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卫生间洗漱，看到一位工作人员的皮鞋比较脏，就说：“你的皮鞋这么脏也不擦擦，你没有鞋油啊？快去，用我的鞋油擦擦！”

    大姐抱怨周恩来：“人家说，少年夫妻老是伴，我跟你呀，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周恩来说：“你在说些什么呀？我们中午一起吃饭就是了。”

    周恩来的早餐总是吃豆浆、鸡蛋冲麦片、面包、黄油和果酱老一套。医生问他这个习惯从何时开始，他说：在黄埔军校时，每天同蒋介石进工作早餐，吃的就是豆浆、鸡蛋冲麦片。

    邓颖超说：总理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不注意休息，又不听人劝。他是个直性子，你跟他说话，要简明扼要，不要绕圈子。

    60年代初，我开始从事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经常出入中南海，以前对红墙内的那种神秘感和好奇心渐渐地被工作的重要性和责任感所取代。

    196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应邓颖超大姐之约，我第一次踏进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居住的西花厅大院。院内环境幽静，空气清新，略有一点花草芳香，树上的知了鸣叫不停。

    工作人员引我到客厅坐下，茶几上已泡好一杯清茶。片刻工夫，邓大姐从她那办公室兼卧室的房间缓缓走来。我立刻迎上去同她握手，并轻轻地搀扶着她坐到小沙发上。

    邓大姐正患胆管疾病、轻度甲状腺机能亢进、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和结肠过敏等多种疾病，睡眠差，食欲欠佳、消化不良，体重不足60斤。说话间，我看到她不时用手帕擦汗，并有一点气急。我建议道：“今天说话时间太长了，请大姐先休息吧，别累着了。”她说：“有点累，但还好。你跟我到房间里去，我躺着再跟你聊一会儿。”我扶她进房躺下。室内陈设很简单，一张床，一张办公桌，一对扶手小沙发，中间放一茶几，一个床头柜，上面放一部手摇电话，两个玻璃书橱靠墙立着。她母亲一张放大的半身照片，挂在她床脚跟的北墙上，只要她躺下，就面对她的母亲，可见她对母亲孝心至深。此外，室内没有任何装饰品。我端了一把椅子，坐在她床旁。她接着说：“你到我们这里来，不必紧张，也不要拘束，随便一些。以后我们会常见面，我向来尊重大夫。我把你们大夫当同志和朋友。我身体不好，经常跟大夫打交道，得到大夫的不少帮助。我同他们合作得很好。”停了一下，她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组织上派你到我这儿工作，你的任务很重啊。”大姐简单地向我介绍了总理办公室的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和服务员后说：“我们这儿人不多，就我跟总理两个人，无儿无女，没有家属来给你添麻烦。大家对总理就称呼‘总理’，这是他的职务。对我，他们都叫我‘大姐’。这样称呼很随便、很自然，千万不要叫我们‘首长’。总理的工作很忙，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不注意休息，自己觉得身体好，不在乎，又不听别人劝。他是个急性子，你跟他说话，要简明扼要，不要绕弯子。以后，你常跟他在一起，就会知道这些的。”她拿起一把小扇子在手里摆弄着。她说：“还有，他问你什么事情，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不懂的，就说不懂。老老实实，他不会怪你的。今后你在工作上遇到什么不明白，或难办的事，可以找我，我会帮助你的。那些警卫同志也会同你配合，大家一起努力把工作做好。”她侧过身来看了一下墙上的钟说：“哎哟！11点多了。好吧，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以后我会跟你联系，找一个机会让你跟总理见见面。”

    周恩来的卫生间被戏称为“第二办公室”，他常常坐在马桶上按电铃。他几乎每天刮一次胡子，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也不能邋遢。

    1963年在西花厅工作时间比我早得多的那些老同志，把周恩来的卫生间戏称为“第二办公室”。正如邓大姐说的“他呀，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周恩来早晨起床后，常常坐在抽水马桶上按电铃（开关在马桶旁的茶几上），把值班秘书叫来，向他报告电话记录、待批阅的紧急文件和一天的工作安排。有时叫人到卫生间来向他报告工作，交谈时间甚至长达二三十分钟。周恩来一天的工作时间从“早晨”（他睡晚，起床也晚，常常在上午或近中午起床）醒来便开始了。所以，日子一长，西花厅的工作人员赋予卫生间一个雅号为“第二办公室”。

