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菩提庵和荸荠庵
沈从文像一场雨，一场春天的雨，一场从天而降的雨水，绵绵密密地下着，从头到脚将汪曾祺淋得透湿。他哆哆嗦嗦的，似乎感冒了，生了一场病——一场叫文学的病，一生未愈。
人的命运很奇怪，你偶然看到一本书，一目十行地翻了一遍；或者，某天在旅途萍水相逢一个人，一番有口无心的交谈，你的命运或许就完全改变了，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说改变命运也许不准确，因为他的命运本来就该这样走的，冥冥中发生的一切全是命中注定——看到这本书，或遇上这个人，这就是命中注定。所有的人全都是棋子，被命运之手无情操弄，一直到他过完此生偶然回眸时，才会看到他一生最完整的生命轨迹。
汪曾祺最初相遇“沈从文”，是在离高邮不远的一个叫荸荠庵的地方。说荸荠庵可能过于书面化，它后来被汪曾祺写入小说，这篇小说叫《受戒》——写一个叫小英子的小姑娘和一个叫小明子的小和尚的青涩初恋。汪曾祺在文末写道：“记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个透明的露珠一样的梦境，就发生在荸荠庵——它真实的名字叫菩提庵，汪曾祺在《受戒》中如此描述它：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
汪老写庵赵庄写荸荠庵，看似廖廖几笔不着笔墨，但是这个村庄对于他的意义却异乎寻常地重要，换句话说，庵赵庄对他是有恩的。也可以这样说，庵赵庄的荸荠庵在他生命里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一页，小得像荸荠一样的庵堂不仅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收容了他，更因为这里的物事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让他写出了著名小说《受戒》，也让他在这里相逢到沈从文——当然，这里的沈从文只保留在纸上，汪曾祺还不曾和他见过面。那时候，他只是个懵懂少年，青涩的瘦弱的少年，在江阴南菁中学读书。本来打算一路读下去，但是很快风云突变，日本人占领了江阴，整个江北危在旦夕，包括他的家乡高邮。眼看着高邮保不住了，祖父和父亲带着他“跑反”，一家人就来到这个离高邮很远的乡村——荸荠庵，并且一住就是半年。并且在这里，母亲还给他生了一个弟弟。
汪曾祺在《受戒》里这样描写荸荠庵：“荸荠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势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弥勒佛。不知是哪一位名士撰写了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弥勒佛背后，是韦驮。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佛像连龛才四尺来高。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大殿东侧，有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白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
从热闹的城里来到幽静的乡村，放下枯燥沉闷的学业和乡下野孩子疯打疯闹，汪曾祺如同一条小鲤鱼活泼泼地游荡在春江里。乡村的一切在他眼里都很新鲜，庵赵庄的村民，还有菩提庵里那些和尚们，那些会打牌、会杀猪，还会唱情歌、并且也有老婆的和尚们，给少年汪曾祺打开一道窥探民间的窗子。他第一次看到民间的朴素、纯真与美好，这是他后来作品的基调，也是他人生的基调。当然，也不仅仅是这个小小的菩提庵——在庵赵庄那半年里，他接触最多的是庵子附近的一户人家。户主姓赵，住的地方像个小岛，三面都是清清流水，长满蒲草和芦苇，只有一条青草覆盖的小路蛇一样通往菩提庵。赵家的赵大伯是个做农活的好手，会罩鱼、箍桶、绞麻绳和洗磨。她的女儿就叫小英子，是个眼神清亮、活泼好动的乡下姑娘，是和城里的小姐完全不一样的姑娘，后来汪曾祺添了小弟，小英子还来汪家做了小保姆。
汪曾祺其实真实的身份还是学生，来菩提庵他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就是上海一家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水乡那么幽静，日月那么漫长，在这个封闭的流水之上，他又无事可做，除了钓鱼，除了和小英子玩笑，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阅读屠格涅夫和沈从文。这两本书让他翻烂了，特别是沈从文的小说，那些水手、强盗和青楼妇人。那些水上女孩子，翠翠、三三、萧萧和夭夭，分明就是小英子的化身，分明就是小英子。凤凰或边城，分明就是高邮或庵赵庄——乡土与流水，寂寞与温暖，人性与蛮俗，一切都是那么谙熟与亲切，他发了疯似的痴迷沈从文。就在那个时候，他朦朦胧胧地决定：将文学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把沈从文当成一个人生坐标或理想榜样。后来，当接到同学郑景涵的来信，要报考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时，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因为，他心目中的偶像沈从文，正在西南联大执教。如果说沈从文像一团火，那么汪曾祺就是一只趋光的飞蛾——飞蛾是一定要扑火的，这是命中注定。
小英子与小明子
趁着中秋长假我来到了高邮北乡庵赵庄——从高邮过来很近，只是现在不能坐船，这多少是一件憾事。在流水上坐一叶扁舟，顺流而下或桨声矣乃来到荸荠庵，那是一件多么优美的事情？如果再相遇小英子或小明子，这简直有点异想天开。我胡乱想着，就是这奇异的想象一路支撑着我离开红尘滚滚的上海滩，来到清凉的小城高邮，继而又寻到这个荸荠一样的村庄：庵赵庄。当然，它现在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昌农村。
一路上，我感受的，仍然是汪曾祺笔下的水乡风情。苏北建设稍慢一拍，在乡村，原生态的水乡风情仍在，这一点让我多少有点安慰。我是熟读汪曾祺的，从高邮过来，真的就像他笔下所描写的那样：“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片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麻油的香。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耍蛇的。”我其实更喜爱他笔下的水乡：“芦花才吐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绒线。有的地方结着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一声飞远了。”
这是诗呢？还是画？是如诗又如画的绝美之境。走访高邮水乡，很多地方都能看得到如此原生态水乡，包括这个庵赵庄——尽管它现在改了名，但是流水仍在，芦苇仍在，甚至那个荸荠庵也仍在。甚至，小说中那个绰号叫小明子、大名叫明海的小和尚也在。我误以为那个叫赵久海的住持就是小说中的小和尚明海，从年龄上推测也是。但是后来赵久海住持告诉我，他不是小说中的那个明海和尚，他一九三三年出生在庵赵庄，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这个地方，小时候常在菩提庵里玩，他是认识那个小和尚，那个和尚真名叫龙海，绰号叫四和尚，很淘气，很调皮。即便在菩提庵，也没有人知道他和小英子之间的“爱情”，不知道汪曾祺是如何知道的，或者是他的美好想象，也许那时候老汪还是小汪、小小汪，小英子和小明子谈恋爱并不回避他，所以他比成年人更多是知道一些属于少年人的隐秘恋情。
