鸟的尾羽便朝着雌鸟快速颤抖、滑动，不断地展示那美丽的尾羽。达琳最喜欢琴鸟了，每次到动物园去她总不忘找琴鸟。可琴岛在我们这里是很难见到的，它主要分布在大洋洲东南部和塔斯马尼亚岛上。
《动物世界》的故事看多了，就令我疲倦。我站在阳台上望着城市的天空，它们被尘埃和烟雾笼罩着，显得有点阴郁沉沉。忽一阵风儿吹来，我把嘴唇微微张开着，像一座微启的宫殿之门。这时我想起了曾经轰动一时的伊蕾的诗歌《独身女人的卧室》：你猜我认识的是谁/她是一个，又是许多个/在各个方向突然出现／又瞬间消隐／她目光直视／没有幸福和痕迹／她自言自语，没有声音/她肌肉健美，没有热气/她是立体，又是平面/她给你什么你也无法接受/她不能属于任何人／——她就是镜中的我/整个世界除以二/剩下的一个单数／一个自由运动的独立的单子／个具有创造力的精神实体/——她就是镜中的我我是什么？我在哪里？其实没有答案，谁也说不清楚。就在刚才我攒足了劲儿运足了气，猛地对着苍天大喊一声，就像拧紧的发条，我乳罩的松紧带绷断了，可身体内的许多器官兴奋了起来。于是我推开一片黑暗又推开一片混浊，我好像穿越了无数道门，眼前又总是竖立着墙。人生真是像梦一样，只有阳光是真实的。我置身于这缕不会生锈的阳光下时，我的心情被蒙上了一层斑驳的忧郁。
那是六十年代中期的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有一天我父亲戴着高帽挂着牌，一群浩浩荡荡敲锣打鼓的人蜂拥着闯进了我们的家园。其中一个瘦如猴子似的高个子大眼睛男人一把拉住我气势汹汹地说：“快告诉我，你父亲把妄想翻案复辟的密件藏到了哪里？”当时我正发烧我喉咙痒兮兮的吐了一口唾沫什么也没说。这下我就倒楣啦。他突然愤怒地飞起长腿猛踢我瘦如柴棒的小腿。一边踢还一边说：“你这小兔崽子叫你骨头硬，叫你骨头硬。”我顿时吓得连哭都不会。于是我就胆怯地蜷缩到一个黑洞洞的角落，浑身颤抖又心惊肉跳地不敢出来。其实那时候我压根儿也不知什么叫密件？什么叫翻案复辟？
后来我父亲被关在单位里的一间地下室隔离审查。有一个雪天我母亲攥着“密件”带我去了我们的伯父家。伯父伯母一听我们到了就像躲避瘟疫那样躲避我们，迟迟不肯出来。直到暮色降临母亲终于愤愤地带着我离开了那块地方。母亲挽着我默默地凄楚地在冷风凛冽的雪地里走着，她那布满忧愁的苍白的脸使我感到格外寒冷。我几乎是瑟瑟发抖地走回家，还不时地东张西望好像天边地角会突然冒出一个逮捕我母亲的人。
第二天，我母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对着苍天痛苦后，将“密件”缝进了我贴身穿的一件藕荷色的小衫儿内。并告诉我：“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知道。”记得我当时眼泪巴巴地很懂事地点了点头。
可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忽然地感觉沉重起来。我渐渐地变得孤独恐惧不合群，渐渐地感觉浑身上下的寒冷。我不明白为什么压抑、潮湿的空气不断侵略我的肌肤肋骨？为什么太阳从不栖落我家的窗口？
有那么一个阴霾的日子，当我望着缠缠绵绵的雨丝，望着渺渺茫茫的苍穹，我思念父亲思念得无语哽咽、泪流满面。这个时候一个小男孩从我家门口经过发现我满脸的泪水说：“别哭了。我和你玩。谁欺侮你我就打谁！”他还告诉我他住三楼叫马晓东。
马晓东就是那个时候进入我童年的生活的。那个时候最令我不能忘怀的是有一天他忽然问我喜欢什么？当时我毫不犹豫地说：“黄莺鸟。”
后来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傍晚，马晓东躲躲闪闪地约我去后院去他家的柴房。当我们照着手电进柴房时，那只鸟笼差点让我高兴得跳起来。可遗憾的是马晓东取下鸟笼发现黄莺鸟已经死了，死得莫名其妙。回家的路上马晓东情绪十分沮丧，他非常懂事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它会死得这么快。”
接下来的一个夜晚，我就听见从三楼窗口飘来的马晓东歇斯底里的哭喊声，以及夹杂着他母亲的打骂声。我这才知道马晓东原来是偷了家里的钱替我买黄莺。我顿时感到有一种嘶啦啦的疼痛感。这以后他的父母就再也不准他与我在一起了。我又回到了原来的孤独。
许多年过去了，我对那缕阳光依然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哀伤。同时对马晓东当年为我那一顿挨打，也产生一份遥远的歉意与内疚。
母亲从浙医二院下班回家说：“一个女孩子从校宿舍3楼跳楼自杀未遂。四肢虽然无大损伤，可脾脏和肾脏都出了问题。我下午给她做了脾脏切除术，但肾脏就麻烦了。她需要做血透才能维持生命。她是一所中学里的语文老师，校长、教导主任都来看望了她，她流泪了。”
“她叫什么名字？”我吃惊地问。
“苏艺成。”母亲说。
“她为什么要自杀？是爱情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不太清楚，你认识她？”
“如果没有弄错，那她就是来找我给她看小说手稿的那个苏艺成。”
“那你去医院看看就知道是不是了？她住616病室。”
苏艺成究竟为什么要自杀？我除了编稿，就泡在家里胡思乱想。我想她这么年轻，如果终身血透倒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况且血透的价格很贵，教育局会不会为一个自杀的人付这么昂贵的医疗费呢？！
浙医二院的病房区大门外乱哄哄地站着一大堆人，门卫警察把守很严，不到一时半他是不会放一个人进去的，这是铁的纪律，谁也别想蒙混过关。
我站在大门外静静地等着，走廊里有人拄着拐杖走路，也有人心事重重地翻阅病历单，但更多的是拿着大小慰问品的探病者。我在医院门口的花店买了一束鲜花，仿佛是去送给海湾战争中攻打伊拉克的勇士。
苏艺成住的病房有8个人，她在靠窗的位置。其他几张床前都围着病人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只有苏艺成最冷清。她仰卧着，左手臂掉着点滴，鼻子上插着氧气，用部插着导尿管，一副重病人的样子。她似乎在熟睡。我看了看她床尾的纸牌，上面写首：苏艺成、女、二十五岁。她确实是苏艺成无疑了。我坐在她床边，等待她醒来。这时一个中年妇女大概是从洗手间出来，走到我的身边告诉我，她是苏艺成的母亲。
我与苏艺成母亲闲聊了几句，苏艺成醒了。她微微仰起头，发现了我，用一种沙哑的声音很轻地叫了我一声：“池老师。”我发现她面目苍白，有点浮肿，就不想问她些什么了。记得那天她来出版社找我，交给我她的小说习作是想与我谈些什么的，可我拒绝了她。
“池老师谢谢您的花，您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她有点不好意思地吃力地说。
“沈医师告诉我的，她是我母亲。”我说：“你有什么事尽管找她，你是她的病人，她会对你负责的。”
“真的，那太好了。”苏艺成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她显然是打起了精神。我发现她剪成了齐耳短发，刘海也剪得很整齐，从侧面看她的睫毛很长，向上翘着，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
“你闭上眼睛，好好休息，别多讲话。”我关切地俯下身去说。
“我已经好几天没讲话了，池老师，趁您在我身边的时候，就让我多讲几句吧，我想您会理解我的。”苏艺成一边说一边用一只右手抓住我的一只左手。
