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士大夫:沈从文与汪曾祺-女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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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是世界上一种非凡的东西,一切奇迹皆为女人所保持,凡属乘云驾雾的仙人,水底山洞的妖怪,树上藏身的隐士,朝廷办事的大官,遇到了女人时节,也总得失败在她们手上,向她们认输投降。”

    ——沈从文

    阳宗海边的风花雪月

    离昆明几十公里的远郊有一个地方叫阳宗海,说是海其实就是一个湖泊,湖水清澈,四周山峦起伏,秀美的景色让人流连忘返。西南联大的学生没事时喜欢到这里来游玩,一九四一年春天,联大组织了一次夏令营,地点就设在阳宗海边,每晚都要举行舞会,跳的是圆舞和方舞,所有的同学都参加。就是男女同学围成两个圆圈或者两个方阵,男在外女在内,手挽着手或背靠着背地边唱边跳。施松卿长得清秀,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小巧玲珑,能歌善舞。有一段大家跳得都不太好,因为刚刚才学,很多学生,特别是男生,跳得笨手笨脚的,木偶似的,很难看。舞会的组织者想从中挑一个跳得好的女生出来教一教大家,他的目光在女生中逡巡了一圈,一眼就发现了相貌出众的施松卿,他说:“施松卿,就是你了,你出来给大家示范一下,你跳得很好。”施松卿也不怯场,大大方方走到圆圈中央,然后就跳起来,她跳得特别好,举手投足显得温柔而且妩媚,同学们都看呆了,包括跳舞笨手笨脚的汪曾祺。

    那晚舞会之后,月色很美,一轮明月照着阳宗海,这一片青山绿水在少年人眼里如梦如幻,男女学生如醉如痴,都不想回去睡觉,这时候回去睡觉,太辜负了这一片美丽月光。女生林同端说:“我们到海边去赏月,大家说好不好?”她的建议得到很多人的赞同,施松卿率先拉着林同端跑到海边。后面,张景昭也跟上来,尖叫着要她们等一等她。她们的脸上都挂着兴奋的笑容。很多男生向林同端、施松卿献殷勤,就把跳舞中学到的挽手姿势应用到散步中来,他们大方地挽着林同端和施松卿的手,旁若无人地在月光下的海边嬉戏。

    那一晚汪曾祺也夹在其中,他是寂寞的,也不说话,也不想离开——因为,那个在月光下像舞娘一样的施松卿,像一朵花,落在他的心头。离开阳宗海后,他再也忘不掉施松卿,没事总是在女生宿舍边徘徊,他再一次体会到恋爱的滋味——这样的滋味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他曾经失恋过,如同死了一样。与上次不同,上一次是失恋,这一次是暗恋,但是他暗暗发誓,这一次要把暗恋变成热恋。

    在联大,男同学远远多于女同学,据汪曾祺观察,追求施松卿的男同学很多,如外文系就有赵全章,还有一个叫袁可嘉的人。赵全章也是一个才子,写的散文像何其芳的《画梦录》。他在美国空军飞虎队做英文翻译官的时候,同班同学都是中尉,只有他一个人鹤立鸡群,被评为上尉。袁可嘉是一个诗人,很早就写过《沉钟》,那些诗句汪曾祺都还记得: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驮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

    后来,袁可嘉成为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专家。这两个心高气傲的家伙都喜欢施松卿,汪曾祺有点不自信。他一直把这份暗恋藏在心里,不肯说,更不向施松卿表白,只是默默地在一旁观察着,迂回着,迂回着,等待着下手的机会。他是那种不下手便罢,一下手肯定十拿九稳的人。他先让那两个家伙得意够了,然后他等待一个十拿九稳的机会。

    当时联大女同学的身价很高,一般的男同学都是望而却步。当时还是学生的杨振宁就喜欢施松卿的闺密张景昭,他和汪曾祺一样,也是不敢向张景昭表白,把这份暗恋一直放在心底。张景昭和施松卿、林同端都是联大漂亮的女生,连杨振宁都不敢问津,可见蓬山之远。有些男同学看看校内名花有主,就向校外发展,附近的天祥中学女生成为他们主攻目标,时间不长,竟然成就了几对姻缘:一对是张燮和黄庆龄,一对是王希季和聂秀芳。汪曾祺认定了施松卿,他远比杨振宁有耐心,他不时在施松卿身边晃动着,偶尔也说上几句话。施松卿对汪曾祺颇有好感,她把联大小说家桂冠给了汪曾祺,她还不止一次对闺密林同端说:“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只有汪曾祺好点。他有才啊,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有才。”这些话不久就传到汪曾祺的耳朵里,暗恋已久的汪曾祺蠢蠢欲动,觉得时机快成熟了。临近毕业时,他得知施松卿暂时不回老家,已决定去中国建设学校当老师时,他毫不犹豫地放弃回家念头,追随着施松卿姗姗背影,踏上了他的爱情之旅。

    吃胡萝卜的“林黛玉”

    汪曾祺比施松卿小两岁,属于时髦的姐弟恋。他之所以能战胜一众情敌赢得芳心,才华是俘虏爱人、获得爱情的利器。在她的一生中,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提到他,她永远都是骄傲的公主——

    这个公主在西南联大是百里挑一的校花,被同学们称为林黛玉。她确实也是林黛玉那种文弱的女孩子,弯弯的眉毛,细细的眼睛,一副懒懒散散睡美人的样子,不但长得像林黛玉,气质也像。而且和林黛玉一样生过肺病,活脱脱就是一个林黛玉式的病美人。她的家在福建长乐县潭头大宏村,父亲施成灿,早年在马来西亚是著名的华侨领袖,与当地百姓关系尤其好,后来日本人占领马来西亚,到处捕杀侨领,他也没有被人告发和出卖,身份始终没有暴露,安然度过了腥风血雨的四个春秋。福建长乐是个出人才的地方,作家郑振铎、冰心都是长乐人。施松卿的祖辈是赤贫之家,其父是随唱戏的祖父漂流到马来西亚谋生,开一片中药店起家,日子才逐渐安定下来。这个爱药成痴的男人深感没有文化的痛苦,先是让弟弟一边在药店当学徒,一边上夜校。他自己应聘到一个小镇的诊所当医生。站稳脚跟后,才回老家结婚,把妻子也带过来,有了女儿施松卿,全力以赴供她读书,从香港一直读到昆明。施松卿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在兄弟姐妹中,她是绝对权威,特别在读书上,她是很严厉的。因为她年纪大,因为她的书一直读得很好,很受父母的宠爱。无论在新加坡南洋女中,还是在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中,以及香港圣保罗女子学院高中,在哪里她的学业永远都是出类拔萃,上高中时还获得过香港国文比赛第一名。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应该去马来西亚的,但是战时交通中断,邮路阻塞,得不到老家汇款的施松卿只好先到建设中学混碗饭吃,没想到他因祸得福,在这里与才子汪曾祺重逢。

    施松卿其实也是一位才女,她得过香港国文比赛一等奖就是明证,所以她比一般的女生格外高看汪曾祺一眼。一个才子,在任何时候都会被人高看一眼,被女人青睐有加。所以早在阳宗海月下独舞之前,她就关注过汪曾祺,因为他是沈从文的弟子,在西南联大人尽皆知,她曾特别到图书馆找到汪曾祺发表的小说来欣赏,她喜欢汪曾祺厚实的国文基础,他能把古汉语词汇自然地消融在他的创作中,读来说不出的妥帖与流畅,她觉得这种水磨功夫非常人所能达到,而且绝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但是她这时没有机会结识汪曾祺,也不好意思主动去找他。后来在建设中学,她把这一切告诉汪曾祺时,汪曾祺顿生相见恨晚之感。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专攻英语的学生,对文学创作竟然能有如此不俗的见解,他对施松卿更加刮目相看,两个人感情急速升温,迅速进入热恋。

    因为得不到家庭资助,施松卿生活难以为继,十分狼狈。汪曾祺也没有钱,心情坏透了。这天施松卿想到野外小山上找点野果,忽然看到一匹马。那是一匹白马,全身雪白,长长的尾巴飘逸如丝,真是漂亮。她慢慢走近那匹马,白马并不逃跑,反而忧伤地看着她,仿佛前生有缘。施松卿上前就牵住白马,用手抚摸着它那缎子似的毛发,一时不知怎么办,总不能把它牵到学校去吧?她只好牵着它吃草,然后将它带到学校附近的一片树林里,将马拴在树上,回去就告诉了汪曾祺。第二天下午两人过来看,白马还在,它认识施松卿,看到她走过来,白马刨着蹄子十分兴奋。汪曾祺仔细看着白马,认定它是云南逃兵丢下的战马,他们两人陪着白马吃草,一边走一边聊。远远的山那边,天色湖蓝,夕阳正在下山,几只鸟儿寂寞地飞过。多年以后,汪曾祺对孩子们回忆说:“一个文文弱弱的年轻女生,在黄昏的天色中牵着一匹高高大大的白马漫不经心地在郊外散步,真是漂亮。”他也从那一刻起,疯狂而又刻骨铭心地爱上了施松卿。

