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金山偶一抹眼，发现小杨（文艺界惯称白杨之名）正在胡乱扑腾，大口大口吞咽海水，但并不呼叫。老金便一把将我推进海里去救，方才幸免这颗大明星的“过早陨落”。

    总理笑道：“无肠公子”吃可以吃，但决不能学它，一无心肠，二横行霸道。

    总理稍事沉吟道：“詹天佑是中国人的光荣，你可要把这个大本子写好、改好！”

    这是1962年夏天的事。

    中海滩北影“休养所”里，又一次汇集了一群影、剧界的知名人士，不，有的还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当时身为中央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同志也住进那楼院十数天。先后来的有白杨、金山、张水华、谢添、孙维世、岳野、田方、于蓝、海默、赵慧琛、孟广钧、谢芳等。编、导、演们有的在写本子，有的在分镜头，有的在准备角色，可谓忙作一团。但每每抽空下海，便又是各显其能、云翻阵黑，兴之所至便呼啸东去金山嘴腋部郭老（沫若）住处邀他和夫人于立群一块下海比游。有时住在附近的曹禺同志也来参加，可谓是飘一海。要说最有勇气向生活挑战的还是白杨。她不谙水性，屡见大家嬉笑弄潮，这天她实在忍耐不住，便不顾一切跳入海中，胡乱向深处“划”去，此时海里的人正争相“表现”，沙滩上的人正在海吹胡擂，谁也未察觉白杨有此“绝技”，待金山偶一抹眼，发现小杨（文艺界惯称白杨之名）正在胡乱扑腾，大口大口吞咽海水，但并不呼叫。老金便一把将我推进海里去救，方才幸免这颗大明星的“过早陨落”。事后问她明明不会水，为什么愣往海里去游，她却没事般笑道：“我看你们在里边都很舒服地漂游，我想我也成。天真的机械论！”

    一天下午，孙维世乘一辆大型卧车自外面回所，司机同志进院坐了坐，走了走看了看，便驶车回去了。然而，不一小会儿工夫，他又将车开回到后院门外，仔细地倒好了车，稳妥地开走了。当时有人问孙维世是怎么回事，她笑而未答。事后方才明白，原来那天孙维世去西山看望她的周爸和小超妈妈，叙述我们这里的情况，引起了两位老人的浓厚兴趣。周总理说，天天忙，总想好好休息半天，正好到你们那里看望大家，聊聊天，松散一下。细心的司机同志在送孙维世回所后，便也仔细地看了看地貌地形，他发现卧车从北戴河干线东经路弯进保五路，下坡至北影休养所时，路窄，还有两个直角的拐弯，卧车车体较大，几乎拐不进来。当周总理知道了这情况后，便坚持在东经路保五路路口下车，步行下坡走向北影休养所。司机和警卫、秘书哪里肯许。因为自保五路口至休养所还要经地几处破旧建筑，其中一所房里还住着一位荷兰国老太太，不安定因素较多。司机便以其高超驾驶技术练习了两趟，次日下午便稳妥安全地将周总理和邓大姐送到北影休养所后院门口。