我点点头。她就说：“我前些天在《世界博览》上看到好莱坞一代巨星《马龙·白兰度的家庭悲剧》这篇文章。文章里描写了1990年5月16日晚上10点钟，洛杉矶白兰度的别墅里。一层客厅“砰”地传来一声枪响，白兰度闻声急忙下楼，只见女儿切思娜的情人达格头上中了一弹，倒在血泊之中。开枪的是白兰度的长子，三十二岁的克里斯蒂安。后来白兰度竭力为儿子辩护，并抵押了房产，出一千万美元的担保金保释了儿子。然而，从小难得有父爱的切思娜与父亲的鸿沟越来越深；她患有严重的精神抑郁症，在她与情人达格所生的儿子被警方拒绝归还她时；她忧郁已极，最终在1995年4月16日傍晚悬梁自尽，年仅25岁，”
我对苏艺成给我讲白兰度的家庭悲剧十分吃惊。因为我也是一个马龙·白兰度的影迷，他主演的《码头风云》和《教父》曾两次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他极具魅力的艺术形象，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不过我故做镇静地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这会儿苏艺成大概是累了，她微眯着眼睛，一个护士走进来给她换了瓶点滴；我说你别讲话了，好好休息。
我去洗手间。
在洗手间的门缝里，我似乎听到一丝怪异的声音，那声音如同一声声连续不断的咳嗽，从阴曹地府中冒出来。我把耳朵贴在门上，模糊地触摸到一种与死亡相关的东西。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我看见太平间又抬进一具尸体。我的心颤栗了一下，我想苏艺成的肾脏要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功能？
我百无聊赖看窗外的天空时，苏艺成又打起精神说，我家在庆元县城，父母只有我和妹妹两个女儿。父亲在庆元中学教书，母亲是家庭妇女。我们家的经济不宽裕，母亲有时就把我们家乡的上特产香菇拿到杭州来卖。我考进大学的那天，母亲一直把我送到杭州，还把卖香菇所得的钱全部塞给了我。可我入学以后，就不想母亲来找我了。我对母亲说你别来找我了。然而有一次母亲还是忍不住地来找我了。那天我们正好写作课下课，我母亲提着一只大竹篮，穿着一身黑衣裤，一股山里人打扮的样子，大着嗓子在教室门口喊我。我当时十分讨厌母亲，气势汹汹地对她说：“叫你不要来，你还来？快走吧？”后来同学们问我那人是谁？我十分虚荣地说：“是我们家的阿姨。”
“多年来我都不太喜欢与同性交往，我几乎没有一个女朋友；但异性又很难交朋友，他们不是假惺惺爱我。就是想占有我。我交过十几个男朋友，一次次被他们欺骗、强暴；我现在对异性也完全丧失了信心，只有自杀才是逃避人生一切烦恼的最好归宿”
苏艺成很平静地讲着。我觉得格外寒冷，我无法承受她的这种观点。
“自杀很可怕，是吗？”她神情肃然地望着我：“海明威和三岛由纪夫，他们一个在西方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头颅，一个在东方用刀剖开自己的腹部。他们都非常残酷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种艺术的残酷。”我说。
“可我不是艺术家。我自杀只是对任何一种男人和女人都没有信心了。我的心灵很黑暗。”苏艺成舔了舔嘴唇，她的嘴唇线条分明，很性感。
“那么你对我也没有信心吗？”
“不，通过这一番聊天，我现在觉得您是我唯一的知心朋友了，您理解我的痛楚，重新唤起了我做人的信心。”
“那感情好。其实你的小说写得不错，你完全可以继续写下去的。我下次来看你时与你谈你的小说。现在你必须休息了。”
“我会等您的，池老师。”
“我会再来看你的，苏艺成。”
我转身要走，她看见沈医师进来了。我说有沈医师给你治疗，你就放心吧！我说完朝沈医师嘿嘿一笑，飞快地走出医院，骑上自行车回家去。
我坐在桌前，捉笔伏案时一种超然的宁静，使我觉得我也早已踏上了一条奇怪的道路。这条道路没有尽头，只有永远的寻找和心中怅然若失的忧伤。这种忧伤虽然不乏畸形的美丽，但若成为习惯，就像患了一种无法医治的疾病一样可怕。
现在我像个傻瓜一样，记下了苏艺成刚才与我说的话，又开始找一本《精神病病例分析》的书，我希望能发现点什么，可我失望了。于是我胡乱翻着，但有一段被我注意到了：“一般来说，精神分析病例不容易描述。要把所有研究、分析、治疗的经过，从头到尾详细且完整地报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在我看来，苏艺成或多或少是一个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我觉得她要在分裂中重新抉择，当然这要等她肾功能恢复正常以后。我所能为她做的，只能是以一个女性的角度频繁深入地与她交往，让她感到女人更理解女人。
我在百货大楼逛商场时遇到里安，他正在文具柜台买画笔、颜料，他说他要为刚刚认识的女朋友画一幅画。我说是不是前几天我在你家里遇到的那个叫安峥的女人，他说是的是的。我说安峥打扮得俗不可耐，说话又唾沫星子四溅你怎么会给这种女人画画？
“为什么不可以？你这是嫉妒。”里安刻意挖苦我：“你不肯给我画，你离婚后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我看你已成了一个性冷淡的女人。”
我气得咬呀切齿：“我和周树森做过爱！”
“谁是周树森？”里安问。
“一个侠客。”我说。
里安不吱声了，他讥讽地用眼角膘膘我，猛地拉住我的一只手、往电梯口走。
我们走到武林广场喷水池前的石椅上坐下来，他给我讲述元宵节那天他去柳浪闻莺看灯会时，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踩了一个女人的脚，那女人啊哟一声叫了起来，他本想一走了之，可那女人疼痛得蹲了下去，使他欲罢不能；他只好向她道歉，并扶着她走到一张椅子上休息。这时他才发现那女人穿着件红衣服，绿裤子，鸡窝般的卷发染成红色，人有点胖，看上去活像个地摊上卖服装的老板娘。他心里非常讨厌，但聊着聊着就发现她谈吐不俗，是个很精明能干的女人。你猜她原来是干什么的？
“不是歌舞厅的三流歌手，就是某个单位的供销员。”我说。
“不是。”里安说：“她是建筑设计院的建筑师，一个老处女，拥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装璜得富丽堂皇，所有的家具都是她自己设计的。”
“真的，怎么一点不像个建筑师？”
“人不可貌相。”里安说，“我要给安峥画一幅裸体画，这幅画很有可能会获得成功，如果成功了我就娶了她。”里安对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睛一直亮晶晶地对着我。
中国知识分子在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以来，所形成的有关“现代化”与经济成长的基本“共识”业已彻底破裂。主流话语与市民社会均十分冷漠，而知识分子内部却在异常激动的大论争中，过去的认同与信念已破尖锐地质问。我们的位置何在？我们的选择与思索的路向何在？在一切看似混乱的声音之中，历史的日程表无情地超出了那些无论是新神学，或是人文精神的狂躁与恐惧，矫情与迷乱。伽里略说：“地球依然在转动啊。”我们的确需要像布、粮食和水一样需要理想。崇高和责任感。但商品化与市场化给我们的文化带来了一些冲击，世俗的文化的确有许多问题缺陷，可这不能成为分裂的理由。
当然，目前的文化与文学似乎已在分裂中呈现了自身的形象。在这里我们需要一个“有机知识分子”的新抉择，这是面向今天的抉择。
