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集古藏珍养生益寿

    古董（或称骨董、占玩、文旨古代留传下来的可供鉴赏研究的器物。凡古书画、古瓷器、古铜器、古玉器、文房器具、古书、碑帖、竹刻、木雕、牙器、扇12cm×9cm×7.1cm价值5万元子、印章、石刻、丝绣、漆器、陶器、料器、紫砂壶、珐琅、景泰蓝、鼻烟壶、甲骨、占砖、瓦当、名石、度量衡等等，小至鲁迅小说《离婚》中的水银泌“屁塞”，大至古典家具，均属这个范畴。

    “骨董”一词“初无定字”（唐张萱《疑耀》），明代以前泛指杂物。北京苏轼《仇池笔记》

    说：“罗浮、颖老取饮食杂烹之

    食，名骨董羹。”南宋陆游诗云：

    “诗成读罢仍无用，聊满山家骨

    董囊。”骨董羹、骨董囊分别指食物和包囊。《水浒》中描写：“大名府在元宵节时，家家门前挂灯，户内四边挂名人书画和奇异骨董玩器之物。”这里的骨董是指珍玩异物，也不一定是古代器物。到了明朝及明代以后，“骨董”、“古董”、“古玩”、“文玩”才先后成为古器物的专有名词而出现在文人著述中。

    古董，作为古人遗留下来的精华、历史文化的积淀，几乎每一件都会让持有者编织出许多动人的故事，它可以让人联想到六宫清代象牙口玳瑁蒙蝈蝈葫芦价值8000元粉黛的风流韵事，也可让人获知骚人墨客的兴会乐事，或许还凝结着寻常人家的一件家族往事。在中国人看来，虽说古董是古稀之物，但它总是与“玩趣”联在一起，不管它有多么值钱。赏玩古董，既是认知活动，又是审美活动，既能进德长才，又可怡情悦性，把人引入天人合一的极真妙境。

    对古董的这种玩趣和妙趣，古人早有深刻的阐述。李渔《闲情偶寄》认为，观赏那些经历沧桑、古风十足之物，确是令人浮想联翩，胸怀开畅。

    他说“观看古董，妙在身生后世，眼对前朝，然而古董可爱者，以其体质愈 陈愈古，色相愈变愈奇。”董其昌《骨董十三说》则认为，品玩骨董有助于消除疾病，延长寿命。这种活动可以与古人精神相连通，舒发郁结于心中的闷气，收敛放纵不羁的恶习。言及品鉴，他说：“饭后静坐，另设干净的几案，铺上红色的毛毡，加上有花纹的绵缎，顺序拿出所藏骨董，排列起来加以品玩。”这真是达人高士澄怀涤虑、与物熙和的风流格调。在如此幽雅的氛围中品味自己所收之古物，遨游于人类历史的浩瀚之海，寻觅采摘文化积淀之珍珠，的确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享受。

    藏玩鉴古这种文化活动所带给人的美感和快乐，不仅仅表现在人们品味自己珍玩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心旷神怡，而且每当搜集到或偶尔得见一件精妙之品时也会欣然陶醉。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宁愿省吃俭用，也不惜钱财购求古今名人书画和三代奇器，回到家中，共同品鉴把玩，“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金石录·后序》）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宋仁宗时，“华阳杨裒，好古博物，家虽贫，尤好书画奇玩，充实中橐。”又说，钱塘沈振藏唐冰清琴，知名琴家陈圣与从振借琴弹赏，爱不忍释。至于米芾癖石，苏轼、黄庭坚癖砚、癖墨，更是为人所熟知。据说他们每获得一件新奇而独特的爱物，自得其乐之情便油然而生，以致内心的积郁和对时势的感叹也借此渲泄，官场的种种不快统统得到了解脱，世间的一切烦恼完全丢在了脑后。这种愉悦，只有酷爱藏玩的保古、尊古者才能感受得到。