    总理下车后夸奖了司机，便携邓大姐步入院内，受到我们这帮文化人的热烈欢迎。周总理伸出手来与每个人谦恭握手，说谦恭是一点不错的。总理握手时总是双目友好尊重的看着对方，在他来说那是信条：对人嘛，就是要尊重。而表达尊重的标志便是视眼中没有别人。当总理发现伙房门口立着炊事员时，便紧步上前主动与之握手，弄得炊事员连忙在围裙上把手擦了又擦，方不好地意思地伸出双手握住了总理的手，细心人皆不难发现，我们的炊事员两眼闪着泪光。关于总理尊重、平等待人的事可以举出很多很多。1960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复排上演话剧《抓壮丁》，那晚总理也去剧场看戏，正巧我带着方9岁的大孩子岳重就坐在总理的身后。当岳重发现了总理后，一向观剧神情最专注的他，便再也看不清舞台上发生的一切。兴奋得只是望着他眼前的只在照片上看到过的伟大的周爷爷了。中间休息时总理被请到剧场休息室，金山招手叫我去陪陪。进入休息室，总理并没立即就座，他等着与每个人握手致意。当总理与我握手时，岳重却胆怯地躲在我的身后。这哪能逃得过总理的眼睛，于是他竟绕到我的身后去与岳重握手，那神态是那样平等、谦和而又慈爱，简直把岳重当驻华使节对待了。平时给人的深刻印象，周总理运用最多的体势语便是握手，他在不同场合，与不同人握手，常常产生出人意料的效果，深深打动人们的心。总理那晚环视室内，看已与所有人握手致意了，这才步向沙发坐了下来。他神态自然，仪态万千，无与伦比的杰出，又无与伦比的平易近人。这种伟大人格，伟大风范可以说是集中了中华民族礼仪精华，是他那丰富高尚的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至于他那机敏睿哲、练达大度更是令人感佩。当邓颖超同志见到总理与炊事员握过了手，便笑着缓解他的情绪问：“你给他们（指我们）吃过‘无肠公子’没有？”这一下把炊事员问得更蒙了。总理笑道：“无肠公子”吃可以吃，但决不能学它，一无心肠，二横行霸道。这时大家方才明白，他们二老说的是螃蟹，于是又是一阵欢笑，总理补充说：“是啊，搞艺术创作没心没肠怎么行？现在就是要求你们心眼多些，肠子弯弯多些个嘛！”

    笑声中，大家把总理和大姐拥入朝向海岸的那间小客厅，其实就是我们的餐厅。总理并不坐向显著位子，与邓大姐并排坐在一个角落里，这时谁都一肚子话要向总理说，许多问题要向总理请示，多盼望能听听他那精辟服人的回答呀。可是都又知道，总理即是在北戴河期间仍然是日理万机，国内外大事无一不经过他的思虑后提出可行方案，最后请毛主席一锤定音，他太累了。今天再不能把一些烦恼事，把问题提到他面前了。为了让他有一会儿休息，让他得到些轻松愉快，不约而同，大家全都会意，“莫谈国事”，偎依在邓大姐身旁坐着的孙维世向我示以眼色，意思是让我说个笑话，金山带头喊了：欢迎岳老讲笑话！说实在的，我真是一无思想准备，要该着平时，笑话还是能说上一篓半筐的。可是面对总理和大姐，却不知那些笑话都躲到哪里去了！看着总理望着我那期待的目光，我再也不能不开口了。于是我临时便把前不久，袁文殊同志由上海到北京时，在火车上发生的一个误会说给了总理和大姐听。事情是这样：袁文殊同志已调到上海市电影局当局长，还兼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但是家仍住在北京西单花园饭店，一时还未搬去，所以隔些时间便回京看看。那晚从上海站一上火车，却也巧，他的软卧票是在车体一头，是个半间的软席房间，因此，便只有一面上下铺位。中途夜里袁文殊正睡着，忽被上铺的那位乘客喷气惊醒，连忙起身一看，那人口吐白沫，急病发作，他便连忙叫来列车长设法，列车长即指令广播室呼求旅客中之医生前来抢救，不料迟迟未有人来，眼见病人情况严重，便不得不下令到前方车站停车，以把病人速送往医院。一切联系妥当，但临时停车只能停留一分钟，当地医院准时开救护车前来迎接。当担架进车厢将病人抬下车时，列车长突然想到，由于病人昏迷，无法问明其发病经过及姓名地址所属单位等，便请袁文殊做个证人，并写下姓名、地址、所属单位，袁文殊匆匆忙忙写好，列车长抓在手里，追到正抬下车的担架旁，把袁文殊的留条，一下塞到病的人的枕下，站停一分钟已到，列车便开走了，一场大误会便也发生了。当地医院为病人登记时，便把那病人认为是袁文殊了，于是上海、北京当晚皆收到加急电报。上海电影制片厂由于袁文殊赴京途中病重，下车就医，事关重大，便连夜通知了上海市电影局，上海电影局又连夜通知了中央文化部电影局，而北京花园饭店袁文殊的爱人肖龙一夜之内一连接到医院、上海共三封加急电报和中央电影局值班室电话，本来就有严重心脏病的肖龙，哪里经受得起这突来的意外撞击，但也顾不了许多，连夜搭乘南下列车，直奔病人下车的医院而去。及至到了医院，奔入病房，她也昏倒过去。等她醒来，扑向病床发现袁文殊大变了模样……