赵久海领着我在菩提庵转了一圈，他说，原来的庙庵早已拆除。我闻听吃了一惊，因为在我看来，这个苍老的庙庵就是原来的那个。赵久海摇头说不是，原庵拆除后，曾在此建过农村供销社，后又改做小学。后来乡村小学撤销，赵久海领头买下这里的十一间瓦房，在谢成忠、王庆松的资助下，加上村民集资，恢复了现在的庙庵——慧园庵。现在的慧园庵面南而居，门口一条大河，打谷场已不复存在。进得庙门便是一尊弥勒佛，过了穿堂就是天井，种着几棵银杏树，一旁种着些果蔬庄稼。大殿三间瓦屋，中间供奉佛像，西边是库房堆放杂物，东边是住持念经礼佛的地方。这里好像是几十年前的场景再现一样，和汪曾祺小说里所写的场景几无二致。赵久海说：“我一直在慧园庵生活，时常出去做法事维持生计，平时也在家种些田地，日子过得平淡。我有一儿一女，他们闲来也跟着我学经，我老早看过一本书，叫《梦故乡》，在那本书里看到《受戒》，那上面介绍的样子与我小时候的记忆一模一样，我疑心作者写的荸荠庵，就是我们菩提庵，但是一直没处去打听。一直到去年，有记者来采访，我才知道，那个荸荠庵，就是我们的菩提庵、慧园庵，作者汪曾祺原来是我们高邮人，还是个大作家。”
说到汪曾祺，赵久海告诉我，他当年“跑反”来到庵赵庄，他后母任氏在这里生下弟弟汪海珊。因为无人照看，就找到佃户小英子家，请小英子来家中做保姆——小英子就是《受戒》中那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她长得特别好看，人很勤快，从一九三八年七月到一九三九年六月汪曾祺外出求学，正好整整一年时间，他与小英子生活在一起，留下极其美好的回忆。小英子后来也被找到了，她一直收藏着汪曾祺少年的照片，这一点汪曾祺完全不知道，也不记得什么时候给小英子寄过照片，但是那张少年汪曾祺的照片小英子一直珍藏到晚年。汪曾祺直到一九九三年才知道这件事，那是他的妹婿金家渝去北京，不知怎么就谈到了这张照片，金家渝说：“她一直保留着这张照片，经常拿出来看，也拿给我看过。”汪曾祺相当吃惊，一拍脑袋说：“有这回事？我怎么一点不记得了？”施松卿在一旁说：“哎呀，在高邮时怎么不说呢？我们去高邮应该去看一看她啊？下次去高邮一定记着去看她，真是难为她，一直还记着这个老头儿。”汪曾祺听着，若有所思。也许他想到了多年以前四面环水的荸荠庵，想起那个才十几岁的小姑娘，她的笑声从水上飘来——其实这纯真的笑声多年来不时在他心头飞出，这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当他重新执笔要写小说时，过去了的记忆像黑白底片，再一次显影。这时候他早已熟读沈从文小说，他不会忘记那篇著名的《边城》，不会忘记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翠翠。边城其实就是庵赵庄吧，翠翠其实就是小英子。《边城》是不朽的，《受戒》也是。翠翠是不老的，也不会死去，当然，小英子也是，它们是童话，也是梦境。汪曾祺说：“《边城》是一把花，一个梦。”他在《受戒》结尾处也说：“记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隔了很多年很多年，我来到了庵赵庄，此地仍然如同梦境。汪曾祺不在，沈从文不在，只有翠翠和小英子仍然在，在流水之上，在读者心头。是一种不会被磨损、毁坏的美质，虽然缥缈，却永恒不变。
大流氓的大名片
一九三九年六月，正是南方梅雨淅沥的季节，十九岁的汪曾祺告别亲人，踏上了漫长的去昆明的路程。他的第一站是上海，坐的是轮船，家里人在高邮码头送别，汪曾祺做梦也没有想到，故乡一别就是四十二年。
轮船往扬州行驶，走的是上水，十分缓慢。他倒是不急，因为手头有那本《沈从文小说选》，再加上即将见到心目中的偶像，他显得相当从容，甚至在轮船上结识了一位和尚。和尚在上海静安寺出家，是高邮人，这次回乡是看望父母的，汪曾祺和他谈得相当投机。到上海后，和尚还请他吃了一餐素食。
当时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内地前往昆明一定要经过上海，而且要经过香港和越南，绕一个好大的圈子，最后才能抵达昆明。汪曾祺是同学中最后一个抵达上海的，那位热情的同学郑景涵不但邀约了一帮南菁同学同赴昆明应考，还主动帮助他们订好了去香港的轮船票。汪曾祺接过票一看，离开船时间尚有五六天，一时十分感动。因为他明白，这轮船票相当紧张，常常提前半个月也订不到，汪曾祺一路上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现在看来，他多虑了。
但是很快，问题就来了。吃晚饭时，郑景涵突然说：“这次因为要从香港转道越南，进出越南必须要有法国领事馆的签证。我们来得早，早就办妥了，曾祺，就差你一个没办了，这个别人没法代办的，所以你明天一定要亲自去办。”汪曾祺一听，急了：“那要是没有签证，我还是走不成了？”郑景涵说：“那是肯定的，不过，这个不难办的，你去一下巡捕房就行了。”汪曾祺一听，悬着的心就放了下来。
到了第二天，他起得很晚，来到巡捕房，却没有办成。那些巡捕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样子，听汪曾祺一说，下巴一扬：“去去去，明天再来，今天没空。”汪曾祺十分恼火，却没有一点办法。其他同学闻听，也只能干着急。这时候，离开船时间只有两天了，明天要是再办不来签证，汪曾祺真的只能放弃昆明之行了，他急得团团转，一帮同学再无心游玩，坐在旅馆里想办法。还是郑景涵有办法，他盯着一位朱同学看了半天，朱同学也莫明其妙。郑景涵说：“看来，只有小朱有办法。”朱同学说：“我能有什么办法？这巡捕房的签证，我去哪里能办得到？我要是能想出办法来，早就帮曾祺办了。”郑景涵不紧不慢地说：“还是你有办法，我说你有办法你就是有办法。”其他同学一听，就七嘴八舌地说：“有什么办法你倒是说啊？时间不等人了。”郑景涵这才说：“我听小朱说过，他父亲是上海名医，曾经帮助黄金荣看过病。黄金荣是什么人相信大家不要我说了吧？他们巡捕房小巡捕，谁敢不听黄金荣的话？现在没有办法了，只能请小朱回家求一求朱伯父，让他出面跟黄金荣打个招呼。我想，只要黄金荣一出面，此事保证马到成功。”
同学们都认为这件事可行，小朱回家一说，朱伯父一片热情，马上就提笔给黄金荣写了一封信。汪曾祺拿着这封信来到巡捕房，那巡捕房真大啊，仅仅门房间就是一个大大的客厅，里面坐着一大排白鞋子、黑领带的巡捕，一个个直挺挺地坐着，还是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这次有了朱医生的信，汪曾祺有了几分底气，他将信递上去。巡捕的态度马上大变，让他在一旁等着，将信拿进去。过了几分钟，巡捕又出来，手里拿着一张大大的名片递给汪曾祺。那张名片很大，有一本书那么大，那是汪曾祺此生见过的最大的一张名片，上面只有又黑又粗的三个字：黄金荣！
汪曾祺拿着这张大名片又来到办签证的房间，那个总说“今天没空，明天再来”的家伙扫了一眼，气都不喘一声，立马给他办了赴越南的签证。后来汪曾祺回忆往事时，这样说：“黄金荣的流氓势力真的很大。”其实，从某一角度来说，没有黄金荣，就没有他汪曾祺，流氓大亨那一张大大的名片，开启了汪曾祺的昆明之旅，也开启了汪曾祺的文学之旅。人的一生，会遭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好运或厄运，你无法选择，只能承受。一个好人可能无意中毁了你，一个坏人也可能无意中帮了你，每一个人都是命运的奴隶。
破烂不堪的联大校园
二十天后来到梦想中的昆明西南联大，没想到这一看，心情就一落千丈，那个名声振天的西南联大，破烂不堪，实在让他看不下去，理想中天堂一样的地方，怎么会是这样？
