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中国外交部给毛泽东转去保加利亚共产党出版社付给他的保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稿费支票，数额为7299400元。毛泽东得悉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呈送的《关于处理保加利亚文版〈毛泽东选集〉稿费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转送保共中央，“退回为好。”中共中央办公厅于是规定：今后凡此类问题，均将稿费转送各该国共产党。
对国内稿费，毛泽东把它交由中央办公厅下属的特别会计室保管，具体管理由中央办公厅的特别会计赖祖烈负责。其主要用途是：购置和印制书籍，资助社会名流亲朋故旧，支付身边工作人员的调查研究费用，解决他们的家庭困难，补偿江青的一些亏空，少量用来解决家庭“财政赤字”。
写书人得先买书
中南海丰泽园里有一个很高雅的四合院——菊香书屋。1949年8月，毛泽东迁居丰泽园后，菊香书屋才真正名副其实。毛泽东博览群书，家藏万卷。据管理他图书的逢选知回忆，到1966年夏，他的藏书达六七万册之多。“毛泽东的藏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鲁迅的全集以外，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种世界各著翻译丛书等，基本上配齐了。”菊香书屋的六七万册图书，绝大部分是毛泽东掏钱买的，少部分才是借的。买的部分图书有影印本、线装本、大字体，印制精美，造价特高。他晚年视力严重下降，看小号字非常吃力，书都印成大号字。特别是1975年他眼睛做过白内障摘除手术后，所看书都要印成大字线装本，印书的钱，都从他稿费中开支。此项费用相当大。
有一次，毛泽东决定用他的稿费印一批书，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一套。后来，政治局委员们觉得这样做不合适；怎么能用毛泽东的私人稿费给大家印书呢。从此以后，中央再没有用他的稿费印发过书籍。
资助社会名流、亲朋故旧
毛泽东视钱财如粪土，看仁义重千金。他一生节俭朴素，对社会名流、亲朋故旧却有求必应，热情相助。
1920年春，毛泽东为了送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大数额银款。他到上海找章士钊，请其出面帮助。章凭其名望（曾任过段祺瑞政府的司法部长、教育总长、政府秘书长，更有“古义士”之称）和热情，多方奔走，最后筹集到两万块银元。蔡和森、蔡畅、徐特立、李富春等旅欧求学者因此得以成行。毛泽东不忘章士钊对革命的帮助，公借私还。
1963年春节过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对帮助他学习英语的章士钊之女章含之谈及过这笔借款，并说：“我从现在起开始还你老人家这笔欠了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清。”
章含之大惑不解。回家问父亲。章老哈哈大笑道：“确有此事，主席竟还记得。”
几天后，毛泽东即让秘书给章老送去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
章老原认为毛泽东只是说说，不会当真。他不肯收钱。因为当时的银元是募集起来的，并非他本人所有，现在却让他当债权人，问心有愧。他让人给毛泽东捎话：“这‘债’不要还了。”
毛泽东得知后风趣地道：“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章老一点生活补贴。要是我明说给他补贴，依老先生的脾气，是断然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他吩咐秘书：“请转告老先生，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费付出的。”
到1972年，毛泽东“还债”已满10年，累计已还满2万元。账已经清了，1973年春节过后，秘书把还债的事停了。毛泽东有点生气道：“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老先生的补助，哪能真的十年就停？”继而说：“告诉章老，从今年起开始还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该还多少，就这样还下去，章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就还下去。”
直到1973年秋，章老以93岁高龄逝世，毛泽东才停止给章老生活补贴。
