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
酒鬼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有天晚上半夜回家，走到门口正准备掏钥匙，突然发现角落里躺着个黑乎乎的人，他吓了一跳。先以为是乞丐，又不太相信。正愁不知怎么办，就闻到一股浓烈的酒气，然后听到一阵阵呻吟。他有点疑惑，有乞丐醉成这样？他探过身子一看，原来是汪曾祺，他像一摊泥似的瘫坐在那里。沈从文又气又急，用力将他拖进家门。
这只是汪曾祺无数醉酒中的一次，他是一个典型的酒鬼，不喝酒不能活的那种——听闻一多讲课，别的都没记住，只记住他的一句话：“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一阶段，汪曾祺逢人就说这句话，你听出弦外之音了吗？傻子也能听得出啊：他喝酒，是为了熟读《离骚》，还为了做名士。他跟别的酒鬼是不一样的，人家是酒囊饭袋，他是为了读《离骚》，做名士。他说他的，可能也没人相信，谁相信一个酒鬼的话？我的文友苏北是汪曾祺的入室弟子，他说：“汪先生饮酒那才叫痛饮，不是痛饮是豪饮——你能想象吗？他喝酒从来不是一口一口地抿，也不是一口一口地呷，他真是饮，一喝一大口，真猛，太猛了。”苏北告诉我，北京地坛公园有一个算命的，看到汪曾祺，说：“你就是一个酒鬼，你肯定是一个酒鬼，你要是戒了烟酒，你还能活三十年。”汪曾祺看着那个算命的，回答道：“你是不是想强迫我算一卦？我可以告诉你，我就是多活一百年我也不会戒酒，我不抽烟不喝酒，活着干吗？”家里人从老到小都反对他喝酒，但是他在家里不喝到外面喝，明里不喝背着家人偷偷喝。有一天，儿子汪朗从外面回来，说：“老头，又背着我们偷偷喝酒了。”汪曾祺一脸无辜：“谁喝酒了？谁喝酒了？你们不许污蔑好人。”汪朗说：“谁污蔑好人？就你还算好人？口是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面派。”汪朗得理不饶人，大声嚷嚷，老妈和妹妹一起跑出来：“老头又喝酒了？他不是发过誓吗？赌过咒吗？这才几天呀？怎么老毛病就是改不了？”汪曾祺气得满脸通红：“我没有喝酒，谁喝酒了？口说无凭，你拿出证据来？”汪朗说：“好。”转身从包里拿出报纸，原来，汪曾祺偷着喝酒被他自己写成随笔在报上发表了，汪朗把报纸递到汪曾祺面前：“白纸黑字，岂容抵赖？”汪曾祺一看，傻眼了。
汪曾祺女儿汪朝说，还是她十三四岁的时候，妈妈天天出差，每月给她一百块，让她管家里的吃喝开销。为什么不让汪曾祺管？因为他好酒，一月一百块生活费他可以拿五十元去买酒，这样的日子没法过。自汪朝管家，她每天给汪曾祺一块钱，一包香烟五毛，二两酒三毛，剩下一毛买俩芝麻火烧。汪朝说：“中午别喝酒了，又要挨斗，又要干活儿，吃得好一点。”到了第二天早上，汪曾祺磨磨蹭蹭老不走，讨好地说：“妞儿，今儿多给几毛行吗？”汪朝说：“干吗？”汪曾祺说：“昨儿中午多喝了二两酒，钱不够，跟人借了。”汪朝一下子火了起来：“一个臭老九，还跟人借钱喝酒？”被她一吼，汪曾祺捏着一块钱，小媳妇似的出了门。这天晚饭后，酒足饭饱的汪曾祺又和以往一样拿女儿寻开心：
胖子胖，打麻将，
该人钱，不还账，
气得胖子直尿炕。
汪朝也不显弱，不紧不慢地说：“胖子倒没欠账，可是有人借了人家钱赖着不还，是谁谁知道。”汪曾祺一听，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第二天一回家，他就主动向女儿汇报：“借的钱还了。”汪朝说：“不喝酒，可以省不少钱吧？”汪曾祺一脸坏笑，不无得意地说：“喝酒了，但是没吃饭。”汪朝气得跳起来，汪曾祺早跑得没影了。汪朝当天晚上坚决不让他喝酒，还向妈妈施松卿告状：“这个汪老头，我可管不了了，喝酒成仙，我不管他了，他爱咋咋的。”汪朝接着将汪曾祺的种种罪状一一向妈妈和盘托出。施松卿恨恨地说：“别说了，明天把他酒壶藏起来，罚他半个月不许沾酒，跟酒鬼就是要无情无义。”
老顽童
在汪家，老老小小包括安徽来的小阿姨都叫汪曾祺“老头儿”，施松卿这样叫，汪朗也这样叫，到后来连小孙女也这样叫。来了外人，一家人在一起谈话，谈着谈着，一不留神也常把“老头儿”冒了出来，弄得人家直纳闷：这家人怎么回事，没大没小的，叫老爸“老头儿”，成什么样？还文化之家呢！
其实一家子在一起没大没小，全是汪曾祺自找，他一向主张父母与子女之间应该平等相处，从不要讲究什么父道尊严。他甚至还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说什么“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有这样一个开明到没大没小的老爸，不叫他“老头儿”实在有点对不住他这份“开明”。
“老头儿”称呼用于汪曾祺，是在他尚未到六十岁时。后来他虽然戴上了“著名作家”甚至“著名老作家”的帽子，参加各种活动被人恭恭敬敬地称为汪先生、汪老师、汪老，但是在家人中间，他始终只是“老头儿”，平平常常，随随便便，甚至窝窝囊囊，还经常受点打击。孙女小时候跟安徽小保姆念歌谣：
老头子，上山抓猴子。
猴子一蹦，
老头儿没用。
老头儿在房间里写作，听到这话坐不住了，就凑过来插嘴：“猴子没蹦，老头儿有用。”“不对不对，老头儿没用。你这个老头儿就没用。”小保姆一点不让他，小孙女更不让他：“老头儿没用，就是没用。”他死乞白赖地争：“有用有用，我有大用。”小孙女联合小保姆两人争他，他争不过，就说：“没用就没用。”老头儿一缩脖子，笑嘻嘻地走了，继续写他的文章。家人不拿他当回事，他并不在意，时不时在家老顽童般来一番恶作剧，这也是沈从文时常玩的把戏。
黄永玉回忆说，沈从文五十多岁时，陪一家老小到北海公园去玩，玩得开心，看到一棵树，忽然往手心里呸呸吐了几口唾沫，蹦着跳着跑上去，忽然露出惊人的本领，在树干上“拿”了一个大顶。家里人从来不知道他还有这本事，失声惊叫起来。小孩子们更人来疯，推着他再“拿”一个，他也人来疯，笑着在周围六七棵树上一连“拿”了六七个大顶，把孩子们惹疯了，跟着他一阵疯跑，那真是一个开心的下午。他似乎意犹未尽，在树枝上摘下一片叶子，随随便便舐在舌尖上，画眉鸟的叫声就从那里发出，叫得真像啊，把真的画眉鸟都引来了。沈从文不满足，叫声渐渐变复杂了，像是两只画眉在打架。黄永玉说：“画眉打架了。”他吐出叶子说：“不对，是画眉在采雄（湘西话是交配的意思）。”他一路走一路吹，不仅仅是画眉，后来有喜雀、黄鹂、布谷、杜鹃——有一次，我们从大胡同经过，发现桑树上有一只黑白相间的花天牛，非常好看，他捉住放进口袋里，说：“回家给龙龙玩。”到家门口，从口袋里掏出天牛，掏了半天没掏着，才发现口袋被咬破一个洞，花天牛早飞上天了。他笑出了眼泪，事后想起还是笑：“怎么没咬着我的肉啊？”