首先看到的是那个校门，极简陋的校门，用木板钉成，不施油漆，裸露着白茬。门楣上有一行横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门就是泥巴路，去的那天正好下雨，路上一片泥泞，一不留神就要滑倒。抬头一看，心都凉了半载：宿舍就是农家草棚，土墙草顶，长长的一溜，两头都有门出入，空气倒是可以流通。所谓的窗户，就是土墙上扒出个洞，直插着几根带皮的树棍，当然不见玻璃和窗纸，大概到冬天就在窗户上塞把草，春天将草取下来。进去一看，里面靠墙放着两大排双层木床，一间可住几十人，这么多人睡一屋，能睡得好吗？汪曾祺颇为担心，但是也没有办法。一圈看下来，他忧心忡忡。不久，他生病了，发着高烧。这时候离考试只有两三天了，既然吃尽苦头跑来，总得要考吧？何况，不考进联大怎么能见到偶像沈从文呢？他就是拖着生病的身体，也没费太大的工夫，就考取了联大，而且是凭第一志愿录取在联大文学系。这时候离开学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想到即将见到沈从文，汪曾祺慢慢好起来，成天在昆明泡图书馆，游翠湖，下馆子，就是一个字：玩。
好不容易熬到开学，沈从文见到满校园衣着破烂不堪的学生，当然都是男生，汪曾祺想也想不明白，那些学生怎么穿得跟叫花子似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衣衫不整，肮脏不堪，似乎是经过漫长的流浪才来到西南联大的，本来确实也是如此。有的人衣服破了，也没有针线缝补，只好随便从哪里找一根细绳，把破洞处系成一个疙瘩，只要不露出肉来就行。头一天到食堂吃饭，天哪，那饭哪是人吃的。他拿着碗还没进食堂，就看到有同学捧着空碗出来。汪曾祺问他：“还没开饭吗？”那同学苦眉愁脸地说：“开了。”汪曾祺很好奇：“那你怎么拿着空碗往回跑啊？”同学说：“你进去看看，那饭哪是人吃的啊？”同学撂下话扭头就走了，汪曾祺想不明白：饭不是人吃的？他狐疑地进了食堂，看到打饭的同学们都在交头接耳，等他将饭端在手才发现，那饭真不是人吃的。首先是一股霉味，还没吃就闻到了那股浓浓的霉味。米淘过了饭煮熟了，那股子霉味还没有消散，你可以想见，那米有多陈有多霉。再用筷子扒拉开，他也不想吃了，米饭里面，谷、糠、秕、稗、石、砂、老鼠屎，要啥啥都有，再加上米，正好八样，有同学当场大声喊：“天哪，这是八宝饭啊。”大家哄堂大笑。但是再难吃也得吃啊，汪曾祺饿得不行，想想口袋里钱不多了，他不舍得倒，坐在门外树下慢慢吃，慢慢咽，大约花了一个钟头，才将那碗米饭吃完。
吃得如此差，住的也差，偏偏头天晚上下大雨，汪曾祺听人说下雨了，也不在意，他知道这是草房子，但是他不知道房子会漏，因为是新草房啊，怎么会漏？当时他正在看书。要说同学们也真有生存智慧，将三张双人床重新摆成U字形，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在大统间里摆出了无数个U字，用床单将U字围起来，就成了无数个独立的小空间，这样一来就安静多了。找来几个木架子，上面铺设纸版箱，再重新钉好，就成了桌子。他就是伏在这样的纸桌上看书，雨水突然就落下来。抬头一看，冷雨哗啦一下浇了他一脸。可能是盖房的农民马虎，也许是昆明雨水实在太多，很快草房子里就漏得一塌糊涂。大家七手八脚把脸盆、水桶、饭盒，全拿出来接水，宿舍里叮叮当当响成一片，真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感。是夜，汪曾祺就在霉潮的床上度过难忘的一夜。他又拿起那本翻烂了的《沈从文小说选》，他在等待着沈从文，等待着与偶像相见的那一刻——他来西南联大，其实就是奔着他来的，吃点苦真的不算什么。
沈从文上课
虽说进了西南联大，并且如愿以偿地考进了沈从文执教的文学系，但是要想马上结识沈先生，却并不容易。沈从文的课是安排在二年级，刚刚入学的汪曾祺还没有资格去听他的课，但是却在校园里见了沈从文几面。
那是一个大晴天，那时候汪曾祺入学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这一个月来他也不怎么上课，成天泡在图书馆里，读得最多的当然还是沈从文，偶尔会读一读与沈从文相近的几位作家，比如屠格涅夫，比如废名。那天太阳很大，春天的太阳晒在人身上懒洋洋的。汪曾祺从图书馆里出来，正好遇上郑景涵和几个同学，几个人正在商量到哪儿吃个饭，因为食堂的“八宝饭”实在吃厌了，郑景涵刚收到家里寄来的钱，口袋里有了钱，就想开个洋荤，有人要吃米线，有人要吃鸡粥，正争执不下，郑景涵用脚碰碰汪曾祺说：“你的沈先生来了。”汪曾祺吃了一惊，抬头一看，对面就走来一个穿长衫的人，他一眼就认出他是沈从文，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是那么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心中想念许久的偶像就在面前，他很想上前恭恭敬敬地叫一声“沈老师”，然后深深地鞠个躬。只是这么想着，内心里一犹豫，沈从文却已走远了。郑景涵推了他一把：“你不是成天把你的沈老师挂在嘴上吗？见了面又不敢出声。”汪曾祺摇摇头。后来在校园里，他时常碰到沈从文，他就是默默地看着他走远。沈从文也不看他，他不会想到，一个正值青春年少的少年人，正是冲着他的文字，从遥远的江苏小城，千里迢迢来到昆明，心甘情愿地来做他的学生，就为了做他的学生。
终于等到了二年级，也终于等到了沈从文来上课了，上第一次课时，汪曾祺还隐隐有点激动——因为沈从文的名气，课堂上有很多学生，包括一些外系的同学，他们也都出于好奇来听沈从文讲课。有几位还在下面悄悄传递着道听途说的沈从文的绯闻，说他曾经当过兵，从他的小说中看，湘西那个地方是偏远蛮荒之地，根据这两条推测，沈从文应该长得五大三粗，蛮力过人，并且有一股悍匪之气。汪曾祺听得直想笑，想纠正他们的看法，上课铃声响了，沈从文踏着上课铃走进了教室。同学们顿时安静下来，把目光全部集中在沈从文身上。那几位刚才还在争论沈从文是否“五大三粗，蛮力过人”的同学，都“哦”了一声，可以看出来，他们对沈从文有掩饰不住的失望——是有点失望，连汪曾祺也有点失望，一步之遥的沈从文和他心目中的沈先生形象，有不小的差距。这个沈从文太文弱了：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罩在他那副瘦弱的身体上。面色苍白，是那种病后的苍白，眉目间有一种女孩子才有的清秀——只有那双眼睛接近汪曾祺的想象：明亮有神，闪闪发亮。
同学们屏住呼吸，等待着沈从文授课，这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沈先生站在讲台上半天不说话。也许他不知从哪儿开始，也许他真的说不出来，五分钟、十分钟过去了，沈从文还是一言不发。同学们都紧张起来，有几个女生甚至低下头去。情急之下，沈从文提笔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请同学们等我五分钟。大家一看，都笑起来，以为沈从文故意幽默。沈从文在笑声中也放松下来，开始上课。
沈从文不太会上课，似乎也没有什么条理。平心而论，听他讲课远没有读他的小说散文精彩。说话听不懂也就罢了，声音又小，有时候像蚊子叫，大家都有点听不下去——慢慢的，大家对沈从文的热情淡下去，只有汪曾祺热情不减，沈从文的每一节课他都不落。在联大，他是一个吊儿郎当的学生，高兴了，就来上一堂课，不高兴了，成天泡在图书馆里翻翻闲书，或者到昆明各处走走。据说他和一个历史系的同学住上下铺，两个人因为作息时间不同，同学几年几乎没有见过面，天方夜谭一样，却是事实。但是，作为旷课大王，汪曾祺独独没有旷过沈从文的课。多年以后，汪曾祺实话实说：“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亚里士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汪曾祺为什么如此痴迷沈从文？大概因为他从沈从文难以听懂的方言里，依稀看到一条文学之路，如同湘西那些长长的河流，正蜿蜒曲折地向山外奔流。
