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前，读到宋文豹先生所著的《建设新宜都的思考与实践》一书的清样。若非同道，读这种书会感到吃力。因为它并非文学，不具备消遣与娱乐的功能。但它却是一本有价值的书。

    宋文豹担任宜都市委书记好几年，该书收录的68篇文章，都是他建设和管理宜都的行政经验。从书的类别来看，这部书当属于政务书。

    因为写作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我曾涉猎明史。读了很多明代官员的个人著作。其中虽然有不少艺文类，但以个人官场经历为主的政务书更引起阅读的兴趣。相比于艺文著作，政务书的史料价值更加彰显其特殊意义。很多的政务书对我研究明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如明洪武至建文时期的张紞，写了一本《云南机务抄黄》，记录在其担任云南省左参政期间，中央朝廷对云南颁布的37篇制、敕、诏、诰。其中有一篇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圣旨很有意思，兹录如下：

    洪武十六年正月初三日，纪事奉御徐保奉御笔圣旨：军中要十分仔细，天象今年六月至十一月犯三次，主军有大战。防水中下毒有奸谋，若军下营处须自穿井吃水。若无粮时不要守城。会着大军不问蛮子在哪里，直要寻见拿了方守城。

    这道圣旨的意义在于：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以口语下达命令，从不咬文嚼字。他让我知道这位皇帝的行政特点。我因此戏言，第一个推广白话文的不应该是胡适，而是早他五百多年的朱元璋。

    再如明万历时期的官员陈全之撰写的《篷窗日录》。在其《世务》辑中有一段记述：

    漕运定规，每岁运粮400万石。内允运330万石。支70万石，分派浙江、江西、湖广、山东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南京、江南、江北、直隶十三把总管辖。浙江都司运船1999只。每船兵士10名，或11名、12名。每船装运正米300石，连加耗400余石。共装运70余万石。

    结合其它记载，我从此条记述中，便知道了从永乐时期到万历时期江南漕运的变化。

    由此可见，官员所写的政务书，于当世，对同道者可起到借鉴与启悟的作用；于后世，则起到了去伪存真、稽古钩陈的意义。

    二

    对于宜都，我路过几次，但并没有专程去过。尽管这样，我对宜都还是保有一份感情上的亲近。因为我历史小说中的主人公、封建时代大改革家、万历首辅张居正的祖籍就在宜都。张居正的祖父张镇只身来到江陵谋生，这才离开宜都。在张居正的文集中，还留有一封他写给宜都县令的信。他感谢这位县令替他祭扫祖坟。因此，当友人送来今日宜都的“县令”宋文豹的这部专著时，我便饶有兴趣地看了下来。通览全书五个部分的68篇文章，便可知道宋文豹主政宜都的经验与探索。如《宜都市实施“沿江突破”五年发展规划》《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县域经济发展质量》《建设新农村要把握五个关键问题》《积极促进农民就地转移就业》等篇章，都闪烁着一个地方官的行政智慧和治理经验，以及开创新局面的魄力和信心。

    常言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许多地方官员的执政理想，也是老百姓对一县之长的期待。书中《一个深受农民欢迎的好举措》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一段：

    在全市农村实施“庭院净化”工程……凡是农户对房前屋后的排水沟，自家稻场，村组道路到户接线路进行硬化并修建垃圾池的，市政府就免费补助一定数量水泥。完成两个项目的农户，补助五包水泥，完成三个项目以上的农户，补助十包水泥。

    读到这里，便知道宜都市政府为农民办实事不是停诸口头，而是付诸行动。历朝历代，农民都是“弱势群体”，为他们办事，就不要空空洞洞，而是从具体的小事做起。中央可以制定政策优待农民，地方官员的责任是要措施到位，保证农民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又如，在《到位才有为》这篇文章中，宋文豹有如下表述：

    地方党委书记作为地方的“最高长官”承担的社会政治责任繁重，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日常工作事必躬亲，客观上不现实。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到管有侧重。

    地方的党委书记同时兼任人大主任，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旨在凸现执政党在立法执法中的领导作用。这种动机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但具体执行起来，领导人往往感到分身无术，甚至顾此失彼。宋文豹先生从实践中摸索出“兼任”的智慧，提出“只有措施到位，方可大有作为”的观点。应该说，对地方领导人的正确施政，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像以上的例子，在本书中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总之，读完全书后，我的感觉这是宋文豹在宜都执政的总结，可称为他的“宜都政务书”。

    官员写书，古已有之，至明清犹盛。当今之世，也有不少官员效仿古人，政务之暇，以著书为乐。若以书沽名，则不可提倡；若以书阐政，则是一件既可切磋于同道，又可传馨于后世的善举，功莫大焉！

    基于此，我乐以为序。

    2008年3月16日 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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