几百万元的有钱人像雨后春笋般地多了起来。徐斌靠做股票发了大财，在南都花园买了一套别墅，又买了一辆桑塔纳小轿车，有了保姆和情人。蔡晓东却靠伍仟元卖女式短裤、胸罩起家，如今他的服装和皮鞋生意越做越大，尤其是芭芭拉女式皮鞋已在全国许多个大小城市经销，成为一流的名牌产品。徐斌和蔡晓东是表兄弟，小时候一起住在外祖母家，后来又一起在一个乡村插队落户，如今都在杭州这个城市发了迹。徐斌。蔡晓东都长得不错，又潇洒又帅。可他们一个喜欢女人，一个喜欢钱。徐斌常常大腹便便手提大哥大带着女人出入宾馆酒店的时候，简直比乾隆皇帝下江南还要风流。而蔡晓东却像葛朗台那样死守着钱财，连老母亲生病了也不肯拿一分钱出来，真他妈的不像话。但蔡晓东很喜欢去图书馆借武打小说看，他看过金庸、古龙的书，也看过王朔的小说。有一回我去他的精品屋买芭芭拉皮鞋，他说你给我写一部报告文学的书，我可以给你一笔比稿费还要多的钱。我听了一阵惆怅，想来想去还是谢绝了他，从此就未见到蔡晓东。后来听说蔡晓东家里遭盗窃，他母亲被人杀害了，我听了戚然。
那天晚上我看到本市新闻联播上，报导了蔡晓东母亲被杀的案例，那惨境让我毛骨悚然。
我曾和家明一起去蔡晓东这里买过一套男式西装。家明一直对蔡晓东没有给他优惠价耿耿于怀。家明曾半开玩笑半诅咒地对我说：“这么吝啬的人，迟早要被人偷盗的。”现在不幸被他言中。
家明自从那天离开我外祖母后，我还一直未再见到过他。这会儿他打来电话中气十足地说：“青青，蔡晓东家出事了知不知道？我早就说过像他这样有钱并非好事。”
“当然钱有时能帮人，有时也能害人。”
我和家明通电话时，达琳正在弹钢琴，家明说：“你总把达琳捆绑在钢琴上，她还有什么童年呢？”
我冲着话筒说：“你别多管了，你还是赶快与那个叫宫雪姣的女人结婚吧！”然后就放下了电话。
达琳离开琴凳，她忽然对我说：“我不弹琴了。”这足以增加了我对家明刚刚打来电话的怨气。
进入春末以来，我住宅街对面的屏风农贸市场，一到黄昏时分就四处堆着菜叶皮、烂柿子等乱七八糟的杂物。我楼下的邻居王大伯退休后每天义务到农贸市场清理垃圾。他原是植物园的工人，市级劳动模范，一生都喜欢助人为乐。他清理垃圾的时候，那些小贩总会说，像他这种分文不取的傻瓜真是越来越少了。现在的人钱看得很重，而情日益淡漠了。
我漫无边际地在大街上行走，时间在流逝，我身边的商店都在摇摇晃晃地发出钟摆摇动的节奏。人欲横流的大街，一张张像患了溃疡病的烂土豆皱皱巴巴的脸，与我擦肩而过；他们步履艰难，心事重重。穿梭往来的“的士”像一个个疲于奔命的妓女，街道怀孕了；小贩的叫卖声与丁香、桃红、月季在街心公园开放着。
周树森骑着摩托出现在中山街的时候，我正从屏风农贸市场提着一块精肉，一袋青椒回家。我看见周树森忽一个转弯往我家的方向驶去，他穿着一件黑衬衣一条牛仔裤，十分潇洒。我故意慢慢地走着，让他多敲一会儿门。
我走到楼道口的时候，看见他正站在我家门口抽烟，他看见我说：“青青快开门，别让我等得太久了。”
我打开门，他先窜了进去。我放下手中的精肉与青椒，还没来得及洗手，他就紧紧地拥抱着我。他吻我的时候，舌尖上的一股烟味儿，直接进入我的肺腑。我脏兮兮的手，在他的黑衬衣上擦干净了。
他抱着我来到床前。
正是上午九点多的时光，楼道里没有脚步声，楼外的阳光被我厚厚的墨绿色窗帘遮挡住了。他像一条饿极了的狼那样飞快地扒下了我的衣裳，将我的毛衣、裙子、短裤、袜子一样样动作敏捷地甩向沙发。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他热血奔腾的身体与我紧紧相挨，迫不及待地表示对我的思念与爱意。此刻，他满腹的热情满腹的欲念都通过嘴唇在我身上流连忘返。我一下子觉得我是他躯体之下的大海，那大海在他攀援我的头颅之巅的俯瞰下，终于让我感动得泪花闪闪。
中午时分，我穿上衣服准备做午餐。他闭目养神赖在床上。我打开水龙头洗菜、淘米心情格外愉快。我做了青椒炒肉丝，糖醋排骨，鱼圆青菜汤。天忽然地暗淡了下来，春末的季节天就像女孩子的脸说变就变。我望望窗外，碌碌无为的人，寂寞空虚的人，在街道上晃荡，毛毛细雨悄然落下，那景色实在富有诗意。生活应该是美好的。我想起那篇还没有完成的《在分裂中重新抉择》的论文，就对周树森说：“分裂中重新抉择了你，你这个侠客福气不错。”
我吻了他的额头，他搂紧了我，我将脸埋在他的胸上，他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告诉我什么梦？”我说。
“教堂。”周树森说：“我与我的新娘在教堂举行婚礼，我的新娘吻着我的额头对我说：我爱你。”
“你胡编的。”我装做生气地要离开他，可他索性把我的衣服又扒了下来。
我躺在周树森的肘弯里，窗外的毛毛细雨嘀嘀嗒嗒地下着，我们陶醉在一片情爱之中时，他总是睁着一双大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他这样盯着看我是在倾诉：“我爱你，我爱你。”这种倾诉把快乐推上登峰造极的地步。
吃午饭时已是下午一点半了，我把鱼国汤热了热，我们就狼吞虎咽地吃着。我们一边吃一边听音乐。录音机这会儿正在播放那首我非常喜欢的《theendoftheworld》（世界末日）这首歌：
whydoesthesunonshining？
（为什么太阳继续照耀？）
whydoesthesearushtoshare？
（为什么海水还在冲向堤岸？）
don"ttheyknow
（它们不知道）
it"stheendoftheworld……
（这是世界末日……）
这种平静伤感的情调，周树森不喜欢听，他几次要动手关掉都被我阻拦了。我安静地倾听，心里有些沉重起来。
“你在想什么？”周树森说。
“没想什么。”我说。
“那你为什么哭了？”
“谁哭了，我的眼睛不知怎么回事。”
说完，我们谁也没再出声，只是静静地倾听这首歌。
大概是想到了些什么，听着听着我心里莫名其妙地难过起来，而且一哭则停不住，越哭越伤心。
“你究竟怎么了，是不是嫌我欺负你了？”周树森着急地说。
“是啊！你欺负我你这个大坏蛋。”我歪了一下脑袋，抹干了眼泪吃了一口饭说。
“那怎么办？”他吃完饭将一只手悄悄搂在我的肩上说。
我笑了起来，我说我的眼泪其实与你没有关系。他松了一口气说：“你们这种知识女性，到时候总要让人云里雾里的莫名其妙。”说完他站起身要走了。
“树森牌牛仔裤。”我忽然想起那天在新生路服装市场给他买的礼物。
“你说什么？”他停住脚步问。
“树森牌牛仔裤。”我说：“我买了条树森牌牛仔裤送给你。”
我走进卧室，拉开抽屉取出两条牛仔裤。他一看树森牌商标就乐了：“我还以为你跟我开玩笑呢？”
“我讨价还价才一柄元买了两条。”我说：“这牌于不错，它就是你。”
”挺合身的。”他试穿了一下：“谢谢娘子罗！”说完拿着裤子就走了。
我一边收拾碗筷一边想着一些事情。明天我将把《李清照》的电影文学剧本全部校对完毕。回家后把达琳的毛衣拆洗一下。这会儿我想起母亲书橱之巅上的那只良渚黑陶双耳罐，距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了。它罐身上的鱼尾纹和沿口的云纹，每到夜晚在那盏柔黄如柠檬的六角吊灯下发出灰黑色浑朴的光圈。我想杭州的制瓷业起源于良渚文化，而到南宋时期杭州的瓷器在全国更是享有盛誉。南宋皇室定都杭州后，集中全国制瓷名工巧匠，开设了官窑，史称南宋官窑。
我下楼去买脱普复活双效洗发水，路过中山街街口的时候，我看见徐斌挽着个漂亮女人，从中山大酒店里出来，我赶紧回避开去。一个兜售珍珠项链的女人问：“五十元钱一串要吗？”我说：“不要。”我继续往前走时，前边街道上挤满了一堆人，我钻进人群一眼见到了周树森正和另一个高个子男人打架。天哪！我惊讶得目瞪口呆。我看见民警把他们俩人都带走了。人群散去后，我捡起散落在地上的那条“树森牌”牛仔裤。
我捧着“树森牌”牛仔裤，气得简直想骂他个狗血喷头；可不知为什么我又祈求上帝，快快把他从派出所放出来。
又是个该死的雨天！我蜷缩在沙发上胡思乱想地喊到累了，有点昏昏欲睡地微微闭上了眼睛。这时我看到一些过去的岁月同尘埃一起升腾起来，一群群昔日的男女朋友披上翅膀从窗前飞旋而过，他们身上的土屑和锈痕抖落在空中，发出跌落的粉碎声。我在记忆的泥潭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一个名字忽然被风从寂静中托起；我睁开眼睛，硕大的丽珠从高空跌落时溅进了我的窗内，我关上了半扇窗子，又关上了半扇窗子。
