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夏天，突然传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日内瓦大学聘请他担任物理学讲座的教授。日内瓦大学校长以极其诚挚的态度向他提出了这一邀请，并强调指出他将作出特殊的努力以请到他这样一位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前来他们大学任教。校长声称，待遇从优，还将为皮埃尔建立一个物理实验室，以满足我们的科研需要，而且还聘请我也到这个实验室来工作。这一建议当然值得好好考虑，于是，我们便去日内瓦大学参观了一下，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
要下决心前往日内瓦大学对于我们来说是关系重大的一件事。日内瓦大学向我们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待遇，而且环境幽静，如同田园生活一般静谧。皮埃尔很想去，但是考虑到镭研究正是关键时刻，所以他最后还是婉言谢绝了。他确实非常担心，环境一变，镭研究就会中断。
正在这时候，巴黎大学P.C.N.[14]课程的物理课的教席出缺，皮埃尔便提出申请，由于不想让皮埃尔离开巴黎的亨利·普安卡雷的鼎力相助，皮埃尔获得了这一教席。与此同时，我也受到塞弗尔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聘请，去该校讲授物理课。
因此，我们便留在了巴黎，收入也有了提高。但是，我们的研究工作却受到很大的影响。皮埃尔有两处教学任务，而P.C.N.的课是大课，学生很多，备课费时费力。而我也得拿出许多时间去准备我在塞弗尔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课，还得组织同学们做实验，因为我认为她们的操作能力很不够。
皮埃尔在巴黎大学的新职位并未给他带来相应的实验室，只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和一间供他讲课的大教室。这间大教室在巴黎大学的一幢附属建筑物内，位于居维埃街十二号。可是，皮埃尔绝对需要独自进行研究，而且，他担任了巴黎大学的新职，更坚定不移地挑选一些学生，指导他们进行研究，因为当时放射性研究大有进展，不得不这样做。于是，他开始奔走，以便争取到大一些的可供实验的场所。凡是作过这类申请的人都十分清楚其中的艰难，什么行政审批呀、财政困难呀，不一而足，为了达到目的，你不得不一次一次地写信，四处奔走，求爷爷告奶奶的，让人心烦气馁，而皮埃尔又是最讨厌干这种事的，所以他被弄得精疲力竭、垂头丧气。此外，他还不得不经常地在P.C.N.和我们一直占用的物理和化学学校的木棚实验室之间穿梭往来。
另外，我们的研究工作此刻必须用工业手段来处理原材料，否则就无法取得进展。由于有一些权宜之计和一些自愿相助者，这一问题总算解决了。
早在1899年，皮埃尔就成功地组织了第一次工业处理实验，用的是一种临时装置，是由化学品研究中心提供的，他在制作精密天平时与该中心有过联系。用工业方法提炼镭的实验德比埃纳在技术上做过细致的研究，所以正式实验时，效果很不错，当然，做这种化学实验必须培养一些专门人才，因为这种实验要求特别地小心、细致。
我们的研究工作起了带头作用，国外也开始了一些类似的实验。皮埃尔对此的态度是绝对的大公无私、慷慨大度的。他征得我的同意，决定不从我们的发现中获取任何的物质利益，所以我们没有申请任何专利，而且毫无保留地公布了我们研究的全部成果以及提炼镭的方法。另外，我们还向那些对此有兴趣的人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所有资料。这对于镭工业大有好处，这一工业因此而在法国、继而在国外飞速地发展起来，为科学家和医生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产品。这一工业直到今天仍几乎一成不变地在使用我们所运用的方法。[15]
