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能追忆起杳无人迹的昔日的大漠，想到“西出阳关无故人”、“风吹黄沙飞鸟绝”的诗句，想到我国历史上“人进沙退”的规模最大的开拓壮举，似乎有点乘凉不忘栽树人了。

    他扭头望着左侧的王震，若有所思却又风趣地说：“王胡子，你当年率部来新疆的时候，带了多少兵？”

    邓小平很认真地打量这位大漠上的军垦战士，用浓郁的四川口音连声说：“很好，很好，了不得咧！”

    1981年8月11日，一列车队在没有群众欢迎队伍的氛围中缓缓驶入石河子第一招待所。掌握内情的人知道，邓小平一行8月10日在乌鲁木齐一下火车，就对前来迎接他的自治区领导一再强调：“我这次偕王震、王任重同志是借假期来新疆的，不要宣传，一切从简。切不可兴师动众。”接着又说，“我们明天就到石河子垦区去看看。”邓小平说是到新疆来休假，可实际上每天的活动都安排得满满的。他们一行在招待所稍事休息后，便在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同志谷景生等陪同下乘坐面包车游览石河子市容。从教学区到工业区，又从文化区到生活区，邓小平认真听着石河子地委书记刘炳正的介绍，不时点着头。面包车在笔直平坦洁净的路面上行驶着，一排排翠绿挺拔的穿天杨在车窗外闪过。

    位于准噶尔盆地南缘的被诗人艾青称为“年轻的城”的石河子市，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问起石河子是怎样发展到今天这样规模时，没等刘炳正开口，王震就兴致勃勃地讲了起来。

    一天的所见所闻，邓小平感到欣慰，余兴未尽，觉得有必要多待几天，再到工厂和团场去看看。

    8月13日，邓小平乘坐的面包车行驶在通往一四五团一营三连的路上。他不时望着窗外，公路两旁林带如织，田连阡陌，渠水潺潺，初秋的石河子垦区一派丰收景象。邓小平不时地向刘炳正和石河子农工商联合企业副经理任友志问这问那，脸上常常露出笑容。

    “我过去看过反映你们的电影，我记得一部是《军垦战歌》，还有一部叫《绿色的田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也向我讲起过你们开发准噶尔、塔里木的动人情景，不过还是一句老话‘百闻不如一见’哟，这次来的确不虚此行！”邓小平缓缓地讲着，一边注视着挡风玻璃外面的景色，一边客客气气地用手向司机示意：“开慢一点，请开慢一点。”

    自进入石河子垦区以来，他已经不止一次这么招呼给他开车的司机。

    振奋人心的马达声由远而近，一四五团的军垦战士、家属、教师和小学生站在路边张望着、说笑着，鱼贯而来的车队长龙在一营三连住地戛然而止，人们沸腾了。邓小平向欢迎的群众频频招手致意，只见欢迎的队伍中有的欢呼着，有的激动地涌出热泪，还有的拼命地往前挤，为的是要和邓小平握握手。

    原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一四五团一营三连是有名的先进连队，这个连队成立20多年来从未亏损，每年上缴利润大都超过10多万元，最高达到近30万元；从70年代初起，2000多亩地的小麦，一季平均亩产五六百斤，最高的亩产达到900斤。在全疆堪称首创。

    三连连长兼指导员殷延福，带着敬意热情地向邓小平一行迎了过来，刘炳正把这位精干的连长介绍给邓小平。

    殷延福恭敬地说：“邓主席好。”

    邓小平一面点头说：“同志们好！”一面与他紧紧握手，笑着问：“你这连队多少人？”

    “1078人。”

    邓小平侧着身，他耳朵有点背，殷延福马上意识到了，提高嗓门儿又重复了一遍。

    邓小平听后十分惊异，敏捷地举着食指，摇着对谷景生高声笑道：“好，顶一个团。”他指的是过去红军时期的一个团。

    人们不禁高兴地笑起来。

    刘炳正解释说：“他说的是全连人口，包括家属。”

    这时候，邓小平忽然仰望蓝天，眨了眨眼皮，似乎想到他的已经久远的红军连队。他想考察一下，现在的生产连队与过去部队的连队编制有何区别？便又问：“你们军垦战士有多少？”

    “387人。”

    邓小平惊奇地笑了笑，又风趣地高声说：“好，好，有一个营，有一个营。”

    白发苍苍、手持黑色拐杖的王震，也从容地向邓小平这边走过来，从北京陪同一起来的国家水利部陈实副部长望着公路北面说：“咱们到林带里去。”

    石河子的林带真不简单。当年，原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在林带里接待过柬埔寨客人西哈努克亲王，接待过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现在，这条林带又迎来了邓小平一行。