    196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北京医院总值班室有人通知我：“总理办公室来电话，叫你马上去西花厅，我急匆匆地赶到了中南海西花厅，当班的同志跟我说：“不要急，总理还没有起床。我们估计他快要打铃了，叫你提前到这儿来等着，怕你来不及。这是邓大姐交代的。”周恩来“早晨”起来就按电铃，召唤管他生活的值班人员。曾有人向我介绍过周恩来比较注意修饰。他的中山装及衬衣都烫得平整而有线条，皮鞋每天要擦得亮亮的，他花白的头发向来梳理得很整齐，每天或隔一天刮一次胡子。他本人如此，自然也要求身边工作人员服装穿戴必须整洁，不可邋遢。有一次，周恩来在卫生间洗漱，看到一位工作人员的皮鞋比较脏，就说：“你的皮鞋这么脏也不擦擦，你没有鞋油啊？快去，用我的鞋油擦擦！”这一件事，在工作人员间互相传开了。后来，大家都注意服装整洁、鞋干净及理发、刮胡子。

    这看来是件“小事情”，其实可看出人的素质。因此，我到达值班室后，稍稍平静了一下，走进客厅，对着镜子擦去额头上的汗水，理了一下头发，整整衣裤。我刚要去叩大姐的房间，值班室的电铃响了。邓大姐来到客厅，她笑呵呵地说：“你来得正好，总理刚起床，到卫生间去了。我跟他说好了，让他见你一面。你在这先坐一会儿，等秘书出来，我会叫你一起去见他。”周恩来的工作太忙，生活节奏快。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决不能慢悠悠地迈着四方步走路，一听到电铃声都跑步到他身边。今天，邓大姐见缝插针般地安排我来见总理，真不容易。片刻工夫，有人来到客厅，引我去“第二办公室”。大姐在卫生间门口见到我，轻轻地叩了一下门，便推门进去，我跟在她后面。她向总理介绍：“这一位，就是我跟你说的张佐良大夫。”这时，周恩来刚做完晨间操，身上穿着睡衣。过去，尽管我多次见过周恩来，但像这么近距离与他说话，还是头一次。看样子，年近古稀的周恩来，气色很好，面部皮肤白而细，略微红润，头发斑白，两鬓染霜，额头和眼角处皱纹较浅，眼袋也不明显，络腮胡子，两颊部刮得发青，浓眉下那双大眼睛炯炯有神，精神矍铄。他微笑着同我握了一下手说：“哦，张大夫，听说你是个孤儿。你老家在什么地方？”他那带着浓重苏北口音的话是大家都熟悉的。我答道：“我出生在上海，老家在浙江硖石，在我年幼不懂事的时候去过，现在已没有印象了。‘八一三’使我家破人亡，成了孤儿，在上海流浪。后来被人领养到苏北，1947年参加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上医科大学学习。”我事先准备好了腹稿，简要地向他介绍了这些。他听后说：“你也不容易啊，上了大学，当了大夫。”停顿了一下，他又问：“你有几个孩子？”我说：“一男一女共两个。”周恩来：“好嘛，我这里没有多少事情。大姐的身体不大好，你多照顾她就行了，好，就这样吧。”我马上告退出来，随邓大姐到客厅坐下。她说：“今天，他总算见了你，又跟你说了几句话。看样子对你的印象还不错。你见到了吧，他实在太忙了，时间不够用。我跟他一天说不上几句话，有时，甚至一两天见不上面。说起来，别人都不会相信。”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好吧，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你就可以常来常往了。”

    大姐苦费心机安排我在卫生间见总理，是想看看总理对我的印象如何，是否适合到他身边工作，这毕竟是为周恩来挑选保健医生。虽说周恩来初召见我，时间只有几分钟，说话三言两语，却使我同他老人家的机缘竟长达10年，并且是惊心动魄的10年，直到这位人民崇敬的巨人告别人间。

    大姐抱怨周恩来：“人家说，少年夫妻老是伴，我跟你呀，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周恩来说：“你在说些什么呀？我们中午一起吃饭就是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妻恩爱，相敬如宾自不待言。但是，伟人同普通人一样。夫妻间有说有笑，也有闹小别扭的时候。