我的老师沈从文
晚年之后，汪曾祺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他说：“他能听懂很多地方的方言，也能学说得很像，可是自己讲话仍然是一口凤凰话。也因为他的讲话内容不好捉摸。沈先生是个思想很流动跳跃的人，常常是才说东，忽而又说西。甚至他写文章时也是这样，有时真会离题万里，不知说到哪里去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管不住手里的笔’。”很多同学听不了沈从文讲课，汪曾祺却听得津津有味，因为，他从写作角度来理解、来贴近，虽然没有什么学术性的理论，但是点点滴滴，全都是沈从文的创作感悟。
沈从文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汪曾祺都选了。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西南联大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中文系的语言学概论、文字学概论、文学史都是必修课，其余大都是任凭学生自选——诗经、楚辞、庄子、昭明文选、唐诗、宋诗、词选、散曲、杂剧与传奇等等，选什么，选哪位教授的课都成，完全依着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但有一点要求很严，必须要凑够一定的学分。
汪曾祺感兴趣的，当然是创作。沈从文之所以被他热捧，当然也是在于他的创作才华。他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说：“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这话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沈从文是作家，在课堂上，他有他的教授方法，他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而且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汪曾祺记得他曾给学生布置过一篇作业：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这个看似莫明其妙的作文题却让好几个同学写出了相当不错的散文，而且都发表了。后来他又出了更奇怪的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汪曾祺为此请教过沈从文，沈从文认为：“这就像在工厂做车工，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这一点对汪曾祺日后的创作影响很大，其实这样的创作片断就是锻炼基本功。有很多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但是他们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甚至根本没有车过。
汪曾祺不做笔记，但是沈从文关键的一些话他都记在心头，比如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汪曾祺以为这是小说创作的精髓。汪曾祺后来说：“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汪曾祺后来写《大淖纪事》，写《受戒》，全“都是贴到人物来写”，所以这些小说才光彩夺目，熠熠生辉，成为名篇名作。
手工业方式
汪曾祺就这样跟着他的沈从文老师，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沈先生一向对玩之类很不屑，对打扑克简直是恨之入骨，他认为这样消耗时间，是不可原谅的。他曾随几位作家到井冈山住了几天，这几位作家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先生说起来就很气愤，对汪曾祺说：“在这种地方打扑克！”沈先生小小年纪就学会掷骰子，各种赌术他都明白，但他后来不玩这些。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看书、写字。他写章草，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他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
当然，沈从文是书呆子，汪曾祺也是，他们两个师生在一起，除了看书几乎没别的事。汪曾祺后来说：“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也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上‘上官碧’的名字。谁借的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他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汪曾祺近水楼台，自然读沈先生的书最多，听他的课，读他的书，自然而然地就跟他学起了写小说。最早的一篇小说，就是人物对话，内容他想不起来了，反正通篇就是对话，他当时受沈从文和废名影响比较大，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小说写完后拿给沈先生看，沈从文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汪曾祺听了一言不发，从此就知道了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半个月后，汪曾祺又交给沈从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名字叫《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等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是模仿沈从文某些小说写成的。沈先生看了看，就介绍他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第二天上课沈从文就将这些推荐的作品带来了，他每次来上课腋下总是夹着好些书，有时候是一大捆，都是给班上同学们看的书，上课前一一拿给相关的同学。
汪曾祺的小说很快写得有模有样，沈先生就自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鼓励。这种做法鼓励了汪曾祺，他越写越起劲，沈从文对他的才气十分欣赏，不止一次对别的教授说：“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我还要好。”甚至有一次，汪曾祺的“课堂习作”沈从文居然给了一百二十分，可谓赏识有加。其实也不单单是得意门生汪曾祺，其他同学写得好，沈从文也同样如此。多年以来，他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不计其数。汪曾祺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沈从文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有一次他正在做这样的活计，正巧被来访的汪曾祺看到，汪曾祺不无嘲讽地说：“这样节省啊？”沈从文也有点不好意思，自我解嘲地说：“这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多年师生成兄弟