    这是一条参天蔽日、浓阴如墨的林带。今天，被人们打扫得干干净净，不但地整平了，而且连一丁点儿干枝腐叶都没有，4张铺着白布的大条桌上面摆着颜色鲜嫩、晶莹剔透的葡萄，红红绿绿的大苹果和那切开的一瓣一瓣红瓤西瓜，芳香扑鼻。这些都是军垦战士从自己瓜果园里摘来的。

    邓小平走在前面，后面跟着王震、王任重和自治区、军区、农垦总局的领导同志。

    不一会儿，贵宾们都坐下了，邓小平坐在面向棉田的桌子边的一把椅子上。殷延福站在一旁，这时坐在对面的陈实叫他：“小殷，你也坐嘛。”

    邓小平同志一听，转过脸来，像疏忽了什么大事情似的站起来，拉着殷延福的右手，又拍了拍他的肩膀，连声说：“坐下，坐下。”

    殷延福腼腆地挨着邓小平坐下之后，谷景生问：“殷连长，你们连的耕地有多大面积？”

    “8200亩。”

    邓小平有点吃力地侧着左耳听，殷延福再次提醒自己，回话声音要大一点。

    谷景生又问：“粮食作物占多少？”

    “4800亩地。”殷延福的声音提高了一度。

    “棉花面积多少？”

    “500亩。”

    殷延福每讲一句，侧着左耳倾听的邓小平都要点一点头。他听得十分认真。

    谷景生又问：“地膜棉花多少？”

    殷延福回答400亩，并说明是在没有铺膜机械，全靠人工操作的情况下进行的。

    人工地膜植棉一般连队搞100亩就到了顶啦，因为还有小麦、玉米、甜菜、杂粮等其他作物；三连搞400亩，在旁边站着的记者和懂行的干部们一听为之一惊。有人吐着舌头，有人面相觑，嘴里发出“啧喷”声，向这位连长投以敬佩的目光。

    邓小平全神贯注地瞅着这个小伙子，又问：“地膜植棉比一般植棉的优越性，你认为在哪里？”

    “一、耕地铺上地膜温度高，在普通植棉播种的时候已经出苗了，赢得了时间；二、因为提高了地温，土壤里的稀有元素如氮、磷……容易被作物吸收，棉花长势好，结铃多，产量就高；三、霜前花多，棉花质量好，职工也避免冰天雪地剥棉桃之苦……”

    “啊……”邓小平满意地笑了。他面向王震和王任重说：“这要总结经验，好好推广。”

    王震和王任重答道：“好！”其实兵团的地膜植棉是在王震的倡导和扶植下搞起来的。

    忽然微风吹来，有几丝翠绿欲滴长短不一的垂柳在邓小平跟前轻轻掠过，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一会儿西，一会儿东……

    邓小平瞅瞅这美丽的投影，再望望在驰名的西湖和颐和园都未曾见过的挺拔参天、绿荫如盖、别具一格的防护林，心旷神怡，十分惬意。他可能追忆起杳无人迹的昔日的大漠，想到“西出阳关无故人”、“风吹黄沙飞鸟绝”的诗句，想到我国历史上“人进沙退”的规模最大的开拓壮举，似乎有点乘凉不忘栽树人了。于是他扭头望着左侧的王震，若有所思却又风趣地说：“王胡子，你当年率部来新疆的时候，带了多少兵？”

    虽然年逾古稀，面容瘦削，却依然精神矍铄，不失当年威风的王震，晃了晃手上的拐杖说：“我带了10万人。”

    邓小平盯着他又问：“当时国民党军队是多少人”。

    “10万。”

    “在这个地方是你带的几军？”

    王震微仰着头有点茫然了。

    这阵子，坐在对面的农垦总局局长谢高忠说这里是起义部队二十二兵团的底子，从二、六两军派来一些干部。比如一四五团的第一任政委李光，一分场政委王国柱，都是三五九旅的，但是后来新增加的成分很多。

    邓小平一听三五九旅，就想到了南泥湾，想到了它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对祖国和我军所作的贡献。

    这时，谷景生站起来说：“邓主席，这是我们农场栽培的瓜果，你尝一尝吧？”

    邓小平笑着点着：“好。能吃上准噶尔的瓜果，不容易啊！”

    坐了一会儿，谷景生站起来，请邓小平参观棉花。王震也兴致勃勃地说：“走，我们到地里看看。”

    邓小平走在前面，展现在他眼前的，是那浓绿欲滴的齐崭崭的棉花，平整如毯，无边无际，恰似平静的大海。所不同的是累累的棉铃和黄花紫蕾参差其间，点缀得绚丽多彩，令人赏心悦目。同时展现在他眼前的还有齐整的林带。

