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玩可藏葫芦器

    葫芦器，又称“匏器”或“蒲器”，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人工与天然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葫芦器可分两大类，一类是用成熟后的葫芦加工成形态各异的器物，另一类是将模具套在正在生长的嫩葫芦上，使其长成与模子完全相同的样子，有人称其为“范制葫芦器”。有诸多的虫具中，葫芦虫具以其典雅别致最受鸣虫爱好者和收藏者的珍惜。

    据《蝶阶外史》载，咸丰时北京有专做蝈蝈葫芦的太监，制品最精，售价甚巨，“人皆呼为梁葫芦”。除京城外，徐水、三河及山东聊城等地也有范制葫芦虫具的艺人。尤其是京津地区，早就是畜养鸣虫的集中地。这里不但玩好者众多，且品位较高，自清代、民国及至解放以后，葫芦虫具的范围一直没有断绝，即使是“文革”期间，仍有人偷偷范制，以供少数“顽而不化”的玩家之需。

    葫芦虫具依其造型可略分为鸡心式葫芦、棒子式葫芦、柳叶式葫芦、花瓶式葫芦四种。葫芦虫具除去葫芦本身外，还讲究口和盖。锯掉葫芦的上半部，配上紫檀、红木或象牙的口，再配上玳瑁、蛐角或象牙的盖（也叫芯子）：蓄养蝈蝈的还要在口内装一个用黄铜丝盘成的胆，这才算得一个完整的葫芦虫具。盖又分为高蒙芯、平蒙芯、低蒙芯。高蒙芯高一寸到一寸五，雕刻得玲珑剔透，有花卉、山水、人物等图案。还有一种雕有图案的动芯，动芯会动，有一至十动之分，即一摇葫芦，芯子里一处或二处，乃至十处都能转动，十动者为最上品，这种葫芦现已非常鲜见。

    葫芦器既有实用价值，也具独特的艺术价值。那些经过玩好者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把玩摩挲而由黄变红、由红变紫的葫芦器无不给人以古朴、凝重的审美感觉，早巳成为收藏投资的一个专项。

    尤其是清代精品，颇有文物价值，已属文玩品类的一种。在嘉德94秋季拍卖会上，清乾嘉镂雕象牙口葫芦底价1.5万元至1.5元，清嘉道玳瑁口烫龙纹葫芦底价6000元至8000元，民初陈锦堂砑花象牙口葫芦底价8000元至1万元，现在看来，其价肯定还会上升。

    老的葫芦器固可投资收藏，新制的葫芦器，只要质量好、作了典雅，也可收藏把玩。天津有“葫芦张”专制葫芦器，在京津一带颇有名气。笔者在天津历史博物馆的民间收藏展上看到“葫芦张”的几件佳作，表皮甚坚，光可鉴人。天津市北辰区天穆镇现今还有一批专门从事范制葫芦器的农民队伍。精美的成品镶以椰壳、紫檀、红木乃至象牙的口、盖、蒙芯或砸上底，加以火绘或内涂彩漆，成为集实用、收藏、观赏为一体的葫芦器。据种葫芦的“老把式”介绍：

    葫芦器精品要皮黄、无阴皮、伤皮和黑点，脐正并长有白里。这样的葫芦器，即便是新制，其价值之昂贵亦为可观。

    选购葫芦要着眼于“紫、润、坚、厚”。如今，一些花鸟虫鱼市场出售的新制葫芦器，售价多在十几元、几十元至上百元之间。以我个人之见，凡好货，葫芦皮一般都很细密，光洁度高，用指甲掐无痕：劣品表面结构松散，暗淡无光、一掐即陷，用手指敲一敲，声音发闷。我曾对一些爱好鸣虫和葫芦的朋友讲过，买葫芦一定要买好的，且不说好的具有保藏价值，就是一个人常常把玩一件葫芦，如是只劣质葫芦，那多年的心血和盘工花在它身上也太不值得。

    如果将多年把玩的心血花在好葫芦身上，葫芦的珍藏价值会更高，自己也能从中得到更大乐趣。除了葫芦本身的质地，还要看造型。

    对造型则要求周正匀称，口、盖的配置，大小厚薄应与葫芦体相匹配。“紫润”应是多年把玩的结果，非人工做老所成。买者要注意区分真假，不要买那种经紫色浸泡的葫芦。对于范制、火绘、砑花等用特殊工艺制作的葫芦，只要做工精细，无大毛病，可按实用和美观的原则各取所爱。

    葫芦虫是娇贵之物，还要注意保养。尤其是使用多年的老葫芦，使用、存放时更要小心，最好缝制葫芦套，将葫芦装入套中。

    精品要有特制的小匣，平日经常放在干燥通风之处。无论是使用还是收藏，都要经常摩挲或擦拭。这样，葫芦的表面愈加光洁，色泽更深更润，其价值也将随之而提高。

    二、蛐蛐罐

    养斗蛐蛐的器皿，考究、精致而多样，以蛐蛐罐（或称盆）来说，则有大罐、小罐、小缸罐、斗盆、过笼、水槽之分，质地有陶、瓷、玉、石、雕漆、戗金等。虽说蛐蛐罐是一种养虫工具，但是由于人们也蛐蛐罐（一头）赋予了它的观赏作用，自产生之日起，它就获得了实用与审美的双重价值，早巳受到蟋蚌玩家和虫具收藏者的钟爱。

    从史料上看，唐代人们养蛐蛐用笼，大约在南宋时代变为罐养。南宋著名的蛐蛐罐有所谓“平章盆”。平章是贾似道的官号，他曾在宋度宗朝被封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权势极盛。以“平章”

    命名，当是后人所为。元代蛐蛐罐著名的有至德罐、王府罐和象窑罐。罐式多为矮扁圆形，盖平无边，底平无足。以上仅见记载，未见实物。现只在镇江市附近的一座南宋古墓里发现了三只陶质过笼。

    历史上最称珍贵且有实物可寻的蛐蛐罐当为明朝宣德年间制造的“宣德盆”。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载：“宣德时苏州造促织盆，出陆墓（俗呼母音）邹、莫二家。曾见雕镂人物，妆采极工巧。

    又有大秀、小秀所造者尤妙，邹家二女名也。久藏苏州库中，正德时发出变易，家君亲见。”陆墓指苏州齐门外的陆墓镇，宋代这里就有御窑，专门烧制各种精巧器皿供皇室之用，明时因宣宗喜好斗蟋蟀，这里又成了烧制御用蛐蛐罐之地。陆墓土质细结，少有杂质，碱性不大，做出的蛐蛐罐光洁细腻，敲有金玉之声。宣德盒在明末年间就很难得，被玩家视为珍宝。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仿宋贾氏珍阮醉茗痴人秘制”罐，据考为明宣德年制，该罐系澄泥陶制，质地细腻滑润，色淡黄，古朴雅致，做工精细，罐有二龙戏珠纹饰，龙纹清晰，有欲腾之势，为当今所能见到的罐中精品。

    清代赵子玉及万礼张的澄泥罐，制做更是精致，首创绿泥、黄泥罐，造型规整，质地光润。据说万礼张的蛐蛐罐在晚清时可值大洋百元，赵子玉制罐更是难得的佳品。赵是康熙时人，所制名贵品种甚多。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故秋日之蛐蛐罐有永乐官窑，赵子玉，淡园主人，静轩主人，红澄漆，白澄漆之别，佳者数十金一对。”又邓之诚《骨董琐记·蛐蛐罐》：“石虎胡同蒙藏学校，上年掘土种花，得蛐蛐罐极多。有姑苏彩山窑常盛德制者十一，永乐制也。淡园主人制，外青内紫者一。秋雨梧桐夜读轩制者三十四，康熙制也。赵子玉制，署恭信主人之盆凡四，署西明公凡一，署古燕赵子玉制或造者凡六十。书制者较精美。又敬离主人之盆一。彩胜主人之盆二，韵亭主人之盆一，寄敬堂制，清溪主人珍香外史各一。相传为吴三桂旧邸，即周延儒宅，为京师四大凶宅之一，居者率不安。此不知何人埋藏，闻故老言，道光时长安贵人斗虫之风极盛。今淡园等制传尚夥，且有识虫名者，予数见之。信皆佳制，但不古朴耳。大抵其时新制，特窖藏之，为去火气，使不伤虫。康熙容或有之，永乐宣德吾未之能信。”此为民国年间之事，现今能收集到赵子玉制罐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赵子玉罐两件。一为淡绿色，通高107厘米，高9.1厘米，外口径11.9厘米，底径12厘米，深5.2厘米。盖内有长方形阳文双线印框，框内阳文楷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全器精致规整，质地光润细腻，罐内以十分坚固平坦之夯土为底。此罐为“绿泥”，是赵子玉精心制做的珍品之一。另一件为黄绿色，润泽晶莹似玉，大小与前罐相同。盖内与底外的款识亦同。此乃赵制名品鳝鱼黄。赵制名品除以上品种，还有瓜皮绿、倭瓜瓤、藕合色等。其罐题款尚有“恭信主人”、“淡园主人”、“乐在其中”等。

    清代嘉庆年间著名紫砂艺人杨彭年制做的澄泥罐也是蛐蛐罐中的珍品。杨本是制做紫砂茶壶的高手，同时也制澄泥蛐蛐罐。

    其制罐现存两件，大小相同，当为一对。罐呈暗黄灰色，上小下大，制做纯朴古雅，同其砂壶一样，也具有浓郁的文人气质。

    以实用而言，蛐蛐罐以陶制旧者最为适宜。陶制罐透气、吸水性能俱佳，故受玩家欢迎。而且，越陈越好。陈旧之罐无异味，阴凉舒适，有利于蟋蟀收敛野性，安神养性。新罐燥热之气未除，易致虫卷须、色昏乃至死亡。新罐要处理后方可使用，即用清水煮四五次，或将其放在井水、河水中浸泡一段时间，或埋于地下，一年后再用。蛐蛐罐不能拿来就用，还要用特制的三合泥（黄土、细沙、陈石灰）砸底，使罐内保持一定的湿度。

    明清蛐蛐罐，后世仿制者极多。市场上所谓“宣德罐”几乎无一是真，所见流传赵子玉制蛐蛐罐也多为仿制。真者，罐的表面有一层浆皮亮光，仿制者则地子露金星，无浆皮亮光，行家自能辨识。

    但绰号“大关”者，北京人，30年代人物，能自烧仿造赵子玉蛐蛐罐，几能乱真，上面也有一层浆皮亮光，几乎与赵制完全一样，非真识者莫辨。现今古物市场出售的新仿明清之罐，大多内外涂以鞋油、沥青等物，以充旧货，而且造型拙劣，纹饰俗陋，有的还印有明清两代的年款，这种蛐蛐罐，无论是使用还是收藏，均无价值可言。