尽管我们的工业处理原材料的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我们的能力有限，很难继续搞下去。一位名叫阿尔梅·德·里斯勒的法国企业家对这一实验很感兴趣，1904年时，他便想到兴建一座大的制镭工厂，向医生们提供这种产品，因为当时有不少的文章在介绍镭在生物和治疗上的效用，医生们对此很感兴趣。他的这一想法在当时可谓十分大胆。由于雇用了一些已经在我们这儿接受过培训的人——特别是奥德潘和达纳——能够承担这种精细的工作，所以他的这一计划得以成功地实行。因此，镭便正式在市场上销售，但价格确实昂贵，因为其制作过程特别复杂，而且原材料的价格也立即被抬高的缘故。[16]我想在此深切感谢阿尔梅·德·里斯勒主动地向我们提供了他的帮助，大公无私地把他的工厂的一小块地方划归我们使用，还资助了一部分经费让我们在那儿进行研究。另外一些资金是我们自筹的或来自一些补助，最大的一笔是1902年由科学院给的，达两万法郎。
这样，我们便把我们以前所拥有的铀沥青矿逐渐用来提炼一定数量的镭，以供我们研究之用。由原矿石中提炼含镭的钡盐的过程是在工厂里进行的，而我则负责在实验室里的精炼和部分结晶的工作。1902年，我成功地提炼出一克的纯氯化镭，因而可以获得镭元素的光谱。我第一次测出了镭元素的原子量，其数值大大高于钡的原子量。这样，镭在化学上成为一种新元素就被确认了，不再有人对此提出疑问。
我就此于1903年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后来，为实验室提炼的镭的数量增加了。1907年，我便可以对镭的原子量作第二次测定，这一次更加的精确，测出的结果为225.35，现在所采用的镭原子量为226。我还与德比埃纳一起提炼出纯金属镭。我总共提炼的镭有一克多一点，在皮埃尔的赞同下，全部放在实验室里使用。
纯净镭的放射能力高于我们原先的估计。在同样重量下，纯净镭的放射能力要比铀的放射能力大一百万倍。以此类推，铀沥青矿石中所含的镭和铀的比例大约是三分克与一吨之比。这两种物质之间关系非常紧密，总是在矿石中同时出现。今天，我们得知矿石中的镭是铀衰变而成的。
皮埃尔去P.C.N.任教后的那几年，对他来说是极其艰难的年月。他必须面对众多的操心事，忙得不可开交，而他又是个只有集中精力于一个固定目标才会觉得快乐的人。由于课程太多，体力消耗太大，所以常常浑身酸痛，不堪重负。
对他来说，迫切需要的是减轻教学任务，节省体力，以利身体健康。因此，当巴黎大学矿物学讲座教授位置出缺时，他便决心申请这一职位，他完全有资格胜任的，因为他在这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且还发表过关于晶体物理方面的重要文章。但是，他却未能获得委任。
在这一艰难时期，他竟然以超常的努力完成了、并发表了好几项研究，有的是他独自做的，有的是与人合作完成的。主要有：感应放射性研究（有些是与德比埃纳合作的，有些是与达纳合作的）；镭射线与X射线在电解质液体中引起的导电性研究；镭射气的衰减律及镭射气与其沉淀物的放射性常数的研究；镭释放热量的发现（与拉波德合作）；镭射气在空气中漫射的研究（与达纳合作）；温泉产生的气体的放射性研究（与拉波德合作）；镭射线的生理影响的研究（与亨利·贝克莱尔合作）；镭射气的生理效应的研究（与布萨尔和巴尔塔扎尔合作）；决定磁性常数的仪器简介（与什纳沃合作）。
上述对放射性的种种研究都是基础研究，所涵盖的面非常广泛，其中有好几项是研究镭射气的。这种气体是镭产生的一种奇特气体，镭所具有的强烈的放射性大部分都是由它产生的。皮埃尔经过深入研究揭示了这种镭射气能自行衰变，继而消失，而且其衰变过程有自己一定的规律，不受外界的任何影响。今天，镭射气一般都是用细小的玻璃瓶来收集，医生们常用它来治病。从技术角度来看，用它比用镭来直接治疗更加方便。但是，医生们凡是要使用镭射气时，必须查阅数学图表，了解镭射气每天的衰减数量。镭射气虽然密封于细小的玻璃瓶里，照样要衰减的。有一些泉水之所以能治病，名气大震，也是因为泉水中含有少量的镭射气。
