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同志的那个四兵团，打大仗不多，跑的路不少啊！”

    “毛主席那里通知开会，你们要及时告诉我，不管我是在休息，睡觉还是在开会，都要马上叫我。”

    少奇同志却心情沉重地说：“这样搞，要亡党亡国的啊！”

    1948年到1967年，我们先后在刘少奇同志身边担任秘书工作19个年头，最早去的是吴振英，最后离开的是刘振德。虽然时间长短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基本相同的，那就是：在我们上任前，总以为少奇同志这样一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住的房子一定很阔气、很讲究，那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一定很优越。再就是每个同志在接到去少奇同志身边工作的通知时，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心情：既感到光荣，又有些紧张，担心水平低，做不好工作挨批评，一犯错误更不得了。等到了那里，才发现原来自己的主观想象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少奇同志住的房子并不阔气。1952年以前住的是一幢旧式房子，共有3间，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会客室，一间是卧室。因年久失修，都已十分破旧。后来，管理部门给少奇同志调了好一点的房子，但孩子们住的还是集体宿舍。他的办公室仍然很简单，除了办公桌、书架、文件柜、一对沙发、一把藤椅，既没有地毯，更看不到什么可供欣赏之类的摆设。在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光是西面的一堵墙就有4个大窗子，到了冬天，西北风一刮，窗帘像波浪一样飘动，室内温度很难升上去，因而少奇同志办公时还要穿棉鞋。一到夏天，太阳西照，又特别热，既无空调设备，也无电扇，少奇同志有时只穿一件背心办公还满身大汗。当时，我们住在楼下，比少奇同志办公室凉快得多。有一次，少奇同志到我们办公室交代事情，风趣地对我们说：“好地方让你们住上啦。”就是在这样一间房子里，少奇同志夜以继日地为我们的国家工作了十几年。

    少奇同志的卧室更简单，除了床和书架以外，只有两个凳子，四五个人进去就显得拥挤。有时夜间一两点钟，周总理有急事和少奇同志商量，我们就直接引到卧室。有一次，跟着总理来了三四个同志，卧室里就没地方坐了，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干脆就站着谈。我们要去搬几个凳子，总理说：“不用，不用，很快就谈完的。”可是谈着谈着，几十分钟就过去了。多年的工作，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脑子里装满国家大事，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快点富强起来，有一种紧迫感和高度的责任心，只要能办公，什么时间、地点、条件、形式，他们从来都不讲究的啊！

    少奇同志全家人的吃用穿戴，同样是十分俭朴的。少奇同志在家里穿的都是普通布衣，有的由于年久，都洗褪了颜色，衬衣总是穿到无法再补了才肯换新的。吃饭更简单，尤其是夜间那顿饭，常常是把中午剩下的（有意多做一点）来个一锅烩，因为用饭时间都是在半夜12点以后，为了照顾厨师的休息，少奇同志就叫王光美同志做这顿饭。所以，我们开玩笑地称王光美同志是“烩饭厨师”。

    1952年以前，中南海里的生活设施还很简陋。少奇同志每天喝水，都是警卫员在煤球炉上烧的开水；洗澡用水也是一个很旧很小的锅炉烧的。少奇同志为了节省煤，一星期只洗一到两次澡。无论谁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不久就都会发现，少奇同志对于生活上的要求是低标准的。我们在他身边工作这么多年，就从未见他对个人生活问题提过什么要求，有过什么挑剔。相反，对工作，对思想，他可是高标准、严要求。

    是的，他要求严格，然而，在他身边工作却不感到困难；他很严肃，可是，又那么平易近人，使人感到亲切。我们从他身上受到的教育是终生难忘的！

    我们每个人刚到少奇同志那儿工作时，他都要抽时间找去谈话。

    1956年3月间，刘振德到那儿的当天，少奇同志就找了他。开头，他心情有些紧张。去的时候，听带他的同志说，这个时间正是少奇同志午休时间，他以为见个面，站着寒暄几句就行了。谁知，少奇同志一见他来了，马上从躺椅上起来。一再指着座位说：

    “请坐，请坐。”

    他很拘束地坐下来。少奇同志坐在对面，十分慈祥地看着他，和蔼地问他的简单经历。当他回答哪一年入党的时候，因为紧张，竟把“四二年”说成“五二年”。少奇同志马上微笑着反问：“怎么，五二年？”他这才意识到说错了。少奇同志点点头，很随便地和他扯起家常，谈起往事。当少奇同志听说他参军是在四兵团时，便风趣地插话说：

    “陈赓同志的那个四兵团，打大仗不多，跑的路不少啊！”

    他钦佩地点了点头，心想：四兵团走路确是不少，从太行山到伏牛山，从伏牛山到大别山，后来又从大别山走到云贵高原，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到底走了多少路，实在算不清了。少奇同志对一个兵团的情况这么熟悉，真了不起！

    接着，少奇同志又问他念过几年书。他回答说：“这一条差劲。小时候家里穷，半半拉拉念了两年小学就出来工作了。文化很低，做不好工作。”