毛泽东还用稿费赡养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老人。据毛泽东儿媳邵华回忆：全国实行薪金制后，毛泽东知道岳母生活困难，从自己的工资和稿费中按期给向振熙老人寄去生活费。有一次秘书忘了寄，毛泽东知道后，立即让人补寄，以尽人子之情。
1950年春，向振熙老人80岁生日，毛泽东特让长子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让岸英给外婆带去两棵珍贵的东北人参。1960年杨老太太九十寿辰时，毛泽东特意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写信：“杨老太太今年90寿辰，无以为敬，寄上200元，烦为转致。”杨老太太常同人说，别看泽东是个大人物，可他有一颗普通人的心。1962年老太太不幸去世时，毛泽东立即致信妻兄杨开智：“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500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毛泽东用他的稿费帮助过许多亲朋故旧。
1950年10月2日，他致信私塾老师毛宇居：“毛泽连（毛泽东堂弟——作者注）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未好，兹寄人民币300万元（旧币一万元值新币一元），以100万元为六婶葬费，200万为泽连治病之用。请告他们不要来京……另寄200万元给泽荣助其家用。”信末，毛泽东叮嘱：“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就是这位家贫多病的泽连（毛泽建烈士胞弟）堂弟，毛泽东没有给他一份“皇粮”，也没有给他一个铁饭碗，却从稿费中每年给他寄去两百元，如遇困难，略加补寄，直到1958年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为止。
从毛泽东的文稿书信中，还记载过如下帮赠数字：1952年12月，给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的同学易南屏寄款300万元（旧币）。1954年10月，给韶山时的私塾同学郭梓材寄款300万元（旧币）。1955年2月，给湘乡东山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毛森品寄款200万元（旧币）。1955年5月，给邻居张四维200元（此时为新币），并给东山学校时的同学谭世瑛300元。1973年4月，给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师李庆霖“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
毛泽东用稿费帮赠的亲友名流远不止这些。1963年他用稿费帮助清朝皇叔载涛修补房屋，数额为2000元。他还给从前的师友吴启瑞、谭熙春、符定一、张干、王季范、黎锦熙和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好友李淑一，从前的保姆陈玉英及家乡湖南的许多亲友，都给过数额不等的帮助。
专项支出及其他
毛泽东的稿费对调查研究工作，帮助他身边工作过的困难同志立有专项支出户头，同时还用来退赔工作人员下去多吃多占的款额。
毛泽东毕生重视调查研究，并身体力行。晚年他由于年事高及其他原因，不能深入一线了解实情，因此常感叹：自己下去调查，人家只给你看好的，不给看坏的。他建议组织一支干部部队，人员从基层的县、专区调来。一方面担任警卫任务，另一方面下去搞调查研究，让他们将调查结果直接送他。毛泽东说：“这些人的路费由我出。”
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67岁生日。他起床后不吃不喝，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在他深沉的思索中，烟灰缸满了，他才向值班卫士封耀松交代：“小封，你去把子龙、银桥、高智和敬先、林克、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下午，7人同毛泽东围桌而坐，陪毛泽东过生日。桌上没有酒，也没有肉，只是菜里油盐多了点。毛泽东的筷子伸向菜盘，旋又放下，一一环顾工作人员，然后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把情况反映上来。”接着又郑重地吩咐道：“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
那天夜里仍是封耀松值班。他替毛泽东做睡前按摩时，毛泽东仍想着心事，眼里默默地流出两行浊泪。毛泽东抚着小封的后背说：“小封，我不放心哪。他们有许多事情瞒着我，我出去到哪里，他们都有准备。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