    “文革”早期的一天上午，周恩来同平常一样，起床后在卫生间洗漱。我代警卫人员侍随在旁。邓大姐推门进来，关切地问：“昨儿夜里睡好了吗？中午不出去了吧？”其实，她从值班工作人员那里早就知道这些情况和当天的工作安排。周恩来还未作答，她又说：“我已让老桂（厨师）给你准备了虫草炖鸭子。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吃一顿饭了，今天一起吃午饭吧。人家说，少年夫妻老是伴。我跟你呀，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大姐还想说下去，可是周恩来有点不耐烦地说：“啊呀，你在说些什么呀？我们中午一起吃饭就是了。”话音刚落，恰好秘书敲门进来，向总理报告工作。我随大姐退出卫生间。邓大姐进卫生间时的笑容消失了，不高兴地回自己房间去了。当时我想，大姐诚心诚意到卫生间来向周恩来问早安，她希望老两口在一起好好待一会儿，说说话，共进午餐。她也是想创造那种温馨的家庭气氛，这才没话找话地说了这么几句家常笑话。周恩来成天忙于工作，白天很少在家办公，常去国务院、大会堂或钓鱼台等处开会谈话或会见外宾，只要离开西花厅，常常后半夜，甚至翌日天亮才回家。夫妻俩确实见不上面，说不上话。邓大姐在“文革”开始不久，随着全国工、青、妇机构的垮台，加之她疾病缠身，一直居家养病。周恩来的工作压力要比她大得多。在那动荡的岁月中，周恩来心里装的是全党全民，整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其他一切事情都靠在了一边。不过，夫妻总归是夫妻，何况是患难与共几十年的革命夫妻。大姐肯定比我们更理解她丈夫的心境。这天听到老两口在客厅一起吃午饭时，有说又有笑，上午在卫生间那点小小不愉快，早已冰释了。

    “文革”开始周恩来全力投入外事活动。陪外宾访问外地，他不同意医护人员跟随。领导要求我注意躲避，不到必要时不能让总理发现，当“地下保健工作者”。

    1965年秋末至1966年春，那些重要“喉舌”的版面上，可见到点名或未点名地批判史学、文艺界著名人物和几位北京市领导人的大块文章，一时间搞得沸沸扬扬，来势凶险，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在大多数百姓们尚未察觉的情形下开始的。

    5月的北京，正是春光明媚，垂柳嫩绿，大地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的季节。首都人民的日常生活虽说忙碌，却依然宁静而有序地进行着。但是，不少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已经感到紧张与无形的压力，犹如激战前的那种可怕的寂静。4月底，阿尔巴尼亚政府总理谢胡来华访问。周恩来去机场迎接贵宾。停机坪上有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阿国驻华使馆官员欢迎队伍都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手举花束和彩色的小旗。当外宾的专机徐徐降落，驶到停机坪时，鼓乐齐鸣，口号声及欢呼声响成一片。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迎宾领导人中，引人注目的是缺了一位北京市的首脑人物——彭真。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宴款待国宾。以后的会谈、文艺晚会和5月初周恩来陪同外宾离京去外地参观访问等一系列重要外事活动中，这位著名的我国党政领导人始终未露面。这预示着那一场暴风雨来临。人民毫无心理准备，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都受到冲击、社会动荡不安、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持续长达10年的“文革”拉开了帷幕。原来，1966年4月党中央政治局已经召开过一系列重要会议，彭真和陆定一被免去了职务，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处境也很艰难。

    总理要陪外国贵宾到外地参观访问，上级领导要我随行。当时，我已经到西花厅工作半年了，随周恩来陪外国贵宾离开北京到外地参观访问还是第一次。他的健康状况还好。要求轻装简从，不同意派医护人员跟随。上级领导仍然决定派我随周恩来去外地访问，但要做到在各种外事活动场合要注意躲避，不被总理发现。每到一处，必须跟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把自己所住的房间和电话号码告诉他们，以便能及时找到我。这样我成了十足的“地下保健工作者”。