    三、鸟笼子和鸟食罐

    中国人养鸟尤其讲究鸟具。鸟具主要有鸟笼子、鸟食罐和鸟抓儿。常言道：“好马配好鞍。”人们一看此人的鸟具古老、考究，便马上会认为他的鸟也非同寻常。

    饲养不同种类的鸟要选用不同的鸟笼子。鹦鹉笼形状多为圆形，上部呈拱形，也有做成长方形的，用于饲养绯胸鹦鹉、牡丹鹦鹉、虎皮鹦鹉。百灵笼多为竹制，形状一般为圆形，笼顶有拱顶、圆顶之分，用于饲养百灵、凤头百灵、沙白灵和云雀。画眉笼为圆形、拱顶或平顶，专饲画眉。黄雀笼一般为竹制小圆笼，饲养多种小型鸟，如金翅雀、朱雀、朱顶雀等。点颏笼为竹制圆形，饲养点颏、红尾鸲、蓝尾鸲等食虫鸟类。八哥笼为大型竹制或铝丝制的圆形笼，专门饲养八哥、金丝雀笼多为竹制，有圆形、方形、长方形、平顶或拱形顶的，除用于饲养金丝雀外，还可饲养白色文鸟、灰文鸟、淡头文鸟或其他与上述鸟体形相近似的食谷小鸟。此外，还有一些有专门用途的鸟笼。如串笼是用作笼鸟更换食、水和打扫卫生，隔离观察病鸟，为防止因抓捕而伤及鸟头、爪和羽毛的替换鸟笼。水浴笼为画眉、金丝雀、相思鸟等类鸟洗涤用的笼。繁殖笼为人工繁育鸟所用之笼。

    我国传统鸟笼多用竹制，制作工艺也颇为考究。竹制材料讲究用浙江安吉县生产的青竹，做工要论河北涿州一个号称“涿州马”的出口。“涿州马”早先在北京前门开一个鸟笼铺子，已有上百年的名气。有的鸟笼在笼圈、笼门等部位精工细雕出形形色色的花纹图案，有的还用象牙、驼骨和金银珠宝进行镶嵌，愈显高雅、珍贵。象过去皇宫贵族所用的鸟笼，现已成为古董而陈列着。

    鸟食罐是喂鸟用具，多为瓷制。汉代即有制作。南宋郊坛下官窑也曾生产。元龙泉窑和明清景德镇窑大量烧造，器形十分丰富，有小罐、腰鼓、元宝、水盂等式。清康熙、雍正景德镇窑烧造的制品多仿明宣德款式。乾隆、嘉庆时，鸟食罐生产有所革新。其特点是，质地莹洁润透，器形隽秀典雅，工艺精细巧丽。品种以青花为主，也不乏粉彩等彩瓷。器形除仿宣德形式外，还出现了月牙形、浅圆形等新款式。道光、咸丰时，随着养鸟娱乐活动的日益盛行，又出现方形、圆形、花口形、六棱形等多种形式，以及两件、三件或五件一套的鸟食罐：而且，胎薄釉润，在彩、釉上亦有新突破，如常见的白釉、青釉、蓝釉、绿釉、黄釉及青花、粉彩、斗彩等。同治、光绪年间，又出现了圆筒形、盆形、洗子形，纹样、釉色又有增多，山水、花鸟、草虫、人物、龙风等纹饰无所不有。

    按照玩家说法，鸟食罐中最讲究的应是清代的，而且尤以使用清代乾隆年间制做的最显体面。因为清代的鸟食罐制品伴随制瓷业的发展，其造型、纹饰、色彩均达到最高水平，在人们眼里，它们已不仅仅是单纯的鸟具，也是一种极有品位的文玩器物。如今，清代的鸟食罐早已成为世人宝爱的收藏品。小小鸟食罐折射出中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各个时代的社会习俗，真可谓“小中见大”。尽管清代鸟食罐颇显鸟主人的来头，且提高鸟的身价，惟因其过于珍稀，目前使用者已是寥寥无几。有人用一两只民国时出产的细瓷罐也就很不错了。

    时下花鸟鱼虫市场出售的鸟食罐，如需购买，最好挑那种精细、古雅的：有的罐底部有“乾隆年制”一类的年款，实为假托款，买家千万不可以新当旧。当然在珍品难觅的情况下，使用那些不值钱的粗瓷罐也不算丢份子。周简段《神州轶闻录》称：“穷人以玩黄鸟、燕雀、粉眼者居多，笼子、食罐亦因陋就简，其全部家当不值大洋一元，因被人讥为‘穷欢乐’。”“穷”有“穷”的乐趣，只要别把假货当成真货，就是“穷欢乐”也未必不好。

    四、意匠别具鼻烟壶

    鼻烟壶本是盛鼻烟的器物。鼻烟是舶来货，它传入中国大约是在明朝万历年间。中国人嗅鼻烟、制烟壶，并相互馈赠鉴赏起始于清朝康熙年间。其后，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渚代，鼻烟壶集多种文化艺术为一体，工艺技法变化无穷，各色精品美不胜收。此时的鼻烟壶早已不仅仅是与生活相关的实用品，而是供人们观赏、把玩和相互馈赠的艺术品、收藏品。

    清珐琅彩开光人物鼻烟壶（一对）价值10万元—12万元鼻烟壶按不同的质材和作工分成玉石类、宝石和晶石类、料烟壶、瓷烟壶、杂烟壶等。玉石类鼻烟壶有素壶与花壶两种。花壶中又有俏作的。俏作也叫巧作，是利用玉石的天然色彩雕琢成各种图案。玉石类鼻烟壶所用材料有翡翠、黄玉、白玉、碧玉、青玉、玛瑙、金珀、蜜腊、珊瑚、松石、青金石等。宝石和晶石的鼻烟壶也有花壶与素壶之分。这类鼻烟壶取材贵重，目前已很少见。如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碧玺、黄晶、发晶等制成的烟壶。料烟壶有套料和素料之分。套料鼻烟壶是用套料作胎烧制而成的。所谓套料，即不是一个颜色的料，而是一个颜色套一个颜色，分若干层次，并且外部配上其他颜色，有的是局部配料，有的是整体配料。素料鼻烟壶是指用料烧制的光面鼻烟壶，从颜色上分，有京糕红、金丝清叶仲三内画鼻烟壶价值2万元红、淡黄、羊肚色、宝石红、青金蓝、乳白色、西湖水、金琥珀、倭瓜瓤、胭脂水、金星料、桃花冻、点子料等，产地有北京、广东、山东。

    其中以鸡油黄这种素料最为名贵。瓷烟壶分为一道釉、青花、五彩、粉彩、三彩、干彩、软彩、料彩、水彩和雕瓷等品种。杂烟壶取之于不同材料，而且运用了多种杂项工艺。银蓝、景泰蓝、银錾花、烧瓷、雕漆、象牙、葫芦、螺钿、犀牛角、牛角、炭胆、福建漆、铜錾花等，均被用于杂烟壶的制作。竹木烟壶、石烟壶，以及漆烟壶嵌银跺的，也属杂烟壶之列。

    除了上述晶类的鼻烟壶之外，清末年间还出现了一种内画壶。

    内画鼻烟壶用玻璃、水晶或茶晶为坯体，用特制的钩笔沾上墨与颜色，将笔伸入鼻烟壶内，再在预先磨好的粗糙内壁上反侧书画。在不到方寸之地的烟壶内壁书写诗词，画出人物山水，飞禽走兽、历史典故，使得鼻烟壶更富文人色彩。内画壶除了要求壶的本身材料洁净、透明度佳及造型款式要好，最重要的是看内画质量如何，是否为名家所作。这里，介绍几位内画名家的简要情况。周乐元：

    清咸丰时代的人，擅画山水人物，经常有仿八大山人的作品，其金鱼题材的作品也很精。叶仲三：北京人，生活在清末民初，其内画题材以聊斋人物、山水、花鸟居多，构思巧妙，描绘生动。马少宣：

    北京人，生活在民国年间，擅画人物和山水，还善于写小楷。其作品颇有书卷气，带有半工半写的风格，所画人物包括人像和戏剧人物两类。除了这几位老前辈，还有丁二仲、陈仲三、马少先、孙兴伍、严玉田、薛少甫、孟子寿等。丁二仲主要画山水，作品很有民俗味。陈仲三也画山水。马少先是马少宣的侄子，其内画风格颇似马少宣。现代内画又有冀派和鲁派。冀派以王习三为代表，他技艺全面，尤以肖像人物为佳。鲁派则有李克昌等人。李把国画工笔技法用于内画，获得成功。

    鼻烟壶名贵与否，主要是看其质料和作工，图20“一钻镗”玛瑙鼻烟壶不过多地看重其年代。这是因为质料难以伪充，作工不可伪为。质料珍贵、作工奇妙的鼻烟壶，即使年代并不久远，也有很高的玩赏价值和经济价值。况且伪作的鼻烟壶比较容易揭穿，作伪者也卖不上好价钱。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只有瓷烟壶有伪款，其他质料的伪作较为少见。一看质料，二看作工，两者相比，应该说看质料更吃功夫。就是说，分辨鼻烟壶作工的粗细、美恶、奇巧与劣拙，只要具备一定的艺术欣赏水平，一般都可以从外表上观知，但若准确地分辨各种烟壶质料的优劣，那可就不易了。前面提到，鼻烟壶的质料有若干种，一个人很难将各种质料辨别清楚。多数鉴赏者只对其中一两种质料有研究，而对其他质料未必都能鉴别准确。这就需要玩家多见多闻，对各种质料的鼻烟壶多加比较，逐一研求，方不致混沌不明。

    目前在我国尚有一定数量的造型各异的清代鼻烟壶。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中国鼻烟壶的荟萃之地，虽历经兵燹战乱，藏品仍很丰富，它们多是清代皇宫的遗留物。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民间鼻烟壶玩家也有相当一批，可惜“文革”中遭劫，大多中箭落马，销声匿迹了。这些年来，由于经济和文化事业的繁荣，个人收藏鼻烟壶已出现复兴的势头。现今古物市场也陈列着一些鼻烟壶，其中以内画壶、瓷、玛瑙的居多，但珍品绝少。

    五、古琴上的人文积淀

    1995年秋季瀚海公司的拍卖会上，一张有明代王守仁铭、名为“泽材”的古琴，标价8万元至12万元人民币。

    1998年天津春季文物展销会上，一张款署敬一主人、名为“中和”的明代古琴，标价6万元人民币。据说这两张古琴都以高出底价许多的价钱售出。图21明寒泉漱石琴在外行看来，那古琴不过是两片木板制成，烧火的话，连一壶水都烧不开，怎么能卖出如此惊人的价钱呢？我以为，古琴的价值的确不在两片木板上，它们的珍贵主要体现在古琴自身的人文积淀上。

    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弦乐器，琴乐是中华民族本土音乐之代表。相传琴是伏羲氏（约公元前2910年）创造的。也有传说琴和瑟都是炎帝发明的。文献记载，战国时，一位叫邹忌的名士颇懂琴理，曾向沉溺音乐中不能自拔的齐威王讲述过有关琴的理论。这说明琴这种乐器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十分完善并为许多人所钟爱。