现在整个房间全部封闭了起来，我的思路集中，一下子就想起那个叫山子的男人。我们是在一个晚会上认识的，他从舞池的一角走来，用一种灼热与渴望的目光注视着我。
他说，我们去跳舞吧。
我说，我不会跳。
他说，我教你很容易的。
然后，我们便被令人发昏的乐声拖进舞池，他牵着我的手往人群中央走，我们的脚步在拥挤的空间里前行，我们轻轻地踩着二步舞。他告诉我他是一个现代派诗人的时候，舞池的灯光不断地闪烁变换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所有人的脸孔都在变形。山子把我紧紧地搂着，他狂乱的心跳如同乐队里的小鼓，敲击在我的胸脯上，我激动得抑制不住地大声呼吸。
一种晕晕糊糊的感觉从脚底升上来。
他吻了我的额头，又吻了我的一只眼睛，我默不作声由他支配，因为他的每一种姿势都使我感到强烈的完美，震撼着我的全部欲望。
我们互相凝视着对方。山子那双略显忧郁又充满探询的眼睛凝视着我，我感到这是一张满溢着力量与深情的脸孔，尤其嘴角处那一道沉思的皱纹，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他内在的沉着。深邃与沧桑。我再也顾不上许多了，随着我们舞姿的旋转，周围的一切似乎都融化了；我的舞伴雄马一般强壮的腿，让我开始“堕落”了起来，我背叛了家明伤害了家明，以至于最后导致离婚。我想到这里正想找一件雨披去幼儿园接达琳时，电话铃响了。
“喂，谁呀？”我问。
“山子，我是山子你这会儿来我这里好吗？我有公事与你谈。”山子的妻子是个舞蹈演员，有一次山子邀我去他家时，他妻子去了外地巡回演出。我们就在那天开始有了第一次。
那天他穿着一身白色运动服，像三国的周瑜那样英姿勃发，这给了我良好的视觉和触觉的享受。窗帘低垂，在幽暗暧昧的光线中，舞蹈演员脱去她的丝质睡衣。我躺在他们的大床上，看到一件米色真丝睡衣像水一样脱落在床前的沙发上。这使我想到舞蹈演员颀长的颈项，光滑的肩膀，凸起的乳房，细细的腰，饱满沉实的臀部以及修长的双腿，一一在朦胧的光中浮现出来；像空气一样她的影子无处不在。不过我跟山子的关系很快就变味了，不是因为某件重要的事情，而是渐渐觉得感觉不对，我就毫无犹豫地离开了他。
这会儿我来到山子的家，山子开门时依旧穿着一身白色运动服；只是他已不是从前我们相爱时的那个山子了。他见了我有几分兴奋，又有几分怨气和拘谨。
客厅里多了一套组合沙发，黑色的，坐上去很舒服。不知怎的，我也觉得有些拘谨。他亲自端来为我调好的咖啡时，我竟有些张口结舌地说：“你最近、最近又发、发表了什么诗作？”
“什么也没写，我最近调到《现代旅游报》去做编辑了。”他说完在地毯上来回踱步。
“没有，没有，只是很想念你。”他说。
“那我走了。”
“再坐一会儿。”
我重又坐在沙发上时，看见了舞蹈演员丢弃在沙发角落里的红色真丝内裤和一只乳罩。这使我想起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山子，意外地听到了女人的声音“喂”，这声音沉甸甸地击中了我的头部，使我在那个瞬间丧失了几秒钟的知觉。几秒钟过去之后，对方听到电话里没有声音又“喂”了一声，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个沉甸甸的声音，就是舞蹈演员发出的声音。我穿过她的乡花拖鞋，侵入过她的卧室和床，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她的声音经过电流的还原显得神秘莫测。
山子送给我一本于坚的诗集《对一只乌鸦的命名》，这个书名很奇怪让我喜欢。其实我早就读过于坚的诗歌了，他早年的杰作《尚义街六号》和《零档案》都是我比较喜欢的诗。其中有一首：“一些人结婚了／一些人成名了／一些人要到西部／老吴也要到西部/大家骂他硬充汉子/心中惶惶不安/吴文光你走了吟晚我去哪里混饭嗯恩怨怨吵吵嚷嚷／大家终于走散／剩下一张空地板/像一张旧唱片再也不响/”……让我抄到了笔记本上。
“你的《在分裂中重新抉择》的论文进展如何？”山子掉转了话题问。
“断断续续。”我说：“我不像你那样才华横溢。”
“少挖苦我。”山子兴味索然地说。
客厅里一只苍蝇在飞，它沿着贴近窗子的一侧绕来绕去。这使我感觉整面玻璃窗都在摇晃起来，连同窗檐下边的组合沙发也在一起晃动，仿佛客厅里所有的一切都正在从这一刻起丧失了稳定与安全。
山子的眼睛凝视我说：“青青，我想你！”
我沉默着眼睛望着别处，做出无动于衷状。
他坐在原地不动，继续一个人竟自说下去，“我非常非常的想你，我是真正爱你的。”
他的语调沉重而缓慢，好像从他嘴里吐出的不是一些美妙的句子，而是一堆滞重的石头。
“青青，我一点都不想伤害你，我只是想见你，抑制不住地想见你，想和你在一起。”
我注意到，他终究回到了这个核心问题上。而且当我的名字从他的唇齿间闪动的时候，他的嗓音便不由自主地发颤。
房间里一时死一般静寂。
他没有走过来触碰我，两条长腿仿佛被地底下的一股凉气吸住，动弹不得。我依旧不看他，可我的余光还是瞥到了他的脸孔，他的脸孔忧郁而深沉。
“我告辞了。”我说着站起来的时候，看见门框上一个很大的蜘蛛网，那薄翼般的丝网在微微颤动。
“青青。”山子一步步向我靠近过来的声音，让我清晰地听到了他的呼吸声。但那声音还是十分理智地在离我一步之遥的地方停住了。
我重又去看苏艺成的时候，苏艺成的肾功能已经完全复原了。她正在整理东西准备出院。她看见我来了，高兴地说：“谢谢你妈对我的精心治疗，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给我的第二次生命。”
“不用谢的。只要你好好工作、写作和生活我们就安慰了。”我说。
“池老师，我出院后一定还要写小说，到时请您多多指教！”苏艺成说。
“你出院后休息两天，然后到我家来玩，我与你谈你上一次的那个小说好吗？”我一边说一边帮助苏艺成整理东西。
从医院出来我有点心事重重，母亲说外婆这些天忽然地吃不下饭了，吃不下饭的老人问题就严重了。我想外婆前段时间身体棒得让我羡慕，怎么说不好就不好了呢？
今天是四月三十日，明天家明就要结婚了，这是那次电话中他告诉我的，我反复回忆那个叫宫雪姣的女人形象，可就是模模糊糊想不起来，只记得她是开皮鞋店的，很有钱；家明现在穿她皮鞋店里最高档最时髦的皮鞋。我想象他们的洞房之夜，家明会在宫雪姣的躯体之上所向披靡，我就又妒嫉又脆弱得如初冬河面上的一层薄冰，心里有点承受不了地想念许多美好的往事。可往事如烟。
现在由于我的某种特殊心境，我有些心不在焉、神不守舍。我很想找人排遣忧思，但去找谁呢？里安、山子、还是周树林？当然里安、山子对我来说实在不太妥当，那么只有周树森了，可我到那儿去找周树森呢？
说实在，我非常想与周树森这个年长于我，使我信赖和依恋的男人交谈，使他丰富的社会经验化成我的经验，以他的清晰了然化解我的模糊混乱，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是那么地需要他。
我想告诉他，多年来我真正喜爱的人其实是他，我对他的情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益生长。此刻我迫切地想见到他，我决定去湖滨派出所打听他的消息。
然而派出所的民警告诉我，那个打架的周树森由于在部队里立过一等功，当天就被放出去了。周树森是个流浪者，他此刻在哪里流浪呢？
我漫无边际地在大街上行走，火车站永远是嘈杂不堪的。到处都是人，源源不断涌出的人喧闹得杀灭了空气中东奔西跑的氧分子，令我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我快步离开火车站时，那个招揽生意的小旅店服务员在我身后像牛皮糖一样地缠着我问住不住宿。我摇摇手穿过城站广场，在一个炸羊肉串的摊位前买了一串羊肉。我一边走一边吃，迎面碰上一个衣衫槛楼的算命先生，他拦住我的去路说：“你的相不错，我给你算一个怎么样”
“不要，不要，我不要算命。”我结结巴巴地说，飞快地走进一条小弄堂。这时我看见前面一个很像周树森的背影，我紧跟着他走了一程路，结果他转过头来时并不是周树森。天哪！怎么会有如此相像的背影？