    少奇同志说：“那不是绝对的。很多工农干部，包括现在的一些部长、中央领导人，也没念过很多书，有的原来是木匠，有的是店员，后来就在革命工作中锻炼，不断提高，现在工作不是都做得很好吗？你到这里来工作，也还可以学习嘛，这里的学习条件还是很好的。”

    就这样，少奇同志和刘振德家长里短地谈了一阵子，使他感到非常亲切，紧张的心情不知不觉消失了。这时，少奇同志才开始谈起工作问题。

    少奇同志说：“到我这里工作，第一，要如实地向我反映情况，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凡是要经过我办的、要请示我的事情，你们不要自作主张；对外要如实地传达我的意见、我的话；不要以我的名义干其他个人的、别的事情。

    “第二，你过去长期做机要工作，保守机密这一点你是懂得的。在这里工作，有些事知道得早一点，多一点，不能搞小道消息，对谁也一样，包括我的孩子，都一样。（在谈到‘孩子’两个字时，少奇同志还特别加重了语气。）

    “第三，对外联系，传达我的意见，或人家打电话来，要注意态度和蔼，谦虚，有礼貌，不能盛气凌人；要埋头苦干……处理问题要及时，要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轻重缓急要安排好。”

    这次谈话后，刘振德想了很久。他觉得，少奇同志的要求不仅重要，指导性强，而且想得那么具体，连打电话时应注意的语气态度都给想到了。这对一个刚到任的秘书是多么大的关怀和帮助啊！三条要求，等于是工作上的约法三章。这大概是少奇同志多年来为秘书工作总结的经验吧！从秘书工作的性质来看，遵守了这几条，工作上就不会犯大错误。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到这几条！

    “要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这是少奇同志对每个身边工作人员，特别是对秘书提出的要求。我们深深体会到，在少奇同志身边，不学会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少奇同志在正常的情况下，一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特别是当了国家主席之后，国务活动更加繁重。遇上开会或其他特殊任务，每天只能睡眠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还要连轴转。在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那些日子里，就一连几天几夜睡不好觉。他的时间观念是分秒必争，但他的工作也有个规律，大致是：起床后，先让秘书报告有什么急件和当天的活动安排，然后浏览当天的报纸。早饭后，如果当天没有别的活动，就开始批阅文件或写东西，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两点钟左右才离开办公室。（1954年以前，少奇同志每天工作到第二天八九点钟才休息，这是在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回到寝室也不马上睡觉，常常是盘腿坐在床上看当天的国内外参考资料，有时，一看又是两三个小时。不说别的，就是盘腿坐在床上看材料这一点，大家就十分钦佩。有些年轻警卫人员说：“少奇同志那么大年纪，还能盘腿坐几个小时，我们这么年轻也比不了啊！”他们不知道，这是少奇同志在战争年代长期锻炼的本领！少奇同志在办公室工作时，思想高度集中，有时我们进去，他都不知道。所以，除了毛主席、周总理那里来电话或中央有其他重要通知，不能耽搁，要马上向他报告，一般不太急的事情，都只能利用他吃饭和散步时报告。

    少奇同志对我们的工作要求很严格，但他只是集中地提出总的指导性要求，平常并不对具体事说这说那，叫人无所适从。所以，只要熟悉了他的工作方法和作风，掌握了他的工作规律，工作起来并不难。比如，他文件多，堆得满桌子都是，但哪些是毛主席批来的，哪些是政治局要讨论的，哪些是要传阅的，哪些已批阅，哪些需急办，哪些可缓办，哪些要暂存在他那儿，他心中都有数，放得各有位置，清清楚楚。熟悉了这些，听到他按铃，进到办公室，连问都不需要问，就能把名目繁多、批处不同的文件取走，照他的批示交付有关部门处理。每天的电话也很多，有外事活动的、有求见的、有通知开会的、有催促批文的，等等，要及时进行排队分类，按照不同内容，确定哪些上午办，哪些下午办，哪些晚上办，分出轻重缓急，有步骤地处理，既不乱，又不耽误时间。

    少奇同志非常尊重毛主席。他自己工作起来废寝忘食，不知疲劳，但对毛主席的休息和身体健康，却时刻挂在心上。他有事报告毛主席，总是先问问毛主席是否在休息，如果在休息，他就决不让打扰主席。但如果主席那里打电话来，他则明确规定，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马上向他报告。

    原来，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养成了夜间通宵工作的习惯。所以常有这种情况，毛主席那里通知开会，少奇同志已经睡下了。我们只得在电话里如实地把情况告诉毛主席办公室。结果，秘书还得请示主席，主席又要考虑改不改时间，叫不叫起床。这样一周转，既耽误了时间，又给主席增加了麻烦。因此，少奇同志给我们立了这一条：“毛主席那里通知开会，你们要及时告诉我，不管我是在休息，睡觉还是在开会，都要马上叫我。”而且还很具体地指示说：“如果我休息了，你们可以先要车，后通知我起床。”