    正在北京、上海忙作一团时，袁文殊却一人安睡在火车好梦连篇，到达北京车站后却不见有人来接车。等了一两小时仍不见一个人影，在没有出租车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大包小包一人提上公共汽车，好容易才到了家，他提着东西，生气地把家门踢开，嘴里还大声嚷嚷着：怎么搞的？可是家里却不见有人，直到第二天夜里才见到爱人肖龙匆匆赶回家来。其实我讲述得自己并不满意，可是总理笑得前仰后合，几次带头鼓掌。我当时想，总理啊，只要你笑笑轻松轻松自己，我这个没讲好的笑话的价值便也值千金了。慈母心肠、仁爱宽厚的邓大姐笑完便说：人家病了、肖龙急死了，可是我们倒还是乐呀乐呀的。总理大度地说，好在是场喜剧。并进一步以此为例说明现实生活是非常丰富的，是创作的源泉，常常坐在你的屋子里想不出来的情节，可是生活中的许多人物和情节却是十分生动、真实，是你们搞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由于我们的“导向”正确，唯一的目标是逗总理乐，让他得到哪怕是片刻的休息，反正净说些“不正经”的事，逗得总理拍手笑着，他兴之所至，还与赵慧琛开了句玩笑。临行他宣布了一个更为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明天，在他与邓大姐的北戴河住处，请我们大家去吃晚饭！

    汽车慢慢驶入西山，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居住区，林径很清幽，属北方地域的渤海湾，山山翠绿、树木葱茏，却少见竹林，因而便也没有在与南国山林中“好竹连山觉笱香”的感觉，但另有壑走泉声、槐柳苍虬的沁人的凉爽。平时本来我们只要聚在一起便哗笑成海，由于蝉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此时车上却升腾起一种朝圣的庄严感，仿佛我们也都有了“四面海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之慨，去总理家做客呀！

    总理卧车分三批把我们接到他所住那座老式楼前。这座楼什么年代为什么人所建未敢细打听，给人的印象是一座空阔的楼房，这首先是由于它那空阔的大客厅给人的印象使然，厅的左侧是一张长大的案子，有近三米宽、近十米长，案子周围一把一把整齐地摆放着靠背藤椅，而每把藤椅前的长案边沿放着一把大芭蕉扇，真是令人起敬，不设电扇用芭蕉，清廉之风可见！不难想见总理在这里经常召集各种会议，有“内阁”成员，也有各路贤达，自古得天下以人心为牵，理天下靠四方贤才同治，真是胸纳四海，支手托天。这么一个刚刚解放了的大国要百废俱兴，何次于做天之难？单就今日他这大有古贤“饰贲帛而礼儒生”、“不暇于诗书”之情怀，岂非其执政良划之举？

    到客厅中前方，那里有书案书橱、报架、全国各类新出版之杂志陈列，厅之右侧靠里摆放着乒乓球台和台球设备，好动的谢添、海默等一见便要上前比赛。正在此时从大厅一侧通向楼上的高高楼梯上款步走下来周总理，一声欢迎，使得各有其姿的我们立时“定格”，旋即皆序然迎向穿一身夏日便服今日做东的周总理。总理微笑着走到我们中间，又是一一握手，然后说：大家随便玩玩吧，吃饭还有段时间。大家便像是回姥姥家的一群孩子，撒开欢看这看那，玩这玩那，好奇加兴奋，便也忘乎所以了。

    我正在陈放杂志的案头翻阅一本画报，觉得身后有人轻步走来，当我转身一望时，却原来正是总理翩然步来。

    总理望了一眼我手中的画报问：

    “你在写什么啦？”