毛泽东躺在床上睡不着，便又起床用宣纸给身边的7位工作人员写信；让他们去河南信阳专区调查。信中说：“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然而，就在毛泽东分期分批派身边工作的同志下去调查时，有少数人在下面随便收礼物，多吃多占，且数额不少。毛泽东得知，一面对他们进行教育整顿，一面派人下去退赔。从天津开始，然后河南、山东、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一路退赔去，多吃多占多少便退赔多少。这次共退赔款2万多元，是从毛泽东的稿费中开支的。
在毛泽东的家庭经济支出表中，对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困难同志进行帮助，也立有“户头”。50年代，卫士张瑞岐给毛泽东写信，说回家乡生活困难。毛泽东对这位曾在警卫排工作过的老同志很关心，吩咐李银桥从稿费中取出数百元寄去。旋即，警卫战士李二亭从家乡来信叫苦，毛泽东又吩咐马上寄钱。卫士田云玉工资低，生活困难，毛泽东也给过资助。
1964年，卫士长李银桥到天津工作后，毛泽东听说李的家乡遭了灾害，便又吩咐秘书从稿费中支出1000元帮助他。
50年代初，毛泽东为了帮助身边的工作人员学文化，提议办一所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并叫秘书从他的稿费中拿出一部分，为学习者买来了书包、课本、作业本、字典和笔墨，每人一套——毛泽东的稿费简直成了社会福利基金了！
中南海边的游泳池和西子湖边的别墅
毛泽东生活节俭简仆。他穿衣的标准只有两条：不露肉，不透风。一些报刊把他写成穿补丁衣服的形象。其实，他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内衣、内裤和粗线袜子上。这些补丁“千姿百态”，布合不合色都不要紧，只要不透风，穿着暖和就行。他说：“补丁在里面没关系，别人看不见，我自己不嫌就行，毛泽东的外衣补丁不多，有，也比较讲究：补的布要与衣服合色，补丁形状要整齐，针脚要细密。”他说：“外衣要给外人看，太刺眼了对人不礼貌。”
毛泽东吃的更简单随便。统率三军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时，他最好的享受是一碗红烧肉。
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是蔬菜淡饭，只是每餐少不了辣椒。他的伙食补助费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开条，经他批准，从稿费中开支。除外宾外，他请客的费用也从稿费中开支。他请客的膳食标准是四菜一汤，从不超出这个规格。这四道菜由客人点一个，自己点一个，再配两个蔬菜一个汤。
毛泽东严于律己，最反对生活特殊化。1954年春，由江青提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背着他同行政处商量，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处修了一座小型游泳池。毛泽东后来看到，立刻沉下脸来问，“怎么回事？哪里来这么个池子？”
工作人员解释：这是专为您个人修的，主席最喜欢游泳。
毛泽东顿时来了脾气：“给我个人修？为什么不报告？我们刚进行了抗美援朝，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要节约每一分钱。我说过许多次了，为什么还给我个人修？”
为此，毛泽东于是年4月25日致信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诸同志：
江青此信（指江青1954年4月20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对她擅自提议给毛泽东建游泳池一事作了检讨——引者注）请阅。为补救计，建造费5亿（旧币——引者注）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
毛泽东
1954年4月25日
这座游泳池毛泽东一次也没有下去游过，建好就被封闭了。