在皮埃尔的研究中，尤以镭可以产生热量的发现最为惊人。在通常情况下，镭的表面没有什么变化，但每小时所产生的热量足可以溶化与它本身重量相等的冰块。如果把这热量保护好不向外面消散的话，那么镭本身就会发热，温度可以达到十摄氏度，比它周围空气的温度要高。这种现象与当时的科学实验数据是完全不同的。
最后，我不能不提及关于镭的生理效用的各种实验研究，因为它有明显的消肿作用。
为了验证吉塞尔刚刚发表的这项研究结果，皮埃尔主动伸出自己的胳膊，在镭的照射下放了几个小时。结果，皮肤受到伤害，像是灼伤一般，并且在向四周扩展，好几个月之后才复原。亨利·贝克莱尔在把一支装着镭盐的玻璃管放在西服背心口袋里时，也意外地被灼伤过。他跑来告诉我们镭对他的伤害时，又喜又怒地嚷叫道：“我真爱它，可又恨它。”
皮埃尔在了解了镭的生理效应如此之大后，便着手与医生们合作，共同用动物进行这种实验。这些实验研究就是镭疗方法的起步点。开始实验用的镭都是皮埃尔提供的，目标是治疗狼疮以及其他一些皮肤病。就这样，医学上的重要分支——镭疗法，通常称之为“居里疗法”——便在法国应运而生，后来经一些法国医生（如丹洛斯、威克汉姆、多光尼西、德格莱等）的研究，这一疗法有了更大的发展。[17]
与此同时，国外也在积极开展放射学研究，新的发现不断地涌现出来。好些科学家按照我们发明的新的化学分析法在积极地寻找其他放射性元素。因此，人们便很快地发现了医学上经常使用的由大规模工业制造的新钍，以及钍、镤、锕等放射性物质。现今，我们已经知道了三十多种放射性元素，其中有三种是射气。而镭在这三十多种放射性元素中仍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因为它的放射性很强，而它的衰减蜕变在几年中却十分缓慢。
在放射学这门新学科的发展过程中，1903年是特别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在法国，镭的研究刚刚结束，皮埃尔便惊奇地发现一种惊人的现象：这种新元素能够散发出热量，而其表面却没有任何的损伤。在英国，拉姆塞和索迪宣布了一个重大发现：他们观察到镭可以持续不断地产生氦气，这就说明原子肯定是可以变化的。如果我们把镭盐加热到其熔点后密存于完全真空的玻璃管里，然后再加热，使它放出少量的氦气，我们便可以利用光谱仪来确定氦气的存在。这个重要实验反复做了许多次，镭可以放出氦气的论断完全得到了证实。它向我们提供了原子可以变化的第一个例证。当然，我们无法控制这种变化，但原子不可改变的理论却被推翻了。
这些情况以及我们以前所知的情况，经吕特福和索迪的综合概括，提出了一种放射蜕变的理论，今天已为大家所接受。根据这一理论，任何放射性元素，哪怕是它表面上没有任何变化，但其内部都在自行蜕变，蜕变越快，放射性就越强。[18]
一个放射性原子的蜕变有两种方式：一是原子本身发射出一个速度飞快且带有正电的粒子，即α射线；二是原子本身发射出我们在现代物理学中已经非常熟悉的电子，即β射线。电子在速度不太快时，其质量仅仅是原子量的一千八百分之一，但当它的速度接近光速时，其质量将会大为增加。任何放射性原子，无论是以哪一种方式蜕变之后，剩下的原子就与原来的原子不再相同了。剩下的原子还会继续蜕变，一直蜕变到它不再具有任何放射性，成了一个稳定的原子为止。这种稳定的原子就是非放射性元素。
因此，α射线和β射线都是由原子分裂而来的。γ射线则不同于α射线和β射线，它是原子蜕变时所产生的一种辐射，与光相似。这些射线的穿透性能都很强，近年来一直被用作治疗的手段。[19]
因此，放射性元素有好几族，每一族中的放射性元素均由其前一个元素蜕变而来，而每一族中的原始的元素为铀和钍。我们尤其可以证实，镭是由铀产生的，而钋又是由镭产生的。既然每个放射性元素都是由其母体所产生的，又自行蜕变并产生其他的放射性元素，那么，这些元素与其母体并存时，其数量就不会超过一定的比例。正因为如此，在原始矿石中，镭与铀的数量就有着一种不变的比例。