其实周树森我是找不着的，他神出鬼没得让我不可捉摸，我既气愤又思念，这种心情有时让我矛盾重重。我想为什么我会喜欢周树森这个人呢？是不是他侠客一样的流浪秉性在吸引着我？而我的心我的精神是不是也在流浪呢？我忽然忧郁了起来，莫名其妙地走进了一个电话亭。
“祝你再婚快乐、幸福美满。”我故做潇洒地对家明说，可心里还是有一份酸酸的醋意。
“你拿什么礼物送给我们？”家明欣喜地说。
我一时语塞，心里乱乱地挂断了电话。我不知道我的情绪为什么如此反常？是不是我还爱着家明？是不是还剪不断与家明共同生活过的那段时光？可那段时光早就永远地逝去了。
现在我必须用心灵和时间把家明彻彻底底忘记。
我回到家，苏艺成已等在门口了，我一点也没想到她这么快会来我家。她见到我一时孩子般地兴奋起来，竟把她手中拿来送我的一只花瓶给打碎了。我一边扫着碎玻璃，一边安慰她。她今天穿着一条白色连衣裙，显示出她非常苗条的身材。
我说：“喝咖啡还是喝茶？”
她调皮地眨眨眼睛问：“有椰子汁吗？”
我说当然有，我将椰子汁递给她。她喝椰子汁时我注意到她的眼睫毛很长，是属于那种非常漂亮的女性。
我邀她进我的书房。她从客厅赤脚走上书房的地毯时，手里拿了一叠厚厚的手稿。
“这是我以前写的几个短篇小说。”她笑笑交给我说：“不知道写得怎么样？”
“你上次那个《无人相信》的短篇写得比较好，故事情节不错，只是语言单薄了些。”我说：“看来你还得在语言上多下功夫。”
“是的，是的。”她有些抑郁地说：“语言是很重要的。”她说完，跑出书房去了卫生间。一会儿她从卫生间出来对我说：“池老师，我很想调工作，最好是到报社做个编辑或者记者。”
“那我帮你联系联系，不知道《现代旅游报》要不要人？”我说。
山子刚刚调到这个报社，我想如果托他，让他与总编说说，也许有点希望。于是，我对苏艺成说，“今天是四月三十日，明天就是“五一”劳动节了，我必须现在就给你去一趟《现代旅游报》社，探听一下消息。你在书房随便翻翻书，等我回来一起吃晚饭。”
山子坐在办公室里一边抽烟，一边看稿，他见我来了十分惊讶地说：“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是苏艺成，我的朋友苏艺成。”我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山子大概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眼泡有点浮肿地觑着眼听着，也不时地用手指弹着烟灰。他这个动作使我想起周树森。一会儿，他嗫嚅着：“总编与我关系不错，我去说一般问题不大，不过你的朋友工作能力怎么样？”
“没问题，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的，是个中学教师。”我说。
“那我与总编说通后，打电话给你。”
“谢谢。”我递给山子一个微笑，便起身告辞了。山子一直送我到报社大门口。
我到幼儿园接了达琳，又与达琳一起在屏风农贸市场买了一斤鸡蛋，一把青菜和一只烤鸡。回到家我一边准备晚餐，一边对苏艺成展开了我的叙述。苏艺成听完我的叙述，哈哈大笑了起来。她笑得那样灿烂，单纯，她说：“看来我有希望成为一个记者或者编辑了。”
我说：“那你就与我同行了，咱们互相鼓励吧！”
“其实我是重新做人。”苏艺成低下头，眼睛里似乎有泪水。我洗完青菜、擦干了手，走过去用手抚了抚她的头发，她颤抖了一下放下正在与达琳走的象棋说：“我刚才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他问我池青青在吗？我说不在。他就莫名其妙地说，‘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我骂了他句神经病，就把电话挂了。”苏艺成朝我看了一眼又说：“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会怎么办呢？”
我递给她一只香蕉说：“我也会骂他神经病的，不过他到底是谁呢？我一直在等那个神出鬼没的周树森，会不会就是他打来的？！”
我确实不知道我是不是陷人了幻觉，我脑子里呕嘟眶嘟地乱想。那个恐怖的电话铃声，使我感到我的身体随时都有可能破裂，我的精神也会瞬间分崩离析。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究竟是谁？为什么总让我朦朦胧胧地看见一片流动的沙滩？这事情实在糟糕，它唤起我肉体的痛苦感觉，却唤不起我的记忆。我整日精神恍惚，周树森冲进来的时候，我正坐在沙发上哭泣。
“怎么门没关紧，不怕盗贼闯进来？”他说：“哭什么？”
我说：“那恐怖的电话是不是你打的？”
“你说什么？”他眼睛瞪着我，一副稀奇古怪的模样。
我说：“一个恐怖荒唐的电话，把我搞得昏头昏脑，精疲力竭。”
“是谁打来的电话，早晚得把这混蛋一拳头打死。”他冲着电话骂了一通糙话。
我笑起来，大概我笑得太突然，把周树森都给笑懵了，他呆头呆脑地望着我。
“你神出鬼没的，这么久都死到哪里去了？”我边说边发现他脖子里挂着一件玉器。我仔细看了看玉器，酸溜溜地说：“哪个小姐送你的礼物？够难看的。”
“我是买来送你的，你不喜欢它，下次我再买块漂亮的来。”他说着从脖子上取了下来。“你看这只小狗多可爱。”
“你别再胡说了。”我说：“我不属狗。”
“那你属猪？”他揪着我的耳朵：“你这蠢猪！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爱你！我浪迹天涯的时候心里只有你。”
“你闭住你的臭嘴！”我推开她，霍地站了起来：“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瞧瞧……”周树森皱着眉头说：“你就是不信任我，你这蠢猪！”
“你才是蠢猪！”我推开他去卫生间解小手，他听见我将水箱的水弄得哗哗响，就跑过来将我一把抱了起来摔进卧室的床上。这时候时间是肯定静止不动了。恍惚中我感到胸脯的皮肤上滑过一阵微凉的湿润，它强烈地刺激着我的感官王国。我想说些什么？可我的声音虚弱得不堪一击有点虚张声势，我知道我在掩饰我的欲念和带有梦幻般的想象。
周树森半天也不作声，我被寂静折磨得无法忍受，我缓缓地抬起头来，周树森的躯体给了我终生难忘的意象。我想这躯体多像十九世纪古典派风格的油画，他如果不动，我肯定以为那是件艺术品。但他在动，他的眼睛大放异彩，喷射出炽热的渴望。
“我爱你。”周树森死命地吻着我说。他的巨大的吸吮力量几乎要把我的心脏从喉咙里吸出去。我感到舌头下面与牙床接处的部分一阵疼痛，口里溢出了一种腥甜，我知道我的那条连接舌头与下牙床的肌肉带被周树森吮断了，他的疯狂使我确信，他的确爱我。
我躺在他的臂弯里，我的痛苦漂泊的心就靠向他的胸膛——那是无形的岸啊。我想我与周树森不同于那种缠绵悱恻的爱，那种温柔甜蜜的爱，它锥心刺骨，它深邃沉重。
现在我注视着眼前从窗帘缝隙里射进来的一块光斑，它照在周树森的脸上，使我清楚地看见他内心的疯狂冲动已经悄悄地融解为内在的温柔。我闭上眼睛，很快进入了梦境。我的梦境犹如离奇的花朵，它们的茎电线杆一样高而直，没有叶子，藕荷色的花瓣又大又厚，一层一层地围绕着电线杆般的粗茎，那情景让我真切地感到了梦与我们息息相关。
我梦见遭受污辱，被人诽谤攻击又被人用水泼到自己身上。
我梦见被人追赶，拼命奔逃又到处碰壁。
我梦见一个灰衣男人一下变成了一只大黑狼。
我梦见我漂浮在大海之上，被风、波纹，变化的水速，驶离了现实世界。
我梦见我身轻如燕，脚一点地就腾空而起呼呼飞翔。
我从梦境里出来，瘫软得像死过去一样。我睁开眼睛发现周树森已经不见了，我猛地像上紧的发条突然绷断地从床上蹿起来；床头柜上有一张纸条，是周树森留给我的，上面这样写着：“你使我的灵魂和世界都亮堂了许多。”