    这匹大白马养了五天之后,施松卿和汪曾祺还是将它放跑了。因为,实在没有办法饲养它。

    家庭女教师

    到了这一年秋天,施松卿眼看着快吃不上饭了,只好到一家法国人勒戈夫家做家庭教师,教勒戈夫的女儿艾玛学中文。说是家庭教师,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保姆,甚至可以说是女仆。

    勒戈夫负责管理滇缅公路的修筑,家境相当富裕,住有豪宅行有豪车。除了家庭教师施松卿,家里还有男仆女仆七八个,有的做饭,有的做花匠,还有的专门跑腿采购。那小女孩艾玛才七岁,很不听话,也不爱说话。给她上课,她不高兴就瞪着你,一言不发,更不听讲,也不跟读。稍不注意她就将课本撕毁,然后一脸无辜地看着你,让你毫无办法。教了两个月,成绩毫无进展。这天勒戈夫把施松卿叫到楼上,大发雷霆,认定施松卿是在磨洋工,不用心,因为艾玛学了两个月,连最简单的“大、小、手、口”都不会。施松卿据理力争,勒戈夫根本不听她的话,也不辞退她,让她继续待在家中,但是活增加了几倍:除了教艾玛中文,还要洗衣、择菜,并且负责给艾玛洗澡。

    就是给艾玛洗澡让施松卿备受折磨,这个小女孩很调皮,她坐在浴缸里能玩水几个小时,你不能接近她,一接近她就大喊大叫并且用水泼洒你。但是总不能一任她这么我行我素地玩下去吧?施松卿一怒之下就冒着四起的水花冲过去,将她摁在水中一阵冲洗。但是她仍然乱蹬乱踢,像条滑溜溜的鲇鱼,一不小心就从手中滑脱。每天一次的洗澡对于施松卿来说,是一场恶战。施松卿忍耐着,就是等着晚上一餐饱饭,这是她这份家庭教师工作的唯一好处,就是可以饱饱地吃上一顿。吃饭时,她一点也不客气,他们法国人主食是面包,正好是施松卿最爱吃的,她拿起一块香喷喷的面包,涂上黄油,那油涂得比面包还要厚,然后大口大口地吞食起来。家里的仆人和司机包括勒戈夫,都吃惊地看着她。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看起来瘦瘦小小的女学生,太能吃了。施松卿也不管,吃了一块又一块,她那时候正是肺病好了没多久,虚弱的身体太需要营养。

    半年磨合下来,艾玛接受了施松卿,与她建立了真挚的感情,中文水平也提高了不少,勒戈夫很高兴,给施松卿增加了薪水。这时候他要调离滇缅公路,临走时他又将施松卿叫到楼上,说:“我马上要离开中国,我希望走时你也一道跟我走,到法国去。”施松卿大吃一惊:“这,这是不可能的,先生,我不可能跟你到法国去。”勒戈夫很不解,说:“为什么?施小姐,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拒绝?我这完全是为你着想,你年轻,又有文化,法国比中国好,很多中国人做梦都想去法国,就是得不到这样的机会。”施松卿连连摇头:“这是不可能的,先生,我不可能跟你走。”勒戈夫说:“先不忙着拒绝,施小姐,你回学校好好想想,这对你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希望你想通了,想明白了,再来找我,我等着你。”

    施松卿从楼上下来,心里说:这是不可能的,想也不用想。她拒绝了勒戈夫的一番好意,毕业后跟随汪曾祺来到了建设中学。

    当时建设中学牌子打得很大,叫“中国建设学校”,学校刚刚由几个联大毕业的同学筹建,一无所有,薪水无从谈起,一天管两顿饭,还总是半饱不饱的。汪曾祺颇为发愁,有一天两人结伴到田野上散步,忽然看到一大片胡萝卜田,汪曾祺忽然说:“哎,松卿,我们买点胡萝卜吃,好不好?联大女生,不是最爱吃胡萝卜吗?”施松卿说:“好呀,联大的女生,一向是把胡萝卜当水果吃的,你没吃过吗?昆明这里的胡萝卜,很甜呢。”汪曾祺向农民买了一捧胡萝卜,拿到池塘里洗了洗,就和施松卿边走边吃。这里的胡萝卜真好,浅黄如金,粗而且长,细嫩,多水分,微微的甜。施松卿说:“你知道联大的女生为什么爱吃胡萝卜?”汪曾祺说:“饿呀,又没有别的吃的。”施松卿说:“你只说对了一半,我告诉你,据说这种胡萝卜含有少量的砷,吃了可以驻颜,就是美容,这种说法有没有科学根据,只有天晓得了。”汪曾祺故意地凑近施松卿左看右瞧:“怪不得你这么美呢。”施松卿吃着胡萝卜,得意地说:“那当然啦。”

    生活中有了爱情,再困苦的生活也是甜美的。汪曾祺提笔写作,情不自禁地将心爱的人写入作品中。他后来写的小说《牙疼》和《落魄》中,都有施松卿的影子。他那时候经常牙疼,疼得腮帮子都肿了,每次疼起来都让施松卿很揪心,断断续续疼了好几年。以至于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到北平而去了上海,他这样说:“去上海为了治牙疼。”他和施松卿在昆明分别时,施松卿哭着扔下一本书来,书里夹着纸条,上面写着:“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了。找到事,借点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短短的几行字,情真意切。汪曾祺把这张纸条一直夹在书中,当成书签。

    猫眼儿手镯

    一九四七年初夏,施松卿接受了北京大学的应聘,去西语系当助教,她接到聘书的当天下午就给汪曾祺拍了电报,说她北上打算绕道上海来看他。汪曾祺早就想着要她来,好和她订婚,这是他计划很久的一件事,他想趁这个难得的机会给办了。几乎在接到施松卿电报的同时,他也去邮局给父亲拍了电报,让他赶到上海来见一见他未来的儿媳妇。汪菊生当时正在镇江躲避战乱,从镇江到上海来很方便,当时的沪宁线和现在比没有太大的差别,汪菊生比施松卿早十多天来到上海,天天帮着汪曾祺做饭炒菜。

    施松卿到上海的当天,汪曾祺和汪菊生都去十六铺码头接她,甚至连黄永玉也赶了去,多年以后黄永玉写道:“见过曾祺父亲,是个戴金丝边眼镜的笑眯眯的男人。”汪菊生就是这样的人,他看到施松卿十分开心,汪曾祺相中的人,他不会反对的,只要儿子说好就好。一顿饭吃完,两个人就算订婚了。但是吃了饭,汪菊生要带汪曾祺和施松卿到外面“白相”——施松卿并没有多想,她是第一次来上海,以为未来的公公要陪她逛逛上海滩,她正好也想看看。几个人一路逛来,逛到城隍庙一家“老庙黄金”,汪菊生把施松卿带到柜台边,拿出一只猫眼绿手镯对她说:“来,小施,这个你试试,看看合不合适。”施松卿当下惊呆了:“伯父,您这是干什么呀?”汪菊生说:“你和曾祺订婚,空口说不行,见过大人也不行,我们老汪家是规矩人家,老汪家儿子订婚,一定要有模有样。这只猫眼儿手镯,我几天前就来看好了,我喜欢,想必你也会喜欢。”施松卿一看标价,更加吃惊:“太贵了,太贵了,我不会要,不可能要,曾祺,我们走吧。”她拖起汪曾祺就匆匆离开,汪曾祺拿不定主意,期期艾艾地说:“要不,就听父亲的话吧,反正一辈子就这一次,就依了父亲心愿,毕竟是他的一片心意。”施松卿根本不听,拖着汪曾祺一溜烟跑远了,丢下汪菊生在那里无计可施,只好放下那只早相好了的猫儿眼手镯,怏怏地跟着他们离开。

    几天后汪菊生还耿耿于怀:“什么东西都没买,这订什么婚呢?”施松卿只好说:“没什么,我不计较这些形式,只要和曾祺好就行。”晚上避开父亲汪菊生,汪曾祺说:“要不就依了父亲吧?”施松卿白了他一眼,说:“那么贵的东西,我怎么可能要?我不是小姐太太,我是独立女性,我怎么可能要你们地主家的东西?”汪曾祺听了也不生气,这些话施松卿在他面前说过好几次,他太了解她了,只是听着,两个人在上海大马路上左一趟右一趟地逛。施松卿忽然一摆手,坐在马路边,看着汪曾祺,说:“喂,你想好了没有啊?你在上海,我在北京,我们一南一北,这不成事的。”汪曾祺说:“我天天在想,我想得头痛了,现在外面兵荒马乱,找工作很困难,我在上海找怕了,怕到了北京又得从头开始。”施松卿一听,很生气,当即说:“早知道这样,我们订什么婚?你要给我买什么猫儿眼、狗儿眼手镯?”施松卿站起来就走,虽然被汪曾祺劝和,但是她心里结下一个老大的疙瘩。两个人后来一南一北靠通信联系,施松卿想起汪曾祺不愿来北京和她团聚就不开心,有时候几个月也不给他来一封信。汪曾祺无法忍受,他左思右想了大半年,最后还是痛下决心告别上海去北京和施松卿团聚。