老顽童没心没肺地玩起来是顽童，一旦火起来，也是要烧人的。他最常对家里两个小子说的两个字就是“耳朵！”这是他警告儿子最狠的话了，意思是：“还在皮呀？小心你的耳朵！”如果孩子们不及时纠正错误，他们就会被拧耳朵，沈从文毫不客气地走上去，拧起龙龙或虎虎的耳朵，拧成麻花，让他们痛得龇牙咧嘴。但是这样的事据说只发生过那么一两次，因为实在太痛，所以孩子们一直记得。沈龙朱还记得住在大雅宝胡同时，每到秋天，北京街头核桃特别多，龙龙和虎虎自己买了来，咬不开，用锤子敲，掌握不好力气，一锤下去往往就敲得稀巴烂。后来无师自通地发明一个好办法，将核桃放在门轴下，上面是木头门，下面是石头轴，只需将门轻轻一合，核桃就自动开裂，他们一个一个用门轴轧核桃，一下午能轧出一大堆核桃。沈从文回家见着了，很眼馋，趁龙龙和虎虎不注意，也去轧，突然一声惊叫，龙龙和朱朱跑来一看，原来他轧着手了，真痛啊，第二天手指头冒出个大血泡，肿得像根胡萝卜，他缩在袖笼里，不让他们看。
失恋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时候，遭遇过一次失恋，那次失恋让他备受打击，在床上整整睡了三天。
那时候汪曾祺和同学朱德熙住在一起，常常下课等朱德熙，两人一同回到出租屋。因为钥匙只有一把，汪曾祺野得很，老丢东拉西，一把钥匙放在朱德熙那里，一连几天他去等朱德熙，都发现一个身材高挑的女生，她似乎知道他叫汪曾祺，是中文系的才子，在西南联大很有名。每次看到汪曾祺，都会嫣然一笑，她正是汪曾祺心仪的那种女生，她的微笑让小汪多了一份念想，不知谁和谁先说话，两个人就走动起来——这个过程很神速，少年的心，都有点微风吹过水面，皱了一池春水的意思，两个人很快约会了，在一起很快乐，无话不谈，连朱德熙也很羡慕，羡慕他眨眼之间就把女生哄得团团转。汪曾祺则颇为得意地告诉他，他已经带着该女生到翠湖玩过三次了。朱德熙故意认定他在吹牛，鼓动他有本事把女生领到他们出租屋来，汪曾祺说：“这是小意思，她早就想过来看看，因为这里实在太破，我一直不让她来。”汪曾祺第二天就把屋子收拾了一下，准备下午带女生过来。
朱德熙下午早早回来，却没有看到女同学，汪曾祺睡在床上，只说头昏。一连三天，汪曾祺天天睡觉只说头昏，朱德熙以为他生病了，并不太在意。房东王老伯可害怕了，告诉朱德熙：“你一走，小汪就偷偷哭哩，我前些天在街上看到他挎着女同学的膀子，他这是失恋了，怕是想不开哩。”朱德熙这才相信了王老伯的话，跑到床边左叫右叫，汪曾祺就是不肯起来。王老伯在一旁说：“他不是好喝一杯吗？你快弄点酒来，他闻到酒保证就醒了，再也睡不住了。”朱德熙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可是，他是穷光蛋，口袋里这几天连打酒钱也掏不出。急中生智，他卖了几本物理书，然后得了几文钱就买了卤牛肉和烧酒跑回来。闻到卤牛肉和烧酒的香气，汪曾祺睁开了眼睛，不等朱德熙劝慰，他早就想起床了。听到朱德熙一番劝解，他假模假样地在床上磨蹭了一番。朱德熙见状，干脆将酒和菜用报纸垫了就放到床上，与汪曾祺抵脚拥被一番豪饮。汪曾祺几杯酒下肚，酒色上脸。朱德熙趁机说：“大丈夫何患无妻？那个女人没眼力。”汪曾祺将一瓶酒喝光，倒头而睡，第二天就像没事人一样。
与汪曾祺的无情相比，沈从文要痴情得多，他在芷江做收税员时，恋上一个女孩子马泽惠，据《沈从文传》描述：“那女孩子白白的面庞上飞起绯红的笑靥，她细腰长身、体态轻盈，身体各部分配置得似乎都恰到好处。胸前一对拳头大结实的小乳房，半害羞似的躲在衬衫里，又半挑逗似的仿佛要从衣缝中豁裂而出……”沈从文被爱情这个魔鬼搅得寝食不安、魂不守舍，一首首情诗通过弟弟马泽淮传到姐姐马泽惠手里。当时沈母见沈从文在芷江混得不错，就卖了凤凰的一处老房子，带着女儿来投奔沈从文，并将卖房子的几千块银元全交给沈从文保管。此事被马泽淮得知，看到沈从文想与马泽惠约会，他说：“可以，可以，我姐姐也正想见你——不过，她要穿最漂亮的衣裳，要买最好看的鞋子和化妆品，她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地来见你，只是，我也没钱，她也没钱，我对不起我姐姐……要不，沈先生就算借我一百块银元吧，我很快会还的，算我借给你的。”既然开了口，而且还说是借，哪有不借之理？何况她是自己日思夜想的情人。沈从文马上取出一百元交到马泽淮手上。几天后，马泽淮倒是真的如期偿还了沈从文，还安排他与姐姐见了一面。
从此以后，马泽淮三天一小借，五天一大借，有借有还有还有借，借借还还还还借借之后，沈从文也糊涂了，到底借给马泽淮多少钱？他偿还了多少，很多时候就在原借契上添个数字，归还时将名字划掉。沈从文还陶醉在想象的热恋之中，他糊糊涂涂的。有一天沈母向他拿几个钱购置几件像样的家具，沈从文从箱匣里取钱时，却发现替母亲保存的银元已所剩无几。他慌了，跑去找马泽淮，人却不见了，追问马泽惠，马泽惠只是哭泣，然后离他而去。沈从文彻底崩溃，没法回家去面对孤苦无依的母亲。他坐在穿城而过的芷江边想投水自尽，又觉得这样对母亲打击太大，也让世人嘲笑。一直到天色微明、露水打湿他的头发与衣裳时，他才做出决定：离开芷江，到北京去，不活个人样，绝不再回湘西。
午门楼上