人都说“多年父子成兄弟”，在一起相处久了，师生也成了兄弟般的亲，沈从文的家，成了汪曾祺的饭店和旅馆，有事没事就出城到沈老师家来，有时候来了也无话可说，沈从文正忙自己手头的事，也不怎么搭理他。他自己不声不响地坐一会儿，或者抽本书胡乱翻一翻，然后又走开。
有一天，下着雨，沈从文牙龈上火，腮帮子肿得老高，正坐在一张破旧的躺椅上发呆，汪曾祺来了。沈从文给汪曾祺倒了一杯水，然后无目的地在阴暗的老房子里走来走去，忽然说了声：“我给你去买橘子。”汪曾祺想阻止，沈从文已走了。不一会儿就捂住腮帮子回来，手里拿着两只通红的大橘子，放到汪曾祺面前：“你吃，呈贡乡下的橘子特别好，肉多。”汪曾祺也不客气，剥开橘子便吃，外面远远的地方传来日本飞机的轰炸声，汪曾祺说：“搬到呈贡乡下就安全多了，听到飞机轰炸再不用跑警报了。”沈从文说：“西南联大的老师差不多都搬到这里来了。”
沈从文正说着话，汪曾祺发现一滴雨水正掉进他的脖颈窝里，抬头一看，稀稀松松的瓦片就直接搭在椽子上，汪曾祺说：“这屋子造得太粗心大意，坐在家里就能直接看到天，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沈从文说：“外面雨停了，家里仍在下——”他大概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面，随手就在旁边拿起一根木棍子，往瓦片上戳一戳，雨马上就停了。汪曾祺笑，沈从文更笑得不可收拾：“这是我发明的检漏方法，不用上房揭瓦就可以止漏，太妙了。”汪曾祺说：“是妙，是妙。”沈从文说：“如果不下雨，我倒宁愿这房子有漏洞，昆明这里冬天不冷，有漏洞不怕的，躺在床上直接可以看到星星和月亮。要是雨停了，你晚上不走，就可以看到月亮。”
沈从文和汪曾祺东一下西一下闲扯，就是不说文学上的事，有时候沈从文也会冒出一句：“你那篇作文很好的，很不错，我代你投到报社去了。”或者是：“你写得比我好。”
汪曾祺经常过来陪沈从文闲扯，沈先生经历丰富，由任何一个话题生发下去，都可以引出他妙趣横生的谈资，他上课时不太会讲，但是闲谈起来却思维活跃，而且是跳跃式的。刚刚在谈玉龙雪山上大树一般的杜鹃花，然后又跳到金岳霖身上，或者说无意中又冒出一句：“你写小说一定要贴着人物写，一定要贴着人物来写。”
隔个几天，沈从文便从呈贡乡下进城，上完课后，汪曾祺陪他在昆明城内逛街。他喜欢那些花花草草的小古董和小玩意，看到一件工艺品，也不管小贩的白眼，马上抓起来欣赏，脸上浮现出孩子般的激动神情：“你看看，多美啊，太不可思议，这样的色彩。”汪曾祺在一旁冒出一句：“我看你是抒情考古学。”沈从文在昆明收集了许多耿马漆盒，他的屋里到处都是这种盒子，用来装邮票、点心。
有一次汪曾祺陪沈从文逛了很久，确实累了，两个人在文林街上一家小米线铺子里吃米线。在汪曾祺的印象里，沈从文进城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这样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通常只是在路边随便买一个烧饼什么的，拿在手里边走边吃。这次两个人一坐下来，沈从文便说：“老板，两碗米线，加一个西红柿，再打一个鸡蛋。”汪曾祺说：“你从来没有好好吃过，一点小钱全买了那些小玩意了，买了也不见你留，谁喜欢谁拿去。”沈从文说：“不重要不重要，只图开心，买的时候开心，玩的时候开心，送给朋友也开心。”沈从文看了看，说：“我再给你要一盘凉鸡。”汪曾祺还没来得及制止，沈从文就起身站起来，向老板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过来，笑眯眯地说：“今天天气好，买到好罐子心情不错，我们有菜有酒好好吃一顿。”这时候凉鸡送上来，小小的一碟，沈从文打开盖碗，将酒倒了一点在盖子上，自己喝，然后将酒碗推到汪曾祺面前：“这些全归你，我知道，你是能喝酒的。”汪曾祺也不客气，笑眯眯地端起酒碗，自己将自己灌得半醉。多年以后，汪曾祺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穷教授们
西南联大由原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教授们大多留学海外，见多识广，一个个特立独行又桀骜不驯，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穷。
当然，穷都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战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一九三七年，一个教授的平均月薪为三百五十法币，一法币即一元银圆，三百五十元大约等于今天的人民币一万一千元，这样的月收入小日子还是过得挺不错的。可是到了一九四三年，联大教授月薪为三千六百九十元，涨是涨了十倍多，而物价比几年前上涨了四百倍，所以教授的月薪折合到现在，只等于八元三角。就靠这八元三角要养活一家老小，那是难上加难。但是再难日子总得过啊，穷教授们各尽其才，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变卖家中物品：家具、图书、衣物——西南联大附近一夜之间就兴起一个杂物市场，许多眼镜掉到鼻梁上的老教授们，都来卖东西。实在没东西变卖，只要一开春，就把冬天的衣物全抱来变卖。要不就是夏天一过，那些泳衣、裤头、汗衫也悉数抛售，完全是过一天算一天。因为联大食堂由一日三餐改成一日两餐，风闻接下来要改成一日一餐或者干脆停火，教授们肚子饿得咕咕叫，人人开始恐慌。
闻一多一连好几天没吃饱，忽然想起还有一门刻章的手艺，从前纯粹是业余爱好，现在却成了挣钱的行当。他不好意思在校门口丢人现眼，就跑到一个叫鼻屎坡的地方摆一个地摊帮人刻章，一连摆了三天，生意还不错，挣了一百多块钱，还顺带考证出这鼻屎坡其实是逼死坡——南明永历皇帝就是在这里被吴三桂逼死。联大校方知道后，认为让闻一多摆地摊太有辱斯文，劝他回来。闻一多不肯，说：“我不刻章要饿死人的，你们谁负责？”校方无奈，就在报上帮他打了广告，让他在家刻章，然后等人上门。费孝通眼红闻一多坐在家中挣钱，眼红得要死，可是他不会刻章，除了那些不能当饭吃的学问外，他百无一用。怎么办呢？不能坐在家里等死吧？想倒卖点小生意，又没有大本钱，在妻子的点拔下，就在联大不远处闹市口摆了一处茶摊——茶叶是家里现成的，学生送的，将吃饭碗一一拿出来，煮一锅茶，再带上几只方凳和小桌子，一个茶摊就搭在柳树下，因为便宜，生意极好。但是再便宜也有钱赚，只有摆了茶摊，那一天全家饭钱就有着落了。
朱自清见穷教授们个个生财有道，也颇为着急，他在街头来回走，看看有什么可以赚点生活费。赚钱的行当没有找到，却被乞丐们纠缠得无法脱身，他走，乞丐也跟着他走；他停下，乞丐也随之停下——这其实是乞丐的惯用伎俩，被缠得无法脱身了，唯有破点小财。但问题是朱自清现在几乎身无分文，被缠得实在无法，他突然说：“我没钱，我是联大穷教授啊？”没想到乞丐一听，掉头就走。在乞丐眼里，没有比教授更穷的人了。没想到实话实说亮出教授身份竟然成功喝退乞丐，朱自清十分吃惊，回到学校当笑话告诉了华罗庚，华罗庚又告诉了吴宓，很快联大的教授们都知道了朱自清的“退乞绝招”，人人模仿，都能成功逼退乞丐。甚至一个叫姚从吾的教授竟然用此招成功吓退小偷，在联大传播一时。