    我们从北京东郊机场乘伊尔—18型专机飞往哈尔滨市。地方上的党政领导人组织了从机场到市区沿途盛大而热情的夹道欢迎队伍。车队每到之处，鲜花和彩旗飞舞，群众队伍蹦蹦跳跳，锣鼓声、口号声及欢呼声不绝于耳。当欢呼的人群见到周总理时，高声呼喊“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欢迎！欢迎！”人们都向车队拥来，不少人流着激动的眼泪，公安人员及纠察队员尽力不使道路堵塞。整个车队只好减速缓行。周恩来在车内向群众微笑、点头、招手致意。这是周恩来在“文革”前夕第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到哈尔滨。翌日上午，周恩来陪谢胡等人乘直升飞机抵大庆油田参观。那时候的大庆油田是我国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样板。领导干部同工人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干部和群众都住“干打垒”，都吃玉米面饼，同甘共苦。他们为国家创造了巨大财富，自己仍生活在荒凉、贫瘠的土地上。周恩来除陪同外宾参观外，还召集干部开会，了解生产与群众生活情况，找人谈话，还专门去看望工人家庭，问寒问暖，亲口品尝玉米面饼子。

    周恩来的车队在上海街头被群众发现，人群把车队围得水泄不通，人们高喊“欢迎周总理”。连迎宾队伍也不听指挥拥到周恩来的座车旁，人们把脸贴近车窗玻璃，一睹总理的风采，几乎人人都流淌着眼泪。周恩来推开车门，走上马路。

    周恩来陪外宾离开大庆回到哈尔滨，次日飞往上海。上海市的党政领导人照例举行晚宴和陪同参观等活动。晚饭后，在靠近南京路外滩的市府礼堂有文艺晚会招待外宾。那天夜晚，上海市披上了节日盛装，从南京路，西藏路到外滩一带灯火通明，错落有致的高楼大厦都用灯饰勾画出清晰的轮廓，霓虹灯闪烁，彩旗飘扬，红底白字的巨幅欢迎标语或从高层建筑物悬挂下来，或横跨马路上空拉在电线杆上。市民们都预感到将有贵宾光临。男女老幼奔走相告，穿得整整齐齐，打扮得花花绿绿，纷纷拥到马路两旁。当几十辆小轿车首尾相接，像一条巨龙般驶向南京路时，有组织的迎宾队伍立即吹打起来，霎时间，鼓乐声和呼喊声此起彼伏。许多人手里举着各色小旗，或色彩鲜艳的彩带，向车队挥动着，有节奏地跳着舞欢迎来宾。那些自发而来的人群越聚越多，有跟着车队奔跑的，也有的从马路两旁拥到街心。车队驶抵市府礼堂附近拐弯处，马路上和弄堂里黑压压的人群如潮水般拥向车队，警察和纠察人员有点招架不住了，车队减速前进，甚至走走停停。有人认出了坐在汽车里的周恩来，便大声喊着：“周总理来啦！周总理来啦！”“看见了！看见了！”人群把车队围得水泄不通，走不动的车子只好全停下来。无论看未看清楚的人都喊着“欢迎周总理！欢迎周总理来上海！”周总理在汽车里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人群包括有组织的迎宾队伍也不听指挥跟大家一起拥到周恩来的座车旁，脸贴近车窗玻璃，想一睹总理的风采。几乎人人都流淌着激动的眼泪。周总理推开车门走了下来，站在马路上，用双手向人群招手。人群拥向周恩来。有人高喊“毛主席万岁！”周恩来和在他身旁的人也跟着喊。警卫人员非常紧张，怕发生意外，几位上海市的领导人站在周恩来身旁。我坐在市委书记魏文伯的车上，听到魏书记问司机：“总理怎么样啦？不会有事吧？未等汽车司机回答，他就下了汽车往总理身边走去。我也跟在他后面。看来不能在原地滞留过久，首先外宾已进入礼堂，演出晚会要等主人到达方能开始。其次，怕发生意外情况。于是，组织人员将周总理护在中间。并向群众感谢、解释和疏导。经过十来分钟的努力，人群主动地向两旁散开，让出一条通道，市委领导和警卫人员簇拥着周总理步行到达市委礼堂。

    市委礼堂内早就坐满了人，在那里静候，周恩来一进大门，大家都站起来鼓掌欢呼，离通道远一些看不太清楚的地方，不少人干脆站到椅子上去又看又喊又拍手。周总理走到自己座位旁，向大家挥手致意，并高举双手一再向大家示意安静坐下来。总理怕冷落了旁边的外宾，未等人们静下来就坐下同客人打招呼，礼堂的喊声和掌声不息，演出无法开始。周总理只好再次站起来，向大家鼓掌招手，并大声地说：“同志们，安静下来，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说罢，他便坐下来了。坐在礼堂内的观众，毕竟都是机关部门的干部和群众，纪律性较好，见总理坐下了，大家也陆续坐下来，大幕拉开，晚会开始，演员们演得认真卖力，可台下的观众仍把目光集中到周总理身上，有人用手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小声说着话，有人不时地站起来看看总理。我注意到这种情形在一个半小时的晚会期间未中断过。晚会结束散场时，人们争相到门口看周总理，又引起了小小的骚动。宾主坐上各自的汽车回住地。外宾住锦江饭店，周恩来住饭店对面的俱乐部。