与毛泽东截然相反，江青却是生活特殊化的典型，“文化大革命”前，她以治病养病为名，夏天到青岛或北戴河，秋天住北京，冬天赴广州，春天到杭州（毛泽东讽刺她是“候鸟”），游遍名山胜水，享尽人间欢乐。在广州、杭州、上海、北戴河等地都有她高标准超规格的别墅。就以西子湖边雷峰塔左旁的那幢别墅为例看，别墅即将完工时，江青左看右看都不如意，亲临指挥装修，一切按江青意图：第一，隔音；第二，门窗双层玻璃，不能透风透灰尘；第三，消除一切杂音，无论开闭门窗，各类家具用柜和抽屉，书柜玻璃以及地板、卫生间的马桶、自来水管开关龙头，电话电铃等，所有各物件都不能有声响；第四，房屋油漆一色苹果绿，家具同色，大窗帘墨绿色丝绒，小窗帘白色杭纺，灯罩、暖气罩、沙发套一律绿色；第五，别墅配有乒乓球房，电影放映房，健身房及洗印相片暗室；第六，与毛泽东睡房远隔，以免互相干扰睡眠（一次，毛泽东在此住下时，即告诉秘书：此处建筑过于讲究。他住不惯这般豪华的宫殿，住两天就到杭州别处住了，以后再也不肯来这里住）；第七，所有电器材料要最新式、最现代化的，所有房间配备电铃、电话机……如此豪华富丽的别墅，一位建房子的干部曾痛心地说：“装修这所房子的钱，足够我们几十个人吃用一辈子！”
据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花在她身上的精力，国家为她付出的代价，大大超过所有中央首长，超过毛泽东。她爱照相，有一回在广东一家商店看上了一架日本照相机，看上了就拿走了，根本不提付钱事，是广东省委给她付的账。毛泽东知道后用稿费帮她付了账。不仅如此，她让人用外汇买补品、买布料、买外国黄色的、刺激的电影拷贝，甚至用外汇买冷霜之类的化妆品。1958年，毛泽东曾叫秘书查询过。他用稿费补偿给了国家。可是要真正查清江青前前后后耗费了国家多少钱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毛泽东与江青早在50年代就分居了。工作人员不忍心为了江青的事打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的心境，对江青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毛泽东的遗产及其分配
毛泽东数以百万元计的巨额稿酬，现在还留有多少，是一个谜。在毛泽东生前，他用稿费给前妻贺子珍买药。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盘县时，贺子珍所在的总卫生部休养连遭敌机轰炸。为掩护一位受伤的师政委，贺子珍的头部背部14处受伤，其中有的弹片伴随她终生，成为她身体的一部分。1937年，她是为了养伤也为了学习才离开毛泽东去苏联的。1948年回国后，仍经常生病。毛泽东几次派人四处寻找治病良药，买好送去。
据贺子珍回忆，1975年中央办公厅曾给她送去两万元，这也是从毛泽东的稿费中开支的。她用来买了一台彩电、一部高档录音机。余款3000元在她1984年去世后，上海市委老干部处把它交给了贺子珍之女李敏。
江青曾向毛泽东要过钱，而将她自己的工资入银行。毛泽东从稿费中批给江青3万。此外，在毛泽东身边生活过的刘松林（长子岸英遗孀）、毛岸青、毛远新（毛泽民烈士之子）及女儿李敏、李讷等的开支，都记在毛泽东的账上，毛泽东都用他的稿费支付。毛泽东晚年自己动用的稿费，每年不到一万元，特别是他晚年患病后，深居简出，这方面的花费更少了。
毛泽东去世后好几年里，没有任何人（包括他的子女）提及过他的遗产——保存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的稿费问题。1981年，中央办公厅派人找到毛泽东的长女李敏，了解她的生活和要求。李敏说：“我没有什么奢求，如果可能，我只想要爸爸原来要给我的一份。”
这样，李敏得到了中央办公厅送给的8000元现金和一台20英寸彩电、一台电冰箱。与此同时，中央办公厅又给李讷送去一台彩电和一台冰箱。1975年，毛泽东曾批给李讷8000元现金，助其家用。
毛泽东的稿费遗产，二儿毛岸青也同样得到一份。
毛泽东的金钱观
毛泽东一生献身革命，追求真理，鄙视金钱和物质享受。他年轻时曾与志同道合的同学约定“三不”：不谈金钱，不谈女人，不谈家庭琐事。他在致友人彭璜信中说：“吾人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不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
早年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一次，毛泽东到一个朋友家里做客。原来约定是要谈社会问题的，不料这个朋友却侈谈生活琐事，并且当着他的面把佣人喊来，为着买一块肉的小事仔细吩咐了老半天。毛泽东对此事很生气，认为这样的人不配做自己的朋友，以后就不再跟他来往了。
物换星移。30多年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了。在个人生活上毛泽东仍然克勤克俭，清淡如水。
1956年在第一次调工资时，卫士田云玉未能如愿，在单位闹了点情绪。毛泽东得知后，准备从他的工资和稿费中按月给些帮助，说：“我给你60元钱一月可以不可以？”田听了很高兴，差点儿要说感谢了。可他定神一想：拿了主席的工资还算不算国家干部呢？万一主席不在了……他喃喃道：“这怎么行啊？主席，那样我不成了你私人的人了？”