汪曾祺初入北平时，又一次遭遇失业，大半年时间里，就是找不到工作——从海漂到北漂，一路失业到如今，令他绝望透顶。好在沈从文总是鼎力相助，通过关系将他安排到设在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工作，就是给文物抄写标签，让他在北平有一个安身之处。那时候他就睡在一处狭小的门房里，晚上，午门楼上空无一人。后来他在《午门忆旧》中写道：“到了晚上，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都关死了，我就到屋里看书。我住的宿舍在右掖门旁边，据说原是锦衣卫——就是执行廷杖的特务值宿的房子。四外无声，异常安静。我有时走出房门，站在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多年以后，沈从文无处可去，也来到午门楼上，他接手的工作正是他介绍汪曾祺做的那份职业：给文物抄标签。那时候他五十岁了，一身灰布棉袄，套着两只深蓝色护袖、两只白色的棉纱手套。走出家门，他的背微微有点佝偻，从背影上看，有点像老人了，特别是那深蓝的护袖与手套，就是北京胡同里老人冬天的最爱。他手里提着饭盒，里面装着两块烙饼，有时候夹一块猪头肉，那是他的午餐，中午将饭盒搁在博物馆门房的蜂窝煤炉上热一热，然后就着开水吃下去。因为用的时间太久的缘故，饭盒底上有一层焦印。有一次，他在这里遇到吴晗来检查工作。沈从文一见他马上躲到一边去。吴晗是他的学生，当年他疯狂地追求张兆和时，吴晗同样迷恋张兆和，和他一样发疯似的给张兆和写情书。如今，他是北京市副市长，他是博物馆抄标签的小工，顶头相见太难堪了，沈从文一躲了之。几年后，让他去给观众当解说员，这倒是学有所用，他成天领着一拨又一拨群众在午门楼上参观，他的那些考古知识全部派上用场，生动有趣的解说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跟在他后面的人越来越多，他十分得意，越发讲得起劲，直到口干舌燥。有一次，一个游客不走，定定地站在一边，他嘴里含了一口烙饼在吃。一看，愣住了，原来那个人是汪曾祺。汪曾祺笑着说：“什么时候改行当讲解员了？”沈从文羞得满面通红，每每在参观人群中遇到昔日的熟人朋友，他都有点难堪，但是他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汪曾祺。汪曾祺说：“我跟了你一上午了，你讲得太投入了，我也不好打扰你，就是怕你在人前难堪，好不容易等到你吃饭了——”
不久，连讲解员也不让他做了，让他去扫厕所，而且指定扫女厕所——他麻木了，并没有拒绝，也不可能拒绝，每天拿着扫帚和拖把，把女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他后来自豪地对外国记者说：“我可以肯定，我打扫的女厕所是全北京最干净的女厕所。”那位外国女记者说：“沈老师，您受苦了。”他突然号啕大哭，哭得像个受伤的孩子。有趣的是，时隔不多久，汪曾祺也和沈从文一样被安排扫厕所，汪曾祺扫厕所水平一流，知道如何通下水道，如何去掉尿垢。多年以后他从张家口回来，说起这件事，施松卿不相信，汪曾祺说：“好，那你等着啊。”汪曾祺买来了铲子、刷子和去污粉，卷起衣袖就在几家共用的厕所里忙活开了。他先是用铲子一点一没地铲，将尿碱铲掉。然后用刷子沾上去污粉用力刷洗。雪白的陶瓷慢慢显露出来，大半天之后，一个雪白干净的马桶重现在厕所里。施松卿又惊又喜，想不到一向当甩手掌柜的汪曾祺竟然这么能干。
下放
沈从文下放到湖北咸宁，南方多雨，干校四周全是蓄满水的青青稻田。没事时他喜欢站在窗口看牛。长满青草的细细田塍弯来绕去，结成一张网，网住这一片偌大的水田。一头骨骼庞大的老水牛，缓缓从田塍上走过，后面跟着三五条小水牛，牧童就坐在牛背上吹柳笛，一队水牛倒映在水田里，就像一幅画。
沈从文在干校负责看守菜园，早饭后他踏着露水去菜园。菜园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七五二高地”，里面种的多半是萝卜和白菜。他来了就坐在菜园子边上的草棚子里，也没有事。不过也不能分神，附近农民也有来偷菜的，在他们看来，在干校里的教授日子过得太好了，曾经有一个老乡在菜园边上对沈从文说出顺口溜：“穿得好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意思是你们过得这么好，偷你几个萝卜红薯算什么。好在沈从文比较认真，菜园子倒没少什么，听说钱钟书的夫人杨绛看守的红薯被偷掉不少，去问当地老乡，没一个人承认，然后又当她面唱起那支顺口溜。
沈从文先前以为看菜园子只要防着人来偷就行了，没想到这里的牲口比人还精，先是几头牛在菜园边啃草，一边啃，一边眼睛骨碌碌地盯着沈从文，趁他不注意，头一歪就啃掉几棵卷心菜，它们也知道自己做了错事，有点心虚，看到沈从文过来，掉头就逃。比较起来，牛比较老实，一轰赶就逃跑，不敢恋战，最讨厌的是那些猪们——猪一向是蠢笨的，可当地那些瘦小的土猪狡诈之极，因为瘦小，奔跑起来特别快，它们会群体作战，还搞声东击西。派一只猪先在草棚附近佯装进攻卷心菜与胡萝卜，沈从文举着竹棍冲过来，这只猪并不离开，而是在各个菜畦之间迂回包抄，与沈从文玩捉迷藏。而在另一边，黑猪们则成群结队地进入菜地，胡嚼海吃，弄得菜地一片狼藉。沈从文两边受敌，顾此失彼，一直到大队人马前来助阵，那些饱餐一顿的猪们才心满意足地撒腿而逃。
汪曾祺的下放可没有这么舒服，他后来写文章说：“初干农活，当然很累，像起猪圈、刨冰粪这样的重活，真够一呛。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但还是咬着牙挺过来了。我当时想，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来，死掉，我就得拼命干，大部分农活我都干过，力气也增加了。”曾经手无缚鸡之力的汪曾祺后来力气大到什么程度？秋收时节，所有收获的粮食要收归粮囤——高高的粮囤怎么上得去？走“跳”——汪曾祺后来说给儿子汪朗听，汪朗当时还没有下放，不知道什么叫“跳”。“跳”就是一块一尺来宽的木板，很长很长，一直从地面通到粮囤顶端。那时候也没有机械化的传送带什么的，粮食打下来归囤，就靠人扛着走过跳板，走向粮囤顶端，然后肩膀一斜，将满满一麻袋粮食倒入粮囤。“跳”上钉着一排排小木条，防止打滑。因为跳板实在太长，人走上去，一跳一跳的波动，汪曾祺一边防止跌下来，一边还要照顾肩上扛的两百斤重的玉米或小麦，真是累，很累。一天粮食扛下来，人累得要瘫倒。这样的重活一干就是半个月，那些年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