    一切就如同汪曾祺设想的那样,初入北京的生活和初入上海的生活几乎一模一样,找了半年也没有找到工作,他只得借住在北京大学红楼一个同学宿舍中,加了一个铺子。施松卿也在北大,吃饭全是她从食堂打了送来。汪曾祺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但是这一次因为有施松卿、有沈老师在身边,比在上海那段居无定所要好一点。后来,还是他的沈老师帮忙,让他在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做了一个抄古董标签的办事员。不久,解放军进入北京城,汪曾祺入伍,这时他和施松卿做出一个重要决定:结婚。

    “她很像伊丽莎白女王”

    施松卿是个向往革命的新女性,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从西直门那里源源不断地进入北京城,她和汪曾祺就在群众队伍中。成千上万的市民高呼“毛主席万岁!”,还有人将“解放了”三个字写在衣服上。施松卿十分兴奋,汪曾祺却有点忧心忡忡。回到住处,施松卿决定马上结婚,让他们的爱情随新中国一同成长,这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汪曾祺也同意了,他们没有通知亲友,甚至没有告诉双方父母,更不必搞什么仪式,就两个人去领结婚证,然后搬到一起,这就够了。

    结婚那日风和日丽,一大早施松卿和汪曾祺穿上干净的衣服就出了门,虽然在北京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却从来没有好好逛过。两个人从天安门开始,然后到故宫,接着又去了北海公园。到北海公园时已是下午,汪曾祺肚子饿了,对施松卿说:“今天是我们的大喜之日,应该好好吃上一顿。”施松卿赞同,可是两个人掏遍了袋,也凑不起美美吃一顿的饭钱。施松卿说:“其实吃什么都一样的,那边有个小饭铺,我们就去吃碗面吧。”汪曾祺说:“就吃面吧,也只能吃面了。”他们走进这家很小的饭铺子,要了两碗面。多年以后,两人总是为结婚那天在哪家饭铺子吃面争来争去。施松卿说是北海公园,汪曾祺则记得是中山公园。因为施松卿是学英语的,记单词是她的强项,后来汪曾祺就认可了施松卿的记忆。不过,汪曾祺记得那面条很筋道,汤也很鲜美,他吃得额头上冒出一层细细的汗。还有那天的阳光他也记得,那阳光多好啊,就如同他们的爱情。

    两个人吃完面后,天色慢慢黑下来,汪曾祺和施松卿走在夜色里,互相看着。忽然,汪曾祺说:“我们这就算是结婚了?”施松卿说:“那你还想怎样?”汪曾祺说:“一个人都没通知不要紧,我想,还有一个人,怎么着也应该和他说一下。”施松卿说:“就是,我也是这样想。”两个人心照不宣,当即坐公交车来到沈从文家。沈从文和张兆和正在吃饭,看到他们进来,说:“这么晚了,你们过来有事?”汪曾祺笑着说:“我们结婚了。”张兆和大吃一惊:“你们结婚了?怎么早不告诉我们?”

    结婚头几年,两个人小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孩子一个接一个出生。施松卿是个工作狂,从北大调到新华社做记者,外出采访就是常事。汪曾祺则随军去了汉口,几个孩子就在家。好在新华社有食堂,孩子们饿了自己会拿着饭票去食堂打饭吃。这样的日子没能维持多久,几年后的春天,汪曾祺下放到了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研究所劳动改造。临走时,孩子们不在家,施松卿看着汪曾祺在磨磨蹭蹭,说:“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一切有我在家。”汪曾祺不说话,施松卿又说:“你等等,我们到外面逛一逛。”汪曾祺嘴上说:“都这个时候了,还逛什么呢?”但还是跟着她就出了门。

    汪曾祺以为施松卿要给他买点吃的,谁知施松卿带着他一直到了王府井那边的商场,直接来到手表专柜前,一一看下来,然后指着一排苏联手表,说:“就这只,你看好吗?”汪曾祺说:“给我买?”施松卿说:“那当然,你到外面,没手表哪行?”当时的苏联手表很值钱,是奢侈品。汪曾祺推让着:“这么贵的东西,我不要,我不配戴。”施松卿拿起表,强行戴在他手腕上,然后说:“你要受苦了,我只能买最好的东西给你。”这样一说,两个人都很伤心,当即流下眼泪。施松卿说:“你放心走吧,争取早日回来。我要参加军训,不能送你了。”汪曾祺看着施松卿匆匆离去的背影,心里很难受。回到家他坐下来想给她写一封长信,可是写了撕撕了写,最后只写了这样一行字:

    松卿,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

    曾祺

    施松卿和汪曾祺相濡以沫一辈子,也管了他一辈子,她成了他的女王。晚年的施松卿头发完全白了,但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身腰笔直面带微笑,显得高贵而优雅,这种气质让作家铁凝也禁不住赞叹。铁凝有一次在看望过汪曾祺和施松卿之后,对身边的随同人员说:“她很像伊丽莎白女王。”

    合肥四姊妹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是沈从文情书中的一句话,这几百封情书的收信人只有一个,她就是著名的合肥四姊妹之一:张兆和。

    熟读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合肥张家四姊妹,四姊妹名声仅次于宋氏三姐妹,她们的曾祖父是晚清名臣张树声,名门之后官宦世家,总是她们出道的唯一背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清史稿》有传云:“张树声兄弟九人,排行老大,皆为淮军将领,靠抗击太平军发迹,终成可堪李鸿章的大家族。”祖上虽为显赫家族,但到了四姊妹这一代,已家道中落。四姊妹的父亲张冀牖是一位开明的教育家,听从蔡元培的建议,只身来上海办学,后将家眷从合肥迁至苏州,在苏州创办平林男校与乐益女中,聘请张闻天、柳亚子、叶圣陶等名家来教书育人。学校风气开放,学生们人人剪短发、开运动会、演话剧,还用英文对白上演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

    在开明的家庭氛围熏陶下,四姊妹个个冰雪聪明才情过人,她们喜欢一同出行。四个穿旗袍的姊妹,如同四朵妖娆的姊妹花,一同去上学,或者一同去看戏,娉娉婷婷,不知爱死了多少年轻人。叶圣陶当时在张家学校当老师,穷教师的叶圣陶其时一文不名,对张家四姊妹想都不敢想。他倒是经常出入张家来看望张校长,后来他对同事说:“九如巷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的。”这个穷小子也只是隔着窗户痴痴遥望而已,他们也是眼睁睁地看着四朵姊妹花一朵朵飞出张家老宅:大姐张元和,擅长昆曲,《游园》、《惊梦》唱得风吹花落,她嫁给了昆曲名流顾传玠。二姐张允和,诗书格律最为精通,她嫁给了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姐张兆和西语系毕业,嫁的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四姐张充和才华最齐全,能写诗、通音律、会画画,最是多才多艺,她嫁的是美籍汉学家傅汉思。对儿女们的教育,张冀牖的方法就是“散养”,放任不管,也包括她们的爱情。她们带了小伙子回来,他甚至不问男方什么职业,家庭背景,只要女儿开心他就开心。有老友来家中提亲,他一听就摆手:“这个事我不管,我也管不着,你最好找小姐们直接去谈,她们同意,我不会反对。”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张家女儿个个敢做敢当,最胆大的要数张兆和,她皮肤微黑,喜欢照着男生的衣着打扮,言谈举止也如同一个调皮捣蛋的坏小子。她的爱好也和坏小子一样:喜欢运动,走路从来不怎么走,喜欢跑、跳。一双眼睛又黑又亮。她在班上不是最漂亮的,但却是最特别的。当时沈从文在中国公学当老师,而且正是张兆和的老师,他上第一堂课就注意到了她。后来又发现,她的作文不错,这让他很开心,想象着以后他们在一起应该有很多话可以说,有时候,他给她写的评语比她的作文还要长。

    不久,沈从文看到令他吃惊的一幕:那是中国公学举行体育比赛最后一项长跑,五个即将冲刺终点的学生中间,一个后来居上的姑娘突然中途发力,像一匹黑马狂奔而出,远远将其他同伴甩在后面,眨眼之间就冲到终点。全场沸腾起来,沈从文认出那匹黑马就是张兆和,他惊呆了。十八岁的女生张兆和在这次体育比赛中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她在赛场上一路飞奔的样子让沈从文久久不忘,他觉得她是一匹黑马,又是一只展翅高飞的凤凰,他在心里给她取了一个名字:黑凤。

    比赛之后,张兆和一下子成了学校名人,走到哪儿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沈从文陷入谵妄的苦恋之中,每天回到宿舍什么事也不干,就是呆呆地坐在桌前,眼前全是黑凤一路飞奔的影子。那些春天的夜晚,沈从文熬夜给她写下第一封情书,然后趁着夜色掩护悄悄送到张兆和宿舍楼下信箱——箱信里塞满了求爱信,全是给张兆和的求爱信。沈从文用力将那封信塞进去,他顽固地爱着她,没想到她也顽固地拒绝着他——