    我忙答：“在写，不，在修改加工电影本子《詹天佑》。”

    总理问：“不是年初已经发表出来了吗？”

    我答：“是的。听了些意见，特别是张骏祥同志要执导、金山要主演，他们提出了许多好意见，所以，此来就是要进行些修改、加工。”

    总理稍事沉吟道：“詹天佑是中国人的光荣，你可要把这个大本子写好、改好！”

    古人云，好官明察秋毫，周总理不但了解文艺界动态，连我这个普通创作人员正在写的本子他也了解并给予关怀。实令我立觉在立于地茂天青之境，心门大开，并憬然顿悟，增强了任务意识，找准了“我在做什么”的感觉。

    说到电影本子《詹天佑》可算蹇剥之极。30年来许多车辆皆从它身旁超越驰去，唯有它还一直绕行在慢行道上，迄未达终点。1964年北影力排争议成立了摄制组，由凌子风任导演，开拍在即，便开始了文艺界的“四清运动”，被上纲到“帝王将相”题材，甚是“卖国主义”而拉下马来。“文革”后，北影导演傅杰又打算拍摄，天下谋，志未竟，他溘然逝去！再往后便是众所周知的理由“不卖钱”，搁浅至今。由于痛感有辜周恩来总理的当面教诲，在许多好心领导和友人支持下，正当我70岁正，我将其改写成八集电视边疆剧，得到吕老正操的关怀支持，铁道部正致意与中央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摄制，但愿有志者事竟成。

    那天在总理的住处临吃饭时，先闻其声，后见其人，陈老总偕夫人张茜同志来了。周总理立即宣告，今日我和小超（总理平时对邓大姐称呼）请大家吃便饭，特邀请陈毅同志张茜同志作陪，陈老总连连拱手，荣幸之至。饭是中餐西吃，每人一碟菜，主食有馒头、蒸饼和米饭可以自取。菜盘内有柔香而不腻，晶莹如琥珀般的红烧肉五六块，有油菜、菠菜，还有榨菜丝等几样，人手一份，或坐或立，不围桌，不成席，随意自在，孙维世以主家大小姐姿态，忙出忙进帮着炊事员端菜、端汤，照顾大家。总理说：“饭菜不好一定管饱，大肚汉们可食双份。”话音既落，瞧有几个馋客便立即加快速度，再食第二盘。陈老总边吃边大声道破了一个惊人的内情。他说今天总理夫妇请客，未动用国家一文钱、一两米、一两肉、一根菜，完全是他老两口平时供应的节余。同志们吃着、听着，心里极为不平静，1962年我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每人的主副食皆定量供给，我们这群素不拘礼仪的“老九”们，想到多吃了多占了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副食供应，也感愧交加了。陈老总边吃边向邻近的同志低声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此时我们每个人对每粒饭、每块肉更细加品味起来，鸡吃萤火虫，心知肚明，不能只图个齿颊嘴香，要对得起党和人民的哺育啊！

    陈老总放下餐碟，接过孙维世送来的热汤，继而对大家说，我和张茜同志不得不向各位同志抱歉，我们两口子请大家不起，因为总理老两口子没有孩子，他们口粮有得节余，我们孩子多，多没啥剩余，实在惭愧。总理总是相国从容、策划有方，立即指着陈老总说，你刚从日内瓦外长会议上回来，他们搞文艺创作，很需要多了解些国际形势，那你就给他们讲讲日内瓦会议，给他们一次精神会餐吧！话音未落，大家敲盘喊好，陈老总爽快起身：好！总理交给我的任务，一定完成！又是鼓掌欢呼声把会餐推向了高潮，陈老总坐下来向身边的人低声说，总理不但以正治国，还善于以奇用兵，我一出头，便抓了我个官差，说时大笑起来。