汪曾祺把这些事说给孩子们听，他们都不相信，汪朗说：“老头，又瞎吹了吧？你在西南联大体育不及格，连毕业证都没拿到，现在把自己塑造成大力神？想象力太丰富了，编小说编习惯了啊？”汪曾祺嘿嘿一笑，也不分辩。一直到汪朗到了老头当年的年纪，这才发现，老头就是老头，说话做事向来滴水不漏。据和老头在一起劳动改造的剧团农工组的老同事说：“老汪做事从不藏奸，和群众关系好，‘人性’不错——”人性，人的本性？人的品性？他生性就是这样的人，从来不愿记忆那些苦啊悲啊的东西。他提笔写人性，从来都是朴素、纯真、慈爱和美好——只有记住美好，才有活下的理由与勇气，人生才有希望。
老母鸡下蛋
早年住房紧张，汪曾祺想写作了，家里乱糟糟的，没有一块安静的地方，甚至也没有一张属于他的桌子。他要写作，只能等饭吃好后用饭桌当写字台。但是饭桌一到晚上被几个孩子霸占着，汪曾祺急得不行，像一只要下蛋的老母鸡，绕着桌子打转转。
汪曾祺每次灵感来了，孩子们就悄悄地说：“老头儿要下蛋了。”被汪曾祺听到了，马上沉下脸：“瞎扯，什么蛋不蛋的，人家是写文章。”孩子们嬉皮笑脸：“写文章就是下蛋。”时间长了，汪曾祺习惯了，也不生气：“快点快点，我要下蛋了，这回下的可是个大蛋。”孩子们不理他，卧室里女儿三班倒正在睡觉，弄醒了她要发脾气。这边几个捣蛋鬼故意磨磨蹭蹭不让，汪老头活像一只老母鸡要下蛋找不到鸡窝，憋得满脸通红。一直到女儿汪朝起床洗脸准备上大夜班，他才迫不及待地冲进房间，挥笔刷刷地写起来。
写作的人都有瘾，是生命里的一种本能，脑子里有了好文章不写出来，那憋得好难受。所有的作家都是如此，沈从文也不例外。在上海那时候母亲和妹妹全跟着他，为谋生存，他住在一片低矮的、用牛毛毡和石棉瓦搭的破屋里，一到夏天，热得像蒸笼，他只穿背心与裤衩，浑身上下一股汗馊味。他将唯一的一张小木床让给生病的母亲，自己和九妹就睡地板。有一天晚上，他一直写到天亮，忽然听到九妹在他背后哭泣——原来，母亲面前的痰盂里，又吐了半痰盂的血，而家中只剩下不到十块钱。九妹哭得泣不成声，母亲在病榻上奄奄一息，沈从文看着渐渐升起来的太阳，欲哭无泪。他去床边看了母亲一下，又伏下身子来奋笔疾书，母亲的药费、回乡的路费、下个月的生活开销、还有即将开学的九妹的学费——他一支笔杆子在纸上轻轻游走，他沉进去，汗水滚滚而下，滴在稿纸上，他一言不发地写着，直到纸上出现一滴血，一滴红红的蚕豆大的血块，是从他鼻子里流出来的，他用手一抹，手背上全是血，那血是暗红色，红得像油漆。
如果说写文章是下蛋，那沈从文下的是带血的蛋——只有写文章的人才知道写作的苦处，但是爱上写作是没有道理的。他肯定爱自己的亲人：老婆、孩子、亲友，但是在心的角落里，却保留着一块空地，那是留给同道的，留给文学爱好者的，他觉得他们在一起才能真正在精神上得到沟通。所以沈从文遇到一些热爱写作的人，像汪曾祺等，他发自内心地喜欢他们，想帮助他们——后来汪曾祺也是如此。
汪曾祺还在《说说唱唱》当编辑时，当时全国文学杂志很少，一份杂志来稿多得不计其数，《说说唱唱》也是如此。大量来稿经编辑粗粗看过之后，就放在一旁，久而久之，稿件越积越多，最后都当废品处理掉。这天汪曾祺无意中坐在堆满废稿的房间里抽支烟，随手抽出一篇稿件看了起来，这篇名字叫《活人塘》，作者是陈登科。汪曾祺一目十行地看下去，突然就被这篇小说吸引，虽然作者文化不高，错别字连篇，但是那鲜活的人物形象感染了汪曾祺。他马上摁掉香烟，拿着这篇稿子找到主编赵树理：“这篇小说我看写得不错，改一改可以发表。”编辑们围拢上来，大家一看，那么多错别字，实在没法看。汪曾祺说：“我看了几页，确实是好东西啊？错别字我们猜一猜。”他们看到一个繁体字的“马”字，但是里面没有四个点。大家猜了半天，汪曾祺猜是“趴”字，联系前后文发现可能是“趴”字，汪曾祺说：“你们想想，这匹马没有四条腿，可不就趴在那里？以我看，这个作者是天才，虽然文化低了点，但是很有培养前途。”
后来《活人塘》发表，轰动全国，作者陈登科成为著名作家。邓友梅说：“汪曾祺慧眼独具，救活一匹好马。”作家搞创作都是“老母鸡下蛋”，汪曾祺经常“下蛋”，知道“下蛋”的苦，所以看到好“蛋”，绝不会随手丢掉，那样太可惜。
早慧与晚熟
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啊，否则快乐也不那么快乐了。”实在是至理名言，成名早，早早享受名利带给自己的幸福与快乐，这样的人生实在太美好了。老态龙钟时成名走红，人都老成那个样子，饱经世事心如止水，名利的快乐已经激不起任何兴奋，这样的成功来得太迟了——可是，成名很早的张爱玲尽可能这样“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人能否成名，是个人能控制的吗？
沈从文成名很早，在二十岁才出头时，他就无师自通地写出了一系列精彩绝伦、优美绝伦的短篇小说，《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家》已经出版。写《边城》和《长河》时，也不过就是三十出头。如此早慧的作家，他并没有受到系统的教育，只是早年在故乡读过几年小学，你无法设想他的灵慧出自何处，你只能承认，这个世界有天才存在——最起码对于沈从文来说，他是个写小说的天才，对人世沧桑、对山川草木的感悟来自天生。天才可能就是天生的才华，没有任何由头，上帝赋予他的。张爱玲说：“我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他路。”和沈从文一样，张爱玲也是被称为早熟的天才，她第一篇得奖作品就是《天才梦》。徐志摩在看了沈从文的《阿里斯中国游记》后，马上决定在他主编的《新月》杂志连载，并在小说出版时作序说：“这是中国小说界的大著作，是天才的显露，是手腕灵敏的体现。”可是沈从文自己却否认“天才”与“灵感”，他最重视作家的修养，这是他始终一贯的观点，他所谓作家的修养主要包括三方面：一、人格修养，二、知识修养，三、美学趣味和创作技能修养。
和沈从文相比，汪曾祺和沈从文正好相反，是晚熟。沈从文一向视他为高足，但是除了有限的几篇习作，汪曾祺并没有写出个多少惊世的才情之作。但是他在西南联大的师生中，名气却很大，很多人都知道他，包括后来与他结婚的施松卿。当然，他肯定是有才的，才高八斗，但他还没有付诸文字，给他的才华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与他交谈，他会迸发出才情火花，所以他身边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才子，他的前途不可限量——沈从文早就这样说：“你们这些学生中间，将来会出几个大作家，比如像汪曾祺——他其实写得比我好。”很奇怪，这时候汪曾祺一文不名，甚至小说也就写过几篇，还是托沈从文帮忙才发表。但是沈从文坚持认定他是天才，因为他是小说家，他从汪曾祺的只言片语里发现他是文学天才。