    邹忌抚琴而明理的琴就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古琴。这种古琴有七弦，琴是由弦的振动而发声。琴身上有13个音阶的标记，叫做“徽”：并装有校正琴弦音调的轴（或称轸）。明代文震亨《长物志》称：“琴轸犀角象牙者雅，以蚌珠为徽，不贵金玉。”琴身则是一个共鸣箱，一般用梧桐木制作，表面涂漆。琴弦一般用丝制做，最好的琴弦是用半透明的冰丝做成。所谓冰丝，是由冰蚕而来。

    据说冰蚕长7寸，作茧于冰雪之下，茧长1尺，其丝为冰丝，如冰清玉洁。但冰蚕只是一种传说，仅在《拾遗记》中有记载，或许是一种灭绝的蚕种也未可知。

    古琴的制作和材质相当考究。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说：

    “工人供斤削之役，若绳墨尺寸、厚薄方圆，必善琴。高士主之，仍不得促办。”各道工序须极其小心谨慎。至于琴式，古代文人推崇夫子、列子两种式样，认为只有这两种式样才合乎古制。明董其昌说：“琴有孔子、列子两种式样为法式，唐代的雷文、张越二家制琴最为有名”：又说：“宋代设置了官局专门制琴，有规定的式样，不符合式样的称作‘野斫’。”（《古董十三说》）制琴的材料，以梧桐木做面、梓木做底的为正宗。也有面和底都用梧桐木的，其制作方法木是，将梧桐木放在水中，取浮在水面上的那部分做琴面，沉在水里的那部分做琴底，浮在水面上的是阳，没在水里的是阴，故称“阴阳琴”。也有所谓“纯阳琴”，即琴的面和底部都用浮在水面上的部分而不用沉在水里的那部分。此外还有用梧桐木做琴面、杉木或漆做底的。据说，峄山之阳的梧桐树，做琴最佳，是难得的做琴好材料。东汉末年的蔡邕是一位琴道高深的行家。一次，他见有人用梧桐木劈烧做饭，便买来裁木制琴，制好了琴，琴尾上还保留了一块焦糊的痕迹，故有“焦尾琴”之说。古琴一般饰以黑漆，尤其是宋代以前的琴，大多是单纯的黑漆，其中也有用金银珠玉八宝灰作胎的，称作“八宝灰”。明代更有用鹿角焙灰罩以金漆的，称作“鹿角灰”。

    琴是一种文化品位很高、文化内涵很深的器物。古人认为：琴为书室中雅乐，古砚等量齐观。琴之为德，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在我国古代，琴被用于抒发文人学士心灵的寂寞和美好的追求，琴声可表达主人超越飘逸的内心世界和高雅的情调，也可沟通朋友间的友情和心声。会弹琴的人，往往被称为贤人和雅士。宋代范仲淹在《与唐处士书》中说到他与崔遵度论及琴艺的事。崔乃得琴道之人，著有《琴笺》。有一天，范仲淹请教于崔公，问：琴是什么？崔公答曰：“清厉而静，和润而远。”开始范对其回答大为不解，思忖之后恍然大悟，并解释说：清厉而不静，去掉的是躁；和润而不远，去掉的是佞。不躁不佞，便是君子，这不就是中和之道吗？一天范仲淹又见到崔公，便问：今之琴家中，谁能与先生您相和呢？崔公答曰：唐处士可与我相和。

    范钟淹非常高兴，想着有机会从唐处士那里学得一二曲。无奈唐处士住在京城，相隔千里，未能如愿。若干年后，范仲淹复选于京城，终于访问并请教了唐处士。此事足可见琴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及其雅趣之含义。

    琴作为一种雅乐和雅器，文人们在琴上追求的不是外在之声，而是内心之声，不是宏大音量，而是一种由琴所激发的内心的满足。大凡琴的主人往往都在琴的身上寄托一种精神、贯注一种韵味。陶渊明不请琴道，但也有素琴一张，此琴无弦无徽，当然不能弹琴，而他却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这位采菊东篱的隐士，以“清琴横床，浊酒半壶”为乐，他“有琴有书”，自给自足，“载弹载咏”，乐在园庐。他在无声之处，听琴音畅流，在意念中，无音亦琴，琴音不灭。它使我们领略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气度，同时也看到琴所具备的人文性质。

    一张古琴往往伴随着主人的一生，主人以琴抒情，将自己的思绪化作一种独特的言语散向云空：一张琴甚至联着主人的悲欢离和、酸甜苦辣，牵动着主人乃至几代人的心。聂鑫森先生《收藏世界的诱惑》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沈阳音乐学院教授顾梅羹有一张名为“飞瀑连珠”的古琴，为稀世珍品。他用这张琴演奏古曲《流水》、《忆故人》，古雅浑厚，清音遏云绕梁，动人心魂。此琴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亲制。琴的外观奇拙雅致，琴面涂漆，色彩灰暗，上面散布一排排细密的“断纹”。明亡后，此琴被辽宁辽阳文士李拙庵在江南做官时购得。古琴在李家收藏了142年之后，又为湖南长沙寿田陆长森所得。琴的最后收藏者便是顾氏一家。陆长森仅收藏二十几年后，恰好顾梅羹的祖父顾少庚在长沙宦居，购买了这张琴，经过顾梅羹父亲之手，再传给了他。

    1938年长沙有一场震惊国内外的“文夕大火”。梅先生带着一家老小和这张琴逃出长沙，城内的房屋和其他财产化为灰烬，只有这张古琴有幸保存下来。梅先生于苦闷之中弹奏一曲，不禁涕泪纵横。此后，这张琴一直和顾先生朝夕相处，伴随他，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又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用这张琴赞颂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新生活带给他的欢悦。但不幸的是，“文革”来临了，顾先生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古琴及全部珍贵琴谱被抄走，锁在区革委会保管室，蒙尘达十余年。顾先生身处逆境，心系古琴，希望有朝一日与它相逢，重弹一曲。粉碎“四人帮”后，顾先生平反昭雪，古琴终于又回到他手中。抚琴追昔，他热泪盈眶，欣喜若狂。“飞瀑连珠”在顾梅羹手中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维系了顾先生一生的荣辱悲欢。这张古琴几乎贯穿了顾先生生命的全过程，失而悲，复而喜，此中的人生体验何其多姿多彩！

    古琴的人文价值很早就被鉴藏家所认识，并在宋代已跻身于文玩收藏品之列。《洞天清禄集》、《长物志》、《格古要论》、《考檠余事》、《古玩指南》等宋代至民国年间的古玩典籍均将古琴作为一个收藏专项，对其品位、制做和鉴别加以介绍和评析。民国时期，北京琉璃厂海主邮还有一专售古琴的古玩店，名“蕉叶山房”。该店主人非常喜爱古琴，并有所研究，以往的古琴收藏家都托他代为购买，时间长了，喜好古琴者与他都很熟悉。店主人见的实物多，鉴别真伪的眼力高，也增加了该店的声誉，故流传于社会的名琴大多出自“蕉叶山房”。古琴能够保存流传，“蕉叶山房”的主人功不可没。

    鉴别古琴除了看它的材质和制作之外，主要是看其历史是否长久，而历史的长久则主要是以“断纹”为依据。断纹是琴因年长日久漆面断裂而出现的细密纹路。行家认为，琴的历史没有几百年是不会出现断纹的。断纹显著的有龟纹、梅花纹、蛇腹纹和羊毛纹四种。龟纹如龟背的花纹，规律有致，此为古琴断纹的最上品。

    梅花纹，其纹如梅花头，此琴纹也很难得。蛇腹纹，其纹横贯琴面，彼此相距一寸到二寸，节节相似，如蛇的腹下花纹。羊毛纹，又称细纹，纹如毛发，大多分布在古琴的两侧，虽千百成条也均匀分明，带有这四种花纹的古琴，多为宋以前之物。伪制古琴亦在断纹上做手脚。据说旧时作伪者常用信州薄连纸，先漆一遍，再加灰纸，使其有断纹，或于冬日用猛火烘琴，使之极热后，用雪块激裂，或用小刀刻画断裂。如此泡制的“古琴”，其断纹也有逼真的，但琴的漆色与旧琴差别很大。古琴上的漆传至今日，漆色乌黑无光泽，漆的材质与木的材质凝结为一体，而伪制古琴，其漆色无法掩蔽，仔细一看即可分辨。

    由于古琴自身具有深厚的人文积淀，其精品早就价格不菲。

    民国年间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提到，唐代的琴，有时还可遇到。

    这是因为在中国过去社会心理中都认为，琴是名贵的东西，或视为神圣之器，所以古琴在流传过程中大家都很爱护它，珍惜它，决不会有意地损坏它，这就是今天还能见到千年以上之物的原因。唐代以前的古琴，其断纹之美妙佳丽，好像出自鬼斧神工，见到的人无不喜爱，故唐代一般的古琴非千元不能购得，而同期的有历史背景或巧匠所制精品，其价则在万元以上。赵汝珍还在书中记述了他当时的亲见亲闻。他说，去年天津某名琴收藏家用2.5万元从山西亢家买到一张汉代琴，大家都认为要价太高了，只有购买者自己很觉满意，所以这个价钱肯定有它的道理。现在北京市面上的古琴价钱，有断纹者，每张都在千元以上，没有断纹的也要四五百元，而且琴弦的价值也在增高，真正的冰弦从前不过卖四五十元一套，今天贵的要二三百元一套。

    以上所举均为民国时的价格。若拿今天情况来说，本文开头提及的“泽材”琴和“中和”琴的售价，恐并不算高，且数年后也极有盘升的可能。

    六、玩钟藏表

    提起钟表，许多人都以为这是外国人的发明。其实不然。历史早已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创造钟表的国家。今天人们保存和玩赏的钟表，也不全是国外的舶来品。

    大约在殷商时代，我国已经有了用以测量日影长度的仪器一圭表。春秋以后，又有了测定真太阳时的日晷。此外，还有一种利用液体的流量计算时间的“刻漏”，其历史可能更早些。我国最早的机械钟出现在汉代，它的发明权应属东汉时的科学家张衡。《晋书》记载：“至顺帝时，张衡又制浑仪，以漏水转之于殿上室内，星中出没与天相应，因其关捩，又转瑞萁荚于阶下，随月虚盈，依历关落。”顺帝时约为2世纪初。张衡发明的这种水运浑仪，当是世界最早的天文仪和计时仪相结合的综合仪器。到了唐代，一行和尚（俗名张遂）、梁令瓒等人发明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巨型天文钟——水运浑天仪，成为擒纵机构的创始人。宋代科学家苏颂发明的天球仪，有150多个机件，内装有近似现代钟表的锚式擒纵机构，能报时打钟。1278年，元代郭守敬制作专门计时的机械钟。

