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因《人民日报》举办的新游记征文大赛在浙江天台山颁奖，我与长春兄都是获奖者，因此结识。此前十多年，他曾在天台山属地当过县长，所以，我特别羡慕他管领过天台山的风月。
颁奖当晚，长春兄的后任者，当时的县长周学锋先生设宴招待大家。因写作《张居正》，怕成了闷昏鸡，我已戒酒多年。但在那次晚宴上，我架不住长春兄及学锋先生的热情解劝，始而微抿，继而小酌，最后豪饮。宫灯之下，把盏飞觞，竟不知窗外的天台山，天台山中的月夜，已是星斗阑干，梵钟沉寂了。
兹后，同在《人民日报》发表游记，同在《美文》开历史随笔的专栏，同时担任《美文》的全国中学生征文大赛评委。一次次的际遇，让我们的友谊浓烈起来，醇厚起来。我曾笑对长春兄讲，如果我们一起回到盛唐，回到盛唐的长安街上，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恐怕就得改成《饮中十仙歌》了。
唐代的酒仙很多，几乎都是放荡不羁的文人。李白也好，张旭也好，贺知章也好，将皇帝赐赠的葡萄酒拿来洗脚的骆宾王也好，骑着一匹瘦驴儿穿行在萧萧冷雨中的李贺也好，虽社会地位不同，个人性情不同，但都是十足的酒仙，没有他们，便没有让后世的作家艺术家们所景仰的盛唐气象。
所谓盛唐气象，无论历史中的每一页，还是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沉浸在浓烈而醇厚的酒香里。我很多年前写过一首未完成的诗，名叫《我从长安来》，其中有这么几句：
浸在盛唐气象中的长安
一匹饮尽秋风的骏马
一柄斫尽寒光的长剑
八面来风，八面豪气
百里长街，千家酒肆
每天痛饮净尽的千缸万缸美酒
请问哪一缸里
不是金光四射，诗韵乱撞？
那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时代，作为艺术家，无论是感官意识还是视觉幻象，是集体的狂欢还是个体的独语，无不都是充满了“诗韵乱撞”的勃勃生机。
酒是归乡小路。因为酒，我与长春兄从不同的地方出发，自明清而唐宋，自唐宋而魏晋，在烟花流水的三月，在寒雪欲下的残腊，去叩开一座又一座前辈先贤的柴扉，从线装的狂放与惆怅中，寻找能够安顿心灵的地方。
所以说，历史随笔是我与长春兄的第二重缘分。
长春兄的生活境遇，也很像唐宋时代的文人。那时的诗人，艺术家，十之八九，都寄身官场，既有令狐陶，张九龄，晏殊，王安石，范仲淹这样的宰相，也有杜甫，李商隐、杜荀鹤、石曼卿、陆游这样的小官。以至让我得出这样的印象：古代官场是文人的大本营。不像当今之世，官人与诗人，官场与文坛，是绝对的两回事。而且，今日之官场，对文人大有排斥之意。有意为文者，在官场必不通达。我从未与长春兄探讨过当今之世的为官之道，他也似乎忌讳这个话题。因此，我与他仍是以文会友，我仍只能从他的文章中，窥探他心灵的秘密。他说：
艺术，从不屈服于任何东西。
——《八大山人》
欲问高僧，身与书画此去何往？世外的世，山外的山，楼外的楼，天外的天？没有听到回答。我只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哑巴。
——《八大山人》
放浪形骸者，不知检点者，张狂个性者，总让人担着一种风险，当然也难以大用，为官者无不深谙此道，所以也就学会了收敛与伪装。
——《“另类”贺知章》
青山白云，未必为幽闭；紫陌红尘，未必为喧扰。
——《“学禅定以求心安”的张瑞图》
一部中国文化史，就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所谓历史也就是帝王、才子、佳人加英烈的历史。
——《矮子觧缙》
凡留存下来的东西，总在离开……河流带走了一切，逝者如斯夫——想挽留也无法挽留。
——《白沙先生》
短短的几则，应该说已让我们探测到这位官身文人的性情与思考。面对现实，长春兄是清醒的；面对历史，他又是惆怅的。他认为艺术是基督教中的耶稣，是佛教中的释迦牟尼，它永远处在心灵的最高位置，须臾也不向世俗妥协。
长春兄的性情，似乎亲近于文而稍隔于官，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既此身在官，还是稍隔一点好。惟其稍隔（不可隔得太远，太远则生疏）才可清醒，才不至于耽于其中而“迷不知终其所止”。公务之余，舍弃应酬，远离牌局。清茶一杯，便可为文；微醺之后，更可走笔，何乐而不为？乐莫大焉！
长春兄的书法，秀丽如剡溪两岸的山水，然而不是秀丽无骨，而是在飘逸中见法度。我想无论是在官员中还是在文人中，长春兄的书法都可允为上流。他正是因这墨趣，才那么专注地从历史上找到那么多的书家，进行一次次的“萧条异代不同时”的对话，化为一篇篇色彩斑斓的历史随笔，然后又汇聚成这一册《纸面上的人物》。
如果说诗歌是生命的旋律，那么书法则是心灵的舞蹈。因此，诗与书，应是中国古代文人修心养性的手段。于诗中参禅，于书中悟道。如果长春兄不是一个追求心灵自由的人，他又怎么可能让历史中那些酣畅淋漓的墨气，来熏染他的人生呢？
长春兄是典型的南人北相，宽大于外而秀质于内，威严于脸而锦绣在胸。据我判断，以他这等精神气象，我与他的三重缘，还可以长久地持续下去。
2005年8月8日记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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