这些清贫的西南联大的穷教授，这些住在草棚里的、饿着肚子去上课的教授，这些连小偷和乞丐都提不起兴趣的穷教授们，日后，他们的名字都一一载入史册：华罗庚、闻一多、杨振宁、李政道、吴宓、金岳霖、费孝通、陈寅恪、刘文典、傅斯年、潘光旦、冯友兰、朱自清、吴晗、王力、卞之琳、沈从文、钱穆、梁思成、季羡林、钱钟书——实在太多了，我无法一一罗列，每一个姓氏都闪闪发光，每一个名字都熠熠生辉，他们是一伙天真孩童，可以和小孩比赛谁尿得更远；他们是一帮斗士，敢于当面指责蒋介石；他们是一群傻瓜，连村妇都可以随便骗他；他们又是一帮学者，可以接二连三地拿到诺贝尔大奖。他们特立独行，支撑起西南联大这座精神丰碑；他们孤芳自赏，展示着传统知识分子精神风骨。他们已化作满天繁星，在夜晚让我们这些后人抬头仰望——
“沈从文只值四毛钱”
在西南联大，沈从文能写不会说，似乎是师生们的统一印象，梁实秋曾经说：“从文虽然笔下洋洋洒洒，却不健谈，见人总是低着头，羞羞答答的，说话也是细声细气，关于他出身行伍的事他从不多谈。”沈从文不愿当众多谈，一定与他当年落草为寇做过兵匪有关，也与自己没有出洋经历、仅靠自学成才的经历有关——他能进入人才辈出的西南联大执教，其实是相当的不容易。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知识分子都流亡西南各省。一九三八年春天，沈从文也辗转来到了昆明。大家都是文化人，现在相聚在大后方，来往是免不了的，沈从文做东请联大的教授们吃饭。看着沈从文没有职业，大家就思谋着将他聘请到联大来当教授。最先动了这个心思的，是联大的常务委员、《大一国文》主编扬振声。这一点很有趣，杨振声是胡适的学生，当年曾在青岛大学执教，就是胡适向杨振声推荐了沈从文进入青岛大学当老师。而沈从文能结识胡适，又是他的朋友徐志摩的推荐。当时胡适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学，徐志摩推荐沈从文进入中国公学。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沈从文离职后，他原来的老领导总要帮助他、推荐他，这足以说明一个问题，沈从文的人缘不错，沈从文的教学能力也不错。但是最致命的一条就是他自学成才，仅仅是小学毕业，没有留学经历，甚至连一纸中学文凭也没有，想在人才济济的西南联大出人头地，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杨振声提了一次，没有反应，到了这一年的六月六日，杨振声和朱自清参加了联大的教师节和游艺会，他们联合了朱自清，再一次提议聘请沈从文到联大执教。联大的委员们七嘴八舌地讨论了一下，又没有任何结果，没结果就表示大家不同意，有看法。朱自清不放弃，拜访了毕业于北大的罗常培教授，想多请几位教授联合提议，人多力量大。罗常培一听聘请沈从文来联大当教授，非常赞同，他说：“知识有时候是死的，而作为著名作家，沈从文拿得出手的文凭固然没有，但是他的创作体会和经验，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财富，这样的人对教学实在太有用了，我赞同，我赞同。”朱自清说：“罗兄，你仅仅赞同还不行，我们联合提议好不好？”罗常培点头同意。
经过多位教授的努力，就在那个月底召开的西南联大常委会第一百一十一次会议上，有一项议题就是决定聘沈从文为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后来虽然一致通过，但是反对的声音也一直经久不息。这一年的暑假，在联大读书的杨振声的儿子杨起到昆明阳宗海游泳。休息时，他在茶馆遇到了查良铮，他是一位诗人，笔名穆旦。查良铮当着杨起的面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杨起回家说给父亲听，杨振声说：“别理他，他们这些诗歌疯子，从来就没有人入他们的眼。”查良铮当时正值诗名鹊起，年纪轻轻的就和闻一多、朱自清、冰心、冯至、卞之琳等交游颇多，自学成才的沈从文，自然不入他的法眼。在联大，看不起沈从文的远非查良铮。
第二年的七月，沈从文晋升为教授，校常务会议决定“改聘沈从文先生为本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月薪三百六十元”。就在这个职称评定会议上，教授刘文典勃然大怒：“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刘文典该拿四十块钱，他朱自清该拿四块钱——他沈从文只值四毛钱！”还有一种版本，“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刘文典一向狂狷、自负，当年还骂蒋介石是新军阀。所以刘文典说这样的话，并不意外。当时联大的一些教授以古籍、考据和国学为学术生命，对新文学和作家，并不接受。当然，刘文典不仅看不起沈从文，也瞧不起巴金，他瞧不起用白话文写作的所有作家。几天以后，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文典面露不屑之色：“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沈从文干吗跑啊？”
刘文典把他对沈从文的不屑赤裸裸地放在脸上，沈从文也很无奈，所以在联大许多聚会场合，他就是静悄悄地坐在一旁，一言不发，用梁实秋的话说，“羞答答的”，像个饱受欺负的小媳妇。
《猫》中的那位作家
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做过教授，他后来对记者说：“沈从文这个人有自卑感。”他后来创作了颇有影响的中篇小说《猫》，影射了很多当时文化艺术名流，其中的作家曹世昌，据说原型就是沈从文，这一段文字，可以看作沈从文的简历：“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其作品给读者野蛮的印象。他现在名满天下，总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还觉得那些‘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蜜里调油的声音掩盖着剑拔弩张的态度……”《猫》写于一九四五年的上海，钱钟书早已离开联大，《猫》被看做《围城》的雏形。钱钟书在联大外文系执教一年，他在昆明期间，沈从文也在，那时教授们每有活动，沈从文总是安静地坐在角落里。钱钟书是小说家，察言观色是他的拿手绝活，他一眼就可以洞透沈从文的内心世界。所以在《猫》中，他准确地刻画出了作家曹世昌：“举动斯文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地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像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直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么他什么事都干过。到上海做流氓小兄弟，也曾登台唱戏，在大饭店里充侍者，还有其他富于浪漫性的流浪经验，讲来都能使只在家庭和学校里生活的青年摇头伸大拇指说：‘真想不到，真没的说！’他写自己干这些营生好像比真去干它们有利，所以不再改行了。论理有那么多奇趣横生的回忆，他该写本自传，一股脑收进去。可是他只东鳞西爪，写了些带自传性的小说。也许因为真写起自传来，三十多岁的生命里，安插不下他形形色色的经历，也许因为自传写成之后，一了百了，不便随时对往事作新补充。”