    光阴荏苒，尽管时间已过去了29年，这一幕幕领袖同人民情深谊长的激动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周恩来手上扎了根刺，“地下保健医生”冒了出来，周恩来说，你身上有烟味，你抽烟啊。

    晚会结束后，我随外宾住在锦江饭店。大约在晚上10点多钟，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到我房间，要我马上到总理那儿去。我在电话里跟对方说：“不是说好了，叫我暗中跟随，不让总理看见我……”对方未等我说完便抢着说：“你快过来吧，没事儿，我们已经报告总理，说你在这儿，别忘了拿你的出诊包。”我即刻提着出诊包，乘电梯下到一层，一溜儿小跑到俱乐部门口。那里有人把我引到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住的房间。有人说：“总理刚才打开折扇，自己扇着，一根细竹丝扎进了左手无名指，出了一点血，有点儿疼。总理说：‘找大夫把刺拔出来。’我们便告诉他你在这儿。总理听了没有生气，还让我们请你过来。”他们领我到总理卧室。只见总理穿着睡衣，靠在沙发上看东西，沙发旁淡绿色的灯罩下射出很亮的光线。我紧走几步到总理跟前，以商量的口气说：“总理，我看一下左手竹刺扎的部位好吗？”他说：“好。”我从出诊包取出聚光较好的笔式小电筒、拔刺镊子，蹲下身去，检查他左手无名指，发现一根细如麦芒的竹刺扎在皮肤里，我拔出刺后，又在伤口上用消毒棉球略做包扎，站起身来跟总理说：“明天早晨起床洗漱时，可以去掉胶布棉球，不会感染。”（手指上裹着棉球，在外事活动场合不雅）。总理岔开话题说：“你身上有烟味儿，你抽烟啊？”我说：“是的，有时抽几支。”他笑着说：“哎，抽烟就抽烟，什么抽几支，我又不反对你抽烟。”说完，他又看文件了。我告退出来，到随员们住的房间。大家取笑我说，从现在起张大夫可以光明正大地跟着走了，不必再躲躲藏藏搞地下活动了。

    世人共知周恩来精力过人，以为他常吃什么山珍海味，有人问他的养生秘诀：他说我只是按东方人的习惯生活。

    周恩来为国为民日夜操劳，睡眠和休息都很少，是世人共知的。对他那不知疲倦的过人的精力，不知内情的人以为他每天吃什么山珍佳肴，或服用强身的营养补品，益寿延年的“灵丹妙药”。60年代末，周恩来已届七十高龄，有些来华的国际友人询问周总理有什么长寿的“养生秘诀”。他答道：“我是一个中国人，只是按我们东方人的习惯生活。”事实也是如此，周恩来健壮的体格同他那坚强的革命意志一样，是刻苦锻炼的结果。

    少年时期的周恩来离开淮安，随伯父周贻赓去东北上学。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变化，使他不太习惯，他下决心锻炼自己的身体。他每天很早起来跑步，风雨无阻地坚持了三年之久，后来他的身体果然壮实了。到了晚年，他回忆起这一段生活时说：“东北的高粱米饭、风沙和严寒锻炼了我。”

    周恩来的饮食比较简单。他喜欢吃五谷杂粮，荤素搭配。每周的主食除米、面外，总要安排吃几顿高粱米、小米或玉米面制作的食物。他注意节食，保持适中的体重和良好体形，加上他的言谈、举止和仪表，确实具有东方古老文明的堂堂大国总理的风范。

