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有关西南联大的历史文献中，小说家汪曾祺的三则散文，起很好的点染作用。谈日常生活的，数《泡茶馆》最为传神；谈学术风气的，《西南联大中文系》很有韵味；谈教授身影的，《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更是精彩。“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这篇撰于1986年初的文章，结尾是：“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全集》第三卷46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也就是说，此文发表时，著名小说家沈从文（1902—1988）仍健在。汪撰文的目的，不是怀旧，也不是辩诬（因刘文典讥笑沈从文这一逸事流播甚广，世人想当然地认定，作家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被排斥，整天受窝囊气。其实不然，西南联大内部新文学作家不少，文学活动也很活跃。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看沈从文的聘用、开课、晋升以及薪水等状态，没发现受歧视的影子。那段时间，沈从文确实心情不好，主要是社会环境与文学思潮的影响，与校园政治关系不大），而是探讨“写作”到底能不能教。
作为大学教师，沈从文的教学别具一格。在刊于《人民文学》1986年5期上的《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汪曾祺是这样描述沈从文的教学生涯的：
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全集》第三卷465页）。
诗人杜运燮当初并没正式选沈从文的课，只是慕名前去旁听。几十年后的追忆，与汪曾祺不谋而合：
讲课的口才不是他的特长，声音很低，湘西乡音又重，有的话听不见，有的听不懂，因此听过几次后，就不想去了。但一直认为他是我的一位好老师。可说是不上课的老师。更确切点说则应该是，在他家里上课的老师。他是一位善于个别辅导和施行身教的难得好老师。我十分爱上这种课。
为什么不太会讲课的沈从文，可以被称为“好老师”？因为，“到教室听他的课，甚感吃力，似乎学生听得吃力，他也讲得吃力”；可私下里接触，每次晤谈，聊及文学话题，“都是一次愉快的享受”。（杜运燮：《可亲可敬的“乡下人”》，巴金等著《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210-213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与因材施教、广受好评的“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不同，沈从文开设的第三门课“中国小说史”，就不怎么受欢迎了。因为西南联大时期的沈从文，是很好的小说家，但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与受过严格训练的“文学博士”不同，沈从文有很好的文学感觉，但系统地讲授“中国小说史”，实乃用非所长。可在中文系的课程体系中，“小说史”比“写作课”重要，这才能理解，沈从文为何要“勇挑重任”。
不过假如真像汪曾祺说的，“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全集》第三卷469页、466页），而这种课后的“谈天”又有利于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何乐而不为？汪曾祺于是呼吁：“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全集》第三卷469页、466页）。问题在于，今天中国的大学中文系，有多少像沈从文那样经验丰富的作家，又有多少愿意因材施教的教师？
当年的西南联大，文学氛围很好，“它的文学院不仅出大学者，还出大作家”（参见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327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汪曾祺于是感叹：“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象现在这样的作家。”（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精神的魅力》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为什么这么说，请看其“自报家门”：“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索林。我很喜欢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我读了一些茀金妮亚·沃尔芙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断。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地受了意识流小说的影响，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汪曾祺：《自报家门》，《语文学习》1995年11期，见《汪曾祺全集》第四卷288页）。这样的文学氛围，不全是课堂给与的，更不局限于国文系，是整个历史情境决定的（参见谢泳《西南联大与汪曾祺、穆旦的文学道路》，《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76-86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289—29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回到开头的提问：创作到底能不能教？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以及1950年代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都有“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名言。我的辩解是：“作家需要文学修养，但个人的天赋才情以及生活经验，或许更为关键。古往今来的大作家，很少是在大学里刻意培养出来的。再说，北大中文系承担培养语言研究、文学研究、文献研究专家的任务，倘若一入学便抱定当作家的宏愿，很可能忽略广泛的知识积累，到头来两头不着边，一事无成。”（参见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2002年2月23日《文汇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还能找到像沈从文那样认真执着的文学教授吗？
至于沈从文本人，二十年后，怎么看待当初在西南联大的教学活动？在新版《沈从文全集》中，有两封信可帮助解答这个有趣的问题。1962年10月15日，沈从文写信给在上海师范学院任教的老朋友程应鏐，对汪曾祺不久前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并获得好评深表欣慰，接下来是：“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多了。”（沈从文：《致程应鏐》，《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一卷245页）。1965年11月18日，沈从文再次复信程应鏐，继续为汪曾祺之不得志打抱不平：“一个汪曾祺在老舍手下工作了四五年，老舍就还不知道他会写小说（而且比老舍还写得好得多），幸而转到京剧团，改写《沙家浜》，才有人知道曾祺也会写文章。”接下来这段话很要紧：
你能有机会教作文，我觉得极可庆幸，为学生得好教师庆幸。务望十分热情十分耐烦十年八年作去下，对国家有益，有长远利益，事情十分显明。我可惜年老了，也无学校可去，不然，若教作文，教写短篇小说，也许还会再教出几个汪曾祺的。（沈从文：《复程应鏐》，《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一卷489页）。
“务望”这句话，沈从文是加了着重号的，可见其对于“教作文”一事确实看得很重。有沈—汪师生的“前呼后应”，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关键不在“写作”能不教，而在谁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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