其实在《猫》中，被影射的文化人比比皆是，小说中的主人李建侯、爱默二人，就是林徽因梁思成夫妇。齐颐谷是指萧乾，爱慕女主人的诗人肯定是徐志摩了，政论家马用中即罗隆基，袁友春是林语堂，亲日作家陆伯麟就是周作人。学术机关主任赵玉山影射赵元任或胡适之，文艺批评家傅聚卿，则有点像朱光潜。其实钱钟书捉弄沈从文并非这一次，在他早年的散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中，就挖苦过沈从文：“但丁赞我善于思辨，歌德说我见多识广，你到了我的地位，又该骄傲了。我却不然，愈变愈谦逊，时常自谦说：‘我不过是个地下鬼。’就是你们自谦为‘乡下人’的意思，我还恐怕空口说话不足以表示我的谦卑的精神，我把我的身体来作为象征。财主有布袋似的大肚子，表示囊中充实；思想家垂头弯背，形状像标点里的问号，表示对一切发生疑问；所以——说时，他伸给我看他的右脚，所穿皮鞋的跟似乎特别高——我的腿是不大方便的，这象征着我的谦虚，表示我‘蹩脚’。我于是发明了缠小脚和高跟鞋，因为我的残疾有时也需要掩饰，尤其碰到我变为女人的时候。”
这段文字的影射不言而喻，喜爱文学的人都知道，沈从文一生以“乡下人”自许，如他在《习题》一文写道：“我实在是个乡下人，才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钱钟书对沈从文的“刻薄”只是出于一种恶作剧心理，在私下里，两人是比较谈得来的朋友。据说有一晚跑警报，一直到天黑才归，回家的车已没有，两人只好沿郊外乡村小路缓行。忽然听到远远的村庄传来狗叫，沈从文后退了几步，钱钟书笑话他：“怎么？你这个土匪出身的人，连砍下的人头都挑过，难道还怕狗吗？”沈从文不说话，只是退让到钱钟书身后，钱钟书继续不依不饶：“狗有什么好怕的？它又不是青蛙。”他这样一说，沈从文突然暴发一阵大笑：“你连青蛙都怕啊？怕狗还情由可允，真没想到，竟然有人害怕青蛙？”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不算好学生，对学业他一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来竟然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原因是他没有按学校规定去为陈纳德的飞虎队做翻译，为什么没去？说起来很荒唐：仅仅因为他的裤子是破的，找遍纸板箱，找不出一条没有破洞的裤子，汪曾祺不想丢人现眼，就没有参加学校组织的实习，结果他被校方开除，只拿到一张肄业证书。就凭这纸肄业证书，他还想留校做助教，朱自清教授听说汪曾祺这样的学生还想留校，大为震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这样的坏学生，他还想留校？他连我的课都不上，他还想在联大当助教？”
学校留不成，又到哪里混饭吃呢？汪曾祺愁得不行。也不是他一人，所有毕业的学生都感到前途茫茫，几个同学心血来潮，在白马庙租了个破仓库，异想天开地办起了学校，校名很吓人：中国建设学校。学校共设六个班，校长、教务主任、体育主任什么的一应俱全。想来当老师只需和校长说一下，从不用请客送礼托人说情。大红聘书也有，上面写明每月敬奉薪水若干。看起来好看，其实不过是一纸空文。所有的费用自然来自学生的学费，但是局面混乱物价飞涨，几个小钱眨眼就被倒腾得精光，老师甚至连饭也吃不上，还谈得上薪水？校长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外腾挪借款，款子是借不到，只能借几箩米来。有时弄不到，只好断火炊。食堂从来就没供应过菜，汪曾祺一下课，就到校园里找野菜，什么灰灰菜、野苋菜、苦菜他都吃过。后来，挑野菜的习惯就一直伴随他终身，到了北京也没改，有一次挑菜挑到天安门围墙外，被解放军当成阶级敌人搞破坏，抓住他好一阵盘问。
校园里野菜很快被吃光，他们就上山捉甲虫，当地人称蚕豆虫或豆壳虫，去掉翅膀，热锅里放点油煸炒一下，洒点花椒盐，就是一盘下饭菜。汪曾祺散漫惯了，对这样的生活并不太在意。每每吃了晚饭，他就到校外田野上去，菜花密布的田野上布满青草池塘，塘里全是鱼，他迷上打鱼。他老家在江苏高邮，虽是苏北，地理上却靠近江南，那里的鱼遍地都是。汪曾祺没想到，这里的鱼比他老家还要多，更好的是，这里的鱼因为没有钓过，几乎像傻瓜一样，尽爱咬钩，几乎是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钓到一桶小鱼。他一个人根本吃不了，也没有锅灶去煎煮，便如数上交给食堂，做成鱼汤给全体老师喝。老师们问他在哪钓的，他也不说，清早天没亮就拿着个钓渔竿偷偷溜出学校，然后一钓钓到天黑才回来。他钓鱼不是站着，而是躺着——池塘边就是胡萝卜地，遍地毛茸茸的胡萝卜缨子把一块菜地铺成一张毛毯，他就躺在胡萝卜地上，看到鱼咬钩了，提起渔竿。饿了，随手拔几只胡萝卜当水果吃。在那些人迹罕至的池塘边，看蓝天白云，看浮标沉浮，他一时有不知身在何处之感。这样的生活其实对散漫惯了的汪曾祺来说，是相当适合的，尽管肚子饿了，也没有什么钱，但这些根本不重要。后来学校要迁至观音寺，这时候正值日本投降，昆明到处都在放爆竹，很多人跃跃欲试，准备还乡。学校问汪曾祺还做不做老师，汪曾祺说：“做，做，我一直在这里做老师。”
观音寺没有寺，白马庙也没有庙，汪曾祺还是散散漫漫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兴趣来了就给学生讲上一课，没有兴趣，就布置一篇作文让他们写，自己跑到外面看风景。观音寺和白马庙没什么不同，四周全是农村，他看农民种地、插秧，看他们戽水、收割。那时候他正在读《庄子》，他所追求的庄子的境界，也就如同他眼下的生活：无为而治，随遇而安。这样的生活他一过就是两年，之所以安之若素，除了《庄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施松卿，这个他热恋的女同学也在这里。她是福建人，比汪曾祺大两岁，因为一时没有找到更合适的工作，便在建设中学做了英文老师。她性格温和、善良，脸上总是挂着单纯的微笑。她后来要回到福建去，她一走，建设中学再也留不住汪曾祺。往哪儿去？他的眼光在地图上扫了一圈，最后落在长江的入海口——上海滩。
当头棒喝
汪曾祺离开昆明来到上海，来时的路和去时的路一模一样，从越南经香港再回到上海。在香港还发生一件趣事，那日他与施松卿分手，流浪汉似的在香港街头闲逛。买了一份小报随手一翻，却意外看到一则新闻，小标题是：青年作家汪曾祺抵达香港——汪曾祺气得把报纸揪成一团：“他妈的，谁写的？都成了要饭的叫花子了，还青年作家？成心戏弄人是不是？”后来在散文《芋头》里，他这样写道：“一九四六年夏天，我离开昆明去上海，途经香港。因为等船期，滞留了几天，住在一家华侨公寓的楼上。这是一家下等公寓，已经很敝旧了……只是心情很不好。我到上海，想去谋一个职业，一点着落也没有，真是前途渺茫。带来的钱，买了船票，已经所剩无几——”
初到上海，寄住在同学朱德熙家里。老家高邮，正在战火之中，有家不能回。他本想在上海找一个能栖身的职业，可是一连几次碰了钉子。在情绪最坏时，甚至想到自杀。他把在上海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他虽然离开西南联大好几年了，但是在心理上好像仍然没有断奶，仍然需要沈先生及时的安慰和鼓励。但是这一次沈先生真的生气了，沈从文在上海待了很多年，就住在破旧的弄堂里，靠一支笔吃饭——并且他不像汪曾祺那样只有一张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当时他妹妹、他母亲全跟着他吃饭，他一支笔要喂三张嘴，他的困难比汪曾祺大得多，他写到流鼻血也不舍得停一停手中笔，因为明天的早饭米还不知在哪里？你汪曾祺凭什么遇到一点点困难就死啊活的？他十分震怒，写信把汪曾祺痛骂一顿，几乎是当头棒喝：“为了一时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呢？”汪曾祺手捧沈先生的来信，看了又看，这当头一棒把他敲醒了。后来在窗外一处煤堆里，发现一棵芋头。那棵芋头不知被谁遗忘在煤堆上，没有一点土，似乎也没有水，可是它却在煤堆上长得朝气蓬勃，他就写了篇随笔《芋头》，他说：“获得一点生活的勇气。”他决心要做一棵长在煤堆上的芋头。