    周恩来的早餐总是吃豆浆、鸡蛋冲麦片、面包、黄油和果酱老一套。医生问他这个习惯从何时开始，他说：在黄埔军校时，每天同蒋介石进工作早餐，吃的就是豆浆、鸡蛋冲麦片。

    周恩来的早餐总是面包、黄油、果酱和豆浆、鸡蛋冲麦片，极少有别的花样。他大都去办公室边看文件边进早餐。1966年冬天，全国各地“十万火急”的函电不断送到总理值班室。他日以继夜地批阅文件、主持中央的会议、接见来自各地、各派的群众组织，包括与军队里的派性组织头头们进行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会议不知道开过多少个，有的会议，一开就是几小时，甚至通宵达旦。周恩来回到家就办公，审阅《人民日报》重要版面。因此，那个时期的《人民日报》多数在下午，甚至到晚上方能面市。由于周恩来的晚饭距他睡眠时间太长，身边工作人员视不同情形，催促周总理吃点东西，算是宵夜吧。

    周总理经常在早晨或上午睡觉，中午或下午起床。他早餐的时间随他的工作和睡眠时间而改变。可以这么说，他早餐的时间大致和一般人的午餐时间接近。由于他的作息时间很不规律，而邓大姐起居作息和进餐时间十分规律。所以老两口很少能同桌进餐。这是外界人们很少知道的情形。一年到头，夫妻俩很少在一起吃一顿饭。

    周恩来也常在汽车上吃早点。如遇外事活动，他“早晨”起床后，便坐汽车去首都机场。他一上车开始吃早点，我坐在他右面，把事先由秘书批选好的文件读给他听；或者叫秘书坐在他旁边谈工作，我就坐到警卫车上去。1975年年初，刚开过四届人大不久，患病住院的周恩来病情相对稳定，情绪也较好。一天上午，周恩来散步刚坐到沙发上，我凑过去说：“总理，为什么您的早餐总吃豆浆、鸡蛋冲麦片、面包、黄油和果酱这老一套，能否给您换花样？”他说：“这不是很好嘛，营养丰富、味道好，我已吃惯了。”我又问：“您吃这样配套的早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说：“我在黄埔军校时期，每天同蒋介石进工作早餐，吃的就是豆浆、鸡蛋冲麦片。”

    周恩来常出鼻血，邓大姐认为是“上火”，在他的饮食中限制牛、羊、狗肉。到朝鲜访问时主人往往以“全狗席”待客，周恩来入乡随俗，照吃不误。

    周总理的饮食，一般是由保健医师提点意见，由邓大姐审阅。在西花厅待久了，对周恩来的饮食习惯就慢慢地熟悉了。他常吃的几样主菜是红烧鲫鱼，红烧狮子头，梅干菜烧肉，韭黄豆腐干炒肉丝，海参炖肉丸子，虫草炖鸭子，还有雪里红肉末炒豆腐干，炒绿豆芽，煎荷包蛋，白菜豆腐汤等。从菜谱可以看出，他喜欢江浙口味的菜肴，周恩来常出鼻血，大姐认为是“上火”，说周恩来的体质偏热，饮食中限制他吃牛肉、狗肉、羊肉及鸡等，调料中不许用辣椒、大蒜、大葱、胡椒粉类调味品。这种限制并不严格，周总理宴请外宾的菜谱就比较宽。一次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主人以“全狗席”来盛情款待宾客。周恩来入乡随俗照吃不误。吃了也没有出鼻血。

    周恩来午饭和晚饭很难安排。他的外事活动多，宴请宾客也就多。他经常在下午接见外宾，晚宴时间大多在晚七点钟。对周总理来说，这恰好是吃午饭时间。周恩来一赴晚宴，我们设法改变原订的菜单，把订好的主菜推迟一天排列。宴会的菜肴较丰盛，所以他的晚饭必须清淡些。我们通知厨师准备一碗白菜肉丝汤面，或一碗馄饨，或蛋炒饭再配一些腌鱼等小菜。“文革”期间，文山会海，周恩来忙得废寝忘食。除由他主持的国务院系统的业务会议和外交会谈外，还有中央政治局、中央及国务院各部委、办、组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各系统等会议等着他去主持、接见或出席。那时的党中央没有书记处，政治局会议开得很多。周恩来的午饭和晚饭，多半是边开边吃的。

    政治局会议期间，蛋炒饭里没放盐周恩来，大发脾气，竟责问与此事不相干的医生，汪东兴不得不出头解围。事后，周恩来主动找到保健医生说话：我在大会堂冲你发脾气，你不要介意，我是迁怒啊！