    癞蛤蟆第十三号

    自从在全校体育比赛上获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后,张兆和名声大振,求爱信像雪片般飞来。张兆和很得意,没事时就将那些信一一铺在床上,和二姐张允和一起阅读,甚至调皮地将这些来信一一编号,分别是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沈从文老师的来信让张兆和吓了一大跳,她一时不知道怎么办,问张允和:“你看这封信怎么处理?”张允和将沈从文的来信细细看了一遍:“这个事你自己拿主意。”张兆和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保持沉默。

    沈从文见张兆和很多天没有任何动静,忍不住了。作为老师,他爱上女学生应该会有很多方便,可是一向胆怯的沈从文却不敢面对张兆和,甚至在课堂上目光与张兆和碰在一起,也赶紧移开。他想忘掉她,却不可能——爱情就是一个魔鬼,沈从文着了魔,他控制不了自己,不停地给张兆和写情书,由几天一封变成一天一封,一个星期后,张兆和那里一下积累了十三封沈从文的求爱信。张允和说:“我看这个人是疯了,你打算怎么办?”张兆和不说话,一封一封给沈从文的求爱信编号,从癞蛤蟆一号一直编到癞蛤蟆十三号,张允和看到“癞蛤蟆”三个字一下子笑得直不起腰,对张兆和说:“亏你想得出。”张兆和说:“我都不理他了,他像发了疯一样,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张允和说:“沈老师好歹是老师,你不能这样说他。”

    张兆和的沉默让沈从文误以为被拒绝,心里非常难受,但是他爱张兆和啊,控制不住要给她写信:“想到所爱的一个人的时候,血就流走得快了许多,全身就发热作寒;听到旁人提到这人的名字,就似乎又十分害怕,又十分快乐。”沈从文用手术刀般的文字,一点一点地切下自己的每一丝情感,装进一封封的情书寄给张兆和。无奈,爱情实在勉强不来,这些情书扔到地上还能听到个响声,但就是没在张兆和心中激起半点涟漪。沈从文大病一场,还继续写情书:“男子爱而变成糊涂东西,是任何教育不能使他变聪明一点,除非那爱不诚实。”他几乎乞求张兆和:“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爱情使男人变成了傻子的同时,也变成了奴隶,不过,有幸碰到让你甘心做奴隶的女人,你也就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做奴隶算什么,就算是做牛做马,被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你也是应该豁出去的!”

    有一天晚上,沈从文将情书又塞进张兆和的信箱,然后他抬头看着那黄黄的灯光,张兆和的影子在窗户上晃来晃去,他有点发痴。正好此时张兆和同宿舍的好友王华莲经过,他突然像捞到救命稻草,希望“曲线救国”,想通过王华莲把张兆和叫出来。王华莲摇头说:“这根本不可能,成百上千的优秀男士都在追求张兆和,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收到几十封情书,她从不回信,而且很烦。”沈从文一听,就当着王华莲的面失控地哭起来,当即说:“如果我失败,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使自己向上走;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我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底下的话他没有说下去。王华莲很快把这件事告诉了张兆和,张兆和气愤地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啊?想出气吗?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我想,我不怕!”

    沈从文流鼻血的老毛病又犯了,动不动就血流不止,校园里一时谣言四起,说沈从文爱上张兆和,求爱不成要自杀。那天沈从文拿着一本书出现在图书馆平台上,马上就有人传言他要跳楼自杀。张允和也紧张起来,找到妹妹说:“兆和,这要是出了人命,你可是千古罪人。”张兆和得知学校人人都知道她和沈从文的师生恋,也急得跳脚。突然,她抓起这些信恨恨地说:“给他脸他不要脸,我找胡校长去。”

    张兆和满脸通红地出现在校长室,胡适认识这个女子全能第一名获得者,在离她较远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来,微笑着说:“密斯张,有什么事同我商量,请尽量说吧。”张兆和将一包信递到胡校长面前:“胡校长,您看看,这个沈老师对我是这个样子。”胡适随意地翻了翻信,说:“他好像非常顽固地爱着你。”张兆和马上毫不客气地说:“可是胡校长,我也是非常顽固地不爱他。”胡适忽然笑起来:“你们老家是合肥人,我也是安徽人,我们是老乡,要不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张兆和一听大吃一惊,这胡校长怎么和沈老师是一伙的?她一时十分紧张,站起来说:“胡校长,你千万不能去讲——”胡适反问道:“为什么你不喜欢他?我认为他是天才,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个人。”张兆和听到胡校长一直喋喋不休地说下去,急了,说:“可是,胡校长,我并不爱他呀?”胡适看着张兆和,忽然说:“那么这样好了,你们做一个朋友,一个普通的朋友,可以吗?”张兆和说:“本来做个一般的朋友挺好了,可是,沈老师和他人不一样,做朋友他会一直误解下去,这样没完没了,我可真要痛苦死了。”胡适拍拍大腿说:“嘿,怎么说呢,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都应该帮助他,因为天才难得,应该给他发展的机会。他崇拜你是崇拜到了极点……”张兆和很不开心,这胡校长不是逼她做沈从文的女朋友吗?而且这些话听起来也不像一个大学者大校长说的话,分明是一个兄弟替他一个哥们在强做媒,张兆和一赌气,就离开了校长室。站在校长室外,张兆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顽固地爱上她的顽固

    这一年暑假,张兆和回到苏州老家,这时候沈从文在青岛大学教书,他的情书仍然如同雪花般飞到了小城苏州。可是,情书远远不能解决他的情感饥渴,她在家排行老三,他称她为“三三”,你该知道他笔下为什么会有女孩子叫三三了。时空的阻隔让他备受煎熬,可是,除了写情书他还能有什么办法?他仍然每天一封:“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路上,看什么总想到你。”“有上万句话,有无数的字眼,一大堆的微笑,一大堆的吻,皆为你而储蓄在心上。”

    巴金正在青岛大学,晚上陪沈从文到桃花林中散步,看到日渐憔悴的沈从文,他劝慰他:“你这样折磨下去身体要毁了,要不,你不妨去苏州看看。”沈从文说:“她很顽固,不知道去是不是很合适。可是,我也很顽固啊,一点办法也没有。”两个人在桃林里来来回回地走,巴金还是劝他去看望张兆和,他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接受了巴金的建议,卖了一本书的版权,托朋友购买了一大捆书——西方文学名著,然后南下苏州,敲响了张家大门。其实他在信中把来的日期告诉了张兆和,张兆和看沈从文的信成了习惯,但是她从来不回,明知沈从文今天要来,却故意躲了出去,也不和家里姐妹们说。

    沈从文带着沉重的书站在张家门外,青布长衫已经湿透了。是张允和开的门,她一看是沈从文,吃了一惊。沈从文站在狭窄的巷道里,一脸汗水。张允和说:“沈老师,您进来吧,外面太阳好大,我妹妹上图书馆去了。”沈从文放下礼物,说:“她不在家,我走了。”张允和追上来:“哎,你怎么走了呢?这么老远地赶来,总得住几天啊?”沈从文想了一会,说:“我先住前面的旅馆,再逛逛苏州园林。”其实,沈从文哪有心思逛园林?他躺在旅馆床上正胡思乱想之际,张允和“押”着张兆和来了,将张兆和推进来,返身带上门就走了。张兆和坐了老半天,才有点不情愿地开了口:“听说你想逛苏州园林啊?”沈从文点点头。张兆和站起来说:“好吧,我陪你。”她的口气有一些无奈,也有一些认命。沈从文看到她很不开心,没有要她陪他——她带着这样的情绪,两个人游园也不会开心。张兆和完全出于礼貌,坐了一会儿走人。回到家就冲张允和发火:“你把门一关什么意思?我好歹也是大家闺秀,被你推进去和一个男人待在旅馆房间里,成什么事?”张允和看到妹妹态度,不客气地教训她:“人家大老远地从青岛过来看你,这么热的天,还带着这么多的礼品,你这样做像话吗?他爱你有什么错?要是我是他,才不会爱你。”张允和噼里啪啦一顿,把张兆和骂得狗血喷头。又搬过来沈从文的礼品给张兆和看,全是书,她随手拿起两本: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猎人日记》。还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全是英文版本,因为张兆和的专业就是英文,他专门给她买的。书中还有一对书夹,长嘴鸟造型,别致又独特,张家五弟爱不释手,他对沈从文相当好奇,一定要去旅馆看他。最后张允和带着他去看望沈从文,将他接到家里来玩。张家五弟还亲自顶着大太阳到巷口给他买了一瓶汽水。