我飞快地穿上衣裳，跑到阳台上去看周树森，周树森刚刚发动好铃木摩托车，屁股上冒着青烟开走了。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黄昏了，马路上尽是下班族拥挤的自行车，天空污秽不堪。我想着周树森空着肚子离我而去，这一去又不知什么时候再来，心里便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我知道我今生今世是离不开他了，我的眼泪证明我是多么爱他。这个流浪的侠客，又去哪里流浪了呢？
我的床单、被子里还有周树森身体的气味，地毯上还有他弄脏的烟灰和他丢下的一个打火机。我捡起打火机时忽然想起他曾经告诉过我他从小住在东风木柴厂附近。这一想起让我兴奋极了，我打算明天去他从小生长的地方。
东风木柴厂在东街路的北面。这条街是如今杭州城里比较破旧的一条老街，它像一根烂猪肠子一样横躺在好里。那里街两边古老的房子一间间都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显得苍老与疲惫。一些零零星星的烟摊、瓜籽摊、水果摊、夜宵摊分布在路两侧，肮脏的酒馆传出猜拳行令的声音。据说南宋时期这里也是比较繁华的地段，商行遍布，车水马龙。我漫无目的地骑着自行车，心里想着一些道听途说的有关这条街的传说。东街路拓宽马路的工程已经立项，不出两年就会上马，那时这些微微倾斜，墙壁斑驳脱落的老屋将被拆掉。我骑上一座桥，在石桥的一端突然与一个人相遇。他一边走一边喊：“停住、停住，你给我停住。”我发现他是个精神病患者，便大胆地打了一声招呼：“嗨，你好！”就停了下来，可他冲着我笑笑，与我擦身而过。他像大多数精神病患者一样，走路很散漫，晃晃悠悠，有一种逍遥感。
我想象他为何精神失常。爱情？金钱？权力？事业？这世俗生活中能制约、桎梏和诱惑人的种种事物我都想了一番，可仍然是一团迷雾，得不到任何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丧失了世俗人要为之奔波、劳碌、明争暗斗的职称、官职、金钱、荣誉等等这一切为人所累的东西，那么他心中留下的那一点是什么？我胡乱想的时候，一只野猫鬼魂似地蹿过来撞翻了我的自行车，我像从地狱中爬起来似的，在一家百货商店门前支住自行车，想到东风木柴厂附近的小巷子里转一转。这时几个流里流气的男青年打着口哨晃荡过来，其中一个小矮个子冲着我说：“小姐妹，你在这里找谁？”他说着拍了我一下肩膀。
我没好气地拿开他的手，说：“请你走开。”
“你这臭娘儿们，不识抬举。”矮个子将手在我眼前划了一下，然后与其他两个男青年吹着口哨走了。我进入小巷里的一家酒店打听周树森。酒店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正在用几颗茴香豆下酒。他听我打听周树森，放下酒杯问：“你是他什么人？”我说是他朋友，他疑惑地打量了我一下说：“树森他爹是我的朋友，我看着树森长大的。他家就住在真善美杂货店旁边。”
我找到周树森的家时，简直不敢相信他会住在像猪圈一样的破屋里；我推开一扇木板门，就到了面积很小的院子。院子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纸板箱、废酒瓶、破椅子随处可见。我在窗前朝里望，看见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躺在床上，他鼾声如雷睡得像死猪一样沉。墙上挂着一张十二寸左右的年轻女人遗像，地下的床头边放着一个暖瓶，一只痰盂。周树森不在家，房间里嗡嗡的一只苍蝇在飞来飞去。我出院子走在小巷子里时，已是黄昏时分了，半个月亮从天边升出来，照着没有路灯的小巷。周树森还没回来，我在行人格外稀少的小巷里徘徊着，等待着他的出现。
大约在晚上七时半左右，周树森回来了。我老远就听见他摩托车的声音，我迎上去他惊讶地在我身旁停住，说：“你怎么来这里？”
“我不能来这里？”我说着哈哈笑了起来。
“这不是你来的地方。”他说：“我带你回去吧！”
“不，不不。”我后退了两步。
“那就到我的贫民窟里去坐坐。”他有点自卑地说。
我跟着他走进他家里，在一张木条凳上坐了下来。他说：“我从小生活在这里，母亲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兄弟两人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在东风木柴厂工作，哥哥十八岁那年在城河里游泳淹死了。我高中毕业参军去了老山前线打仗，父亲孤身一人在家里开始酗酒。我从前线回来后，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了两年大学，后来转业回杭州搞体育工作。可两年前我辞职了，我喜欢做一个自由的人，一个流浪的人。”
“那你的生活来源呢？”
“你别问得太多。”他有点心烦意乱地说：“我是一个无职无业的浪子，你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我们的距离太远，还是分手吧！”
“你胡说什么？”我恶狠狠地说：“你的男子气到哪里去了？”
过了“五一节”天气就逐渐热起来了，我送达琳去幼儿园回来，哈哧哈哧地喘着粗气。《在分裂中重新抉择》的论文还没有写完，我一着急思维就混乱，许多本来想好的论点等到拿起笔就糊涂一片，不知所云。金庸口故乡海宁，柳浪闻写的露天电影场，风中树叶的舞蹈，苏艺成的长睫毛，以及达琳的布娃娃，周树森的拳击、剑术；这种种景象在我脑海里像放电影似的，渗入到我的《在分裂中重新抉择》的写作中；我写写停停，写不下去的时候索性打开了电视机。
电视机里的22频道正在播放刘晓庆主演的《武则天》。这位在唐朝坐了半个世纪江山的女皇武则天，真是风流、潇洒到了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导演张艺谋请了五位作家写《武则天》，搞得书市热热闹闹。当然更热闹的还是武则天自己的陵墓，每天几乎都有人前去拜谒。我读大学时省吃俭用地去陕西乾县，就是专门去拜谒武则天的。武则天的陵墓在乾县一带最为风流，她躺在一片肥沃的平原上，占尽风水，独领风骚。尤其是一块高高矗立的青色无字碑，最最让人沉思。武则天威风一世，又精通诗文琴瑟，她的功过不作任何结论，不用文字表达，留给历史由后人来评说真是英明极了。我当年站在无字碑前就想：纵然有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得彻底了。语言之于心灵实在是多么的有限啊！
我莫名其妙内心又涌起一股空虚、忧伤、厌倦与苍凉的感觉。这种感觉使我不能完全沉浸在写作状态中。我吃了两片安定，浓浓地睡了一个午觉，竟在梦中回到了我的中学时代。我的中学时代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给我留下了许多不愉快的故事。那时候社会上很乱，人们的日子都不很好过。许多高年级的中学生参加了当时的派性组织，再老实的人也得不到安宁。我们初一的学生虽然没有参加什么派性组织，但也忙得一团糟。大家写大字报，开批判会，一连几天通宵不眠地写批判文章，真是把整个校园闹翻了天。
写大字报是我们那个时候，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牛鬼蛇神的唯一武器。大家无师自通，毛笔字越写越大，墨汁越蘸越浓，感叹号越用越多。开始时矛头一致针对学校里已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后来就在同学中找小牛鬼蛇神了。当然，小牛鬼蛇神就是专找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诸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等之类的子女来充当。