    饭后又吃了西瓜，总理便又提议搞文娱活动，第一部分说唱，第二部分比赛乒乓球，等轮到周总理出节目时，邓颖超同志报幕：下一个节目，男声独唱《洪湖赤卫队》选曲，演唱者：周恩来！总理不拒不推，正正经经走到大家面前的“表演区”，只是临时拉了一位女演员同他一齐唱了起来，总理的平朴可亲令睹者心灵震颤，闻者动情泪落。

    是的，总理的工作方法巧妙。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文艺界谈到有关文艺创作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说出了一些大家所熟记的名言，比如他对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归纳为：“长期积累，偶一得之”；还有那丰富了典型化理论的观点，“以特殊的个别反映一般”，关于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之“寓教于乐”。其实两天来总理对我们这批艺术工作者的教育便是寓于欢乐的娱乐之中的，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中让我们获得了教益与启示……

    1960年夏，周总理去西山休息，约了电影、戏剧界几十位编、导、演人员作陪。先是请大家吃了一顿便饭，令人难忘的是总理自带去一瓶茅台酒，席间他拿了出来，说平时在人民大会堂陪外宾时他的杯子里是假茅台——矿泉水，今天得宽余和大家一块干两杯过过瘾。总理平时是很有酒量的，只是保卫人员和医生不让他多喝，甚至不让喝。一连干了好几杯，他的保卫人员紧张起来，大家也感到总理如此饮法对他的身体健康确实不利，于是不约而同纷纷起身举杯去问他要茅台喝，抢在前面的，他一一给斟满了杯子，因为酒瓶一直是他把在自己手中的。第二拨再上去把杯子举到他面前时，思想敏锐的他举了举酒瓶，但并没有给谁倒酒，笑笑说你们这是“阴谋”，是要把我的酒瓶干了。大家这才重新回到座位上，有伶俐鬼立即上去把茅台酒瓶抢在手中，拿去做永远的纪念品了。