    1972年晚秋，正是金风送爽、寒蝉鸣秋的季节，政治局会议开得很多，西山的枫树已层林尽染，登高远眺美不胜收。是北京一年四季中最好的季节，在这大好的时光，我却遇到了麻烦。

    一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例行政治局会议。随员们大多三人一群、两人一对地在离会议室不远处，可随时应召的地方休息。他们阅读书报，吸烟、下棋、聊天，或抓时间打个盹儿，补补觉。我比较喜欢独处，找一个僻静但能让服务员可以随时找到我的地方读书。我看的一般是“老三篇”、“选读本”一类的书，不过是英文版，或中英对照版的。这样，可以学习政治，提高英文水平，又不会被人家抓辫子，避免只专不红之嫌。大约在七八点钟，我正在看书，一位女服务员急匆匆地跑到我跟前，大声地说：“张大夫，快！总理在发脾气，他让你快进去！”我一听她的话，胸中像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地不安起来。额头微微沁出汗珠。我硬着头皮，从沙发上站起来。边走边捉摸，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脾气？没有听说过。他在这样高层的会议上发脾气，为什么？怎么把我叫进去？会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心里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来。

    我不安地走到了会议室门口，从侧门进去，先撩开丝绒帘子看准了周总理坐的位置，蹑手蹑脚地走到总理坐的沙发背后，蹲下身子轻声地问道：“总理，您有什么事……”他还没有等我把话说完，用右手拍了一下茶几，立即站了起来，手指着我，气愤地责问：“我吃的蛋炒饭里为什么不放盐？嗯？你尝过没有？”沉默了几秒钟，我说：“没有尝过。”他大声地说：“你为什么不先尝尝再叫他端来？你们整天跟着我，说是照顾我，可你们做了些什么呢？”我无话可说，只好低头不语。大概有几十只眼睛盯着我。此时，我不敢走，也不能走，又无言以对，无地自容。眼睛已经湿润，不敢掏手帕，只用衣袖轻轻地擦了一下汗水。蛋炒饭里没有放盐，是厨师工作的疏忽大意，怪不到我头上，即使是错了，叫厨房里重新搞一份就是了，批评几句也可以，何必要在这种场合叫我难堪？我心里感到委屈，可是不敢向周总理作任何解释，只好怯生生地站在那里发愣。可以想象，当时我那种傻乎乎的窘态一定让人好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站起来说：“总理啊，你不要生气。这个事情跟张大夫没有关系，蛋炒饭里没有放盐，是大师傅搞忘了，是粗心。这个刘剑（长征干部、老红军，原人民大会堂负责人），没有把厨房工作搞好。”汪东兴又对我说：“张大夫，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快一点叫服务员来，把总理的饭端走。你叫刘剑亲自到厨房去，你也去，叫大师傅马上给总理重新搞一份蛋炒饭，做好就送来。这是怎么搞的，乱弹琴！”听完汪东兴的话，我立刻离开会场，去找服务员把总理的饭菜端出来，又找刘剑一起去厨房。这时，已经有服务员把“蛋炒饭”的事情告诉了他。厨房里的大师傅也已经知道此事。我们到达厨房时，他们正在议论此事。刘剑一到，就瞪着眼睛、粗着脖子、红着脸地大声吆喝：“你们怎么搞的啊？总理的蛋炒饭里没有放盐，真是乱弹琴！你们都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去给总理再搞一份！”在炉灶旁有人回答：“饭已经好了，汤也快热好了，马上可以端走。”服务员拿着托盘过来，厨师把盛好饭、菜、汤的碗碟加盖保温交服务员端走。我知道，我今天是代人受过。