“啊？”毛泽东显然没想到这一层。他怔了怔，点点头，发表了他对于金钱的联想和感慨：“唉，钱这个东西是很讨厌的，可是我拿它也没办法，现在谁拿它也没办法，列宁也没办法，总归还得有。以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指1918年秋，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每月只有8元钱。到街上买过一次包子，那包子好吃极了。你们现在经常吃包子吃饺子吧？有一次我坐火车去上海，坐火车没有钱，借了人家的钱去。结果在车上打了瞌睡，一双鞋子丢了，到浦口下车才知道。正好碰上熟人，又借了钱，才买了鞋子买了车票，这才到了上海。钱就是这么讨厌，可是有时没有还不行。”
毛泽东毕生视金钱如粪土，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无法估价的巨大财富。
（江建高）
毛泽东一家的生活账
这年春天，毛泽东把汪东兴找去，说发现自己身边有“老鼠”，提出整顿思想作风，逮住老鼠。
“人家逼我们，我们要勒紧腰带还外债。全国的老百姓都是这样，我一个人吃了不舒服啊！”
“有些所谓高级的东西，我可并不认为它们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物以稀为贵罢了。本人生来不高贵，故高贵之物不敢问津。”
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珍藏的毛泽东遗物中，有一本较完整的毛泽东一家的生活账。作为毛泽东家庭日常生活情况的真实记录，生活账目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有助于人们更真实地了解毛泽东的家政家计，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和人际交往，揭开一代伟人家庭生活的神秘面纱。
抢救出来的国家一级文物
毛泽东一家的生活账，是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在北京接收毛泽东遗物时的一个意外的收获。1990年10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中南海数千件毛泽东遗物被移交给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当接交工作紧张地进行了一周接近尾声时，毛泽东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忽然想起，可能还有些生活账之类的东西，存放在中央警卫局大楼的地下室，随后，他们便征得中央警卫局的同意，带着有关人员前往查找。
进入地下室一间摆放毛泽东餐具的房子，只见一个大柜子角上堆放着一摞尘封已久的纸包。翻开一看，都是毛泽东一家的生活账，上面还有原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的签字。显而易见，这是一份险些被遗忘的珍贵历史文物，如不及时“抢救”出来，任其尘封受潮，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韶山去的同志喜出望外，来不及细看，便表示愿意全部接收下来，经磋商，中央警卫局和中央办公厅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1994年，国家文物局一级文物鉴定专家沈庆林、阮家新、万岗、苏东海、夏传鑫组成的专家组专程来韶山，对毛泽东遗物进行鉴定，见到生活账，专家们大加赞赏，认为这是唯一存世的有关毛泽东家庭日常生活情况的真实记录，并一致同意将其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生活账的类别及其内容
毛泽东一家的生活账簿，记载时间最早的为1952年，止于1977年1月。生活账包括如下几项内容：
一是粮食食品账，共4本。其中，处理食品款登记账1本，黑色硬皮日记账簿，载1962年1月—1977年1月处理何种食品给何人，得款多少等；购买粮食账2本，分别为黑、红色硬皮活页账簿，前者载1975年5月2日—1976年6月11日购买大米、面粉、黄豆等的数量，后者载1970年5月4日—1976年12月购买大米、面粉等的数量及毛泽东和江青、李讷等外出就餐所付粮票账；购买食品账1本，绿色硬皮本，载1968年1月24日—1969年12月19日在中央警卫局供应科购买食品的数量及金额。
二是日常杂费开支表，共4本。1本为黑色隐花硬皮“现金日记簿”，载1955年8月1日—1956年3月21日毛泽东一家购买洗衣粉、针线等日用品开支情况；2本为北京成文厚账簿文具店出品的软皮现金日记簿，载1963年11月16日—1968年1月22日毛泽东及其家人，身边工作人员购买洗涤用品和锅碗瓢盆、医药费等的各项支出；1本为绿色硬皮本，记载1968年2月8日—1970年1月20日为毛泽东购买茶叶葡萄糖、头油等日常生活用品的情况。