放射性元素的自行蜕变是按照一个称为“指数定律”的规律进行的。根据这一定律，每一个放射性元素减少到它原来的重量的一半所需要的时间被称作“半衰期”，而每一个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则是不会变的。知道了半衰期，就可以确定出某个元素是何种元素，绝不会有差错。各个元素的半衰期都不尽相同，而测定的方法也各有不同。铀的半衰期为几十亿年，而镭的则约为一千六百年，其射气的周期不到四天，在由镭射气直接蜕变来的元素中，有的半衰期甚至都不到一秒钟。这种指数定律有着一种深远的哲学意义，它表明蜕变是按照概率规律产生的。决定蜕变的原因至今还是个谜团，我们尚不清楚是由于原子外的偶然情况造成的还是内部的不稳定性使然。总之，直到目前为止，不管用外在的什么干预都不会对这种变化产生有效的影响。
这种种飞速的发现推翻了我们所熟知的物理学和化学所遵循的各种科学观念。一开始，这些发现还受到质疑，但后来大部分科学家都热情地承认了它们的可信性。与此同时，皮埃尔此时的名声在法国和国外大增。早在1901年，法国科学院就授予他拉卡兹奖了。1902年，以前曾多次给予他极其宝贵的支持的马斯卡尔鼓励他申请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皮埃尔颇有难色，因为他认为遴选院士不应让其本人四处活动，拜望在巴黎的院士们。但是，在马斯卡尔的一再友好相劝之下，尤其是科学院的物理所早就声明全体同人一致推荐他成为院士，所以他也就提出了自己的申请。但他却未能成功，直到1905年，他才最后被接纳为院士，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不幸遇车祸身亡了。
1903年期间，皮埃尔和我应英国皇家学会的邀请，一同前往英伦作关于镭的报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很高兴在伦敦见到了开尔文爵士。开尔文爵士一向对皮埃尔怀有深情，当时他虽然年龄很大了，但始终对科学保持着极大的关注。这位著名的科学家经常得意扬扬地把皮埃尔送给他的装着镭盐的玻璃瓶拿出来让人看。我们还见到了其他的一些著名科学家：克鲁克斯、拉姆塞、德瓦等。皮埃尔还与德瓦合作，发表了一篇关于镭在低温条件下放出的热量以及镭盐产生的氮气的研究报告。
几个月后，伦敦皇家学会授予皮埃尔和我戴维奖章。几乎与此同时，我们两人与贝克莱尔共同获得1903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鉴于我们的健康状况，我们未能参加12月份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直到1905年6月，我们才前往瑞典首都领取这一奖项，皮埃尔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我们在那儿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观赏了瑞典夏季的美丽风光。
获得诺贝尔奖对我们而言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这个新成立的诺贝尔基金会（1901年成立），享有崇高的威望。而就经济方面来说，即使是一半的奖金，其数额也是很大的。这之后，皮埃尔在物理和化学学校里的教学任务便由保尔·朗之万替代了。朗之万是皮埃尔的一个学生，是一位很有才气的物理学家。[20]皮埃尔还聘请了一位教辅人员，帮助他搞实验研究。
然而，这幸福的大事由于媒体的宣扬立即让我们不堪重负，因为我们既不习惯又无此心理准备。每天来访者不断，信件如雪片般飞来，又是约稿，又是邀请作报告，应接不暇，浪费了时间，又弄得人困马乏。皮埃尔又是一个和蔼的人，不喜欢一口回绝别人的请求，但是他很清楚，这样也不是个办法，不光他的身体吃不消，而且头脑的清醒、研究的思绪全都被搅和了。他在写给纪尧姆的一封信中说：“他们一个劲儿地要我写文章，要我作报告，如果一年一年就这么过去，即使那些请我写文章作报告的人也将惊讶地看到我竟然年华虚度，什么也没有干。”