    政治局会议午夜方散，我随周恩来回到西花厅，他进了办公室，我也回到自己的房间，一个人闷在那里吸烟，对“蛋炒饭”的事情仍想不通。因为从来没有规定保健医师必须先尝首长的饭菜。今天厨师忘了放盐，责怪医生是毫无道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听到院子里有声音，我拉开窗帘，看到总理在散步，有工作人员陪着他。我走出去跟在他的后面，大约五六分钟后，周总理停下脚步问：“张大夫呢？”我答：“我在这儿。”他说：“打球去。”听起来语气平和，好像事情已经过去了。按常例，都是我们向他提议打乒乓球。今天是他主动找我打球，看来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凌晨睡前，我陪周总理在院子里散步，他抬头看着天上说：“今天天气不错嘛！”天空晴朗，无风无云，繁星密布，天气确实不错。我也主动搭腔道：“是啊，不过深秋了，夜里在户外有点凉，披上外衣比较好。”这时我手臂上搭着他的外衣跟他并肩走着。他边走边说：“昨天晚上，我在大会堂冲着你发脾气，不要介意，你懂吗？我是迁怒啊！”我立即说：“请总理放心，您不必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们默默地又走了一会儿，我送他到卫生间洗漱。我回自己的休息室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我心里很不平静，原先对周总理的怒气已经消失，相反，又增添了对他崇敬。总理啊，您日理万机，有那么多大事要去处理，您也有苦衷无处说，不然，什么叫“迁怒”呢？至此，我心里也明白了一点，对周恩来的理解又多了一点。

    江青吃安眠药不适，却找总理的保健医询问情况，周恩来打断医生的陈述，说：“你也说不清楚，还是回去查查药物说明书，然后写个材料。”

    当时江青常常依仗自己特殊身份给周恩来打电话，每次都起码在半小时以上，有时可达一个多小时。通电话时间越长，周恩来的休息时间越少。她养猴、养狗等宠物也要麻烦周总理。周恩来接江青的电话时间长了，说话声音很轻微，值班的工作人员怕他打盹儿睡着了，故多次进他的办么室，给他茶杯里加开水，或递给他一块毛巾擦脸提神。

    1970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大约4点多钟光景，周恩来接了一个电话，便按电铃叫警卫人员进去。警卫员出来通知把总理的座车及警卫车调到西花厅。我拿上出诊包等坐上随行车。周总理的车队出中南海西北门，往钓鱼台方向驶去，车进钓鱼台东门，开到第10号楼（即江青住地）门前停下。我们有着不成文的规定，凡去江青和林彪的住处，随行车都不靠近他们的房子，车停在远处，人也很少下车。为了方便总理能随时召唤我，故提着出诊包坐到了他的车上。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映照着院子里光秃秃的树干及枝丫，一栋栋灰色别墅建筑物孤寂地戳在那儿。天气不太冷，风也不大，院子里见不到走动的人影，整个环境缺乏生机。我正想找个地方吸烟，出来一个穿军装的青年人向总理座车走来，走到车前，他说：“请张大夫进去。”我判定不像有人生病，未拿出诊包，跟着青年军人走进11号楼大门。距门几米远，向右拐便到了一间半掩着门的小客厅，轻轻地敲了一下门，听到江青说：“进来。”我进了门，看到总理、江青和姚文元三个人坐在各自的沙发上。江青问：“你是跟总理来的张大夫吗？”我说：“是的。”她又问：“你知道‘安定’这个药是哪儿出的吗？”我略加思索便答道：“据我所知，上海黄河制药厂生产此药，还有天津和东北，什么厂名记不起来了。”她皱起了眉头，似有不舒服的样子，说：“那个李大夫，前几天给我吃了两片安定，一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头部发涨、发紫、整天都觉得脑袋沉沉的。你知道‘安定’这个药有什么副作用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重，不大好回答，怕搞不好，李大夫会倒霉，甚至莫名其妙地把自己也卷进去。我不能犹豫过久，考虑了一下便答道：“安定是一个比较新的药物，在国内面市不久。一般说来，不论哪一种药物，有治疗作用，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各药厂把他们生产的药品的治疗作用及副作用都详细地写在说明书上供参考。但是，说明上列出的副作用，在实际作用中不会有那么多，而且每一个人的反应不尽相同。此外……”总理打断了我的话说：“好了，你也说不清楚，还是回去查查药物说明书，或别的资料。然后，写一个材料给江青同志。就这样吧，你可以走了。”我见到江青的脸耷拉着，神情冷峻，她的目光似乎在逼视着我。所以我得到总理说：“你可以走了”这块“令牌”，便转身出门。

    大概又过了个把小时，周恩来从10号楼出来，我们返回西花厅。周恩来跟我说：“‘安定’的事，整理一份简单的材料交给我就行了。”第二天，我查阅了一些资料，还请教了一些专家，字斟句酌地整理出一份“关于安定的副作用”的材料，文前未写抬头，末后也没有签名，把它交给了周恩来。想必周恩来会有办法应付她的。后来没有任何反应，事情这样过去了。

    （张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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