    古往今来，人们几乎都生活在繁杂的社会中，除了以保持、繁衍生命为目的食息劳作外，还要在精神上有所寄托。纵观世人之娱乐，藏玩鉴古堪称一项理想的娱乐。

    它是一种清静之中的享受、闲暇之中的纳福，真可谓其乐无穷！

    现代医学告诉我们，人们的衣食住行属于物质生活。物质生活的好坏固然是人们身心健康的一大要素。但是，仅有物质生活的合理调剂而无精神生活的遣兴，人们的健康也会受到影响。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有句名言：人生在世，谁不寻觅快乐。快乐的方法不胜光绪八宝奇珍墨一套；579.7克价值3万元其数，所形成的结果有情趣高低、雅俗之别和持续时间长短之分。古董玩赏的功用就是在于能使人获得一种健康、高雅而持续的美感。这种快乐是其他娱乐形式所不能替代的。

    当代算具藏家陈宝定先生在谈到藏玩与健康的关系时提出，藏玩者在整理欣赏藏品时要全神贯注，集中精力，因而能起到调节神经、裨益健康的作用，其原理如同我国的气功疗法。这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鉴古藏玩除了具有精神保健的效果，亦可直接作用于肉体保健上。香港玩家李英豪先生在《护身玉》中讲到，他的一位世伯手指常感无力，且伴有麻痹，颤动，后来得到两件古玉，时常把玩，结果手指的症状消失了。“玉环之体，人手使人心荡”，温润的古玉抚摩在手，确有其特殊的保健功效。其它玩器，比如摩挲竹器、盘宜兴壶等，也有类似之功。如此看来，“藏玩悦性，鉴古益寿”的观点不仅符合古代的养生原理，而且在现代人的生活实践中也得到了有力的证实。

    集古藏珍，养生怡神。古董中所蕴含的古趣、雅趣实在是妙不可言，人们在藏玩中所获得的收益和实惠真是无可比拟。

    二、开掘藏品蕴藏的文化财富

    收藏能激发人们对各种古物觅底寻根的探索精神，并促使人们开掘新的研究领域。以清末民国的甲骨研究而言，试想如果没有王懿荣、王襄、孟广慧、端方、刘鹗等收藏家的收藏欲望和鉴赏知识，我国已知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发现，殷商的这段历史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搞清。

    收藏，不仅为甲骨学的创立和甲骨文的发现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是我国金石学、版本学、古钱学等学科开创之先譬如金石学。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专门研究物质文化的学问，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古代铜器和石刻。金石学肇创于两宋，兴盛于清代。其创立或兴盛，都与民间收藏的繁盛有着直接的联系。

    “其学之盛衰，盖系于古物发现之多寡”（朱剑心《金石学》重版图55汤定之书札序）。没有一批私人收藏家对古物的热心发掘、收存和考订，金石学也就成了无本之本。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清代冯云鹏、冯云鹅的《金石索》等大量金石著述，多是在收集和研究私家藏品的基础上产生的。尤其是清朝末年，简牍、印章、封泥、瓦当及甲骨等相继出土而不断进入私家收藏，使收藏家具备了新的研究资料，进一步丰富了金石学的内容。举凡工业中的冶铸、制造，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乃至于绘画、雕刻、戏剧、古天文、气候、地理等考古资料，大都可以从私家的文物收藏品得到。从某种意义上讲，民间收藏是金石学生长的“沃土”。

    又如版本学。它是研究图书版本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和优劣的学问。古人藏书、读书十分讲究版本。这是因为古书的版本很多，往往同一本书有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的版本。大凡藏书家多选择那些校勘认真、精校精注的版本加以收藏：而且对版本多有研究。如清代钱泰吉的《曝书杂记》、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跋记》、瞿镛的《铁琴铜剑楼书目》、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续记》、叶德辉的《郎园读书志》等，均为私人藏书家专录版本的书目。我国私人藏家对图书的鉴藏活动，不仅为版本学的创立打下基础，而故宫博物院呈文1949年写本4通5页价值1000元—1500元且通过他们对版书的研究和著述，使这门学科不断充实和完善。

    再如古钱学

    它以古代钱币为研究对象，传统的古钱学主要研究古代钱币的形制、书体、重量和成分等。对古钱进行系统研究和品评的钱币学家，几乎无一不是持有大量古钱藏品的藏泉家。我国流传下来的现有最早的古钱币著作，除了南宋洪遵的《泉志》，还有清代李佐贤的《古泉汇》、鲍康与李佐贤的《续泉汇》等，其作者均为大名鼎鼎的藏泉家。从清代至民国年间，总共有57部钱币著录，除乾隆时敕编之《钱录》外，其余皆私家之籍。可以说，从古至今是藏泉家的私人著述奠定了钱币收藏、鉴定的基础。