    1360年，詹希元创制的以砂为动力的“五轮砂漏”，不仅能自行鸣钟击鼓，还以指针和字盘指示时间，其传动的轮子也已接近现代的机械钟装置。国外机械钟是14世纪开始发展的，擒纵结构也是14世纪才开始掌握，比我国晚了7个多世纪。可以说，钟表之祖，当属中华。

    17世纪以后，国外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科学技术受到重视。在较短的时间里，钟表制造业也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发条、摆、游丝，采用摆轮一游丝作调速器；并且出现了工字轮式擒纵器、自由锚式擒纵器，导致发明了手表。后来又发明了上弦、拨针机构。至18、19世纪，手表制造已普遍运用机械化生产，达到一个新水平。

    就在这个期间，即17—19世纪初，我国的钟表制造技术也在日趋完备，并未停滞不前。清朝中叶已有专门从事钟表制造的作坊，当时的钟表手工业者已能造出多种式样的自鸣钟、摆钟、问钟、音乐钟等，表盘也由原来的一针、二针，发展到三针、四针，以计日、时、分、秒。北京故宫交泰殿有一座我国现存最大的座钟，高约6米，钟后有楼梯，供上弦与拔钟时使用。这只大座钟就是我国自己制造的，齿轮零件明星地有中国土法锤、旅痕迹。机件虽然又重又大，但走起来十分准确，逢时逢刻打点，声音宏亮。1910年墨西哥庆祝独立100周年，清政府派特使前往，携带4只铜制钟表作为礼品，也都是中国自己制造的。

    中国人玩钟表始于清朝的皇室贵族。雍正、乾隆等几代皇帝都对钟表有浓厚的兴趣。如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六日，太监杜寿交来西洋日晷一件，呈之于雍正皇帝，雍正敕令：“照此日晷做一件，其做法、花纹俱照此样，不必刻西洋字，刻汉字。”（见杨乃济《雍正喜好之物》）乾隆皇帝对那些造型奇特、又能表演节目的钟表更是喜爱备至，曾多次下令，让宫廷做钟处制造各种钟表。王公臣下的家中也多陈设钟表。小说《红楼梦》中就多次提到贾府陈设的钟表。

    清人喜爱钟表，大都不考虑钟表的计时功能和实用价值，而主要是猎奇、玩赏，或显示主人的高贵、富有。有些人玩钟表，是因为它们新颖、精美，并能同乐器一般发出美妙动人的音乐。所玩钟表，既有国外的输人品，也有本国自行制造的精品。乾隆年间，我以销售古旧钟表为主的古董铺国广州和苏州都制造钟表，并经常向宫廷进献。皇宫内设有做钟处，专为大内制造各式钟表。外国钟表主要来自欧洲，以英国、法国制造的最多，也有瑞士、德国、美国等国制造的，不少是作为礼品进贡至宫内的，多数则是通过广州海关购买的。随着清王朝的倒台，各种各样珍贵钟表已不再为皇室贵族和官吏富豪所独有。近代以来，钟表已开始进入普通家庭，成为一种生活器物。

    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民间对旧式钟表的大量拥有，为国内的钟表玩好者提供了契机。古今中外，各式钟表，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玩钟藏表者虽也有求全者，但多数还是有侧重。从大的方面讲，钟表，就包括钟和表两大类。有人以钟为主，有人以表为主。

    钟，不仅包括现代的机械时钟，还包括中国古代打更报时、祭祀祈祷用的青铜钟或铁制钟。天津的龚望先生就收藏几只小型的青铜古钟，其中一只还雕有花纹和铭文。上海的王安坚先生有一只名谓“四百天”的德国座钟。这只扭转摆式玻璃钟上足发条后，能够走上一年零一个多月，与现代一年换一节电池的电子石英钟相比，它在走动的时间方面还是处于领先地位。

    清乾隆以来，苏州生产的木制插屏钟，一般称作“苏钟”，广州生产的钟一般称作“广钟”。苏钟和广钟可称是将机械钟与中国古典美融为一体的产物。它们具有现代机械钟的报时功能，又给人以古香古色的美感。50年代，尚有不少老式家庭陈放着这种苏钟或广钟。它们与中国古典家具摆在一起，相映生辉，使厅堂之内显得愈加堂皇高雅，为居室平添了一种文化氛围。我的一位朋友平生最欣赏的就是那些造型古雅、独具风格的中国传统形式的钟表。

    他收集了几十只苏钟、广钟和近代中国制造的其他形式的大小钟表。他的家也够上一座小型的中国古典钟表博物馆了。

    表，则以近现代的产品为多。但玩家最倾心的是那些年代较久、华贵而能代表身份的“古董表”。如“嵌环珠万花不落地”怀表、早期的金壳“蓝篇”表，就十分名贵。18世纪，俄罗斯雪尔夫城有个钟表制造商，别出心裁地造出一只“天文”挂表。这只表的表面缀满天上的星辰，不仅能显示出月亮的盈亏，而且能指出太阳的升沉。这类“古董表”就是玩家梦寐以求的稀见之物。

    有的人玩钟表讲求系列性。就是对钟表中的某一产品从其创始而至发展到现代最高水平的各代产品进行系统的收存。以表而言，劳力士、欧美茄是“重头”。但就这两个牌子来说，也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其产品也在不断更新样式、结构和功用。因此，仅劳力士一种或欧美茄一种，就分别是一个系列。系列收存是很不容易的，某一产品在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换代产品难以搜寻，而其第一代“开山祖”更是得之不易。就拿电子表来说，第一代电子表叫摆轮式电子手表，是50年代由瑞士研制出来的，另外还有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电子表本来不值钱，但要进行系列收存，将各代电子表收集齐全，却绝非是一件简单的事。

    玩钟表讲究“原装原件”，即零件不能有后配的，最好是未经修理，甚至应有原链、原盒。这样的钟表，其收藏意义和玩赏价值才是可观的。

    七、收藏须知佛教造像

    佛教造像是中外收藏家倾心以求的珍贵艺术品。民国年间，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已将造像列入古玩的一个专项，与书画、瓷器、古钱等相提并论。当时，精品的价格高得惊人。据说，1918年河北省正定县有一农民在犁地时犁出一尊北魏鎏金菩萨造像。这尊造像身高约二尺，有莲花座，外围有栏杆，每个栏杆都是一尊小佛像。北京的几个古玩商得知后，合伙以3万元大洋买下，转手以15万元卖给了日本人。

    然而，近几十年来，佛教造像的价格很不稳定。尤其是“文革”以后，起落愈加明显，呈现出由低谷走向回升的趋势。

    70年代初，佛教造像的平均价格一度曾陷入最低的境地。一些私人持有者甚至根本不了解这种宗教艺术品的真正价值，大多以低价出手。当时一尊北朝石雕造像只卖到30元至100元。有人仅出20元就买到一尊通高7.5厘米四足方座的北齐时的铜质造像。

    以上都是笔者亲眼所见。佛教造像的价格跌落到如此地步，应该说是一种偶然。当时主要是受时尚的影响，多数人尚未从偏狭的观点中摆脱出来，对宗教艺术品的珍贵价值没有足够的认识，买卖双方大都处于盲目状态。

    80年代初，一些人开始认识到造像的价值，价格随之上升。但对造像价格的评估仍存有偏颇。在古物市场的民间交易中，许多买卖者并不注重研究作品的年份和造型，而是停留在以大为贵的肤浅认识上。当时尺寸较大的铜质造像卖到几百元，最高达千元，而小一些的，即使是北魏作品，也未必有人能识。这说明造像的潜在价值尚有待挖掘。

    90年代初，由于人们鉴赏水平的提高和对宗教艺术品的崇尚，求购佛教造像者日增，价格迅速上涨。笔者从行里打听到，我国大陆，当今明清造像的价格与80年代初相比已增长了几倍。在古物市场，一尊高度在30厘米左右的清代鎏金铜造像能卖到数千元，精品数万元，而且还不易得见。价格涨幅最大的是南北朝、隋唐时代造像。20年前被许多人忽略的石造像现已卖到三四万元乃至几十万元。《观音珍藏》一书载：北齐武平六年石雕观音像，高35.8厘米，价值约120万港元；东魏白大理石观音像，高61.5厘米，价值约250万港元。《佛像珍藏》一书载：一件北魏金铜佛像，高仅12厘米，约值8万港元：北齐石灰岩观音像，高127厘米，约值180万港元，唐代大理石佛坐像，高63厘米，约值60万港元：唐代砂岩佛像，高约68厘米，约值70万港元：北魏石灰岩佛像头部，高约50厘米，约值70万港元：唐代白大理石佛像头部，高约35厘米，约值50万港元。在港台地区，许多人购藏造像精品更是不惜重金。据《龙语文物艺术》报道：1990年5月在香港举行的苏富比大型拍卖中，一尊明代的鎏金禅坐佛像以495万港元成交，多出最低估价近一倍；另一件明代鎏金三藏坐，像以77万港元成交。如果是同等尺寸的南北朝时代鎏金造像精品，则更不知要高出上述成交价的多少倍。于此可见，佛教造像是很有投资潜力的。

    中国佛教造像的收藏价值和保值意义与作品自身的艺术水平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国自魏晋以来，佛教造像成千上万，虽然各代都有精品，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六朝、隋、唐的作品成就为最高，收藏造像首先要着眼于这段时期的精品。有人评定铜造像的价值仅以尺寸大小为依据，这就难免走上购藏的误区。因为唐以前的金铜造像最大的不过二三十厘米，小的仅几厘米。单纯强调尺寸，容易把购藏目光转向明清作品而失掉收藏南北朝及至隋唐精品的机会。有人评定石造像过分追求完美无缺，以为略有小残便要不得，这也是不对的。石造像完整无缺当然珍贵，但实际情况是，经过南北朝和唐代的几次灭佛，石造像通体无缺的甚少。收藏石造像不比收藏古瓷器，如果稍有小残便不予投资购买，就很难得到造像真品。夹疗漆观音坐像南北朝和隋唐时代的佛教造像有的还雕凿文字，称“造像题记”。文字数量不等，多则数百，少则几个或十几个。

    文字多的，记录的一般是达官贵人或上层人物的事；文字少的，所记的一般是平民百姓的事，上面多有纪年和造像人。如“大魏太延五年乙卯，佛弟子赵忠为男军途困难许造像一驱，永奉存祀，四月三日造”的造像题记，便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类。造像题记对南北朝和隋唐时代造像的收藏价值有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精品，无题记者价钱略低，有造像题记者身价倍增。

