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73年前后，清华大学四川分校一名女大学生，兰州人，因患肠穿孔，被误诊为感冒，结果腹内已大量浮水，情况危急。在这种情况下，清华大学校医院大夫和学校领导同志告诉了我，希望我帮助找到一种对症的特效药（药的名字我说不上来了），这药四川那里没有，清华校医院也没有。
我立即先给305医院打电话，一位负责人接电话后很重视，但找遍整个药房也无此药。我又给卫生部打电话，请他们帮忙，他们也很重视，答应马上去找（过去遇到疑难病人，他们多次帮过忙）。过了一阵，仍没回电话，我估计一时还未找到。迫于情况紧急，我不得已给中央警卫团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多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负责主席安全的张局长去电话询问，问那里有没有这种药，并提出能否在不影响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用药的前提下，拨给我们一些去抢救四川分校一名大学生。若可以，我们立即派车去取。不一会儿，也就是几分钟工夫，张局长给我回了电话说：“小谢，我让他们查了一下，咱们这里有这种药，你们赶快派车来取吧。”我们都高兴极了，办公室副主任吴生荣同志取来药后，校医院的同志乘飞机送到了四川分校，使这位女同学脱了险，转危为安了。
由于当时来不及，事后我才将这件事报告了毛主席。我说：“老人家，用了您的药，救活了一个病人。”主席当时对我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莫名其妙。抬起头来问我：“什么事啊？”于是我把这件事的详细经过作了汇报。主席认真地听着。当我说到取来药后校医院的大夫已乘飞机送去时，主席打断我的话急忙问：“抢救过来没有？”我说：“药到得还及时，救过来了，听校医院大夫、护士长说，这位学生已转危为安，没问题了。”主席这时才松了一口气，关心地说：“好！好！这样就好。”然后加重语气说：“什么用了我的药、中央首长的药啊？根本不对，救死扶伤，谁急需，就给谁用。”之后又笑着用一个食指，指着他脚下的地盘，小声对我说：“今后再遇到这种事，还到这里来找药好了。”我和主席都会心地大笑了。我说：“当时来不及请示您了，张局长和我也都知道这种事您会百分之百的同意的。”老人家点头，以微笑赞许了这样的想法。
过了一段，当我又去主席那里请示其他工作时，主席又问起这位大学生的健康情况，他还想着这件事。他问：“四川那位学生怎么样了？完全康复了吗？还能继续读书吗？”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老人家才放心地说：“好！好！”他微笑着点点头。
事后，我为这位女大学生高兴。我想要是这位女同学能知道在她病危时，是用了毛主席的药救活了她；毛主席知道后，又一直在关心着她的健康情况，她该多么激动啊！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工作纪律，我没有向这个被抢救过来的女学生讲，我也不认识她，也许至今她还不知道。因为主席不让说的事，身边工作人员不能随意传达。就连校医院大夫护士长也不知道真情啊，只知道是来自中南海的药就是了。
（谢静宜）
一张唱片的故事
“我们不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嘛！怎么把人家一个唱片拿来了？”
有一件事是我惹出来的，终生难忘。那是1961年春天，主席视察武汉之后，他的专列即将向湖南开去。临上车前，我和小胡觉得湖北招待所吃饭时放的一张唱片很好听，是梅兰芳先生的唱腔“四评调”。我们几个人都喜欢听这个“四评调”。在招待所的时间短，还想在路上再听一听。我就去请示东兴同志，能否先把唱片借走，待专列返回时，再送还？东兴同志听说是借用一下，也就同意了。我们与当地同志说了一声就把唱片带上了列车。开车后，趁主席在餐厅吃饭时，我就放这个唱片给他听，以便松弛一下他的情绪，使大脑暂时得到休息。我说：“主席，这张梅兰芳的唱片是从武汉拿来的。”主席疑惑地说：“不对吧，我们有这个片子，是小张、小田（主席卫士张仙鹏、田云玉）他们带来的吧？”我说：“当时咱们走得急，小张、小田忘了带来。这张唱片是我们从武汉拿来的。”主席听我说到这里马上严肃起来问：“王任重同志还在车上吧！”（一般当地领导同志都要上专列送主席一程再下车），我说：“在呀。”主席接着说：“请汪主任来一下，等王任重同志下车时将这个唱片带回去。”这时，我意识到自己违反了纪律，对主席说：“这事不怪东兴同志，是我们自己想听，要求先借用一下的，是我错了。”主席看我认了错，他微笑了，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嘛！怎么把人家一个唱片拿来了？”我辩解说：“不是拿的，是借的。回来时会还他们的。”主席笑着又给我驳了回来：“唱片这东西，放一次就损耗一次，放久了也就不能用了，还人家还有什么意思啊？”我听得有理，无言以对，深感羞愧，只好表示：“以后再不会干这种事了。”主席见我有些难过，反又安慰我道：“没关系，你们不是说是借的吗？现在就还给他们。要是我们没带来，告诉我，我们可以买嘛！”主席还说：“你们要是想听，就再放一遍吧，然后再请他们带走。”我连忙说：“不放了，现在就还给王任重同志吧。”随后，东兴同志来了，主席请他归还了主人。从此，我记一辈子。
（谢静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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