    沈从文回青岛后,仍然情书不断,他写给张兆和,也写给张允和。苏州之行,善解人意的张允和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想通过二姐做通三妹的思想工作。不知道张允和怎么做的月下老人,每天一封来信渐渐地让张兆和适应了沈从文、习惯了他的爱,她变得不再那么顽固。或者说她的顽固在沈从文的顽固面前再不能顽固下去——这个有才华、有名望的男人是多么爱她?在他的文字里她是一个女神,而且,他死心塌地地只爱她一人。她动摇了,她融化了,她妥协了,她接受了这个动不动就哭、动不动就流鼻血的乡下人。她从小到大脾气都很大,甚至绝食,甚至一剪子剪掉布娃娃的脑袋。她从来不听别人的,也不稀罕任何人的关心和好意,她不愿意把自己打扮得秀气,永远穿一件男子的蓝粗布袍子,甚至穿着它去参加闺密的婚礼——但是,她终于低下高傲的头颅,只为这个把她写进小说里的男人。

    生活像小说一样

    沈从文为张兆和写情书,也为她写小说,他在情书中这样说过:“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出更好的文章。”他的许多小说其实都拿张兆和来做原型,像《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三三》里的三三。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张兆和,就没有《边城》,没有《长河》与《三三》。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地在水边玩耍了。”这是《边城》里的翠翠,这个“皮肤黑黑的”翠翠就是少女张兆和,她的“眸子清明如水晶”,又如同“山头黄麂一样”,这就是张兆和。当年在中国公学,张兆和皮肤稍黑,活泼俏丽。沈从文有一次放学回家,经过操场,那是春天的傍晚,晚霞在天边层层铺排,没有晚霞的地方天色一片湖蓝。操场边的晚饭花正在绽放。他忽然听到一阵悠扬美妙的口琴声,抬头一看,就看到了张兆和。张兆和独自一人边走边吹口琴,她走得飞快,随着口琴的节拍带点跳跃和弹性。走到操场尽头,潇洒地将头发那么一甩,转身又往回走,仍是边走边吹着口琴,动作利索,神采飞扬,沈从文看呆,忍不住在心底赞叹:真美啊。她的皮肤微黑,被同学们称为黑牡丹。后来沈从文小说中很多女孩子全都是“黑里俏”,像《三三》中的三三,《箫箫》中的箫箫——

    三三、夭夭是美的,翠翠或箫箫也是美的,她们全都是张兆和的化身。生活永远都是琐碎的无趣的,张兆和也不会永远生活在小说中,随着孩子一个个出生,柴米油盐的烦恼让出身富家的小姐无法应对。而沈从文一味装绅士,完全是在装,这个装出来的绅士其实就是个穷瘪三,永远让张兆和烫发穿旗袍,做出风花雪月的样子给别人看。捉襟见肘的生活让张兆和十分愤怒,她带着孩子回到苏州。这时候另一个三三或夭夭在沈从文身边出现了,这个女人叫高青子,是当时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家庭教师,她美丽而知性,更懂文艺,吻合了沈从文心目中的情人形象。生活在这里就如同小说一样,沈从文去访熊希龄不遇,正准备离开,高青子叫住了他“先生,请等一等。”沈从文听到女孩子在背后叫他,停住脚步,女孩子追上来,脸微微红了:“请问,您是沈从文先生吧?”沈从文点了一下头:“是,小姐,你叫什么名字?”女孩子满面通红:“我姓高,叫高青子,我在熊总理家做家庭教师,沈先生,我读过您很多很多小说,我太喜欢您的文笔。”沈从文点了点头:“是吗,有您这么漂亮的女读者,确实是我的荣幸。”高青子说:“我从小喜欢文艺,很喜欢,很痴迷,可是,很可惜,我只读到高小毕业,文化基础太浅。”沈从文笑起来:“你还读到高小毕业?我只是断断续续读了几年小学,你比我文化可高多了。”高青子说:“可是,我哪能跟沈先生比,您是天才,是文曲星下凡。”两个人一时无话,沈从文就站在春天的阳光下,不知从何说起。高青子突然说:“要不,我送送沈先生。”沈从文说:“不用,不用,高小姐,你还是留步,留步,有空我还会再来的,以后有时间我们再好好谈谈文学。”高青子微微颔首:“谢谢沈先生。”

    一个月后,沈从文又一次来到熊公馆,办妥了事情后,熊希龄坐车走了,叮嘱高青子陪沈先生吃饭。那时候时令已近晚春,熊家后园里花草茂盛,微风中送来一阵阵馥郁的香气。当高青子再一次出现时,沈从文发现她换了一身衣裳,是一件绿地的起小黄花的绸缎夹衫,脚上是一对浅粉色鞋子。让沈从文怦然心动的,就是她的衣袖口拼贴了一块淡淡的紫,他惊讶地发现,高青子这件衣服是仿照他的短篇小说《第四》中的女主角的衣裳。他记得他这样描写他笔下的女主角:“优美的在浅紫色衣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沈从文专注地看着那一块紫,忘了吃菜。高青子给他夹菜,轻轻地说:“沈先生,菜凉了。”看着沈从文的呆愣,她仿佛有点小小的得意,她并不掩饰,就让得意显露在脸上。沈从文满心欢喜,反映在外表仍然只是点点头,一刹那间他很喜爱这个聪慧的女孩子,喜欢她的兰心蕙质与细密的心机,当然更喜爱她的文艺直觉——她一定读遍了他的小说与散文,并熟记每一处细节,而且在心灵上与他还有许多共通之心,比如这一片小小的“紫”,那其实是沈从文的匠心,是他的甜美与忧伤。

    饭后,高青子拿出她的小说手稿,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字:紫——下面有她的署名:高青子。又是一片紫色,仿佛触摸到沈从文心头隐蔽的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他有点慌乱,一目十行地匆匆读完这篇小说,点点头说:“很好,很美,我留用。”高青子很高兴:“能得到沈先生夸奖,我太高兴了。”沈从文说:“小高,你一支笔一颗心,就是为文学准备的,希望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半途而废——相信我说的没错,过不了几年,文坛将会又冒出一个林徽因,或凌叔华。”

    《紫》这篇小说后来发表在沈从文主编的《国闻周报》一九三五年第十三卷四期,那一段时间,他仿佛痴迷了一般,与高青子书来信往。而高青子也在沈从文鼓励下不断写出一篇又一篇佳作:《黄》、《黑》、《白》、《灰》——在小说中,高青子毫不掩饰自己爱上沈从文的痛苦与彷徨。一直到她的小说集《虹霓集》出版,张兆和才似乎发现一些眉目。她一向不太喜欢文艺,对沈从文真正的内心,也缺乏必要的了解,只是隐隐地感到他近半年时间有点不对劲,与她缺乏沟通,这在他们婚姻中一直是正常的现象。可是这一天她偶然在沈从文书桌上发现一本新寄来的散发着油墨香气的《虹霓集》时,她有点吃惊,翻开第一篇小说《紫》,她一下子恍然大悟。

    紫绸衣

    《紫》是从八妹的角度来叙述哥哥与两个女子的感情纠葛。哥哥有未婚妻珊,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邂逅并爱上了一个名字叫璇青、爱穿紫衣、有着“西班牙风情”的美丽女子。哥哥在两个女子间徘徊,一个即将订婚且相爱,另一个是红颜知己、互相吸引,激情与克制,逃避与痴情……张兆和越看越激动,越看越生气,这不就是她与沈从文的生活吗?小说中这个八妹,就是九妹;未婚妻实则就是已婚妻张兆和,另一个璇青,分明就是这个女作家高青子——她一时气得睡不着,想马上去找沈从文,走到门前却停住脚步,闹得满城风雨,太难堪了吧?

    当天晚上沈从文很晚才回家,一进门,张兆和突然从床上跳起来,啪的一声将书重重地扔在他面前:“这个高青子是你什么人?你帮她发表小说,还帮她出书,你看看她在书里都写了些什么?‘优美的在浅紫色衣面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沈从文低低地说:“只是小说。”张兆和说:“小说可以这样写,那么在生活里,她也可以这样做了,她在小说里对你一派痴情,你还装聋作哑?这本书,是你们的柏拉图的爱情纪念了?”沈从文坐着一句话不说,仿佛生了病一般,而且还病得很重。半夜里,沈从文坐到张兆和身边,说:“我一直想告诉你,只是没有到时候,和高青子交往,我从来不曾想过要隐瞒你,她是熊先生家的家庭教师,我可以将我与她交往的全部经过说给你听,我不隐瞒你,我喜欢她,你一定要说这是爱也是可以的,但这只是一个作家对一位作者本能的关心与喜爱,丝毫不影响我对你的爱,我对你的爱情一点没变,甚至更加浓纯,但是,我也喜欢她。”