    尤其是文字较多的造像题记，其史料价值、书法价值、雕塑艺术价值兼而有之，更是堪为珍宝。造像题记也有后人伪造的，购藏时要注意鉴别。

    至于唐代以后的造像，则应以制作精美和材质稀贵作为购藏的主要标准，其次再考虑尺寸大小。宋、元、明、清的铜造像有精工之作，也有平庸之作。平庸之作，收藏价值并不太高。精工之作则不但通体鎏金，还镶嵌珍珠宝石，给人珠光宝气之感。这样的造像自然珍贵。铜造像之外的精品，也有取金、银、翡翠、象牙、白玉、碧玺为材质的。这类作品就更显珍贵了。一尊清代大型翡翠观音造像在苏富比拍卖中标参考价竟达451万港元，这说明明清造像只要精美绝伦、且为精良之材所制，也是价高一筹的。

    二菩萨立像

    八、石佛的收藏与辨伪

    佛教造像由单纯的宗教崇拜，偶像而成为受人青睐的收藏品和观赏品，当始于清朝初叶。并且，随着清代金石考据的兴起，佛教造像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逐渐为人们所开掘和认识。

    从资料上看，唐以前的单体石造像，在清康熙时代已有人收藏。在清宣统年间上海出版的《神州国光集》录有庞芝阁藏东魏武定三年石造像的拓片，上面就有清初画家恽南田的题识。题识对造像的缘起作了分析，之后又记下该造像的风格、文字、归属。

    其中说道：“此石龛释迦像一尊，坐（座）下字三面，计十四行，每行四字，尾行只一字，统五十三字，为魏武定三年，当是宣武年号，观其字体古拙，犹存汉魏遗风。是像今为蟾一吴子所得，以此拓片见贻，余喜，遂装成并记于上。”最后落款是“康熙乙丑秋七月廿又四日，东园客寿平”。乾隆时代以后，单体石造像不仅为一些人所倾心收集，而且已见之于著录，成为金石学家鉴赏的对象。乾隆时学者王昶以50年之力编《金石萃编》160卷，在是书中就著录了大量的石造像，其中尤以造像碑为多，并附《北朝造像诸碑总记》，对北朝石造像的雕凿情况及其特点作了分析。其后，叶昌炽的《语石》、张鸣珂的《寒松阁题跋》等金石和鉴赏专著，均有石造像的纪中收入石造像跋语数条，如东魏武定八年杜文雍造像、杜照贤造像、西魏大统十四年造像等，对这些造像的雕凿年代和出土地点作了考证。他在《东魏武定三年造像跋》中，还对当初恽南田的题识提出质疑，作了纠正。

    近代金石学家早已将佛

    教造像引入金石学的研究领域。如近人王懿荣的《天壤阁杂记》、马衡的《凡将斋金石丛稿》，以及后来朱剑心所著《金石学》等，都将单体石造像作为金石中的一个专项加以叙述。王懿荣《天壤阁杂记》还以亲眼所见，对清光绪八年（1882年）成都万佛寺遗址掘出残石佛像百余的史实作了记载。他说：“成都西关有万佛寺故址，忽出残石佛像，大者高如屋，小者卷石，皆无首，或有首无身，无一完者，蜀碧所称献贼凿去者也。”（所谓“献贼”即指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据史料所证，此非张献忠时所为。）王懿荣自称出私囊拣得有字残像三尊，“一元嘉，极大，一开皇，一无纪元”，又拣得残碑五七方，不成文，皆苏石、川石，本质松，此又经火而复人土者，须甚护惜”。于是他用船只将其购得的石造像，统统运往山东福山老家收藏起来。在那一时期，不光王懿荣收藏单体石造像，大江南北不少文人如郑文焯、黄易、童大年诸人，都喜爱这类藏品。民国年间东南日报社出版的《金石书画》特刊中，常刊出单体石造像照片或拓片供世人欣赏，其原物大多是清末民初的私家藏品。如梁顾廷谦陈宝齐造像、南齐维卫尊佛造像、魏王元夫造像、梁中大同慧影造像，为淮阴陈氏石墨楼所藏：北周夏信纯陀造像，为会稽顾氏金佳石好楼所藏：北魏太和二年乐安公主造涂金石像、北魏比丘法光为弟刘桃扶造像，为杭州童氏绿云山房所藏。这些单体石造像精品，皆经名家的考证和题跋。有的藏家本人对自己的藏品也做出评价。北魏太和二年乐安公主造涂金石像的收藏者童大年为该藏品题记道：“此像系近年洛阳出土者，己巳仲秋得于海上，供奉绿云庵中，郑大鹤尝谓造像之足于史者至可宝贵，况此大名鼎鼎乎？涂金虽已剥蚀，而石质细润如玉，亦非凡品，尤足称已。”北周夏信纯陀造像的藏家题记为：

    “民国七八年间陕西出土，京贾鬻于沪而转入于粤，丁卯秋，余得之番禺，李氏携归上海，供诸思简楼，高今尺二尺弱，三面镌字，共百十有六”云云。（见《金石书画》合订本）从以上题记中可以看出，近现代的造像收藏家多从考古及书法的意义上品评造像的价值。

    新中国建立后，佛教造像被载人中国雕塑艺术史，收藏家和艺术家不仅注重它们的考古作用，而且更多地从美术的角度挖掘它们的美学价值，对造像的艺术性有了新的认识。当代雕塑家、美术理论家如王子云、史岩等人均有这方面的专著。

    由于单体石造像早在清代已被世人所重，故百年以前就有专门仿造古代石造像的高手。清人张鸣珂在谈及北朝石造像时，即有“都门李宝台又善作伪，以售其欺，鱼目混珠”的记载。（见《寒松阁题跋》）民国年间，仿制六朝石造像的风气最甚。因此，多数行家认为，六朝石造像的仿制品十之八九出自民国时代。至于近年来某些盛产石料的地区，工匠们伪造出的石佛，为数就更多了。现今伪造的石佛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劣仿”，神态、眉眼与衣着，制作粗劣，与真品相去甚远：另一类是“高仿”，不但神态、衣着做得讲究，而且能仿出石质剥落的特征，这类伪品极易迷惑藏家，购藏时必须严加鉴别，不可拿今世之物当成古代珍品。

    九、古玩的座、架、盒

    在文化积淀深厚而又极讲古雅气派的中国古代，古玩的座、架、盒作为青铜器、瓷器、玉器、印章、奇石、文玩、书画等物的附属、陪衬与装潢，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都是颇费心机、相当考究的，哪怕是其独立存在，也有很强的观赏价值和保留价值。

    清末年间苏州怡园主人顾鹤逸有一藏石，此石不但有岩峦洞壑之形、枯木之质，叩之有声，而且颠倒、正侧，可以摆出多种不同姿态。主人特意延请木作高手为藏石制做了九个不同形态的座子，以便随时变更其陈列方式。这些座子，个个精巧别致，且刀工准确利落，与藏石的九个底面紧紧相扣，可谓匠心独运。民国时期，天津收藏家徐世章喜藏古砚。他的砚台作工纤巧，砚盒也极富特色。据古砚鉴定家、天津艺术博物馆的蔡鸿茹讲，徐先生藏砚里外三层包装，里面是布盒，外面是楠木盒，布盒里面的砚台又配以图36寿山石云龙雕插屏紫檀木盒，盒里有小题签。另有小绢袋装有款识，题写收藏经过及铭文撰写者的小传等，从中也能证明其藏品流传有绪。

    至于那些为稀世珍玩配制的座、架、盒，更是尽善尽美，无与伦比，达到了极致。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的西晋陆机所书《平复贴》，在传世的中国法书真迹中堪称魅首，而清代保藏《平复帖》的紫檀盒亦是非同一般。此盒为长方形，素身，盖上刻“西晋陆机平复帖”，并落下款“诒晋斋”等隶楷字样。书风圆健雄浑，雍容华贵，刻工精细，刀法有力。盒的装饰虽略显简单，然朴素雅致，颇具皇家气派。并且采用上好的鸡血紫檀木为料加工制作，通体显现古朴的“包浆亮”。有人推断，此盒乃乾隆皇帝将《平复帖》赐给成亲王后为其所制，或是成亲王请造办处工匠为其制作。据说张伯驹从溥儒手中买到《平复帖》时并无此盒，且多年来下落不明，盒是前几年被人偶然从旧物市场发现的，至此方“珠联璧合”。

    当年，张先生曾在写给溥儒的信中提到，在《墨绿汇观》中著录的《平复帖》原附带有一件紫檀盒和一块宋代的缂丝，亦可见这位大收藏家对《平复帖》原盒的重视与关注。

    明清时代，古玩座、架、盒之属作为小木作的一个门类，大都出自巧木作或雕花作之中的能工巧匠之手，有的甚至是皇家匠师的精心之作，其本身就是一件格高韵胜的艺术品，用作古玩陪衬，两者交相辉映，更显高贵。即便是所衬、所承、所装之物已经失掉，只留下单只的座、架、盒，也是万万不可小瞧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窥知这些物件所蕴含的价值，误认为只有古玩自身才值得珍惜，那些附件又有何用？这使我想起《韩非子》中“买椟还珠”的事：“楚国商人到郑国卖珍珠，用有香气的名贵木兰雕刻成匣子，薰以桂椒的香气，用珠珍玉石镶嵌在匣子上，用漂亮的红色玫瑰和翡翠色的羽毛装饰它，把珠子放在这样的匣子里。郑人不识货，以高价买了匣子，而把珠珍归还给了楚国商人。”这是善于卖匣子、不是善于卖宝珠，固然是不谙经营之道。而只晓得古玩值钱，不知匣子也珍贵，留下古玩却丢了匣子，这叫“买珠还椟”，同样也是得不偿失的。

    当然，收集古玩座、架、盒也要着眼于精品。何为精品？笔者以为，需从质地、作工、造型、构思、立意诸方面综合起来考虑。古玩座、架、盒有木质、石质、铜质及锦、布等，其中，木质为最多。从取材上衡量，一般以材质佳良者为贵，如紫檀、黄花梨、红木、铁力木，则以紫檀、黄花梨者为贵。论其制作方法，则有平雕、浮雕、圆雕、透雕、综合雕等，也有采用雕漆、镶嵌及嵌银丝等工艺的。无论采取什么工艺都要以雅为宜，使之质朴文气，古色古香，不能过于花哨，不能失去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色，更不能哗众取宠，让人望而生厌。座、架、盒既是古玩的衬托就得与器物搭调。凡设计、工艺、大小、高矮、色泽等都要充分考虑到所配器物的本色与造型，突出古玩本身，将器物自身的意境与妙趣最大限度地显现、衬托出来，并且尽可能使两者和谐统一，而不可过于繁缛，以致喧宾夺主。不管是托座、台架，还是椟匣，切忌陋、俗、繁，这就如同人的衣服，既要合体，还要合宜，才能提高它的身价，长它的岁数，增加它的档次。

    古物市场上销售的古玩托、古玩盒之类，新旧混杂，优劣不分，玩家也不可盲目购进。常见到一些所谓古瓷、古砚，托座与瓷器并不相配，砚盒与砚台也是两拿着，有的不能合拢，有的象是硬塞进去的，拿也拿不下来，掰也掰不开。这绝不是原配的真品。还有作假的紫檀、红木的托、盒之类，表面造出一种古旧之色，也是司空见惯的，玩家更要警惕。当然，有些托、架、盒，木质好，作工讲究，卖主本无假冒古旧之意和骗钱企图，如果配以个人藏品，则也并无损害。