在这同一时期，他在写给古伊的几封信里也发出了这种哀叹；古伊把这些信转交给了我，对此，我应向古伊表示诚挚的感谢：
如您所见，此刻幸运眷顾了我们，但是，这幸福的来临却也带来了无尽的烦恼。我们还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不得安宁的。有些天，我们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可我们都是曾经梦想着远离人群、在荒郊野外生活的呀。
1902年3月20日
亲爱的朋友，我早就想要给您写信了。请您原谅我这么拖拖拉拉的。可您要是知道我此刻过的是多么荒唐愚蠢的日子，您就不会责怪我了。您已经看到了，现在镭成了热门话题。这使我们一时间获得种种好运，声名鹊起，世界各国的记者和摄影师到处跟着我们：他们甚至把我女儿同保姆的谈话都当作新闻在炒作，连我们家的黑白花的猫也成为新闻明星了，此外，还有不少人请我们捐款。索要签名者、势利者、上等人，有时甚至还有一些科学家也都找上门来，弄得我们洛蒙街的家也不像个家了。而且，在实验室里也没法安心地工作。每天晚上还得回复大量的信。我真是不胜其烦，整天昏昏沉沉的。要是这么一番闹腾，让我获得大学的一个教席和一间实验室，那还算说得过去。可说实在的，教席之事尚在计划之中，而实验室一时半会儿也还是个没影儿的事。我倒是宁愿先有实验室，但里亚德院长却认为应趁这个热乎劲儿先建立一门新课程，而且先别明确大纲，与法兰西学院的有一门课相似。这样一来，我年年都得编教材，那就给我添了很多的麻烦。
1904年1月22日
我不得不放弃瑞典之行。您都看到了，我们已完全违反了瑞典科学院的规定。说实在的，我的身体实在太差了，稍稍多累一点都受不了。我妻子的健康状况同我一样。我想都不敢想过去的那些繁忙的研究工作时日了。
说到研究工作，我现在什么也没做。每天讲课，指导学生，安装仪器设备，应付找上门来却又没什么要紧事的人，弄得我虚度日月，没干成一点有用的事情。
1905年1月31日
我亲爱的朋友：
我们非常遗憾您今年没能前来我们家，但愿10月份能见到您。一个人如果不时常见一见，最后就失去了自己最要好的、最亲密的朋友了，只好去见其他一些不相干的人，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容易见到。
我们仍旧是忙忙碌碌，但没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我已经一年多没有搞研究了，可我也没有一刻半会儿是属于我自己的。很明显，我尚未找到防止我们的时间给弄得支离破碎的办法，可我们必须找到它。从理性上来看，这可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1905年7月24日
我要讲授的课程明天正式开始，可实验室尚未充分准备好，所以心里挺不痛快的。上课的地方在巴黎大学院内，可实验室却在居维埃街。另外，还有几门其他课程也在同一教室上，只有一个上午的课，我可以利用这间教室好好地备备课。
虽然尚未卧床不起，但健康状况却不很好，老觉得浑身无力，连实验研究也搞不了。我妻子则不一样，她倒是活蹦乱跳的。除了照顾两个女儿之外，她还得跑到塞弗尔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去教课，另外，还要到实验室做实验，真够她忙的。她每天有大半天的时间在实验室里指导实验和自己做实验，比我强得多。
1905年11月7日
总的看来，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外界干扰，但我们的生活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仍同以往一样的简简单单，离群索居。将近1904年年末，我们家又添人进口了，二女儿艾娃·德尼斯在我们的克勒尔曼大街的寓所里诞生了。皮埃尔的父亲一直同我们住在一起。来往的朋友也不多。
