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逻各斯基督论-亚历山大里亚:两种传统(雅典与耶路撒冷)汇聚之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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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历史性的、留下了丰富思想遗产的学派必然有一个能够接纳其自由发展的宽广胸怀。亚历山大里亚学派,这个基督教思想史上重要学派的诞生地亚历山大里亚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城市。在这里,文化不是某个种族的生活方式,它是国际性都市的标识。希腊人、波斯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和罗马人纷至沓来,文化不单是种族内部的意识形式,更是种族间的认同意识。

    在这里,希腊人和希伯来人相遇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的相遇,使亚历山大里亚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古代晚期世界的文化中心。这是它们的首次相遇。在此之前,即使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它以记载各民族的不同生活方式著称,也未出现过犹太人的事迹。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对方一无所知,而且无有影响,一直到亚历山大征服之后的时期。”[5]大概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公元1世纪的排犹主义者经常以希腊著作家们从未提及犹太人而指责他们,想以此来证明他们乃是一群文化暴发户。”[6]当时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则反驳说,“至于我们,既非来自海滨之国,又不沉迷于商业,更不靠与别人交流抬升自己。相反,我们所住的地方远离大海,我们的居民丰衣足食,我们的精力专事耕作。我们认为我们生活的首要事务乃是,体察神赐予我们的律法,保守先知传递给我们的关于虔诚的诫命。因此我们有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我们以前从未跟希腊人来往,而他们则与埃及人、罗马人交易混居,进出口商品;或者与居住在海边的腓尼基人(Pheenician)来往,这也是出于商业贸易的需要。”[7]在漫长的千年间,两个如此重要的民族竟是互不相知。

    现在,这两个秉性完全不同的民族终于在亚历山大里亚相遇了。一个是将理性奉为精神的尺度的民族,另一个则是将信仰和事奉神奉为生活之源泉的民族。它们的相遇为铸造一种新的传统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动力。希伯来思想与希腊思想在埃及的汇合,不仅为亚历山大里亚人带来巨大挑战,还将对整个欧洲文明施加深刻影响。在这个时期,两希文化的融合将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完成,他们创造了一种独特、具有犹太和希腊特性的信仰形式即所谓的希腊化的犹太教,成为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基督教神学的催生者;第二阶段则由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承担,它直接推进希腊与希伯来的融合。正是通过他们,希腊思想才有可能深厚地被内蕴于基督教传统之中。

    第一节 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

    亚历山大大帝在他短短十余年的纵横欧亚大陆生命历程中建立了不少以其名字命名的城市,然而没有一个如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那样名垂青史,甚至今天所谓的亚历山大里亚都已经是历史的专名。亚历山大里亚的特性与希腊化密不可分,离开希腊化就无法描述亚历山大里亚,也没有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里亚本质上是希腊的,是希腊在本土之外向着世界的一个宣称,是希腊的更为世界性的观念和精神。

    一

    亚历山大里亚的建立须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2年(或333年),年方24岁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登陆。当他凭风屹立于这孤寂的海边时,“他立即意识到,从这巨大的无风海港之点,能够将海湾和大海联系起来。同时,这一点上,被尼罗河裹挟到此的淤泥并没有堆积起来阻塞港口。应该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城市以鼓励希腊出口商,并保证埃及的收获。同时,它能激起世界的想象,成为一处战士的地方,一个联合世界的地方,一处记载他的光荣的地方。亚历山大设计了以自己名字为名的城市……他缔造了一个充满团结精神的超级国际实体……他使埃及成为地中海帝国,他甚至把尼罗河纳入希腊的范围……”[8]亚历山大里亚承载了亚历山大大帝对世界的想象,一种把世界联合为希腊的精神形式的想象。

    亚大山大大帝是一位行动家,他很快就把这个城市的蓝图付诸实施。一个名叫狄诺克莱特斯(Deinocrates)的建筑师设计了这个后来被称为亚历山大的城市。城市建在大陆之上,前方那个叫法罗斯(Pharos)的岛是它天然的城墙。在岛屿与城市之间,有一条名为海帕特斯特地亚(Heptastadia)(7视距尺)的通道,它因其长625英尺得名。在最初的设计中,亚历山大里亚被分为三个区域,斐洛时代则增至五个。犹太人占据了其中三个区域的最北部,埃及人占据了最西部。希腊人和继马其顿帝国之后兴起的托勒密王朝据有其他部分,它们是亚历山大里亚政治经济的中心。[9]可见,建城之初,希腊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地位得到优先考虑。