    十、珍藏吉祥物

    吉祥物是吉祥观念的产物。吉祥观念则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和特定心理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笔者发现，近年来喜爱吉祥物的人越来越多，各种吉祥物品的收藏愈加显示出它的空间和活力。

    按照中国人的信仰和观念，吉祥之事的内容首推“五福”。“五福：一日寿，二日富，三日康宁，四日攸好德，五日考终命。”（《尚书·洪范》）本文列举的长命锁、如意、香囊、玉佩等便都是与“五福”相关的吉祥物。

    吉祥物玉蝉长命锁是儿童所佩戴的一种银饰，其形制多为银项链或银项圈下挂缀一锁形银牌。种类有项圈锁、挂链锁、肚脐锁等。因主要寓意是保佑儿童健康成长，故称“长命锁”。长命锁上常镂有“长命富贵”、“长命百岁”、“玉堂富贵”等吉利语，或嵌金镶玉。古物市场销售的旧的银质长命锁大多来自北京、山西、云南等地。质量一般的，百元左右至数百元一只。北京潘家园等古物市场常有小摊出售，颇为藏家所重。长命锁还有和阗玉和翡翠所制。尝在天津一古玩店见一翡翠长命锁，因质地欠佳，店主仅卖1000元。

    如意用竹、玉、骨、木、铁等制成，头作灵芝或云叶形，柄微曲，取“如意”（即称心、如意、吉祥）之谐音，既作吉祥之物，亦作陈列、赏玩所用。如意的价值因年代、材质、工艺而各不相同。笔者曾见一件47.5厘米长的清代木雕三多（多福多寿多男子）如意，卖价1.1万元，一件长27厘米的清中期沉香木灵芝如意，卖价1.2万元一件长27厘米的黄杨木八仙人物如意因作工细腻，卖价1.5万元；一件长35.2厘米的清中期文竹刻乾隆御题诗如意因存世稀少，卖价竟达12万元。玉质如意就作工而言大体分两大类，一类通体为玉（也有的是头和柄插在一起的），另一类为三镶如意（亦称三块瓦），在材质相同的情况下，前者比后者价高。

    香囊也称香荷包、香袋，通常盛放芬芳型草木的枝叶、果实或中草药，又有盛装沉香、速香、藏香等香料成品者。香囊的用途除薰香辟瘟驱毒和装饰衣着外，还可作传情信物。《古玩指南续编》里说：“无论贫富贵贱，三教九流，每届夏日无不佩带香囊者。故北京售卖者尤多。在本人，心意不舒，在应世，为不敬。”香囊以刺绣为多。造型有石榴、寿桃、佛手、花篮、金鱼、山形等，不少图案带有象征意义。京、津等地的古物市场均有出售。现今还有用玉或翠镂雕而成的圆形香囊也颇为时兴。据笔者所知，一只新工白玉香囊，玉质一般的卖到数百元，玉质好的能卖几千元。

    最后再说玉佩。玉是辟邪保平安之物。传说玉能发出一种特殊的光泽，这种光泽白天不容易见到，夜里可照亮方圆数尺之地，而这种光泽是邪魔鬼魅最怕见到的。故此，上及皇帝下至百姓都喜欢佩戴玉饰以求辟邪禳灾。从历史上看，战国时龙纹玉佩最为盛行。汉代鸡心佩、玉舞人佩最时兴。鸡心佩呈不规则椭圆形，中有一圆孔，两侧或单侧线刻或镂雕、浮雕龙、风、虎、螭纹等。

    玉舞人多琢舒袖舞人形象，以透雕和阴线刻琢成。后世多依战国、汉代玉佩的题材，且种类繁多，日臻完美，有子辰佩、虎形佩、斧形佩等。中国人佩戴玉佩之风，从古至今，代代不绝。根据报道，2000年的翰海春拍，玉器拍品中最受买家青睐的就是小件玉佩。

    除玉佩之外，还有象牙佩、黄杨木佩、瓷质佩等，都是中国人的珍爱之物。前不久，一友人花400元从小贩手中购得一件黄杨木荷花佩，上雕金鱼、荷叶、莲子，活龙活现，呼之欲出，友人爱不释手，每日挂在腰间。国人钟情吉祥物达到如此程度，更可知其收藏投资前景之广阔。

    十一、雕花板收藏正当时

    近年来，伴随着城乡旧房改造，许多古老的具有民俗特色的雕花板被主家从旧宅中拆卸下来，一批批极具艺术价值的木器雕件随之流向古物商店，登上收藏的殿堂，成为当今艺术品市场的“新宠”。

    雕花板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品的一个门类，其历史源远流长。

    早在六、七千年以前，中国的工匠就已运用木雕作为建筑装饰，或是用具上的装饰。唐宋时代，不少官宦文人建造园林、住宅时，已经将“诗情画意”融人建筑的雕刻之中。明清以来，更有相当多的富商、官僚、学者在家乡营造宅第，雇来能工巧匠，在房屋的门、窗，梁、栋、檐、柱等木结构上雕出各种精美的花样。时至今日，这些精雕细刻的建筑木件及木制家具仍散发着诱人的魅力。

    古代的雕花板，北方以北京、山西、河北一带为主，风格粗犷，具皇家气，南方主要集中在徽州、苏州、东阳、扬州等地，大都玲珑剔透，精巧细腻。明代的，大多简朴大方：清代的，大多厚重繁缛。

    据观察，现今购藏雕花板的人主要出于三种考虑。一是用旧雕花板装修房屋。笔者在杭州的几家大饭店内见整个店堂，包括一楼和二楼，全部用旧雕花板装饰起来，颇显古朴、别致。二是作为艺术品用于观赏和室内陈列。收藏者认为：“雕刻完美的木雕品最吸引人之处，是单独摆放一处的装饰效果，比作为整个装饰系统之一部分更为突出。”我曾见到一出版社美编，家中便挂有木雕花图40明鎏金铜托沉香木雕花卉带板一套全套件其中铃板；件，桃形板6件，长方形板7件，条板3件价值8万元—15万元板，弥觉高雅有味。2000年夏，我和几位画家赴山西平遥、祁县。

    他们在一小古玩店中花不多的钱买到几件小型雕花板，带回家中收藏、观赏或悬挂起来作为现代装饰中的壁饰。二是用于电视、电影道具。—位古玩商从山西一大户人家买到一套清初樟木大屏风，某电影制片厂得知后，欲出4万元将其买去，以作电影道具。

    雕花板尽管是旧宅和旧家具上的残部件，但它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和经济价值，然而以往它却未被传统的收藏家所看重。如今，众多的艺术品撩起封存已久的面纱，雕花板的价值及价格也随之上升。据业内人土告知，目前一块二尺见方的楠木人物三层雕的花板一般在1500元至2000元之间：己见方的普通花板可卖到80元至300元。而那些成套、成系列的雕花板比单件的价格要高2至3倍。那些残次、面部轮廓模糊不清、不完整的杂件，其市价则要大打折扣。因此，买家评定雕花板的价值和优劣，当从工艺、造型、木质及残损程度等方面全面审视，综合考虑。面对市场需求日益增加的态势，一些新加工的仿制品也拥入市场。据说东阳、宁波及安徽的一些地方已出现一批私人加工作坊。他们实行单一品种的加工制作，然后销往沿海大城市。这些产品，无论在雕刻工艺还是图案造型上，均无法与先辈的技艺相媲美，整体上总是缺少古代工匠的那种刀法凝炼坚实、古朴稚拙、一气呵成的神韵，而且容易变形、干裂，收藏、观赏价值并不高。

    十二、判定黄花梨条桌的依据

    张秉午先生曾是国营文物店文苑阁的主任，退休后一度为古燕斋当顾问。

    1993年夏，有人家中有一件黄花梨明式条桌，请古燕斋代卖，索价6万元。古燕斋接受了，条桌很快运来，摆在店堂。可是，让外行一看，都觉得那家具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条桌长2米有余，高约1米，方腿，束腰，通体无更多雕琢，木质为黄色，看起来很旧。对这件条桌，我个人看，造型和作工确有明式家具的气派，只是木质分不太清，尤其是黄花梨、花梨、红木三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清早期乌木罗锅枨半桌价值1万元—1.5万元我始终搞不太明白。为此，我向张秉午请教说：“在鉴定价值8万元—10万元占典家具时，对黄花梨、花梨、红木应该如何区分？您说这条桌是黄花梨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张先生回答：“在各种硬木中，最难分辨的就是黄花梨。

    一般来讲，黄花梨与花梨相比，黄花梨常泛出金黄色的光芒，且大部分有‘鬼脸’，还发出一种香味，花梨颜色较深，木纹粗而呆板，无‘鬼脸’和香味，纹理也不如黄花梨细而活脱。黄花梨与红木相比，黄花梨比红木轻，硬度也比红木小，从鬃眼上看，黄花梨的鬃眼比红木的鬃眼要大。黄花梨的身价自不必说，若论起花梨与红木的价值，我认为一般的花梨是比不上红木的：从特征上看，红木的纹理比花梨的纹理要细，”说到这里，张指着那条桌说：“你看！这上面就有‘鬼脸’：你再闻一闻，还有香味哩！”我细细寻找“鬼脸”，果然看到木纹上有一块块横竖和斑点比较集中的纹样，这纹样确实与其他硬木的纹理不同。那气味也得细细地嗅，我趴在条桌前去闻，虽香味儿不大，却隐隐可辨。

    十三、秦砖珍贵

    “秦砖汉瓦”，散发着秦汉文化的芳馨，是不可多得的特殊艺术品，也是考古断代和研究书法演变的重要实物，早已为中国文人所赏识，今人千万不可小视那些“砖头瓦块”。本文专言“秦砖”。

    叹曰死者魂归棺椁无妄飞扬行无忧万岁之后乃复会永和元年万岁不败大吉“秦砖”，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古砖的统称，不限于秦代。当然，秦代的砖，最为难得。从咸阳宫遗址的发掘来看，除铺地的素面青砖，还有带纹饰的砖。纹饰砖有平行线纹、米格纹、太阳纹多种，也有用于壁面或台阶的几何形纹、龙纹和风纹的长方形空心砖。此外，还有用于屋脊的五棱砖、用于屋角拐接的曲尺形砖、用于墓室拱券处的子母砖、楔形砖。刻在秦砖E的文字瘦劲古雅，在砖上可见到秦代中国文字的本来面目，这种刻字的古砖更为少见。