大女儿在长大，开始成为她父亲的一个小伙伴。皮埃尔也很关心对她的培养教育，而且一有空闲总要带着她去散步，特别是在假日里。他常常跟她正儿八经地交谈，回答她提出的所有问题，很高兴她的小脑袋瓜越来越开窍。
随着皮埃尔在国外的声望越来越高，在法国，对他的崇敬虽然姗姗来迟，但总算是来到了。四十五岁时，他名列法国科学家的前茅，然而，在教学岗位上，他的地位仍然很低。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引起公众的哗然。趁着舆论的这股力量，巴黎科学院院长里亚德提出在巴黎大学创建一个新的教席。在1904至1905学年里，皮埃尔被授予巴黎大学理学院的正教授头衔。一年后，他正式离开了物理和化学学校，由保尔·朗之万接替了他的位置。
巴黎大学新设的教席开始时困难不小。开始的计划是只设讲座而无实验室。皮埃尔认为接受了这个新职位却有可能失去现在他所使用的聊胜于无的实验室，而又不可能有新的实验室给他，这是他所无法接受的。于是，他便给上级写信，决定不接受新职，仍留在P.C.N.。由于他的态度坚决，他获得了成功。除创立了一个新教席而外，还给他划拨了经费，以创建实验室和聘请人员。实验室的编制是一名主任、一名助教和一名实验室杂役。实验室主任由我担任，皮埃尔对这个安排也颇为满意。
我们在物理和化学学校尽管条件艰难，但度过了幸福的实验研究的日日夜夜，现在一旦离开，一种恋恋不舍之情油然而生。我们的那间木棚实验室尤其让我们割舍不下。这座木棚又存在了几年，但日益破败不堪，我们有时还去看一看它。后来，为了修建物理和化学学校的新校舍，不得不把它给拆掉，不过我们还是留了几张它的照片。拆毁的那一天，忠实的佩蒂通知了我，唉！我独自一人跑去凭吊了它。黑板上，这个木棚的灵魂的那个人的笔迹仍留在上面，角角落落都留有他的印迹，物是人非，欲语泪先流。往事如烟，恍如南柯一梦，我真想看到那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真想再听到他那熟悉的声音。
尽管大学委员会通过了创办新讲座的决议，但是并没有考虑同时创建一个实验室，而实验室却是进一步研究放射性这门新科学所不可或缺的。皮埃尔仍旧留着P.C.N.的那个小实验室，并且还借用了学校里的一个独立的大教室，又在院子里搭建了两个房间的小屋和一个工作间。
一想到这是法国对皮埃尔的最后的照顾，不免让人感到欷歔。一个二十岁便崭露才华的法国一流科学家却连一个可供实验研究的好实验室都没有，听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当然，如果他能多活几年，他迟早会拥有自己满意的工作条件的，但是，他英年早逝，临终前仍然未能如愿，这难道不让人痛心疾首吗？一个为了伟大的事业而无私奉献的科学家，因为条件所限而不能实现自己的科学梦，岂不令他抱憾终生吗？国家的巨大财富——它的优秀的孩子的才华、毅力和勇气——就这么无可挽回地浪费掉了，让人回想起来好不痛心！
皮埃尔脑子里一直想着能拥有一座好实验室。1903年，当他声名大噪，他的领导们迫于压力，要求他接受荣誉骑士团勋章时，他坚持己见，婉言谢绝了，他像上次写信给物理和化学学校校长谢绝教育棕榈奖章一样，写信谢绝了荣誉骑士团勋章，其态度始终一成未变。我把他这封信中的一段话引述如下：
请代为向部长表示谢意，并请转告部长先生，我不需要任何的奖赏，只求能给我一个我所急需的实验室。
皮埃尔被聘做巴黎大学教授之后，需要准备开一门新课。讲课内容由他自己确定，范围很广，他有充分自由对教材进行选择。他利用这一良机回到了自己所喜爱的课题上来，把一部分教材内容选定为对称性定律、矢量和张量场研究，并把这些概念运用到晶体物理学中。他想着充实自己的讲课内容，使他的这门课能够成为晶体物理学的一个完整的课程，因为在法国这一课题尚少有人问津，所以更为有用。除此以外，他还讲授放射性，并阐述在这一新领域里的科学发现以及这些发现所带来的科学革命。
他备课十分繁忙，加之身体欠佳，可他仍旧继续在实验室里工作。实验室的组织管理在日益好转。由于地方扩大了点，他可以接收几个学生一起研究。他与拉波尔德合作，研究矿泉水以及泉水中释放的气体的放射性，并发表了研究报告，这也是他最后的一份研究报告。