    张兆和转过身去,不理他,趁着过年,她回到了苏州老家,并且再不肯回来。沈从文每天给妻子写一封长信,劝她回来。可是张兆和实在气愤,不肯回来。绝望中的沈从文来到梁思成家,向林徽因倾诉他的烦恼。林徽因看着痛苦不堪的沈从文,说:“我在情感上其实比你经历得更多,你可以从我这里吸取一点有益的经验,你的这份苦恼,怕只有我懂得。”沈从文说:“我不能想象我这种感觉同我对妻子的爱有什么冲突,当我爱慕与关心某个女性时,我就这样做了,我可以爱这么多的人与事,我就是这样的人。”林徽因说:“你可以找老金谈谈,他真是能了解的同时又是极其客观地懂得人生的,虽然他自己并不一定会提起他的历史。”林徽因后来跟他的朋友提起向她求助的沈从文:“这个安静、善解人意、多情又坚毅的人,一位小说家,又是如此一个天才,他使自己陷入这样一个情感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陷入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这使我想起了雪莱,也回想起志摩与他世俗的苦痛与拼搏。可我又禁不住觉得好玩。他那天早晨竟是那么的迷人和讨人欢喜。而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惫地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和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

    一年后,经历战乱与流离,张兆和产后拖着虚弱的身体,来到昆明与沈从文团聚。而此时高青子也在昆明,她的身份是西南联大图书馆管理员,正好沈从文妹妹沈岳萌也在图书馆供职,据说高韵秀之名就是高青子从供职图书馆时才开始使用的,而这份职业也是沈从文帮忙得到的。此时沈从文与高青子来往十分频繁,甚至引起流言蜚语。沈从文好像不太在乎,依旧我行我素。而张兆和后来似乎并没有对他多加限制,这源于沈从文一直深爱着张兆和,另外一点也可能是沈从文与高青子之间的爱情,一直停留在精神层面——从来没有进入实质性的紫绸下的身体。至于“紫绸衣下的苗条与柔软”,纯粹只是沈从文的臆想,或者说是文人们接近于艳情的意淫。

    红颜不是知己

    在张兆和面前,沈从文从来都是“剃头刀子一头热”。在这场爱情里,张兆和永远是冷的,或者说她一直是被动的。她是他的红颜,却不是知己。

    高青子情事结束后,两个人重新开始了生活,张兆和却时常为明天的早饭米发愁。沈从文不急,写他的小说,在小说中虚构一些美丽的幻影来麻醉自己,还“打肿脸充胖子,不是绅士冒充绅士”,口袋里实在没钱时,他会偷偷当掉张兆和的首饰去外面潇洒。张兆和很奇怪自己的东西隔段时间少一样,再隔段时间又少掉一样。她追问沈从文,沈从文一副无辜的样子,把张兆和气得够呛,可是又没有办法。一直到她有次帮沈从文洗衣服,在他口袋里发现一张当铺的当票,才发现所有的首饰全被沈从文拿去当铺了,无钱赎回,只好再当。吵也吵过了,闹也闹过了,这样的方法没有一点用处,最终的结局只是让生活越发不堪,越发不浪漫。这时候张兆和已经接近三十岁,无论沈从文给她的情书写得多么动人,在现实生活中,他却没有给予过她实实在在的幸福——她很失望,也很不解,她已经有了孩子,还不止一个,不管怎么说生活总得要继续下去。她开始穿起粗布衣服,自己洗衣做饭。沈从文看着她粗糙的如同用砂纸打磨过的手,十分难过。他心有不甘,却也无话可说。他的爱情是属于女神的,而他又没有条件供奉起女神。可以说,他更想要的是精神食粮。可是,张兆和和沈从文都要吃饭,这是无法摆脱的现实。他们俩的这份感情从一开始就是不平衡的,在爱情纯精神层面的投入上,沈从文无疑远远超过张兆和——不管在婚前还是婚后,不管到了哪里,只要离开张兆和,一入夜,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情书:“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

    沈从文这份病态般的痴情张兆和是不理解的,她一直不太理解沈从文,结婚了很多年还是这样。特别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她对沈从文越来越陌生、疏离——沈从文又病了,而且是神经病。家人觉得得什么病不好,非要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沈从文孤独无助,找到丁玲诉苦。这个曾与他那么密切,曾经容他像孩子一样扑到自己怀里哭泣的大姐,此时正春风得意。两人见面,沈从文“如同被一位相识的首长客气地接见”,暖融融的大房间里满是礼节性的冷漠气氛。沈从文彻底崩溃,独自一人蜷在家中,连妻子和孩子都嫌弃他,嫌他拖了他们后腿,他此时走投无路,唯有自杀。他在家中割开手腕及颈上血管,喝下煤油。血液混着煤油从体内汩汩流出的时候,沈从文的眼前浮现的是那个走在中国公学校园里的沈老师,他看到美丽、潇洒的黑里俏女孩一边吹着口琴,一边以充满弹性的步伐奔走、跳跃——他后来倒在地上,被堂弟发现,将他送到医院。昏迷中的沈从文喃喃地对医生说:“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张兆和到医院来照看他,看着奄奄一息的沈从文,却更加不理解他,她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更不明白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随着日月流逝,她对他越发感到陌生,她不认识他了,她对自己和沈从文的婚姻感到不可思议,这样说:“是谁个安排了这样不近情理的事,叫人人看了摇头?”

    一直到了白发苍苍的晚年,经历了许多人世沧桑之后,为了出版《沈从文全集》,张兆和几乎全部看完了沈从文的作品,包括札记、日记和书信,她开始慢慢走进沈从文的世界,开始懂得了他,理解了这个唯美主义者饱受的苦难。可惜,这时候沈从文已去世多年。张兆和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被宠坏了的女孩子

    她叫沈岳萌,是沈从文的妹妹,美丽忧伤的九妹。

    这个一个从小被宠坏了的女孩子,上头有一个姐姐,七个哥哥,她是最小的一位,全家人拿她当个宝贝宠爱着,每晚像小猫一样睡在妈妈怀里。那么大的一个女孩子,从来都是让妈妈梳辫子穿衣裳。她确实被宠坏了,哪个哥哥回家不给她带礼物,她会又哭又闹,不让他进门。沈从文写过一篇文章,叫《玫瑰与九妹》,在那篇不长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一个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会撩人又会撒娇的小女孩,全家人都爱死了她——当然,她也确实是一个惹人爱怜的小女孩,稚气、天真,而且还非常聪明、漂亮。

    沈从文到北京几年后,总算站稳了脚跟,就迫不及待地把母亲与九妹接来,那一年九妹才十五岁,十五岁的小姑娘长得亭亭玉立娇媚可爱。其实沈从文当时靠卖文为生,他主要为了九妹的前途着想:在湘西大山里,女孩子除了嫁人哪有什么出路?只有到北京、上海、南京等新文化风起云涌的大都市,女孩子在接受到文化教育后,才会有全新的人生。他想让妹妹也像他那样成为一个作家,甚至想送她去国外留学,然后像他熟悉的那些才貌双全的才女凌淑华或林徽因那样名扬全国,九妹还小,有这样的潜质,一切也来得及。

    一个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就用他柔弱的肩膀,给九妹铺垫起一块通向成功的台阶。无论在上海的中国公学、北平的北京大学还是在青岛的青岛大学,沈九妹一直跟在二哥沈从文身边读书。沈从文没有文凭,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就是靠给报刊撰稿挣生活费。那时候租住在上海霞飞路附近一处老弄堂里,与胡也频、丁玲创办了一家红黑出版社,还编一份《红黑》杂志。

    杂志出版了几期总是收不回书款,家里常常揭不开锅,有一天雨下得特别大,亭子间里到处漏雨。沈从文埋头伏在小木桌上赶一篇稿子,家里的一应开销就靠他的稿费。天已经亮了,他浑然不觉,压着一片圆纸头的玻璃罩子灯盏,还在发出微弱的光亮。九妹醒得早,是雨水漏到她脸上来了,她起床拿盆子接好雨水,在叮叮咚咚的雨声中来到桌前,沈从文说:“我要你写的那篇小说,你写了吗?”九妹就站在他跟前不说话,沈从文抬起头来,说话声音高了一点,这表示他的不满:“你那篇小说写了吗?”九妹说:“我没写,我写不出来。”沈从文火了:“我推荐你看了那么多法国小说英国文学,你怎么就不能写出一篇作品来?你天天在家,都做些什么?昨晚又睡一个大头觉?”沈九妹说:“我不能跟你比,我提起笔来就很空,觉得空空的,没什么东西可写。”沈从文说:“你要逼一逼自己,你看看我,一写就是一个通宵,我就是在逼自己。”

    沈九妹坐在沈从文对面,不说话,看到二哥苍白发灰的脸,满头蓬乱的长发以及单薄瘦弱的背影,突然无声地哭了。沈从文听到低微的抽泣声,才发现九妹在哭。他停下笔,说:“九妹,你为什么难过?”九妹说:“我心里很乱,家里一分钱也没有,不能总问人家借,借也借不到,丁玲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没有钱。”沈从文说:“有二哥呢,那不是你女孩子操心的事。”九妹哭出了声:“可是,二哥,你叫我如何安下心来?我放我回老家吧,上海这里费用太高,我们用不起,外面尽是车子,住着也不习惯,不如让我和母亲回凤凰老家。”沈从文凑近九妹:“九妹,你傻啊,你如此年轻,就像一朵花,还没来得及绽放,你怎么能在湘西那些大山终老此生?二哥就是想让你像林徽因那样,凌叔华那样,你要明白二哥的苦心。”九妹哭着说:“可是,你看,我们全都靠着你一个人,这样下去如何是好?”沈从文说:“九妹,别哭,也别急,二哥会有办法,会有办法——你只要将我布置的任务完成就好。”