    希腊化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基调,亚历山大大帝本人是希腊文化的热爱者。据说他东征时,总带上荷马的诗,于戎马倥偬之余,不时诵读。在马其顿联军的组建方面,也对希腊雇佣军青睐有加,对雅典和希腊诸城邦表现出友善的姿态。亚历山大的态度或许多少出于政治的策略,“我们虽然不能否认亚历山大个人对希腊文化的亲敬,但同时不能不看到‘解放战争’和‘复仇战争’两个口号恰恰绝妙地服务于亚历山大个人的目的”。[10]然而,无论如何,亚历山大大帝确实把他对希腊文化的热爱表达在希腊化的进程之中,亚历山大里亚就是一个典范,它留下了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化努力的痕迹。

    亚历山大大帝于此建城前,早在公元前945年至前332年,波斯人已曾入侵此地。波斯人劫掠埃及人的寺庙,也把祆教的善恶二元论的种子留在了埃及。史载,波斯王居鲁士二世、冈比西斯、大流士等都曾主政埃及。当时埃及的首府赛斯(Sais)就有铭文称,“大流士,赛斯女神涅特(Neith)所行,他是赖神(Re)的影像,赖神为他加冕”。[11]赖神与阿蒙神的结合就是埃及的国神,大流士本人还是二元论信仰的信奉者,这一铭文显示了亚历山大里亚的文化融合,综合主义是亚历山大里亚文化一直以来的特性。

    波斯之后,亚历山大大帝的到来以及希腊文化的强势介入,于亚历山大里亚而言不只意味着多了一种文化,还意味着为此地的多元文化提供了统一的观念基础。希腊人对犹太文化虽然一无所知,对波斯文化却不陌生。希罗多德称,“波斯人所遵守的风俗习惯,我所知道的是这样:他们不供养神像,不修建神殿,不设立祭坛,他们认为搞这些名堂的人是愚蠢的。”[12]学者们的研究表明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思想,例如火是万物本原与祆教敬拜火的本质殊无二致。[13]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前,在与希伯来文化相遇之前,希腊文化已经与其他文化有了广泛而深入的综合,“亚历山大抱着诸神是普遍的这种希腊人的揣想,全心而真诚地投入到埃及人的宗教生活中。他恢复了教士的权利,随之他也被教士们认同”。[14]尽管出于政治的策略,亚历山大大帝接受了某种形式的埃及的宗教生活,但是,至少在文化表达的层面上,希腊文化却始终处在主导地位。希腊的理智主义以及推崇智性生活的热情使当时埃及的各种宗教神秘主义在形式上呈现出观念化的特征。

    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化经历了长期的累积,相对稳定的政治状况使得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化未曾中断。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他的一个将军托勒密建都亚历山大里亚,开始了三百七十多年的托勒密王朝,直至公元前52年托勒密十二世被逐出亚历山大里亚为止。托勒密王朝成为亚历山大里亚希腊化的最重要的守护者。此后,则是由罗马庇护下的克娄巴特拉女王统治埃及。公元前30年,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自杀,埃及成为罗马的行省。虽然历经王朝变迁,希腊文化始终都是亚历山大里亚的文明标尺。这也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化不同于环地中海其他地方之处。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的其他地方在他死后,都是要么本土文化迅速抬头,要么文化的灵性层面受制于后起的罗马文化,希腊文化的理智主义形态则迅速消退。但是,亚历山大里亚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托勒密王朝的护佑,建城九年后,亚历山大里亚迅速成为高度希腊化的国际大都市。托勒密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图书馆,藏书达七十万卷。有学者指出,托勒密建造图书馆是为了“使亚历山大里亚成为希腊学者的新首都”,[15]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一流希腊学者,例如著名的亚历山大里亚派诗人的代表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305?-240?BC),他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和诗作,其代表作是阐释节庆、风俗、传说的《起源》;再例如著名的希腊田园诗人忒阿克里托斯(Theocritus,310?-250BC),他对后来的罗马诗人维吉尔影响甚深;还有著名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他大约于公元前300年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在那里教育学生,虽然他自己也许是在柏拉图学院完成了学业”。[16]这个时期的希腊学者普遍具有柏拉图的思想背景,这对我们理解亚历山大里亚的思想特性会有所裨益。“亚历山大里亚学者的最初的责任是前赴后继地写作,从事文献的著述,或为他们名扬四海而从事学术性研究,这因此也提高了博物馆的声誉——换言之,这也是今天大学的理论性职责”。[17]托勒密王朝推崇希腊文化,把它视为一种事业,一种并不依附于政治的理智的责任,亚历山大里亚和整个地中海则从中受益,为其他文化假道希腊文化融入西方文明提供了切入点。