此时，他的才华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我们非常钦佩他对物理学理论的见解之深邃和精辟，以及他演绎之中肯和对基本原理理解之透彻。在对大自然的种种现象进行观察时，他天生就具有超凡的能力，再加上他毕生在从事实验研究，导致他有着令人叹服的独到见解。他像艺术家似的对待他试制的精密仪器，乐此不疲，欣赏有加。我有时因此取笑他，说他半年不弄出个新仪器就心痒难耐。他生就好奇而又富有想象力，这使得他能够同时涉足不同的领域，改变研究课题时得心应手，其他人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要发表研究报告时，他极其诚实、严谨、一丝不苟。他的研究报告即使十分完美，他仍旧要以审视的目光改来改去，字斟句酌，如果看上去不清楚的地方，必须弄得无可挑剔才能罢手。下面是他在这一点上的说法：
在对未知现象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先作一些一般的假设，然后根据实验去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这种按部就班和稳妥可靠的办法当然是效果缓慢的。相反，我们也可以作出一些大胆的假设，先确定现象的机理。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设想某些实验，特别是可以有利于推论，使之通过一种图像变得不那么抽象。反之，通过实验结果来寻找一个复杂理论，那是很难想象的。精确的假设虽然有着一部分真理，但必然又存在着一部分错误。而这一部分真理即使存在的话，也只不过是一般性见解的一部分，有一天还得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它。
尽管他会毫不犹豫地提出一些假设，但没有证实无误之前他是绝不会提前发表的。他讨厌仓促地发表研究报告，喜欢找很少的几位研究人员先平心静气地讨论讨论再说。当放射性研究处于高潮时，他却想到要暂时放一放这一方面的研究，重新拾起他的中断了的晶体物理学的研究。另外，他还想要对一些不同的理论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皮埃尔讲课时精益求精，认真负责。他认为无论是对课程的一般标准的要求还是讲课的方法，都应该以与实验和大自然的接触作为基础。当学院教授委员会成立时，他想让同人们接受自己的观点，并发表声明：“科学教育应该是男中和女中的主修课程。”但是，他又说道，“这么一个动议不会获得通过的。”
皮埃尔生命中的这段大出成果的时期，可惜接近了尾声。正当他可以期盼今后的工作年月不再会像先前那么步履维艰时，他的辉煌的科学生涯却戛然而止。
1906年，皮埃尔因为过度劳累而身体不适，于是我们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前往什弗勒兹山谷去过复活节假期。这是美妙温馨的两天假期，太阳暖融融的，加之在亲人们的身边休憩，皮埃尔心情放松、舒畅，他领着两个女儿在草地上戏耍，与我谈论着当前与未来。
回到巴黎，他前去参加物理学会的一次会议和晚餐会。席间，他坐在亨利·普安卡雷身边，同他就教学方法谈了很久。当我们徒步回家时，他仍旧在继续大谈他理想中的文化，我对他的看法表示赞同，他显得很高兴。
第二天，1906年4月19日，他参加了巴黎大学理学院教授委员会会议，他同教授们诚恳地交谈了委员会应采取的方针。开完会出来，他正穿过多菲纳街，从新桥方向驶来一辆运货马车，把他撞倒在地，车轮从他头上碾过，脑骨碎裂，当场死亡。一个卓越的人就这么逝去了。人们寄存在他身上的科学希望随之破灭。在他的书房里，他从乡间采摘回来的水毛茛依然花开盎然，但主人却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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