但是天才一直没有冲天而起，一生过得潦潦草草：三十岁、四十岁，乃至五十岁，都是默默无闻地虚度下去。很偶然，他的才情在《沙家浜》中很曲折、很费劲地表现了一点点，就那么一丁点，让人刮目相看。小说家林斤澜说：“汪曾祺将会成为一个大作家。”他是从另一个戏剧层面理解了汪曾祺的艺术直觉，所有的艺术门类都是相通的，文学创作更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有一次，邓友梅请汪曾祺看戏——《伐子都》。他没有想到，汪曾祺看戏极有水平，很多见解就是一般的专业人士也说不出来，看完后他说：“好，不错，很有点儿希腊悲剧的韵味，子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责和内心恐惧折磨得发疯，白日见鬼，好，想象力丰富，编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这种大写意的表演法是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优势。”看裘盛戎的《姚期》，前半部对剧本的编排结构，对唱功更是赞不绝口。演到姚期父子绑上法场，他击节叫好说：“真是大手笔，好一出大悲剧。”但演到马五回朝搬兵，砸了金殿，逼着皇上赦免姚氏父子，并带姚刚到前线杀敌立功，他像气球泄了气，连连摇头。全场观众却与他完全相反，他们出口长气，露出欣喜的笑容。汪曾祺却说：“完了，完了，挺好一出大悲剧，叫这么个轻佻的结尾毁了。”
很多人都这样说，可是汪曾祺却没有写出什么有影响的作品，并且已经六十岁了，会有六十岁一举成名的作家吗？晚熟到这种程度，没有这样的先例吧？更何况汪曾祺的好东西全烂在他肚子里，他没拿出来，谁能预测到他的人生还会有一个“最后的绝唱”？是的，晚熟就是这样千载难逢，晚熟就是这样史无前例。
写小说
一九四九年，沈从文自杀过一次，然后“华丽转身”，开始搞文物研究，研究那些坛坛罐罐花花草草——有一次在中南海参加一个会，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听他絮絮叨叨地说了一阵，然后打断他的话说：“你还可写点小说嘛。”
毛泽东这样说，很多人都这样说，但是沈从文确实怕了，他坚决不写小说。那时候是一九四九年，北平城成了孤城，先是北京大学当局有关人士登门造访，劝说沈从文离开北平去台湾，并送来了直飞台湾的飞机票。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乐黛云、李瑛也先后来到沈家，希望他不要去台湾，留下来迎接解放。沈从文从来不曾想过要去台湾，他多少有点忐忑地迎来的大军进入北平城，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北京大学部分进步学生，发起了对沈从文的激烈批判。一幅幅大标语从教学楼上挂了下来，上面赫然触目地写着：“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报上对他的大批判也逐步升级：“清客文丐！地主阶级的弄臣！他一直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他无法应对，只有自杀——死里逃生后，他进入“革命大学”学习，然后就是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与思想改造。这时候他的人生再次面临人生的选择。这选择，与他二十岁时在湘西那次抉择有着许多不同，他明白，如果继续从事文学创作，自己已经定型的写作方式与已经自觉到的社会要求之间，必不可少地存在着冲突。虽然他在那份自我检查里，提到学习中对“政治高于一切”、“文学从属于政治”的重新认识，但要在创作中实际体现这一点，并非易事。即便有了朝这方向的明确努力，下意识的长期积习——自己所熟悉的题材范围、审美趣味、处理材料的方式乃至语言词汇，终难保不拖住手中的笔。他确实害怕，害怕手中这支笔再惹杀身之祸。他最终痛苦地决定：停笔，永不再写小说！
这其实也是汪曾祺的决定，一九四九后这个痴迷小说创作的作家再也提不起劲来写小说。一直到一九八零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王蒙的《春之声》相继发表，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北京出版社及时跟进，决定出版一套北京作家创作丛书，邀请一批作家参与讨论和研究。林斤澜也去了，他在座谈会上说：“出北京作家选集，少不了汪曾祺一本。”在场的邓友梅也表示赞同，因为汪曾祺的风格确实太独特了。当时在场的很多人不知道汪曾祺，不知道他写过什么作品，但是座谈会上还是将汪曾祺的选题确定下来。邓友梅把这事当成好消息告诉了汪曾祺，汪曾祺却很不热情，他说：“谢谢他们的好意，可是，你知道的，你们都认为我能写，其实我写得真是少而又少。建国前写了几篇，建国后一直没写什么，字数太少。”邓友梅说：“现在的形势一片大好，你不是一直想写小说吗？现在正是写小说的好时候，沈从文先生不写，那是他年纪大了，写不动了。你六十岁，还可以写二十年，你不写，把才气带到棺材里，太可惜了，也是对不起读者的。”汪曾祺听着，默默无言。后来北京出版社的编辑也打来电话，汪曾祺把这番话又重复了一遍，责任编辑说：“不急的，我们这套丛书并非一次性出版，而是陆续推出。”汪曾祺放下电话摇摇头，自言自语：“都老了，不出也罢。”
林斤澜得知后，再一次赶到汪曾祺家劝说，汪曾祺说：“出你的小说集是水到渠成，你有那么多作品。而我，就是一本《羊舍的夜晚》，三篇加在一起不到四万字，怎么出啊？”林斤澜动了感情，说：“我和你说一件事，就一件事——前几年，有人发誓一辈子不写小说了，我从来不这样想。有一天我看到你名字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太激动了，我想到你还能写小说，你也会帮助我出来写小说。人要有信念，有骨气，你我都不是做官之人，都不愿意、不想靠任何人。你要想靠，早做大官了。我们经历过那么多，我们手中的笔，任何时候不能放下啊？”