    在当代，民间收藏对于促发人们去发现新的“宝物”，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仍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著名家具收藏家王世襄先生，自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收藏古代家具，并从美术史等角度研究古代家具的发展历史和艺术特色，几十年锲而不舍。“十年动乱”中，他受到迫害，被赶进一间小屋。但他仍然舍不得自己的藏品，把家具堆放在一间仅有的小屋内。在既不能让人进屋，也不好坐卧的情况下，他和老伴只好踡跼在两个拼合起来的明代的柜子里睡觉。当年黄笛子先生曾赠他一联：移门好就厨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额是“斯是漏室”。在这种艰苦的境地，王世襄对其藏品进行品评、研究，分析和归纳我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家具制作特点，写出《明式家具珍赏》等力作。他在《家具的欣赏与使用》一文中指出：“从无数的明清绘画可以看到明代的室内陈设朴素简单，家具疏落有致。入清以后，才日见重叠拥挤，而家具本身也越来越繁琐。”（见《文物天地》1986年第一期）这是在大量收藏和探讨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王世襄对古代家具美学意义的开掘，是他对家具藏品进行纵向研究的结果。

    四十开26.5cm×20cm

    价值15万元—16万元

    已故文史掌故家、鉴藏家郑逸梅先生，一生从事过新闻、教育、电影编剧等职业。他收藏有金石书画、书刊杂志、文房四宝、信札名片等，几乎无所不及。青年时代，他曾与辛亥革命时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人物柳亚子、高天梅、李叔同、陈巢高、高吹万、苏曼殊、胡蕴、余寿颐等皆有交往，南社成员1000余人，他认识1／3左右。热衷于收藏的郑逸梅，当时就留心收集南社的各种资料。社员的著作，或由人赠送，或自己购买，星星点点，积累很多。

    社员中有好几位是报章杂志的编辑，采登了较多的社友作品，对此，他也全部保存起来。尤其是南社社员的信札，哪怕片纸只言，他都用心收藏。70多年过去，这些资料在别处已无法寻觅，只有在郑逸梅那里仍保存完好。他对这些藏品反复钻研、分析、条理、考证，理出了南社的成立始末、活动情况和取得的成就，并为170余名社员作了小传，于1989年写成了洋洋数十万字的《南社丛谈》一书，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又遵约编成《南社诗选》一书。他那炼石补天之作，不仅是对半个世纪前这段文坛往事的追忆，更是他个人研究成果的记录。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他对藏品进行横向探讨的结果。

    多年来，民间收藏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是无形的，是难以用具休数字来衡量的。如鞋饰收藏家骆崇骐和他的研究成果《中国鞋饰文化》，绕贵祥和他的研究成果《毛泽东像章研究》，早巳受到海内外的重视。蓝翔收藏并研究筷箸文化，李寸松收藏并研究民间玩具，王树村收藏并研究民间年画，李继友收藏并研究社火脸谱艺术，均属于“创造性的开掘”。他们所取得的成就，都是突破性的。

    对收藏者的基本要求秦朝有位名叫子甲的人，平生最喜欢收藏古物。一天，有个商人拿着一张破草席对他说：“这是孔子讲学时坐过的席子。”子甲大喜，慷慨地以几亩良田换下这张“古席”。

    没多久，又有人拿来一根残旧的藤条拐杖，说：“这是周文王的祖父逃难时用过的，比孔子使用的破席还要早上几百年。”子甲更喜，卖掉全部家当，买下这根拐杖。过了一段时间，子甲在街上遇到一个摆地摊的商贩，手里拿着一只破木碗，说道：“这是桀王就餐时盛饭的木碗，一直流传到现在。”子甲不由分说，卖了房子，买下了这只“古碗”。后来，子甲变得两手空空，沦为乞丐，四处乞讨，可是仍然念念不忘收藏古物，挨门挨户求要姜太公用过的“九府钱”。