    九妹继续留在沈从文身边读书,这一年的九月,经过徐志摩推荐,沈从文被胡适主持的上海公学聘为教师,经济状况立马改善。随后又接编了中小学教科书,同时兼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家里常常高朋满座,来来往往的全都是作家教授。每有客人来,九妹便出面敬茶待客,有时二哥不在家,她就负责接待客人,为他们安排食宿。可是时间一长,沈从文心里也着急,某天他对九妹说:“二哥带你出来,不是让你做家庭主妇,是让你求学读书,将来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新女性,以前二哥经济条件不好,没有办法,现在我可以负担你读书学习了,这几年你也断断续续插班读了一些书,但是从来不系统,现在我让你系统学习,你想学什么?”沈九妹沉默了半天,才摇摇头说:“我也说不上,反正就是喜欢读小说,要不二哥,你帮我选择吧。”沈从文在她面前坐下来:“你年纪不小了,从头开始也来不及,你自小聪明好学,我记得岳荃背书常常背到一半就忘了,你在一旁就接着往下背,还要嘲笑他,你是有才情的,也能读书。这样好吧,我为你选择法语专业。”九妹一愣:“法语?”沈从文点点头:“对,你一向喜欢读法国小说,巴黎又是一个浪漫之都,你法语学好了,我打算为你请一个法语系的学生来教你,将来你一定要去法国留学,在那里从事写作、恋爱,那该是多么浪漫的事。”九妹好象已置身塞纳河畔,满意地点点头:“行,二哥,听你安排。”

    目中无人的理想家

    几年法语学下来,九妹已经二十岁。在那个年代,二十岁的姑娘已经是一个大龄姑娘了,迫切需要谈婚论嫁。可能因为没有一点基础,也可能因为太急于求成,反而欲速则不达,九妹并没有像沈二哥所预期的那样能熟练自如地掌握法语。对她来说,法语会话半生不熟,英文书写半通不通,照这样下去,似乎很难有突飞猛进的时候。沈从文开始教她写作,她也写过几篇小说与散文,看看还不错,发表后也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九妹不像二哥,有丰富的经历可供写作,她一直拘泥于家庭,人生贫乏而苍白——最终,写作也没有坚持下去。到是一直在阅读,沈从文不在上海,给她准备了一笔钱,让她一边读书一边学会照顾自己。她是既没有好好读书,也不会照顾自己,手边一点钱很快就花光,然后也不去上课,就躲藏在上海弄堂小阁楼里夜以继日地读着法国小说。实在无聊时,会陪着当时失业在家的丁玲去霞飞路逛一逛。两个无业的文学女青年站在初春苍白的阳光下一筹莫展,丁玲说:“九妹,我好累呀。”九妹点点头,说:“人生太长太长了。”

    春天其实并没有来临,那是1931年的春天,胡也频被捕了,沈从文除了四处奔波营救胡也频,又陪同丁玲送她与胡也频的孩子回到常德。他们不敢将胡也频被害的消息告诉丁玲母亲,早就写好七封信和三个电报,用的都是胡也频的名义,让九妹在他们出发后,不断地发往常德丁玲家,催促丁母早日放丁玲回上海。九妹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沈从文陪丁玲回到上海后,满意地说:“九妹还是挺能干的。”

    后来沈从文转到青岛大学教书,他也带着九妹,让她当旁听生。当时他们那个班一共有三个旁听生,而且全是女的:一位是著名报人邵飘萍的女儿邵乃贤,一位是图书馆管理员李云鹤,还有一位就是九妹沈岳萌。可能都是旁听生的缘故,她们三人都是同进同出。当时李云鹤很穷,经常到九妹家蹭饭吃,九妹对她非常好,但是她没有钱,只能给她做饭吃。后来她终于忍不住把李云鹤的事告诉了哥哥。沈从文听后不发一言,到早上他去上课时,拿出两块钱递给沈妹妹,说:“这钱给李云鹤。”九妹说:“直接给钱给她她不会要的。”沈从文说:“那就是说天冷了,给她买毛线织绒线衣。”李云鹤旁听了沈从文的课,开始写小说,将自己的小说《催命符》、《拜金丈夫》、《为自由而战牺牲》等交给沈从文,得到推荐发表,沈老师还特地在课堂上表扬了李云鹤。

    当年九妹年纪越来越大,她无处可去,只能跟着二哥。可是,这时候二哥不再是一个人,他成了家,有了妻子张兆和——二哥从来都是一个单身男子,这么多年来,从北平到青岛,从香港再到上海,从来都是她和二哥在一起相依为命,二哥的爱只在她一个人身上。冬天天冷,她也会和二哥睡一个被窝,甚至在他怀里撒娇。可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哥哥结婚了,一个陌生的女人进了家门,她和二哥睡一张床,她和二哥说悄悄话。紧接着,孩子一个个出生。沈九妹开始觉得,她在这个家里成了多余的人——尽管张兆和是个很好很好的女人,是个从来只用C调说话的女人。实在气极了,也只用降D调说话的女人。但是九妹还是不习惯、不适应,不能接受。随着年龄一天天增大,一事无成的她变得痛苦而焦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沈从文也开始替妹妹着急,看着家里出入的编辑记者、青年学生、作家教授,他开始为妹妹物色理想的伴侣。那时候他们一家几口住在青岛,巴金来家里做客,沈从文和九妹陪他到海边散步。玩得很尽兴。九妹不肯回家,又到樱花林里来来回回走。樱花开如很美,有落英缤纷而下,沈从文和巴金一路谈着文学。九妹间或也插上一嘴,插不上嘴她就猛地摇一下樱花树枝,让樱花雪落满他俩一头一身,然后她大笑着跑到远远的樱花深处。那时候她总是穿一身细格子或素花旗袍,面容清秀,宛若初绽的的樱花一般。巴金后来写文章说:“我在他那里过得很愉快,我随便,他也随便,好像我们是有几十年交情的老朋友一样。他妹妹在山东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他对妹妹很友爱,很体贴。我早就听说,他是自学出身,因为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工夫,希望她熟悉他自己想知道却并不很了解的一些知识与事情。”

    还有施蛰存,施蛰存也对沈九妹有很深的印象,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和九妹在香港等船,准备取道越南回昆明。施蛰存正好从上海过来,也要到昆明去。沈从文委托施蛰存与妻子和妹妹同行,以便于途中照顾她们一行。施蛰存与沈从文是很好的文友,一路上细心照顾,后来他幽默地对朋友说:“这是我平生一大功勋。”

    也许接触到太多大家,也许阅读了太多英法文学名著,九妹的心劲变得高傲,她被生活架空,她成了目中无人的理想家,任何市俗的男子很难进入她的眼界。沈从文曾给九妹介绍了一位先生——燕京大学心理系教授夏云,两人相处一段时间,夏云向九妹求婚。九妹认为夏云仍不符合她对爱人的要求,拒绝了他。等到有一天她开始后悔时,已经无处购买后悔药了。

    这时候一向好脾气的张兆和也忍不住开始抱怨九妹,你是读过几年书,但是也没有什么成就。你也长得很美,但也就是一个徒具美丽、并无多少真才实学的女子。你这样下去到底怎么办?随着时间的推移,九妹的性格开始自闭,沈从文也越来越焦急。他到这时才发现,这些年来对九妹的爱,到后来全变成一种害。

    虚无飘缈的爱情

    事情在1934年似乎出现了转机——这一年,湘西凤凰一个乡下青年谈正文来到北京,他既写散文也写小说,而且对沈从文风格模仿得以假乱真。老家出了这样一个文学青年,沈从文当然鼎力相助。在沈从文的资助下,不久谈正文考取了北京大学。几乎每个周末,他都到沈家来,他喜欢沈家浓浓的书卷味与文学气氛,甚至他也喜欢那个安静的、文雅的、清秀的沈九妹。埋藏在他心里面的一个秘密就是:当年他还在湘西大山里不学无术地流浪时,偶然间看到大作家沈从文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上的沈九妹站在哥嫂旁边,美丽的眼睛含着一丝忧伤,深深打动了谈正文。对沈从文的迷恋,对沈九妹的渴望以及对北平的向往,终于让他只身一人走出湘西深深的大山,来到北京寻找同乡沈从文,寻找未来那个玫瑰色的梦。他第一次进入沈从文家,觉得九妹比照片上还要漂亮一些,她听到谈正文说话,迟疑了一下才从里间出来。挑起门帘那一刻,她没有说话,只是对着谈正文微笑。就是那一个会意的微笑,让忐忑不安的谈正文安静下来。