林斤澜走后，汪曾祺坐不住了，一股强烈的写小说的冲动在他内心鼓荡，他铺开纸、提起笔，过去了的岁月全汇集于笔尖。他略略运一运气，然后低头，在纸上沙沙沙地奋笔疾书，他开始写小说了，正是一篇篇写故乡高邮的短篇小说，掀开了他人生崭新的一页。
猪头肉
汪曾祺是个地地道道的猪头肉爱好者，他曾在文章中这样说：“夏日的黄昏，就着猪头肉，喝二两酒，擒个马扎踅到一个荫凉树下纳凉，该是人生莫大的享受。”
不知道对猪头肉的爱好是不是来自老师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天生喜欢猪头肉，他对吃肉一向不讲究的。那时候在博物馆，他的工作是给文物分类写标签。工作虽然只是成天在墙上写字，可是这于沈从文，却并非一种机械式的劳作。他比别人多了一层心机，他抄写着，同时也对每一件文物仔细观察与分析，其中的人物服饰、家具器皿、风俗习惯、花纹设色、笔调风格，全都被他充满兴趣地观察到。他是那样珍惜时间，在他的感觉里，时间就是生命，自己从事的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供浪费了。他简化了自己的生活，中午从不回家，经常拿一块手绢包两个烧饼，烧饼间夹块猪头肉，就在馆里填饱肚子。不止一次，中午的下班铃响了，他仍然聚精会神地记录材料。因太过神情专注，他竟没有听见铃响，结果被管理员反锁在库房里。午后上班打开库房时，值班员才发现沈从文还在里面伏案疾书。管理员过意不去，走到面前向他道歉，沈从文反觉惊愕，竟不解管理员何以云然。当时家里请了个保姆石妈妈，负责带孩子，买菜做饭，她不止一次当着汪曾祺的面说：“沈老师就爱猪头肉，所以，我天天给他买猪头肉，他吃得可香了。”汪曾祺听了却很不开心，他跟张兆和说：“沈老师即便爱吃点猪头肉，你也别这么逢人就夸啊！爱猪头肉有什么好夸赞的？”张兆和说：“你这话话里有话，什么意思？”汪曾祺说：“我猜到石妈妈的意思，她实际上是在暗中鼓励沈老师，让他养成吃猪头肉的习惯，这样她省去了多少麻烦？每天中午也是猪头肉，晚上也是猪头肉，都是买现成的，她都不要做什么菜了。你看看沈老师，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就是冷馒头夹猪头肉——”张兆和听了有点不以为然：“他确实也是喜欢猪头肉。”
汪曾祺从猪头肉上虚构出石妈妈的心理，这也算是小说家之言——它可能比真实更虚假，也可能比真实更真实，他自己喜欢猪头肉则是千真万确。早年在西南联大，有一次和朋友朱德熙去莲花池，听到一个有关莲花池的传说，说是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穷愁潦倒投莲花池而死。看了水边的陈圆圆着比丘装的石像后，天色已晚，忽然又下起雨来。汪曾祺拉着朱德熙到莲花池边一家小饭馆坐下，叫了一碟猪头肉，半斤酒。雨落得大了，院子里到处是木香花，把小小庭院遮得严严实实。密密匝匝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胀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打湿。多少年过去了，汪曾祺一直没有忘掉这个雨天黄昏的情味，当然还有酒后的微醺和猪头肉的滋味。
他回去后还写了一首诗：
莲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
木香花湿雨沉沉。
意境很美的一首诗，当然也是那家小酒馆极美的木香花，木香花的香气和酒气，还与猪头肉的香气混合，才酿成诗的芬芳。只要有美酒和美食，汪曾祺总是轻而易举地就快乐起来，就轻飘起来——酒后的感觉就是轻飘。他是好美食的，不知写过多少谈美食的文字，有些篇目就直接用食物名，比如《黄油烙饼》，比如《荷兰奶牛肉》。即便发配到张家口那边的沙岭子，记忆最深的却是吃田鸡。再比如写才子赵树理，三下两下就拐到了赵树理的吃食：“赵树理吃食很随便，随便看到路边的一个小饭摊，坐下来就吃。后来是胡乔木同志跟他说：‘你这么乱吃，不安全，也不卫生。’他才有点选择。他爱喝酒。每天晚上要到霞公府间壁一条胡同的馄饨摊上，来二三两酒，一碟猪头，吃两个芝麻烧饼，喝一碗馄饨。”
又是猪头肉，绕来绕去绕不过那碟猪头肉，他们看起来是士大夫，很高雅，其实骨子里就是一个爱吃猪头肉的大俗人。
乡下人口味
汪曾祺说，沈先生“吃得很清淡，我没见他下过一次馆子。在昆明，我到文林街二十号他的宿舍去看他，到吃饭时总是到对面米线铺吃一碗一角三分钱的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超不过两角五分。”
沈从文很节省，胃口也好打发，这和早年做北漂的生活经历有关，那时候饿得靠喝图书馆免费供应的白开水打发一天，要不就到老乡那里蹭饭。他不会像汪曾祺那样，把一个难吃得要死的菜写得令人口水滴答。他写来写去就是乡巴佬的吃食，比如翠翠在屋后菜园里摘了些蒜苗，用淘米水泡着，做酸蒜苗，这味道想不出是好还是坏。三三就是看母亲做腌鱼，“鱼洗好后，揉了些盐，三三忙取麻线来把鱼穿好，挂到太阳下去晒，等待有客时，这些干鱼同辣子炒在一个碗里待客。”他笔下从来都是湘西人简单的饭食，“我告你，乡巴佬有些地方也很好受用的，若不是我娘说今天要为你炒鹌鹑吃，在这时节我们还可以拿猪肠到火上来烤吃呢。”“我已见到了叔远，正捧了不少粑同腊肉，我知道他是拿到这来，这孩子见了我就走了。我告了他今天早饭我们炒辣子鹌鹑，不准多吃别的零食东西，这孩子又骗我！栗子吃熟的还不要紧，不过像我们老人吃多了就不成。你是不是这时饿了想吃粑？我可以帮你烧几个拿来。”粑、栗子、腊肉、炒鹌鹑，野人野食，有一种田园牧歌的味道，有一种身在乡土的野趣。
这种味道应该最合汪曾祺的口味，乡巴佬的口味。在别人那里，是“食不厌精”，在他那里，是食不厌野。京城没有田野，但是野菜还是可以找得到，特别是中南海围墙外，人迹罕至，一到春天，墙角下、砖缝里，野菜随处可见，汪曾祺提着小篮子带把小剪刀，见一棵剜一棵——那次被天安门守卫的战士当成“阶级敌人”，差点被小战士捆起来后，施松卿得知后将他一顿臭骂：“你是《沙家浜》的大编剧，还见过毛主席，还上过天安门，你在天安门城墙下闹出这样的大笑话，丢人不？”