    这个笑话所说的子甲，是否真有其人，他的收藏活动真相如何，现已无法考察清楚。但从这则笑话中看到，子甲这个人对收藏古物确实入了迷，可是由于他不具备对古物藏品的鉴别本领，只能听任别人的欺骗和戏弄。

    钤印：兰陵孙氏渊如、丁纶恩印

    题跋：武愤价值1.2万元—1.5万元

    郑逸梅先生在《人物与集藏》一书中指出：收藏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资历，二是鉴赏力，缺一不可。古物多指文物、古董、古玩。相对来说，这种藏品不但价值较高，而且鉴别的难度也较大。是否具备鉴别古玩的能力，对古玩藏品的真伪、时代、作者、产地、原料优劣、材料精粗及其在历史、科学、艺术上的意义和价值作出正确的判断，对古玩收藏者尤为重要。要真正提升收藏的品位，必须提升藏家的素质和素养。首先是“学”，就是说收藏者眼界要高，广泛涉猎鉴藏知识和相关学问，以提高自己的鉴赏能力。文化素质是收藏的根基，文化素质太低，收藏者的收藏活动总是处于一种必然王国之中，而对藏品的认识懵懵懂懂，若明若暗，不但在收藏中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而且很难得到有价值的收藏珍品。近人赵汝珍在其《古董辨疑》自序中，谈到分辨古董藏品时，特别强调文化基础的重要。他说：“盖辨疑之道极难，必也具有古董整个领域内之常识，再辅之以广博之经验，特殊之阅历、深邃之研讨及超人之智力，方能胜任。”这虽是20世纪40年代所言，今天看来，仍有它的道理。其次是“识”，即是说收藏者要见多识广，接触藏品丰富，无论是真品还是赝品，都要广泛接触，以提高自己辨别年代和真伪的能力。记得我国一位资深的文物鉴定家同学习文物鉴定的学员有一段对话很是耐人寻味。有学员问：

    “怎样才能看出某件东西的假来？”老先生答：“你知道什么是真的就能看出什么是假的。”又问：“怎样才能看出某件东西的真来。”答：“你知道什么是假的就能看出什么是真的。”这就为古玩收藏者提出一个问题，即必须真东西、假东西都接触才能提高鉴赏能力。看得多了，心中有数，遇到文物才能看出分晓。

    再次是“才”，即收藏者要有聪明的才智和悟性，有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之功，以提高自己对藏品的选择品评能力。知名学者叶恭绰先生，精于文学、史学，能诗能文，能书能画。他同时也是位藏书家和文物收藏家。尽管他的收藏与他所从事的艺术、学术研究及社会活动不能完全划等号，但他仍在它们之间找到了互补关系。

    他的字集刚劲、厚重、奔放于一体，驰名书坛。据说其书法除临摹褚遂良及汉魏各碑外，最得力是他藏有宋秦桧字帖孤本，平时经常临摹，却不为外人所知。收藏也使他对中国文史有了更深广的感性认识，并从中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使他有足够的条件，完成了《全清词抄》、《五代十国文》、《广箧中词》、《广东丛书》、《遐庵词赘稿》、《汇稿》、《序跋一辑）等著作。张中行先生在《负喧琐话》一书中记有他对叶恭绰生平的一段回忆。其中提到：“他的广泛兴趣是整理、欣赏、收藏文物（包括图书）。在这方面，他的经历和收获几乎是说不尽的。”从张中行先生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叶恭绰的收藏活动与学术、艺术的研讨全然是融在一起的，他对藏品的选择与品评的能力和学术上的收益得力于他对收藏的悟性及其举一反三、融类旁通的本领。

    三、如何确定收藏目标

    民间收藏主要偏重于三种类型。

    鲁迅收藏有大量的汉画像拓片，他认为从汉画像所反映的内容中可以窥见秦汉之典章文物及生活状态，同时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民间的“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可能会创造出一种更好的版画。此图为汉代嘉祥画像的拓片，上有“周氏”印一方。