    陕西临潼、凤翔等地还曾发现过秦代扑印骑马射猎和宴请宾客场面的空心砖。两千年飞逝，这些宫苑遗址的残砖，如今都成了收藏家的珍稀宝物。

    到了汉代，在临潼、风翔等地发现的那类空心画像砖就更加普遍了。画像砖的内容也愈加丰富，如阙门建筑、各种人物、狩猎，车马、乐舞、杂技、宴饮、驯兽、神话故事以及反映生产活动的画面。

    这些画像空心砖主要用于墓室门扉和石壁上部，在四川、河南等省的汉代古墓中均有发现。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的生活和汉代的社会风情。汉代画像砖那独立完整、结构严谨的构图，具有绘画艺术和雕塑艺术的双重特征，永和五年造作竭力无馀用庸数千士夫莫不相助生死之义务矣至今仍焕发着不朽的艺术魅力。

    除了画像砖，两汉时期还有用多种形式雕记年号的纪年砖，也有几何纹、云纹等纹饰的花砖。中州汴洛一带还曾发现很多罪犯的葬砖，称作“刑徒砖”。形徒砖只记人名及死亡的年月，全是用刀刻划成字，笔道天然质朴，不加雕琢。笔者参观洛阳博物馆，在馆内就目睹了不少这样的古砖。纪年砖、花砖等，有的工整，有的古拙，对于考古和书法及装饰艺术的研究，也是不可多得的。齐白石的书法、篆刻就从刑徒砖里吸取了有益的成分。

    魏晋南北朝的墓砖，以东晋为多。当时民间风俗，士大夫治葬做坟，必用特别烧造的墓砖。这种砖坚牢厚重，两侧都有文字，记治葬年月和墓主名字，或治葬子孙名字。另外还有一种长方形墓砖，两面刻着简单的墓志铭，大多出于江南晋宋人墓中。因那时禁止刻石立碑，故改用土砖。这种古砖，称为“砖志”，也可将其归人墓志之属。南宋时曾出土过著名的王羲之《保母砖志》。近年来南京一带也发掘到不少。新疆高昌古城发现过一批砖志，其文字不是刀刻的，而是用朱笔写的，出土后容易漫灭，故存者不多。黄文弼编过一本《高昌砖集》，罗振玉编过一本《高昌砖录》，为这些古砖留下了记录。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古砖在宋代已不断有所发现，但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重视。直到清朝乾嘉时代，古砖才成了收藏家寻觅的对象，并进入金石研究领域。古砖之所以进入收藏领域，与当时金石考据之风的兴起有关。正如清人所讲：“乾嘉巨卿魁士，相率为形声训诂之学，几乎人肆篆籀，家耽苍雅矣。诹经榷史而外，或考尊彝，或访碑碣，又渐而搜及古砖。”

    清乾嘉时人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五中记有“古砖”一条，言及“仁和明经赵宽夫先生坦，好聚古砖，于断垣败甃间，极意搜讨，前后共得凡六十有一”。书中说，赵坦的藏品，有两块上有孙吴纪年，有21块上有两晋纪年，始于吴主亮太平元年，迄于晋孝武帝太元四年：有4块上有吉利语，分别为“吉利叶宜”、“万岁不败”、“弄吉日造”、“六月黄吉”，有6块上面题识姓氏，分别为“褚谒者”、“陈叔惟”、“贺信”、“章氏所作”、“章先作记”、“哙壁”；有21块上有古钱文，似为六朝厌胜之品；此外还有人形的、双鱼形的，等等。“其字有篆有隶，悉方整古劲，画亦奇愕有致。先生珍此，因自号日保甓居士”。

    清人钱泳的《履园丛话》卷二也有“古砖”一条，言称他从友人那里借拓古砖计30种，且在书中一一说明其来历和特征，以“传文艺林，亦可备嗜古之一助”。这些古砖分别是：汉万岁砖、汉五风砖、汉竟宁砖、汉建平砖、汉永建砖、汉本初砖、汉中平砖、汉长亭砖、吴宝鼎砖、吴潘冢砖、晋太康砖、晋蜀师砖、晋永平砖、晋元康砖、晋永宁砖、晋永兴砖、晋永嘉砖、晋建兴砖、蜀汉建元砖、东晋泰元砖、晋咸康砖、晋永和砖、宋元嘉砖、宋泰始砖、梁天监砖、梁台城砖、隋大业砖、唐大和砖、唐大中砖。钱泳还对古砖的题字作了研究。

    乾嘉时及乾嘉之后，张廷济、陆增祥、阮元、陆心源、况夔笙诸人亦大量收集古砖，文人中以致相习成风。如苗先路得君子馆砖于河间，李申耆得廉颇墓砖于寿州，冯柳东著《浙江砖录》，皆见于文献所载。阮元积得汉晋八砖，因题室名曰“八砖吟馆”，宾友联吟，乃编为骸Ij烛集》三卷。陆心源收藏古砖达800余块，作《千甓亭古砖图录》20卷，他的许多藏品现收藏在浙江博物馆。张廷济曾在海盐观海潮，海潮远退数十里，见井灶街墓基址，其中有古砖累累，于是雇渔人担之，得汉晋古砖8块，因取名读书处曰“八砖精舍”。八砖之中，有汉永宁元年砖、太康年郭家葬砖等。况夔笙在扬州，见虹桥西南有颓垣一角，屹立荒烟蔓草间，便请郭姓老仆登城寻砖，先后得城砖7块，既有唐砖：也有宋砖。况又将一断砖琢为砖砚，苍坚致润，非他砖所及，甚为欢欣。

    古砖伪作，清代已有所见。据《笑笑录》卷六载：毕沅出任陕西巡抚，正值六十寿。有一县令命家丁送来20块古砖作为寿礼，并将砖名拓出，装成册页，古雅可爱。喜爱金石的毕沅见之甚喜，特地接见送砖的家丁，说道：“我过生日，你的主人送±这样风雅的礼物，我甚为感谢。你回去代我向你主人致谢，过几天我再写信给他。”那家丁顺口答音说：“小人对这件事也出力不少。”毕问其缘故，仆人便将其主人如何觅旧本摹仿，如何在某处定造，如何上色，如何使之剥落，如何使之生出苔鲜，一一言之，毫不隐讳。毕听后，不作一语，拂袖而人。钱塘还有一位叫孙承祖的文人，嗜好古砖，也曾被人欺骗。同治年间他游台湾，每到一处便以重金购买古砖，行囊中装十几块大砖，一有闲暇便取出，陈列于几案，一一摩挲，至夜不倦。其实这些砖中，半数是赝品。

    清朝人对古砖尚且如此看重，今人则更应珍惜它了：百年前世间已流有古砖赝品，今之藏者更需要严加鉴别了。清代以来，不少文人喜用古砖作砚，称为“砖砚”，这种雅好在文人中至今不衰。鲁迅亦爱古砖。他早年收藏的砖文拓片，已经被鲁迅博物馆编辑成《俟堂砖文杂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十四、汉瓦难求

    “汉瓦”也不是单指汉朝的瓦，战国时期和秦汉魏晋及隋唐时代的古瓦均应在文人收藏之列。

    古瓦最有价值的是瓦当。据我的一位朋友讲，60年代初他到西安办事，在咸阳农村就见当地农民有卖瓦当的。他们都很在行，常见的瓦当，如铭文是“美意延年”等吉语类的，一块卖70多元，罕见的更是相当之贵。如今，在西安，霍去病墓的瓦当拓片，一张已卖到250元。

    瓦当是宫殿屋檐头那块筒瓦的底，有圆形的，那是覆瓦：有半圆形的，那是仰瓦。瓦当初创于西周，当时纹饰较为简单，有粗绳纹、细绳纹、重环纹等。战国时期，建筑物讲求华丽，瓦当艺术随之发展，题材日趋广泛，有鱼、鸟、鹿、虫、草等，出现了取材于自然的新风貌。这一时期的瓦当多作半圆形。其中燕下都山形瓦当，卷云瓦当，饕饕瓦当，三晋之卷云纹瓦当，齐鲁之树纹、鹿纹瓦当，洛阳之涡形、鹿、双麟瓦当，既传神而又富有韵律，代表了战国瓦当的艺术风格。

    秦汉时代是瓦当的鼎盛时期。从咸阳、西安、临潼等地出土的瓦当来看，秦代瓦当除鹿纹、鱼鸟纹外，又有了四兽、双猫、夔风、鸿雁等形神兼备的纹样。这样的纹样一般都有象征性，多取其吉祥如意和求安求福之意。秦代还出现了字纹瓦当，字体多是比较典型的小篆书体，行款较为固定，少有图案。如“羽阳千秋”、“千秋利君”等皆如此。“永受嘉福”为缪篆字纹瓦当，其文字与秦代缪篆玺印在书风上相类似。此类瓦当绝少发现。另外还有一些特殊字纹的瓦当。它们不仅在字数上有所增多，而且在画面的构思上有奇特之处。如“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12字瓦当，以小篆书写，文字工整，字形轮廓大小均匀，可与同时代之碑刻文字相媲美。

    瓦当纹饰发展至汉代，进入高峰时期。它的艺术风格吸收了先秦以来的精华，同时融入了当时的艺术特点，无论在艺术形式和内容上都有重大突破，显示了汉文化驾驭工艺美术的思想力量与高超的工艺水平。这一时期的瓦当以云纹图案的居多，云纹组织在网心外围或网边中间，千变万化，形式多样。动物瓦当中有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像为图案的四方神瓦当，也有豹纹、虎纹、凤纹、鹤纹、马纹、龟纹、蛙纹、玉兔纹的瓦当。四方神瓦当多组成合套，有驱邪之意。四像形象细腻动人，力度超凡，富有磅礴气势。

    汉代瓦当中，以字纹瓦当的数量最大。字纹瓦当的思想内容比秦代有所扩展，大致可归为宫殿、官署、祠墓和吉祥语4类。在形制上分区划界，中心乳点与联珠给铭文安排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在这个范围内，作出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均衡与变化。文字数目有单字、双字、3字、4字、5字、6字、8字，12字不等，书体亦有从简趋势，而且用笔粗犷，茂美雄密，纵横无拘；构图则酣畅饱满而又富于变化。1974年在茂陵发现的“天地相方与民世世中正永安”之12字瓦当，由外圈8字、内圈4字组成，篆文错落，布局协调，它是汉武帝陵寝宫殿所用：其旁霍光墓附近出土的“加气始降”、“屯泽流施”、“光旭块宇”、“道德顺序”4件字纹瓦当，烂漫多姿，变化无穷，似为祠堂、园邑之用。两汉时期的字纹瓦当，于醇朴中求文字结构之气韵，于多姿多彩中求装饰之意味，体现了汉代的艺术面貌与时代精神，是中国陶制文物中独具魅力的珍藏。

    秦汉以后的瓦当，亦有图案及字纹较为精彩者。北魏早期的字纹瓦当，如“富贵万岁”，在书体、用笔方面与北魏墓志铭为同一系统，颇有北碑之韵味。隋唐瓦当主要以佛教图案“莲花纹”为主要装饰纹样。出土于元代古城的元代瓦当，有“常山长贵”4字吉语，“常山”2字有楷书笔意，“长”字带有几分隶意，“贵”字则与汉代铜洗上的铭文相同，而且文字与图案相映成趣，别有一番艺术风貌。但总的来说，它们的艺术水平，与秦汉瓦当已不能同日而语。