他就是这样的人，为了一道菜，费再大的工夫也值得。当年在西南联大，不上课，躲在宿舍里看菜谱，看到一道宫中名菜以草果炖驴皮，当即认为此菜绝不好吃，不能吃。他还发明一道美食，记在文章中：“最近发明一种吃食，买油条三根，劈开，切成一寸多长的一段，于窟窿内塞入拌了切碎的榨菜及葱丝、肉末，入油锅炸焦，极有味。”据汪朗说，“老头写得比做得好，他的菜读起来极有味，真正吃起来，也就那么回事——不过，他做菜还是不错的，但是绝没有他笔下那么有滋有味。”
这大概是文人写美食的通病，汪曾祺也不能例外，像他笔下这样的文字，你是可以把它当做散文来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蒌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粗如笔管，有节，生狭长的小叶，初生二寸来高，叫做蒌蒿薹子，加肉炒食极清香——”我们读着，眼前便浮现起水墨江南：初春，只要落几场雨，烟雨中，江南河滩上池塘边，一地蒌蒿青青。蒌蒿长于临水之地，在其他草木刚刚绽出新芽时，它起了一片绿，远远地看就像一片烟，浮着，水带不走，风吹不散。这时候，牧童便去河滩上采摘，雨稀疏地落，小小脑袋上扣着竹笠，一如硕大的蘑菇，老水牛沿河岸咀嚼，一只雪白的鹭鸶独自立在水中央，像哲人般思考。这样的审美是艺术化的，比起口腹之欲，不知道要美好多少倍。当然，蒌蒿也是不难吃的，汪曾祺说：“蒌蒿有一股清香，采摘过后放过一晚，便老如细棍。”他写过的臭豆腐干子拌蒌蒿，淋上麻油。或者，腊肉干丝炒蒌蒿，那可是最正宗的江南味道。你设想一下，坐在江南临水楼窗前，点一碟蒌蒿端一碗黄酒，江南细雨千丝万缕，江南杨柳柔情缠绵，一两朵油纸伞，三两声黄梅调——酒还没饮人就微醉，此时的唯一念想便是荡一叶扁舟在桃花夹岸的河流上，淡泊归隐——像沈从文，当然也像汪曾祺。
吃货
汪曾祺是个典型的吃货，当年在江阴，同学请吃河豚，因为害怕，他错失一顿绝美之味。一直到晚年，想起这件事仍然后悔，说：“禁书有《金瓶梅》，禁鱼有河豚，餐桌上的河豚是洁本的《金瓶梅》。”放着《金瓶梅》不看，凡男人总会后悔。
沈从文不大会吃，也不大会写吃，他在《从文自传》里说他很会炖狗肉，可是汪曾祺在昆明、在北京都没见他炖过一次，怀疑是吹牛。有一次，沈从文到他的助手王亚蓉家去，先来看看汪曾祺，汪曾祺当时住在王亚蓉家马路对面。汪曾祺对他说：“过一会儿来吃饭。”沈从文来时带来一卷画，是古代马戏图的摹本，实在很精彩。他非常得意，问汪朝：“精彩吧？”那天汪曾祺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一只烧羊腿，一条鱼。沈从文吃得眉飞色舞眉开眼笑，回家一再向张兆和称道：“那条烧羊腿呀，真好吃。”张兆和很会做菜，会做八宝糯米鸭，炖在一个大砂锅里，汪曾祺吃过一次，蛮甜，也蛮好吃，只能就吃一次，如果连吃两天，会起腻。她不常做，因为做起来实在太麻烦。他们一般到前门月盛斋买一包烧羊肉回来，就算加了菜了。平常吃的，不外就是炒四川的菜头，炒茨菇。但是汪曾祺还是在沈从文小说里看到很特别的美食：白绵蒸肉——“你不知白绵那东西，狡极了，爬上树以后，见到狗在树根就死捱不下树。这时节，总又有好多机会得到这东西了。我要廖七到村里去问，若有人打得就匀一腿来，我为你同叔远作白绵蒸肉，喜欢用小米拌和也好，这算顶好味道的一种菜，一茂这小子就常嚷要，不是落雪也得不到。如果是今天晚饭有白绵蒸肉吃，我想过午我又得少吃一点东西，好在饭量上赎我所有的罪了。”
汪曾祺不知道这“白绵”是什么东西，他是典型的吃货，看见什么新奇的吃食都想尝尝。他问沈从文，沈从文不说，只是笑：“北京是吃不到白绵蒸肉，说了也是白说。”汪曾祺吞了口水，只好张开想象的翅膀，想象“白绵蒸肉”是他的家乡米粉蒸肉一样的美食。在他的记忆里，最美好的食物必定来自高邮：“小时读《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在食物里得到暖老温贫的审美，这只有汪曾祺这样的老文人才会有，也只有汪曾祺这样的老吃货才会有。初入北平时，他没有工作，在北大红楼寄居了很长时间，除四处找工作，整日无所事事，吃饭全靠施松卿，相当于现在的吃软饭。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他只要嘴馋起来，和施松卿几乎天天晚上去东安市场吃饭。吃森隆、五芳斋的时候少，常吃的是苏造肉——猪下水加砂仁、豆寇等药料共煮一锅，吃客可以自选一两样，由大师傅夹出，剁块。还吃爆肚和白汤杂碎。施松卿爱吃甜食，有时两人到一家西餐馆要上两碗奶油栗子粉。北大红楼离东安市场没几步路，施松卿有时摆谱，坐三轮车去。北京人一般只说：“三轮儿，市场。”车夫就明白了。施松卿却来一句：“三轮儿，东安。”弄得车夫直发愣。当然好日子也就维持了一个月，月工资花光了，他们继续过苦日子。因为吃得太好，又因为热恋的女朋友就在身旁，所以汪曾祺一直记得那一段时光，一边没工作愁眉苦脸，一边花女朋友的钱，大嘴吃四方，真是一段痛并快乐的日子。一个馋嘴的吃货，也就是这样伴着口水与唾沫成长起来，被后人称为美食家。
鸭蛋第二我第三
一次讲座结束后，汪曾祺被追捧者包围，其中一位作家对他说：“高邮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秦少游第一，您第二。”汪曾祺听到，慢悠悠地说：“高邮鸭蛋是第二，我第三。”汪曾祺把自己排在鸭蛋之后，并非意味着自己连鸭蛋都不如，大概因为高邮的鸭蛋、特别是双黄咸鸭蛋太有名了，他自封“鸭蛋第二我第三”，有幽默，更有狂傲。
汪曾祺身上一向有一种来自于诗人的狂热，这可能源自于酒精威力，长期离不开酒液的人，血液里有一种酒鬼的狂热。汪曾祺就是一个酒鬼，只要有酒，他就有点疯，有点狂。在西南联大，他是最浪荡的学生，成天不怎么上课，想上就上，想走就走，到处东游西荡，或者泡在图书馆看一些闲书。你在沈从文身上就看不到这种狂放劲与懒散样。他有点内敛有点自卑，和教授们聚会都静悄悄地安坐在一角。解放后丁玲这样说过他：“他是那么胆小怕事的一个人——”他确实有点胆小怕事，一个内向的人，一个胆怯的人，一个身不由己被滚滚洪流裹挟着往前冲的人，他忍耐了太久，孤独了太久，除了追求爱情，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半点出格之事。他就是一个讲究“格”的人，“格”就是品格、格调，也就是规矩、规则，一种模式与框子，他一生就是规规矩矩地生活在这种模式与规则里，从不越雷池半步。