    一是广博型。这种人收藏品的范围相对较广，鉴赏对象面较宽：也有的对某一类别的藏品几乎无所不收，多多益善。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均无“蜻蜓点水”之弊，其藏品绝非粗陋，认识亦非肤浅，却都能达到“精专”的程度。广博型的收藏家大多是学识精深、兴趣广泛的人。他们不仅仅满足于一般的读书生活，总想跳出读书的天地，接触更多的文物藏品，以开阔知识视野，拓宽治学范围。清末收藏家刘鹗就是这样的人。他之所以在文物考古上有重大贡献，与他广博的收藏有直接关系。刘鹗不仅收藏甲骨，而且对书画碑帖、钟鼎彝器、秦砖汉瓦、印章石刻、古钱和古代乐器等无不收罗。广博的收集与精深学识的撞击、交融和贯通，成就了他对金石考古领域的开拓。

    鲁迅先生是文学家同时又是美术作品特别是木刻、版画、笺谱的收藏家和鉴赏家。此外，他对金石拓本、汉代画像、六朝造像等，也有广泛的收藏兴趣，常挤出钱来到旧货摊购买。他的日记中就记有他每年在厂肆购书、文物、碑帖的账目。鲁迅在为文之余，还选编出版了英国、德国、苏联以及中国现代不少版画家、木刻家的作品选集，并且亲自为其作序或小引，仅笺谱就同郑振铎先生合作选编出版了《北平笺谱》，重印了明代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可能说，鲁迅和郑振铎都属于广博型的收藏家。

    二是专项型。这种人收藏对象较为专一，或重点收集某一类别的藏品，或围绕一个专题，一个中心来收集藏品，以形成系列。

    如近人李拔可专一收藏伊秉绶的著作和法书。他托人广为收罗伊之墨迹，书画商闻讯，纷纷挟载而来，物归所好，于是丘垤成为崇岭、溪涧汇为江湖。因伊秉绶字墨卿，李拔可取号“墨巢主人”，并出其所藏，用珂罗版影印问世。如此一来，伊秉绶的手迹在古玩市场上顿时增价倍蓰，人犹争购。又如旧时曾任金城银行总经理的周作民，专门收藏先贤尺牍，被人称为“尺牍大王”。丁辅之所藏名人尺牍，有明代上自洪武御笔，以及刘基、宋濂、王阳明、左光斗、史可法诸子，乃至严分宜、阮圆海等人尺牍，也割让给周作民。此外，画兰名家姚虞琴所藏尺牍，绝大部分也给周作民搜罗而去。河海不择细流，泰山不让丘壤，经数年收集，周作民的名人尺牍竟达数万通之多。这些藏品在文献方面提供了相当的资料，成为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专项型收藏往往为一个人取得某一方面的成就起到一种奠基作用。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南洋中学校长王培荪以专收地方志著称。王培荪收集方志花了几十年的精力，或向书商收购，或托校图63清乾隆辛卯年库石朱墨友罗致，他收集到的方志，卷帙浩繁，占当时存世方志的80％。他把方志分为畿辅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镇志，以及舆图等几类。按地域又分为中区诸省、沿河诸省、东北诸省、本区诸省、边区诸省。另外还有山川志、古迹志、居处志等。收藏这些方志，不仅对国家建设如天文、地理、物产、矿产、交通、水利、文物、考古等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孙培荪本人在这一收藏活动中也成了举世公认的方志学的专家。南社诗人胡寄尘专事收集启蒙书，仅《三字经》就有27种，《千家文》有21种，此外如《小学韵语》、《三才略》、《幼学歌》等不胜枚举。胡寄尘“乃一一搜罗而加以考证”

    （《逸梅杂札》），为保护文献作出了贡献。

    三是连带型。即收藏对象在某一种藏品之外延伸和派生出与其有连带关系的，藏品。比如河北保定有位叫孙祥麟的收藏家，开始他只对收藏火花感兴趣，以后发现收藏火柴实物及火镰、火石也很有意义。因为这些都是一个“火”的家族，具有某种内在的相关性和联系性。

    于是在他的火花之外，又增添了防风火柴、防水火柴、无硫火柴、无柄火柴、万次火柴、十八罗汉套装火柴、专为点燃壁炉用的瑞典巨型火柴等等。再后，又由此而引起对收藏打火机的兴趣。他欣喜地发现，将这些收藏品联系起来，形象地展示了从原始到现代的取火工具的发展过程。这种连带型的收藏有呈扩散性发展的趋势，它是收藏广度上的拓宽，也是在收藏深度上的迈进。