    少奇同志想得多细致呀！后来我们才体会到，先要车是因为车库离我们较远，从打电话到车子开来，和起床时间差不多。

    少奇同志就是这样，从来不因为自己休息而耽误主席的或国家的事情。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毫无保留地用在了操劳国家大事上。我们曾经听少奇同志说过：“有时不看文件，不谈话，但脑子并不闲。”的确，当我们看到少奇同志手里没有文件、书报的时候，那准是沉浸在聚精会神的思考之中了。

    少奇同志平常对工作人员谈话不多，但对大家的心情和工作情况很了解。有一次，他对刘振德说：“你们不要怕影响我休息。每天的事情很多，有急的，有不太急的，不急或不太急的，可以在我吃饭时间报告；急的，如毛主席批示的文件，不能压，要及时送给我看，因为主席批的文件，有时隔一两天中央就要开会讨论，知道早了，思想上好有个准备。”

    说实在的，少奇同志那么大年纪，一天工作那么长时间，我们确实很担心他的身体健康，见他好容易停下工作，进卧室睡下了，有时实在不愿再去打扰他。可是，他总是对我们说：“工作要紧，不要因为个人休息，耽误了国家大事。”

    一昼夜24小时，少奇同志除了很短的睡眠时间，全部都是用来处理国家大事。但是，少奇同志并不因为国务繁忙而忽略身边的事情，更不因为自己是国家主席而强调什么情况特殊。对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他总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积极带头，身体力行。比如，机关管理部门的同志提出：“随手关灯，节约用电。”少奇同志就执行得最好，无论什么时候离开办公室或寝室，他总是亲自把灯关掉，这已经是“习惯成自然”了。

    少奇同志十分注意参加体力劳动，在群众中总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1958年5月25日，晴空万里，风和日丽。下午，少奇同志身穿粗布衣服，戴着旧草帽，脚穿圆口布鞋，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乘坐大轿车奔向北京郊区十三陵水库工地。他们来到工地指挥部，参观了水库模型。应水库指挥部的邀请，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和朱德同志都题了字。少奇同志挥笔写下了刚劲有力的四个大字：“劳动万岁！”

    然后，他们拿上铁锹，来到水库工地现场，和数万民工一起参加劳动。少奇同志先是在小孤山同民工一起平土，休息的时候，看见钢铁突击队的队员们正在打夯，就兴冲冲地走下山去，对突击队员们说：“我也算一个好吗？”

    队员们一看是少奇同志要打夯，高兴极了，都拍着手抢先回答：“好啊！欢迎！欢迎！”

    少奇同志拿起夯绳，和队员们一起唱着夯歌，使劲打起夯来。

    平时，少奇同志在生活上非常俭朴，认为讲排场、挥霍国家财产是犯罪行为。我们看到少奇同志年纪大了，办公室和楼道的地挺滑，走路容易摔跤，为了保证安全，有一次趁他处出，就和管理部门商量，在办公室外的走廊里铺了一条地毯。少奇同志回来后很不高兴，让撤掉。我们向他解释了铺地毯的原因，说明不是为了讲排场。他说：“不管是不是讲排场，反正铺这个太贵、太浪费。”经我们再三说明需要，他才答应弄些便宜的东西铺。后来，我们弄来了橡胶垫条，铺在他办公室门外的走廊里。他走上去试了试，说：“这东西便宜，又结实耐磨，走路也不滑，铺这个就行了。”

    1957年他到一个省视察时，发现那里修建了一座高级宾馆，心里很不愉快。本来人家打算安排他住在那里的，他很快就离开了，并且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我们共产党人要注意啊！”

    又一次，他在某地视察军事设施，当地的同志请他顺路去参观了一座别墅。那座别墅坐落在一处绿树葱郁的山谷里，环境十分幽静，建筑更是豪华，地板都是楠木的，据说这是江青亲自“设计”修建的。也许有的同志原以为少奇同志看了如此“独具匠心”的精巧建筑，会大加赞赏，可是少奇同志却心情沉重地说：“这样搞，要亡党亡国的啊！”话虽不多，却反映了他对铺张浪费、挥霍国家财产行为的深恶痛绝。

    为这些事，少奇同志后来还对我们解释说：“当前国家还很穷，老百姓生活也不富裕，吃的都困难，你搞那么高级的房子，和老百姓悬殊那么大，要脱离群众的啊！我们共产党人随时都要注意，永远不要脱离群众。”

    少奇同志除了在外事场合，从不注意什么形式，总是以节省国家开支为原则。那年在海南岛时，有一天他去一个小岛看望守备部队，途中要乘军舰，按国家礼节规定，国家主席登舰要有一套庄严的仪式，如升旗、列队、奏乐等。少奇同志不让搞这一套，说：“又不是接待外国人，搞那个有啥用嘛！”就这样，一位国家主席，和随从人员一块儿很随便地登上了旗舰。

    由于军舰大，不能直接靠岛上岸，必须换乘舢板，当时海风很大，波涛汹涌，军舰首长考虑到少奇同志的安全，提出要调一只汽艇送少奇同志上岛。可是，少奇同志却指着正在换乘舢板的人们说：“大家都乘舢板，我也不能特殊嘛！”说着，从容不迫地登上舢板，迎着风浪，驶向小岛。

    （吴振英 刘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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