    沈从文也看出这一点,对谈正文格外关心,终于看到时机成熟,他对妹妹说:“我看谈正文对你有意思,他又考入了北京大学,以后你们同在北京,我看这事情很好。”九妹用脚在地上划圈,过了片刻才说:“我觉得他还不错吧。”沈从文说:“他很好,有才情,又是同乡,你们俩处处看。”沈九妹认真地点点头。

    在北大读书的那几年里,谈正文是沈从文家常客,几乎每个星期都来。他一来,沈从文和张兆和借故走开,把时间让给这对年轻人,让他们俩在一起读书,做饭,然后喝茶聊天,最好在一起恋爱。可是,事与愿违——春、夏、秋、冬轮回了一次又一次,谈正文不知到沈家来过多少次,两人的关系却似乎阴晴不定。沈从文急了,和张兆和商量,决定来一次实质性的行动。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一家人约了谈正文带着孩子一起去游中山公园。公园里春光明媚花开烂漫,到处是成双成对的恋人,一家人说说笑笑坐在亭子里。张兆和突然说:“龙朱要去儿童乐园玩,我带他去吧。”沈从文马上接口:“不行,你一人不行,我们送你去。”他回头对谈正文与沈九妹说:“你俩人坐这里好好聊聊,我们去儿童乐园玩。”他们一家三口就走了,谈正文即便是傻子,也理解沈从文的一片苦心。可是他与沈九妹坐在一起,就是找不到话说。搜肠刮肚地找到一句,一说出口,下面又没话了。沈九妹似乎也很难堪,很紧张地和谈正文坐在一起,到后来两人干脆都不再找话说,就这样沉默着。这时,过来一大队游人,将小小的亭子站满了,沈九妹站起来说:“走吧。”谈正文默默地跟着她。

    谈正文从北大毕业后,怀着一腔热血要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这一天他在沈家吃过晚饭后,沈九妹坚持要送他。谈正文没有拒绝,他也想给这个不明不白的爱情一个了断。两个人没有坐黄包车,一路沿着横垮白海与中南海的那座汉白玉雕栏石桥漫步。这一次他们不再沉默了,谈正文说:“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华北也面临日本鬼子践踏,全国各地,抗日浪潮风起云涌,我也不隐瞒你,我想到山西去,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九妹本来与他隔着一段距离,听到他这样说,马上走近了他:“我不怕,我什么也不怕,到哪里去我都不怕。”这时候天还没有黑,晚霞正在北海那座白塔后面层层叠叠铺排开来,将她的脸庞映得一片绯红,也使她变得坚强而淡定。谈正文后退了一步,迟疑了半天,才说:“你一直待在书斋里,不知道革命的残酷,革命不是小布尔乔亚的罗曼蒂克,革命意味着抛头颅洒热血,自己死了不足道,我不能连累一个没有任何精神准备的好姑娘,我没有这份权利,也没有这份勇气。”他这番话一说出口,沈九妹脸色苍白如纸,她是十分敏感的女孩子,她猜想谈正文不爱她,故意编排出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她伤心极了,掉头就走。她以为谈正文会追过来,但是他没有,他只是站在石桥上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

    子虚乌有的归宿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这天,谈正文最后一次出现在沈家。他的突然出现让九妹一时不知所措。她和谈正文坐在房间里一言不发,只是不时地抬起头来看着谈正文,眼神里有惊慌、痛苦、怀疑与责备。谈正文始终不肯开口说话,最后连张兆和也十分奇怪,进来看他。谈正文看到师母进来,这才吞吞吐吐地说:“我打算到延安去,手头连路费也没有……”张兆和不等他往下说,从口袋里取出二十块钱。谈正文接过来,就匆匆离去,自此便与九妹永远诀别。

    谈正文这一走,沈九妹精神好像垮了一样,其实他们的爱情并没有真正热火起来,只是双方心知肚明的会意而已。但不管怎么说,这是沈九妹以恋爱的名义接触到的一个男子,而从她的角度来说,她为这段感情付出了很多很多,今后不可能也再无机遇与时间遭遇到这样的感情。随着谈正文的离去,她的这段感情将付于流水,敏感内向又清高自闭的女孩子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她在痛哭几天之后,性情完全大变,变成了另外一个让人吃惊、也令二哥陌生的一个神经质的女子。她不再体谅二哥的难处,每月沈从文领了工资,很快被她挥霍一空。从前是他和九妹两个人生活,钱花掉了,两个人只好尽可能节省,或者熬夜赶稿子挣一点稿费补贴家用。可现在不行,现在他有一个妻子,两个孩子,这么一大家人,要吃要喝——沈从文第一次感到,这个年纪越来越大、性格越来越古怪的妹妹确实成了他的拖累。他想将她送回湘西,可是,谁愿意接收一个很难说话、脾气很坏、也没有收入的老姑娘?

    1940年年初,经香港、越南到达昆明的九妹已经三十多岁了,她的容颜开始憔悴苍老,生命却仍然没有依靠。这时沈从文帮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找到一份工作,空闲时间她开始吃斋念佛,参加当地一些佛事活动。并且完全脱离实际,将沈从文家中的钱财与贵重物品拿去捐赠给寺院。这时候是战时,沈从文日子过得非常窘迫,九妹如此豪阔的行为让他大为生气,这时候他对九妹再没有疼爱,也没有抱怨,只剩下气愤——沈九妹看着一天天变得陌生的二哥,想到当年那个对他百依百顺的二哥,想到自己的辛酸与心灵的疼痛,有一天突然之间神经错乱——这时候正好有一次拉响空袭警报,敌机来轰炸昆明,将图书馆炸得一片焦土。敌机飞走后,沈九妹只顾帮别人挖掘埋在废墟下的物品,等晚上赶到自己宿舍时,发现宿舍里贵重物品全被小偷洗劫一空。她再也无法承受生活的磨难与压力,突然脱掉鞋子,披头散发奔跑出去。众人醒悟过来回头去追她,她在前面又哭又笑。

    这个时候九妹完全成了沈从文的累赘,他就是想留她也无法挽留,她喜怒无常的行为无法再在城市城生活下去,也没有人来专门照顾她。无奈之际,沈从文写信给兄弟,让他们接收九妹,但是没有人敢接收一个神经错乱的女子。最后实在无法,几个兄弟在一起商议,在沅陵的江边,给九妹盖一座漂亮的房子,取名为“芸庐”,让她在青山绿水的家乡生活几年,看看是不是可以让她痛苦的心平静下来。“芸庐”很快就在沅陵盖好了,是一幢相当漂亮的房子,沈从文将妹妹送回家。行伍出身的沈家兄弟巴鲁一见九妹头发蓬乱眼神涣散的疯癫模样,心都碎了,他突然拔出手枪对准了沈从文:“老子一枪毙了你。”众人一阵慌乱,一拥而上抓住他的手腕夺下枪支。巴鲁不依不饶,拍着桌子大骂:“你个狗东西,九妹十五岁跟你出门时,是个多么漂亮多么活泼的九妹啊,她就是一朵花呀,你看看,你睁开眼睛看看,她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湘西杀人不眨眼的硬汉子巴鲁说到这里泣不成声,沈从文也痛哭失声。巴鲁泪流满面地说:“你是名扬全国的大作家,你是文化人,我们指望九妹跟着你,会比跟着我们好,会有出息,有出路,谁知道你将她带上一条绝路!”一家人都哭在哭泣,只有九妹在笑,笑得十分开心。

    “云庐”就成了沈家人心理的家园,逢年过节回到湘西,就会在“云庐”团聚。湘西安静秀丽的山水并没有治好九妹的心病,她没有白天与黑夜的概念,想出去的时候,不管月黑风高还是大雨倾盆,她就无声无息地跑掉。沈家人多了一件事,就是满城寻找沈九妹,她或者是在沅水边洗脚,或者是在街巷里吃甘蔗渣。白天还好找,她后面总是跟着一群毛头小孩子,往她身上扔毛栗子,或者拉拉她的辫子转身跑掉。一到晚上就没法找,她无声无息地走在黑洞洞的老街上,就像一条鬼影子,不走到跟前,根本看不到。

    终于有一年在端阳节河里划龙船以后,沈家人找遍了沅陵城里里外外,再也没有发现九妹——九妹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就像沈从文在他的著名小说《边城》结尾写得那样:“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找了几年,沈家人也不找了,大家怀疑沅水暴涨时,九妹失足跌到水里淹死了。

    一直到几年后,有人在沅水上游四十里一个叫乌宿的破旧乌篷船上发现了她——那条泊在乌宿江滩上的乌篷船就是她的家,她的男人是一个相貌粗蛮的打渔佬,原来是烧砖瓦的匠人,后来破了产,就改行在水上打渔,她的孩子已经两三岁了。至于她如何与那个到处漂流的打渔佬成亲,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时候她面容苍老头发花白衣着破烂,完全成了一个渔妇。

    沈家人当时亡的亡,逃的逃,也没人顾得上她。等到大家想起她时,乌宿江滩上早消失了那只破旧的打渔船。多年以后当地村民告诉沈家人,那个叫九妹的女人早死了,她死于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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