我出身于“右派”家庭，我们班首当其冲的小牛鬼蛇神就是我。我几乎每天都要站到教室的墙角边，被同学们喊着口号批判一回。然后他们再将批判稿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上。这时我瞪圆了一双惊骇的眼睛，浑身哆嗦着，真正被声嘶力竭的批判会吓破了胆，在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所以梦中的回忆使我泪滚双颊。
现在我心情抑郁而沉重，我十分讨厌自己沉浸在一种无能为力的伤感中，便立刻转移注意力，起床、穿衣，到厨房里吃点东西，就出门骑上自行车去白堤散散心。
我喜欢在白堤漫走，微微的小风穿过湖面，阳光闪闪烁烁跳跃在柳枝条儿上，天高地阔、思绪一无遮拦，思路本身就是一条畅通的街。我听见我皮鞋发出的声音，那声音在人间走着，使我感到我在世间活着。这一刻自然万物与我同在，离开家出门前郁闷在心里的沉重，也因旷达的天宇和秀丽典雅的西湖而豁然开朗。我觉得自身生命里的任何悲哀愁绪，都是如此之渺小。
在白堤走了一阵之后，回到家里情绪已经是十分的好了。我继续写《在分裂中重新抉择》的论文，可写了三四百字里安来了。里安满头大汗一进来就说：“暑假快到了，我们上次说好去西藏布达拉宫旅游的事，你准备得怎么样？”
“你这么认真？”我说：“万一我去不了呢？”
“你一定要去。”
“你怎么任性得像个流鼻涕的孩子？”我说：“人很多的时候是身不由己的。”
“你不想与我一起去？”里安痴痴地说：“那就一定去不成了。”
“你什么时候变得又任性又武断？是不是那个叫安峥的女人离开了你？”
里安气急败坏地说：“池青青，安峥还要我给她画裸体画呢！她怎么会离开我？”
我打开电风扇，又给里安拿了一条新的毛巾，让他到水池洗个脸。自己则坐在客厅的沙发里随手翻过一份报纸，报纸上有一篇介绍举世瞩目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报导。报导中还讲了，为让广大中国观众了解维也纳每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传统，更深地认识音乐之都维也纳，中央电视台专门派摄制组飞赴奥地利拍摄了专题片《永远的“蓝色多瑙河”》。还有一篇是讲英国一枪手闯进苏格兰中部珀恩郡邓布兰市一所小学的校园滥杀无辜，使十六名学童和两名教师惨遭杀害。文体栏中，有人在谈中国女足在二十六届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夺得银牌，实现了中国足球历史性的突破。然而中国女足最近又面临着新老交替的困扰。世界拳王泰森与霍利菲尔德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拳王争霸战，许多人都以为泰森只要四、五个回合就能打败霍利菲尔德，结果出人意料，泰森左眼受了伤，霍利菲尔德仅以十一个回合轻松地打败了泰森，使称雄一时的泰森输得彻彻底底。我把这篇文章拿给里安看，里安很快看完，说：“泰森太低估霍利菲尔德了，他没有做充分的准备，自以为不可战胜，正是他输得彻底的原因所在。”
我从冰箱里取出一只西瓜，我与里安吃西瓜的时候，里安笑笑说，你怎么啦？神思恍惚的，是不是在想那个叫周树森的男人呢？周树森究竟什么地方吸引你，你为什么不与我谈起他？
我望着里安，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不错，里安是我多年的朋友，我们无数次在银枪板巷茶室聊天，他喜欢穿牛仔裤，喜欢像女人一样地扎着马尾巴，喜欢抽三五牌香烟。而我永远只会把他当一个知心朋友，我没办法爱他，我的爱情曾经给过家明、山子，现在又无法自拔地给了周树森。我知道爱情的经验、生活的经验并没有帮助我什么，我只是跟着感觉走。
我告诉里安，我爱上的那个叫周树森的男人是个流浪者。我这样说的时候，想起了多年前看过的一部名为《发条桔子》的电影。那电影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背景音乐中，被放慢了镜头动作的几个街头不良少年并排走在夜色弥漫的城市中，他们游荡在各类建筑物的空隙间，在码头、商店、住宅区做案。我总看到他们在镜头上流浪……我说周树森同时又是一个侠客，他武艺高强，被他抓到的小偷不计其数。
天哪！里安听完大声说：“自古美女爱英雄，你真地爱上了他？”我点点头，里安就沮丧得耷拉着脑袋，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我躺在床上读马格丽特·杜拉的《痛苦》，这小说我已经读过很多遍了。杜拉写到那女人曾怎样热切盼望着她的丈夫能从纳粹集中营里回来。那女人询问着奔波着。她的生命中唯有这一件事情要做。她同她的男友始终若即若离。当他们睡在一起的那个夜晚，有人打来电话告诉她，她丈夫还活着。她就把濒临生命之绝境的丈夫找回家。她照顾他并慢慢地帮助他恢复了体力。但等到她热爱的丈夫完全恢复了健康之后，有一天她对他说，我们必须离婚。
我第一次读这个伤感又撕心裂腑的故事是在海边，当时我正与家明谈着恋爱，我们一人住一间靠海的房间。我常常透过窗子看见了海岸线，看见了我心中喜欢的与大海有着切割不断感情的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和弗吉尼亚·伍尔芙。那天家明轻轻地敲门向我借杜拉的书时，我告诉他我喜欢杜拉，并想做一个杜拉式的女作家。在为杜拉把人生中的爱无论进行到哪一步都是很透彻的。她不顾一切，自己毁灭自己把一些事情看得很尖刻但又常常爱感动。可家明说：“我读杜拉只是消遣，我对杜拉和伍尔芙都没有研究。”
我说读杜拉与伍尔芙，我就会变得越来越美丽。你听着我给你念一段杜拉在《夜里的最后一个顾客》上说的：“我们曾在奥里亚克那家旅馆做爱，以后我们又做过一次。后来在早晨我们又来过。我认为这次旅行途中那种渴望就是那样在我头脑中明确出现。是因为他。我相信是那样。不过我不怎么肯定。但无疑是因为他，是的，就在他充满这种欲望与我相会的时候。而他这个人，和别人也没有什么两样，就像是夜里遇到最后一个顾客一样……”
杜拉真是坦诚极了，我一边说一边从书中抬起头来，可屋里空空荡荡，家明不知什么时候走了，门敞开着，我走过去把门关闭，我哭了。
我回忆到这里，电话铃响了起来，母亲在电话中说：“你很久没回家了，你在忙什么？也不回来看看外婆？外婆天天在惦念你呢？”我说：“我这就回来。’”于是，我挂掉电话一边穿一条米色长袖连衣裙，一边沉浸在对周树森的思念里。不知为什么我一想到周树森，心里就会乱七八糟，仿佛胸口装着一只鸟笼，无数只欢快的鸟都挤在里面，叽叽喳喳，四处扑打，使我又惊喜又迷惑不安。
我打算中午之前赶到母亲家，但越是想快越是快不了，我的自行车不知被谁戳破了车胎，只能安步当车了。不过走路能从各个侧面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当然最好是没有熟人遇见。我喜欢自己作为一个陌生人在街头行走，我假设自己正走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城市，内心便有一种异乡感和漂泊感。这感觉令我永远惬意。这是我幼年就延袭下来的习惯。大街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城市生活的景观在我心里始终有一种日益淡漠之感。我很想居住在一个闭塞的小镇，像老人一样地过一种沉思默想的日子。我知道我的身体还很年轻，可我的心已经老了。那些心灵的苦难，孤单和曲折，不断地困惑着我，我居然还活着，还寻找着。
回到母亲家里，我先去母亲房间看了看。我一进她的屋门，就听到了她嘶嘶啦啦的呼吸声。我吃惊地发现，母亲房间的窗子全部关紧，空气闷得不流通。她躺在床上即不开电扇也不开空调，两眼望着房顶，用力地呼吸很深地呼吸。
我说：“妈妈，这么热的天，您怎么不开窗子？屋子里氧气不足人会衰老的。”
我一边说着，一边把窗子打开。