汪曾祺受不了，他很随意、狂放——儿子汪朗谈的对象，是在党校当老师。儿子去约会汪曾祺就嘲笑他是去“上党课”，他卷起衣袖准备下厨做饭，问汪朗：“你几点去党校上党课？”儿子哭笑不得：“你管得着吗？”
在汪家，没什么人把汪曾祺当成大作家，大家都“欺负”他，包括后来的孙子辈和小保姆。添了孙女后，几个小丫头在家玩过家家，玩厌了，拿出红头绳招呼：“老头，过来。”汪曾祺正在写东西，不满地说：“干吗呀？”小丫们说：“要你过来你就过来，听到没有？过来。”汪曾祺坐着不动，小丫头们一拥而上，在他头上梳了五六个花辫子，扎着红红绿绿的彩带。汪曾祺站起来，顶着一脑袋小花辫子，还装作媒婆扭捏作态：“干什么呀？”小丫们笑倒了一片。
那时候广播电台经常播送配乐散文，有一次正在播放杨朔的《荔枝蜜》，大家都在听，汪曾祺突然出来说：“关掉，不要听了，不要听了，中国的散文一坏在杨朔手里，二坏在刘白羽手里。”他自我陶醉，说：“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我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草木虫鱼、瓜果食物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秋末晚菘，滋味近似。”他滔滔不绝自吹自擂，得意洋洋。施松卿看到老头如此轻狂，瞪了他一眼，汪曾祺马上噤了口。孩子们嘲笑说：“老密发威，老头禁言。”孩子们的话都有出处的，原来汪曾祺成名后，信件、汇款大量增多，七十多岁的施松卿负责跑邮局，被孩子称为“老密”。汪曾祺一听“老密”，又轻狂起来：“这个老密也太老了，我不要，不如小蜜，甜蜜的蜜。”
他是他的影子
很多年前，我在一片长满荞麦花的田园里阅读屠格涅夫和废名，后来再读沈从文和汪曾祺，我读入了迷。它们的文字像我近旁这些荞麦花，我至今仍记得那片像晨雾一样的荞麦花，像月光一样的荞麦花。
我是来自乡村的人，我和沈从文一样是乡下人，我的家在几株枫杨树下，房前屋后有竹林和池塘。沿着一道爬满金银花的院墙，可以走到一扇小小的耳门。把木头门栓打开，耳门外就是一湾青草池塘，艾草和菖蒲都长出了青青的叶子，你一下子就闻到青草和泥土的气息，是艾草和菖蒲那股好闻的清凉的气息。我常常会采几叶艾草，或去池塘另一边的菜畦上割韭菜。这时候青蛙啼鸣如雨，韭菜带着白花。田野上，紫云英长得像绒毯子一样，细花缤纷，遮住了去年秋天留下的稻茬。而油菜花也开得像一场大洪水，淹没了三三两两村庄。风拂过人的脸颊，柔软得像丝绸，从田野上过来，衣袖裤子上总要沾上金黄色的花瓣。
我不厌其烦地描写乡土风景，自然是受着沈从文或汪曾祺的感召，美的感召。他们，分明就是两个侦探，美的侦探，一双火眼金睛，专门是用来发现美的——他的发现总是独特的、独具的，在司空见惯的风景里，发现最独特的韵味。汪曾祺说：“他不讨厌菊花，但是讨厌菊展。菊花还是一棵一棵地看，一朵一朵地看。”他说沈从文的《边城》是“一把花”，真好，太妙了。多少人会随口夸赞说是一朵花，可是汪曾祺知道，沈老师写的是一把花——美在这里是很多的，不一样的，美和美在一起，如同花与花在一起。所以，许多美就是许多花，所以就是一把花。他还记得祖母有个小黄蜂的琥珀扇坠，很好看。晚年在宾馆，看到人工琥珀，各路昆虫齐备，甚至还有完整的蜻蜓，在一个薄薄的琥珀片里，这当然是弄死以后端端正正地压在里面的。他觉得还是祖母那个扇坠好看，因为是天然形成的，“美，多少要包含一点偶然。”在白马庙教中学的时候，看见一个挑粪的，“粪桶是新的，近桶口处画了一圈串枝莲，墨线勾成，笔如铁线，匀匀净净。粪桶上描花，真是少见。”他甚至在剧本中写过这样的唱词：“谁能遮得住星光云影，谁能从日历上勾掉了谷雨、清明？”这分明就是诗——是的，美其实就是诗。
他们慢慢地就成了这样一群人：把生活当成美，把美当成诗——不论古今，无论中外，对美的理解与追求都一脉相承的，相同相通的，美把肤色各异、语言各异的人们统统送入天堂——比如阿索林、古勃；比如屠格涅夫、梭罗；比如废名、孙犁；比如叶蔚林、何立伟——周作人说：“阿索林美而且特别。”周作人说得太好了，“美而且特别”就是他们这一支文脉、这一路风格的价值，一定要特别，特别就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记住他们的理由。作家到处都有，作品浩如烟海，读者凭什么要记住你、喜爱你？你一定要给他们一个理由，让他们记住这一个与众不同的“你”。汪曾祺在一九九六年曾经说过：“我们要理解废名，起码还要再等上二十年。”他很喜欢废名的短篇小说《桥》里的那句：“万寿宫叮叮响。”就这么平常的一句让他“爱不释手”，认为是绝句。我读过《桥》，我也认为果然好，慢慢的，废名的文字在我记忆里一片叮叮地响着，像那个容孩子们在里面读书嬉戏的万寿宫。废名是天才，一九九六年到今天快二十年了，我们也慢慢理解了废名，理解了他前面的阿索林、古勃、屠格涅夫、梭罗，理解了他后面的沈从文、汪曾祺、叶蔚林、何立伟——
文学像一条滔滔向东的河流，又像一根维系生命的动脉，它们都有许多毛细血管样的支流——河的支流可能没有主流气势磅礴，但是你沿着它的堤岸漫步，杨花点点，草色遥看，也是非常赏心悦目的好风景，美从来都是多种多样的，多姿多彩的。汪曾祺给何立伟小说集《小城无故事》写序，用的标题是“从哀愁到沉郁”。何立伟是湖南人，是沈从文的老乡，他小说中全是湘地方言，他的代表作《白色鸟》轻柔唯美，富于画面感，与沈从文的《长河》以及汪曾祺的《受戒》非常神似，完全是一脉相承。何立伟说：“我研究过沈从文与汪曾祺这一对师生作家，我从骨子里喜欢他们的人格和文格。我相信我是受过他们影响的，那就是，深深关注人性中的美，以及美得令人心痛的毁灭。”
他是他们的影子，他是屠格涅夫，或者废名；他们是沈从文、汪曾祺或何立伟——文风就这样互相浸润，人格自然也这样互相影响。在汪曾祺面前，他只能是他的影子，他是沈从文，他是汪曾祺，这一老一小两个师生作家一生相依着，在中国文坛缓缓走过，如同走过苍茫雪地，留下一行深深、深深的脚印。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