    原来，这林带不但公路边有，而且条田周围也有，那一丛接一丛的繁枝密叶连接起来护卫着条田。戈壁滩上那灼热的阳光，像摄影机的闪光灯似的，给绿云镶了一首眩目的银光，把林梢都染白了。这一切都出现在亘古以荒凉干旱闻名的准噶尔大沙漠，真叫人为之倾倒呀！

    从林带中走来两位警卫员，其中一位将一顶扎有黑绸边的小草帽递给邓小平。他接过去戴在头上，遮挡准噶尔这紫外线强烈的阳光。

    人们鱼贯进入棉田。邓小平踩着聚氯乙烯塑料薄膜那压在泥土里的边儿，全神贯注地观察棉花。他的视力极好，观察棉花长势很仔细。他侧过脸问殷延福：“你这个棉花是几时种的？”

    “4月24日。”

    “你这块地的面积有多大？”环视了棉田半圈之后，邓小平又问。

    “400亩。”

    “你这个面积，比农科所的大得多嘛！”

    邓小平一行是视察了石河子农科所之后来到这个军垦连队的。他想把这里的棉田与农科所的小面积棉花种植进行对比。

    有人向他解释，这是大田生产，而农科所是小畦试验。邓小平一面会意地点点头，一面拨开棉株，看到淹没在密枝浓叶中的累累棉桃，格外高兴，这大概就是地膜植棉的特征显示了。

    谷景生也为邓小平浓厚的兴趣所感染，问站在一旁的殷延福：“你的单产预计多少？”

    “皮棉180斤。”

    邓小平闻声转过头来，有点遗憾地对他说：“哎呀，比那边的（指农科所小畦丰产试验，预产皮棉1亩300斤）要低得多哟。”

    殷延福解释道：“我们是第一次试种，条件差，也没有经验。我们要加强后期管理，争取今年达到200斤皮棉。”

    经验丰富的任友志插话说，咱们这儿是纬度45度以北，历来认为不能种棉花。部队进疆以后，为了解决人民和部队穿衣问题，王震司令员吸取我军在抗日战争中边区最困难时的经验，自力更生抓棉花生产。他与当时来我国工作的苏联植棉专家迪托夫教授和陶峙岳将军签订《石河子棉花丰产协议》，要款给款，要人给人，还创办了部队第一所高等学府八一农学院，并在迪托夫教授的帮助下，大办植棉人员短训班，采取了一系列科学措施。1951年，棉花由土地板结不能出苗提高到亩产皮棉二三十斤。1953年在准噶尔南缘的玛纳斯河流域，解放军种的30000多亩棉花，平均亩产皮棉100多斤。《人民日报》为此发了头条新闻。这是新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丰收，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破除了这儿不能植棉的旧传统。

    邓小平对任友志的介绍很满意，向他点着头，并与他握手。然后回过头来对殷延福说：“那好，那好。这么说，你们的产量已经翻了好几番，也就可观了。”

    邓小平带着一种精神上的愉快与满足，走出棉田。他用手扒开浓密的棉枝，高高地抬腿跨过棉行，生怕踩坏棉株。

    回到浓阴如墨，遮天蔽日，凉丝丝的林带，邓小平对大家说：“生产建设兵团把沙漠建设得这样美，不容易啊，我想多待一会儿。”

    他以钦佩的目光，扫视殷连长和那依然伫立公路南边的军垦战士的队列。他面对林带，仰望蓝天，吸一吸似乎带有芬芳气味的新鲜空气，欣赏那在中南海也未曾领略过的蝉翼一般透明的云纱，银冠楚楚的冰峰，披一身翡翠的绿洲。

    这阵子，夕阳西斜。

    原来那一丛一丛涌起的绿云似的林梢上，不知什么时候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玫瑰色。6点钟了，该走了。

    邓小平穿上蓝色的中山装上衣，过了水渠上的洋灰板小桥，到了公路上又转过身来，依依不舍地与送行的殷延福等握手告别。

    邓小平对边关、对军垦战士、对撤销了的生产建设兵团这样关怀，殷延福眼角挂着激动的泪花，喉咙有点哽咽地说：“小平同志，我们工作做得很差……”

    邓小平很认真地打量这位大漠上的军垦战士，用浓郁的四川口音连声说：“很好，很好，了不得咧！”

    这当儿，三连全体同志和连队小学的学生们正在公路边列队欢送。队列齐刷刷的红领巾们，用脆嫩的童音呼喊：“邓爷爷好，邓爷爷好！”邓小平微笑着向他们频频招手，殷殷惜别。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强调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实有必要。组织形式与军垦农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

    （周叶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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