沈从文骂归骂，对汪曾祺求职一事十分着急，他先写信给爱人张兆和，让她从苏州写一封长信安慰汪曾祺，又给他在上海的表侄黄永玉写信，让他“抽空去看看他”。他还写信给李霖灿、李晨岚，请求朋友们帮忙为汪曾祺找工作：“济之先生不知还在上海没有？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若你们能为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他能在这方面作整理工作，因对画有兴趣。”同时写信给李健吾，请他多多关照自己的这个穷学生。李健吾对汪曾祺有印象，因为在昆明，沈先生就多次向他推荐过汪曾祺的小说。汪曾祺早期作品《小学校的钟声》、《复仇》都是发表在他和郑振铎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汪曾祺收到沈从文信后，就找到李健吾。李健吾看到汪曾祺很年轻，十分高兴。可是，汪曾祺坐了半天，李健吾只是说大话鼓励他，没有一句实在话，汪曾祺坐不住了。后来看看时间不早，只好期期艾艾地开了口。李健吾一听汪曾祺要找工作，就面露难色。汪曾祺心头一冷，以为又泡汤了。没想到李健吾沉吟了半天，才说：“眼下倒有个去处，只是不知你愿不愿去。”汪曾祺做梦都想找一份工作，哪里会挑三拣四？李健吾才告诉汪曾祺，他有个学生高崇浚，自立门户创办了一所致远中学，只有三个班，就在离霞飞路不远的弄堂里，那里好像缺好的老师。汪曾祺发表过作品，又是沈从文的高足，去教国文正合适。汪曾祺拿着李健吾的推荐信去了致远中学，高崇浚留下了他。
由于是李健吾和沈从文两位名师的大力推荐，高崇浚对汪曾祺更加高看一眼，这是一位非常好的男人，有侠义心肠和洒脱风度。每逢节日，他必定把老师们请到家中聚餐。就是平时每个星期天，他总得把单身老师约在一起，这个礼拜去城隍庙，下个礼拜去大世界，坐坐茶馆，尝尝生煎，汪曾祺就过上相当适意的生活。不久，他又结识了黄裳和沈先生的表侄黄永玉，海上一段浪漫的时光开始了。
三个浪荡子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且是巴金夫人萧珊在西南联大的同学。巴金又是沈从文的好友，汪曾祺去巴金家中闲谈是很自然的事。而黄裳则是巴金哥哥李尧林的学生，李尧林曾给黄裳写过一封信，说如有困难可以找他的弟弟巴金。因为沈从文的关系，汪曾祺迅速和黄永玉成了铁把兄弟，还有黄裳——黄裳后来回忆说：李尧林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说如有困难可以找他弟弟巴金。黄裳在《关于巴金的事情》中说：“一九四六年夏，我从重庆回到上海——也因此，我与黄永玉的相识或许也是通过汪曾祺，霞飞路上的‘月旦人物，口无遮拦’则大多是有份的。”他们仨黄永玉最小，只有二十三岁。汪曾祺二十七岁、黄裳二十八岁。每逢星期天，三个小兄弟像三个浪荡子，总是结伴出现在上海南京路上，要么走进咖啡馆，要么走进电影院，要么干脆就在马路上闲逛，从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回这头。漫无目的地看街上风景，兴致勃勃地评说天下，臧否人物。还跟着当时上海滩一位电影明星中叔皇学会了跳舞，汪曾祺跳舞的瘾头特别大，天天缠着中叔皇，中叔皇烦了，只好花时间教他，把他教会了，他也就离开了。三个人普普通通，不显眼，不夸张，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要好好地多看他们几眼。但是多年以后，这三个人都在中国文化界有了特殊影响：黄裳，藏书家，文史大家；汪曾祺，大作家；黄永玉，大画家。
那时候黄永玉在闵行一所中学教书，汪曾祺在致远中学，一到星期六，黄永玉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先到致远中学找到汪曾祺，然后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黄裳那时候是个高级职员，总是打领带，西装背带裤，头发打摩丝，梳得纹丝不乱，皮鞋自然擦得雪亮，很有点上海老克腊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黄永玉、汪曾祺，马上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就昂然而出，和他们一同走了。汪曾祺看着有点发呆，几次在背后对黄永玉说：“在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黄永玉点点头：“我看也是。”然后他们仨的身影就出没在上海滩那些花街柳巷、茶馆书肆，一直到夜半更深。两年时间，几乎每个星期都如此，所有开销全都是黄裳买单。有时候，也会到沈先生的老友巴金家坐坐。巴金住在霞飞坊五十九号，离汪曾祺教书的学校并不远，后来汪曾祺他们就经常过来，一来就到二楼去，那里是吃饭兼会客的地方，一张圆桌子，几张旧沙发，汪曾祺称之为沙龙。萧珊在联大的很多同学都过来，大家都没什么钱，但是聚在一起却高谈阔论，非常快乐。
汪曾祺就是在巴金家认识黄裳的，这一点黄裳在《记汪曾祺》中也有描述：“认识曾祺，大约是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在巴金家里。那里经常有萧珊西南联大的同学出入，这样就认识了，很快成了熟人。常在一起到小酒店去喝酒，到DDS去喝咖啡，海阔天空地神聊，一起玩的还有黄永玉。”
因为闵行在郊外，有时玩过了头，黄永玉就在汪曾祺那里借宿。和汪曾祺同住的是在《大美晚报》工作的记者，他总是上夜班，黄永玉正好就睡了他的床铺。那是一张铁条床，铁条已经弯了，人窝在那里。汪曾祺后来写信告诉沈从文：“永玉睡在床上就像一个婴儿”。对于汪曾祺事无巨细统统向沈先生汇报，黄永玉略略有点不舒服。对于汪曾祺在巴金家过分的“老实”，他同样也有点不舒服。他能理解汪曾祺的内心压力，这可能完全是出于对巴金的尊重——那时候汪曾祺的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正是在巴金帮助下结集出版的。而一旦离开巴金家，到了咖啡馆，汪曾祺才恢复了天马行空、放言无忌的姿态，这时候他是飞扬的、激进的，当然也是快乐的、满足的。在黄永玉的眼里，这才是真正的汪曾祺。
关于上海那段生活，汪曾祺后来回忆道：“我教三个班的国文，课余或看看电影，或到一位老作家家里坐坐，或陪一个天才画家无尽无休地逛霞飞路，说一些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吃了一碗加了很多辣椒的咖喱牛肉面后，就回到学校里来，在教学楼对面的铁皮顶木棚里批改学生的作文，写小说，直到深夜。我很喜欢这间棚子，因为只有我一个人。除了我，谁也不来。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听着雨声，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但是我又很清楚地知道：我现在在上海。雨已经停了，分明听到一声：‘白糖莲心粥——’”汪曾祺后来把这个铁皮棚子命名为：听雨斋，这是他在上海的书斋名字，肯定模仿沈从文在北平的“窄而霉小斋”在听雨斋，汪曾祺除了和黄永玉、黄裳做浪荡子，倒也实打实地写起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复仇》、《鸡鸭名家》、《戴车匠》等等，都是在上海写成的。
一九四七年，施松卿治好了肺病，接受了北大的邀请去西语系教书，途经上海她和汪曾祺见面并订婚。看到爱人要去北京定居，在上海滩浪荡了两年的汪曾祺再也待不住了，很快，他追随着施松卿北上，口袋里只带着一支笔，他信心满满地要学他的沈从文老师，靠一支笔来北平打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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