    连带型的收藏还表现在收藏家对与其主要收藏对象相关藏品的青睐上。这类藏品与藏家本人重点收藏的专项藏品多有相辅的关系，收集这类藏品有助于藏家对其专项藏品的鉴赏和认识。如收藏古钱的人连带收藏一些古铜镜，收藏书画的人连带收藏一些拓片和画册，收藏印章的人连带收藏印谱和印拓，等等。这种连带型的收藏，既可使收藏者对自己专项藏品加深理解，同时又开出一扇新的收藏窗口，从中增添更大的乐趣。《两浙轶事》里说：“宁波府城隳城之役（1928—1931年），考古家马隅卿（廉）适在甬，巡视城基，得有东晋年号砖，大感兴趣。决意继续搜索，每日赴现场拾取，积久凡得晋砖千品，因名其斋曰‘千晋’。”据说马隅卿最喜收藏金石典籍，余暇常在琉璃厂购书，藏砖应是他主项之外或说是临近边缘的连带型收藏，当然这种收藏仍未离开他平生喜好的金石研究这一大的范畴。

    广博型、专项型和连带型的收藏之所以成功，主要是收藏家根据现实条件和是否有利于个人发展与提高对自己藏品作了优化合理的选择。俗话说：“骑马坐轿，各有所好。”由于各人所处的位置不同、需要不同，每个人对藏品的追求和满足方式也各不相同。只要一个人的爱好是高雅的、健康的、有益无害的，无论天上的还是地下的，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自然的还是人工的，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都可列入藏品之列。这里只是提醒大家：当你确定收藏目标时，一定乾隆辛卯年库碟墨要考虑好，哪一个收藏种类更适合于你，收藏哪种藏品对你更为优越。

    关于这一点，我以为有五个因素值得大家考虑。第一，以兴趣为基点。只要你喜欢某类物品，尽可不论其价值高低和世俗偏见而大胆收藏。因为许多成功者就是从自己偏爱的藏品中发现了新的领域。第二，尽量与本职工作联系起来，使职业的专向性与收藏的专向性同步进行，这样有利于发挥自己的优势，既能在收藏中有所突破，又能通过收藏提高自己的业务本领。第三，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一般来说，收藏中的“博”并不一定就是“弊”，但“博”中必须有“专”，有志一的目标、精到的藏品、深入的研究，才能在收藏中有所成就。第四，尽可能利用自己在获取某类藏品上的优越条件，收藏那些自己较容易得到的藏品，不要做“高不可攀”的事。第五，量入为出，量力而行。收入较高的人尽可收藏某些经济价值高的藏品，收入低的人可选择一些通用品或廉价品。应该看到，一件藏品均有其特定历史的、经济的和文化艺术的价值。很多藏品并不以当初花钱多少而论其价值的高低。关于这一点，郑逸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人弃我取，这是鄙人唯一的宗旨，所以鄙人好比是个拾荒者，越是无价值的东西。越是要集藏起来，自以为寓价值于无价值之中。因为有价值和无价值，没有一定的标准，我以为有价值，便算有价值的了。”（《郑逸梅选集》第三卷）这种对收藏品价值的辩证认识，应作为收藏者选择收藏对象、衡量藏品价值的基本原则。

    四、要有藏外之功

    建国前夕的一天，山东大学教授阮鸿仪在青岛一家商店买了一套玻璃杯。他携杯回到家里，打开包装，细观包装纸，突然情不自禁地连声叹道；“妙！妙！实在妙！”阮夫人闻听，问他为何如此高兴。阮教授指着旧包装纸说：“你看，这西湖画稿，它不能不使我激动啊！”夫人一看，也异常兴奋，连称“好画”。阮教授说：“肯定是哪家破落旧家子弟不识文墨，把这么好的画品当成故纸卖了，而这位店主也不懂字画，今天又把它当成废纸做了包装纸。”