    托勒密们还推崇希腊的政治制度。他们保留了昔日的埃及经济体系,也让埃及人继续担任最低的行政层次。“但是在某些要害部门,每一道威权,每一环命令,都是希腊的、马其顿的,他们是行政的最高层,完整的希腊-罗马精英就位于这一层次,以一种完全是矫饰的被创造出来的希腊世界的样式掌控国家政治,因此,有一套行政上的建构使得希腊人与大量的埃及农民隔离开来”。[18]希腊化主要发生在市民阶层,而他们是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流。比起托勒密王朝所控制的其他城市,亚历山大里亚市民被赋予更多的权利,尽管我们无法知道这市民权有多大,“然而,‘一个亚历山大人’的含义不只是地域上的,它暗示了某种我们称之为‘市民权’的东西。毫无疑问,所有居民都拥有类似的权利”。[19]市民权或者说公民权所蕴含的希腊的自由主义,其魅力和影响影响巨大。公元前30年罗马帝国统治埃及后,都无法收回这种自主权,不得不继续保留亚历山大里亚人所原有的权利,例如保留了他们的参议院。自由和开放性既是城市的尺度,也是个体的尺度,这是市民权的深入体现。亚历山大里亚的各方面都刻意模仿雅典,颇有希腊之风。希罗多德曾这样形容雅典,“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的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产品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这些限制,但是我们和他们一样,可以随时勇敢地对付同样的危险”。[20]这些令人神往的话语也完全适用于亚历山大里亚,“它是第一个希腊的大都市——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城市里,任何人都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因为这儿没有可憎的强制:政治的忠诚,服役的义务,传统的社会身份”。[21]在希腊化罗马时期,亚历山大里亚是唯一一个可以与雅典相提并论的城市。

    二

    罗马征服了埃及,罗马人却没有征服希腊文化,罗马人的到来没有中断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化进程,他们也被这里的希腊文明深深吸引。不管出于何种心理,“罗马人的倾向是,敬慕希腊人的一切”。[22]公元前30年,恺撒为征服埃及来到亚历山大里亚,“……他……以友好的态度款待那些来看他的人,走遍了亚历山大里亚,称赞它的美丽,他站在人群之中听哲学家的演讲”。[23]尽管恺撒最后还是诉求于武力,但是通过立克娄巴特拉为王取代其弟,亚历山大里亚很快恢复了宁静。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化进程再次得到护佑,一些传说把它部分地归因于克娄巴特拉的美貌,但根据现存的塑像看,她其实也不是第一流的美人,可能主要的原因倒是她的希腊文化背景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特性吸引了恺撒,如特威兹穆尔指出的,“……她不仅仅为埃及的王国战斗,而且一般的也为希腊文化战斗并且认为由于她的出色的教养而成为希腊文化的最后的保护者”。[24]恺撒本人的良好的希腊文化的修养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研究过“本国的、希腊的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和艺术”。[25]希腊文化是这个城市最美的诱惑。

    公元前30年,屋大维征服亚历山大里亚,自此埃及成了罗马的行省,亚历山大里亚成为罗马帝国的城市。屋大维瞻仰了亚历山大的遗体,“……把一顶金制王冠放在上面,缀上鲜花,以示敬意”[26]他还说,“为了伟大的亚历山大的缘故,并使我的朋友哲学家阿里渥斯高兴”,宽恕亚历山大里亚。[27]亚历山大里亚的历史和文化超越了政治的变迁,超越了种族之间的张力,在战事频繁的年代得以保存完整,希腊化也得以平稳深入地推进。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化获得当时世界的普遍敬重,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油然生出一种普遍性的身份意识。

    罗马人的到来加强了亚历山大里亚希腊化的实践特性。本来,晚期希腊文明已经从纯粹的理智思辨向宗教性意识演化,罗马人则加强了这一趋势。由于罗马人的许多神灵都吸收自希腊文化,在一定程度来说,亚历山大里亚的罗马化也是希腊化的延伸。“况且,希腊化世界的宗教综合主义特征的进程已经产生了合成性的诸神灵;罗马诸神只是简单地与这个发展起来的体系相一致而已。朱庇特因而既是宙斯,也是埃及的阿蒙,等等。”[28]文化的融合渐趋复杂,新的文化类型也日渐出现。公元2世纪,理性化的基督教神学兴起之前,文化融合的基本形态是神秘主义。多种多样的蕴含着希腊的情感和血统的神秘主义,在亚历山大里亚这个充分希腊化的世界,迅速赢得了数以百万计的信徒。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前,希腊的神秘主义一直深藏于形而上学的思辨之中。希腊化后期,希腊思想则更直接地显现为宗教意识和敬拜实践。这种宗教的希腊性与早期基督教及其他神秘主义文化形式相互推进,产生了基督教的希腊传统和诺斯底主义,与犹太教的结合则形成了斐洛为代表的高度希腊化的犹太教,希腊化为基督教注入了理智的生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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