    瓦当的鉴藏，与古砖一样，在宋代已有文字记载，但尚未列入收藏品之列。北宋王在《绳水燕谈录》里说：“秦武公作羽阳宫，在凤翔、宝鸡县界，岁久不可究知其处，元祜六年正月直县门之东百步，居民权氏，漫地得古简瓦当，皆破，独一瓦全，面径四寸五分，瓦面隐起四字，日羽阳千岁，篆字斟句酌随形为之，不取正方，如图47汉代瓦当（一组）知即羽阳旧址也。”可知宋时只是记录瓦当的形状及出土情况，并用以考证古代遗址。真正把瓦当作为藏品是在清朝乾隆时期。当时杭州人失枫旅居关中，收集到许多瓦当，编了一部《秦汉瓦当图记》，于乾隆二十四（1759年）刻成。这是瓦当的第一部图谱。从此以手，风气大开，文人学士都喜欢收集几个瓦当，有的还用瓦当琢成砚台，名曰“瓦当砚”既是古董又作文房用具，放在书桌上显得十分古雅。如遇文字与众不同的瓦当，尤其为人歆羡。如“东城有李渔村名澄中者，藏有季孙行父所城口古瓦二叶，其质甚坚，瓦口有籀文，一日千秋，二日万岁，字画圆润可爱”，又如“成哲亲王曾得铜雀台瓦，有明人之字錾其上，支‘得之漳水之滨’其质坚致如石”，云云。此类记载，在清人笔记中多有出现。由于文人的重视、收藏家之所求，以往人们见而不顾的瓦当便随之珍贵起来。农民耕地时得到半个简瓦，只要圆底完整，都可以卖个好价钱。

    东百步，居民权氏，漫地得古简瓦当，皆破，独一瓦全，面径四寸五分，瓦面隐起四字，日羽阳千岁，篆字随形为之，不取正方，始知即羽阳旧址也。”可知宋时只是记录瓦当的形状及出土情况，并用以考证古代遗址。真正把瓦当作为藏品是在清朝乾隆时期。当时杭州人朱枫旅居关中，收集到许多瓦当，编了一部《秦汉瓦当图记》，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刻成。这是瓦当的第一部图谱。从此以后，风气大开，文人学士都喜欢收集几个瓦当，有的还用瓦当琢成砚台，名曰“瓦当砚”，既是古董又作文房用具，放在书桌上，显得十分古雅。如遇文字与众不同的瓦当，尤其为人歆羡。如“东城有李渔村名澄中者，藏有季孙行父所城口古瓦二叶，其质甚坚，瓦口有籀文，一日千秋，二日万岁，字画圆润可爱”，又如“成哲亲王曾得铜雀台瓦，有明人之字錾其上，云得之漳水之滨，其质坚致如石”，云近代以来，瓦当的美学价值得到进一步开掘。一些著名篆刻家以独创精神，积极从瓦当上的文字及其布局中吸取营养。近人叶铭在《赵扔叔印谱序》中指出，赵之谦刻印“以古币、古镜、古砖瓦文参错用，回翔纵恣，唯变所适，诚能印发求印”。吴昌硕、齐白石等人也曾从瓦当中学习篆法。

    当今之世，秦汉瓦当更以其古雅端凝的风姿吸引着众多的中外收藏家。天津有位叫华非的书画家，与笔者交往多年。据笔者所知，华非先生平生痴心于瓦当的收藏。他不辞辛苦，潜心收集战国画像瓦当、秦汉画像瓦当、秦汉文字瓦当数百块，并拥有大量瓦当拓片，同时，对瓦当的产生、瓦当的收藏历史、出土状况及其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作了深入探讨，著《中国古代瓦当》一书，已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他还告诉笔者，瓦当本是“宝”，但对外行来说，“宝贝”也难免成了“垃圾”。他举例说，“文革”中某文物公司积存一批秦汉瓦当，因未能出口，转手到了信托店。信托店将其堆放在一边，无人问津。此时恰被一位姓黄的收藏者见到，仅花极少的钱就将这批“宝贝”买走。可见“藏宝”还得“识宝”。

    十五、“时玩”收藏潜力大

    几年前，天津举办的“首届中华名人书画工艺珍品拍卖会”上，既有当代书画家创作的书画作品，也有雕漆、石雕、汴绣、石湾陶瓷+象牙微雕、内画鼻烟壶等当代工艺美术家创作的工艺品。其中，一件刘传制作的石湾陶瓷作品“钟馗捉鬼”售价50万元，一件现代汴绣作品“五牛图”售价1.5万元，一件沈忠兴制作的象牙微雕扇售价1万元，一套陈之佛、姜壁制作的雕漆嵌玉挂屏售价60万元。这些被誉为“民间绝活”的工艺珍品及当现代青田石雕《高梁》代名家的书画作品也称作“时玩”。

    所谓“时玩”是指那些近世或当代制作的玩好之物。“时玩”乃相对古玩而言。古玩，即古器物可供珍玩者。民国时期，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将古玩分为书画、瓷器、铜器、古钱、宣炉、古铜镜、玉器、砚、古墨、古书、碑帖、各代名纸、古代砖瓦、偶像、印章、丝绣、景泰蓝、漆器、宜兴壶、珐琅、料器、法花、牙器、彩墨、笔格、竹刻、扇、木器、名石等数十类。以往也有人将古玩分为“硬片”和“软片”两大类目。古瓷器是“硬片”的代表，古字画属于“软片”的代表。古玩固然珍贵，然而，大凡古代器物，历经岁月沧桑而流传下来的已是越来越少，如果再富有艺术性或文物的特殊价值，则更为难得，即使有，其价格一般人也难以接受。况且，所谓“古玩”也是相对而言，今天的“新”将来也会成为“古”，如若收藏一定要局限于年代，认为年代越久越可宝贵，只认“古”而不认“新”，那么收藏的路子总是越走越窄，也许会失掉购藏珍品的良机。有鉴于此，收藏投资者在收集古玩的同时，有意识地购藏一些富于创造、意境深远的新的艺术杰作和那些富有纪念意义、有代表性的珍贵物件及浑然一体、自然天成的现今稀有之物，的确不失为集藏投资的明智选择。

    收藏“时玩”，在很早以前即已时兴。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京城开封“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情况时提到“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其中有不少便是那个时代制作的器玩。“时玩”一词在明朝开始出现，并形成一股收藏和鉴赏“时玩”的风气。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专有“时玩”

    一条，说道：“玩好之物，以古为贵，唯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图49五彩斑斓雨花石盖北宋以雕漆擅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所谓柴、汝、官、哥、定诸窑，尤脆薄易损，故以近出者当之。”除上述沈德符所列器物而外，他如张岱《陶庵梦忆》所载，尚有南京濮仲谦之刻竹、雕犀，苏州甘文台之铜炉，“吴中绝技，陆子岗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壁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而龚春、时大彬、陈用卿之宜兴砂罐，王元吉、归懋德之锡注，皆“直跻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无惭色”。

    如苏州回回人甘文台以乌斯藏（西藏）渗金铜佛锤碎为原料所制的铜炉，与宣德炉款致分毫无二。甘文台称经他手毁掉的铜佛像有七百多尊。他仿制的宣炉人称“甘文台炉”，当时即为藏家所珍爱购藏。明代以后，藏家的收藏范围继续向“时玩”扩展，如清代的鼻烟壶、自鸣钟，近代的邮票、火花、月份牌等，均可见到“时玩”的影子。

    如今，在诸多的收藏品中，“时玩”的种类更是数不胜数。笔者将当今流行的“时玩”归为十大类。一是现代书画类，包括目前健在的书画家的作品，有的虽然作者年轻，但其作品确实不同凡响，此类作品颇具收藏投资潜力。二是邮币卡类，邮，指邮票一类，币，主要是指现代通行的有收藏价值的钱币，卡，主要是指磁卡之类。

    三是票券类，包括印花税票、奖券、门券、交通票券、月票花及以往发行的粮票、布票、油票等。四是商标类，包括火花、烟标、酒标、食品商标、日用品商标等。五是现代陶、瓷、玉器，指现代制作的带有艺术性的陶、瓷、玉器精品，如名人手制的紫砂壶、名人手绘瓷器等。六是现代工艺品类，包括名人的剪纸、皮影、风筝、泥人等作品及年画、民间玩具、刺绣、木雕等。七是标本类，包括矿物标本、蝴蝶标本、介壳标本、鸟卵标本等。八是纪念品类，包括各种勋章、纪念章及毛主席像章等。九是有特殊价值或成系列的日常用品类，如服装、钮扣、酒具、烟缸、打火机、手帕、易拉罐、鞋子、扑克、唱片等。十是现代书刊类，包括印制精良的图册、图书珍藏本及成套报刊、连环画等。

    行家认为，收藏就得玩真品、善品、美品、绝品，收藏“时玩”更要讲究真、精、奇。一件收藏品兼有真、精、奇的特点，即使年代很近，总是为世人所认可和钟爱，并有其永恒的价值。何谓“真”？

    真，即是无任何造假之嫌而具有时代本色的“时玩”。据报道，福州新近兴起了收藏“小人书”热，一套1959年版的《三国演义》连环画卖到4500元，一套1959年版的《水浒》连环画卖到1.95元，一本1962年版的连环画《鸡毛信》以220元的价格成交。这些“文革”

    前出版的连环画之所以能卖到如此好的价钱，除了因为它们代表了当时的绘画水平外，还在于它们的“真”。何谓“精”？精是指器物品质的优异，尤其是工艺品，只有精美，才是够档次的“时玩”。

    笔者于几年前在一家个体古玩店花了300元买到一只笔洗，釉下彩绘一百个不同姿态的婴儿，令人爱不释手，虽为新制，亦可作文玩雅器看待。在去年的一次拍卖会上，这只笔洗竟以高出我原来买价的一倍卖给了新的主人。可见，只要是，精品，总有无穷的魅力。何谓“奇”？奇，乃指那些超凡脱俗的珍稀之物。如现今钱币中的错版钱币、纪念钱币等。纪念钱币是以纪念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或以历史名人、科学家、英雄人物为设计主题，经国家批准限量发行的一种钱币，多采用高超的制模技术、精湛的生产工艺制造，更因其稀见难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会成倍乃至上百倍的增长。

    以上情况表明，真、精、奇的“时玩”，既可收藏赏玩，又可升值增值。凡是代表时代风尚和最高工艺水平的器具，或反映一个时代历史风云的物品，或具备珍稀性、独特性、完整性的艺术品，数百年后，我们的后人也必将像我们今天欣赏古玩珍品那样去欣赏它们，它们的身价比今天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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