三是毛泽东及江青衣袜鞋帽分类登记账。仅1本，登记时间分别为1952年、1953年和1960年。分类登记毛泽东、江青的衣服、衣料、被褥、皮鞋、袜子等的数量及放置箱柜顺序、新旧情况。
四是物品分类账1本，记载1963年12月—1964年5月毛泽东的一些食品如燕窝、银耳、海米及日用品如手纸、火柴、香烟等进货数量、出货数量，作何用途，由谁领出等详细情况。
五是生活费收支账表，共42本，用横格簿纸自制而成，为1962年至1975年（缺1974年）的季度报表或年度报表。
六是毛泽东的有关单据和票证。单据中有日用品领条74张，交粮票款等收据93张，处理礼品和其他物品清单12张。票证中有购货券166张，购货证2个，肉票2张，粮票156张，布票37张，棉花票18张。
研究毛泽东日常生活的“宝”
生活账反映，毛泽东一家的收入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工资，一项是稿费。工资由中央警卫局财务处发放，毛泽东每月工资为404.8元，江青在1968年3月以前每月工资243元，1968年3月以后为342.7元，没有额外的补助。毛泽东的稿费由中央特别会计室管理，在五十年代即达一百万元，当生活费不足时便从稿费中列支。毛泽东的稿费，他自己动用的，每年不到一万元。毛泽东从不摸钱，但他每月都要抽空检查家庭的收支账，听管理人员报告全月各种用项，并一再叮嘱不要超支。有一次，毛泽东又问到伙食开支情况，保健医生王鹤滨解释说：“我们想了点办法，但还是没有降低多少。”毛泽东看着王鹤滨为难的样子，大声地说：“这么难啊！看样子要下狠心往下压了！”说着，用手势向下按了按。他接着回忆了一件往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在国民政府当一名宣传部部长。我和爱人杨开慧同志，还有一个孩子，又请了一个人帮忙，一共四口。那时官没有现在大，薪水没有现在多，但生活过得蛮不错的，每月还有节余，现在呢，周围工作的同志是国家管的，汽车是国家管的，再花费那样多，就不应该了！
在生活账中，日常杂费开支表以其具体、详细最引人注目。据毛泽东生活秘书吴连登回忆，除外出没带账本，以及外出期间请在京同志买东西只登总账外，其余一切用途均逐月逐项登记在册。从表中可看出，不管是购买大宗物品，还是购买针线纸笔、肥皂头油，也不管是请客看戏，还是修理收音机，换洗窗帘桌布，事无巨细，开支多少都有明确记载。如1963年11月23日，毛泽东购买乒乓球12个，每个2角共2元4角；1969年10月20日至12月7日，毛泽东在武汉时付洗衣费，12次共2元1角；1964年1月7日，毛泽东和江青交纳本月党费共20元；1976年4月27日，毛泽东买双响炮50个，共10元。
毛泽东作为农民的儿子和人民的领袖，终身保持着节俭朴素的生活习惯，而且他非常恋旧，自己用的东西即使是一支钢笔也舍不得丢掉。他的衣服鞋帽，许多都是补了又补，一件棉布睡衣打了73个补丁，一条毛巾被也打了53个补丁，一双旧拖鞋烂得连鞋匠都不愿再修。日常杂费开支表中有关修理物品的记载随处可见。如1963年11月24日，修小锅换底1个，用去1元1角，1964年5月，毛泽东的皮凉鞋换底，用去手工费2元。毛泽东有一只瑞士欧米嘎手表，此表是1945年8月重庆谈判时郭沫若送给他的，此后毛泽东便一直将其戴到临终。手表戴久了，镀层脱落，表带泛黄，还经常坏，许多人劝他换块新表，他都没有同意。每次坏了便拿到亨德利钟表店修理，最后一次是1973年，换了表盘。前后花了三四十元钱。建国后曾有一个瑞士代表团来华访问，看到毛泽东戴着他们国家生产的手表，非常惊讶，提出将此表拿回去作纪念，为他送一块质量更好的新表，毛泽东也没有动心。后来瑞士给毛送了两块金表，中、英文对照，毛把它们上交了国库。1961年，他在庐山的一次舞会上结识了江西农垦文工团的女演员邢韵声。邢韵声在与毛泽东跳舞时，发现他的手表太陈旧，问他怎么不换块新的，毛泽东说：“这块表跟了我几十年，功劳可大了，我舍不得。”过了几天，邢韵声将母亲花了200多元钱给她买的英格纳手表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推辞不掉，便风趣地说：“你大方，我也不能小气。”于是手书一首《红军不怕远征难》诗送给邢韵声。也许事后毛泽东觉得自己还是“小气”了一点，便派人到瑞士驻华大使馆买了一块手表回赠邢韵声。
在毛泽东看来，浪费是最大的可耻，因此，凡能节省的就尽量节省。在饮食上，如只吃鱼头，便将鱼肉过秤卖出；只喝鸡汤的话，便将鸡肉作价卖出。日常杂费开支表中，也有处理物品得款多少的记载。如1965年1月，处理破锅旧瓶得款3元8角8分，处理鱼肉得款9元9角，处理鸡内金得款6元等。
江青特别喜爱摄影，为此的花费较多。如1964年元月25日记载，江青买胶卷10个，共62元2角。1964年元月1日记载，江青洗照片3次花去105元。据1963年11月16日到1964年元月16日的统计，江青在两个月内用于摄影的费用就有227元1角。有次江青买了照相器材，毛泽东还批评她。江青为摄影用了不少钱，毛泽东便在穿戴方面给她一些限制。江青手头拮据了，在穿戴方面有时只好降心相从，通过染、整、改来变换衣服的式样和颜色，如将长袖改成短袖，将中山装改成西服，将白的染成其他颜色。