    饭后，周总理号召大家去散步，其实，他是要和大家交谈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大家跟在他身后，他兴致浓厚地说这说那。等走到一座仅有屋基的地方，站定对大家说，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这就是毛主席当年住过的那座房子，写出那首气势磅礴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地方，说时他还惋惜地自语了一句：这房子不应扒，应当留着嘛！此时我正好立在他身后，立即想到1949年5月的一天我们参加全国第一次青代大会的全体代表列队来此见毛主席的情景，毛主席接见之时，由朱老总主持，请刘少奇同志给我们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时事报告。那情怀、那赤诚、那纯洁又是何等的壮烈啊！总理转脸发现了我问：“岳野，在写什么啦？”这一问我简直像个小孩见到可敬的长辈一样，一脸苦瓜似的回答说：“我，正在写检讨。”总理严厉追问：“写什么检讨？”我答说：“就是你看过的那个戏《同甘共苦》，人家批评说是个坏戏。”总理正色未加思考提高声音：“什么坏戏？我看那是中等以上的好戏嘛！”我是万万没想到总理在政治上证明我非右派，今天又在这场合为我的作品平反，当时我简直就像挣扎在苦水潭中，在无救的绝望情绪中看到了光明，并突然伸来一只巨大而温暖的手一把将我拉上岸来。我赶快躲开去，怕激动过头失态。就在一年多后的1962年，周总理专程到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工作和戏剧创作会议，两个会除了一块听报告之外便分头又开了20多天，那次开的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会议，皆称为“广州会议”，在后来的日子里，“四人帮”则称为“广州黑会”。我庆幸自己虽中箭而终未落马，所以便也被邀参加，其实这次大会对正常人来说，都会有“人来无不醉，人离魂不归”之感。周恩来在国事繁忙中亲自召开了会并亲自为两会做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说，在国家3年困难时期，从事科学工作和戏剧创作的同志们虽然很勤劳、很辛苦、生活供应差，工作条件受到限制，而精神上都有些不愉快，但仍然各自取得了显著成绩。总理为此换了语速，向受了错误批判的同志们表示慰问。做“精神退赔”，并为知识分子摘帽子，如后来陈毅元帅单独为戏剧创作会议作报告时行“脱帽”鞠躬礼。为了不再乱“挖根子”，总理在进一步阐明了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之后，“明确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远在20年前总理的胆识和灼见对未来的历史有着多么犀利的穿透力，有着多么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热烈的掌声和热泪盈眶中，到会的人谁不以自己就在这“绝大多数”之中而自豪！如果遵照这一指示对待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帮助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皆心情舒畅地努力作出贡献，国家的兴旺何至延误那么多的年华！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又焉能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浩劫，国力受到那么大的损伤！周总理在做报告时，不，他简直是在与大家谈心，态度是那样平等待人，心地是那样坦诚，看上去他剑眉入鬓，才俊杰出，但他谦逊亲切，他是所有爱国知识分子最靠得住的朋友又是领导者。他在大会报告中讲他个人如何进行改造、如何走向革命、怎样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无疑地都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影响，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是封建家庭出身，头上留着辫子……我们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他接着说：“解放后我去天津，回到曾读过书的南开中学，第一句话就说：我在这里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但也要感谢，当时对我有启蒙作用。”周总理劝大家为了改造自己的思想，应当目光明确认识自己。总理以马列主义的思想观点看待自己，他说：“我小时候也还信过菩萨，后来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不要以为这样说太谦虚了，其实历史是发展的，人也是发展的。”“我经过革命锻炼，现在当然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是革命知识分子了。”由此总理便进一步阐明了广大知识分子解放后，学习、锻炼、转变立场提高觉悟，很多人参加了共产党，怎么能仍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总理的报告像春风似盆火温暖抚慰着人的心田。许多人感动得流下热泪。但这绝非说周总理不辨是非，爱憎不明。不！但他也决不轻易发火。在我的记忆中只见过他一次真正生了气，发起火来。那是1953年，在中南海怀仁堂听他作报告，当他谈到我国拍摄的故事片《翠岗红旗》时，他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电影部门的领导人，那是由于我国电影代表团携带这部影片到东欧一个国家参加国际电影节。竞选放映时，引起意外的强烈反响，产生轰动效应。认为我国这部故事影片形象地涵盖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影片中一位普通的红军战士离开江西老区的家乡，别离了妻子，踏上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20年后，已是人民解放军将军的他又亲率大军解放了自己的家乡，与亲人团聚。由多国组成的评委、各国电影艺术的权威几乎一致推选《翠岗红旗》荣获大奖，令人惊讶不解的是我国代表团的领导坚持不接受，并再三自甘居后向人家说明，细述这部影片不配获得大奖的殊荣，各国评委无法理解，以致目瞪口呆。每个国家代表皆力争自己的影片获奖，天下居然有中国电影代表团如此的谦虚。当总理说到这件事时他是真的生了气，他严厉批评这是一种民族自卑感！他激动难以，高声说，简直不像解放了的新中国人民的代表！一时全场给吓住了，受到了很大冲击和震动。那天我正坐在前排左角的位子上，我似乎听到他那一向可撑船的胸怀中怒涛翻滚，生动可亲的面孔变得无比严峻，但见他强力自控了一下，稍事停息，又道歉说，请原谅我发这么大火，我周恩来也是个人嘛，我也是有人的感情，有七情六欲的嘛！接着他又详细说明这部电影的真实性是无可辩驳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当然在艺术上也许会有这样不足那样不足，但是难道历届国际电影节所有获奖之作都那么完美无缺吗？只可惜《翠岗红旗》永远无法收回历史对它的亏欠了。

    从那以后，反正我再没见到周总理发过火了。特别是“广州会议”上，他温和令人心醉。一位记者在采访第2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后写道：“历史需要创造者创造伟大的事件，伟大的事件需要目击者去证实它曾经被创造过。我骄傲，我曾经在那儿！”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周恩来的业绩，绝非我们这篇文章所能尽述于万一，但周总理与之文艺，与之文艺工作者的交往和友谊，他对文艺工作者的关怀和教诲，确实我曾经亲眼目睹，有的还是耳聆身受过，我也可以响亮地说一句：我骄傲，我曾经在那儿！

    （岳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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