    阮教授嗜收藏，且于书画一道颇有造诣，这西湖十二景画稿正是他求之不得的绘画精品。十二景中，数钱塘观潮一景最为生动。

    观潮者30余人，神态各异，呼之欲应。其潮势如千山堆雪，万马奔腾，极为壮观。画幅虽不过盈尺，却远具千里之势。从笔法和纸张上看，阮教授断定为明代初年的作品。

    水墨纸本屏条1125.5cm×2.5cm价值4.5万元“阮教授识古画”的事距今已经50多年了，但仍然给人以启示。这就是，鉴赏是需要学问的。就古画而言，它不仅要求收藏者具有“画内之功”，还要求收藏者具备“画外之功”。阮教授不一定是专搞古玩鉴定的，但他那“画外之功”使他窥知鉴赏的真谛，西湖画稿这一明画的真品、精品，不知在多少位无知者的眼皮底下滑了过去，却没逃脱阮教授那双文人的慧眼。

    我国诗家常言：“功夫在诗外。”古代又有“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和“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之句，这均是对学书、学画、学诗而言，但内中之理与鉴定古玩一道的确是相通的。鉴定古玩固然得眼高手高、见多识广，然而也得力于藏品之外的知识和才能，得力于鉴藏者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本领。有人管这叫“内在眼睛”。有成就的收藏者，他们的“内在眼睛”往往是很明睿的。

    不具备·内在眼睛”、没有一定文化艺术素养和智能的收藏者，是不会懂得欣赏的门径和对藏品作出品评的。

    以书画而言，许多书画鉴赏家对品评古今书画有很好的眼力，但他们大都不是专一学习鉴定的，而是位书画艺术家。由于具备极高的艺术水平和欣赏能力，他们对书画的真伪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我国著名的鉴赏家、画家谢稚柳先生，在古代书画鉴定上作出的成绩令人赞叹。他对柳公权的《蒙记帖》的考证，推翻了假案的结论，还以真实面目，对《藏林远岫图》的鉴别，推翻原为李成的作品，还以燕文贵之作的正名。此外，对《簪花仕女图）的证辨，对《阆苑女仙图》真实性的证实，对《上虞帖》的鉴定……经过谢老鉴别区分的字画，真是千千万万。他尊重历史，尊重事实，认真细致地研究分析，科学地论证，不愧是当代鉴定书画的一位大家。

    然而，熟知他的人都知道，谢老固然是一位资深的文物书画鉴赏家，但他并非仅在藏品的圈子里打转转，他的学问和功力远不在鉴赏一门。

    实际上，他是集诗人、画家、鉴定家于一身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博学家。半个多世纪来，他在艺术上含辛茹苦地辛勤耕耘，在学术上孜孜不倦地奋力追求。特别是在书画艺术上，一再创新变革，画风从传统的继承到现代的创新，融合成自己的风格：他访名山、住敦煌，足迹遍及天涯海角，风风雨雨闯遍大江南北。所以，他在鉴定古玩书画上才能举一反三，多角度地分析论证。从某种意义上讲，谢老的这些藏品之外的“功夫”，为他的鉴定生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买古玩有“拣漏”一说。“拣漏”常需要“藏外之功”。真东西来到眼前，许多人不具备“藏外之功”，而你由于学问的“内功”强，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你看到了，好东西就会让你拣到。

    当代文学家老舍先生收藏了一方明清之际著名文人李渔的端溪砚。这方砚台，石质纯净，色微青紫，为长方形门字砚式，中有一线凸起约一毫米，全砚长138毫米，宽89.5毫米，高24毫米：上有火捺、石皮、黑脉各一。砚侧有篆书铭文一行，文日：“笠翁李渔书画砚。”据老舍先生之子舒乙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商贩携此砚推销，被老舍先生一眼看中。他平时不尚收藏，当时购得此砚纯属出自对李渔的一种景仰，也体现了老舍作为文人的慧眼。

    鉴赏也有雅俗文野之分。藏品之外的“功夫”，即多方面的修养和才智，体现了收藏家的内在气质。有这种内在气质的人大都从“大文化”的广视角来鉴赏古玩，因而对藏品的得夫真伪会看得更深更透。而“胸无点墨”的收藏者、“江湖卖艺”式的收藏者，则无论怎样标榜风雅，因其缺乏修养，内在气质不佳，鉴赏古玩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时即使露出一两句行语，却总难免得出浅薄的结论，甚至对藏品作出错误的判断。可以说，前者典雅，后者粗俗。典雅的鉴赏者才能步人高级收藏的殿堂。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