母亲说：“这些天总感觉不舒服，外面的声音太噪杂，关起窗子就安静多了。”
我凝视了一会儿母亲的脸孔，果然她的脸色不太好，苍白里透着一股青光，眼圈黯淡，十分疲倦的样子，目光中流露出恍惚迷茫的神情。我想我几天不回家，母亲就病成了这个样子，母亲是个医生，应该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毛病的。
我建议她多休息多喝水。
母亲说：“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病，只是人到了更年期，身体总是不舒服，面部潮红、出汗、全身疲乏无力的症状使更年期总也‘更’不完。”
她说话的时候，我在脑子里迅速回顾了近年来她种种微妙的“异常”。
接下来，我走进了外婆的房间，外婆见了我开玩笑地大骂我是秦桧生的孩子，她用手指扳了扳说：“你有八天没来了吧？”
我说：“外婆你可真会算日子，你的记忆力比我都好。”外婆听我这样说，坐在沙发里一个劲儿抿嘴乐。她说：“外婆哪还有什么记忆力，都快到阎王殿去的人了。到时你烧纸钱祭奠我，我的灵魂就不会在天堂哭泣了。”
我扯了扯外婆的衣服，我说：“外婆你别胡说八道，你身体还很好，你会亲眼看见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也能健康地跨进二十一世纪的。”
外婆嗬嗬地笑了起来：“我的胃口不好，腿脚也不灵了。难得你有这份孝心，我就放心了。”
我离开母亲家时，我再一次假设我脚下的街道不是自己的故乡自己熟悉的地方。我的内心想着伯格曼电影《呼喊与细语》和《沉默》中的女主人公，她们高举起瘦骨嶙峋的双手，在窒息的空气中拼命抓取着什么，她们似乎永远都处于一个封闭的牢笼里，视自己的孤独和个性为神圣，她们聚拢在一起都在为自己的孤独哀鸣……
这些电影镜头如同降临的暮色，把我完全笼罩了，我走在人群中，内心的孤寂浸人骨髓。当然，这种孤寂虽然不乏畸形的美丽，但成了习惯，就像患了一种无法医治的疾病一样可怕。我说不清楚什么时候我已患上了这种可怕的疾病？！
放下家明打来的电话，我的脸色变得苍白，我是从墙壁上的那面镜子中注意到这一事实的。楼道里眼眶当当响起杂乱轰闹的奔跑声，它的含混不清的嚷嚷声加剧了漾溢在我内心的恐惧。我扔下电话打开房门，一股滚滚浓烟顺着我的脚和腿爬进屋来。我一阵呛咳，透不过气来，正想关上屋门时，听见有人大喊：“着火啦，快跑啊……”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抱起达琳，拿着我未完成的《在分裂中重新抉择》的论文，往外跑。可楼道里浓烟滚滚立刻把我和达琳吞没，我们的眼睛被刺得淌出泪水，达琳吓得哇哇地哭了。我紧紧地抱着她，那叠论文手稿已绑在我的腹部，我拼命往楼下逃，我想逃出这座大楼。然而，浑浊的烟雾，使我们咳嗽得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我只好停留在四楼楼道口的窗门边，这时一个男人从楼下走上来说：“一楼的火表烧起来了。”
“火表烧起来了？”我吓得双腿发软，牙齿也抖动得咯咯响，我一屁股抱着达琳坐在了楼梯的台阶上。这时候我听见救火车呼啸而来，我喘了一口气，像忽然得救一样，兴奋地对达琳说：“好了，我们能回家了。”
果然当我们登上五层楼时，烟雾明显地稀薄了下来。我从窗口望出去，无数只水龙头已熄灭了一直窜到二楼的大火，两个消防队员抬着一个担架走了出来。
人群一阵骚动。
我不知道担架上躺着的是谁？但我知道这一切是真实的。我真实地看见一团人形模糊的肉身，平放在担架上，慢慢移动。
一阵惊慌之后，我打开组合音响，空气中立即升起了一首歌。这首歌的演唱者是美国著名歌星迈克尔·杰克逊。达琳随着歌声摇摆了起来，火灾引起的恐惧心理烟消云散。
我疲倦地坐在沙发上，又想起了周树森；我几乎陷在了凄凄惶惶的似是而非中间。记得那个清晨我从他的臂腕中醒来，他轻微的鼻息从我的耳边掠过。我发现一夜间他的胡子在偷偷生长，把我的脸颊刺疼了。我抬起头看见，早晨的光正透过那个乳白色窗帘的缝隙投射进来。我说：“你听到蝉鸣了吗？蝉鸣中好像有一支忧伤的歌。我们是不是不该相爱呢？或者，该趁着危险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尽早分开。”
他疯了般地把我搂紧说：“我曾经想过分手，那是因为自卑感太重，可是你给了我勇气，现在我离不开你，我真的很爱你。”
他双眼盯着我看，周身是小溪一样的汗水。我想到这里，迈克尔·杰克逊的歌已经结束了，达琳正在餐桌上搭积木，我忽然觉得已经很久不曾带达琳出去散步了。
黄昏的时候，我牵着达琳的手走在夕阳里。那么凉爽的空气与颜色，使我心里骤然间一阵感动。我拼尽全力想把母爱毫无保留地给她的时候，总有许多意外的事缠身，影响了给她的时间。我歉疚着，觉出了欠她一大笔情感的账。于是，我牵紧达琳的手。达琳默不作声，她对她失落已久的心秘而不宣。她从不强求我给予她很多时间，也从不提出来妈妈你陪陪我。我说我们这样走走真好。我不时地蹲下来，抱她，吻她，我说妈妈爱你，永远爱你。她说，妈妈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出差去了，天黑了你还没赶回来接我，是幼儿园的叶老师给我吃的晚饭。我说，那次妈妈回来晚了对不起你，妈妈欠你的太多了。
我流泪了。我自从离婚后，孤身一人带着达琳生活，内心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在荒郊野岭中漂泊。我很想带着达琳去海边，我觉得海边是我永久的栖身之地。我有许多年，如候鸟般地在春末到海边去，住在一间靠海的房间中，将朝海的窗子打开，在那里度过漫长而炎热的夏天。
这会儿我牵着达琳的手来到西湖边，晚风穿过湖面的时候透着馨凉，我去一家冷饮店给达琳买冰淇淋时，在我的视线里迎面走来一个蓄着浓密络腮胡子的年轻人，他胸前拿着一块牌子引起了我的一阵惊喜。那牌子上横七竖八地赫然写着，世界的末日！
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搞艺术的人，这种为所欲为的行动，说明了他的怪癖，也说明了隐藏在他心底的激动人心的勃勃生气。我拉着达琳朝他走去，年轻人与我相视而笑。
这时候在湖边行走的人，一下子把他团团围住，其中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大声嚷嚷：“快来看疯子。”
“谁是疯子？我是一个现代派诗人！”年轻人说。
人们先是一惊，然后就笑得前仰后合，再然后就都静静地听他朗诵和演讲了。
——这是一个金钱的世界，到处充满虚伪与罪恶！
掌声。
——这是一个穷途没落的世界，又是一个骚动不安充满危险的世界！
掌声热烈。
接下来他说：“战争！掠杀！核武器！军备竞赛！种族歧视！贩卖毒品！恐怖活动！暴力犯罪！强奸妇女！拐卖儿童！赌博吸毒！嫖客暗娼！同性恋！艾滋病！环境污染！资源破坏！饥饿！独裁！贪污！腐败！自杀！卖淫！所有那些飞机大炮军舰坦克机关枪都是干什么吃的？和平永远都是虚假的，只有世界末日才是真实！”
沉默。死亡般的沉默。我的确认为那几分钟的沉默，像世界死亡了一样。那个现代派诗人拿着牌子大步走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要把《在分裂中重新抉择》的论文马上写完的冲动。于是，我牵着达琳的手快步回家。
我们走到楼道口时，一楼上午火灾后留下了很深的残痕，二楼也有一些，三楼完好无损地从窗子里飘出来一缕若有若无的乐声，是一个女人在低低吟唱。
“池老师。”在通向四楼拐弯处的地方，我听到了苏艺成的声音。她说：“我以日记体的形式写了一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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