1962年以前，毛泽东一家没有定制的收支表报。这年春天，毛泽东把汪东兴找去，说发现自己身边有“老鼠”，提出整顿思想作风，逮住老鼠。于是，由汪东兴牵头，毛泽东所在党支部（当时称中央第一办公室）开展整风自查活动，毛泽东对某些身边工作人员随他外出时无偿索要地方财物，买东西走后门少给钱作了批评，进行了清退。对下面工作人员的多吃多占，毛泽东拿出自己的稿费一路赔下去。同时，毛泽东建议，对自己一家的收支填写表报，每个季度向中央警卫局财务处上报。
从生活费收支表报可以看出每个月毛泽东一家收支的大致情况。如1968年元月：
收入：上月接转14095元4角5分
毛泽东工资404元8角
江青工资243元
支出：月房租费125元零2分
送王季范、章士钊4400元
12月、1月党费40元
日用消费品92元9角6分
液化气9元6角
伙食费659元1角3分
又如1975年9月：
收入：上月接转1165元零1分
毛泽东工资404元8角
江青工资（缺）
支出：月房租费39元4角6分
伙食费391元9角1分
水果23元7角5分
煤气3元7角
日用品开支113元零6分
公私分明 严格自律
毛泽东生活费表报中的开支，并不完全是他一家的开支，其中包括招待一些客人的费用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的夜餐费，部分医药费和出差补助费。1965年，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从美国辗转回国，毛泽东在7月底会见了李宗仁，对他改善海峡两岸关系的真诚态度和爱国爱乡之情给予了高度赞赏，会见后毛泽东请李宗仁吃饭，招待费共50元。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既严格要求，又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实际问题。工作人员工资低，工作既辛苦又没有规律，还有的家庭负担大，毛泽东是体谅他们、感激他们的。生活账反映，毛泽东身边许多工作人员如高成堂、舒也俊、孙玉兰、周福明、王恩谱、王宇清、吴连登、叶子龙等均在毛泽东的收入中报销过医药费和出差补助费。根据日常杂费开支表1965年2月24日到6月24日的统计，毛泽东支付工作人员医药费72元8角，出差补助费280元3角5分。
毛泽东恪守党的纪律和工作制度，办事公私分明，廉洁自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和全国人民一样使用各种定额的票证，如布票、粮票、肉票等，在最严重的困难时期甚至几个月不吃肉。1961年，他曾对劝他注意身体营养的卫士张仙朋说：“人家逼我们，我们要勒紧腰带还外债。全国的老百姓都是这样，我一个人吃了不舒服啊！”毛泽东经常要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处理国内外事务，也时常外出巡视调查，无论走到哪里，该自己付的钱粮都自己付。1964年7月23日到9月22日的两个月间，毛泽东便给人民大会堂交纳便餐粮票5斤5两。1965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在钓鱼台国宾馆吃饭，临时加了一点调料，便加付调料费3元8角5分。
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敬，国内外人士给毛泽东赠送了大量礼品，除西哈努克亲王送的公文包，齐白石送的砚台等外，其余一切都照章交公并造表注册。有次卫士长李银桥问毛泽东为什么要将礼品上交，毛泽东说：“他们送给我礼品，是看我是国家的主席，礼品当然要交给国家。如果你当主席，他们照样会送给你的。”1964年，有人给毛泽东送去燕窝3.25公斤，咖啡豆47斤。毛泽东从来不用燕窝之类的高级营养品，他说过：“有些所谓高级的东西，我可并不认为它们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物以稀为贵罢了。本人生来不高贵，故高贵之物不敢问津。”他用过的最好补品恐怕就是葡萄糖了，这还是出于保健医生的建议，认为喝红茶时加点葡萄糖有益健康。毛泽东对送来的燕窝和咖啡豆推托不了，便派生活秘书谷作良将其送交人民大会堂餐厅科。餐厅科负责人李发昌开具收条并加盖公章后，毛泽东才放心。这就是毛泽东，一个终身提倡并身体力行艰苦奋斗、廉洁自律的伟人，也只有这样的伟人，人们才会从心底理解他、敬重他和怀念他。
（胡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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